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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龙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城东面12公里处，总面积78.77平方公里，全镇辖11个村，居住有汉、彝、苗、蒙古等11个民族，总人口29821人。煤炭和烤烟是六龙的主要经济支柱，经济作物以大豆、辣椒为主，出产地道天麻、竹荪等中药材。六龙有326国道、方沙路、杭瑞高速、黔大高速过境，交通便捷，物流顺畅，荣获“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全省文明乡镇”等荣誉称号，是全市唯一的省级诗词之乡。
二、历史沿革
明建文六年，士大夫陈友德辞官回乡，水西政权慕其德、赏其能，重用为阿牧（总管），在陈友德的建议下，在今六龙“营上”修建兵屯驻军3万，修建石板街（取名增列东胜街），为今六龙雏形。明崇祯八年，更名为六龙。雍正年间，一皇亲国戚改谭姓来此居住，他们建宗祠，设义学，储义仓、成桥梁、造纺车以教乡邻。至乾隆年间，六龙成为四川至云南、贵阳盐道的必经之路，众多江西人到此栽种天麻、何首乌等中药材，成为商贸重镇。因省试发榜六龙人占了半榜而有“小荆州”美誉。
三、传统文化
（一）历史遗迹
数百年来，各民族儿女在六龙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修建了期望文化繁荣的文峰塔、表彰谭姓家族养子成才的花牌坊、象征谭姓旺族的谭家祠堂、道观三宫殿、崇拜龙图腾的回龙寺、重视教育的文昌阁和万寿宫、重视交通的永贞古桥、显示经济繁荣的戏楼、为官有作为的三道朝门等古建筑；古碑有“爱慈父母”石碑、满文石碑等；传统民居有谭姓瓦房和余姓瓦房；古井有大大小小二十余口。
（二）民族风俗
六龙最早的民族是苗族，人数极少。水西政权在六龙驻军3万彝族人，但未留下任何痕迹。来自江西的汉人为最多，汉文化为主导，过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和习俗，特别是春节龙灯游艺最为热闹和讲究。龙灯制作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变化，造型上发生了变化，色彩上加入了民间农民画的技法，更加夸张，更加喜庆，更加隆重。六龙还有传统的手工技艺“龙凤马匙”（汤匙、木瓢、筷子、木碗等）。六龙人大多信仰佛教，口头传说有《凤凰传说》、《九层衙运输暗道传说》、《奢香岭》等。虽然汉文化占有绝对优势，但也保留了如反映彝族人民生活劳作色彩艳丽手法夸张的农民画。
（三）著作文集
著有篇帙浩繁的《大定志略》、《谭氏家训》、《醉月草堂吟》、《宋蛟诗文联辑录》、《俗语韵对》、《四书韵对》、《醉枫吟稿》、《巾帼从军赋》等。《大方楹联选集》有近五分之二稿件来源于六龙人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六龙人编辑出版了《迎春诗稿》、《映山红》、《六龙文艺》、《六龙撷英》等诗词和文艺读物。进入新世纪，共出版发行了诗文集数十部：《聚云轩诗稿》、《诗词百首译注》、《新醉翁诗词集》、《四雨轩诗词集》、《素心雁字》等。2006年9月成立六龙诗社，创刊《六龙诗词》。2011年《大方诗词选》六龙作者占三分之一，诗词、楹联在六龙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我镇党委政府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高度重视，但由于财政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投入较为不足，制约了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挖掘、保护、研究与开发工作。
（二）是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关注，更需要一批专业技术精湛的人才队伍，我镇从事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人员不足，特别是具有一定业务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文化专业人才缺乏。
（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大
我镇在相关媒体上对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搜集整理、保护工作等方面的宣传力度还不大，特别是有关文化的保护法规和政策，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的宣传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
（四）是认识水平不到位
不少干部群众尚未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毁灭性开发、破坏性建设的现象存在，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五）是无序开发现象存在
开发导向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导致出现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杀鸡取卵式”开发，盲目跟风、乱开一气情况不同程度存在。六是没有凸显特色、立足优势。满足于模仿借鉴别人，而缺乏创新、平淡无奇；仅仅照抄照搬其他地方，而千镇一面、邯郸学步。要有自己独特的“卖点”这一方面亟待加强。
五、思考与建议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
把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工作作为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加大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所需经费投入，同时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保护开发的积极性，参与传承和开发民间文化资源。
（二）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专业队伍
培养一批热爱民族文化工作，热心投身于文化工作，具有较强理论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重视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研究、运用和推广。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把古镇建设的成果和旅游开发的特色（不同性或独特的卖点）宣传出去、推出去。
（四）是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极端重要性
从加强文化凝聚力和重构文化产业的大局出发，调动民间参与文化自我建设、自我修复的积极性，建立起一个丰富多样的、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环境。
（五）是合理开发科学规划利用文化遗产
以传承为核心，以产业为纽带，培育一批文化产业市场，实现文化的振兴价值，注重因地制宜，立足发挥特色，开发与保护并重，有效保护与继承开发相结合，注重可持续开发。
（六）是大力扶持民间艺术和民间特色产品
特别是手工艺生产企业走向市场，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与开发文化产业，走劳动密集型旅游产品开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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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读传统文化教育
1. 传统文化的诠释。广义上，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并不是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之中。中华传统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集结在一起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日常生活中亦被称为“中国文化”。其中，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构成的重中之重，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行为准则。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形态之一，无论哪个民族只要经历岁月洗礼，就会产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愈为深厚，其传统文化也愈博大精深。首先，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一词，涉及我国境内诸民族数代传承的社会历史因素，其中包含了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制度建设等。其次，从中国哲学的范畴出发，冯友兰以董仲舒学说的确立为划分标准，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以经史子集之类的经典著作和传统习俗作为载体，具备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融会贯通的包容性和锐意变革的创新性。最后，从历史研究领域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指的是从中华文明诞生之际到清朝的漫长历史中形成、发展的古典文化，即1840年前的古典文化。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需要明确的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正确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激励人们奋勇拼搏，不管是在国际视野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具有巩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的作用。它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力支持，可以为治国兴邦提供有益借鉴，这是中华文化鲜活的精神，在21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 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性作用，它能够完善个体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教育通过培养社会化中的个体形成良好的个体社会化特征，促成个体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素质、改善人口质量，还能够促进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影响力。
第一，有利于个体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经济、利益、金钱放在了生活追求的第一位，而忽视了文化、道德、审美，不重视人们的精神发展，即使儿童也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异化”。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扼制，个体和谐的人格发育成长受到严重挑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看重的是文化教育传统。儒家思想倡导德育、智育、美育三者的结合，德育是“礼”的教育，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智育是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的学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美育是“乐”的教育，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快乐的状态，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使个体树立起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一重要追求，最终达到构建独立人格的终极目标。
