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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 交通产业法学 研究方法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083-01
一、 前言
交通产业法的研究方法问题在整个交通产业法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法学发展的助推器，甚至是法学流派分野的重要标志之一。交通产业法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很大程度在于研究方法的构建和突破。分析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性质，从上位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借鉴的角度，寻求符合我国交通产业发展特色的研究方法，丰富交通产业法学理论。
二、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问题的提出
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落后制约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亦说“ 法学之成为科学就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交通产业法学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兴起和繁荣，反映了我国现代交通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缜密完善的理论无疑是交通产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皮尔逊所言: “ 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经济法学中以往的成就、突破、纷争和遗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觅求原因。交通产业法学未来的发展，关键也在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内容会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交通产业法学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应重视、加强自身方法论的构建。
三、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学理分析
交通产业法学的深层理解关键在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剖析。正如研究方法论的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所言“法理学中最为主要者，厥为法学方法论及法目的学二者”。法学研究方法，作为前人学者研究的一种智力成果和文化积淀，具有的强大的影响力，它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后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要在硕儒皇皇巨著中得到启迪，同时勾勒出属于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空殊非易事。选择以法学研究方法为交通产业法学的切入视角，是开启交通产业法学知识大厦的“钥匙”。
（一）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关系
交通产业法是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已成定论，其研究方法自然属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之一。更深一步辨析，交通产业法研究方法与经济法研究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系统论意义上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要素”和“系统”的关系。
（二）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分析
交通产业法自身性质决定了其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交通产业法是在经济法蓬勃发展中开出的一朵奇葩，体现着交通产业演进趋势中出现的新特点，我们应该以变革的眼光看待交通产业法的发展。
1、交通产业法研究方法具有政策性
交通产业法是研究调整提供位移服务的社会关系的产业法，是国民经济结构稳固与安全的支柱。国家是其中的主体，国家在交通资源的配置，交通投资方向的决定，交通发展布局的规划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无不表明交通产业法的国家政策导向性。
2、交通产业法研究方法具有技术性
交通产业法与其他法学相比，更具技术性。交通本身的作用是为克服人、货物在距离上的困难，人们能够克服空间位移的能力，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越发达，交通产业就越发达，交通产业越发达，就有求于更完备的法学理论，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应运而生。
四、交通产业法学的研究方法的法学构想
交通产业法是一门具有实证精神的法，应具有不同视角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坚持经济法的一般研究方法上，用经济学、社会学和工程学的研究方法描绘交通产业法研究方法的蓝图是切实可行的。
（一）经济法一般分析方法的本土化
交通产业法学首当其冲应该适用经济法的一般分析方法。经济法的一般分析方法多为国外先进理论的引进，这是法律全球化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的交通产业法研究方法不宜靠移植得以创立，应从我国本土资源中演化而来，注重对国情的研究。
（二）借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交通产业法的“产业”源自经济学，应借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交通产业法的立法理念多在于经济学，直接吸收经济学的概念、论断不胜枚举，如前所述交通产业法自身的学科特色也需要和经济学的交叉、融合，形成此中有彼，比中有此的局面，注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经济学的大量分析方法直接适用于交通产业的研究方法，可以开辟交通产业研究方法的新领域。
五、 结语
交通产业法学的研究方法是认识交通产业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在方兴未艾的经济法学界占有重要一席。了解已有的交通产业法学研究方法，寻智者之步伐，开己之半亩方塘，是每个交通产业法学者的光荣使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交通产业法的研究方法能得到突破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3]林立. 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杨紫煊.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那么，智慧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认为，狭义的智慧经济，是与知识经济相对等的；但广义的智慧经济，则是包含知识经济而与传统经济相对应的。知识经济的产业载体是咨询业，智慧经济的产业载体是策划业。咨询策划业构成了新的经济产业的重要实体。
可以说，智慧经济的本质是通过策划创造经济价值。智慧经济是以策划成果为价值表现的经济增长过程。研究智慧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策划学。而目前的策划学研究还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初级阶段，还只是处于通过简单的案例分析进行经验性的总结的初级阶段，缺少系统科学的研究。这与策划实践的现实需求相差甚远，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因此，策划学应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在策划哲学、策划科学、策划方法论、策划技术、策划工程等不同层面上进行深化细致研究。策划哲学在一般意义上解决什么是策划、策划的本质问题。策划科学则从策划的过程性上研究策划的一般规律。策划方法论则从结构上建立起针对不同策划对象的有效策划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策划技术则以策划哲学、策划科学、策划方法论为指导，针对不同行业的策划特点，建立起针对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强的策划技术。策划工程是策划实践层面的具体项目性工程。策划工程要求国家在产业规划层面上建立起策划产业的工程项目制度，国家和部门的发展规划可以作为一个策划工程，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可以作为一个策划工程，一个影视节目可以是一个策划工程。从政治策划、经济策划、文化策划到社会发展策划，从产品策划、广告策划、形象策划到工程策划，都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策划工程得以实现。总之，通过策划工程的产业化规范，建立起策划行业的经济规范，是繁荣发展智慧经济的重要路径，也是必由之路。
研究发现，发展智慧经济，至少需要以下几种能力：发现力、策划力、执行力。发现力是发现问题的能力，策划力是构筑方案的能力，执行力是实现目标的能力。发现力是一种问题策划能力，就是通过研究历史和现状，发现问题的策划能力；策划力是一种表达策划能力，任何想法、创意，只有通过策划文本表达出来，包括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和数字化表达，让他人得以共享，才成其为真正的策划；执行力是一种有效策划能力，不能产生实际效应的策划、没有可执行性的策划不是真正的策划，而只能算是不成熟的方案，真正的策划必须是可执行性的。可见，发展智慧经济需要一种包括发现力、策划力和执行力的广义策划能力。
总之，智慧经济的基础是策划，通过市场调研与分析，确定策划目标，然后围绕目标进行创造性的策划，形成策划文本，并进行动态执行，构成智慧经济的基本生产过程。可以说，策划是智慧经济的基础，策划是智慧经济的核心，策划也是智慧经济的引擎。
关键词：产城融合；系统论；“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城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24903
1引言
“产城分离”规划倾向下，产业和城市功能分离，割裂了要素之间的联系，在小范围低程度上实现了要素资源的配置，但在更大范围上造成产业和城镇要素联系上成本的增加，实际上使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变得更加困难。
在倡导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城融合成为产业和城镇发展的主导性规划思想。究其根本，市场的开放性特征使不关注要素有机联系和资源高效配置的产业失去竞争力，而失去产业支撑的城市只能日趋衰落，典型案例如美国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
产城融合概念的提出，说明产业和城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结构）开始得到重视。将产城融合概念置于系统分析框架内，一方面有利于对产城融合概念的理解、内涵的把握和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通过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和更成熟的理论体系，将产城融合理论作进一步发展。
2“产城融合”与“系统论”
系统方法论与产城融合概念是理论范式和应用概念的关系。系统方法论已经相当成熟且成体系，而产城融合的概念还处于理念发展和应用探索阶段，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总结层次。
