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4 14:40:25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翻译文学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中,文化之间的参与都是不平等的,由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等造成文化上的不平等,这样必然使得强势文化在这一交流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而弱势文化则有可能失去自身特色,有被同化的危险。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自然也不例外,文学翻译,所牵涉的两种文化始终都是失衡的,并时刻受文化霸权的影响。因此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研究文学翻译,在全球文化趋同性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福柯权利话语理论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翻译。文学翻译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文学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活动已不再是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相反文学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处处可看到文化霸权的魅影。
三、从权力话语理论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一)文化霸权对文学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学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这些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尽管弱势文化的文学也有值得学习之处。以英美为例,由于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地传播,这种形势使得英美在文学翻译方面多年来一直是输出的多,输入的少。对于英美出版机构来说,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要做的主要就是把英美作家作品的翻译权销售出去,而不是把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权买进来。根据Venuti的统计,在英美,翻译书籍,包括文学作品,只占其图书总量的2%到4%,而在法国,同类图书则要占图书出版总量的8%到10%。这是就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英美文化而言,对于其他文化来说,也很少选取比自己弱小的文化来进行翻译。比如,在近现代的日本,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蔚然成风,而翻译汉语文学作品则不多;在我国,也是多翻译西方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对其他相对弱小文化的文学作品则很少翻译,甚至像“精神新大陆”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我国的翻译也显得相当贫乏。文学翻译在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还负有丰富发展本国语言及文学的重任,因此就需要从翻译文化中汲取养分,如果社会文化心理鄙视某一文化,进而鄙视其文学,自然就不会将其视作养分的来源,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就很难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者和出版机构的视野。在弱势文化中则往往会出现相反的状况,近现代的中国和日本,都主动积极地翻译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翻译还被赋予唤醒民众民族救亡的政治功能,很多翻译家认为日本明治文学史是翻译及其影响的历史。文学翻译在近代的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的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晚清以来的很多小说都可以看到翻译的影子,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考察一下当代世界文学史,非西方文化中的文学几乎都受到西方文学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无疑是通过翻译实现的,而西方文学受非西方文学的影响则较小,对非西方文学的翻译自然也不多。这就说明,弱势文化更注重对强势文化中文学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往往选取强势文化的作品,而且可能是影响力最强的文化的作品;在具体的两种语言文学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地更加明显。西方国家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这种形势对我们的文化传播当然是不利的。文学的交流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势必造成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学在世界总是无法扩大影响,这样持续下去很有可能我国的文学甚至文化的民族特性越来越模糊,失去了独立性。要克服这种危险,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进来,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加强我国文学的对外翻译,特别是英译,选取优秀的作品,以高水平的作品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文学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据媒体报道,国家将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3年半推出英译本,这是我国政府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又一新举。然而,目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并不乐观,由于“中译外”的滞后,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译成地道的外文,难以出版。曾获得老舍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受活》,2004年底分别与日、法、意、英国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因为翻译的问题,4个译本至今无一问世。目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仍无法与其自身的内涵和底蕴媲美,文学翻译工作任重道远。
(二)文化霸权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归化和异化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异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自从17世纪以来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和东方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略。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我国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四.结语
关键词：文化误读 期待视野 翻译文学
一、引言
20世纪中叶至90年代国际译学界进行“文化转向”的译学研究，他们认为翻译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语言是文化负荷最丰富的载体，也是文化差异的最集中体现。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意味着一种语言文化系统对另一种语言文化系统的认知和解读。“由于人们在理解他种文化时，常常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文化间的碰撞和误读。”（乐黛云，1995）翻译作为文化交流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在其实践过程中存在文化误读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某种意义上，翻译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不断产生误读的过程。
二、文化误读的理据
1.译者的“期待视野”
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由于译者受到译语文化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对原作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进行删节、改造和重构。译者在本民族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知识结构等决定了他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的视角。朱维基在翻译弥尔顿的《失业园》时就出现了文化误读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这样一句：A broad and sample road， whose dust is gold and pavement stars， as stars to these appears seen in the galaxy-that Milky Way， thick， nightly， as a circling zone...（J. Milton， Paradise Lost）
朱维基的译文是：一条广大美丽的路，尘土是黄金，铺的是星星，像所见的，天空中的繁星，就是你每夜听见的，腰带般的银河，......（朱维基 译）
首先原作中出现的Milky Way 是来自于希腊神话故事。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宙斯（Zeus）是希腊众神的主神，宙斯的妻子就是他的妹妹希拉（Hera）。宙斯暗地里和有夫之妇爱可米那私通，生下了赫克里斯。宙斯希望赫克里斯可以长生不老，就偷偷把他放在睡着的希拉身旁，让他吮吸希拉的奶汁，谁知赫克里斯吮吸太猛，惊醒了希拉，她发现吃奶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便把孩子一把推开，可能是她用力太猛，奶汁直喷到了天上，便成了Milky Way。而根据汉语词典，银河乃是晴天夜晚，天空呈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夹杂着许多闪烁的星星，看起来像一条银白色的河。所以朱维基先生把原作中的Milky Way译成银河，就失去了原文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和信息。
