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1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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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战略管理资本运作企业文化治理结构
【论文摘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很多重要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成功地实现了从优秀企业到卓越企业的跨越之后，下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使企业基业常青。本文认为，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实力、市场运营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
华为在20年前还是作坊式的小企业，如今销售额达到160亿美元；中兴通讯由一间300万元成立的小公司成长为年收入5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为什么这两个曾经不起眼的企业却创造了惊人的业绩？如何能使这些初步获得成功的企业基业常青？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通讯设备制造企业成功的因素分析
1、华为技术。（1）清晰的战略定位。从华为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华为多年来一直坚持专业化战略，在产品开发上一直实施业内闻名的“压强战略”，在决定成功的关键技术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20多年的发展中，“压强战略”始终贯穿于华为的研发、营销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多各环节，这种清晰的专业化发展战略定位让华为心无旁鹜地致力于基础通讯设备的研发，最终被思科列为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2）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没有哪一家通信企业能像华为这样每年都拿出超过销售额10%的资金用于专门的产品研发，对一个前途未卜的3G持续投资上百亿美元进行开发。华为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在NGN网络的研发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顺利实现由中低端路由器向高端路由器的转换，最终拥有和国际通讯巨头同场竞技的实力。
（3）强势企业文化。华为公司奉行的是“狼性文化”，狼的三大特性：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狼性文化”的主要表现是：华为在产品研发上大手笔投入，为开发产品而不计成本；为了企业持续发展，积极进行像狼一样的市场攻伐。《华为基本法》第一条就写道：“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狼性文化促使华为始终为了自身的进步不停奋斗着。
（4）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华为的营销战在业界历来以快、狠、准著称，不管是在创业初期推行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在发展过程中令对手叹为观止的客户关系经营，华为的目标只有一个：拿到订单，占领市场。作为公认的“营销帝国”，华为总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模式快速占领市场。
2、中兴通讯。（1）明确的战略定位。与华为的专业化发展战略不同，中兴一贯将自己的战略定位在多元化、差异化上。20多年来中兴通讯一向采取低成本稳定发展战略，至今成为惟一拥有全套自主开发、自主品牌基站及交换系统的中国厂商。在研发与营销投入上，中兴并不像华为那么大手笔，中兴租用的办公楼都是不显眼的办公楼。
（2）市场导向，而非产品导向。2003年中兴的销售额曾历史性地超过了华为。中兴超越华为主要在CDMA和小灵通两个产品上，表面上这只是两个产品的问题，但实际却是战略的问题。中国联通最开始选择IS-95A增强型CDMA技术而放弃CDMA1X这种更为先进的技术，其重要原因是建设经营CDMA网络的国家大都采用IS-95A技术。中兴认准中国必然会采用成熟的技术而非最先进的技术才能保证网络的安全可靠。
中兴通讯开发小灵通产品可说是运用了“蓝海战略”。虽然小灵通被认为是被淘汰的技术，但中兴通讯还是决定专门从事小灵通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在中兴看来，中国农村面积广阔，固定电话需求较少，用户分布零散，但仍然需要铺设大量的线路，缆线维护成本较高，小灵通通信可以解决有线通信实施过程中的难题。事实证明中兴通讯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小灵通为中兴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3）“中庸之道”的企业文化。从中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兴一直采取稳中求进、低成本开发的战略，这与中兴的“中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中兴能够把握国内市场的每一个热点。从GSM、CDMA到小灵通以及到现在的TD-SCDMA，中兴几乎能够把握每一个国内市场的热点。如在手机终端产品呈爆发性增长的2002年，中兴通讯也没被落下。中兴通讯是国内唯一提供GSM、CDMA和PHS三大系列产品的手机生产企业，在CDMA、PHS手机上获利丰厚。其次，中兴拥有齐全的产品线。据说中兴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品线，“不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中兴始终坚持的做法。
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1、性价比优势丧失。华为、中兴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利用国内的人力成本优势，向电信市场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电信解决方案，挑战成本极限。据统计，欧洲企业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只有1300—1400小时，而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却达到了2750小时，是欧洲同行的两倍。与此同时，华为研发的人均费用只有2.5万美元/年，而欧洲企业研发的人均费用大约为12—15万美元/年，是华为的6倍。正是依靠不计多干、苦干，华为在产品响应速度和客户服务方面反应较快，研发投入产出比接近大多数西方公司的10倍，这就是华为低成本的核心所在。
电信设备企业的几次大兼并，爱立信兼并马可尼、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合并，除了增强产品线和扩大市场覆盖范围的考虑以外，最大的希望还是节省成本。当华为还在奋力追赶北电、朗讯等二流电信设备商时，全球的电信设备市场只剩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思科和摩托罗拉等五大玩家，华为以前产品的性价比优势逐步消失，而完成整合的巨头们下一步的目标则必然会对准华为。2、缺乏市场应变的战略管理能力。国际电信巨头在短时间内完成合并使我们看到了他们优秀的战略管理和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市场的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有效把握，对市场挑战和威胁的及时预警，对企业自身定位和战略的理性的思考。
中国企业刚刚进入国际化竞争，在灵敏度和企业战略应变上还需要加强。虽然华为也曾与马可尼谈判过收购，也曾同西门子商量过兼并，但是都没有成功。由于中国企业应对变化的战略不够明确和肯定，在落实的细节上过多地纠缠、犹豫不定，并且缺少跨国并购经验的经验，导致了落实行动的迟缓。
3、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由于外国企业申请的专利太多，目前在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坚实的技术壁垒，如当前移动通信领域大部分专利仍掌握在日、美、韩等国手中，而且这些国家都拥有移动通信领域的世界级企业，如三星、松下、爱立信、日本电气、高通等，专利的申请人也多是这些企业。现在由中国提交并被采纳为国际标准的数量较少，领域狭窄。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的大制造企业的科研投入一般为年销售额的4%左右，进入90年代后这种投入明显加大，为10%左右。近年为了研究和开发3G移动技术和其他新技术，国外有的大公司对移动通信的科技投入提升到16%。就科研投入的比例而言，中国一些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科研投入比例也相当大，但由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生产规模无法与国外大型制造商相比，所以从绝对值看，目前国内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科研投入仍然很少，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投入低导致了中国通信制造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的薄弱，
三、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兴和华为这样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很多重要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规模、技术、品牌等方面与跨国企业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成功地实现了优秀到卓越的跨越之后，下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使企业能基业常青。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实力、市场运营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证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钱悦：世界主流通信制造企业整合对中国通信业的影响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07.