2.1“产城融合”概念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1]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口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2]
产城融合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功能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向回归。笔者认为，产城融合的基本动力有两个：第一，产城融合是在市场导向下寻求资源要素最优配置、实现最大经济效益的驱动；第二，产城融合是在人本主义导向下对人、环境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合理组合，以实现最大社会效益的驱动。进一步讲，“产城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到空间上的一种表征，是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寻求新的空间生产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进入第三重循环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人的素质的必然要求。[3]”
产城融合包含功能融合和结构匹配两大项内容，核心是通过促进居住和就业的融合，实现居住人群和就业人群结构的匹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相互匹配，从而达到真正的产城融合发展。
2.2系统方法论
“一般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 Bertalanffy提出，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被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4]”。系统论的核心概念有四个：“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其关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个层面的关系。
系统论视角下，所有的系统都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基本特征”。
3“产城融合”的系统方法解释
3.1要素层面
产城融合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其构成要素包括人、城镇、产业、环境等实体要素，也包括政策、观念、社会环境等非实体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内容和功能上会有部分重合，例如环境要素既包括资源禀赋等实体性要素类型，也包含人文社会环境等非实体性要素类型（图1）。
当前产城融合及其案例研究中，对人口、城镇、产业、资源等实体性要素强调很多，对政策、观念、制度等非实体性要素强调过少。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最终造成城镇化的高速度低质量。
3.2结构层面
结构是系统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的综合[5]。产城融合结构是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作用于城镇化和产业化相互影响及融合过程时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图2）。
2014年2月绿色科技第2期
3.3功能层面
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6]。对于产城融合系统来说，主要是指系统的效用和目标（图3）。
产城融合系统的功能效用是通过系统内要素互动最终实现人口要素的融合、制度要素的融合、空间要素的融合、产业要素的融合以及思想要素的融合，功能效用层各项的融合就是最终的产城融合。
3.4系统层面
产城融合系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要素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功能效应子系统。产城融合系统的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通过互动构成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融合子系统的运行；在融合子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融合子系统、融合子系统和环境之间都会产生互动关系，并推动城镇化、产业化以及产城融合水平的提升；融合子系统运作的结果就是功能效用子系统的结果――人口、制度、空间、产业和思想的融合――产城融合（图4）。
4.1“产城融合”的内涵再界定
一般意义上，产城融合是产业、城市、人口良性发展的一种模式，相比较而言，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更具体，内涵更丰富：产城融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这一系统是实体要素在非实体要素作用下，逐渐实现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结构之间、结构与系统之间各层次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目标是：系统内耗最小，产出最大，且呈现出吸聚效应并逐渐扩大的态势。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变化性特征，即产城融合是一个发展过程；第二，层次性特征，即系统要素存在多层次上的互动关系；第三，系统优化特征，即目标指向内耗最小，产出最大；第四，空间扩展特征，即系统产生内聚外扩的发展趋势。
4.2“产城融合”的外延拓展
系统视角下的“产城融合”具有变化性、层次性、系统优化和空间扩展4个特征。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产城融合永远处于向最理想状态前进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终点。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实现过程中，各要素之间会产生4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一是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政策作用于投资，观念作用于具体产业；二是要素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信息化作用于第一、二、三产业子系统；三是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第一产业的发展将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会推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四是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产城融合子系统会对具体区域的整体环境造成影响，如城镇化和产业化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状态，产城融合的发展会从结构上改变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系统从一个不均衡状态到一个均衡状态，再从均衡状态到不均衡状态，再到均衡状态……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种循环过程即是哲学意义上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质变后再经历量变，并再次实现质变的上升发展过程，即系统的优化过程。
系统论视角下，产城融合是区域融合度不断提升，且系统范围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系统分析视角下，产城融合更注重系统各层次的互动：产城融合是系统内要素和系统外要素、系统内子系统与系统外子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交流、要素交换、因子互动的过程，即产城融合的空间拓展（或者说开放性）特征。
5结语
产城融合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产城融合理论大多集中在城镇化和产业规划层面的具体案例研究，对基本理论和理念的探讨不多。
用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对产城融合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可以在“要素、结构、功能、系统”4个层面进行产城融合的具体分析。同时，系统方法分析视角下，笔者将产城融合看做一个无终点的“发展”过程，并试图将产城融合引到哲学探讨的层面。
认识事物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是哲学层面，第二是一般理论层面，第三是具体理论层面。通过“事物变化发展”等哲学理论、系统论等一般理论、城镇化和产业规划等具体学科理论三个层次对产城融合进行体系化认知和研究，对指导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认识和解决产城融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美]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秋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2]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3] 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 李喜先.科学系统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城乡统筹 整体与部分 方法论
一、我国城乡统筹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城乡统筹的现状
我国经济快速发张的过程中，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发展不协调。表现为，在农村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以及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存在扩大的趋势。因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城乡统筹存在的问题
1.城乡失衡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人的平等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自从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以户籍制度以来，中国一直通过户籍来对城乡居民采取不同就业、保障、医疗、住宅制度。人员、技术、资金等经济要素主要是在城市中流动，到农村中投资的资金和资源很少，城乡失衡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99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1年达到2.99∶1。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1992年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2000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最大，而且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其别是沿海发达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已接近或突破万元。
表1 1992～2011年城乡收入水平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1 1992～2011居民城乡收入水平对比
