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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代关系理论
Mundell（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标准国家贸易模型，提出了“替代关系理论”，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1）只存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2）两国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一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另一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3）两种产品中一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4）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只依赖于生产中投入的两种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变的规模报酬，即产品产量的变动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变动比率一致。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Mundell认为，当两国仅存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他们必然会展开贸易，并且这样的贸易会使得世界各国的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可是，现实世界很难达到前述的严苛的前提假设。而且现实中各国存在贸易壁垒，所以现实情况下，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产生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资本流动障碍也会产生贸易。所以Mundell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Vernon（1966）在对美国式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生产分为三个阶段：（1）新产品阶段，产品刚刚被发明和生产出来，属于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因此该阶段由母国生产并以高价格出口到国外市场；（2）成熟阶段，国外市场需求旺盛，技术逐渐稳定，出现模仿品和替代品生产的竞争对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到需求量大的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和生产，出口减少，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标准化阶段，产品生产技术已经高度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该阶段跨国公司会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并以此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原来发明创造的母国会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产品周期理论动态的描述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对外贸易。
二、互补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的理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该理论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流动，是包括了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依次开始，即从在母国已经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东道国具有显著或者潜在的相对优势的产业开始转移。小岛清认为，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将母国比较劣势产业输出，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幅度，从而增加了贸易量并促进母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加速技术创新与扩散。
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当贸易障碍产生对外直接投资时，资源一般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贸易障碍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就表现为互补关系。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会带来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对外贸易大规模增加。
三、不确定关系理论
Patrie（1994）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将其分为三类：（1）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逃避东道国严苛的贸易保护壁垒，迅速占有东道国市场，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实现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2）生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受到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产品可能在当地销售也可能出口到别的国家。（3）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跨国企业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贸易，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这三种源于不同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Head和Rise（200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直接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与投资是垂直方式还是水平方式有关。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但是，他们还发现，以垂直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以水平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替代的。
四、启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补，更多的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从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生产为导向，积极寻求外国廉价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以此实现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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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在梳理国外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发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货币国际化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研究也相对独立，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缺乏。
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源自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论，典型的理论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等。
近期的研究侧重实证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过对1980――2005 年间33 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认为，一种货币能否成功实现国际化，关键在于市场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变。为此，至少在货币跨境使用的初期阶段，国际市场上必须广泛存在着对该货币未来价值及其稳定性的信心。价值稳定的货币有利于交易个体核算成本与收益，也减少了为防止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则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其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或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会显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Maziad et al.（2011）认为，货币国际化后，由于对该货币或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储备货币发行国将经历本币升值。Frankel（2012）指出，货币国际化一方面会导致本币升值，另一方面，货币国际化后，会导致市场对本币需求的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汇率波动。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资本市场开放和中国金融改革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一体化，肯定了人民币在中国商业领域中对对外直接投资和交易的影响和作用， 说明人民币具有国际化的潜力。只有人民币满足可自由兑换这一条件时，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实现国际化。
二、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开，这些研究中不仅有对二者单独展开的研究，而且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系统梳理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叶华光（2010）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及其世界占比、对外投资规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场的完善及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刘艳靖（2012）从实证的角度对目前国际储备币种构成的历史演变（1980-2008 年）进行了计量分析，尝试从更加规范的角度探讨货币国际化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量、金融市场是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中占比的基础性因素，同时还受通货膨胀率、汇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经济理论 FDI理论 中国FDI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兴起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原来的国际主流FDI理论对此很难做出解释，为此，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它们FDI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产生了不少FDI理论成果。本文按照理论发展所遵循的方法论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其落脚点是看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FDI的实际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以期对我国的FDI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军突起，诸多疑问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在普遍存在资本缺口的情况下，为何能有资金对外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垄断优势为何有能力对外投资?等等。传统的各种理论显然不能充分科学地解释，于是许多学者另辟蹊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特点纷纷提出自己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
(一)资本相对过渡积累理论
“资本相对过渡积累理论”是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提出来的。该理论运用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原理，辩证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绝对短缺与相对过渡积累的二元格局，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
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产业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差距使产业间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使其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渡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可称之为“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
(二)小规模技术理论