[2]成媛：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3]王学人：以资本经营战略推动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J].WORLDTELECOMMUNICATIONS，2006（5）.
[4]文跃然：华为的软肋[J].企业管理，2003（10）.
【论文摘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很多重要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成功地实现了从优秀企业到卓越企业的跨越之后，下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使企业基业常青。本文认为，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实力、市场运营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
华为在20年前还是作坊式的小企业，如今销售额达到160亿美元；中兴通讯由一间300万元成立的小公司成长为年收入5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企业。为什么这两个曾经不起眼的企业却创造了惊人的业绩？如何能使这些初步获得成功的企业基业常青？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通讯设备制造企业成功的因素分析
1、华为技术。（1）清晰的战略定位。从华为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华为多年来一直坚持专业化战略，在产品开发上一直实施业内闻名的“压强战略”，在决定成功的关键技术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20多年的发展中，“压强战略”始终贯穿于华为的研发、营销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多各环节，这种清晰的专业化发展战略定位让华为心无旁鹜地致力于基础通讯设备的研发，最终被思科列为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2）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没有哪一家通信企业能像华为这样每年都拿出超过销售额10%的资金用于专门的产品研发，对一个前途未卜的3G持续投资上百亿美元进行开发。华为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在NGN网络的研发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顺利实现由中低端路由器向高端路由器的转换，最终拥有和国际通讯巨头同场竞技的实力。
（3）强势企业文化。华为公司奉行的是“狼性文化”，狼的三大特性：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狼性文化”的主要表现是：华为在产品研发上大手笔投入，为开发产品而不计成本；为了企业持续发展，积极进行像狼一样的市场攻伐。《华为基本法》第一条就写道：“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狼性文化促使华为始终为了自身的进步不停奋斗着。
（4）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华为的营销战在业界历来以快、狠、准著称，不管是在创业初期推行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在发展过程中令对手叹为观止的客户关系经营，华为的目标只有一个：拿到订单，占领市场。作为公认的“营销帝国”，华为总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模式快速占领市场。
2、中兴通讯。（1）明确的战略定位。与华为的专业化发展战略不同，中兴一贯将自己的战略定位在多元化、差异化上。20多年来中兴通讯一向采取低成本稳定发展战略，至今成为惟一拥有全套自主开发、自主品牌基站及交换系统的中国厂商。在研发与营销投入上，中兴并不像华为那么大手笔，中兴租用的办公楼都是不显眼的办公楼。
（2）市场导向，而非产品导向。2003年中兴的销售额曾历史性地超过了华为。中兴超越华为主要在CDMA和小灵通两个产品上，表面上这只是两个产品的问题，但实际却是战略的问题。中国联通最开始选择IS-95A增强型CDMA技术而放弃CDMA1X这种更为先进的技术，其重要原因是建设经营CDMA网络的国家大都采用IS-95A技术。中兴认准中国必然会采用成熟的技术而非最先进的技术才能保证网络的安全可靠。
中兴通讯开发小灵通产品可说是运用了“蓝海战略”。虽然小灵通被认为是被淘汰的技术，但中兴通讯还是决定专门从事小灵通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在中兴看来，中国农村面积广阔，固定电话需求较少，用户分布零散，但仍然需要铺设大量的线路，缆线维护成本较高，小灵通通信可以解决有线通信实施过程中的难题。事实证明中兴通讯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小灵通为中兴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3）“中庸之道”的企业文化。从中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兴一直采取稳中求进、低成本开发的战略，这与中兴的“中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中兴能够把握国内市场的每一个热点。从GSM、CDMA到小灵通以及到现在的TD-SCDMA，中兴几乎能够把握每一个国内市场的热点。如在手机终端产品呈爆发性增长的2002年，中兴通讯也没被落下。中兴通讯是国内唯一提供GSM、CDMA和PHS三大系列产品的手机生产企业，在CDMA、PHS手机上获利丰厚。其次，中兴拥有齐全的产品线。据说中兴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品线，“不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中兴始终坚持的做法。
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1、性价比优势丧失。华为、中兴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利用国内的人力成本优势，向电信市场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电信解决方案，挑战成本极限。据统计，欧洲企业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只有1300—1400小时，而华为研发人员的年均工作时间却达到了2750小时，是欧洲同行的两倍。与此同时，华为研发的人均费用只有2.5万美元/年，而欧洲企业研发的人均费用大约为12—15万美元/年，是华为的6倍。正是依靠不计多干、苦干，华为在产品响应速度和客户服务方面反应较快，研发投入产出比接近大多数西方公司的10倍，这就是华为低成本的核心所在。
电信设备企业的几次大兼并，爱立信兼并马可尼、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合并，除了增强产品线和扩大市场覆盖范围的考虑以外，最大的希望还是节省成本。当华为还在奋力追赶北电、朗讯等二流电信设备商时，全球的电信设备市场只剩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思科和摩托罗拉等五大玩家，华为以前产品的性价比优势逐步消失，而完成整合的巨头们下一步的目标则必然会对准华为。2、缺乏市场应变的战略管理能力。国际电信巨头在短时间内完成合并使我们看到了他们优秀的战略管理和实施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市场的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有效把握，对市场挑战和威胁的及时预警，对企业自身定位和战略的理性的思考。
