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6 15:36:55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人生价值的理论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认知框架 《声声慢》 认知美
一、引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宋词语言精练，内涵深远，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与人生，反映诗人深邃的思想和情感。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女词人李清照是宋词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词委婉而深沉，韵律感强，表现了作者所独有的内心世界和女性的柔和细腻情感，被誉为“婉约派”。《声声慢》作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出现了多种英译本。本文将从框架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认知赏析。
二、认知框架理论简介
框架语义学，又称“场景-框架语义学”（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是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 J.Fillmore在早期格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基于语言学的语境概念、认知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心理学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框架概念，Fillmore（1992：76）认为意义的确定必须参照一定的背景知识体系，该体系反映理解者的经历、信念和实践。在Fillmore的理论中，意义的参照体系被称为“场景”（scene），后又改称为“框架”。
Martin（1997：57）认为，框架是一种多维的概念结构，由一系列概括性概念组合而成，他把概括性概念范畴称为“概念槽”，详细说明称为“填充项”。“概念槽”和“填充项”都具有可变性。一个框架内的不同概念槽凸显程度不同，相应地就会引起同一框架的不同视角。
框架与语言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了解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要“了解和识别大量的框架，以及了解哪些语言选择与它们相关联”（Fillmore，1976：25）。换句话说则是，若要把握某种语言中的某一概念，首先要了解这一概念所处的框架。人类认知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已有的旧知识结构有助于新知识的汲取，随之又不断丰富现有的知识结构，同时相应地增强认知能力。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框架是储存在人脑中的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或“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系模式”（沈家煊，1999），是“思考过程中的心理结构”。（Lakoff，2003）
三、从框架理论角度赏析《声声慢》的认知美
宋词作为一门特殊的语言形式，言短意长，高度凝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般耀眼夺目。这一高度的文学艺术必然要求词人在创作过程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词来表达自己意欲透过语言表面来体现的内心深处的思维和情感。《声声慢》是宋代婉约派主要代表词人李清照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词章，通过了词人晚年流落江南时对残秋的所见所闻来抒发内心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情感。原文如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该词大意为：我到处寻找，寻到的只有冷清，十分凄惨。乍暖还寒的季节，最难忍受。两杯淡酒，怎能压住心头的悲伤？大雁飞过，我正伤心，却发现它正是我在故乡认识的那只。满地黄花堆积着，十分憔悴，有谁忍心去摘！我守着窗，独自一人，一个人怎么才能熬到天黑？细雨敲打着梧桐，此刻正是黄昏，一点一滴落着。这种场景，这种愁又怎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呢？
（一）框架与框定
Fillmore（1982）认为，框架至少应该符合两点要求：1.能体现情景或事物状态的特征；2.原则上独立于语言表达（verbalization），就如由买卖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商业框架。他还指出，在同一个框架内，对一个概念的意义进行阐释，一定会涉及到这个框架内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在微观认知框架中，概念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因素，我们在表达或描述某些字词句乃至更大的语言篇章结构时，必然会涉及到或多或少的概念以及概念所产生的概念场。在一定的概念场中，不同的概念意义表达过程，会产生概念隐喻。李天贤（2012）指出，如果一个概念场的概念能够使人联想到另外一个概念场的概念，则会产生隐喻，其语言单位的意义就会隐喻化。在框架的大理论下，朱永生（2005）指出，所谓框定，就是把某人某事看作是一个框架中的成分，并由此设定这个成分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
《声声慢》一开始用了十四个叠字框定了整首词的角色，即词人自己。从“寻寻觅觅”开始，可以看出她想要寻找点什么，但寻找的结果却是“冷冷清清”，紧接而来的是“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词人这一角色在一个事件框架中出现并将“愁惨”的基调定好。进入到具体的框架事件中，“乍暖还寒”词人难以将息，于是起身饮酒，借酒浇愁。此刻高空风送雁声，想起这正是以往在北方故地所见，更增加了思乡的惆怅。在写完高空远景之后，开始转入近处所住庭院的景色。院中开满了“黄花”，秋意正浓。（原文中的“黄花”指的是）“花”这一概念在李清照的诗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读者在读到“黄花”这一意象概念时，脑中势必会产生“伤怀、祭奠、怀念、故人、离别”等子框架概念。词人写堆积的“黄花”“憔悴损”，更证实了读者脑海中在的概念上所确立的伤怀情感。本是无情却有情，如人般憔悴枯萎凋谢了。这一概念隐喻使读者由此通过对满地黄花的感触，联想到金秋盛开却又凋谢，进而再聚焦到词人。这一过程完成了从“花”到“人”的情感表征即“伤愁”的映射，使其获得概念隐喻义。
从喝“淡酒”、见到的“雁”以及满地堆积的“黄花”这些概念框架，一步一步地激活了读者背景知识框架中与酒、雁、“借酒消愁愁更愁”“鸿雁传情”等相关的子框架背景知识。这为整首词定好了一个宏观的悲愁框架基调。词人以自身为主要框架里的人物中轴，将“淡酒、雁、黄花、梧桐、细雨”等意象作为子概念框架陪衬。这首词是婉约派的代表作之一，而婉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圆润清丽的语言来表达柔婉含蓄的情感。这样的风格特点对于有着宋词背景知识框架的读者而言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所以说，框定了这一系列的语境之后，我们就能够唤起与词人共同的情感，进而能体会到词人在国破家亡之后凄苦悲凉的心绪。
（二）框架与框架的文化结构
Fillmore对框架的社会文化特性给予高度的重视，即肯定许多框架是所有文化共有的，同时又承认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些框架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之处。Lee（2001）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框架概念既包括传统语义学概念的“隐含意义”（connotation），也包括社会文化意义。
李清照《声声慢》这首词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绝唱”，是因为词人所写的不仅仅只是儿女情长的闺怨闲愁，还写出了词人在国土沦丧后客居异乡的悲痛离愁。《声声慢》正是词人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的连环打击之下所写。在解读这首词的过程中，如果脱离李清照当时所生活的环境这一大的社会框架背景，将无法激活读者对词中所抒发的这一家国丧失的悲痛情怀的共鸣。正是在这样的大框架背景之下，这首词的感彩才有了一个时代的依托，也就有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
李清照作为宋代词人，其时代背景与读者已知的历史背景知识框架是相吻合的，因而能够自然激活类似“战乱、家国之痛、流离失所、朝败”等一系列框架结构。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存在差异，每个国家民族的认知框架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在认知之外，在对宋词赏析过程中，势必要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框架知识，只有以激活目标语读者的历史文化框架为重要标尺，才能达到认知的最佳效果。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来看，宋词解读可以涉及到多种认知框架理论下的知识，读者在赏析过程中既要激活自己大脑中已有的与宋词这一特殊文体的框架，又要激活词人自身以及她所处的时代大文化背景下的认知框架。与此同时，还要结合读者的情感认知框架，对宋词框架结构中的角色进行转换来达到更好地理解词人意欲表达的深层情感内涵。
参考文献：
[1]Fillmore，Charles and Beryl Atkins.Towards a Frame-
based Lexicon：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A].In Adrienne Lehrer and Eva Kittay（eds）.Frames，Fields and Contrast：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Hillsdale[C].NJ：Lawrence Erbaum，1992：75～102.