2.区域城乡发展非均衡性严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难度大。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至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湖北、山东、海南三省首次超过50%；继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镇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过80%。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与省之间及省内地区之间差距很大，区域城乡发展非均衡性严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难度大。
表2 2002～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网
3.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存在。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它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二元体制的存在，与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城乡统一市场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尤其对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农村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城乡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导致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均，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城乡二元体制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
4.乡村规划覆盖面比较小，规划的科学性和执行力不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大多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屡屡突破现存的发展规划，大量占用土地使得城区面积不断的外延，存在“摊大饼”和“空心城”现象。与之对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规划进展缓慢，相当数量的县市，尤其是乡镇及村级规划工作仍未完成，即使完成了规划但是科学性和执行力都不强。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一些地区存在明显的村落空心化，大量旧房及宅基地闲置，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及公共建设规划也难以有效实施。
5.目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少，资金投入不足。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采取了先东部后中西部，先城市后农村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城市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型，但是广大农村地区电力、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等则十分落后，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有些地方城乡人均基本建设投入差超过3倍，加上农村资金管理混乱，使本来就很有限的涉农资金使用非常分散，造成项目资金管理困难，投入效益不高，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慢。尽管我国进行了村村通公路等一些基础建设投资，但其发展仍旧不能满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中央政策对“三农”的倾斜，目前国家对乡村的投入力度加大，但实际用到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资金却依旧很少。
6.城乡社会保障方面发展不协调。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可用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持续下滑。农村大部分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非常严重，以家庭为单位农民投入收入减少，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也日趋降低。虽然目前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同时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农村的优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等社会保障覆盖率与投入金额与城市存在着巨大差距，城乡社会保障方面发展不协调。
二、用马克思方法论看待城乡分离与对立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与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是人类社会分工导致的，城乡差别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城市产生和城乡分离而产生的历史现象。
唯物史观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更替，代表着社会文明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城乡分离乃至利益对抗，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城乡关系的这种分离和对抗正是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前进方向。首先，城市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分离，根源于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生产力“有所发展”，是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农业劳动者所必需的产品，从而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生产力发展不足”，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绝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冲突乃至对抗。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中地，是生产与贸易的结合地，是工业人口的聚集地。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恰恰适应并推动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城乡之间的分离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体现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超越。城市起源并伴生于近代的整个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发展史也就是城市迅速扩张的历史，是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乡村的历史，同时也是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虽然伴随着农民利益被牺牲的苦难历程，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具有合理性。分工使生产力进步，私有制产生，从而有了“代表城市”的利益与“代表乡村”的利益的分裂，这致使城乡走向分裂与对立；近现代城市分工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使城市战胜了农村；当代分工的逐渐均衡即分工向农业部门发展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从而又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最终随着分工的消除，城乡对立消失，城乡走向融合，因此城乡观对城乡统筹有着重大的理论启发意义。
三、方法论：解决我国城乡统筹的途径
（一）推进我国城乡统筹需要坚持方法论
要运用马克思哲学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推进我国城乡统筹，摒除我国城乡分离与对立。整体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部分；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具有全新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二者不可分割，整体有部分组成，部分是整体的部分；二者相互影响，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反之，部分也制约着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整体和部分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要推进城乡统筹，必须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总体，实现不断向整体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要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同时要借鉴马克思关于同一——对立——融合的历史辩证法，摒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当分工逐渐均衡即分工向农业部门发展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从而又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时，分工最终会消除，城乡对立会消失，城乡走向融合。
（二）方法论解决城乡统筹问题
1.注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发展城乡统筹从全局出发。在解决城乡统筹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经济因素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在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中，片面强调GDP忽视整体性协调发展的理念会导致城市更加发达，农村更加落后，最终只会离城乡统筹越来越远。必须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都放入社会整体发展的视野中，让其他各个部分的才有所发展，才不会导致任何部分的片面发展；必须将中国视为一个总体，只有通过推动东中西部的城乡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其整体推进。城乡统筹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之一就是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要从整体性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必须大幅提高城镇化率，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思想意识上实现这一角色的转变，才能使人们消除对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身份划分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和谐发展。