中国企业刚刚进入国际化竞争，在灵敏度和企业战略应变上还需要加强。虽然华为也曾与马可尼谈判过收购，也曾同西门子商量过兼并，但是都没有成功。由于中国企业应对变化的战略不够明确和肯定，在落实的细节上过多地纠缠、犹豫不定，并且缺少跨国并购经验的经验，导致了落实行动的迟缓。
3、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由于外国企业申请的专利太多，目前在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坚实的技术壁垒，如当前移动通信领域大部分专利仍掌握在日、美、韩等国手中，而且这些国家都拥有移动通信领域的世界级企业，如三星、松下、爱立信、日本电气、高通等，专利的申请人也多是这些企业。现在由中国提交并被采纳为国际标准的数量较少，领域狭窄。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的大制造企业的科研投入一般为年销售额的4%左右，进入90年代后这种投入明显加大，为10%左右。近年为了研究和开发3G移动技术和其他新技术，国外有的大公司对移动通信的科技投入提升到16%。就科研投入的比例而言，中国一些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科研投入比例也相当大，但由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生产规模无法与国外大型制造商相比，所以从绝对值看，目前国内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科研投入仍然很少，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科技投入低导致了中国通信制造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的薄弱，
三、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兴和华为这样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很多重要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规模、技术、品牌等方面与跨国企业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成功地实现了优秀到卓越的跨越之后，下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使企业能基业常青。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实力、市场运营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证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钱悦：世界主流通信制造企业整合对中国通信业的影响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07.
[2]成媛：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3]王学人：以资本经营战略推动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J].WORLDTELECOMMUNICATIONS，2006（5）.
一、重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视觉文化的文学意义
1.“语—图”关系与文学观念的重构
视觉文化将“语言—图像”关系提升到“语言—文学”关系对等的高度，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传统定义进行了修正或补充，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和重构文学观念。视觉文化的提出，揭示了“语—图”关系的“一体”“分体”与“合体”的历史形态，以及相应的“以图言说”“语图互仿”与“语图互文”的关系特征①，这就从文学观念的逻辑起点肯定了视觉文化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视觉文化主要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重申和强调了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文字和图像作为人类认识和表达的主要方式，具有各自的性质特点的一面，也有相互渗透联系的一面，两者本身就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还随着审美习惯、文艺生产、科技水平的发展而改变。视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语境，图像表达具有自己的规则和语法，这种规则具有很大的隐喻性，对文字规则和语法产生了很大冲击，相关联的作家创作、作品传播、读者阅读、评论家阐述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消费社会的到来，无疑加快了视觉文化的蔓延，“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产品，它们所体现的是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的是：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非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无不是那种浪漫的纯真感情的实现”②。消费文化充分利用了视觉文化的隐喻特点，让消费更多地成为一种心理、符号和隐形消费。
视觉文化凸显了图像的本体地位，图像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和接受，增强了文学研究中的图像观念和视觉意识。视觉文化是以图像为主因建构事物的文化形态，人们通过图像进行理解、表达和解释，通过图像可以反向研究人们的认知、理解和表达能力。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照片、图画和影像时，能够产生相应的意识体验，这种意识体验是一种意向。图像意识促进了人文科学内部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图像成为思想研究、艺术研究、历史研究和宗教学研究等多领域的基本素材，例如艺术开始重视潜藏于视觉语言中的思想意义，各个学科在视角、方法和观念上对视觉文化的重视增加。其实，近代学者早就关注图像对于历史、艺术和文学等学术研究的意义，傅斯年、王国维、梁启超等均对图像材料十分重视，并且落实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现代学科建构实践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艺术研究、文学研究吸收了欧美学界关于视觉文化的思想，以跨学科的方式逐渐成为各学科对话、交流的平台，视觉艺术被置于日常物质世界、制度性世界、观念世界等不同层次加以考量③，这种图像与思想、观念的互动交联影响和加深了文学艺术研究。
2. 视觉文化与文学现实的重构
文学研究要正视文学现实的不断变化，视觉文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引发关于“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的讨论，并被视为文学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文学被看成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文化转向被看成文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视觉文化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成为文学研究拓展的重要内容。