[2]Martin，Willy.A Frame-based Approach to Polysemy[A].
In Hubert Cuyckens and Britta Aawada（eds.）.Polyse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57～81.
[3]郑春艳.从图式理论视角比较赏析《声声慢》英译[J].甘肃联合
大学学报，2012，（26）：22～24.
[4]李天贤.认知框架视角下的语篇连贯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2012.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6]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尹琼，英涂靖.李清照词中“愁”之意象的隐喻解读[J].现代语
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否处于平衡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层级以及与此关联的技术梯度和产品进出口数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厂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对价格的影响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价格变动吸收汇率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率传递效应。汇率传递效应既是厂商应对汇率波动的效用体现，也是厂商决策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些效用或结果，可以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进行分析。以基础理论的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展开。经济学界针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体上是在以下两种基本假设下进行的：一是完全市场竞争、价格充分反映汇率从而购买力平价在任一时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场竞争、价格不完全反映汇率传递从而购买力平价并不是在任一时期都成立。这两种假设的差异，是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前提上的区别。当经济学家针对某一分析参照系（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来研究特定的经济现象时（如汇率传递效应），这一分析前提的区别，不仅会导致经济学家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区别，而且会引致经济学家对厂商具体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从效用函数的视角来分析厂商的选择偏好，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唯一动机，那么，便会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讨论厂商的选择偏好。诚然，厂商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宽泛内容绝不是仅仅指利润最大化。例如，厂商选择某一投资项目，或以未来利润预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帮助亲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辈心愿，或以爱国主义，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为动机。①也就是说，厂商的决策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的决策过程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做出的，即便厂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以至于产生特定的思考和认知，这些思考和认知是与厂商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厂商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种以直线方程表征的线性函数，而是应该刻画为一个具有多维变量（多重动机）的线性函数。与此相对应，厂商的选择偏好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列，并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以二元系列作为考察对象时所描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图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厂商多重决策动机会致使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选择偏好必然会导致厂商不确定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依据以上的理解来认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是在与外商讨价还价的博弈中进行的。厂商面对短期、中期和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决策，要分几种情况来理解，当厂商预期本币升值呈趋势化时，通常偏好于短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当预期本币币值稳定或波动不大时，厂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撇开厂商与外商博弈的具体过程，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厂商的决策动机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2）为什么厂商的选择偏好是不确定的？（3）针对厂商某种具体的决策行为（如出口产品定价），如何评说其效用函数？（4）当厂商某种具体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确定后，如何界定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及其决策进行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厂商的决策动机是追求自利并期望达到效用（利润）最大化，这是曾被“理性经济人”范式充分刻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自利动机外，厂商行为还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决策动机，这种认识已在非主流经济学的论著中形成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的一般分析假设。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会成为厂商（包括个人或其他团体）行为决策的动机，乃是因为经济决策行为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以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决策动机则是不符合现实的。厂商在与外商的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有时处于谈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时是处于谈判博弈的不利方，如汇率的大幅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或国际市场供求巨大变动等都会影响厂商的博弈地位。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论厂商或外商处于有利方还是处于不利方，他们在价格谈判的博弈过程中通常会遵守“考虑对方适度利润空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同时，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是厂商在与外商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厂商的选择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理论依据，一直是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的问题。冯•纽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与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1954），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所证明的以偏好一致性为核心内容的期望效用理论，曾被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实验经济学代表人物弗农•史密斯（Simth，1994），通过行为实验予以质疑性的批评。行为经济学通过确定性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确定偏差、情景依赖，揭示了偏好的不确定；实验经济学则运用复制和控制为手段的实验分析来证明偏好的不确定。非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行为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不应以假设稳定性偏好的某种数学程式来设定选择函数。客观地说，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是符合现实的，决策的多重性会影响到偏好的不确定，而将选择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内的内在一致性理论，简化了偏好与效用的关系，这是分析厂商决策行为所必须正视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效用函数是针对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用值的一种理论描述，评判效用数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这里的讨论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既然以函数来描述效用，其数值就不仅包括正值而且应包括负值。从效用函数应包括正负值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行为，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效用函数的取值区间，应该落在反映自然数的数轴上。基于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行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嫁或吸收汇率风险的出口产品定价来表示，可以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显然，相对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汇率传递效应是直接结果，相对于厂商的利润收益，汇率传递效应是间接结果，但这不影响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关于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把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时，有必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在主流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理性决策的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主要以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提供的有关理性决策的一般图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实，效用函数应当包含效用损失、行为准则等①。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属性。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据决策者追求自利的动机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要考虑到决策有可能产生的效用损失。厂商决策出现了效用损失，这种决策究竟具不具有行为理性属性，要点在于厂商在决策前有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有没有形成有关这项决策的特定认知，也就是说，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仅要考虑行为动机和决策结果，而且要关注决策过程。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时，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各种决策行为，有可能通过产品定价吸收了汇率风险，但也有可能难以把汇率风险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的函数值就有可能出现正值或负值。厂商行为决策动机的多重性、选择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效用函数会出现正值或负值的现实性，给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基础。