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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认同危机；越南和中国民间画；异同
2016年1月17日一些文化活动家在越南美术博物馆举行了“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其中包括下列活动：了解年画并亲手印刷或绘制年画、猜关于年画的谜语。除了让年轻人意识到年画的价值与意义之外，在活动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越南年画是否起源于中国？越南年画是否与中国年画相同？从这些主观性的问题出发，本人会按照文化认同危机论将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从而了解两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以及越南民间画的特色――不能与其他民族混淆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美。
1 认同危机论
1.1 术语“认同”
认同（Identity）属于当代哲学的范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爱利克・埃里克森，一位犹太心理学家以创造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术语而著名。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自我心理学家（ego psychologist）爱利克・埃里克森发现了社会与自然中的普遍现象，就是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Identity的概念：今日英语中的identity源自idem，原意是多次重复。这也是哲学中的identity跟两种事物完全相同的现象有关系的原因。Identity属于外观的范畴，能通过直觉来识别的。
1.2 文化认同危机
一个出自《庄子・秋水》的故事，“战国时期，一个燕国人听说赵国邯郸人走姿很漂亮，便来到邯郸学习邯郸人走路。未得其能，又忘记自己的走姿，最后爬着回到了燕国”。这就是成语“邯郸学步”的典故。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其中的忧虑却是真实的。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中，也存在跟故事里燕国人一样的现象和人物。比如在2010年，越南也兴起了过年挂灯笼的潮流，连最纯朴的乡村也跟上了这个潮流。灯笼上写的都是汉字：恭喜发财、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等等，而没见到任何一个越南字词。Indentity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如何把我认出来？我是什么样子的？”在原始社会，这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在全球商业化背景的当下，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价值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之间的异同
民间画源自西方的语folklore，指的是劳动人民贺年的年画。其主要主题是祭祀与祝福，同时也反映日常生活和流传于民间的文化作品。表达方式是用笔画和色彩在纸上构建形象。
2.1 题材
许多越南民间画研究者已就其分为不同的题材，但这里为了便于跟中国民间画对比，本人将其大概分成以下四方面：
（1）祀画。在东湖、鼓行街、金黄、生村等越南民间画之乡绘制出的画中，祀画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在许多祠堂、庙宇、寺院中都能看到印着驱魔符和祀画的木板。这也是越南与中国民间画在题材和功能方面的共同点。首先是守门将的画，画了两位穿着武服、携带武器，严肃站立的人，名为《武丁》和《天乙》（图1）。《武丁》与《天乙》也可以视为中国《门神》（图2）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越南，这种画的表现更为概括和简约，没那么凶狠。画一般贴在家的正门上。走过了家的院子，进屋之前会看到贴在门上的画，名为“进财”和“进禄”。画上的神灵穿着文官服，是主人希望自家康泰昌盛的表示，这也可以说是门神的另一种。除此之外，人们还在门上贴着两幅公鸡画，画上写着“迎春大吉”四个大字，也是用来祈福和辟邪的。这画和其他公鸡画都与中国的“开市大吉”类似。进屋之后，墙上或重要位置上一般贴着《紫微镇宅-玄坛镇门》之画：一位骑狮子手拿八卦，一位骑老虎手拿剑，有时候两位都在一幅画中，中间是八卦图。此题材在中国民间画中较为普遍。每位神灵被画在单独一幅画，属于三教图的种类。灶神、土公、先师位之画也受到平民家庭的敬重，是主人希望得到诸位神灵保护的表示。中国人对这些神灵也极其尊敬并以绘画形式来表现。对于越南平民，这些神灵已经成了传说之神，有了相关的童话故事和典故。其中，灶神画中有两男神一女神；土公画中是一对老夫妇；先师画中却只有一位男神。主人的愿望也在画两边的对联上得以体现。如《先师降福-大道生财》或《日日享荣华-年年增富贵》。除了拟人化的神以外，还有一些动物形状的神灵，其中又以虎神最具特色。鼓行街民间画中的五虎与灰虎画在许多神殿出现，并受到神灵崇拜者的深厚信赖，就如他们辟邪驱鬼的神符一样。在中国民间画中，老虎没有麒麟出现的频率高，但也是一位重要的神灵，并在一些画作里出现，如《五虎》、《白虎》、镇宅神灵。
（2）祝福画。越南民间画通常把这种画俗称为“鸡猪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鸡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画中的公鸡是驱魔的标志，代表驱散黑暗的太阳。此外，这画还是人生五德文武勇仁信的表征，更是繁荣兴旺的迹象，因此能代表新年的祝福。中国民间画有《开市-大吉》的祝愿，越南最美好的就是《荣华》与《大吉》鸡画、还有雌雄鸡画及其“夫妻同心，子孙满堂，家业兴旺”的祝愿。《子孙满堂》确实是越南与中国古人的共同愿望，因此两国民间画中的小孩形象占较多的比例。在这题材里，虽然表达形式不同，但寄托在字词中的意义却是相同：《桃献千春》的小孩与桃子、《榴开百子》的小孩与石榴、《连生贵子》的小孩与莲花等皆为普遍的主题。《荣花》中抱着小鸡、《富贵》中抱着鸭子或乌龟、小鱼等的小孩都表示了人民的梦想。鼓行街的《七童》（图3）画也是中国民间画《五子夺莲》（图4）的另一种表现。《子孙万代》的题材也是画好者所寄托的希望。鼓行街艺人的《陆合同春》画与中国的《九九消寒图》虽然名称不同，但题材的意图和表现方式却是相似。即都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安排画中的人和物的位置，从而表明促进实物发展的阴阳规律。另一种祝贺的对象是老年人。鼓行街民间画也有福禄寿三星题材的大幅画。中国艺人对此题材也用画作来表达，主要仔细描写他们享受祖宗之福、君王之禄和上天之寿。两国艺人还利用汉字的方块性质来将福-禄-寿如画书写，画中布局紧密并以花草点缀。