2.读者的“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提到一个突出重要的地位，尧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这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而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如前所说，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任何读者已有自己特定的“期待视界”，即“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尧斯有时称之为对某类作品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种阅读前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
世界文学名著《伊索寓言》就是一个例子。Aesop’s Fables，原书名是《埃索波斯故事集成》，是一部讲述动物的故事集，这些小故事是受欺凌的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斗争经验与生活教训的总结。作者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谴责当时社会上压迫人的现象，号召受欺凌的人团结起来与恶人作斗争。然而后来被译为《伊索寓言》，成为向儿童灌输善恶美丑观念的启蒙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对源文化的误读。同样世界文化经典《格林童话》改编的中文连环画也存在对原作的误读。为了适应孩子们的“期待视野”，满足儿童对阅读对象的要求，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从而使我们认为这只是一部饱含童趣和童真的童话故事。其实里面包含了独特的文艺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格林兄弟个人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特定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
三、理解和解决文化误读现象的有效途径
首先，译者要培养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心理。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因此，译者必须重视文化，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要正视异质文化，公正公平，正确的解读和诠释异质文化。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尺度就衡量和判断。这样往往造成片面的理解甚至是误读。
其次，要培养文化宽容的心态。文化宽容是指在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发生冲突，不能达成一致时或是相互接受时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去理解文化的差异，进行必要的交流和对话。译者在翻译原文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但要尽力公正公平的对待原文，尽可能的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以包容的姿态去理解原文、解读原文。尽量向读者传播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
第三，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翻译批评者在进行翻译批评时，要善于区分是由于理解能力造成的无意误读还是充分理解下的有意误读。并且将这种误读置于译作整体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中，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可以给译者进行的有意误读一个公道，而不会造成对译作不公正的评价。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存的局面下，为了减少文化误读带来的弊端，译者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质和翻译水平，以平等的文化心态正视异质文化，拥有文化包容的心态。同时翻译批评者也要公平公正的评价译作，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我们也要加强翻译文学和文化误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应得到重视。“比较文学”是指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最初是为反对孤立地研究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而出现的，因此研究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自然就成为最早出现的比较文学类型，继影响研究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是“平行研究”。它克服了影响研究的局限，打破了“二元”关系的限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季羡林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要与国外进行比较研究，还要与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学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翻译。比较文学不是简单的跨国文学的比较，而是不同民族和族群文学之间的跨语言比较，也就是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语义转换，更多是一种持续不断、代代接力的解读和翻译实践活动。比较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离开比较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无法深入开展本民族文学个性价值和社会意义探索。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打破民族文学狭隘的范畴，使民族文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而非是纯粹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诞生于上个世纪末，而译介学的产生则晚得多，大约起始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的地位，则已经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比较文学意识始终深藏于文学翻译和跨民族文学借鉴活动中，深藏于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跨民族的文学比较和批评中。我们更多地注意蒙古文学所接受的汉族文学影响的考证和研究，而很少去探讨游牧民族文学传统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很少讨论蒙古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特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的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破灭和东西(包括中西)比较文学的崛起。
一、文化接受视阈中的蒙古族翻译文学
文学史是作家、著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既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艺术接受活动是调节欣赏者整个审美经验对作品的“空白”结构中以想象性补充、充实的过程，是一种融注了欣赏者感知、想象、理解、感悟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一种艺术形象再创造活动。文学接受史其实就是打破以往那种以作品为主要固定视角，从读者接受视角重新解读文学。接受是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研究是接受的继续与深化。接受理论是研究接受成果的理论。每个读者的天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作品就会对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的历史就不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是作品的效果史。
读者既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又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活动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维，而是居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审美价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读者艺术接受过程是一个融理入情、情理统一的过程，是在这种情理交融过程中完成对文本意义的探究。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文化语境，有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接受。文化语境的变迁影响文学接受活动。文化语境是指表现艺术萌芽发展的特殊时期种种思想活动普遍性的思想审美趣味与艺术活动等。文化环境为文学接受创造了条件，文学接受深化和促进文化环境。历史发展决定着文化形式的变迁，文化变迁成为文化影响的发生及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即接受外在文化中起到决定性因素。
即使翻译文学存在的文化语境与接受主体改变，原著的内容信息也不会改变。读者欣赏蒙古翻译文学的同时也把它当作文学研究对象。因为读者把翻译文学与本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不仅从中提取营养，还能了解认识到民族文明、民俗习惯、审美意识、思维特征、哲学、道德、生活境况等，从而增加民族间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
文学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审美价值。文学欣赏不仅是审美活动，又是特殊的艺术创造活动。读者的鉴赏活动就是将自己置于艺术家的位置，在心中再造那个表现品，这是一种与艺术家的创造性直觉达成一致的活动。叙述主体与接受者的关系除了表意手段和表意内容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鲁迅最先提出创作与读者的关系。文学阅读过程是一个“暗隐的读者”引导下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这也是说“暗隐的读者”的现实化过程，是一个实际的读者在文本控制下创造性的选择过程。所以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观。艺术(包括戏剧)就是要传递和交流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感受，而这依赖于艺术家和接受者之间形成的共同感。“可接受性”是接受者对放送者潜在的接受价值的判断，具有复杂多变的歧义性。