在理论上，运用这样的分析基础来考察现实中厂商的决策行为，或许能对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的升值，会削弱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空间会支配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以货币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会通过转嫁价格损失来弥补利润的考虑。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人民币升值的约束下，厂商决策时会产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选择偏好，这种多维的选择偏好所导致的决策，有可能降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们划定的厂商产品出口定价的效用函数来讲，汇率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出现较低值。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某一行业出口产品定价所作出的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毕玉江，朱钟棣，2007；王菁，张鹏，2009），如果这些分析能够结合厂商决策的多维选择偏好来展开，则对汇率传递效应或许会有深层次的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受多维选择偏好影响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是非线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种线性的效用函数；对非线性的效用函数的数理模型刻画，存在着很多一时还难以逾越的困难，需要考虑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维选择偏好及其组合。我们先运用定性分析来描述这一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具体方法是把行为准则、效用损失等引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利润空间的缩小，会驱动出口产品的提价，而产品提价会压缩外商的利润空间，这就是说，价格博弈中的厂商效用函数值是不确定的。
通过效用函数值的不确定性来揭示效用损失，是可以用大量现实来证明的，但解释效用函数应该包含行为准则，需要某种迂回的说明。在厂商与外商的价格谈判协商、契约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出口产品的定价客观上有着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为准则。在行为理性的范围内来认识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可以将客户关系维系、利润分享等行为准则看成是影响厂商决策从而影响效用函数的变量。摆在厂商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外厂商来说，要求重新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体系。换言之，中外厂商要实现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数值，他们的行为决策动机、偏好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和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是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对效用函数的真实世界的认识，而且要求对厂商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作出解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厂商很难掌握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难获悉交易伙伴未来的行为对策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变化，很难摆脱有限理性约束而准确预知出口产品价格调整后的效用函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厂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的决策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升值幅度较大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是厂商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最佳路径；反之，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贬值幅度较大时，厂商则希望维持前期的出口产品价格或通过适当的降价来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但对应于以上两种情形的提价或维持价格不变（包括不到位的降价），通常会封杀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于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润分享和客户关系维系等行为准则。以厂商的行为决策过程而言，厂商会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影响汇率传递效应（效用函数）的信息，力图在遵守交易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探寻并形成对出口产品定价的适时适度的认知，然后再作出调整价格的决策。
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有时会出现不满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但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将这一结果归结为是厂商的非理性决策。从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来考察，只要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思考并形成认知，即便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也属于理性决策。厂商出现非理性决策，是没有对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进行思考，以至于没有对出口产品如何定价形成特定的认知，而只是简单地依据人民币升值幅度来调整出口产品的定价幅度并作出决策。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的属性，是解说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行为决策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厂商的行为偏好受决策动机和效用的制约，但特定事件（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或重塑厂商原有的偏好系列。这一带有结论式的理解，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有关行为决策的论著中得到启发的。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化，并不改变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动机，但它会强化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准则，这种强化或多或少会使厂商的选择偏好不同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化之前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变化最明显的几个不同点，是厂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求会把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从最优降至次优，把原来通过维持一定价格基准的模式转化为通过降价式的数量扩张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赖于出口补贴转化为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关注，等等。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说到底，是能否通过价格转嫁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实现厂商的利润期望问题，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厂商利润期望的调整会改变厂商的偏好，从而改变厂商的行为决策。假如我们以Y表示汇率传递效应，以X1、X2、X3、X4依次表示动机、偏好、汇率和出口产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情况下，可以将函数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个复合函数。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数，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户关系（B2）和利润分享（B3）的函数，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经济周期（C2）的函数，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国际产品供求（D1）、价格（D2）的函数，即X4＝f4（D1，D2）。于是，汇率传递效应函数的复合形式为：Y＝F（f1，f2，f3，f4）。这一复合函数的理论描述包含着厂商决策时的信息、环境等极其复杂的内容，在计算机统计和测算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时，我们可否更一般性地通过Y＝af1＋bf2＋cf3＋df4＋ε进行回归计量呢？这一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函数Y给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展现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但实际的定价决策并没有那么复杂。概括而言，厂商对X1＝f1（A1，A2，A3，A4）中的决策动机会作出理智的选择，会在X2＝f2（B1，B2，B3，）中确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据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环境等变量进行思考、认知和决策。
相对而言，厂商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思考和认知X1和X2的时间要短、程度要浅，而思考和认知X3和X4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厂商思考和认知的时间越长和程度越深，他们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效用就越高①。厂商受有限理性约束是一回事，但决策能否实现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准确地说，只有当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正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用。换言之，只有当厂商对X3和X4中影响定价决策的主要变量进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确的认知时，汇率传递效应才能出现较高的效用。世界经济运行所显现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国际市场产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变动，是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必须提前预测和始终要深入跟踪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厂商会搜集、加工和处理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关联的经济周期资料，在产品定价时，不仅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而且关注替代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国际市场的产品供求格局及价格体系下，厂商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采取不同的决策。联系汇率波动来看问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为了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厂商通常会采取降价决策并辅之扩大出口数量来提高或维持效用；当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明显时，厂商通常倾向于采取维持出口产品价格不变的决策。当然，如果产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极高，厂商也会采取提价的决策把汇率波动的损失乃至于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过程，通常是与利率波动交织在一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及其与物质资本的联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利率之中。厂商会把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产品进口国的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进行比较，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一个最简明的比较分析方法，是把产品进口国的汇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变的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结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础上，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润的价格接受区间，以在保证外商能够得到期望利润的前提上决定出口产品价格。厂商依据这样的定价原则所采取的决策，不仅在维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体现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而且实施了维系客户关系和利润分享的行为准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为选择偏好。当然，汇率与利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影响远非这样简单，但就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而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依据实际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展开讨论。