第二，有利于社会进步。当代文化的“复归”，并不是简单的跨越时空，而是从世界与民族的统一、现代与历史的统一中寻求平衡点。党的十热烈倡导、积极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学习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把握其核心理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和“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均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孕育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强大凝聚力。思乡情节、“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及“天下有道”的社会追求无不包含了对于和谐和团结的坚持。立足当代文化多样性，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更是有助于增强文化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以儿童为本的原因分析
增强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必然要构建一个合理、稳固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应当是社会群体的基石，是文明延续的火种，是国家新生的力量。《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是人民教育的重要环节，追本溯源，以人民为中心更是以“人之初”为中心。
1. 儿童为本的理论传统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应当是贯穿人的生活始终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儿童教育的研究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儿童是能够成长为“圣贤坯璞”，教育儿童要及早及时，否则就会像名门右族因祖先忠孝勤俭发家，却因子孙顽劣破败，“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在幼年时期没有好好地教导儿童人伦，以后就会不遵守纲常。在19世纪末，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从实用主义出发明确提出“儿童中心主义”的教学理念，提倡把儿童当作是教育的中心，而不是传统的学科教育。“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其改革的办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德国教育家幼儿教育之父福禄培尔（Fredrich Froebel）在其教育学名著《人的教育》中提出的葡萄藤比喻，也是以儿童为本位教育思想的体现。种种理论和研究表明，推行中A传统文化教育要切实地跟儿童中心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教育对个人作用的最大化。
2. 儿童为本的历史延续性。从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的科学理念出发，启蒙教育、基础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两大基本领域。我国的儿童教育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在清末民初之前，以成人为本位是儿童教育的一个误区。“”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儿童文学，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了长达两年之久，使得学校教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得到实施后，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还在我国传播了近两年之久。近代教育思想家曾经提出“将来的世界，完全靠儿童们长大以后的活动”。虽然的热度消减也带走了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燎原之势，但是20世纪80年代重新涌入的西方教育思想再度涌现“儿童要成为真正的教育主体”这一理念。
3. 儿童为本的现实紧迫性。离开中国土壤谈传统文化教育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规定了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这一问题。首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儿童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和学习力，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群体。中国的儿童教育又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符合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成长需求。其次，当今社会快餐文化、功利主义充斥着每个角落，而儿童心智尚未发展完全，极易受到社会环境、父母、学校等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论”认为：儿童天性未定，像没有任何痕迹的白板或可塑性强的蜡块，教育者可以任意涂写。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树立起儿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现实意义上具有紧迫感。
三、如何构建以儿童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 明确教育目标。教育要立足固有土壤，吸收外来文明，面向现代化。构建以儿童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应当明确传承发展的应该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语》中曾提及孔子把“文、行、忠、信”这四要素当作是教育的大纲，朱熹则认为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和行为规范。著名哲学家洛克也着重强调有德行、有能力、有才华的绅士必须具备以下四种品质：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这些儿童教育目标的扬弃，重点宣扬了传统文化中教育儿童如何做人的伦理精神。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就曾公开发言自小学习的《孟子》使他受益终身。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德育传统，不仅是着眼于宣扬立德树人，更是提倡我们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知行合一。
2. 制定适宜的课程。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既然以儿童为核心，那么它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应当是服务于儿童发展的。正如西方流行的先进教育理念倡导的那样，教育课程要由成人中心转向对话儿童。我们在进行启蒙式传统文化教育时，应当明确的是不要强行灌输成人思维到天真的孩童身上。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在其教育思想体系别强调应该注意儿童的身心特点，让其自然而然接受感化。朱熹所阐述的“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确切地说是将“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区分开来。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必然要将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加以全面考虑，比如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幼儿读物时，要运用洛克所说的“人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一样，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通过经验在上面印上痕迹和记号，便形成了后天的知识和观念”的教育理念，借此做好启蒙教育，创作系列绘本、儿歌等儿童喜闻乐见的摹本。此外，简单又不失趣味性的课程内容也是课程制定的重点部分。
3. 构建完整教育体系。 传统文化教育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应该立足我国国情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首先，家庭是儿童第一教育场所，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行为系统。家庭教育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影响力是远超于其他因素的。其次，W校具有对儿童进行科学的中华传统知识传播的功能，它可以利用隐性的文化力量和融洽的校园氛围，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树立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最后，社会要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渠道为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行营造有利环境，起到确保传统文化教育正确价值导向的作用。比如政府可以适当控制社会舆论，树立社会新风。社会和学校、家庭齐心协力帮助儿童成长，才能强有力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各个环节之中。总之，构建以儿童为本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应当协调好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显性课程；隐性课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3-0016-04
目前，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高职院校要倡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培养学生“做事”的本领，也培养学生“做人”的修养。课程是完成高职教育目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构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定位及培养目标
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
高职院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培养目标：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精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觉，并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二是让高职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领悟美的真谛，培育他们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的意识，升华他们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三是让高职学生掌握人文知识，进而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四是通过人文知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生“做人”的自觉。所谓“做人的自觉”表现在以下几点：善于自我和谐相处，善于与人和谐相处，善于与物和谐相处，即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征