文学接受活动是建立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与审美再创造的基础上的。译作对他文化的他族而言是跨文化文学接受。他民族读者阅读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作品接受影响是文学交流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对各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还是对交流关系的接受者来说，不仅都是文化积淀，还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条件。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文学批评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批评不是感知的情感，而是情感的感知”。译作的影响是从读者所得到的审美接受与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读者读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之后获得的审美接受是指满足接受主体精神所需，给予他们情感震撼与教育娱乐作用。从译作中获得什么样的审美感受源于主体。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所以民族间任何文学交流对交流的主体来说，通过文化积淀文学才能进行文化交流。所以文化积淀是文学交流的必然过程，也是文学交流的必然前提和条件。接受和批判研究翻译文学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表现。通过翻译能够开展民族间文学交流并能产生民族间文学影响，从而文学之间比较研究也能得到发展。跨文化研究，特别是西方、东方、自我与他族不同性质的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从危机到转变阶段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接受研究是接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文化语境研究。接受者接受他族文化接受的本质是译作的接受。接受者接受的是文化通过积淀的译作。解读过程就只能是一个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过程，一个作者去无限接近文本原意的过程。萨特认为:“创作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
在作家完成创作活动后，文学活动就进入到作品的传播、消费和接受阶段。艺术鉴赏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文学消费则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得到广泛运用的条件下，在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来，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蒙古族翻译史是蒙古民族认识其他民族文化艺术，吸收其营养并被他影响的历史。蒙古文学对他民族文学的接受和改编，不仅仅是被动地浅薄地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学传统来进行文化选择和协调整合的过程。文学接受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接受史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以各时期接受者对该作品的审美反映、理性思考进行创造性借用为主要研究，探究审美观、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原因。
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的必要性
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学译介到其他民族中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同时，以他人的眼光认识自己，借此提高自己的文化。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永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没有外来影响的单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交流不是单向、直接、简单、普通的交流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与倾向。
因为文学交流不单只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提高自我的交流。所以，民族文学交流永远是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中继续存在。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心理永远是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因此，把他族文学唯独放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来研究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蒙汉文学交流史的跨文化特性，为蒙汉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蒙汉对话范式的建立和区分，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比较文学不管研究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还是研究各国、各民族间任何能够比较的文学问题，将蒙汉文学置于文化交流进程中，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进行比较，对认识民族文学本质特征，乃至认识文学本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研究当代蒙汉文学交流，对蒙古族翻译文学史研究、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该领域的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课题，理应成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将蒙古族翻译文学当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着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梳理基本脉络，勾勒其发展轨迹，是目前急需着手开展的课题。该研究与蒙古族现当代翻译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比较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密切的关系。
蒙汉文学比较研究从主题学、媒介学、形象学、比较诗学到文学思潮和文学活动的比较，已积累十分丰富的资源。比较文学的基本宗旨是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影响研究则是进一步探讨被接受的“异域”文学的影响，即侧重对域外文学的借鉴、模仿，以及素材源泉等事实联系的梳理，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上。
[关键词]翻译文学；本土文学；电影文学；文化意象；相互关系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体系的背景之下，国际文化交流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而电影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媒，也越来越受到各国青睐。随着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不断交流融合，电影翻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外国电影的翻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为我们了解异域文化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同时也传播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正是因为那些优秀的电影翻译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观众才能更好去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风土人情，也能够感受到不同语言交流所带来的无穷魅力。本文将以电影文学为例，从电影文学的独特性、电影文学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以及从电影文学看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着重分析由于受不同文化影响我国现今电影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意象错位现象以及文化意象中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最后着重阐述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电影文学的独特性
电影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部分，既承载了翻译文学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个性。因此，在对电影作品语言进行翻译时就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应该考虑到电影语言的独特性，而电影语言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除了要反映出电影画面所表达出的情感与意境之外，更要求电影翻译者有较高的翻译水平能力，使翻译出的电影作品符合目的译语观众的审美情趣和理解习惯，同时又不能偏离原创作品本身创作意图太远，更为难得的是电影翻译语言要与电影画面形成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不能相互矛盾。那么，具体来说我认为电影翻译文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性。
（一）电影翻译对象的多样化，不只是纯粹的文本