（3）生活画。在日常生活中，中越两国的文化因素存在一些相同点，这也使得两国民间画有许多共同的题材。首先是有关春节的画作。春乃万物生之时，人们不管吃喝还是玩乐都要开开心心的。龙舞、狮舞等春节游戏也在两国的民间画中出现。东胡民间画有一对《迎龙-奉麟》之画，两幅画左右平行贴，而中国民间画将这两个情景融合在横向的一幅画中。两国农历都是干支历，以十二生肖为十二年的象征，顺序排列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越南的卯是猫）、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顺华生村民间画有特写每个生肖的小幅画，而中国民间画却把十二生肖合在一起，让赏画人能看日期和出行方向的吉凶。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在此基础上，越南与中国的民间画艺人创造了四季画，每个季节选出一种典型的花：春季的桃花、夏季的莲花、秋季的、冬季的玫瑰花。鼓行街画有许多不同的四季画，最为普遍的是每种花跟一种动物搭配在一起。如：桃花-孔雀、莲花-鸭子、-蝴蝶、玫瑰-鸡，每个季节画在竖向的长纸上。而中国画中，以《四季平安》画中的四季为例，每个季节有一个小孩手拿着一篮花（桃花或玫瑰）或是抱着一瓶花（莲花或）。小孩们穿着美美的衣服漂亮可爱，满脸堆笑，是对平安生活的希望。就连两国民间文学中如“老鼠荣归拜祖”的寓言故事也成为年画的题材。中国民间画的《老鼠娶亲》（图5）、《老鼠嫁女》、《狸猫山》跟越南民间画的《老鼠荣归拜祖》和《老鼠婚礼》（图6）有共同的题材。只不过在文学中故事中，体现了老鼠受到猫的欺骗并被猫吃掉的悲伤；而在民间画中，表现的是付出代价后的和睦相处，寓意是指社会中的行为处事。
2.2 关于技术方面
越南和中国民间画都有一些画社，每个画社在表达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形成不同的风格以便研究者能认出每个画社的作品。
中国著名的民间画社中最为突出的是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桃花坞的画大部分画线与颜色都是木版套印的，很少要手工彩绘。因此，画中的色块很简练、清楚、色度统一。而杨柳青的画却偏于纸上的黑色线纹，颜色主要是手工彩绘。以矿物制造的套印颜色很少褪色；而手绘颜色却是化学色料制造，颜色鲜艳但易淡化。印刷画作画线简练，围住各个色块，是划分色块的线条；而手绘画作线纹较粗，不连接，只是大概地划分色块以便艺人涂色。手绘时用的是毛笔，所以会有色度渐变，造成多层面的感觉。在尺寸方面，印刷画作要使用许多块套色版，每块是一种颜色，一般尺寸为25cm×40cm；而手绘画作主要用的是线版，颜色是手工填绘，所以画的尺寸可以扩大，较为普遍的是60厘米×110厘米。
在越南，东胡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桃花坞的相似，而鼓行街民间画的制作技术与杨柳青的类似。由此，在制作方法上，越南画派和中国画派也有一些共同点。
除印制画作与手绘画作以外，越南与中国都有剪纸画。但由于技术的特殊性，剪纸画既不丰富多样，也不大普遍。
2.3 关于造型方面
在纸上表达艺术思想时，越南与中国艺人在布局、光线、背景等方面上具有共同的想法。两国的画工都想让自己的人物在明亮却很阴凉的大自然中活动，让画中各种形象都很简练，毫无阴影，没有自然的反光。色块之间的联系都由着各个形象进行安排与配色。人物在纸上横向排列，有时又堆叠在一起，形成上层下层，但一般不会彼此遮挡，一切都摆在赏画人的眼前。
对于祀画来说，作为主要人物的神与佛往往都在画的中心并被放大。而次要人物，尤其是平民都被安排在画的两侧并被缩小。这种画风代表着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在祝福画之类，苹果、石榴、葫芦、莲花、硬币、蝙蝠、小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经常被放大，以强调和夸张的手法来吸引赏画人的注意，同时达到传达主题的意图。艺人不以远近的固定观察方式来塑造祝福画、生活画与文学――历史图示画中的人物形象，而往往用“骑马”或“飞鸟”的方式来描写人物。所以，虽然主要人物在画的中心，画中所有人的比例还是要跟真实生活的相同，大小的差别微不足道。不过为了使装饰性更突出，有时花果形象也被放大。而其他静物，尤其是房屋却被缩小。天与地几乎没有分别，也就是说画中没有地平线，若是有的话也被移到很高的地方。为了画面对称，各个形象一般在画的两半均匀分配。
两国民间画中的调色板中很少见灰色，一般都使用绿-红、黑-白、红-黄等成对互反色，在整个画面散开，看起来鲜艳夺目。虽然画的题材相似，作画技术类似，在艺术规律上的看法相同，但每个国家的民间画仍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因此不难辨别。
至于作画用纸，中国民间画一般用的是用稻草制造的纸。这种纸柔软并有吸水性，表面平滑，颜色大多为象牙黄。越南民间画每个画派反而选择一种独特的纸。东胡民间画用的“Dó”纸，①纸上涂抹了贝壳粉，②以保证画的色彩光亮和持久性；鼓行街民间画从宣纸转用白色的楮纸或报纸；金黄画的纸却是红纸、红条；生村画用的纸与鼓行街画的相同。总之，越南民间画用纸较为丰富多样。
在颜料方面，中国民间画偏于使用化学色料，涂色时多用红色，另外还有同步的木版套印。越南鼓行街画也受了中国只用化学色料对主要色块手工彩绘的影响。顺华生村画也使用化学色料，但只是点缀的画线。较有特色的是东胡传统画，使用的都是竹叶炭、鹅卵石、蓝靛叶、贝壳、槐花、苏木、生锈的铜等源自大自然的色料，因此颜色深沉又耐用。
中国民间画中的画线大多细小、技艺精巧，许多色块带有粗画，偏于细节。越南民间画的鼓行街画派也多用细小和卷曲的画线，与中国民间画的类似，但还是较为粗大。其他画派画线也有些粗，最为典型的是东胡画派，画线宽大又清楚，适度卷曲，看起来自由大方。