就课程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因而，本土性与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显著特征。
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要”，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说自然科学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社会科学课程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则是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就课程的知识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常常通过量化的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活动的实施，保证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培养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保障。因为高职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才有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和精神。所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教学保障。
就课程结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具有层次性、拓展性。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一门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组成。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功能，主要侧重于高职学生的认知功能和文化传递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层次性体现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的层次结构中，每一层次都有较明确的课程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传授的是高职学生必须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其核心是精神及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的体现和积极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所谓伦理，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即如何做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培养高职学生“做人”的自觉意识，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一门基础性课程。
“文学欣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拓展课程。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美化心灵，陶冶情操。因为文学是通过文学形象陶冶人的情感的，所以，文学教育对于人的个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美学”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更高层次的拓展课程。本门课程是上升到美学的理论高度研究美，重在通过美育塑造学生的人格。美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情感，唤起学生的理性力量，使学生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完美统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对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而情感是需要培养的，尤其离不开美的陶冶作用。美育是以美的形象为手段，激发学生美的情感，使他们的精神感到自由、愉悦，情感得到升华，进而使心灵得到净化。美育在丰富学生情感的同时，还给他们以理性力量。美育之可贵不仅在于它能丰富学生的情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人性的更深沉的理性，因而也具有最大的广泛性。美育通过审美活动使学生的理性渗透于感性的个体存在之中，让他们获得情感与理智的满足，从而达到情与理的高度融合。
就课程类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适宜采用讨论式教学模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是人文知识，人文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具有个性化、隐喻性和多质性。如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的理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体现出人文知识的个性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最忌“灌输”和“绝对化”，应采用讨论课的教学模式，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真诚、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体验、移情、理解和对话中反思，感悟人生的真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构建以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或制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其基础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都会指向课程。
课程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所谓显性课程是根据教学计划安排的，与一定的学科、实践相联系的育人媒体，它包括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①“所谓隐性课程即那些没有在课程计划或学校政策中显现，但却是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结果中必不可少且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学校正规课程中隐含的教育因素、学校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教师的人格和学校领导的风格以及与学校文化系统相通的社会文化等”。②
隐性课程的资源皆隐含于学校文化之中。这些资源是以暗示的形式传导的，关键在于用心去体验和情感投入，效果具有长期性、间接性。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是整体课程的两个部分，但从逻辑学意义说，它们在内涵上是不相容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课程整体。首先，二者并非是主从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相对独立的两个课程领域。其对立性是指隐性课程是相对显性课程独立存在的一种课程形式；其次，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转换关系，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是统一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显性课程中潜含着隐性课程的成分，隐性课程强化着显性课程的效果；再次，二者是一种相互补充关系，只有当二者相互认同、彼此支持时，才能共同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应是一个包含着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内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过程。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概念，是指广义上的课程概念，其包括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由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与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起构成一个全面、正确、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其中，显性课程由核心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构成；隐性课程由活动课程、网络课程、柔性课程等构成。
一是以外显为主的常规结构形式，就是指常规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即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形式，即在教学计划中以课程科目形式出现的课程编制方案。显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以主干课程为纲，辅之以相关课程。由于高职院校的特点和学制所限等原因，笔者认为，可设置一门核心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侧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设置“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选修拓展课。
二是内隐的非常规结构形式，即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隐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结构形式无固定的模式，所谓课外活动、讲座、参观、学校环境等都属于这种形式。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规范高职学生的举止行为、价值观念、精神世界。这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方式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形式。
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与学生的实际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中的体验相结合。而这种实际活动是在某种环境、某种氛围中进行的，因此，只有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配合，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构成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结构由一门主干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和两门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和“中华美学”构成。