众所周知，电影翻译要达到字幕、声音、镜头画面甚至是人物表情、动作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说就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这就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大多是一种静态的存在，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既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又要注意当时电影画面特定的背景，需要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效的处理。一旦脱离这些因素的考虑，就极易发生错译的现象，使观众无法理解电影文本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影响其对电影文本的整体性理解。就像我们在欣赏一部外国电影时，如果翻译者水平欠佳，没有有效结合考虑到多种因素，观众时常就会产生“不知其所云”的感受。
（二）电影翻译语言的瞬息性，受时间与空间条件的限制
电影文学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因此，电影字幕语言要配合声音、影像的发展瞬息变化，它只能够做短暂的停留，而不是像一般的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反复翻阅，不用担心文字会随时消失。所以，在电影字幕的制作上要充分考虑字幕与声音影像的同步发展，要根据屏幕的大小、停顿间隔等来决定翻译的字数，如果翻译太长就会来不及与声音图画的同步，太短则不利于完整表达出原作意思。总之，由于电影翻译语言的瞬息性特点，为了方便观众在短时间内明白理解作品表达的意思，翻译者在语言上要尽量通俗易懂，更要注意语言的口语化特点，而不能像一般文学作品那样一味追求文字的优美与华丽。
（三）电影翻译是配音与字幕二者的结合
电影语言的翻译包括配音与字幕翻译，对于字幕翻译而言，它是从口语到文字的转换过程。口语转化为文字理所当然就要减少一定的量，更要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需求，使语言尽量通俗易懂，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而对于配音翻译而言，就是一种“对口型”的翻译过程，即需要注意配音声音与画面人物口型的一致性。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差的配音电影中，细心的观众经常会发现人物口型与声音不能同步，很直接就能看出不是作品原声，从而影响了观赏电影的心情。因此，对于电影语言翻译中的这两种翻译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技术规则，这是做好电影翻译工作的前提。
二、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
所谓文化意象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凝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具有相对固定的和独特的含义的文化符号。它是具体物象与抽象寓意所构成的结合体。在这一相对固定的文化之内，人们只要一提到某事物就都能心能神会，有相同的文化联想，这也就是文化意象所具有的特殊魅力。电影文学翻译中的两大翻译策略是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提出的两大术语，即是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归化与异化现象。
（一）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归化
翻译中的归化策略主要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以读者为中心，认为翻译创作的目的是为读者服务，因此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应该尽量符合目的语国家的民族风俗和文化特点，以便于读者对翻译作品更好理解。它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除了忠实于原作的语言和文化信息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审美情趣与接受能力。在不同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的不同，观众的语言表达习惯也大为不同，对原作语言文本所特有的语言形式、文化传统不同的处理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效果。归化策略的处理模式就是在当发生文化意象错位时，翻译者能够将这种产生冲突的文化现象替换成目的语民族文化中语义相当的文化意象，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要符合目的语民族文化传统与习惯的表达方式以方便观众理解。比如根据戈马·麦卡锡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No Country for A Old Man，翻译成中文就是《老无所依》，它就很好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该部影片以美国西部交易、火拼为背景描述了一代人价值观的流失，影片最后影帝汤米·李·琼斯的独白才让人恍然大悟：物质的匮乏远不及精神匮乏来得可怕，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老无所依。
（二）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异化
翻译中的异化策略是指从利于文化交流的角度，提倡应该保留原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它认为翻译者的目的在于翻译，在于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那就应该努力将原作品中的文化意象表现出来，让不同民族文化的观众去了解异域文化，而不应该为了便于他们理解而变更了原作品的文化意象。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翻译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更准确地说是翻译中的异化策略使异域文化传入我国本土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交流，进而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虽然在对待文化现象错位处理上有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但现今我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标准。我也认为在看待文化意象错位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是异化为主还是归化为主，在对待不同的文本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多元化的视角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也就是说不必拘泥于一定归化为主或异化为主，而是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我们也不必纠结于观众是否能够很好的理解，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观众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闭塞，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去剥夺他们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交流本身就会形成对本土文化的推动力，只有保持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才能使本土文化更长更远的发展。
三、从电影翻译看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互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在文化交流中借鉴、模仿西方文学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而无论是借鉴还是模仿，中国文学面对的都不是直接的外语原创作品，而是经翻译过来的作品。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在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学的交流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中介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容小觑。发展到今天，学界也渐渐明确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摒弃了以前世俗的偏见，能够正确对待它、利用它、发展它。
（一）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的渗透作用
翻译文学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对本土文学的依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翻译文学一定要忠实于原作。这样，翻译文学作为一种中介就将异域文化中新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传入本土文化中，形成对本土文化的渗透作用。它可能为中国的文学创作者提供看待世界的眼光、思想、方法、价值观及世界观，还有可能促进本土文学语言创作上的突破与创新等。例如在电影《老无所依》中，翻译文学就以一种媒介介绍了美国西部生活的窘状，美国向来标本为福利国家，然而在美国西部这种老无所依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指物质的匮乏，而是一代人价值观的流失，指向精神的老无所依。在这种黑暗暴力的氛围之下个人渺小之于社会命运的微不足道可见一斑，影片的画龙点睛之处无疑是老警探发自肺腑长篇幅的内心独白，这么精彩的内心独白在电影中并不多见，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正是因为扮演者汤米·李·琼斯长久的西部生活的积淀才能使这段长篇幅的独白成为经典，这为我国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典范，同时电影中传播的美国社会特别是西部生活的价值观也为本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本土文学对翻译文学的促进作用
翻译文学的作者一定是长期受本土文化的熏陶，他们早已在心中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的认知。因此，他们的翻译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翻译作品也会一定程度与本民族文化相适应。换一句话说翻译文学一定跳不出本民族文化的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土文学对翻译文学起到了促进作用，本土文学的发展会影响他们翻译作品的创作。比如以《阿甘正传》为例，电影中有这么一句台词“Stupid is as stupid does”，直译就是“傻人做傻事”，而电影翻译者巧妙地将其翻译成中国俗语“傻人有傻福”，这句符合了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由此也可看出本土文化对翻译文学的影响力，如果翻译者没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是很难翻译出这么一句与中国文化贴切的台词的。
[参考文献]
[1] 王霞.从审美情趣看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J].电影文学，2007（13）.