中国民间画的造型已被总结为一套画法，所有民间画工都要遵守。最为典型的是杨柳青，几乎所有人都能作画，但都得严格遵守那些公式。从八种不同的画笔使用方法到九种对景色、事物、动物、衣服、静物，尤其是人（小孩、成人、文官、武将……）的描写方法。连建筑也有十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正是因为民间画规定了画法，所以民间画能代表着国家的智慧。然而，由于要严格遵守公式，所以不同画作中年龄、性别、地位相同的人物样貌仿佛相似。祀画的神灵、祝福画的小孩和少女、生活画的贵族、神话画的少女等总是有类似的相貌和身材。相反，越南民间画没有归纳过，每个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方式，并以自己的思路为艺术准则，所以能够自由地创造。因此每个画派在风格方面上具有相当的统一性，而在每一幅画中却有丰富多样的具体表现。
中国民间画的大画社都在沿海地区，因此华南地区民间画能够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尤其是水路）进入越南，与越南的各个画社交流。虽然两国的民间画互相有交换与发展，互相影响，但试着把两国民间画如《老鼠婚礼》《七童》《三星》《子孙万代》《榴开百子》《桃献千春》《门神》等同一题材的作品混在一起，仍然能够辨别并加以区分。
3 对民间画建设大概的认同
3.1 对文化价值的维护与发挥
民间画是具有长久价值的艺术语言，促进了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并成为国家的骄傲。可如今这些画派却在逐渐埋没与失去。其原因可能是这种画派难以满足现代大众的喜好，并且不能跟上社会、文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在越南，金黄画已经失传，东胡村现在只剩下两家还在制作。鼓行街的画厂也都埋没了，只剩下一些画作收藏于各个博物馆。生村还有四家画厂，但制作出的画已没有以前的特征与本色。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是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民间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越南目前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文化艺术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民间画将何去何从？民间画如何才能在融入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维护与发挥文化价值与本色？
“世上所有贵重的东西若丢失了我们还能找回来，唯独文化价值是不可能。”[1]建造先进又有民族本色洋溢的越南文化并将其发展与维护，以及通过宣扬民间艺术画作流传下来的价值都不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做到的。重视人力因素也是一种办法，以文化主体的资格把人的生活活动跟社会与文化的环境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应该把民间艺人视为活着的珍宝，他们具有创造与流传民间艺术价值的潜在能力。
此外，我们也要注重对年轻人一代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刻了解民族的文化历史及文化艺术所表现的巨大价值。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把艺术，这里更具体的是民间画当作货物。依我看来，为了能够发展并使这种画更接近大众，我们应该采取广泛营销的措施。如：参加展会、在便利且人口密集的地方出售、开画廊展出、在纪念品商店出售等等。
3.2 从细节来认同本色
在“一起来探究和创造年画”的项目中，年轻人除了参加印刷或绘制年画活动，还根据历代所流传的图案亲手画出充满创造性的作品。与此同时，年轻人还提出一些问题，如：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为何要使用灯笼、剪纸等中国的物品？为何要把本色这一因素放在第一位？就如越南民间画也要在Dó纸上印刷，如此特殊的材料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见，因此只有Dó纸才能反映越南的灵魂。只有做到这些细节，我们才能维护具有越南民间特征的画派。
4 结语
纵观越南与中国民间画的起源以及两国民间画派之间在历史上的交流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出：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每个民族的创新风格与特征，但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形式与内容上的共同点。今后的年轻一代需要探究、维护并且发挥历代人民流传的价值，更为需要的是有选择性地交流以便吸收人类文化的精髓，让民族的传统之美日益精致与稳固。
注释：①Dó纸是按照越南一些工艺村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由越南鼠皮树制成的一种纸。
②制造画纸时，人们把栉孔扇贝的外壳磨成粉并加入浆糊（糯米粉）然后涂抹在画纸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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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闽南传统文化 传承 漫画 核心价值
《以漫画形式诠释晋江乡土文化的研究》是全国课题《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与研究》的子课题。在近三年的课题研究期间，本课题组以“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为理念，立足校情、学情、师情实际，注重教育教学实践，力求课题研究实效性。课题组发动全组老师和全校基础年段学生广泛参与，开展务实精细的研究工作。
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涂慷.闽文化民间艺术探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闽南话;普通话;播音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34-02
