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1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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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式教学模式（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方法主要将临床实验问题作为基础，以全体护理学生为主体，通过分小组讨论的方法，在指导护理实验教学教师的参与下，围绕特定的护理学专题或者具体的研究病例进行临床诊治和护理方法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学习过程[1]。随着广大人民健康模式观念的更新，整体化和系统化的护理已经成为社会需求，对护理人员的创新能力，沟通交流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护理学是护理教育的主题，传统教育模式往往无法达到综合培养的目标[2]。因此，如何调动护理学生对基础护理学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对本学科的兴趣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近1年于本科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进行PBL模式教学，效果卓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2013-2014年于本科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90人作为研究观察对象，将入选受试学生随机分为观察组48人和对照组42人，分别应用PBL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进行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学，由教师向学生进行课程讲解和示范护理实验知识，进行实验教学。而观察组则采用问题式（PBL）教学法，具体方法如下：（1）带教老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设计适当数量的问题，于前一课时交给学生，组织学生复习教学内容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同时提供系列开放性问题，此为提出问题具体步骤；（2）要求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资料的查询，通过大量资料的筛选寻求最佳答案，将入选学生进行随机分组，针对具体问题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开式讨论，指导教师对学习任务进行划分，制定学习计划，引导学生发挥团队精神进行共同分析和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3）完成学习后带领学生在实验室进行护理实验实践操作联系，分小组进行讨论；（4）带教老师对每组讨论进行点评，对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使得学生对学习内容认识更加深刻，鼓励学生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各小组间交流学习经验，取长补短，带教老师进行总结，对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扬长避短；（5）根据每组学生的讨论内容汇总记录，形成实验报告。
1.3 观察指标 （1）阶段考核成绩为百分制，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并建立考试题库，通过计算机随机抽取命题进行考核，考核成绩分为以下三个等级：大于80分为优；60分至80分为良；60分以下为差；（2）针对学生实验报告进行分析，对综合素质进行评定；（3）对学生进行教学方法评价问卷调查，从课堂气氛、学生间沟通、师生间沟通、主动参与四方面进行调查，每项0～5分，程度随分数升高而增加。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 字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阶段考核成绩 观察组学生考试成绩优良率为95.83%，对照组学生考试成绩优良率为71.43%，两组学生阶段考核成绩优良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5.71，P
2.2 实验报告成绩 观察组学生实验报告成绩为（92.69±3.86）分，对照组为（84.64±4.15）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8，P
2.3 教学方法评价情况 对两组学生进行教学方法评价问卷调查，分别在课堂气氛、学生间沟通、师生间沟通、主动参与方面进行评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问题式教学法（PBL）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麦克马斯特大学首次提出，并将其引入医学教育领域[3-4]。而后Schmidt 教授详细论证了PBL模式的优点，并倡议在医学教育中应用PBL模式作为传统教学的补充教育方法。直到上个世纪末，在美国，70%的医学院已不同程度地采用了PBL模式进行教学，欧洲部分医学院也开始进行问题式教学法的课程[5]；1994年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在1～4年级的教学中全面采用了PBL模式。目前，PBL已经成为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并多学科广泛应用[6-7]。PBL模式又称“基于问题式学习”，是以临床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主题，老师为主导，围绕某临床实际问题等，通过小组讨论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性学习[8]。PBL模式是纵向教学方法的一种，其以精心选择和设计的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主要内容，通过理论和临床双方面的拓展横向知识，在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同时使得学生对基础知识深刻了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更多地进行自主学习，练就更加熟练的临床问题处理本领[9]。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下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既要遵循法学本科教学的共同要求，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既讲授普适性原则也讲解本土化制度，要巧妙地用法理学中法律规则“法律后果”的缺失来解释现实的刑事诉讼程序，用法理学的反思法解读中外基本原则等刑事诉讼的重大问题，使学生能够准确地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然与应然，理解刑事追诉活动的理想与现实。
关键词：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刑事诉讼；本科教学；法理学
一、基于法理学开展刑事诉讼教学的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法律人才培养因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更是任重道远。本科教育作为这一培养计划的起点，或者直接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或者针对后续的法科研究生培养提供优质生源。这便需要该计划实施下的本科学生要夯实各法律部门的基础知识，能够妥帖把握各法律部门的基本精神，能够准确地运用各法律部门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等进行法律推理，在日常工作乃至生活中能够恰当地运用法律思维。刑事诉讼本科教学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要实现前述目标，既要遵循法学本科教学的共同要求，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材施教。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刑事诉讼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时会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取舍时有所侧重，并在立法、司法各环节中有所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讲授刑事诉讼的普适性原则也要讲解本土化制度，需要巧妙地用法理学的知识与方法巧妙地组织材料，使学生运用学过的法理学知识与方法消化吸收，最终准确地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然与应然，理解刑事追诉活动的理想与现实。