视觉文化成为文学现实的新元素，在思想资源上主要来自巴拉兹、本雅明、海德格尔、麦克卢汉、波德里亚、贝尔等关于“非印刷文化”的论述，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麦克卢汉所谓“图像人”，德波所谓“景观社会”，波德里亚所谓“消费社会”，贝尔所谓“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等等。西方理论家对视觉文化的预言和批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多中国学者眼里，俨然成为文学现实之一种。但是，回顾二十多年的视觉文化研究，绝大多数学者一方面都接受西方学者对于视觉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立场，另一方面又对视觉文化的到来坚信不疑，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现实判断上的无力，前者是跟风，后者是肤浅。视觉文化在西方尤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科技基础，其概念和意义在中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视觉文化理论有其内在的矛盾性，视觉文化对文学研究也有独特的影响，这些应该成为文学研究者深入调研和探讨的问题。
视觉文化研究尚未形成基本的理论共识，也就缺乏建设性理论和原创性理论，文学研究只能在一种杂揉和无序的状态下面对视觉文化，所谓“冲击”也是模糊的。西方论者对视觉文化的界定也有诸多分歧，海伍德、桑迪韦尔等认为视觉文化无需证明，巴纳德等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区分视觉文化，鲍尔德温等从文本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角度理解视觉文化，米尔佐夫等从整体性、综合性和广泛性角度认识视觉文化。面对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不同论点，中国学者很容易将其忽略，或者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没法细微地体虑到其具体语境。这就很容易产生错觉，将视觉文化大而化之地看成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特征。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④，视觉文化在文学研究领域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还被看成区分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当代兴起一股文化产业潮流，文化产业被视为未来产业、朝阳产业和希望产业，全国各地都将包括广播传媒、电视电影、出版印刷等在内的产业领域划归文化产业，当成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和产业性两大基本属性，文化产业主要是体现了文化的产业性特征，这种文化的“产业性”或大众的一面，从其出现至今已渗透整个世界，在音乐和其他媒介的辅助下，文化产业已日益变成了视觉文化产业⑤。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性，又具有产业性，具体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这和西方文化产业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中西视觉文化自然也有很大差异。
二、范式转型与审美嬗变：视觉文化的精神价值
视觉文化加速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视域，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之间相互渗透和模仿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这都促使文学批评走出书斋，走向更为广阔的视觉文化世界，扮演了文化阐释、消费引导和批判反思的重要角色，显示出视觉文化的批评价值。
视觉文化对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思路，文学研究相应作出了回应，这种回应也是对自身策略的调整。第一种调整是“旧瓶装新酒”，以传统文学研究为标准，将视觉文化视为与阅读文化或印刷文化不同的研究对象，从语图二元对立的角度理解视觉文化，用传统研究方法探究视觉文化的内部结构。第二种调整是“文化转向”，以西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方法研究视觉文化，将视觉文化视为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强调视觉文化的政治分析。第三种调整是“多元综合”，以符合学、社会学、叙事学等多种角度和方法，研究视觉文化背后的文化制度、表意实践和叙事策略，强调视觉文化研究的综合性和多元化。这些调整无疑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打破了文学研究的某些边界，引入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提出了之前被忽视或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视觉文化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视觉文化相对的印刷文化、视觉艺术、文化研究、视觉分析、图像人、视觉性、视觉化、图像转向、视觉转向、景观社会等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对原有学科产生深远影响。与高涨的热情相比，目前视觉文化多的是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浅层理论的贩卖，缺乏深入的结构分析和丰富的文化实践。对于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目前的阐释多是抽象、空洞的理论分析，缺乏理论产生和应用的语境，更没有考虑与中国实际的对接。其实，西方视觉文化理论固然抽象，但都有其产生的现实渊源和理论传承，都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和文化矛盾的思考和对策，都具有本土视野和问题意识，而这恰是中国视觉文化研究所缺乏的。
视觉文化要求文学研究作出选择，文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与视觉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新兴文化的关系，才能对现实发言，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从竞争角度来说，视觉文化并非第一个对文学研究提出挑战的新事物，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挑战者。从宏观来看，文学研究是基于语言分析，视觉文化是基于图像分析，两者的互仿和交叉也是基于两者在对象、方法、范围上的差异而实现的，不能是对立或取代的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两者都有自己的优势或劣势，要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范式和方法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从已经取得较大实绩来看，文学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结合较好的方式有两种，并且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提升。第一种方式较为普遍，即将视觉文化看成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文化背景，考察文学艺术在视觉化、图像化和景观化的社会背景下的新变化，包括内容、形式和审美取向等多方面的调整，这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学等学科都有明显体现，相关成果形式包括专著、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学术会议等。第二种方式较为集中，特别聚焦影视文化等视觉文化的结构、语言、审美等核心要素，以专题研讨的方式专门探究语言在视觉文化中的性质、功能和价值。