一、闽南话的由来与传播
闽南话是汉语方言中很重要的一种方言,它与汉语的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历史最久,时间最长,文化积淀最深的一种方言,所以闽南话又被人称为语言的“活化石”。那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它是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文化的语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面对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仍然坚持完整地保留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1]
二、与普通话相比,闽南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
普通话几经改变,成为了现代汉语,它已经放弃了很多古音,但是闽南话却还是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比如普通话“咖啡”的“啡”,闽南话是bi,b就是古音的保留。从古书上的一些音注里也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话里有f的字,在闽南话里大量念成b或p的音,比如“吠”闽南话中读bui,“负”读pnai,“富”读成bu 。还有普通话的卷舌音zh、 ch 、sh,在闽南话里有一部分会读成d或t 。换句话说,其实在闽南话发音中是没有平翘舌之分的,所以这也是闽南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语音错误。比如“伫”闽南话读“du” ,“迟”闽南话读di ,这在普通话里都是zh 、ch 的音,我们现在还保留d 、t 的读音,这也是古音的保留。还有“月亮”的“月”,闽南话读gguat ,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到元朝以后才消失,而闽南话还保留着这个音。连gguat里的at是代表上古时ggua这个音的一个重要读音现在依然还保留着。由于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音,所以很多研究闽南话的学者都说闽南话是古音的化石,当然其他方言也有,只不过没有闽南话这么多、这么系统。
(二)一字多音
而一字多音则是闽南话的另一大特点。“闽南话历史悠久,它是我们中原的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北方来到福建,带来不同时期的读音,所以闽南话就成为不同时期汉语读音的大汇合,其中有些音是古音,有一些音是唐朝的音,有一些音是宋朝的音,有些音是现代的音,这样汇合起来,一个字就读很多音。所以普通话的读音,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读音,而闽南话却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8个读音。
比如成功的“成”,普通话就一个读音cheng,呈报的“呈”、呈文的“呈”、呈请的“呈”,通通都念 cheng 。而闽南话却有3个读音,呈报的“呈”读ting,呈文的“呈”读dnia,“呈请”的“呈”读tnia。据统计,汉语常用字有3500字,其中有1800字闽南话都是有2个或2个以上读音。有的读音属于文读音,有的是白读音,因为有这么多的读音,构成闽南话的音韵特别丰富,光韵母就有80几个,声调有8个,音节2300多个,表达音非常丰富。所以有一个语言学家说闽南话保留文白读音的系统是汉语所有方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
(三)变音很多
普通话中虽然也有很多多音字,但是在单字所对应的词汇当中,是有其固定的读音的,但是闽南话中单字是一种读法,词又是一种读法,比如“天理”连起来读,“天”字就要变音,“这种变调在闽南话里相当丰富,这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语音汇合的层次的变化,构成闽南话一个丰富的语音和词汇系统。” [2]
(四)闽南话的一些语法也保留了古汉语的构词特点
普通话播音讲究语法语序,一般是“主语+介词或者动词+谓语+形容词+宾语”,而闽南话就保留一些古汉语构词特点,会出现在古文中常见的“倒置”的现象,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比如:“我比你大”,闽南话是“我较大你”。闽南话在造词、语音、语法等方面与其他方言及普通话相比较,有很多是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这是闽南话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闽南话比外语更难懂难学,甚至有人将几种方言作比较,最后闽南话入围了“十大难学的方言”中的三甲。而且普通话有很多词是口音词,是从口发音的,而闽南话有些词是口和鼻子同时发音的,这也是许多外地人认为闽南话与众不同的地方 ,光鼻韵母就有几十个,这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入声字也没有的,所以闽南话语音很丰富。
三、从普通话播音看闽南话播音的特殊之处
那么是不是说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一样是用声音传递情感、传播知识,是一门播音主持艺术。“在播音中主持人依然是节目的核心,他需要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有采访、评述能力且思维敏捷,有一定创造性的节目锦上添花,相反会使节目黯然失色。而且在播音时必须做到‘有搞锦上添花,无稿出口成章’。”[3]这些都是与普通话播音相通的地方,但是作为特殊的方言节目不同的是,由于受众群的不同,在主持的语言和风格上,闽南话播音又有其特殊的地方。正是由于闽南话自身诸多有别于普通话的特点,从而也会让播音员在播音时遇到一些困难。