2.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扩散功能。要意识学会从同一——对立——融合的辩证方法实现城乡统筹，看待实现城乡融合，绝不是要毁灭城市、中断城市文明以至强制拉平城乡区别、达到城乡之间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的更高级的综合。因为城乡对立的消除，同肯定城市的历史作用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不矛盾。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商业、航运和贸易的中心，是生产基本条件包括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空间集结体，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经济的统治地位，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体两面。城市文明相对于乡村生产关系而言，是一种社会进步，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而消灭城乡对立意味着要摆脱和改变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农村愚昧和孤立分散状态。因此，走向城市化是城乡关系变革的路径选择，城市在这里应该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它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摆脱乡村的愚昧落后状态、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和反哺作用。
3.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实行城乡产业一体化，才能使城乡差别逐步消灭，实现城乡融合。要实现农业逐步工业化、产业一体化就要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的发展主导产业，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主导产业具有发展潜力和需求高、技术进步快、产业关联强等特点，它的发展能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需求上涨。政府在这过程中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明确主导产业，带动城乡统筹发展；二是打造产业集群，建立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定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交通工具会随着由此而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起来。
参考文献
[1]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J].哲学研究，2007（10）.
[2]罗敏，祝小宁.马克思城乡统筹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3]谢建芬，庞明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调研世界，2010（6）.
[4]石慧颖，覃雯静.总体性方法论视域中的重庆城乡统筹[J].延边党校学报，2010（8）.
[5]岑乾明，宋卫琴.分工理论：理解城乡观的钥匙[J].求索，2010（9）.
[6]潘岳生，唐智彬试论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基于城乡观的思考[J].职教论坛，2010（10）.
[7]王卫星.我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进展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当然，人们愿意为更好的服务付钱。做好视频业务的体验，是未来运营商差异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在以语音业务为主的时代，通过大量的实践与摸索，运营商逐渐构建了以语音质量（MOS标准）为核心目标，辅助以各种网络关键性能指标的综合规划体系。当移动网络进入数据时代时，已有的评价体系已经不适用。
“如何定义数据时代的网络体验？如何去构建并在具体的网络中实践这种以体验为规划目标的方法论？是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华为无线Marketing副总裁王宇峰在接受《通信产业报》（网）采访时表示。
为此，华为《以视频为中心的MBB网络规划方法论》白皮书。王宇峰告诉记者，白皮书介绍了视频体验评估vMOS标准，同时创新性的引入人因工程研究方法，给出了移动网络下的视频MOS基线。
更为重要的是，应对视频业务能力规划面临的挑战，白皮书提出了Video Coverage――以视频体验为核心的移动网络规划和建设方法论，助力运营商建立高清视频无处不在的移动网络。
视频成基础电信业务
面对OTT对语音业务的蚕食，运营商迫切需要一种“杀手级”的业务进行快速填充，享受数据流量的红利。在此背景下，视频成为他们的主攻方向。
一方面，用户对视频体验的需要日益提升，运营商拥有无法比拟的带宽和网络优势，相对OTT来说，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视频体验。
另一方面，OTT在视频体验和收费模式上的先天缺陷，导致其当前发展遭遇瓶颈，而运营商的优势恰恰在于成熟的前向收费模式和用户，通过整合OTT的内容优势，同时在本地化内容及移动端的发力，运营商将重构内容价值链。
目前，全球主流运营商已经抢先布局视频业务。今年7月，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了AT&T收购电视服务运营商DirecTV的申请。豪掷485亿美元巨资的收购，使得AT&T超过Comcast，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空间，弥补无线业务的后继乏力。
AT&T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兰达尔・史蒂芬森认为这一收购使得他们能够满足消费者未来的娱乐偏好。“无论他们是想要通过移动设备观看优秀节目以及他们喜欢的内容等传统的电视服务，还是通过互联网观看任何视频内容，我们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无独有偶，去年AT&T宣布收购DiercTV不久之后，Verizon便与梦工厂及旗下的Awesomeness TV开展合作，推出视频服务，同时，Verizon在今年5月并购AOL，打造全球数字媒体平台及生态，意在移动视频业务。
在欧洲和韩国市场，同样如此。沃达丰集团重金投入进行视频领域并购，先后将德国最大电视公司KDG及西班牙ONO收入囊中，瞄准全业务能力及视频内容的获取；西班牙电信集团则高调宣布将转型成为一家媒体公司；LG U+采用主要套餐包加自营视频内容捆绑，实现了视频业务快速上市和盈利。
vMOS定义评价标准
不同于社交网络、游戏等数据业务，视频业务由于体验严苛、流量高突发等特点，将对现有的移动网络提出更大的挑战。
王宇峰告诉记者，观看一个清晰度为720p以上的高清视频，初始缓冲时间不超过2秒，并且整个播放过程没有卡顿，成为移动视频用户对网络的基本需求。这就需要用户带宽是随时随地2.5Mbps，端到端网络时延低于80ms。
此外，由于视频业务具有流量高突发的特点，如果移动网络设备性能不足，则容易造成丢包，导致吞吐量下降，就会出现视频画面卡顿，用户体验变差。
“因此，随着超高清视频甚至虚拟现实的出现，视频将对移动网络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宇峰表示。
为此，在白皮书中，华为首先定义了视频的评估标准，其次阐述了在这一标准之下移动网络应该具备的特征。
王宇峰向记者表示：“华为认为应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建立统一的视频评估标准，来评价不同网络、不同屏幕、不同场景应用下的视频体验的好坏。”
首先，视频体验是可定义的，华为使用视频vMOS分值来描述视频业务体验的好坏。
其次视频体验是可衡量的，华为研究了对视频体验影响最关键的三个指标：视频分辨率、初始缓冲时延和卡顿，通过对三个指标的测量可以对用户体验做出评估。
最后视频体验也是可管理的，基于栅格级可视化，华为对网络的视频能力进行规划和优化，使网络规划匹配商业目标。
为了让最终用户更为直观地了解视频质量，华为还开发了一款用户端的测量APP。王宇峰告诉记者，当用户测出的MOS值大于4.0时，便是较为理想的视频体验。
由于移动网络需要重新规划，以承载高清视频，华为凭借多年的经验，推出Video Coverage方法论，提出移动网络规划和建设主要遵循的三个关键步骤。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文化资源；现象学；意向性；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国家战略，随着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生产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型”到“精神匮乏型”的转变，振兴文化产业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振兴，就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标准是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包括了新闻、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文艺演出、主题公园等诸多领域。以往针对以上这些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采取分类研究，新闻、影视、广告属于传播学，动漫、网络游戏属于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科学，文艺演出、主题公园属于策划学、营销学，等等，而且还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也纷纷浸入这些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通过相应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方法——学术研究称之为方法论——要实现文化资源从原始形态向媒介形态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一种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阐释和定位，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主动地解释并接受。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过程Ⅰ）——文本形态（过程Ⅱ）——媒介形态”的过程（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以往文化资源的自发性生产，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性和历史逻辑的连贯性，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解释，很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当前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的方法论。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文化产业正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范畴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建构出适合文化资源开发的方法论并开发出结合实际生产的应用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为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在自发的生产方法中，从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过渡到媒介形态这两个过程是分割、独立进行的。前者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后者属于传播研究者的工作，生产出能够被当下消费者接收并解释的媒介现象。