主干课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公共必修课程，笔者建议将课程命名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十六讲”，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精神的讲解，侧重领悟中国传统思想，使学生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独立于“行”以外的“知”，倡导学生在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拓展选修课“文学欣赏”重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让高职学生在文学欣赏中愉悦性情、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开阔思维。文学欣赏课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的过程。因此，“文学欣赏”的教学内容不必涉及太多的文学欣赏方面的理论知识，重在作品欣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在享受、体验中达到课程的培养目标。为此，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教学内容或教材的选取就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选择古典诗歌，通过诗歌欣赏培养学生诗性的智慧，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诗性智慧表现为感情的凝聚、直觉想象和境界的升华等方面。因此，要从人文精神出发拓展诗性思维，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感受到诗性的无处不在，并把它最终落实到做人的基点上。因此，我们呼吁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要更好地从人文思维的角度，借助于“诗性的智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性美”和“知性美”。
其次，选择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之作，它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没有结局的残篇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想象空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红楼梦》，那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遗憾。据调查，我们的高职学生绝大多数没有读过《红楼梦》，或对《红楼梦》了解甚少。当然，通过几节课的学习，不可能让高职学生对《红楼梦》有全面的了解或较深的认识。但我们的课堂教学永远都只是一种引导和启发，通过课堂引导、启发，把学生引进门，最终还是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思考、自我提高。“文学欣赏”课通过对《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认识《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和鉴赏水平。
“中华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更高层次的拓展选修课。人文素质教育中，审美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审美教育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和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的。
教育家先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并终生以推广美育为己任。在当时与蔡先生持相同或相近看法的人还有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时，也一直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的，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之所以要用美育代宗教，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倡导美育比倡导基督教要现实得多，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虽然有精神信仰，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帝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审美教育的，在儒家那里“乐教”和“诗教”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涉及音乐评论，这些评论都很深刻。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中国古代教育是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并且认为：“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③徐复观认为儒家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而这种“为人生而艺术”主要表现在音乐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诗歌方面。在《论语》里，孔子多次强调学习《诗》的重要意义。儒家认为只有通过“乐教”和“诗教”辅之以“礼”，才能培养出温柔敦厚的完美人格。而道家则不同于儒家的将人格视作对仁义的归依，而把人格看成对包括礼义在内的世俗之物的超越，主张在回归自然、天人合德中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是互补的，共同滋养着中华文化的灵根。李泽厚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归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但却包含着宗教的热情，虽然不是哲学但却包含着哲学理性。它培养了一种人格、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④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际是在延续儒家的审美教育传统。“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⑤因为当今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真空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在今天重提“以美育代宗教”，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是我们提倡高职开设“中华美学”的目的所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人文性，奠定其成为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的基础。明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定位，建立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合理分配学分，保证充足的学时，配备良好的师资，进行严谨的教学以及严格的考核等制度设计，是大学人文教育成功的基础。
注释：
①②谭伟平：《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4页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⑤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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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卫平．人文教育与人文课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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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简约主义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朴素简约之美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在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近乎清心寡欲、朴素自然的风格，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和规范，不但融入了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深刻地影响了无数设计师、消费者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简约主义理念，其本质意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即寻找事物的本质，就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而言则是寻找和研究对象、材料、形式及空间的真正价值和本质。强调自由，让空间和形式摆脱那些阻碍人们真正欣赏它们的干扰来表现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主张“少即是多”，珍视简朴这种道德和美学的法则，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平和与卓越。
然而简洁明晰、纯净精致、实用而朴素无华的简约主义设计理念与中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提倡的反对过多的雕饰和纹饰的简洁、纯朴的审美思想不谋而合。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看似简单随意的形式，却包容了饱满而丰富的内涵。北欧人臻于化境的沉默含蓄，与古老东方拈花不语的玄理禅境不谋而合，从简约主义艺术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遥远却曾经熟悉的自己，它的简约凝练，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一股清新纯朴的气息。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审美情趣。有着“尚清”“尚和”的审美追求，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这与简约主义设计风格所蕴含的沉静、质朴的意境不谋而合。
一、儒家“文质彬彬”“绘事后素”的简约之美
中国的艺术和工艺设计以朴素为美的审美倾向，首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论语·八佾》中记载相关的“绘事后素”，意为绘画先以素粉地为质，后施五彩，再以素色粉底以修正和定稿。据《考工记》记载：“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可知“素”（即着以素色，古代所谓“素色”就是纯净单一的颜色，“白则正白，黑则正黑”）是“功”（即完成作品）前的最后一道工序。着素之后，全部工艺也至此完成。既然任何精美绚丽的图案都要经过“素”的修整才能完成，可见“素”的重要和关键。原诗中还提到“素以为绚”就是以“素”为“绚”，它包含着用“素”代替“绚”，“素”胜于“绚”的思想。即在美学层次上重朴素而不重浮艳、重本质而不重形式、重功能而不重装饰。对现代的设计艺术和设计理念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另外，《论语·雍也》中还记有孔子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也是孔子关于美学原则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文”是指纹饰、装饰，“质”指本质、实用。他扬弃了“质胜文”和“文胜质”两种片面的倾向，认为“质胜文”会导致设计入“野”，粗陋丑恶，缺少文采和审美意境；而“文胜质”则会将设计带入“史”，华而不实、矫饰做作和繁冗奢靡。好的设计应当不偏不倚，“文”与“质”要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在中国审美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的设计美学传统中强调实用，以用为本，这是以质朴为尊，以无装饰为贵，以质朴为雅，以华丽为俗的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同时又注重本质，注重人性，尊重情感的精髓，同简约设计理念非常接近和相似。