二、基于法理学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策略
（一）用“法律后果”缺失规则诠释现实的刑事程序按照法理学的一般理解，规则是指“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准则，或说是对一个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各种指示和规定。规则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作完整的规则；规则的前两项如果是有效的，那么它的后一项也应是有效的”[1]。除了基本原则以外的其他刑事诉讼规范，便是上述法律规则的直接体现，它们的逻辑结构也应该遵循上述规律。可是我国建国后较长期内由于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将刑事诉讼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途径，重视打击犯罪，重视刑事审判后的定罪与量刑，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忽视程序本身的公正，因而域外法治国家立法确认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不仅得不到客观的对待，而且还被作为资本主义立法的虚伪性加以批判，最终导致它们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吸收的事实无人问津。随着国家全面拨乱反正，近2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理论研究已经走上正轨，但是由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传统的历史延续，尽管域外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被立法逐步认可，但也存在着吸收不到位的问题，除基本原则之外的刑事诉讼规范（对应着法律规则）存在着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后者说到底便是法理学法律规则中“法律后果”的缺失，这一问题早已为诉讼法学者所关注，认为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规则是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共同构成的。前者指的是“规定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它的基本结构形式是‘如果甲，那么乙，否则丙’”，后者指的是“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它的基本结构形式是‘谁来做，怎么做’”[2]，前者的“功能在于给出进行有关诉讼行为的条件”，后者“则具体规定了进行这些诉讼行为的方式或程序”[3]。我国以往的问题是，2012年以前刑事诉讼立法中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如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承担，这是明显的实体性规则的缺失。又如刑诉法第43条禁止刑讯逼供等，但是若果被追诉人供述源于刑讯，那么该供述的证据效力如何，立法语焉不详，是明显的实施性规则的缺失。好在2012年刑诉法第二次修改后，实体性规则的不完善有所改进，但实施性规则的不足或缺失问题仍悬而未决。锁正杰博士的研究结论，对于分析和改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非常必要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下的本科教学也应该让学生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是按照“实体性规则”“、实施性规则”的界定深入浅出地讲述出来并非易事，甚至会占用大量课时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果按照法理学中对法律规则逻辑结构的理解，将“实施性规则”的缺失与法律规则中“法律后果”规定的缺失相联系，说明当下我国大多数刑事诉讼规则存在着“法律后果”缺失，需要在今后的刑事诉讼立法予以完善，便会实现法理学知识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灵活运用，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最终实现学生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实然与应然的总体性把握。
（二）运用反思法解读刑事司法中的重大问题法理学教科书中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后来，张文显教授又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研究的三种方法———语义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反思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是作为实前述证研究方法之一介绍的，这样仅仅反思方法是一般法理学教科书中没有涉及的，这一方法说到底也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已为域外法理学教授所认可，也为我国学者的论文所阐发，对于理解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反思，顾名思义，就是复而思之，反过来而思之，就是思想以自身为作为思考的对象。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哲学方法，反思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无论是感性的前提，知性的前提，还是价值的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4]，这对于刑事诉讼本科教学中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它既能激发学生对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也能促进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理解，不仅知道是什么，还能理解为什么。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使用的教材是陈光中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在没有专门针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本科教材编写之前，这一教材用于该计划下的本科教学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它是由全国知名高校的资深学者撰写的，能够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立法的进展不断修订，做到与时俱进。不过，此教材在一些重要内容的处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之处，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让学生以反思方法进行追问，因为“反思方法也是一种追问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就是追问”[5]。这一方法要求在了解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是什么之后，追问为什么立法这样规定没有那样规定，不同诉讼原则之间、同一诉讼原则之下的各个诉讼制度之间有没有矛盾，不同的诉讼理论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分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对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理论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有助于推进刑事诉讼的立法完善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发展。