(一)方言的萎缩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倡导普通话。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对于闽南话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无可避免的冲击,压缩了方言使用空间,而闽南话往往只是家庭日常范畴上的用语,更缺乏古代府城官方的正音。由此导致方言的不断错乱和式微甚至断层,年轻一代的闽南人甚至有许多不会说闽南话的。而一些古老通俗的谚语词汇更是失传,只能从一些老人那里得知,这对于播音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一样需要“字正腔圆”,一些词汇如果说得不对,或者是夹杂了普通话的发音就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有字典,但是发音和拼读却完全是两码事,如“波浪”中的“波”字普通话中的拼音为“bo”,但是在闽南话的字典中它的注音为“ph”,闽南话采用的是罗马拼音,有一整套特殊的拼读法,没有系统的学习,闽南话的字典就无从下手,无法拼读。而且在叙述时要更贴切地使用“文”、“白”读法,讲究通俗易懂。如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黄连”读如“honglian”,实际应读为nglhi。虽“黄连”读作honglianbok,但作为中药应读作“hia”;又如“细腻猫踏破瓦,细腻查某走过社”,“瓦”读为“碗”(wa),实应读为“hia”。前指方音色彩,在“数尾”读如“suma”且提醒不是“数码”,其实,应读作“siaubak”;而谈到“尾巴”不如用“尾溜”、“煞尾”或者“后尾”更通俗些。
(二)播音的难点
方言节目存在着再译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巧妙地用口语化的方言准确表达节目的内容,不仅要生动,而且应该贴切易懂。这就类似于普通话播音的“说新闻”,只是闽南话的再译更为通俗罢了。在普通话看来有时候是一句简单的话,在闽南话表达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如“我们制定国家法”,这句话中的“我们”一词在闽南话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用“wen”,二是用“lan”,就这句话来理解这个“阮”,其所指的是中国大陆,而“lan”所指的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巨大的差别,如果运用的不贴切就容易造成大差错,误导听众,使其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另外,备稿并不是简单的读顺句子或者查字音读法,而应该充分理解吃透稿件内容。
(三)发音用词标准的统一
在闽南话播音当中是以厦门话作为标准音的。其原因是因为泉州腔的闽南话语音声调较轻,一些发音更倾向于古音,一些词汇也是局限于泉州地区使用,与如今渐渐发生变化的闽南话有了一些不同,而相较于语音声调较重的漳州腔闽南话也有了很多不一样,虽然在台湾地区有70%左右的台胞祖籍都在泉州,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混居,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而厦门腔闽南话较之泉漳两地的闽南话,其发音声调居中,不轻不重,且其语言面貌能让闽南地区各地的民众都听得懂,所以,在播音中来自闽南各地区的播音员都要尽量克服“九腔十八调”向厦门音靠拢。而且有些话语是漳泉两地特有的语言,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例如:“是谁啊?”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在泉州口中是“si xiong a”,而在漳州人口中它是“xi zua a ”,不仅两地人互相不明白彼此的意思,在厦门人听来,一个说的是“熊”(音同),一个说的是“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按厦门音读为“ si xiang a ”这样就可以让所有听众都听得懂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有非厦门人的播音员都尽力向厦门音靠。所以这就需要通过与频道里的其他播音员多交流表达出彼此间的方言存在的差异,并经常交流各自对某一个词语的读音,来达到发音用词的标准和统一。
播音主持是一门讲究实践的学科,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前提帮助下,多多的实践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实践中要做一个有心人,除了不断加强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前辈学习,特别是在遇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播音领域,而且最关键的是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与不足才能有进步。最后用一位前辈的话结束我的论文――“一个再好的节目、再好的主持人都难免有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节目才能真正受到欢迎”。
参考文献: .
[1] 闽南方言谚语 [EB/OL],2007-6-12
关键词：民营企业；企业文化；闽南文化
一、泉州民营企业文化形成