[2] 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2000（01）.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局限性
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5］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论文摘要：近代
该理论还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
(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
(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中国是个翻译大国，季羡林为《中国翻译词典》所作序言中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文学翻译有两次，一是魏晋六朝佛经文学翻译，一是晚清起的近现代文学翻译。若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新文学作家中，假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译文学作用之大显而易见，但其性质又比较暧昧，长期归属不清。早期虽有阿英、、陈子展、罗根泽、王哲甫等在有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却几乎对其只字不提，“中国文学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翻译文学简直成了弃儿！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兴起，翻译文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二十余年间，翻译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译文学的著作主要有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840—1966）》（1989），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谢天振《译介学》（1999），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9），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0），《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进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使翻译文学史开始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
2003年，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建开博士的专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出版。这部翻译文学断代史著作，与前面提到的陈玉刚、郭延礼、孙致礼的论著既有时间上的对接又有内容上的互补，填补了英美文学翻译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分七章：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沿革及评述；2．积习与转折：五四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3．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4．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5．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6．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7．结语：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
第一章为文献总结，分阶段梳理评说了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尚缺乏整体性专门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引用材料有时显得单一与不确。二、过于简略。三、译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详，译本的种类、前因后果的交待亦欠详尽。针对以上问题，作者确立了本书的目标和任务：视英美文学为一整体，描述现代中国（1919—1949）对其译介过程中所取的姿态和抉择；通过探索，力图为现代中国的英美文学译介勾勒出一幅整体概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章评述20世纪20年代各方面对于译介方向的论争。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学译介呈现批判地继承特点，作家、译者、出版者、读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现象进行反思，主要侧重在选材、内容等层面而很少停留在纠正译文错误的语言层面。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与译介不能只为消遣，更应促其发挥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译介作品要能对“他者”文化起到改造促进作用。这对于此后译界与出版界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包括许多表格与统计数字），史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以年代为序罗列译作清单及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探讨30年英美文学译介倾向显示的规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30年外国文学译介隐含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外国文学译作要紧贴现实、要与之相结合；要配合国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折射出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本书视角独特，体现在：一突出现代文艺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二重视读者反应。这点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此后，文艺期刊的文学译介活动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开始增多，以文艺期刊的译介为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越来越深入，而本书实有开拓之功。
文艺期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价低，积极介入文学译介活动，几乎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对文学译介在多方面起着出版社与单行本译作无法企及的独特作用。然而期刊对译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开。以往的翻译文学研究多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出版社与译作单行本，编纂文学翻译资料大都局限于单行本书目，即便对期刊偶有涉及，侧重点也是放在期刊创作而非译作上面，谈及译介也大多比较分散和简略。有些研究者虽对个别重要期刊的创作活动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艺期刊译介状况的整体认识，也未出现较有系统的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作了扎实研究，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到文艺期刊。如第三章虽为1919—1949年英美文学译介概览，仍以最后3节探讨期刊的译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类列举外国文学丛书（含英美文学丛书）并提供了最新的译本统计表，接着评析了一书多译、译本换名重版、著译合集、“翻译年”等译介现象。他指出，著译合集很能凸显新文学家的译介情结，而在文艺期刊上他们著译并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时发表创译作品，两栖身份一目了然。书中第105—106页例子颇多，如《诗》月刊1卷1号同时刊登王统照诗2首、译诗3首，欧阳予倩先后在《戏剧》月刊发表剧作9部、外国译作2种、译作论文4篇、论文16篇，是著译与研究合一。