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刑事诉讼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上述教材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却并不是很清晰，因为该书第五章“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第一节概述中一共讲了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二是国际通行的原则；三是我国基本原则的体系。第二节到第十五节分别叙述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问题是，既然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有国家追诉原则、控审分离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公正审判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6]，那么我国的13个基本原则与这6个原则又是什么关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没有国际社会已经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没有说明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我国今后刑事诉讼立法需不需要确立这样的通行原则，我国现有的13个原则又该如何定位，与通行原则的契合之处与差异之处分别在哪里？这一系列的追问，便可以将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前世、今生、来世在学生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问题化了。
当然，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这样的问题还很多，如我国的检察独立、审判独立与域外的司法独立之间的不同点在哪里，我国对程序性争端处理中的决定与域外的“准抗告”程序之间的差异何在，为什么存在这种差异，等等。通过一系列追问，学生便会拓展思考空间，拓宽知识面，更好地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实然与应然。也只有这样，这一计划培养下的学生才能对教科书的内容有准确的理解，又能在重要问题上超越教科书的理解，并在同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进而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予以关注，最终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把握更全面，一旦走向工作岗位才会“以自己的良知和智慧维系着法律公正和社会良善”“，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分辨是非、判断利弊，合理推论、作出处断”[7]。这样的刑事诉讼法学习与其他学科类似的学习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能使本科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落到实处，使未来的法律人担当起国家法治建设的大任，使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目标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
[2][3]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9-44.
[4][5][7]张文显.部门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18.
法律的道德性是富勒法律思想的核心。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对道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在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同时，富勒将自然法分为实体自然法和程序自然法两种。其中，实体自然法关注于法律的实体目的和理想，被称为法律的外在道德 程序自然法关注于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被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富勒认为，内在道德是使以规则指引人类行为的事业成为可能的道德，它是法律能够成为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并不涉及社会价值的实体判，但如果立法者要完成其任务，就必须考虑这些原则，因为，这种程序自然法的缺失不仅仅会导致一套糟糕的法律体系; 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不能被恰当地称作为一套法律体系的东西。具体而言，法律的内在道德包括以下八项具体内容:
( 一) 法律的一般性原则。一套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系统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有规则存在。从最低限度上讲，不管公不公正，必须存在某种类型的规则。并且，与其他社会规范不同，法律因具有一般性而是普遍适用的。
( 二) 法律的公开性。结果的可预见性要求法律需要公布于众。通过公布法律，人们得以了解法律，对个人行为做出调整。
( 三) 法律的非溯及既往原则。法律用规则来规范人的行为。用明天将会制定出来的规范或指引今天的行为等于是在说胡话。
( 四) 法律的清晰性原则。清晰性要求是合法性的一项最基本的要素。含糊和语无伦次的法律会使合法成为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目标，或者至少是任何人在不对法律进行未授权的修正的情况下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二、对新自然法学的重新定位
( 一) 自然法学的价值分析方法
自然法的理论是西方法理学的主导理论之一，发展到现代，自然法理论所研究的论题已经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它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在古典自然时期，理论研究集中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人类理性等抽象虚幻的问题; 二战后复兴的新自然法学将关注点放在一些理想价值上，法律应当符合一定的理想价值。新自然法学家们的理论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前提和主张，他们都把研究重点放在隐藏在实在法背后、更深层次，能够指导法律制定的法的观念。他们主张，在抽象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实在法律制度应该合乎一些理想价值。
这些理想价值，在富勒这里即指的是道德。自然法学派以自然法作为评判实在法的尺度，突出强调法律与理想价值之间的联系，因而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常常被称为价值分析法。所谓价值分析方法，是指从价值入手，以价值为标准，对法律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发方法。与其他方法追问的问题不同的是，价值分析法追问的法学基本问题是法律应当是怎样的?。所以可以说，价值分析法的视角是站在制定法之上的，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试图回答法律为什么存在以及法律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对法律中价值因素的讨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的问题时，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重要价值作为切入点的。而对正义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法学，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对以课题的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是从这时候开始，将法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得以形成。后来在古罗马即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说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可及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学科也需要相应的研究范式。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寻找有益的借鉴，这在当代尤其如是。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方法论上的相同之处。确实，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应该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之一，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学视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规范实证研究为主导，侧重对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轻视法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下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的缺陷。