（一）经营历程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突破旧生产模式，借助侨胞的外来基金开始尝试创业，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的家族型企业和合资企业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企业特征，泉州民营企业兴旺的时期却是从90年代的合资创业时间开始。民营企业是80年代比胆识，90年代比技术，跨世纪的泉州民营企业家为应对入世，如创业一样务实：听专家论坛、外出“取经”、聘请企业顾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而质量体系的建立，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次进步，建立质量体系，是推动品牌的创新。从企业发展历程看，泉州民营企业抓住改革开发的大好时机，以闽南特有的“爱拼敢赢”精神，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运筹帷握，迅速抢占市场，可以说品牌的推动和创新是泉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闽南文化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风险、勇于拼博、重商务实和开放的人文精神。泉州地方文化特征之一：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从明清时的冒禁出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沿海贸易，处处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的人文特点。今天，“敢拼会赢”成为泉州人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闽南文化是多种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在这种文化系统影响下，闽南商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热爱家乡、热心奉献、团结和睦等精神，这些都是是闽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尚义精神对泉州民营企业企业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修建学堂、扶危济困、修宫建庙等。
（三）企业家素质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泉州民营企业家总体文化水平低，企业主要从事传统性行业，由于管理理念、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制约，导致企业虽大但难以达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环境的日益加剧，家族企业家们开始认识到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落后思想的消极影响，逐步形成了大家风范意识。有些人误解泉州民营企业缺乏现代企业文化，其实只要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新世纪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自身文化素质低将局限企业发展，并开始注重知识的深造。许多企业家不但攻读MBA，还带动企业员工参加学习，组织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泉州市政府实行的“二次创业”和“二元制”教育其实就是对企业文化的思想引导，政府出钱，派人进企业开展特种工种等培训，就是把企业文化正确地、更好地引导进企业里。
（四）家族式企业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泉州早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由亲朋好友共同集资而兴办起来，这种基于血缘、亲缘或情感纽带的联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一种天然无形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全体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过程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减，内在弊端不断显露。家族企业由于在管理上任人唯亲，管理决策上情大于法，对外交往采取特殊主义等，当这种决策方式的弊病凸显，企业管理便开始缺乏效率，最终将给企业带来灾难。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往往使制度虚设，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文化无法开展。因此企业不但必须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中坚持科学和现代化的运作模式，而且必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用人机制。
二、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特征
（一）勇于拼搏，敢为天下
先泉州民营企业起步发展较早，是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企业的发展扩展大多是企业的内在自发行为，自发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痕迹。泉州人多为晋人后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鉴于晋人“衣冠南迁”的艰辛创业史，素来就有“爱拼敢赢”的风骨，深具海洋文化特有的冒险精神，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泉州民营企业文化，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文化精神在泉州诸多民营企业主中得以彰显。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泉州人追求财富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爱拼敢赢，民营经济在改革开发后得以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成功的民营企业。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地域文化为企业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冲动，成功地促成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中落后因素，如自我中心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等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讲究实效，注重功利