二、道家“寂寞无为”“疏简素淡”的简约之美
道家哲学是中国人文艺术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中国的视觉艺术与设计艺术的基本形态特征大致为：布局上求“疏简”、色彩上求“素淡”、技法上求“生拙”、表现上求“含蓄”、趣味上求“天然”等等，几乎都能从道家哲学中找到渊源。中国艺术的几个重要范畴：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也都是简约之美的具体表现。
中国艺术以“天真、自然”为美，主要是受到道家“贵真”的思想的影响。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认为未经雕饰的朴素的语言才具有真美，才真实可信。因此，“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成为中国艺术的最理想的目标了。这也是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追求和目标。
同时道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天”即是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应顺天而行，从而“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亲密无间互通互融的。在中国的设计观中，好的设计应像自然一样生息自由、灵动变化而又朴素无华。设计和设计实践都应该“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道家认为自然的一切是最和谐、最完善、最美的，人们只能去顺应它、“效法”它（“道法自然”）。“大巧若拙”就是“大巧因自然以成器，故拙也”。
道家贵真也贵淡。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平淡是美中之美，是大美。以绘画为例，水墨画以墨为彩，是通过墨色浓、淡、深、浅、干、湿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光与色的韵律和画者的思想情感。以平淡、朴素、幽远而含蓄的方式表现一种高雅脱俗的情调。作画要求笔简意赅，要以最简练的笔墨塑造生动的形象，表现丰富的内容。形象简括，“空白”就多。在水墨画中，绝大部分不用色彩，只有纯一的墨色，极少用到其他颜色，若用到其他颜色也仅仅是一个点缀。庄子说：“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这里的“纯素”决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中有至味。我国古代江南民居的外观造型和色彩也非常简洁——白墙黑瓦。黑白分明，给人以宁静淡泊的惬意。简约高大的白色外墙上面，少有装饰，就是开窗也很小很小，灵巧而美观，与那些黑色屋脊门楼上方挑出的飞檐形成对比，显得沉稳而凝重、简洁而明朗。
“疏简”也是道家所倡导的一种审美意境。无论为诗、为画、为文，尚简的风尚我国古已有之，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这与简约主义的先驱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法贵天真”“虚静恬然，寂寞无为”，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崇高和效法。力主人们在自然、恬淡无为之中回归于自然的境界。道家思想跟简约主义重视环境、尊重自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重材质自然之美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三、墨家、法家“去饰至用”“尚质尚用”的简约之美
墨子思想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主张厉行简约、反对浪费、坚持“非乐”。墨家思想对美和艺术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墨家“尚质”“尚用”，要求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在文质关系方面，墨家也是以质为先，重质轻文，反对以文害质的。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角度对当时繁缛华贵的艺术追求极为反感；对王公贵族崇尚绚丽、崇尚华采辞章、崇尚黄钟大吕的乐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些音乐艺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下》），却造成了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谓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墨子曰：“乐非也”。墨家主张一切艺术与设计要“尚质”“尚用”，要充分体现事物的本质美，要一切从实用出发，从功能出发，反对为装饰而装饰，对多余而无用的装饰深恶痛绝。这与阿道夫·卢斯的“装饰就是罪恶”的简约主义设计思想如出一辙。
四、文人艺术“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简约之美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古代艺术的各个门类，特别是在书法、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艺术和工艺设计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文人都是集文学家、科学家、设计家于一身，像徐霞客、沈括、李渔等人，除在文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以外，在设计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建树。由于文人特有的文化功能、人格特征、思想传统和艺术实践使得他们的艺术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以朴素为美，追求“平淡自然”的意境，“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以及简洁实用的设计观念。
最高的美，真正的美应“敛其芳姿，止其铺丽，而葆其朴素平淡之纯真”。即简洁实用是其最高境界。王弼《周易注》云：“处饰之终,饰终反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扬弃文人艺术中雕饰浮华的一面，渐渐达到了返璞归真，以质为美。李白所崇尚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仅是他个人对特定的诗美的追求，更是整个唐代文人所普通追求的美学境界。宋代文人对朴素美思想的深化，正是对文人艺术中“平淡自然”“返璞归真”的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也成为传统审美文化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观念和无形的灵魂与精神。
总而言之，简约主义的设计理念，同中国传统的艺术设计观念，有许许多多相通的地方，这也是简约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流行，并成为当今设计界的主流思想和风格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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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的角度
错误的使用传统样式会导致复古建筑的泛滥，过于商业化使得传统元素只成为一种拼贴符号，单纯的模仿致使忽略了构造的意义。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样式的模仿上，因为其存在条件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了。对传统材料的使用不应单纯的停留在样式的模仿，也需要符合这种材料的构造条件。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建构”应该是“源自建造形式稳定持久的表现力，而这种表现力又无法仅仅以结构和构造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诗意的建造”。我国传统建筑是十分建构的，承重体系和维护体系有明显的区分，结构的受力特征十分明显。斗拱是满足大屋檐向外悬挑的受力构件，并因此也具有了美学特征。传递力的梁柱体系和用于护的砖墙或夯土墙有明显的区分。在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中，结构决定了建筑的“立面”。建造特点使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和样式。我们可以以伍重对于《营造法式》的理解和再运用为例。这部著作对于伍重的特殊意义是，中国传统木建筑可以根据一定的法则和标准的构件来搭建，形成了变化多样的建筑类型。中国的横梁叠加结构和斗拱的使用，形成了丰富的建筑样式。标准的构建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屋面样式，以适应当地的气候。伍重在悉尼歌剧院的设计中正是运用了这一原理来解决起拱壳的结构问题。此外中国木构体系还具有内在的抗震性能，屋面和榫头都能够很好的化解和吸收地震波。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建筑是值得我们进行再思考再理解的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和符号的表面。我们需要对传统建筑进行新的解读和理解，将它转化为我们现代所具有的建筑。
2.批判的继承
传统在汉斯-格奥尔格•斯达摩尔被称为“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不变转变自己。对于斯达摩尔来说，批判理性和传统是解释学循环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种文化遗产中存在偏见必须通过隐藏在“其它”文化传统中的批判力量不断加以判断和认识。尽管批判性文化总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世界，但他还是希望力所能及的弥补世界的“失魅”状态。通过批判的视角来看待传统，进行自觉地从新解读和创造，才会使传统文化富有新的生命力。传统建筑的价值在于它距今的时间，表层化的复制只能含混和抹杀时间，无法体现时间也就无法体现其价值了。批判性的继承，是我们对传统的尊重。重新解读、收集、创新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中获得活力。
3.精神的继承
继承不应仅仅停留在形式表面，也就是说符号。但是，在中国，我们普遍看到的是符号的运用，在梁思成先生的“仁立地毯公司”设计中，斗拱（中国传统建筑象征）被平面化的作为符号运用在外立面设计上，完全不再具有其本身的力学特征，仅仅成为一种装饰语言。而其后，也有大量的建筑师及其学者推崇这样的做法。符号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继承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将新的经验和见解融入到符号之中。其实，符号也在随着历史在不断变化发展，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恰恰也是在这变化中。