2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从哲学意义上说，在于习惯以构成思想之内容的概念语词为标准作为评判客观世界的依据，而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所应有的以思想之本身为对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在于实证法学过于强调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价值分析所体现的理论关怀。
思维依据不同层次，可以划分为表象思维、形式思维以及思辨思维。反思即是对表象思维所指向的客观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维所指向的概念语词世界之再思考。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同样包括两个思想维度，如果以实证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研究之构成思想，那么，实证法律规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逻辑应该成为法学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学学科的品位和价值。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学研究背离了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从实证角度出发，追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尽管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但是毋庸讳言，传统法学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实证法学所主导。而更为极端的是所谓的概念法学。从法理学角度讲，作为法律体系的一切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之属性，要求受法律约束的人能够可靠地预测什么法律规则将被发现或者创制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和适用。这种观念给概念法学的产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从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论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对法律规范的注释与运用中屡试不爽的演绎方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单纯的感知或经验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得出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果。但是，随着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浪潮出现后，对形式逻辑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形式逻辑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价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否能作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据法律规范，无疑地，该四名探险者确实杀了人，按照三段论的模式，应当作有罪判决，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法官的各种陈词中，尽管结论持平，但是无论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那些坚持有罪判决的法官，其内心的良知并不倾向于有罪判决。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证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遮蔽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条文。因此，从实证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结果。要实现该案正义，有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分析，从而证立无罪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从紧急避险的法理论，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许都可以成为证成无罪的理由。当然，举这一案例的意义并非要证立无罪或是有罪判决，而在于通过剖析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会维度”，以及价值分析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有无客观化标准等面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法学方法”而言，除了以构成意义上的概念语词为研究对象，更应该关注概念范畴背后的价值理念，思考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法治社会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理性地行动，并通过对思想本身的反思达至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我们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要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最后，参照社会科学方法，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方法应当以规范注释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实证为理论视野，以价值分析为理论追求。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现代价值；学科价值
前言：对于法学方法论来说可以从广义角度与狭义角度两方面进行分析，从广义角度讲，它是研究法律以及如何运用法律的学科，从狭义角度讲，则是法律方法论，它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语言行为。总之，法学方法论就是以研究法律适用价值为主的学科，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当代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价值
从哲学角度讲，方法论存在于世界观中，运用方法论可以更好的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对于法学方法论来说，就是帮助人们认识法律世界的方法，在利用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应注意与哲学的联系，这也是法学方法论成立的前提。对于方法论而言，它是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的，而本体论的实现则需要得到方法论的支持，缺少了方法论，世界观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可以说方法论能够引导哲学。对于当代法学方法论来说，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法理学走向法律真理的桥梁，尽管学好法理学可以对以往的法学进行反思，但反思结果是否正确则需要在法学方法论的作用下进行检验，这时法学方法论的桥梁作用便凸显出来[1]。