自发的生产方法通常采用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主要利用归纳法保证获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够相互证明，比如当前很多文化产品生产之前都会进行市场调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绎法保证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产者都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消费者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产品定位。但是，实证研究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可能保证完全归纳，而且在将大多数上升为一般性的同时，容易忽略少数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设置先验起点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保证过程真理的同时，难以对先验假设进行有效性论证。同时，作为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传统分歧的当代继承，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彼此对立，很难统一起来。自觉的生产方法不仅要统合业已割裂的生产过程，还要力求避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与互斥，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该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胡塞尔的毕生心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并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关键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或曰不证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说明：人类认识需要有第一起点——康德称之为先验理性，并通过这种先验的能力认识世界并形成经验，最终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认识世界的方法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显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机。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验论或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②，不仅将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还将一切理想和规范都自然化了，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同样不可取，前者“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③，后者企图系统地考察关于世界的智慧并赋予它理论的形式，两者都过于依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为了解决近代欧洲的科学危机，胡塞尔创建了现象学这种独特的方法论，主要体现为现象学的还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个概念。
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符号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载体上附加了诸多人类文化的“交互主体性”意义。文化资源开发虽然需要从文本形态准确还原到原始形态，找到文化资源存在的历史本质，但是这种还原的关键不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本质的还原”④，而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狭义的“现象学的还原”⑤。换言之，“本质的还原”追求的是文化资源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现象学的还原”追求的是主体认识的内在性与纯粹性。前者认识的结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认识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由于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认识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富含创造性的媒介形态。只有创造性的认识才能为文化产品赋予具有创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创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产品才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还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文化资源实现了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追根溯源，在进行创造性的认识之后需要实现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并最终以能够被人类理解和市场接受的媒介形态展现给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使得重新认识的创造性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创造性的媒介形态。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文化资源最终呈现的媒介形态就是消费者的意向对象，后者必将根据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去直观把握前者，这种意向性必将产生离散性的、选择性的、创造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描述，或是一种在确定的广阔视域中的创造性描述。因为要想穷尽意向对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关联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最终需要被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的意义与消费者的意义形成一定的“交互主体性”。是否能够更好地建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互主体性”，是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也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要义。所谓交互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知关系；再关照意向性的概念，生产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以及消费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都属于意向性的过程；其中前者贯穿于“过程Ⅰ”，后者贯穿于“过程Ⅱ”。换句话说，调和生产者的意向性与消费者的意向性是建构交互主体性的主要工作。
1.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市场化的直观视域下，受到经济价值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的工作不同于历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传播研究者，但更倾向于后者。生产者不太关心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总是从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态出发，直接到达媒介形态。因此，很多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有相关的历史顾问参与，但仍招致很多基于“过程Ⅰ”不足的各种批评。媒介形态过分迁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极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态。不过，从生产者角度来看，生产者以追求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文化产品只要在消费者那里获得价值实现就是成功。当下很多经典题材的不断翻拍——以四大名著为典型代表，虽然有很多来自“过程Ⅰ”的批评，但是偏向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市场化生产依旧带来了更多的票房与更高的收视率。
我们再来考察消费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观视域下，受到兴趣价值因素的制约。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解释为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是每个个体或每个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观世界，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意向性不是纯粹直观的，而是基于兴趣的。这种兴趣只有通过人与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交换才能进行价值实现。生活世界里兴趣价值的意义交换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习惯、群体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意识形态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电影《赤壁》这种几乎完全颠覆文本原始形态的文化产品，虽然少数历史素养较高的观众难以接受，但是当下这种“娱乐至死”俨然成为媒介形态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与一般性为代表的生产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统一消费者意向，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实现。
文化产业竞争就是文化创意竞争，创意的生产总是体现较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既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是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反观国内当下的文化产品市场，几乎是集体趋向于市场化生产，主要表现为题材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市场与创意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产业尚处于国家保护阶段，过于注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是创意的缺失已经危机四伏。电影市场是中国文化产品市场中最为开放的领域，但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抵得上当年全部国产电影的总收入。消费者的意向性对象是市场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性，仅靠市场化生产的方法难以长期获益。或者说，“过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过程Ⅰ”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缺失，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弥补“过程Ⅰ”，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弥补“过程Ⅱ”。