由于30年代文艺期刊的繁荣，文学译作数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关于“翻译年”的讨论。起先，1934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当年仅创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种，而这一年《文学》出翻译专号，《现代》有美国文学专号，内容几乎全是译作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翻译大为时兴，“翻译年”之说随之浮现。先有《申报》（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婴《翻译今年又成行了》，称杂志年因推动了翻译活动而见功绩。其后文坛即有了积极回应。1935年1月，《文学》发表茅盾《今年该是什么年》，首次谈及与1934年这一“杂志年”对应今年该是“翻译年”。2月《文学》又有其续文《对于“翻译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设》登载杜若遗《“翻译年”的翻译工作》加以呼应。由于对此命名不以为然，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学》上发表《非有复译不可》，主张以重译纠正前几年粗糙译本带来的副作用，从而真正在翻译方面做出成绩来，不必乱命名什么年。作者对这一翻译史佳话的清晰勾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刊译介的影响。
转贴于
第四章更是对文艺期刊译介的专门研究，探讨了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指出其独特作用表现在：营造文学译介态势（直接见于刊名英译、创刊词、办刊宗旨、稿级、编者的话等），设立译作专栏，推出翻译专号、英美文学专号、外国作家专号，连载译作，编读往来（见通信、读者、书评等栏目）、集中推介来华作家（如泰戈尔、萧伯纳）等方面。作者还从期刊译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荣状况、译者队伍、专载译文的主要期刊、文艺期刊的销量、译介方式的多样化等角度探讨期刊译介的特色。这样，本章与其他相关章节一起突显了30年英美文学译介的规模与倾向，展示了文艺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全貌与实绩。
依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需要接受读者多方面阐释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原作读者虽与译作读者不同，但他们的参予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丰富、发展了原作。现代中国30年文学译介的兴盛，读者亦功不可没。他们并不是总处于被动接受译作的地位，更以其积极的解读参与了文学译介，乃至对译介倾向施加了积极影响。王著全书都体现了重视读者反应的特点。他在众多章节大量引用作家、译者、编者、出版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如译介方向、体裁、内容、宗旨、计划等）的评论，还精心搜求有关译作、期刊在读者间的传播情况、反馈意见、发行版次等资料，而且书中有不少章节集中讨论读者反应。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典故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在不同的接受场景下，同一典故的翻译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典故；翻译策略；有效传递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1—0143—02
典故是诗文中利用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历史名人的话语构成的语句。用典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丰富作品的内涵，又能给读者以“似曾相识”的感受，可谓一举多得。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钟情于用典故为自己的作品“增色”。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必须重视对典故的翻译。
典故往往包含、传递着许多文化意象。典故的翻译常常涉及文化意象的破译与传递。在多数情况下，典故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转换，而是文化基因、文化信息的重新编排与有效传递，接受群体不同、接受场景不同，就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直译
直译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如果原文所包含的典故经过直译后能够使读者易于理解，不会造成误解或错误的联想，就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而不需要进行补偿性的处理。很多由英语直译过来的典故已经为人们所熟悉，成为英语典故直译的典范。如stick and carrot policy（胡萝卜加大棒政策），domino theory（多米诺骨牌理论），Pandora?s box（潘多拉盒子），ugly duckling（丑小鸭），black horse（黑马），等等。这样的直译既能保留原文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和民族色彩，传递原文的语义内涵，又能丰富译入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二、意译
有些典故包含人名、地名或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如果将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全部直译过来，可能要么出现信息丢失，要么显得过于繁琐，对于不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容易出现理解困难，这时就不能拘泥于原文语言的形式，而要考虑采取意译的方法。例如：
1.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abbas/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
Barabbas出自《圣经》，是古时候一个强盗的名字。对于在英国文化或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人来说，《圣经》的影响深远，其中的内容更是耳熟能详，其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他们语言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却是陌生的或毫无意义的。如果译为“巴拉巴的子孙”，只会让读者一头雾水，而意译为“强盗的子孙”，既没改变原文的意思，又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可谓典故翻译的范例。
2．The goalkeeper is the heel of Achilles.那守门员太弱是致命的缺陷。
“The heel of Achilles”出自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对于不熟悉希腊神话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很难通过其字面意思理解背后的文化传统，而采用意译的方法译出其蕴含的意义之后，读者便很容易理解了。
三、直译增补法
由于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一些对母语文本读者来说耳熟能详的典故对译入语读者来说却非常陌生。这时可以采取直译加补充信息的翻译方法，即先直译，再在原文中补充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He wondered.This reminded him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天运》，大意是：美女西施病了，皱着眉头，按着心口。同村的丑女看见之后觉得很美，也学她的样子，却丑得可怕。后人称这个丑女为东施。此典故比喻胡乱模仿，结果却适得其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因为知道这个典故的背景知识，因此，很容易理解它在这段话中的意思。而对于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头脑中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如果将“东施效颦”直译过来，对他们而言很难理解。霍克思在翻译时进行了解释，弥补了西方读者在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不足，使英美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
直译增补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旦运用不当，有可能破坏整个行文的流畅及作者的风格等。因此，译者必须慎重对待，在必须使用这一方法之时才能选用，而且要保证所补充的背景知识不影响行文流畅，并与文章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
四、直译加注法
对于一些蕴含深厚文学背景的词句，为了使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源语文化，译者可以先直译，再通过加注的方式，在注释中将典故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典籍出处、来源等充分地介绍给读者，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
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And what?s the third？”）“The dream of the Southern Tributary State.”At this she made no comment.