二、当代法学方法论中学科价值
对于法学方法论的学科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法学方法论存在的时间很多，在法学方法论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并不认同，也不看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学方法论得到了包括普通群众在内的所有人的重视，以中国政法大学为首的多所院校的学者都对法学方法论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与之相关的书籍一步步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如杨仁寿学者创编的《法学方法论》一书中，从客观角度分析了法学与法律，同时，杨仁寿学者在书中运用“悱韩案”指出了法学方法论的存在价值，他认为法学方法论能够为法官审判提供指导，进而实现维护正义的目的。可见，近年来很多学者逐渐加大了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关注，而这一转变的出现则与法学方法论中的学科价值有直接关系。
其次，法学方法论作为开展合法公正的司法判决工具，它在法律学术界的出现可以让更多法学学者认识到部分法律论证中存在的错误，也可以完成不当法律的解释，可以说法学方法论是一种带有批判特征的工具。如在上文中提到的“悱韩案”中，在初审中法院判定原告韩思道胜诉，处被告郭寿华罚金300元，而后被告不服上诉，遂被台湾高等法院驳回，主要是由于现有法律中存在缺陷，由此可见，在法学方法论的作用下可以发现现有法律中在立法的过程中便存在漏洞，这对做好法律制度完善有一定好处，这样一来法学方法论的学科价值也便体现出出来[2]。
三、当代法学方法论的裁判价值
法学方法论中的裁判价值可以从提高法官的自我认识与维护国家法律公信力两方面看出。首先，从提高法官自我认识方面讲，在法官进行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务必保证所使用的法律法规是当下使用且有效的，而法学方法论的裁判价值则体现在能够为释法提供参考，在法学方法论的作用下，法官可以选择合适的法律法规进行审判，同时也能在法律续造时应用合理的法律原则，使得法律应有作用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其次，在法学方法论的作用下，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度也会所有提升，只有得到公众认可的法规才能被人民所应用，而法学方法论则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只有经过实践检验且正确有效的法律法规才能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所以说，法学方法论现代法律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四、当代法学方法论的法治价值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时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基础做保障，而现代法学方法论的法治价值就可以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众所周知，法治代表着法律之上，司法又是法治价值实现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在司法中合理的用法律才能保证裁判合理，对于法学方法论的法治价值则体现在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充分且合理的理由，真正实现以理服人。如在法庭审判中，正当利益应受保护方的律师会运用所学知识说服法官，而法官则需要说服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据都是由符合要求的法律做基础，这些法律的构建则是法学方法论的结果，这样一来，法学方法论的法治价值也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法学方法论已经成为现阶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加大对法学方法论的重视，为做好法律法规研究奠定基础[3]。
结束语：
在以上研究中得知，法学方法论在现代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它所带来的价值是不可被取代的，尤其是在众多学者逐渐加大了对法学方法论重视的今天，一定要注意多种因素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法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进而为现代法律法规建设提供有价值参考。
参考文献：
[1]李卓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分析[J]. 绥化学院学报，2014，05：27-30.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迈克尔·贝勒斯（Michael D·Bayles）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以其在各部门法中的法理学研究而闻名。在程序正义研究方面，他通过对英美学者20余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系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按照英国学者格里根（D·J·Galligan）的看法，正是通过贝勒斯的努力，一种在法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综合性程序理论才得到发展；贝勒斯在这方面的贡献足以与大学者边沁相提并论[2].贝勒斯有关法律程序问题的代表作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3]和《程序正义――分配于个人》[4].前者通过对程序法、刑法、合同法、侵权法和财产法的分析，提出了评价法律程序的一般原则和价值标准。后者则对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程序进行了全面的价值分析，集中体现了贝勒斯在程序正义问题上的理论建树。
本文拟以英美最近30年以来程序价值理论的发展为背景，对贝勒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做简要的介绍和评析。鉴于程序价值理论在我国向来不甚发达，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也不被真正重视，立法、司法甚至法学界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甚至＂程序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介绍和评析至少可对我国法律程序价值理论的重新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一、贝勒斯理论的学术背景
人类社会的法律价值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正义和功利。前者尽管含义模糊且无定论，但它一直被不同社会的人们视为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内在价值理想。后者是一种无孔不入的价值，强调从结果的可接受性上评价行为或制度的正当性。目前，在英美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方面，大体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偏执于法律程序的功利性，强调程序对于形成好的法律或者实施实体法的有用性，主张从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方面来评价其正当性；另一模式则偏执于法律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程序的内在道德性，主张从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来建立其价值标准。前者一般被称为程序工具主义，后者则被称为程序本位主义或者过程中心主义。