函数Y＝F（f1，f2，f3，f4）之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显现的汇率传递效应，从结果来看，会引导经济学者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但从过程来看，则会引导经济学者从效用函数角度关注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值。总之，在决策动机和偏好选择既定的情况下，汇率传递效应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负，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理智思考、形成认知和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分析性结语
1、要认真学习，要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2、要认真进行思想改造，除认真学习外，最重要的是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要想认真地自我改造，就要以世界观为标准，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任性和偏私；
3、要善于区分观念的正确与否，把握好自己的言行，对所有事物和观念和说法，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区分，对错误的东西必须要坚决抵制。
（来源：文章屋网 ）
论文内容摘要：与国际企业相比，国内零售企业在价格、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更要求国内企业努力提升顾客感知价值。面临跨国公司的巨大挑战，国内零售企业需要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随着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理念的形成，顾客感知价值已成为零售企业的生命线和获取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零售业作为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国外零售业巨头大规模进军我国零售市场，国内零售企业的生存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市场份额不断丧失，业务毛利率不断降低，管理费用居高不下等。因此，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顾客感知价值是现代营销学的新兴分析视角，是连接顾客与产品的关键因素。从顾客感知价值的视角探讨如何提升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顾客感知价值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途径
（一）顾客感知价值的内涵与特点
所谓顾客感知价值（CPV），Zeithaml（1988）指出企业在为顾客设计、创造、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应该从顾客为导向，把顾客对价值的感知作为决定因素，而顾客所感知价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低廉的价格、预期获取的效用、产品的真实质量和顾客的付出与得到的权衡。Monroe（1991）将顾客感知价值定义为“感知利得（PerceivedBenefits）与感知利失（PerceivedSacrifice）之间的比例”，认为“购买者的价值感知体现了对产品感知质量或感知利益与因支付而产生的感知利失之间的权衡”。
综上所述，顾客感知价值的根本是“以顾客为导向”的营销模式，顾客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层次性等特点，导致顾客感知价值也具有主观性、动态性、层次性。这主要表现为：顾客感知的利得与损失与单个顾客的特定个性和独特需求紧密相关；顾客的个性与需求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差异；需求的层次与顾客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不同顾客所在乎的价值利得与价值损失有显著的层次性。顾客感知价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权衡的过程，基于自身特定情况不断地寻求产品价值与产品成本均衡的决策过程。
（二）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界定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普拉哈拉德教授和伦敦商学院哈默教授于1990年首次提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不同技术的知识和能”。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企业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为了实现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它必须以顾客为中心，以企业的长期利益为落脚点，帮助实现顾客最为关注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
零售企业是向顾客转售商品的中间企业，是连接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分销渠道。零售企业处于生产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连接环节，直接面对最终的消费者，是消费信息的终端，能够最直接反馈和引导消费的行业。零售企业无一例外地会寻找自己的业态形式以及在整个零售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塑造核心竞争力。应该认识到，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零售企业能够及时掌握并且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趋势，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建立起来的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它是零售企业开展竞争的根源及源泉，企业的资源应当紧紧围绕核心竞争力来进行配置。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作为商品流转的中介机构，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商品服务上，能够有效地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与服务。为顾客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优惠的商品价格、舒适的购物环境、购买商品的便利性、支付款项的时间间隔和售后服务等方面。
优秀的组织管理能力。保证商品快速流转是零售企业获取利润的重要因素。企业组织管理能力是实现商品快速流转，完成企业经营目标的基础。优秀的管理能力包括企业经营方针的确定、企业信息化的建设与维护、企业文化的构建等。
差异化的经营战略框架。商品流通包括流通的商品和商品流通的渠道。零售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吸引顾客在本商场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为顾客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利用更具优势的购物环境都能帮助企业实现这一竞争优势，吸引和留住顾客资源。
（三）顾客感知价值与零售业核心竞争力构建
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能够为目标客户提供持续的、有差异的价值，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的根本。基于零售业直接与客户联系的特性，顾客感知价值直接制约了商品价值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流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基础。两者相互联系，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如图1所示。
1.顾客感知价值是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基础。顾客是企业实现价值的根本来源，提升顾客的感知价值才能保证企业经营目标的完成，因此，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应以顾客感知价值为导向，其核心竞争力体系应该主要由企业对顾客需求的预测和反应能力、适应不同的经营环境的能力以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进行构建。顾客感知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有层次的协调过程。企业在构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目标客户的特点和消费习惯，分析目标顾客的感知利得和感知损失，力求增大利得而减小损失。并且根据市场行为的变化进行持续的修正和调整。
2.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挖掘顾客感知价值的保障。顾客感知价值战略的实现是个长期过程，需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保证。核心竞争力是战略形成中层次最高、最持久的单位，其不仅决定了企业有效的战略活动领域，还体现出了企业经营的文化导向。将顾客感知价值放置于核心竞争力这一基石上，就能带动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围绕它展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能够保证企业用于提供给顾客更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国内零售业的竞争现状
（一）产品价格不具优势
价格是消费者购买过程中最为看重的因素之一，也是选择购物场所的重要指标。中外零售企业在产品定价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沃尔玛提出了“天天低价”的竞争策略，其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直接订货采购模式。沃尔玛利用其全球采购系统，成功切断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中间商，直接向制造商订货，节约了中间的佣金费用，大大降低了商品的采购价格。但是绝大部分零售企业（广大的农村市场）受到规模和管理水平、资金等限制，还无法直接从制造商直接订货，中间商、商环节加重了商品成本，导致企业在商品定价方面缺乏优势。
（二）购物环境有待提高
宽敞舒适的购物环境是消费者选择购物场所的另一关键因素。购物环境主要是指购物过程中的精神满足和物质上的实惠。大多国外零售企业能够为顾客提供宽敞明亮舒适休闲的购物环境，配备热情周到的导购员，设立快速、便捷的结款通道，为顾客赢得宝贵的休闲时间，开辟宽阔的停车场所，保证购前、购后的出行方便。此外，对购买一些大件商品可提供送货上门等一系列售后服务。这些措施极大地降低了顾客的感知利失。而国内很多零售企业往往只顾及到短期收益，不会考虑购物环境、购物过程中的各种配套服务等对顾客感知价值的影响，从而导致顾客严重流失，企业效益直线下降，最终破产倒闭。
（三）企业信息化水平比较落后
物流分销对零售企业至关重要，一个好的物流分销系统不仅能够保证商品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顾客手中，而且可以为企业赢得足够多的价格优势。物流分销的效率直接受企业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国内众多零售企业的物流分销系统并不健全，从而导致企业只能局限于某一狭小的范围内，无法扩大自己的企业规模。同时在选址方面也过于草率，导致企业竞争力不高，根本无法与外资零售企业抗衡。