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T.Wells)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指出国际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iaya Lall)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性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将引进的技术知识结合本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进行当地化。使其产品在当地或邻国市场产生竞争优势：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三是从产品特征上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力。
(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John A.and Tolentino，Paz Estrella)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且可以预测。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在地理分布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投资方向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
二、对我国FDI的启示
总结以上各种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理论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实践参考。综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对我国开展FDI有如下启示：
(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从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更多情况下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多层次性，这为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实力基础和比较优势。
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小规模生产技术和创新的引进技术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我国经过50多年的建设，目前已经建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我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轻工、纺织、家电、重化工等加工业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对于那些低于或接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这些产业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总体水平上均要低于这些国家，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如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相对缺乏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产业空心化的倾向，经济发展受资源、资金的约束越来越大，这为我国向发达国家投资创造了契机。
(二)通过FDI重新配置生产
近年来，我国许多产业都面临着被控诉倾销、争取出口许可证、贸易壁垒的问题，致使相当多的企业产品销路不畅，企业处境困难，生产能力过剩。其实在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可以考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既可以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又可以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直接在东道国生产销售，从而既实现向东道国出口最终产品改为向东道国出口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转换，又可以减轻国内企业的困境。
(三)在FDI中充分发挥民族产业优势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深受世界各族人民的喜爱，在国内也有很多厂商经营中餐、丝绸、中草药等产业，但大多数都仅限于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模式，且缺乏自己的自主品牌。我国的跨国公司可以考虑在国外侨民集中的地区直接进行投资设厂，不但有华人市场，还可以在他国打响品牌名气。
(四)根据FDI动机，合理确定投资区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则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就会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扩大和占领海外市场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回避贸易摩擦、追随竞争者、企业区位分散化来减少风险等几方面的目的和动机。因此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首先应明确自己的动机，然后综合影响对外投资国别选择的各方面因素，如地理、文化与历史上的联系、国别地区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劳动成本、原料和零部件的供给等，进行投资区位的科学定位。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要经历国别区位选择一东道国国内区位选择一厂址选择等三个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规律，即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五)通过FDI促进产业升级
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次序方面存在着一般规律。即企业对外投资总是由初级产品产业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我们一方面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拉动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从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做起，一是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二是将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在形成企业自身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内推外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的一条新的有效途径。进而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成为有竞争实力的全球性公司。
参考文献：
[1]柳思维，杜焱.比较优势、大国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一2008年湖南商学院大国战略研究学术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08(12).
[2]李丽，徐明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新动向田投资研究，2007(6).
[3]谢建国.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j]经济研究，2007(6).
[4]王娜.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新探[j]投资研究，2007，(1).
在这样的背景下，挖掘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目的多种多样，这些投资对贸易是产生正向的补充和创造作用还是负面的挤出和替代效应，有待实证。
一、文献综述
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理论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禀赋理论解释了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后，FDI理论进入国际生产分工的理论阶段，经众多学者发展成为垄断优势理论。在市场不完全的基础上，企业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之一。
弗农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行为解释为对出口贸易的替代。该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时期的对外投资的行为。但该理论局限于跨国公司制造业产品，并且不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直接互相投资的行为。
蒙代尔（1957）利用标准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证实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即当OFDI不能发生时对贸易的影响。证明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2.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理论
小岛清的理论基于日本对美投资，强调国际生产分工，并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都支持贸易创造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专利技术、管理方式上具有专有优势，会与其海外子公司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证实了海外生产和母国出口具有互补关系，在2000年对日本、瑞典、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研究证明了OFDI与贸易互相补充的观点。
3.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理论
权变关系理论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门槛”，而不具有统一解释。陈立敏（2010）汇总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观点，例如Bergsten（1980）认为，投资与贸易替代或互补是由国际化投资程度决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观点是二者关系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对外投资的动机和类型直接影响了它与贸易的关系，Head与Ries（2001）指出对外投资的水平或垂直决定了它与贸易的关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认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与投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有关。Svenson（2004）指出，这与其涉及的产业分类精细化程度有关。
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内容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行为的关系，因变量为中国对外贸易金额，自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FI）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FDI）。与贸易有关因素还有很多，如一国GDP和人均GDP，鉴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变量与OFDI和FDI有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因而本文只选取OFDI和FDI为自变量。
本文选取我国2004年～2012年对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贸易及投资数据。其中贸易指标为中国对各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实证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期由SIC原则自动判断。得出结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
其中i代表地区，j代表时间。TRADEij表示j年中国对i地区的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OFDIij为j年中国对i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区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
此时R2为0.84，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实际投资对贸易额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模型可表示为：
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具有一阶序列相关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关。此时模型应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长一万美元，双边贸易额就会增加十万美元，而OFDI每增长一万美元，会使贸易额增加二万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国际贸易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通过企业专业化和规模化促进增长。公司内贸易则说明，先有对外投资才有贸易产生，因此投资是贸易的先导。但一般理论认为，在中国是贸易先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基本遵循贸易在前为投资积累经验、熟悉市场，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对于中国的投资目的在于产业转移，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了跨国公司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对机械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从而拉动了中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一直以来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国，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区域分布广泛，在各个行业都有所涉及，但集中于资源和初级产品制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持续大幅上涨，在政策导向下，商品结构也发生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自主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 影响机制