2.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
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了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体（消费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文化产品）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决定着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关“有效历史”的概念告诉我们：只有被主观个体理解了的历史才是对其有效的历史，不存在“集体的历史”，因为理解是个人行为；只存在当下的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总要放在当下来理解。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时，要注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认识的“意向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文化资源已经脱离了原始形态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以媒介形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添加了创造性意义的文化产品是加工过的文化资源。这种加工经过了“过程Ⅰ”与“过程Ⅱ”两个阶段，我们要求加工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与文化产品的媒介现象的有效统一。
“过程Ⅰ”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如果问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武术”、“黄帝”、“少林寺”、“龙门石窟”，等等，这些直观到的现象都是构成“中原文化”的各种类型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还原。但这种非现象学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含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残余的。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态远不止上述的这些存在，我们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赋予我们思维定势的这种“代表性”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这种长期经验源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中心主义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等，结果是大大缩减了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可能性区间。“武术”、“少林寺”等显性的存在与“烩面”、“河南话”等隐形的存在之间没有先验的因果性与优先级，为前者贴上权威与中心标签的是具有科学主义危机的经验主义。因此，纯粹的现象学的还原应该尽量抛开经验主义的束缚，这必将大大增加文化资源的开发视域，并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过程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文本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或者实体层面，是难以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媒介形态才能变成文化产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亦即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以“中原文化”为例，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我们扩大了开发视域，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存在来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样描述呢？胡塞尔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达到对内在心理学的、然后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的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所有那些本质关联”⑧。文化产品的“交互主体性”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偏重于前者将导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将导致“叫座不叫好”。生产者往往站在专业化角度从文本形态转化媒介形态，而消费者往往站在市场化角度从媒介形态解释文本形态，平衡两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产者意义”于“消费者意义”之中。“中原文化”在历史上的权威意义与中心价值应该与一般大众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结合，意向对象（文化资源）要依存于意向主体（消费者）而存在。《禅宗少林》与《少林寺传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与后者的描述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向大众市场投降的方法只是暂时的，纯粹的现象学的描述应该通过“意向性”去培养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众市场。
三、文化资源开发中现象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直观与意向性的概念应该如何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理解，又应该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用？2.还原与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操作性？3.当前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尝试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具体来说，研究领域1和研究领域2同属于经典概念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改造：直观、意向性、还原、描述，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学范畴的一般性定义，具有较多形而上的意义；而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资源开发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需要充分结合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就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从经典理论入手，深入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现状，进行了富有现实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业批判；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熟，正是从批判中汲取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领域3同样重要，涉及了统一市场与创意的关键要素——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意向性所处的生活世界。可以预设，正是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才使得消费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变性，使得文化产品的创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准确描述并定义当前国内消费者的生活世界，成为研究领域1的必须，以及研究领域2的前提。
四、对《大长今》和《盗梦空间》的现象学分析
我们可以2004年在国内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和2010年在国内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国大片《盗梦空间》为例，来简单分析一下现象学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韩国与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化资源贫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资源开发；不同点在于韩国立足于本国文化资源，美国的文化资源开发则放眼全球。《大长今》以一段韩国的真实历史为基础，围绕传奇人物徐长今的经历，结合当前女性地位逐渐提高、大量观众对宫廷故事十分感兴趣的现状，在故事中着重表现了韩国传统的医术、泡菜、礼仪等，使得“韩医”、“韩餐”、“韩服”迅速风靡。《盗梦空间》几乎没有文化资源基础，仅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其中灵活组织了大量的好莱坞元素，使得观众看起来既熟悉又惊叹。
这两个例子都折射出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前者将历史人物徐长今进行了创造性的现象学的还原，从复杂的原始形态中着重体现其聪明、果敢、自强不息的文本形态，这些正契合了当前生活世界消费者认知的“意向性”；后者对弗洛伊德艰涩的精神分析理论做出完全开放式的演绎，在消费者厌倦了仅仅立足于一般事实的经验逻辑的大场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莱坞快餐电影的时候，有关梦的荒诞又新奇的现象学的描述必将引起观众的叹服。两者都“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东西”⑩。
总之，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and introduces value engineering theory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 then puts forward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 which using the PEST analysis，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analysis， SWOT analysis and AHP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using RWFJ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key elements for the things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using Boston matrix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formulate portfolio comb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inally gives the conclusions and precautions.