边沁曾对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做过经典性的论述。他的理论集中体现在对于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分析上。这种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审判活动的直接目的在于实现判决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即正确地将法律适用到已得到证明的事实上；（2）程序法作为所谓＂附属法＂，只在它有助于执行实体法的情况下才具有善的品质，程序的目的就在于形成正确的裁判结果；（3）正确的裁判――即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只有在其符合所谓＂功利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明，而功利原则所要求的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5].上述三点表明，边沁眼中的审判程序主要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工具或手段，而实施实体法本身的＂更高目的＂则在于实现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程序法的存在根据也就在于通过实体法而间接地贯彻功利原则。显然，边沁并没有对判决结果的正确性以外的程序价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法律程序正当性的评价也没能超越其功利原则。
边沁的程序价值理论毕竟属于上一个世纪。这种绝对强调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的服务或保障功能、否认程序自身独立价值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从本世纪中期以来，程序工具主义者转而强调法律程序需要用其它外在价值作为其评价和构建的标准。经济成本理论和道德成本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经济成本理论是经济分析法学派通过将经济效益观念运用于法律程序的分析而提出的。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耗费是评价和设计法律程序时所应考虑的重要价值，也是司法活动所应达到的价值目标。为了实现这一价值，两种经济成本应当减少：一是直接成本，即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资源，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两部分；二是错误成本，即由于法院做出错误的裁判而发生的资源耗费。对法律程序进行经济分析的一般目标在于衡量法律程序和司法活动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上述两种经济成本的总和。波斯纳运用这种方法对一系列程序规范进行了分析，如证明责任、获得法庭审判的权利、聘请律师的权利，等等。尽管波斯纳本人决心远离并坚信自已已经远离了功利主义，但是他的分析仍然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理论，因为他将法律程序的目标定位在实现某一外在的价值，只不过这里的外在价值不再是实现实体法，而是节约司法活动的成本。[6]
道德成本理论是由英国学者德沃金提出的。与功利主义和经济成本理论不同，道德成本理论认为，在评价和设计一项法律程序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实施中的道德成本。要对道德成本做出清晰的界定，必须把它与所谓的＂纯粹成本＂区分开来。例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一名无罪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受到错误的定罪和刑事处罚，这里的纯粹成本主要是由刑罚的错误实施、无罪者被错误地投入监狱等因素引起的资源耗费；道德成本是指由于错误地惩罚无辜者所带来的非正义。道德成本的产生源于人的权利受到剥夺，因为剥夺一个人应得的权利就是不公正地对待他。通过道德成本这一概念，德沃金超越了经济分析理论，在法律程序中引进了权利的观念。在德沃金看来，要真正享有一项实体性权利（如不受错误定罪的权利），就必须求助于第二项权利――程序性权利。在这里，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发生了某种联系；在与纯粹的利益有关的场合下并不存在程序性权利，因为这里只造成纯粹的伤害；由于没有任何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这里并不发生道德伤害问题，而只有那些受到道德伤害的人才需要程序上的保障。德沃金的结论是，离开实体权利，程序保障基本上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原则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特定程序保障的要求在这时微弱得可忽略不计[7].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法；方法论
对于方法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在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在学习中，我们要讲求学习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更要运用研究方法。那么何谓方法？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方法就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特定方式；这种方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内容。所谓方法论是指某一科学领域中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集合。方法论对于学科的研究尤其重要；科学、正确的方法，不但有利于研究，而且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
一、法学方法论释义
所谓法学方法论，指的是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法所作的理论阐释。在广义上，法学研究方法指的是在法学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人们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既包括学者们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包括司法工作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特定方法。在狭义上，法学研究方法仅指后者，也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在运用法律处理案件时采用的方法。
二、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方法论的原则在方法论的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原则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对于法学研究而言，我们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有以下几点。
1、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就是研究。在进行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做学问、搞研究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凭主观臆断。
2、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因此，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来研究各种法律现象，否则就不能解释法的相关理论。
3、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在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在研究法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法律置于缤纷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其与各种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来研究法律，从而把握其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将其与社会生活孤立和割裂开来。