视觉文化代表了新的审美风尚，相关研究也呈强劲态势，大批文学研究者放弃传统研究范式、转而以文化研究、媒体研究为重心，视觉艺术、传媒影视的传统研究也深受文学研究这种变化的影响。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和全球化等外在语境的变化冲击了文学阅读为代表的印刷文化，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关照方式，诸如“文学死了”的论调纷嚣其上，这都要求文学研究革新研究范式，吸收新的时代精神。就文学而言，文学与传媒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大众传媒让文学更加多样、直接地与其他艺术门类加强了沟通和融合。视觉文化改变了文艺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文艺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综合物”⑥，文学生产方式自然也会受到相应改变，包括内容、形式和技术等都体现出被当代传媒建构的特点，为打破原有文学生产格局、等级关系、媒体组织提供了条件。视觉文化要汲取文学艺术的营养，改变目前视觉文化中语言粗鄙、低俗、平庸的现象，提升视觉文化的审美品质。
视觉文化改变了文学格局，也引发文学研究内部的裂变，媒介的功能和价值得到提升，成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素之一。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子出版物具有印刷物所缺乏的立体、趣味、智能、简捷的优势，大大调动起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主动性、积极性，科技创新让电子出版可以融合文本、音频、视频、图像、检索为一体，可以存储和提取海量信息，方便快捷、易于操作和携带，这不仅是出版业的革命，而且是文化生产的深刻变革。借用传播学意义上“媒介即讯息”的说法，视觉文化时代的多媒介本身具有独立的意义，例如网络等新媒介在激发灵感、搜集素材、调动记忆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具有人力不可比拟的优势，这大大改变了某些类型文学的写作，甚至可以称为除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外的“第五要素”⑦。这种技术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让多种多样的文化垃圾以几何倍数增长，完全超出人力范围，这在大众文化消费品中所占比例很大。人们对视觉文化的批评和指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压倒和超越了表现理性和审美理性，文学生产的金钱逻辑制约和扭曲了审美逻辑。技术和媒介本来是文学生产的动力和工具，但到头来反而又受制于这种工具，越来越依赖工具，文学的主体性就会受到限制，媒介就会带有某些主体性特征，甚至僭越主体性的现象时常发生。
传统文学研究对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新发展反映迟钝，文学研究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发生逆转。很长时期内都是电子文学创作者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欣赏”，这既造成文学批评的缺席，也不利于新兴文学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网络传媒初创期，对计算机、网络的关注多于对文学的关注，软件开发、电子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作者几乎重合，而且是通过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万维网（1990年后Web 1.0，2004年后Web 2.0）登上历史舞台，文学批评对电子文学的态度趋于平和，不像早期那样偏激和极端。就中国而言，2000年后网络小说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创作及批评开始繁荣，出现不少关注社会和具有艺术想象的作品；2004年后网络文学呈现产业化趋势，网站作品点击量、作者人数、注册用户、更新字数等突飞猛进，电子文学批评在线上线下都很活跃。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第二代互联网、第三代移动技术、第二代GPS、数码等传媒呈现泛化趋势，尤其是2006年后Web 3.0成为热门，智能化、语义化、多网融合、星际化等成为发展趋势。十几年间，文学批评对电子文学的态度发生逆转，从初期文学批评不把电子传媒当回事，到惊呼“狼来了”，到现在网络传媒收编一切的态势，文学批评并未做好应对新形势的准备，也没好好研究其中的重要问题。文学批评要对新兴文学以宽容的心态，研究其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变异，立足具有作品的分析和作品产生环节的探究，还要进行本体论、类型学和社会学的考察，加强虚拟环境下创作、接受、传播中的技巧，由此产生的身份、伦理、法律、道德、政策、产业等问题。
文学研究应该在视觉文化时挥更大的作用，让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辨别、分析和提升视觉文化提供的新经验、新情感，让文学与视觉文化在人类精神活动、主体创造性、审美文化层面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把握到永恒、深刻和变迁的时代精神和审美价值，在新的高度将文学、视觉文化以及其他审美文化形态进行有机整合，不断探寻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方面要紧紧围绕人的精神和审美维度展开建设性探讨，另一方面要切实拓展和引导视觉文化的发展空间，重新定位文化立场和精神标杆。在共同的精神追求和趋同的审美维度上，文学与视觉文化会在民间立场和人文精神等方面找到契合点，能够彰显文学批评自由性和人文关怀，在新的文化变迁面前挖掘出人文精神的裂变，抵抗和反思工具理性的侵蚀。视觉文化的发展不能仅靠技术和资本，而要在更高的层面进行精神建构和审美诉求，增强对社会价值和责任感的自觉。总之，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与视觉文化应该是一种互动、双赢的关系，这是时代精神的要求，也是审美价值的体现。
注释：
①赵：《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②Mike Feature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rtenism，Sage Publication，London，1990，p.28.
③Jessica Rawson， "Han Dynasty Tomb Planning and Design"， Actes Des Symposiums Internationaux Le Monde Visuel Chinois. eds. Chrystelle Maréchal and Yau Shun-chiu Numéro Spécial No. 2（Paris， 2005）：103-116.