（四）企业文化与管理水平有待加强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逐渐为大家认可并自觉地变成自已行为的共同理念、价值准则，对企业的凝聚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零售巨头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化建设，例如“顾客第一”是沃尔玛的重要经营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不仅给顾客带来了物质价值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给顾客带来特殊的体验价值，增加顾客的总体效用。而国内很多零售企业尽管也提出过“顾客是上帝“顾客至上”等口号，但不少企业做的不到位，其原因在于仅仅停留在口号表面，没有深化到文化层面，结果既没能给顾客带来价值，也没能提升顾客对企业的忠实度。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
（一）树立“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加强关系营销
影响顾客感知价值的重要因素是顾客在购物环境中的感受。国内外卖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服务质量的迥异。虽然，国内大多数卖场提出了“顾客第一”的口号，但是真正能够有效实施的企业寥寥无几，这在顾客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企业通过加强顾客与企业的情感联系，以及口碑推荐的附加利益和联谊活动等可提升顾客感知价值。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零售企业必须非常清楚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得失是如何衡量的，这样就清楚了顾客的选择动机和价值观。企业真正懂得去理解顾客是如何与之建立起购买关系的，将更有助于企业去创建适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追求合理化规模，提升竞争优势
目前国内零售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与国际大集团进行竞争。我国的零售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站稳脚跟，乃至参与国际分工，就必须要走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取得规模效益。我国零售企业间可以采取多种分工合作模式，比如横向一体化，即同业态的企业采取连锁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组成集团，或强强联手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还可以采取纵向一体化的合作模式，零售企业与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加强零售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合作，使他们之间形成整体，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另外还可以采取与外资合作的方式，开展合资或合作经营，借助外资的优势，取得利润，增强自己的实力。
（三）通过营销创新，加强客户期望管理
零售企业要通过外部营销手段，有效影响顾客期望。根据自己的产品定位，企业可以利用传统的营销活动向顾客作出明确的功能、情感和社会价值承诺。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工作人员、营业设施的设计和布置以及服务过程本身来影响顾客期望。例如，企业可以通过高档的建筑装修，向顾客传递高功能价值和高社会价值的信号；通过礼貌的工作态度和温馨的营业环境，向顾客传递高情感价值的信息。企业要避免过度宣传，以免使顾客产生超过企业绩效的心理预期。顾客期望对顾客感知价值有着很大的影响。如果企业承诺过度，顾客期望就会被抬得过高，所感知的顾客价值就会下降。即使客观来说，顾客体验到的价值可能很高，但由于他们的期望更高，两者间就形成差距，从而降低了顾客感知价值，更有可能造成顾客的不满意。过度承诺、过早承诺，都会使企业为提升顾客感知价值所做的努力大打折扣。因此，企业要避免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实践而言，将顾客期望控制在相对较低、但足以吸引顾客的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游刃有余地处理顾客关系，从而提升顾客感知价值。
（四）加强零售企业的品牌建设，强化“民族品牌”
品牌战略是培育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没有品牌战略，零售企业就难以形成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塑造良好的品牌，有利于降低顾客的购买风险，增强购买信心，有利于保证商品的质量，形成企业经营特色；有利于培养顾客认店购买的忠诚，有利于降低流通成本，取得规模效应。而且，个性鲜明的品牌可以使顾客获得超出产品功能之外的社会和心理利益，增进顾客对产品购买的信任感，消减顾客购前难以估测的金钱、社会和安全的感知风险，甚至顾客感知的价值就是企业品牌本身。因此，优良的品牌有助于提升顾客的感知价值。
参考文献：
1.梁海红.基于顾客价值的服务企业竞争优势分析[J].商业研究，2006(3)
2.孙晓伟.基于顾客价值视角的企业竞争力分析[J].经济师，2006(3)
关键词：生命科技 生命伦理 人文价值 融合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发展需要科技的推动，但也离不开伦理的支撑和维系。我们看到，在生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生命伦理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科技与生命的价值。事实上，从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安乐死、医学实验到基因、克隆技术等等，生命科技的发展给社会伦理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冲击。笔者认为，生命科技和生命伦理之间其实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有着共同的人文价值追求，我们应探索并把握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人文价值新的平衡点，并促成其合力的发挥。
一、生命科技人文价值的历史反思
纵观生命科技发展的发展，我们看到其有着厚重的社会背景。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现代生命科技的伦理问题研究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实力实际上成了决定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一位科学家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科学领域在为人类谋福利和在基本知识的积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学那样的广阔前景”。[2] “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成功实现了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预示出二十一世纪生物学革命和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科技的价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与求利，从而人们不得不把思维的视角从科技认知与实用价值集中到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价值本身上来。
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与科学技术一样，“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于杀人。”[3]从本质上讲，生命科技不断被人类所拓展、运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其价值贯穿并体现着“关心人、爱护人，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尽可能的良好条件”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生命科技的进步必然引发人们传统生命伦理的重构。人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它物体的“自为的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主动的和积极的存在，它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总是在变化，没有停息。”[4]因此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的研究和运用的人文价值应是追求真与善的统一，生命科技活动的好奇心必须服从责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碰撞中丰富内涵
生命科学的发展催生生命伦理内涵的不断丰富。爱因斯坦说:“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因为，“关于真理的知识本身虽然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却很少能起指导作用，它甚至不能证明向往这种真理知识的志向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 [5]。在人类新开辟的各种活动领域，其各种关系的调整需要成了相应伦理产生的逻辑必然，现代应用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产生、发展，并不断得到完善。我们可以说生命伦理的研究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辅助生殖和克隆技术等的研究和实施，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而产生的。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使得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汇聚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共同探寻生命科学研究的规范措施和对策。
生命伦理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它认为，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此生命伦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伦理的价值精神首先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贵的。二是任何一个享有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的，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珍视的。第三，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则，在次序上是最优先的，优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生命价值的普遍性和优先权，基本是人们的共识。目前，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价值冲突存在不同的认识，原因是当代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在辅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术等方面产生了形形的伦理道德难题。所以，生命伦理在探讨生命的价值问题时，着眼点不应仅仅放在对生命价值的方方面面进行最终论证上，而应在维护人类共同幸福这一主导思想下，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和谐社会追求中融合
首先，追求人文价值是生命科技发展的原动力。J.M.斯托登梅尔认为，“脱离了人文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都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6]马克思指出，人性是人与其它动物区别的重要表征，其包括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其根本属性是现实性上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时就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思维，在特定的时空中加以界定。因此，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达到了新的层次，人们开始习惯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伦理意义。在生命面前，科技必须寻求更加人性化的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必须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发的对人性需要的扼杀。
其次，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是社会文化完善的现实需要。人们对科学技术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有一部分人试图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其实，科学首先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释自然，为自然寻找秩序，为自己制定行为规范，这就形成了文化。社会文化是对人性的反映，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化中。 “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7 ]康德指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产生能自行选择目的的能力（从而其在自由中），就是文化。因此，至于人类种族，我们有理由归于自然的最终目的的，只能是文化……。可见，人类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对人类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典型的人文终极关怀。社会越发展，社会文化越进步，生命科技的人文价值也必将更加彰显。