（Based on a Tang story in which a scholar had a dream of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r，then he woke up and found it was just an empty dream.）
如果只是直译《南柯梦》，而不加注释的话，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尤其是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就是个难题。他们难以从直译中读懂其在该语境中的言外之意，更无法理解原本兴高采烈的贾母为何“听了，便不言语”。因此，译者特意加注解释了这一典故，使读者不至于因不了解原文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产生阅读障碍。
现代读者接受理论认为，译文读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接受者，在遇到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因素时，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思索和推理。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读者的接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让东西方文化交流变得更加便捷。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译者在翻译时应避免做过多不必要的解释和补充，应留给读者一些审美想象的空间。例如：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ullied her and made her do the housework.She was indeed a Cinderella.
家里人人都欺负她，强迫她做家务。她确实是个“灰姑娘”。
灰姑娘是欧洲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中国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灰姑娘”是个在家里受欺压的女孩。因此，将Cinderella直译出来，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而且会引起读者的联想。
综上所述，由于译文读者与源文本作者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是不同的时代，与源文本读者在文化认同、文化接受力、阅读期待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译文读者很难理解源文本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尤其是在面对文化内涵丰富的典故时，就需要译者在了解译文读者接受能力和阅读需求的条件下，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以使译文更好地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
参考文献］
［1］喻云根.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乐金声.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J］.中国翻译，1999（2）.
［3］王依宁.从归化、异化的角度看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关键词：文学形象；翻译；叙事学；语用学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例(1)语境：作者在“范进中举”一段文字里对其岳父胡屠户的描写：(范进)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Hugrippedthesilvertight,butthrustouthisclenchedfist,saying,"Youkeepthis.Igaveyouthatmoneytocongratulateyou,socanItakeithack?"
“Ihavesomemoresilverhere,”saidFanJin,“Whenitisspent,Iwillaskyouformore.”
ButcherHuimmediatelydrewhackhisfist,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文中的“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几处动作语言是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胡屠户嘴里说着要把银子送给范进，但实际行动是一听范进说不要，他就立刻把刚刚伸出去的紧握着的拳头缩了回来，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想让范进把银子拿去。可是真正的意图是掩盖着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罗念生，2004，p.58-63)。译文中用了pippedthesilvertight，thrustouthiaclenchedfist，drewbackhisfist和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几个动宾结构，勾勒出胡屠户原本不想把钱送给范进，而又要假装出送给的那个样子及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性格。grip，thrustout，clench，drawback，stuff几个动词用得非常贴切。仅仅运用一些动作语言就把胡屠户的内心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人物关系也变得非常清晰。译者保留了与原作者的相同叙述手法，不让内心活动在字面上有任何显露，而是留下空白和空缺给译文读者去想象。其方法是依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帮助与实证，根据原语作者的意图和期待选择词汇：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揣摩原作的语用用意，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的暗含用意，从原语作者隐含意图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深层含义，再把深层含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即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力求使译文真实表达出作者的真正用意。
情节、事件通常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位于第一。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均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翻译
人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铺之以语言。文学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才能站起来。因为人与社会及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自身矛盾，都无不在人物的心理上反映出来。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思想支配，为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变化，如喜、怒、哀、乐、犹豫、惊恐、嫉恨等。因此，心理描写极为重要。通过对话和行动可揭示人物的心理，真实、传神、感染力强，能让读者很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心理。而作品中微妙心理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所谓心理描写，即用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的描写。作家们不仅展示人物外在风采，同时也触及人物内心世界。文学作品中人物在特定氛围中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图，进而把握原作精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联想，在自己思想感情中寻找适当的印证。
翻译是把原语转换成母语的活动，其语用目的是使译文对读者产生预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人们交际时的话语不能只拘泥于其字面的意思。发话人(speaker)怎样设法表达其“言外之意”，受话人(receiver)又如何去理解发话人的“弦外之音”?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衔接和连贯均可实现。这种连贯性其实就是读者尽力使文本中的内容连贯的一种文本重构活动，这种重构行为又涉及读者本人的知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等。语用学理论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汉语语用学理论中的“智力干涉(theinterventionbintelligence)是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p.131-134)。根据智力干涉原理，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使译文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人物性格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从下面对李白《静夜思》译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力干涉对动态对等翻译的解释力。
例(3)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NightThoughts
Iwake,andmoonbeamsplayaroundmybed,
Glitteringlikehoar-frosttomywanderingeyes;
UptowardsthegloriousmoonIraisemyhead,
Thenlaymedown-andthoughtsofmyhomearise.(HerbertA.Giles译)
译文2)TheMoonShinesEverywhere
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
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
OnherclearfaceIgazewithliftedeyes,
Then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W.J.B.Fletcber译)
译文3)IntheStilloftheNight
Idescrybrightmoonlightinfrontofmybed.