④[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选自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4页。
⑤[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著，胡菊兰、张云鹏译：《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⑥[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著，胡亚敏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⑦单小曦：《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一、苗族民间传统医药从技术层面到精神层面研究的双重发展
对苗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起步最早的是中国，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对苗族这一领域的关注在现有文字的文献中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偶有见到。在类似的研究中，重点从认知的角度去说明苗族医药的功效、使用方法及医用特点的如著作类有陆科闵著<苗族药物集>(专著)，欧志安著《湘西苗药汇编》、《湘西苗医史考》，陈德嫒、罗廷华、张厚权共同主编《苗族医药学》，包骏、冉懋雄主编《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中国苗药彩色图谱》，邱德文、杜江等主编《中华本草•苗药卷》，唐海华《苗族药物学》，滕建甲、黄爱群《苗家实用药方》，祝均辉主编《风湿病苗药本草荟萃》等；论文类有田振华《苗药功效分类的探讨：》，严一锋等《苗药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王友《苗药苦参的临床新用》，麻福昌《浅谈苗药针角灸》，杨汉梅《苗药熏蒸治“末病”》，彭继铁、周德忠《苗族药“乙肝散”治疗乙型肝炎320例小结：}，张东海、田华咏等《苗医骨伤科史略》，郑曙光等《中苗医熏蒸疗法述略>，文明昌等《苗族医药治疗牛皮癣188例临床观察：》，杜江<苗医用药的基本规律》，龙金光{：雷公山苗药治疗白内障》，张继德<苗药雪冬花合剂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125例临床观察>，张厚良<贵州苗药研究与开发战略》等等。从文化的层面去建构苗族传统医药理论体系的成果中著作类有雷安平等主编《苗族生成哲学研究：》，陆科闵<苗族医学>，杜江等<中国苗医药>，杜江、张景梅等主编<苗医基础>，胡成刚《苗药资源学)，田兴秀<苗族医药学>，杜江、田华咏、张景梅主编<苗族医药发展史>，田兴秀<三本论》，滕建甲《苗家养生秘录》，彭再生、祝均辉主编《湖北苗药》等；论文和专题调查报告有马太江《川黔滇邻区苗族医药文化探析》，冉懋雄等《略论贵州苗族医药的发展历程与医理方药特色》。唐海华《论苗药学九大特色》，吴元黔《苗族医药学发展简史述略》，麻勇斌《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万昌发《论贵州苗族医药》，唐永江《苗医学体系研究》，冉懋雄《苗族族源与苗族医药溯源探讨》，龙光桥《苗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制》，麻勇恒《苗族生命意识衍生的医药逻辑诠释——以湘西方言苗族为例》，修洼倒《美国苗族巫师和草药的传统用法》、老挝传统治病药方(Tshuajkhumob))等等。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中，许多研究者不仅对苗族民间传统医药在技术层面上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而且从具体的技艺中也归纳出苗族在这一领域里通过长期实践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如《苗族医药学》除了在药物上对各地苗族所使用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使用特点以及单验方等情况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外，还对苗族医药形成的历史与源流、医理与症治等作了详细的概括和归纳。此外，《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苗族药物学》等既有苗族的传统医药理论的建构。又有对药物认知技能的分类介绍。
二、苗族医药从传统技能的文化叠加到苗族医药学的理论建构过程
在苗族的传统认识观念中。“医”和“药”是两个互为依存的整体，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定居在越南、泰国和老挝等国家的苗族都普遍认为，“医药医药，离医药无本，离药医无根。”“医”和“药”在各方言区的苗语中属于动词和名词的两个不同语法词性的词。“医”在西部方言苗语(又称川黔滇方言苗语)中称为kot，如说“他去贵阳治病”NilmolGuifYangxkotmaob；“药”在西部方言苗语中称为guab。如说“你吃药吗?”Gaoxbuafnaoxguab。在苗语黔东方言区。“医”称为diot，如说“去找药来医治”monglqabjabloldiot；称“药”为jab。如说“这个药好得很”Laibjabnongdvutbongtwat。“医治”在湘西方言苗语中称为chot，如“医病”在这里的苗语中说chotmongb，“他去吉首医(治)病”：wudmongljibshuidchotmongb，“他的药可以医治你的病”：wubnangdnggabkotchotrutmongxnangdmongb等。“药”这个词在湘西方言苗语中称为nggab，如“我们家里种植的草药很多”boubbloudjiangsmexjitdudnangdnggab，“用这个药去医治你的病很适合”Geudadlaibnggadnendzhotmongxnangdmongbhensrut等。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中，从医药文化的结构上讲，既需要“医药一体”、“医护一体”、“医养一体”，同时也需要“防养一家(即指预防和食物疗养)”、“医巫一家”、“医护一家”、“医武一家”，这三个“一体”与四个“一家”是苗族传统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无论是“一体”还是“一家”，都彼此存在着对这些传统技能文化的叠加现象。