再次，在人文价值引领社会前行中实现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和合。坚持生命科技研究为人类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服务的宗旨，坚持行善避恶、趋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义，不但有利于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和谐社会的重构，促进生命科技与道德文化协调发展，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对其成果的运用有直接导向作用，在项目研究以前和过程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的正确导向。总之，在生命科技发展中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其中和谐与高质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运用应该为人服务，生命伦理也是更好体现人文关怀，而不是相反。正如学者沈铭贤在《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一书中指出：在当前经济长足发展，人们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我们应该同时举起两面旗帜――科学的旗帜和科学与人文交汇的旗帜，不能只呼吸一种文化空气，促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良性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生命伦理学更必须对生命科学给予深刻仁爱社会文化的关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4］《西方哲学智慧》 张志伟等主编，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2001.4二次印刷，第107页。
［5］《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郭自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6] John M. 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Rew 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 MIT Press，P.165。
论文摘要：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经济人假定是经济学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在经济分析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很设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家庭的生育行为也是经济人作出的理性选择，通过子女的生育、抚养以实现生育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面对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及严重的性别比失调，政府也应从经济人的视角制仃相应的政策，以实现生育行为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一、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行为
“经济人”(home occonomicus，或economic man)，简单地说指人是自私自利的，其经济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就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因而，个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使社会得到最大利益，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损失。
家庭的育龄夫妻作为经济生活的理性人，其所进行的生育行为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特别是农村)的多胎生育以及男孩偏好正是经济人假说的表现。在传统社会里，为了实现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家庭希望多生育小孩。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1)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子女.的多少代表劳动力水平的强弱，子女多(特别是男孩多)，劳动力足，在平时的生产中，就能担负起更重的体力的投人，因而就能有更多的产出，家庭的经济收人也得到增加;(2)成年子女不但能增加劳动力的投人，同时，也是父母养老的保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长度要大大长于其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只是其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为了在失去劳动能力后仍然能维持生活需要，人们必须将劳动时期获得的收人的一部分积蓄起来，而适于积蓄的物资财物是土地、房产、贵金属和珠宝等商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有能力进行这种物资财物积蓄的人仅仅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消费的剩余可能很少，因此，其终身的资源分配就难以利用财富或货币进行储蓄，而只能用人力储蓄的方式，即生育子女。子女及其劳动能力具有永久积蓄的特点，因而成为重要的养老资源。同时，土地、房产、贵金属和珠宝等商品的价格不稳定，保值增值的不确定性因素多，而子女却能给家庭带来永久的收益期望。多子女与独生子女相比，在劳动力投入与增殖保值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从非经济利益的角度，也即是效用最大化:(1)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子女多，幸福感强;(2)“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子女特别是男孩，也满足了孝文化的需要。所以，多育以及男孩偏好，能实现经济人假说的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子女多，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的养老保障费用也多。
假设2:子女多，老年人从子女处得到的精神安慰高。
二、数据收集
本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先在湖南新邵县新田铺镇下辖的29个行政村中抽出5个行政村，然后在被抽取的行政村中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养老方面的基本状况。除少数老年人迁居外地或因其他原因未能被调查外，共回收有效资料310份。由于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因而均以问卷访谈的方法来取得资料，即笔者对每一位老年人进行直接入户访问，由笔者亲自填写问卷。问卷内容除了关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身体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居住状况等基本情况外，还包括老年人赡养的各方面状况，包括老年人自我养老状况、子女供养状况及对养老状况的满意度和养老中的主要问题与困难等。
三、子女及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障状况
1.为了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调查数据:(1)生育状况:在样本中，有31位老年人没有子女，其中巧人完全没有子女，而16人通过过继的方式续绝，从而拥有一个儿子。有279人育有子女，占90. 6%，平均生育4.45个子女。从性别来看，平均生育儿子数为2.39个，女儿数为2.05个，其中育有儿子最多为7个，女儿最多为4个。在样本中，有子女老人289人，约占样本总数的93.22% o ( 2)在样本中，286位老年人无固定收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投人或子女供给获得经济来源，占总人数的68.39%(表1)。
2.老年人的养老状况:(1)老年人自我养老状况:在此次调查中，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固定的收人来源，在独居或与配偶共居的310位老人中，有138人自己参加生产劳动获得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与未婚子女共居的69位老年人中，他们由于还要抚养尚未成年的子女，因而全都参加家庭劳动，甚至外出打工，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可以概括为抚养型，因而他们在经济上同样是以自我养老为主。在问及是否参加家庭生产劳动时，回答为经常参加、偶尔参加和几乎不参加的分别为198人、82人、30人，所占比例分别为63.87%;26.45%,9.67%;有65% (201人)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参加了家庭生产劳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生产做出了贡献，因而也可以算作自我养老。(2)老年人子女供养状况: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依赖家庭成员，特别是配偶和儿女，这在此次调查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是经济供养在独居、与配偶共居和与未婚子女共居的182位老年人中，有55.6%的老年人的已婚子女经常给分居的老年人提供现金资助，数额从每月平均10元到100元不等，均值为42元。提供方式既有定期提供，也有不定期提供，提供者除了老年人的儿子外，女儿女婿也或多或少会补贴一些。
二是生活照料:在独居、与配偶共居和与未婚子女共居的182位老年人中，有63位老人的成年已婚子女能够经常给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占33.8% ;“位老人的已婚子女不定期提供一些生活服务，占32,6%;其他的63位老人的子女偶尔为老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料，占36.6%。在与一个已婚子女共居的老年人家庭中，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承担了一些家务劳动。(3)老年人对养老状况的感受:老年人对目前自身养老状况的感受，主要涉及老年人对经济供养水平、对生活受照料程度的感受、精神生活上的感受等几个方面以及总体上的幸福感。有49. 5%有子女老年人对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感到满意;感到物质生活条件较艰苦的有45人，占16. 6%;其余的86位老年人基本上处于温饱线左右，占34.1%。而对于受照料程度，约1l3强的老年人感到满意，感到不满意的老人有25位，占9.2%，137位老人对于是否受子女照料及子女照料程度感到无所谓，占52.9%(见表2)。老年人对于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不仅与老年人的精神安慰有关，而且也关系到老年人的日常娱乐及社会参与。相比在家庭中得到的精神安慰，老年人在家庭外的精神生活非常单调乏味。
党校的学习快接近尾声了，回顾这短暂的学习历程。心中感慨许多，学习的时间虽短，却在其中受益匪浅。就拿昨天的主题来说吧，***员的人生价值观。
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观。根据的观点，价值是指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事物、人或某种现象，对社会、阶级、他人有积极意义，成为人们的追求对象，就具有价值。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头脑中有关价值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内容的系统的观点。
其次， ***员必须端正人生价值观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员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的目标和宗旨要求***员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要求每一个***员要把实现****伟大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进步，作为自己人生最崇高的追求和最大的价值。一个***员，只有真正具有了这样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变得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科学地观察事物、判断形势、分析问题，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不躁，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也只有如此，才会彻底冲破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笼，在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为国家为社会为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无数革命先烈和众多先进模范人物的人生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员要无愧于***员的光荣称号，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定要在端正人生价值观这个关键问题上多下功夫。