关键词： 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企业发展战略分析；方法
Key words：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methods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007-02
1 价值工程理论和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简介
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又称为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VA）是一门新兴的管理技术，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麦尔斯（L・ D・ Miles）是价值工程的创始人。
二战之后，由于原材料供应短缺，采购工作常常碰到难题，经过实践探索，麦尔斯发现有一些相对不太短缺的材料可以很好地替代短缺材料的功能。后来，麦尔斯逐渐总结出一套解决采购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将技术与经济价值结合起来研究生产和管理的其他问题，这就是早期的价值工程。1955年传入日本后与全面质量管理相结合，成为一套更加成熟的价值分析方法。麦尔斯发表的专著《价值分析的方法》使价值工程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所谓价值工程，指的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功能分析，使目标以最低的总成本（生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必要功能，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价值工程主要思想是通过对选定研究对象的功能及费用分析，提高对象的价值。价值工程的价值理论公式V=F/C（F function：功能重要性系数，C cost：成本系数，V value：功能价值系数）。
价值工程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工程建设、生产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不断丰富“功能”、“成本”、“价值”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对象拓展到非物理意义的“功能”、非经济类型的“成本”和社会人文系统的“价值”范畴。在企业发展战略的价值分析领域，价值工程理论在创新后形成了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提出了RWJFHS-V七要素金字塔模型，即[H， （R，W，F，J）S]V模型。V企业价值有两个形态，V1代表货币表达的价值，V2代表不可用货币表达的价值。S事指的是企业价值增减所依附的事项，比如实现价值盈亏的载体（产品、服务、工程、贸易等）。H环境包括政策、竞争、需求、技术等环境，只有S和H耦合，才能够使依附在S上的价值有较大增长，对于H的认识（现状、变化趋势的估计），对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R指的是参与事的人，R的素质高低会影响对S变化的贡献，同时组织、激励、文化、关系等问题也属于R的范畴。W指物，包括可以反复使用的W1，比如机器、设备等；一次性使用的W2，比如材料、能源等。J资金是独立于R之外的一种权力，J是连接V1、SWR的枢纽。F方法，是影响S运行手段、方法、技术和策略。企业价值系统模型，如图1，也称为七要素金字塔模型，W、R、F、J和H以各种方式影响S，最后改变V。
2 应用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的方法
根据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即RWJFHS-V七要素金字塔模型（[H， （R， W， F， J）S]V模型），将企业发展战略分析分为环境分析、RWFJ分析和业务分析三大部分。其中环境分析分为外部环境分析、竞争环境分析、内部环境分析，分别采用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SWOT分析法及AHP定量分析法进行分析。RWFJ分析逐一分析人力、物料、方法、资金的现状和趋势，与S事、H环境的影响和耦合关系。业务分析采用波士顿矩阵分析法，分析企业内各种业务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的关系，形成最佳的产品组合发展策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
第一部分：环境分析
①PEST分析法：适用于对宏观环境的分析，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ics），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在分析一个企业所处背景的时候，通常是通过这四个因素来进行分析企业所面临的状况。
②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在诸多竞争战略中，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广为人知，深得认同。五力竞争模型分析专注于决定产业内竞争的五种力量：
1）潜在竞争对手进入的风险；
2）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强度；
3）购买者讨价还价的能力；
4）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5）产业替代性产品的相似度。
英特尔公司的前总裁格罗夫认为波特的五种竞争力模型忽略了第六种力量：互补者的能量、活力和能力。互补者指的是销售能够增加（互补）产品价值的产品的企业，两者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当互补者数量增加并且生产的产品具有吸引力时，将会刺激需求，提高产业利润，提供创造价值的新机会，尤其是当今社会中的IT产业生态系统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互补者力量的强大。增加了互补者力量的改进型波特五力模型帮助企业分析产业环境中的竞争力量，找出机会与威胁。
③SWOT分析法即优劣势分析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优劣势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而机会威胁分析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企业的可能影响上。在分析时，应把所有的内部因素（即优势和劣势）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