如果我们以一种技能文化(指治疗一种单一病症的本领)来界定每个苗族民间医药师对传统医药文化的理解，“医、巫、武、技、疗、养”兼通是他(她)们既有医治一种疾病的专长，同时还兼顾懂得其它病症医疗方法的重要技能基础。在我们接触过的苗族医药师中，从他们所治愈的各种病例里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是集各种苗医技能文化于一体的“多面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医龙道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用苗药治愈多种癌症患者116例，其中肺癌38例、肝癌3l例、乳腺癌15例、子宫癌5例、骨癌5例、食道癌5例、肠癌5例、脑癌4例、鼻癌3例、阴道癌1例、白血病4例…(P．”；在贵州省贵阳市开设济众诊所的苗族民间药医吕世祥至今坚持行医50多年，他个人熟知使用的草药有3000多种、单验方2000多个，经过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症重病患者达上万人，据这位70多岁的苗族老医师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仅以苗药治愈的各种病症中，有白血病17例、肺癌170例、各种肿瘤300多例、红斑狼疮12例、皮肌炎3例、类风湿500多例、母猪疯60多例、乙肝200多例、糖尿病500多例、缓解中风偏瘫1000多例、哮喘500多例、男女不孕不育症200多例、肾病综合症100多例等【2j。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具有一专多能的超强本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巫一家”这种现象虽然已经越来越少，但这种精神疗法在苗族聚居区依然随处可见，从人类学的角度讲．巫祀疗法更能体现苗族社会中群体性的人文关怀。比如在老挝、越南、泰国以及移居美国的苗族中，每当人的身体状况不佳．都要请巫师到家里来做UaNees(译意为“敬家神驱恶鬼”)仪式，然后杀猪宰羊，让其精神获得鼓舞，通过饮食调节、环境疗养等多种方式使其得到慢慢的康复。又如，在贵州都柳江和清水江上游的苗族村寨，当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身体不佳时，同样要举行AitWukyis(译意为“敬娘娘神”)的仪式，而对于身体不佳的成年人，则要举行的是JenlNzes(译意为“栽生命树”)的仪式等等。用苗族人对这～问题的理解，即所谓的“神药两解”。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的这种“神药两解”文化建构方式，我们从早期的汉文献史籍中均可找到相关的记载。如西汉刘向在《世说新语》的《说苑辨物》中称：“吾闻古之为医者日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5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近人刘镜如在《中医史话》里解释说，“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也就是当今各种苗族传说中的“苗药师”。从上述这些实例中充分说明，苗族对药物知识的认知和医疗技艺的文化形成都是一个经过长期积累和技能性文化叠加的建构过程。
三、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对苗族传统病患观念的影响及医药文化体系的建构
苗族有许多不同的支系。尽管苗族的支系多，分布面广，但在自称上则有着相同的同源读音Hmong，而且在苗语古音构拟中均有着相同的词汇来源。语言结构的一致性决定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同一性。由此，我们在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中，既看到了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因苗族传统文化的相同而在总体观念体系建构中的相似性。同时也因每个支系苗族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同，在文化进化发展中出现了多线性的适应发展方式。具体而言，各个支系苗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在苗族看来，人与自然中各种有生物和无生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如从东南亚移居美国的苗族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文化观念，“由于人与大自然必须达成平衡才能共处。苗族认为，疾病就是这种关系的不正常所致。风湿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症状是关节和身上疼痛。苗族人常把这种病与天气暖和及多雨潮湿的到来联系起来。如发烧、感冒、流鼻涕和咳嗽归因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改变。”【副与此相同的是，我们到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族做人类学田野观察时同样发现，“在岜沙苗族的社会生活中，对15岁以下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未成年儿童，当地人都有将此幼子拜祭树神的习俗。人拜祭树，是人把树看成是人的父母一样，对子女进行关爱，将树与人进行平等对待，其行为对人起到了抚慰作用，目的是让树神永远守护着这个孩子，像父母一样关心自己的子女。人与神的关系和神与神的关系，它代表着人间的辈份、人间的性别等都有了赋予【4j。”这种“赋予”关系就是苗族传统文化中所指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
20年前，华为只有6名员工、2.4万元注册资金；今天，华为在印度、美国、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均设立研究所。一举成为全世界三大通讯设备供应商之一，而且仍在不断的蚕食着跨国巨头们的市场。可以说华为是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没有之一！
华为为什么如此成功？这问题很复杂，不可能归结于单一原因。但华为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间，对于流程为主的管理的不断优化，却值得我们借鉴。
1998年是华为公司高速扩张之际，凭借着刺激的激励机制和激烈的内部竞争、狼性文化，华为公司已经将销售收入做到了近90亿元，然而企业的高速发展，让管理的弱点和流程混乱暴露无疑。因为缺乏严格、可控的开发制度，华为公司往往是数个TEAM同时做一个项目，然后优胜劣汰，此种管理效率较低，结果可控性差，在平均交货时间、库存周转率等方面大幅度低于国际领先水平。
华为的研发费用浪费比例和产品开发周期是业界最佳水平的两倍以上，同时华为销售额虽然连年增长，但产品的毛利率却逐年下降，人均效益只有Cisco、IBM等企业的1/3～1/6。华为的员工说：“我们没有时间将事情一次性做好，却总有时间将事情一做再做！”
显然靠着人海战术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强激励措施，已经很难将企业推向更高的层面了。
1998年8月，华为与IBM公司合作启动了“IT策略与规划（IT S&P）”项目，开始规划华为未来3～5年需要开展的业务变革和IT项目，其中包括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产品开发）、ISC（Integrated Supply Chain，集成供应链）、IT系统重整、财务四统一等8个项目，IPD和ISC是其中的重点。
直到2003年上半年，数十位IBM专家撤离华为，业务变革项目暂告一个段落。此次业务流程变革历时5年，耗资5000万美元。
但是IBM咨询项目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凭借当时打下的良好的开发、供应链、财务、IT系统，业务流程清晰之后，华为缩减了与国际领先公司的管理差距，效率大幅度提升。