再次，作为一名积极分子，我们要明确新时期***员应有的人生价值观系统。 第一，以为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员必须以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员以理论而不是以别的什么理论为基础去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生价值问题。 第二，以实现****为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类最进步、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人把****理想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目标。***员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实现****为最高价值目标，才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正确的价值追求，在人生道路上保持明确的方向和不竭的动力 第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员是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员都必须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为崇高价值追求，把人生价值定位在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上。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对真理和正义，越是有所追求，越是目标远大，就越是会变得坚强、自信、豁达、大度，不易被外界的诱惑所侵蚀和眼前的困境所挫败。这样，实现的人生价值就越大。 最后，以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为价值实现途径。***员要在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统一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认清自我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找到自我的归宿，置身于阶级、民族、国家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之中，成为一个“大我”。这样，就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能获得不竭的生命源泉、无穷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
通过这次的学习，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积极分子能做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勤于实践，争取能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员，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 键 词： 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观； 自命价值； 他命价值
一
人活着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仅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还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而有不同的内容。在人生理论里，我们把具有稳定性、综合性、持续性的，表现为非“冲动”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对自身意义的价值定位称为“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通俗地说，“人生价值观”或“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人对人生价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实际追求，人们会在纵横纷纭的社会利益关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变。这，就是人生价值①的择定。
当然，人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时，也往往会对别人的人生价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预设。也就是说，人们一般不仅会对自己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而且往往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其亲近的人的人生应怎样作出心理期望和预设。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择定。因为人的存在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其基本原则是利倾性原则。从个人角度说，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定位是围绕着人自己心理认定的利益进行的——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会为中心并内化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观或非直观、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价值主体的利益倾向。
人生价值定位的择定依择定主体划分，可以分为自为和他为两种，即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两种。自命价值就是自己心理择定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他命价值就是他者择定而赋予个人的价值定位或价值期望。按价值择定主体的实际状况分，他命价值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我谓之“单性他命价值”。“单性他命价值”是指特定的社会个体对某一社会成员即对真正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其择定主体通常指一两个数的亲属、老师、朋友、同学、同事等。单性他命价值的择定主体一般与真正的价值主体关系较亲近，对价值主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第二种类型我谓之“合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对某一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如某一单位、某一村庄、某一城市社区对某人的价值期望。这种社会群体和真正的价值主体在空间上较接近，能通过社会言论等对价值主体的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较直接的影响。第三种类型我谓之“复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是指整个社会尤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整体对价值主体所期望的人生价值定位。这种价值期望一般通过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舆论倾向对价值主体的人生价值定位之选择发生相关的影响。
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因择定主体与真正的价值主体的亲近性不同，而一般情况下呈现出具体性、直接性递减和抽象性、间接性递增的排列趋势。特别是复性他命价值，因为它是整个主流性社会文化对价值主体的一种最普遍、最一般的价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会历史进程的价值期望——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会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会文化。当然，应当说明的是：文中把他命价值分为单性、合性、复性三种类型，是为了分析相对于价值主体的他者对价值主体自我价值定位的不同影响力，即为了分析非自我价值期望的多样性。实际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
为了深入地认清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下面再来详细分析人生价值观中的自命价值这一内容。
人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物利的享有，第二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名位的享有，第三个层次是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实现对道义的享有。鉴于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名誉追求、地位追求和道义追求也是一种利益追求，我们为讨论的需要就把这三个层次分别简称为“物利实现”、“名利实现”、“义利实现”，并把其价值定位的对象性体现分别称为“物利”（物质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义利”（道义之利益）。
物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物质利益的享有；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的享有；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价值、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对社会道义的享有。而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社会名誉、社会地位、社会尊严和社会道义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换句话说，具体的实际利益一般情况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决定了对他人、对社会实际利益的增长的推进，往往同时就也是对自我实际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实际利益）的付出。当然，这里的“义利实现”是泛指一切自觉地把实现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为自我人生价值追求的价值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他人或社会给予的荣誉、地位、尊严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实现自我认可也是社会认可的社会道义，一般也必须为他人或社会的实际福祉作出贡献，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见，名利实现的层次是对物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义利实现的层次呢，也是对名利实现的层次的一种超越。物利实现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实现为享有外在的名誉、地位，义利实现则为享有社会道义及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进。每一种层次的超越，都是对自我物利的相对否定和对他者物利的相对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实际上，在进步而合理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评价下，要获得他人、社会的巨大承认，要获得外予的名誉、地位、尊严，则他必须为他人或社会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创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说名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还不是一种真正高尚、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那么义利实现的人生价值定位则是一种主要为他人、为社会谋福祉的高尚而自觉的人生价值取向了。
转贴于 义利实现的追求是对自我能力实现的追求，是对他人或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的追求，它已经提升到了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潜能并以此来推进他人、社会实际福祉的增长。这种义利实现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物质利益，也不是为了社会名位，而是为了他人的福祉，为了社会的福祉，为了自我认可的一种道义或事业。可以说，借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概念，本文所论及的义利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合乎社会道义的自我实现之追求，就是一种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会道义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价值追求。