在内在精神上继承，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建筑师王澍。普利兹克奖官网公布评委辞称：“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在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中，他将传统城镇的格局和尺度融入到现代建筑中，把传统材料的运用同现代技术相结合，并使中国关于“山”“水”与建筑关系的美学进行有深度地重新转换。他曾说，“这栋建筑的意思出自宋代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但我更在意的是，不只是这么说，而是如何让人直接在现场体会到。如果说，这种深度的诗意表达多少还是抽象的，博物馆在外墙材料上的探索就使抽象的诗意有了具体的物性和质感。”传统文化通过物质进行深度转换，传达给每一位来访者。这不仅仅是停留在历史符号上，而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境。
关键词：传统文化 高职工科 课堂文化 道德理性 技术理性
一、高职工科课堂文化存在的问题
当今的高职教育已从外延式发展逐步转入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教育内涵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研究课堂教学的改进，而改进课堂教学，就要从根源上改善课堂文化，因为课堂文化是课堂的“土壤”和“元气”，这是教学与育人并重的教育目标决定的。通过对高职工科课堂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主要问题是学习环境和教学管理制度的相对先进与学生被动学习与缺乏自律的学习内驱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再研究下去，就是高职工科课堂文化缺少理性精神，不少学者都赞同“技术理性需要大力提升”这样的观点。
二、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思考
理性技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这些名词都来自西方，技术理性精神意味着人对自我和世界秩序性和规律性的坚信与探究精神，它可以是人们在功利性的目的之外认识事物的精神动力。然而技术理性一但掺进了功利色彩，它就自然而然地只重逻辑而背离人文道德。所以“人与机器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人文问题，也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并非是技术的问题，技术理性就是逻辑理性或者一种注重功利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所以当技术理性背离了人文理性的‘最高律令’——道德之后，机器就变成一种冷冰冰的无任何情感的东西。科技本来是要提高效率造福人类的，但当一种功利性超过道德感的时候，技术就没有道德可言了，它会追求有利于自己的东西，而不顾及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技术理性过度扩张是导致西方国家后现代危机的主要原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要发展科学技术，为避免出现西方的后现代危机，就必须找到遏制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有效工具。具体到课堂文化来说，课堂文化的主导因素是课堂的价值观，课堂文化的转化或者说良性发展也就在于课堂价值观的转化。从整体上我们不能借鉴已经出现危机的西方文化，以我国传统文化为本，促进传统文化的课堂化就成为我们改革课堂文化的不二选择。
三、传统文化对技术理性发展的借鉴意义
1.传统文化可以为技术理性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理性精神发展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对世界秩序性和规律性的信仰，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是对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原理和境界的一种坚信。由于受教育者没有明确的远大志向，就缺乏发展自身和探索世界的内在动力。传统文化中，求学的目标是志在圣贤，《大学》中更是告诉我们思维的程序步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深究一步说，技术理性就是人的理性思考研究的习惯，理性思考的习惯养成来源于思考的兴趣和思考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人性中逻辑能力的开发。传统文化提倡从人一生下来就培养他的道德能力，要“吾日三省吾身”，一直到老道德理性都要不断提高。理性也可以说是对秩序性和规律性的信仰，道德理性和技术理性是相通的。道德修养高的人精神能量自然充足，只要有需要有机会接触到技术问题和技术知识，就比较容易研究、掌握和使用，或者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孝”，百善孝为先，“孝”是大理性。在家能孝顺父母，长大之后就能孝忠社会和人民。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有孝心的人精神充实，能够有所作为，而不孝的人往往内心颓废，白白埋没了或滥用了聪明才智。
2.传统文化可以规范技术理性
西方后现代危机的根源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的技术理性的无限制的盲目扩张，我们现阶段虽然需要发展技术理性，但一定要有预防后现代危机的保证措施，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也必须依靠传统文化。“内圣外王”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也就是一个人在内要有很高的修养，在外可以做现实中的事业，成为他人效仿的楷模。内圣是本，外王是末，要重本而轻末，崇本而息末，厚本而薄末。只要培养了本，末只要有机会就能得到发展。做好现实中的事业需要有技术理性，而技术理性是末，道德理性是本，要优先重视道德理性的发展，而后再发展技术理性，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技术理性始终要服从道德理性，不能本末倒置。要做到不让技术理性来主导人的精神世界，还在于对道德理性的信仰，这也离不开用传统文化来“化”人。
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之所以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哲学根源是对世界的主客二分法，一开始就错误地把人和外界对立起来，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则认为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人与天合是合乎规律的，人与天分是违背规律的。西方科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宇宙是一个整体，所有生物彼此相互依赖，交流互动。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依据这一思想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三、构建合乎理性的高职工科课堂文化
合乎理性的课堂文化，就是人的合理的本能在课堂教学中的自然体现，是中西优秀文化的集中，即道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和谐统一。构建合乎理性的高职工科课堂文化，也就是使高职工科课堂文化要凸显道德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且以道德理性来统驭技术理性。
教师是课堂文化的缔造者，课堂教学要求预设，所以教师不仅要预设课程，也要预设课堂文化，并且把教学要求的知识技能融化在理性的文化之中。要做到这些，教师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性素养，把自己沉浸在合乎道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文化气氛中，充分开显自己的道德理性和技术理性，先把自己化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人。自己转化的越充分，就越有能力转化学生，就象一块磁铁把其它的磁性材料磁化成磁铁一样。所以假如一个老师希望改变自己的课堂，能有合乎理性的校园文化推动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不必等待客观条件的改变，安下心来转化自己就好。所谓修身而后齐家，课堂就是一个暂时的家，是为师生开显理性聚到一块儿的家。当然合乎理性是说合乎人性，即人的合理的共同本质规律，并不排斥个性。每个人因自己的资质和经验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会多种多样，或者可能丰富多彩。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厚本而轻末，重视合乎理性的共同价值观，不用特别强调课堂文化中的个性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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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剪纸艺术；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
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
传统民居建筑带给人的不是某个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代代人在当地生长的环境里，经历岁月的洗礼展现出的真实。民居建筑最重要的意义是唤起人们的归宿感，它是地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当地生产生活发展的缩影。又像一面镜子创造着，又变化着，客观地承载着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民居建筑是各类公共建筑的原型。宗祠、寺宇、书院、宫观的基本建筑形态与空间格局大多以住宅为蓝本。民居建筑对自然条件、空间状况的反应要远比各宗祠寺宇建筑灵敏得多。东北地区建筑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半部东北先人们与气候自然抗争的文明史。由于东北早期的居住人群以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为主，民居建筑受季节性气候干预成分较大，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较少。传统的房屋很多不再作为居住用途来使用，一些这样的老房子往往被闲置做仓库之类使用，缺少必要的维护与修缮。但它们毕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见证，而成为一种历史的遗迹，且中国这一气候条件最寒冷的地区留下的建筑智慧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东北三省地区的建筑结构主要是以耐寒为主的结构建筑，这一建筑形式是当时文化的一种记录和自然的真实反映。早期东北地区的汉族较少，多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安稳，更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与鼓舞。因此受满族、鄂温克族及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聚族而居、尊宗敬祖建造意识影响，其建筑的空间语序呈现出对“万物有灵”思想的崇拜。东北传统民居建筑正房北墙或暖阁的隔墙常见供拜用途的佛龛，而满族的西墙方位则供奉着祖先牌位。汉族居民受中原定居思想的影响带来了与自然抗衡的先进的建造技术，极大程度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住宅更新与技术上的进步提供丰富的土壤。多民族建筑相互融合造就东北民居建筑的营建智慧。
民居建筑是人类物质世界形成文化的源头和历史记载的直接见证者，在民居建筑的演变过程中，特定区域的文化生态系统与其他区域系统之间存在文化能量互换，传统民居文化也会受到其他地域建筑文化影响。一方面，文化底蕴越深厚、文化活力越强的文化生态系统稳定性越强，民居文化对其他地域建筑文化影响的抵御力就越强，相反若系统的稳定性弱，就很容易受到其他地域建筑文化的冲击。