性受闽南海洋文化的影响，泉州民营企业家开创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革开发初期，这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容易实现，激发经营者的潜力和创造力，实现了资本积累，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但是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导致眼光短浅和贪图小利，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上台阶、上规模。这点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后期更为显现。讲究实效性固然无可非议，但是过分追求实效，使得企业缺乏长远战略目标，决策短视目标模糊不清，难以真正做大做强。而一些民营企业虽然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但真正按规划贯彻执行仅为少数。“讲究实效，注重功利性”倾向促使泉州民营企业将业务范围局限在“投资少、见效快”等行业。
（三）血浓于水，讲究伦理性
在改革开发的初期，泉州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式企业的方式快速发展。没有什么能比“血浓于水”这句话更适合于解释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那种简单而又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了。以血缘所凝聚起来的企业，往往富有情缘，企业管理中更为注重乡亲、熟人等的感情联络。据统计，泉州民营企业大多存在家族式的管理的组织模式，这是泉州民营企业文化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家族式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发展中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泉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创业初期所凭借的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消极因素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对家族外的人不放心、聘请优秀人才但有职无权、职能部门有事不敢决断等等问题和矛盾，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故在泉州民营企业说面临的更为广阔的市场时，对家族企业所出现文化排挤便难以避免。
三、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家素质提高与观念创新
“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是民营企业的典型缩影。大量研究都显示，企业家素质对企业文化有直接影响。泉州民营企业的文化发展也需要通过企业家自身转变来实现。转变企业家的观念，就是将企业文化定位到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企业家既要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吸收优秀管理经验，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避免企业管理中的短期狭隘的功利主义，将企业定位在长期发展目标，真正将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无形资产”建设成为特殊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二）企业文化中核心竞争力培养
从国内外成功企业成功案例来看，“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群体心理积淀过程，需要时间并不断强化。归根结底，现代企业间核心竞争力就是是人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意识。所以，要构筑员工发展平台，在制度建设上，奖惩机制上，人文关怀上，重视、尊重、理解、关心员工。只有这样，寓教育于企业经营的日常管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
（三）企业制度与文化创新
企业制度发挥发挥需要企业文化的辅助，但企业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也需要依托与企业制度。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上，重视制度文化建设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中重中之重。一是建立重视和体现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的企业制度，二是，让企业价值观成为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工作环境三者相互关联和制约，用制度建设来强化和体现企业文化的精髓。用开放企业管理模式实现柔性管理，用现代企业制度来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新时期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管理转型。例如：安踏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团队、供应商、经销商、合作伙伴在制度管理方面匹配。让供应商的发展水平与公司的发展相匹配、从流通批发的“坐商”转轨为商和专卖店的“行商”模式、聘请国际一流的广告公司开展品牌营销、和国际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建设人力资源体系、采用全方位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是确保安踏企业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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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关键词：闽南；客家；中元节；仪式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160-02