把自命价值分为三个层次，也是为了讨论的需要。现实生活中单个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实现的追求，也有物利实现的追求，甚至还有义利实现的追求。但我们认为一般一个人只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并且这种主导性的价值定位和价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物利、名利、义利实现的归纳与分类，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价值取向类型，比如某些艺术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导性的人生价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实现，也不在于名利实现，更与所谓的社会道义的实现相距甚远。也就是说，有些人的人生价值定位及实际追求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间，也可能浮于这三种类型之外，也可能是这三种类型中的一种。
总之，从整个社会来看，自命人生价值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层次相关的上述三种基本类型。而从社会个体来看，自命价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一样，都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
三
很明显，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生价值定位或人生价值期望，两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冲突的。自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社会个体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体现社会个体对自我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追求；而他命人生价值最能体现他人、社会的利益要求，最能体现他人、社会对个体人生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各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发生在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发生在自命价值和单性他命价值、合性他命价值、复性他命价值的各种冲突甚至是他命价值的内部的各种冲突中（如下图）。特别是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是社会整体对个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预设和价值期望，它与自命人生价值的内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异和距离。自命价值最具有个体性、直接性、具体性，而他命价值中的复性他命价值最具有非个体性、非直接性、非具体性，自命价值与复性他命价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的“复性他命价值”这一概念与传统人生理论中的“社会价值”这一概念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价值矛盾关系图②③
A：自命价值
B：他命价值
B1：单性他命价值
B2 ：合性他命价值
B3：复性他命价值
在承认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事实是两回事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价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区别，通过对自命人生价值和他命人生价值各自内容的分析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价值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实际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的冲突中，存在于具体的自命价值之内容和具体的他命价值之内容在排列组合上可能构成的种种关系中。依据我们现有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的主导性利益倾向，则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应不断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超越，从物利实现向义利实现发展，从而不断地与他命价值中的最高价值类型——“复性他命价值”趋于吻合，也即与主流社会赋予的价值期望趋于吻合。只有自命价值和他命价值尤其自命价值和复性他命价值双向运动，特别是自命价值向复性他命价值趋向运动，自命价值与他命价值的实际紧张关系才能得以缓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会的多维关系才能得以协调和统一。
【 注 释 】
① 本文文中的“人生价值”是“人生意义”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不是“人生功过”意义的人生价值。前者属于人生观，后者属于人生事实；前者指向人生的未来，后指向人生的过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观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观事实中。本文的讨论，都是在人生观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在人生的实际功过层面上展开。
另外，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心理择定和现实追求与人生目标的心理择定和现实追求是不尽相同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认定和追求固然也是一种人生目标的认定和追求，但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认定和追求是一种抽象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它与具体的人生目标的认定和追求是有差异的。抽象的这种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高于具体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但具体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又对象化地体现抽象的目标认定和目标追求，体现在直观、具体的人生目标上，甚至更直观、更具体的一些生活目标上。
当代中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人生目的看，当代中学生有理想、有追求，但羡慕实惠
人生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构成了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人生目的是人生观的核心内容。
当代中学生大部分能根据社会的需要确立自己的理想，但在确立理想时。主要集中在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上。“讲实惠”的思想在中学生中有一定市场，甚至有同学认为“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在对未来职业工作类别的选择中，大部分同学一方面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一方面又希望工作比较轻松，收入比较高，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对个人生活方面追求考虑得比较多，但对做^标准和道德境界的向往追求考虑得比较少。”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高贵的气质。但一定要有高尚的品质。”作为当代中学生，既要有正确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更应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远大的社会理想。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学生形成了公私兼顾、贡献与索取并重，又比较重视自我的多种形式并存的人生价值观
人生价值是指人们对各种人生目的和社会行为所具有的意义的认识，人生价值也是人生观的核心内容。而人生价值观则是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人生目的、人生意义后所持的基本观点。人生价值观既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中形成的，又是在人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人生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中逐步形成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学生处在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交织点上，处在个人成才与社会需要、正确的理性认识与社会上出现的消极现象的矛盾冲突中。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发展对中学生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他们自我意识增强，促进了他们奋发向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使得他们对个体现实功利价值的追求超过了对道德、社会理想价值的追求，导致了某些中学生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极端的利己主义观念，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金钱就是一切”以及摆脱社会、脱离现实、盲目自我奋斗的观点并不为多数中学生接受；另一方面，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等观点的，也不是很多；而“自我与社会融合”、“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也在于索取”、“既要为人民服务，也要为自己谋利益”等带有融合色彩的观点，成为相当多中学生价值取向的主导。而且这种“公私兼顾”、“索取与奉献”并重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追求个人幸福、满足个人需要、实现自我价值为出发点的。
三、从人生态度上看。中学生注重效益。勇于参加竞争，创新意识强。但也存在着眼高手低、不能脚踏实地、耐挫折能力差、自律品质弱等缺点
人生态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经过个人的生活体验，表现出的对人生问题的行为倾向，它是人生观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桥梁。人生观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一个人明确人生理想、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之后，并不付诸于实践，那是毫无意义的。人生既要有崇高的理想、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更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
当代中学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大部分学生在各方面都不甘示弱、争做强者，但同时也存在着集体观念淡薄、协调能力差等弱点。有的学生只抓自己的学习、不关心集体、不热爱劳动、嫉妒心强，有时甚至采取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学生虽然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但缺乏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缺乏坚强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存在着一定的投机心理，不知刻苦学习，而希望靠耍小聪明、考试作弊等行为来取得好成绩；自律品质弱。对自己要求不严，对别人要求不低，“严以律人。宽以待已”；耐挫折能力差，摆不正顺境与逆境、荣与辱、名与利的关系。昕得进表扬。听不了批评，心理承受力差，碰到挫折就灰心失望等。
针对以上特点，当代中学生应该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一、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起来
个人理想要服从社会理想，正确认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你若喜欢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一个人只有竭诚地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完善和提高，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得以体现。
二、强化自我教育。加强实践教育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学校特别是学校的系统教育，但是离开中学生积极主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最终将流于形式。中学生自我意识、自主意识部不断增强，接下来应启发自觉意识，如在人生目标上树立远大、崇高的理想；在人生价值上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在人生态度上脚踏实地、奋斗进取、乐观向上等。
针对中学生接受理论较多，而社会实践较少的特点，还应加强实践教育，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验证所学知识、陶冶思想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充分发挥社会、家庭、学校的作用，形成教育合力。使当代中学生成为具有当想人格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