东北地区民居部落的选址多在惯性居住区域，依山谷而居，背山面水，有效地缓解了冬季寒冷干燥的寒风。民居的空间布局受季节性影响，较南方民居建筑和晋陕窄院开间大，有利于冬季太阳高度角较低的时节得到更充足的光照。当地住宅多为“口袋房”，这是因为过去生活在东北的土著民族多穴居而生，是对前人建筑思想的一种传承。从院落布局看，其建筑与院墙之间较为独立，与中原建筑墙屋结合的布局方式有较大不同，便于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如粮食等物品的搬运，具有良好的互通性与融合性，呈现出宽容大气的场所精神。房间对称端庄，中轴分布，给人以平衡稳重的庄严感。
民居部落在形成前多为自发性建造，规定出每户生活的固有院落场所。而建造方式也多为前人的经验传授及自我需要的有效改良。由于地广人稀，生活地点及经验在东北民居建筑的建造过程中往往格外重要。从而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聚居文化，其无论从人地关系、院落组织，还是建筑的构造与装饰都在地域性建筑文化保护和聚落建筑的保育实践等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以乌拉街满族民居建筑为例:当地老宅的砖雕、装饰处处体现着当地特有的民俗文化，表达出人们对幸福、富裕、吉祥、平安的美好憧憬，如以蝙蝠、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的墀头装饰，以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精美雕饰的后府山墙，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二、东北民居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一)东北民居建筑的共生意识
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永远处于延续与创新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延续毋庸置疑地对继承与发展东北民居建筑意志、重拾东北古老民居文化提出要求。东北大院的造型上的谦拙与质朴以及自然而然的生态观念集中体现了先人对建筑的创作动机与人生智慧。在东北满族民居聚居地———乌拉街走访时，当地的老人曾告诉我们，在过去，先人往往会在山上物色自己最中意的树，系上红绳或做下标记，在几十年后，后人建造房屋时伐下，用来做受力支撑最大的梁柱。因此东北地区传统建筑的一砖一瓦都是包含着父辈的期待，更是对祖先建造意识的传承。在东北的民居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青砖灰瓦的满族大院，草坯房子篱笆寨的传统朝鲜族民居，蒙古包式的迁徙性民居等，为中华大地的民居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土壤积淀。以秫秸、柳条、木材和土坯墙或是生土砖围合成的院落空间，建筑密度较低，具有突出的地域特点。值得一提的是赫哲族根据传统的渔猎文化特点形成的三种聚落:屯落式聚落、网滩聚落和坎地聚落，更是为我国永久性建筑、季节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的居住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有效的线索。
东北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很大程度上为建筑的共生性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早期东北定居的先民们因地大物博产生的院落与居住空间较中原建筑具有大尺度、大开间、院落间距松散等特点。这样便形成了现代东北农村大多数院落空间都具备的院内种植园。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逐渐出现了居住与种植、居住与畜养等多种院落空间。早期的东北居民几乎在自家周边便能通过劳作生产出能够满足自家需要的作物。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周边的动植物和谐相依，相互尊重，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其院落空间组合方式生成的多种可能。
(二)东北民居建筑的多元性的生成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建筑结构较为多样。与自然相谐是这一地域建筑发展的基本脉络精神。早期生活在东北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迁徙到这里的农耕民族相互影响共同沉淀出如今东北的建筑风格及庭院布局。东北传统民居聚落多以自发性建造的大院式住宅为主，临近交通便利的山坳地。周围的高山有效地阻挡了冬季的寒风，加之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往往是溪流水源的必经地。由于地广人稀，冬季寒冷，院落布局较为松散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太阳的光照。邻里相处和谐融洽。住户间的围墙往往以隔断式的矮墙为主，方便邻里和过往行人之间的交流。这与晋陕民居的高墙院有明显区别。
人们在建造住所的同时不断完善这一区域的环境空间，如门前屋后的排水沟，及后院挡风树的种植等。划分空间的围墙与当地的原材料有很大关系，如用当地特产的石头砌成的围墙，及以黑土或黄土为原料经秸秆稻草拧成泥辫子垛砌而成的拉核墙。最具特点的东北的“杖子”，用秫秸、玉米秸、向日葵秸或木材连接搭建围合院内的私属空间。平和的高度和枝杈的间隙似乎在诉说着一家人幸福的故事。他们会以当地最容易找到的材料，用最生动的建筑语汇演绎属于东北的民居建筑。因此每到一处你都会发现属于当地特有的视觉肌理，如天岗的石墙，长白山地区的木杖子，内蒙古地区的篱笆墙等。在东北民居院落的空间里住宅建筑外，牛房、仓库和“苞米楼”在东北民居的院落构建里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一方面为农耕工具及生活杂物提供储藏空间，另一方面为谷物的晾晒和存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过去人烟稀少，自力更生须有富余的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东北民居建筑的建造意识。因此，低密度的仓储空间多坐落于东北大院或耕种区中。而在满族和蒙古族的建造意识里西方是祖先的方位，房屋的建造生成仍要“以西为贵”。材料的多样与价值观和习俗共同影响着东北民居的建筑可能，使其形成多元的建造特点。
(三)东北民居多元文化的再生
在建国初期，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半地穴式的建造方式最符合北方冬季抵御寒风与极端气温，而这样的住宅也是最节省建筑材料、最经济的一种建筑方式。虽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居住建筑不多，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田地的周围找到农民为方便劳作临时搭建的这种坡顶半穴居式的棚屋。长白山地区遗留下来的井干式木刻楞子房，尽管在形式上与俄罗斯传统的“拜占庭”建筑模式多无相似之处，其初始状态也恰似我国林区常见的“叠罗圆木屋”，且在制式技法上很是相近，但都是那种以大坡顶和木架屋的木质结构为标志的建筑物，又与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今，在当地的乡村中，大屋顶的民居造型朴实优雅，房屋结构坚固厚重。远远望去红色的屋面温暖热情，屋顶的高度较南方建筑高出，正是对过去建筑经验的借鉴，让冬季积雪能够得到自然的倾泻。东北民居建筑的构建是当地劳动人民与施工匠人反复权衡探索的结果，也是依据当地气候条件所总结归纳的宝贵经验。
早期东北先民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条件下逐步发现向阳避风的半穴居空间能够有效地抵御冬季的低温，即便不取暖，在东北十一二月的天气里，室内温度也能达到零度以上。《金史》中有这样的描述:女真人“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后汉书•东夷列传》对肃慎人的习俗有这样的描述:“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尝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满族传统的地窨子，即以泥土和秸秆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半地穴式房子，更是北方季节性建筑的典范。人们多将其建造在背山面水处，方便日常的生产生活，如果地域环境较为恶劣可在冬季将房屋的三处背光面堆砌积雪以利于缓解冷空气对室内的侵袭。
在挖掘居所场地形成后，夯实的地面、纵向的排水与低矮错落的屋顶形成了东北独有的建筑语言。这种建筑大多三面以大地为墙，单面起坡，面朝阳光紧紧地与大山融入在一起。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地窨子”。半穴式的入口不仅顺和了冷空气的通过，更为人们由室外到室内的活动提供了一次气体交换，最大范围地减少了室内热量的损耗。而后东北的地穴式居住形式历经两汉、隋、唐、宋、元、清的发展，延续千年之久。这种“穿地为居”的建造思想至今影响着东北地域建筑环境的发展，如今几乎东北的每一座城市都建造了颇具规模的地下商场，一方面是为多元交通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是在寒冷的冬季为过往行人提供缓解严寒的温暖过所。而这种地下建筑的入口处几乎都采用了东北传统地窨子的建造特点进行营造。因地制宜的建造智慧背后是东北人对严寒的不屈与对自然相谐的建造意识最好的印证。
三、东北民居建筑文化的延续性
中国东北地区的传统民居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其中不仅蕴含着古人营建活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措施，还包含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环境适宜性的营造观念及多种文化交融所形成的地域性特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东北地区民居建筑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气候的影响始终贯穿了建造方式的始终。
今天东北民居所呈现出的质朴大气多为硬山顶的形体结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物的表面积，从而降低热损失。与气候相抗争，在东北民居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会是建造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事实上东北民居建筑的屋顶要比南方建筑的和缓，甚至靠山的民居建筑会出现单项坡顶的屋面造型，正是出于气候影响的考量。冬季屋面积雪的适量保持有利于减少室内温度不必要的损耗，对内部温度的平衡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较短的房间进深在当今的东北地区民居建筑仍然是绝大多数乡土建筑的主要建造手法。同时房间入口处的缓冲空间在设计和建造中仍是予以考虑的重中之重。
东北的民居建筑和居住文化是与生活环境、日常劳作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也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现地方文化的独特建筑气质。这些曾经的、发展的东北民居建筑毕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客观存在，其艺术价值及其装饰特征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发现。而今的东北地区集合住宅，负层空间的利用仍会以储存杂物和囤积过冬蔬菜的仓库为主，正是对原有居住空间守旧意识的延续与继承。秋菜的储存与咸菜的腌制更是邻里间相互交流与帮助的良好纽带。即便是在房屋的向阳面防止雨水和冻害侵入的墙角也要填满泥浆以利于墙壁的吸湿。所以向阳面的散水坡往往也会成为晾晒谷物的好地方。
红彤彤的辣椒与金灿灿的苞米串挂在向阳面的墙壁上，乡土的亲切与幸福溢于言表。当代的东北地区民居建筑仍然以热烈的棕色和褐色为主，向阳面的造型变化较多，强调日照与通风的最大可能。而背阴面的造型则较为简单，开窗较小，正是出于冬季西北寒风的考量。东北民居建筑的多姿多彩，处处散发着质朴、醇和的人性光辉，其多元映射为传承有中国特色的地域建筑提供极具特点的构建启迪。它的建筑形态既有人们适应地理气候条件的考虑，也含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其居住文化是在住宅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形成的，同时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四、结语