2008年华为公司的销售额将突破180亿美元，是1998年的近20倍，但研发人员只有当时的4倍。在华为高速发展之时，正是从IBM引入的管理流程，帮助华为大幅度提升了效率，从而让华为在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避免了混乱和无序；同时也让华为从技术导向转向了市场与技术的有效结合。
如果把华为奇迹归因于流程管理，显然并不客观；但是毫无疑问，华为走向国际领先企业的过程中间，流程管理、IT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现代管理制度的导入，起着制度保证的作用。
流程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计划经济烙印仍然深刻，不少企业仍延续着职能管理模式，沿用着金字塔型的层级命令控制体系，各部门各自为政，坚持自利取向，只在自己的天地里在意职能完成程度，在乎垂直性的管理控制，而部门之间的职能行为往往缺少完整有机的联系，导致效率下降。
流程导向恰恰能对职能导向进行弥补。发达国家制定出的管理流程已经得到了很多世界卓越企业的验证；对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模仿是一个必然。
流程是MichaelHammer和JamesChampy在《企业再造——经营革命宣言》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系指“企业为达到期望的管理或业务目标，在一定输入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明确的组织、人员执行并产生特定输出结果的一系列的管理或业务活动。一个完整的管理流程包括6个要素：目标、输入资源、人员（岗位）、活动、活动的相互作用（协作关系）、输出结果。
管理流程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实现企业管理的精细化，并以此来指导员工的操作行为。流程导向注重目标导向和时间观念，也就是说，以客户、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企业的行为视为一个总流程上的流程集合，对这个集合进行管理和控制，强调全过程的协调及目标化。每一件工作都是流程的一部分，是一个流程的节点，它的完成必须满足整个流程的时间要求，从而保障了对整体目标负责制。
实际上，建立管理流程的目的是要把企业打造成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让每一位员工都成为这台机器上的一个标准配件。
流程管理和流程再造，不止是几个计算机软件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付出重金实施世界上最好的ERP软件而效果却令人失望。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非常推崇的流程管理，他说“成功属于精简敏捷的组织。”每个通用电气人都强调速度、简洁和自信。
因为自信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简单的程序可以保证快速的应变。用通用电气一贯主张的速度原则表述便是：最少的监督、最少的决策拖延、最灵活的竞争。
“精简”的内涵首先在于内心思维的集中。通用电气所有经理人员必须用书面形式回答5个策略性问题。扼要的问题使员工明白自己真正该花时间去思考的到底是什么；而书面的形式则强迫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思绪整理得更清晰、更有条理。
通用电气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勾画出“流程图”作为说明，从而能清楚地揭示每一个细微步骤的次序与关系。对于速度，韦尔奇常用“光速”和“子弹列车”来描绘。他坚信：只有速度足够快的企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或许，这对于中国企业将是借鉴和超越的目标。
管理流程对员工的作用，就是回答以下问题：
1、范围：做什么？——WHAT
2、目的：为什么要做？——WHY
3、责任人：由谁来做？——WHO
4、方法：怎样做？——HOW
5、切入点：从哪里开始入手，按什么路径——WHERE
6、工作进程：工作程序步骤对应的工作日程与安排——WHEN
7、完成标准：做到什么程度？——HOW MUCH
国内企业流程管理的探索
反观国内两大企业：光明和海尔。他们通过流程优化改进速度和效率的思路和手段，也颇值得制药行业借鉴。
光明是中国第一家实施ERP系统的乳业企业，用国际上先进的流程管理思想来指导业务发展，用信息技术来提高速度和效率。光明的大部分流程已经先期“国际化”，并且他们ERP流程的绝大部分都是按照自己的流程来设计的。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利用ERP系统的流程及信息技术强化“新鲜乳品”的质量和新鲜度上。
海尔将这个从“职能导向”向“流程导向”迈进的过程称为“实行流程再造”。海尔实行流程再造并没有强调一步到位的基于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流程，也从不套用那些繁冗复杂的词汇，而是非常注重企业管理层与企业员工对流程再造的概念推广。比如：
通过“投入产出一致”的模式，引入流程导向中注重过程效率，流程是以时间为尺度来运行的；通过为使每个人每个岗位设定“零基目标”：质量零缺陷、交货期零延误、产品零库存、与用户零距离、零营运资本、零冗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把问题买断，然后解决。引入流程导向中的绩效目标考核，削减职能管理上的控制作用；通过“SBU”，即策略事业单位（Stragtegical Business Unit），实施流程导向中的信息传递要求，追求组织简单化和高效化；通过“型号经理制”，实施流程导向中全流程的绩效表现取代个别部门或个别活动的绩效；通过“人人都有一个市场，人人都面对一个市场”，实施流程导向中激励各成员共同追求流程的绩效，重视客户需求的价值。
海尔管理层试图向员工传递，再造整个流程旋转的主动力已不再是过去的行政指令，而是相互间平等的买卖关系、服务关系和契约关系。通过这些关系把外部市场订单转变成一系列内部的市场订单，形成以订单为中心、上下工序和岗位之间相互咬合、自行调节运行的业务链。每个流程、每道工序、每个人的收入来自自己服务的市场和对象。服务有效，按合同索酬；服务无效或效果不好，对方可以索赔。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企业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客户，每一个人都与市场保持零距离。
要实现流程管理的成功，就必须在运行中融入5大因素：管理层参与、培训引导、员工认同、绩效驱动、监控推动。在总体规划设计海尔流程再造革命的同时，张瑞敏制定了分步实施的方案，并通过五年实践，循序渐进地实施了流程与职能兼容的管理方式。
第一阶段，整合内部资源，建立市场链框架，即，将企业所有资源集中起来经营一个品牌。第二阶段，整合外部资源，在市场链框架上获取有价值的订单。第三阶段，整合人力资源，使每个人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主体，创造订单的更高价值。
按照这些实施步骤，海尔的主流程就是把原来各事业部的财务、采购、销售业务全部分离出来，各种资源整合为全集团统一创品牌服务的营销（商流）、采购（物流）、结算（资金流）体系，使整个企业环环相扣，运行有序以符合流程导向。
点评：制药企业需要流程管理
对于中国大量的制药企业来说，如何导入流程管理理念，将是能否决胜未来、真正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