④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T. L. Saaty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AHP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多准则决策方法。它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结构（主要是两两比较）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而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SWOT分析方法是一种常用的优劣势分析方法，但它缺少定量分析的过程。层次分析法（AHP）具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优势，可以弥补SWOT分析的不足。通过AHP定量分析，确定企业发展所处的战略区，从而在开拓型战略区（实力型、机会型）、争取型战略区（进取型、调整型）、保守型战略区（退却型、回避型）、抗争型战略区（调整型、进取型）中确定战略类型。
第二部分：RWFJ分析
通过对R人力、W物料、F方法、J资金的分析，重点关注这四个关键要素与S事、H环境的制约和耦合关系，形成这四个要素的调整发展策略。
第三部分：业务分析
环境分析和RWFJ分析已经给出了企业发展所属的战略区和RWFJ要素的发展策略了，结合到具体企业不同的业务类型，需要形成业务组合发展策略，采用波士顿矩阵分析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波士顿矩阵又称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是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即BCG）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发使用的。BCG矩阵将组织的每一个战略事业单位（SBUs）标在一种二维的矩阵图上，从而显示出哪个SBUs提供高额的潜在收益，以及哪个SBUs是组织资源的漏斗。波士顿矩阵分析法认为“公司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增长率和市场分额各不相同的产品组合。组合的构成取决于现金流量的平衡。”
波士顿矩阵区分出如下4种业务组合：
①问题型业务（Question Marks，指高增长、低市场
份额）；
②现金牛业务（Cash Cows，指低增长、高市场份额）；
③明星型业务（Stars，指高增长、高市场份额）；
④瘦狗型业务（Dogs，指低增长、低市场份额）。
3 应用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的结论
根据企业价值系统方法论，根据环境分析、RWFJ分析和业务分析结果，企业发展战略分析应该对公司内外部环境、自身优劣势和竞争程度有了定性和定量的认识，对于人力、物料、资金、方法等关键要素形成了调整发展的策略，对于企业现存的各项业务也制定了发展的策略。因此，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策略都形成了共识。这种从外到内、由表及里、自战略到策略的企业发展战略分析方法是较为全面，并且切实可以操作执行的，在应用于某一个具体企业时，还需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到自身文化基因，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适时作出规划调整，践行PDCA理论持续优化，真正做到“实践出真知”。
参考文献：
[1]马庆国.（企业/工程）价值系统与价值系统方法[C].2010价值工程会议论文集，2010.
三股合力推动变革车轮
1987年，太极依托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肩负着振兴民族产业的使命而创立。从创立之初开始做小型机产品到1994年变身为系统集成商，再到2000年转型为综合IT服务提供商，太极始终在把握着中国IT产业的脉搏中不断变革。刘淮松精炼地概括说：“太极变革是三股合力的结果: 原动力、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
“做中国的大企业，做世界的大企业”是太极人的原动力，20年中太极人从未放弃过“将太极做大做强”的目标。在这种力量驱动下，太极人总是未雨绸缪，率先创新。“我心目中的太极就是要做中国的EDS（美国电子资讯系统公司，全球排名第二的信息服务提供商）!”刘淮松道出了所有太极人的雄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压力成了这个老牌国有企业的外部发展拉力。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太极毅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剂良药再一次激活了太极。同时，太极新战略目标和3个三年发展战略出台，太极如虎添翼。在刘淮松看来，“坚定不移地执行公司发展规划”是太极平稳变革的基础。
第三种力量是内部推动力，它来自于太极的管理团队和员工。太极人传承了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因多年服务军工企业而造就的严谨作风和强大的凝聚力，还有一种永不服输的性格。
三把钥匙开启创新大门
IT服务不同于某个单项技术产品的提供，要服务好客户，必须集成各方面经验快速形成庞大的知识库系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要靠知识创新。太极2005年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做了各业务线的技术和知识整合，今年还将推出太极解决方案中心。
方法论创新是太极创新之路的第二把钥匙，太极的业务定位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IT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用户的需求越来越深入，IT服务团队的组织也越来越庞杂，这就要求IT服务企业必须建立以科学方法论为支撑的专业服务体系。刘淮松介绍说，“每个企业的特色不同，有些经验是不可以简单复制的，必须不断创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方法论。目前，我们已经在IT咨询、软件开发和工程实施、IT服务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总结出了太极的独特方法论，尤其是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和管理上。”
第三把钥匙跟企业的人有关，那就是文化创新。“责任、尊重、卓越”是太极文化的三个关键词。IT服务企业更注重团队精神，具有很强的客户导向性，讲求责任和团队协作。对此，刘淮松理解很透彻: “太极不同于其他以产品为中心的企业，我们更讲求客户关怀，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越客户的期望，因此我们提出了做IT服务国家队的目标，要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的团队精神，以最强的综合技术优势以及最丰富的建设经验实现工程质量最优。”
面对腾飞机遇 信心百倍
刘淮松对未来充满信心，他非常乐观地描绘了摆在太极面前的市场机遇。“十一五”行业信息化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而且综合性的大项目越来越多，市场竞争环境也更加透明和规范，系统整合能力强的IT服务企业优势将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