关键词：传统文化；公共空间；艺术设计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在生活领域中复兴，中国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也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不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下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一场设计的已经逐步展开。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余年，不仅是经济上的高速腾飞时期，也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断碰撞的时期。在这个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设计师们从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设计理论体系，逐渐到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源。然而我国公共空间艺术设计发展很快，但文化内涵却往往被忽略，使得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缺乏生气。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以传统文化为落脚点，尝试从传统文化出发，探讨其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应用的意义，以期为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融进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和参照，并给传统文化在空间中的应用提供启示。
一 当前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1.设计古板模仿
面对“设计趋同”的现状，九十年代国内“继承传统”的呼声越来越强，复古之风一时风生水起，各种传统文化元素不加以改变地全部被“搬运”到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来。固然它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视觉美感，但若是到处古板模仿，那便不是设计与创新，而是抄袭与复制。例如，国内许多传统风格的当代建筑都少不了大坡屋顶，似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这种情形在各地新建筑中比比皆是。
2.设计缺乏深层次内涵和特色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建造技术越来越先进，而文化却渐行渐远；设计费扶摇直上，发明的作品体现出的文化气息却越来越淡薄。只是强调高度现代化的设计，难免会使人们感到失去传统的根基和精神的寄托。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这种文化性在中国当代的空间设计中却很少能充分表现出来。究其原因，一大部分空间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少且浅，很难能设计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艺术价值不应仅停留在表面装饰上，更不能被空洞而表面化的潮流所淹没，应承载着一代代人民沉淀下来的思想和特性。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作为一个再现历史的载体，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 传统文化对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影响
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发展取决于设计师们选择优良文化的能力、公众的认知水平、对文化的态度，它是公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世界观的体现，展现于公共空间中，具有物质性；同时存在于文学、伦理规范上，具有精神性；也存在于特定价值观念里，具有排他性。
1.传统文化对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正面影响
（1）发挥步行街区的活力
中国传统公共空间长期以来都是以线形为主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古代布局多是以皇宫为主体进行整体规划，没有为普通民众服务。公众的生活基本上集中在庙会、集市和以街道为主的带状空间中。到了宋代，经济进步、交通设施的发达以及商业的发展都丰富了公众的生活，也延伸了街道的空间范围和意义，具有深厚的生活和文化底蕴，因而有了比其他类型的空间更为浓厚的生活、商业气息和空间活力。
（2）提高公共空间的识别性和文化性
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记录，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标准。社会的进步需要文化的进步为支撑，城市的发展是来自于市民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新文化的包容，作为继承者的我们更要善于选择、归纳并解读出所拥有的现代意义。在塑造公共空间时，可以有选择地利用线性空间布局形态，塑造流畅、活跃的活力空间，深入了解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图式，提炼出程式化的认知模式，唤起民众对空间的归属感和领域感；在节点处设置分流的广场，在街道中合理地分布点状的休息区域，并通过人性化的景观设施，营造吸引市民停留观望的宜人的空间氛围，满足使用者观看人流和展示的内心需求，如南京的夫子庙。
2.传统文化对公共空间艺术设计的负面影响
（1）对公共空间发展的制约
中国模式由原始社会的聚落空间而来，具有集中性和内敛性的特征。在古代，由于阶级间的矛盾突出，历代帝王在建设都城时是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里坊制是“礼"与“法”结合的典范，在区位和组织功能上达到了“朝廷宫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的目的。建设街区是为了皇帝出行和抓捕罪犯，街区的网络密度较低，尺度较大，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决定了临街面极为有限，对城市市民的生活影响较小，渗透率低，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制约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正常发展。街道宽度的制定是以满足市民步行和牛车的需求产生的，因此在社会生产力提高、市民有了更高要求的时候就显得捉襟见肘，不能再满足需要。在此情况下，需要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修补和改善，但由于初期规划的弊端，很难形成有组织的、高效的空间。
（2）群众参与性不足
“院”是中国传统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单位，通过“院”的有机组织和展开形成中国传统公共空间的基本组织格局。这样的组织模式以“院”为单位的中国传统居住模式强调安全，表现出以“院”为中心的封闭性，而西方的建筑组织模式强调开放性与街道外界的交流性。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儒学为官方思想，儒家思想中对礼制的强调、对封建统治的维护，形成了城市布局中等级明确、层次分明的特征。古代小农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封闭、分散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制约着公众对于公众活动的参与性。
三 未来公共空间艺术设计发展的方向
1.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应用越来越广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要使大家绷紧的神经得到放松，可以从传统文化思想中去得到灵感。所以在公众空间设计中应用传统文化，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惬意，使内心得到平静。从目前我国发展趋势看，以传统文化来引导空间设计不乏意境深邃的作品。学界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也在逐年增多，并从理论探索逐渐转向实践转移。我们应该继续探索传统文化，在空间设计中展现出其稀有的魅力。
2.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大放异彩
文化可以展现出一个空间的思想，如果公共空间的艺术设计中展现不出文化内涵，那么这种设计就是没有生命的。当前，我国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正朝着西方现代设计的方向前进，在这种试图国际化的进程中，反而忽视和丢弃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应用。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其公共空间的表现形式与方法都是源于我国传统的空间设计，在此基础上，日本的空间设计理念又研究学习并结合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设计理念与方法，两者相互补充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空间设计。通过以上反思，我国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更应从传统文化为切入点，融合不同的空间设计手法，从多层面去表现出我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使得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在现代和未来继续传承发扬，并展示在世界设计之林。
3.具有强烈现代中式风格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正在逐步完善
中国传统的古典的空间设计思想与手段，在现代空间设计中是不能直接搬运和模仿的。这就需要把传统文化应用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时，要结合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并加以传承，以新的表达方式来推进发展，形成具有我国特征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风格。同时，在思想上不仅需要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化学习，而且需要不断学习和结合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这样才能将我国的独特空间设计风格不断完善。
四 结论
目前，我国公共空间的设计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汲取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个过程仍然十分漫长，需要设计者们不断积累学习。艺术设计就是一种领悟，既需要用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方法来积累经验并提升自我，也需要不断的思考、思辨。只有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才能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并在设计中给人们以启示。总之，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的具体应用，当代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从未间断过。不久的将来，传统文化必将在公共空间艺术设计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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