4、以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点。按照的世界观，整个世界是运动和发展的，人类社会如此，法律也更是如此。社会生活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法律也应适时地做出调整来应对这种变化。在法学研究中尤其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
三、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法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众多具体的研究方法中，有一些方法在法律现象矛盾特殊性方面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同时在法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中也被普遍适用。这些方法被称之为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占有重要地位，其在法学研究中也被广泛应用。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具有利益性，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利益分配、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关系。作为法学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法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为法制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
2、价值分析方法。所谓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动机的体现。在法学理论的文献中，价值经常被定义为值得希求的或者美好的事物。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价值属性进行认知和评价的方法，对一定的社会价值或理想予以揭示、批判或确证。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它本身的存在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
3、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是在价值中立的条件下，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来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方法的总称。实证分析方法之所以是法学的基本方法，就在于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法的实然状态，即回答法在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这类“法律实然”问题的解决，只有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并借助于特定的实证分析方法，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1997.
税收优先权是指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税收债权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受清偿。(注:参见徐孟洲、谭立着:《税法教程》,86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从优先权制度的起源看,优先权的制度价值在于通过打破债权平等而给予特定债权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以优先、特别保护,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而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故不少国家都从法律上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制度做了认可与规定。但是,对税收优先权的范围、程度、行使程序,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各个国家的规定也不一样,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理念追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破产法》(试行)、《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都规定了税收优先于普通债权的优先权性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更进一步明确了税收优先权制度,确立了以发生时间的先后为依据对税收与有担保的债权之间的优先效力进行判断的原则,突破了担保物权一律优先于税收债权的原则规定,其是非功过值得理论界做出深刻探讨。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关于税收优先权的规定还是粗线条的勾勒,各个法律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如何对税收优先权予以准确、恰当的价值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税收优先权制度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完善,也是理论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做一探讨。
一、税收优先权的发展趋势及法价值分析
(一)税收优先权的发展趋势
从比较法的分析看,税收优先权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表现在:
1.税收优先权效力等级的弱化。第一、税收优先权位于基本人权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把职工工资作为破产清偿的第一顺序的债权。第二、税收优先权在担保物权之后。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只有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明文规定土地增值税的债权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台湾地区的其他税捐的优先权皆位于担保物权之后。而其他国家的税收优先权普遍位于担保物权之后,民法上的物权优先原则贯彻的比较彻底。第三、税收优先权位于企业重整债务之后,日本、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都作了类似规定。第四、税收优先权的位次越来越低,有些国家甚至取消了破产中的优先清偿权,实行没有等级的破产。比较典型的,前者如美国,税收优先权位列优先权的倒数第二。后者如澳大利亚和德国,把税收改为一般破产债权。(注:参见李永军着:《破产法律制度》,333—33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税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的弱化。第一、税种越来越窄。台湾地区现行法仅规定了土地增值税、关税和营业税三种税收的优先权,法国仅规定了直接税收和营业税的优先权,美国仅规定了公司税和财产所得税的优先权,英国连公司税和所得税的优先权也予以取消。第二、时间范围越来越小。一般规定为破产宣告前的6个月,最长不过12个月。超过此期限的税收不享有优先权。第三、税收优先权的客体越来越窄。如,法国破产法规定税务局的优先权以纳税人的动产为标的。
3.税收优先权的适用形式越来越严格。以法国为例,从登记与公示看,税款优先权原来不需要公示,但由于税款金额往往很高,第三人利益得不到保护,从1966年开始,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必须就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营业税、间接税和关税的税款进行登记,才能享有税款优先权。
(二)税收优先权发展趋势的法价值分析
税收优先权越来越弱化的趋势,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对税收优先权的制度价值有了新的定位。