Isuspectittobehoaryfrostonthefloor.
Iwatchthebrightmoon,asItiltbackmyhead.
Iyearn,whilestooping,formyhomelandmore.(徐忠杰译，1990，p.86)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其意蕴却深长，令人神往。诗的前二句描写了孤身远客在月明如霜的深夜不能熟眠的情景和迷离恍惚的情绪。诗的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意流畅，不加雕琢，直抒胸臆，借明月寄托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浓浓乡愁，道出了游子望月的万千思绪。它写了月，月总令人思乡思亲；它说到霜，显得凄凉；它写了抬头看月，低头思乡，显然是孤寂的。此情此景最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译文1)保留其隐含义“thoughtsofmyhome”，留给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有淡淡的离愁或温暖的回忆，表达了天涯孤客在明净的月光下的旅思情怀，也符合英诗的表达习惯，易于接受。
译文2)中，以“Youth''''ssweetmemories”形式出现。将隐含变为明示，结果使诗中意境转淡。
译文3)中，先后用了descry，suspect，watch，yearn四个动词，分别统领每行诗句的含义，语句简洁明了。其中descry是个正式用语，意思是noticesomethingalongwayoff，watch与descry的相同之处是侧重于动态的描写。这里的意思是keepone''''seyesfixedonsomeoneorsomething，两个动词共同译出诗句中“望”的寓意。Suspect的意思是believetoexistortobctrue，yearn含有haveastrong，loving，orsaddesireforsomeoneorsomething的意思。两者都常用于静态描写，这四个词译出了原诗蕴涵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译出了借助月光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将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委婉曲折，韵味悠长。译文3)凭借着浅显的文字却清晰地刻画出诗人客居他乡的思乡情怀，译出了常年寓居他乡之人的真切感受，达到了译诗与原诗的近似，再现出原诗的风格，令人读后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此例的译者是位外国译者，对诗人及其文化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国内译者的程度，推导出话语隐含意义的能力也逊色得多，就不容易完全达到语用等值。可见，译者既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对原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全面了解，又要兼顾译文不同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熊学亮，1999，p.122)。动态对等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原作者的意图的正确传达和译语接受者的正确理解为准。原文是作者交际目的和意图的体现，它面对的是原文读者，而译文面对的是译文读者。语用翻译不仅强调对原文意义的真实，以便做到真正的等效，还要使译文读者把注意力转到对话语隐含意义的推导。
例(4)语境：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ofthed''''UrberviUes)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从野外过节的欢乐场面回到自己家。
原文：Fromtheholidaygaietiesofthefield-thewhitegowns,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thewhirlingmovementsonthegreen,theflashofgentlesentimen!towardsthestranger-totheyellowmelancholyofthisone-candledsnectac]e,whatasten!
(TXhomasHardy：Tessofthed''''Urbervilles)
译文：从刚才野外过节那种欢乐的气氛里——白色的长衫，丛丛的花束，柳树的柔条，青草地上翩翩的旋舞，青年过客一时引起的柔情，一来到这蜡烛一只、光线昏黄的惨淡景象中，真是天上人间了!
(张谷若译)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若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无场景，最终将失去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用来描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本例的例子就是如此。当苔丝从野外过节欢乐的场面回到自己家中，家里仅有一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变了，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外面让人愉悦的节日气氛。原文运用了混合式手法，将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等描写方法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原文在描写苔丝的心理活动时，就把景物描写“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等细节描写，如thewhitegowns和感情活动描写whatastep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苔丝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苔丝所见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了感彩，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
作家常常就是这样突破语言的常规，在特殊的语境中赋予语词新的涵义。翻译文学作品时，只有经过细致的玩味，才能透过字面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译者运用智力干涉原理，推测出描写词语里的隐含意义，把握其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将“whatastep”译成“真是天上人间了”，显得自然、具体。这一夸张手法抓住在特定环境下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翻译，真实可信，恰如其分地译出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把她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体现在译文中。如果将其译成“真跨出了一大步啊”，既不能渲染烘托气氛、衬托人物性格，也不能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更无法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真实，因为人物的真情实感未能表达出来，心理活动没得到体现，人物形象也就逊色得多。所以，译者应根据文学语言的特点，借助于语境，灵活地选词择句，寻求最佳的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在原文语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显示译者的再创作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