一、引言
自21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迅猛的发展阶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3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2011年达到60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 在如此高增长的现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过少，同时近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也有积极意义。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浙江省作为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2001年达到3350万美元，2002年为5132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51.19%。发展到2011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34.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68%，发展趋势由下图1所示 ：
二、文献综述
早期，学术界对FDI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发达国家对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对其造成的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突飞猛进，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认为的垄断优势是一国向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已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
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提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9） 认为投资国应当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劣势产业转移出去，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投资国的产业升级。从这个理论出发，我国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很难进入到发达国家，并且其OFDI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国经济学家小威尔斯（L. T. Wells，1983）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拉奥（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创新活动，其跨国公司能产生独有的技术地方化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增大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并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对于由相对较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OFDI，一般称为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OFDI本身不一定具备垄断优势前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可以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劳工标准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走出去”战略被中央反复强调，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行为日趋活跃。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更趋复杂，中国的跨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融合了政治、体制等因素在内的“非市场动机”，但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的资本寻求与国外的市场与劳动力融合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不仅需要将政治、体制等非市场因素考虑在内，也必然将市场潜力、市场规模、盈利前景以及劳工质量等（Hatem，）等纳入决策信息集。劳工标准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政治与经济稳定性、市场潜力、市场规模、盈利前景等角度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虽然部分研究已经关注到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尝试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文献却相当匮乏。检验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方向与东道国的劳工标准之间到底呈现出何种关系，是投资与劳工标准问题上的焦点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传统观点认为，较低的劳工标准往往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能够提高投资者的盈利能力并降低获利风险，从而刺激跨国资本进入。从理论上讲，劳工标准之所以会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较高的劳工标准会更加明确地界定东道国的劳动力产权关系，这样会减少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契约执行成本，降低跨国企业运营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较高的劳工标准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道国来说，他们会倾向于不遵守劳动标准并把它作为一种“比较优势”，这样直接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对于在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投资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这些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必然会损害一国的经济甚至社会稳定性。
Rodrik认为在开放经济之下，高劳工标准会较难维系，劳工标准向下竞争有可能发生。Leahy和Montagna 也认为压低劳工标准（比如限制工会）会吸引跨国资本进入，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考虑，会使用低劳动力标准作为政策工具吸引直接投资。Radulescu和Robson运用20世纪70-90年代的面板数据对20个OECD国家的FDI流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较高的工会密度阻碍了FDI的流入。王晓荣（2006）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偏高的国家，该结论无论在全部样本中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都是成立的。
上述关于劳工标准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针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而且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较低的国家？祁毓和王学超（2012）较早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是基于2003-2009年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从总体上更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偏低的国家。
劳工标准的作用对象是劳动力，它对企业的影响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会影响企业的盈利状况进而影响跨国资本的投资回报。但同时劳工标准又不仅仅是体现在工资方面，还包括劳工的权利保护，较高的劳工标准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好的劳工市场制度对企业及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有正向溢出。首先，较高的劳工标准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促进一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如较低程度的性别歧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经济效率。劳工享有更多的谈判权则会提升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这些都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相对于低劳工标准，高劳工标准给社会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条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国投资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高劳工标准也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其次，较高的劳工标准能更明确地界定东道国的劳动产权关系。劳动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内在化的激励。比如一个企业在雇佣奴隶时就没有给付他们预期的工资，但如果允许谈判，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一旦产权明晰，这种低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其中的谈判权就是劳动产权的体现。最后，针对高劳工标准体现的是一个企业良好社会责任这一点上，Freeman根据消费者理论认为，消费者同样看重产品的制造过程，他们愿意为有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支付更多。
高劳工标准会吸引一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与劳工标准向下竞争的传统观点不一致。但却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解释：①以往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和本国制度、文化环境更相似的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国，它们可能倾向于投资与之相对应的劳工标准更高的国家。随着中国在直接投资中地位的提升，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关注这种制度和文化的相似性。②高劳工标准一定程度提升了一国的政治、社会的稳定性和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这些都为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三、结论及建议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以追逐利润为动机，东道国降低劳工标准以吸引外资流入的说法具有一定说服力。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部分国家质疑中国将跨国资本投向较低劳工标准国家掠夺东道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而抛出“新殖民主义”论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是锁定在低劳工标准国家，而是倾向于流入劳工标准更高的国家。
在未来国际投资发展中，劳工标准将会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树立的主要贸易壁垒，这也必将对我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产生影响。在此环境下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以保持在国际投资中的竞争力，以下提供几点建议：①中国政府应该在各种国家多变谈判中扮演更加积极地角色，为争取本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做出努力。比如美国2011年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要求具有统一的劳工标准等政策，并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尽管现阶段中国接受TPP条款还有困难，但也应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发展和改革，以更好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②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纳入劳动法制的轨道。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若国内劳动者状况、劳资关系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会面临劳工组织要求在企业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压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会推行“劳工贸易壁垒”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低档产品价格的相对优势。③企业自身进行对外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要权衡好收益与成本，高劳工标准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投资于劳工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