1.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的尊重与高扬。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确定了生存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自此以后,生存权成为在近代市民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宣言的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在宪法中的出现,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基于公共福利对私有财产权做了限制,宣称财产权负有为公共福利而利用的义务。二是国家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宪法最基本的重要特征。(注:参见[日]大须贺明着:《生存权论》,1—3页,法律出版社,2001。)这些重要特征必然对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体现在破产法和税法上,就是在破产分配中,破产企业职工工资优先于担保物权和一切债权包括税收债权受偿,且最低生活费不予征税。(注:[日]北野弘久着:《税法学原论》,97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在基本人权面前,税收债权没有什么优先性可言。
2.对社会交易秩序安全的尊重与维护。如果说秩序、公平和自由是法律的三个基本价值,(注:[英]彼德·斯坦约翰·香德着:《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那么,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交易秩序则是社会最重要的秩序之一,具有重要的法价值。韦伯说过,“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一台机器让人可以预计的法。”(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723页,商务印书馆,1997。)而产权的安全性和交易规则的稳定性恰恰是应该让人可以预计的法的重要内容。因此,尊重和维护产权的安全性和规则的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破产清偿顺序既是市场交易秩序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又是保护产权安全的重要机制。税收优先权的出现恰恰打破或破坏了原来的破产清偿顺序,并由此破坏了产权的安定性和规则的稳定性。(注:这是因为税收债权的数额一般较大,一旦列为优先债权,其他债权将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澳大利亚的Harmer Report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想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参见注③,李永军书,334页。)因此,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安全的角度看,税收优先权不能过分高扬,以免动摇市场经济必需的产权的安定性和规则的稳定性。
3.对公共利益的重新认识与定位。税收优先权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是,税收是满足是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简言之,税收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征收的,税收也是为公共利益而支出的。但是,公共选择学派证明了政府有可能滥用公共利益,因此,“平等、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都不应当被假设为绝对价值,因为,它们都不能孤立地、单独地表现为终极和排他的法律理想。……我们必须将它们置于适当的位置上。”(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19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对实质平等与福利制度的再认识。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但是,当人们的地位严重不对等时,这种自由与平等就是空洞的。20世纪初,伴随对生存权的关注与重视,人们对实质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通过国家福利实现实质平等的措施纷纷出台,而这又进一步为扩大税收、提高税收优先权的位次提供了现实依据。但是,70年代后,随着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反思实质公平和福利制度,提出了一大批反对实质公平和福利制度的思想。关于实质平等,人们主张现代国家的宪法一般是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生存权等社会权是作为自由权的补充物而存在的。因此,生存权等社会权意义上的平等权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形式平等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而形式平等是占主导地位的。(注:[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3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国家对实质平等的追求不能伤害市场经济对形式平等的追求,而税收优先权的不恰当定位恰恰是对形式平等的伤害。就福利制度而言,人们也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福利制度加剧了财政紧张,培养了人的惰性,挫伤了投资的积极性,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效率,主张削减财政支出和税收。(注:参见陈银娥:《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1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这些思想必然要求降低而不是提高税收优先权的效力等级和位次。
5、经济全球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指以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以生产要素和资本流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增强为特点,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一体化趋势。(注:参见白树强:《全球竞争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理论和政策》,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虽然全球化最初是由企业为对付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而驱动的微观经济现象,但是,经济全球化又反过来使各国企业间的竞争更加直接、激烈。一方面,“鉴于企业越来越认识到跨国生产对提高竞争力和利润率的必要性,企业将会给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使政府为企业创制适应国际经营的条件。”(注:UNCTAD,(1996)Promoting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and Liberalizing WorldEconomy,Pre-conference text,TD/367,3 April,p.7.转引自白树强:《全球竞争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理论和政策》,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另一方面,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企业,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样一来,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及工作重心都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政府在有关税收优先权的立法与执法中,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向企业做出某种形式的妥协与让步,以保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在税收政策上,就是国家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不断地减税、退税和免税。这说明,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已让位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二、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