闽南和客家这两个民系都是在闽地形成的，目前传统的闽南人居住区中，大多是闽客杂处的，闽南客家民俗礼仪自然有这许多共同之处。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事象，其表现形式与仪式内容反映人民的生活、文化中具有传承性的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是我国各族人民传统的节日之一，它源于祖先崇拜，后来触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某些思想，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为我们今日的民俗活动――中元节。
笔者来自福建省永安市的一个闽南移民村，我们村每年的七月半都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整个村子都在忙于招待客人，热闹非凡。笔者已经将这视为理所应当，认为每年鬼节请客是非常正常的事。但当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提出时，他们都非常的好奇，怎么会有人在中元节这一天请客的呢？因此，笔者就产生了通过比较闽南与客家中元民俗仪式的念头，以期解决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原由。
一、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①所以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同为中华民族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中国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在古汉语中，“元”与“圆”相通，中元节，乃是基于“三元”之说，所谓“三元”指的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个月圆之日。商代以“天干”计时，周代以“圭表”测影计时，并进一步明确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具体时间，还定出了“朔日”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即以月的朔望圆缺为记，朔为“上日”、为月之初，又称“元日”，正月的朔日谓之“元旦”系一年之初第一个传统节日。望日月圆，为月之十五日，称之为“上元节”，系年之第一个望日，大庆大祭，后来发展成“元宵节”，盛夏的月圆望日为“中元节”（夏历七月十五），初冬月圆望日为“下元节”（夏历十月十五日）。中元节的萌芽期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甚至到远古。远古时期，人们崇拜月亮，视月亮为时间、生命女神或男神，每逢月圆之夜都要载歌载舞举行庆典，也就是“跳月”，除了“三元”之外，我国八月中秋节也源于“跳月”。中元节还与我国上古时期迎四时之气、四时祭享先祖的礼俗有关。
《礼记・月令》载：七月“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迎秋时、秋气，颁祭秋季主神――刑杀之神（死神），故郑玄注曰：“迎秋者，祭白帝（少）白招据于西郊之兆也。”立秋属于农历七月的节气，其时间与十五日相近。四时祭享又称四时常祭或时祭、时享，《管子・幼官图》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春秋外传》云：“祖祢则日祭，高曾则月祀，三祧则时享。”《春秋繁露・四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时之生熟，而祭其祖先父母也。春曰祠，夏曰，秋曰尝，冬曰，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礼记・月令》云：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即指的是“秋尝”。又《王制》云：“春曰，夏曰，秋曰尝，冬曰。”郑注云：“此夏殷之制，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以为殷祭。”可见七月十五在古时为“秋尝”，四时之享中是唯一的夏商周三代不改之制，有着深厚的民俗基础和悠久的传承源头。②
二、闽南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一）闽南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品与仪式。闽南人在七月半多做粽子和油炸食品过节，有的地方也做各种米或糕仔。是日也有祭祀活动，人们通常会准备丰盛的菜肴，如三牲或五牲、菜碗、果品、茶酒等和大量的香楮等。中午时分，在厅堂中祭祀神灵、土地、地基主与列主列宗，并给祖先等烧大量的金银纸，有的地方还要分成一包一包的，上写明给某位祖先。到傍晚，还需要在本宅大门口再摆上一席，菜肴美酒俱全，以孝敬祖先之外的孤魂野鬼，然后少一些银纸、冥钞与经衣或服纸等给他们，让他们也不至于空手而回。
放水灯。在河边的城镇与村落，有的还有在晚上放水灯的习俗。在大田县，城关下桥人在七月半的夜晚，会在均溪河边放水灯，其意为超度亡魂野鬼，以求乡里太平。此外，大田还有“七月半，插香钱”的习俗，即点着香从门口一直插到路口，俗称“迎香线龙”。
在闽南，七月初一称“开鬼门”或“开地狱门”。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
民俗仪式。过去村落的庙宇在七月前要举行“收兵”仪式，即将村庙神灵派出镇守在村落四界阻挡孤魂野鬼入村作祟的五营神兵神将收回来，并封上庙门，让这些孤魂野鬼可以安心地进入村落，接受人们的祭祀与供奉。在七月初一还要在庙前竖起高高的灯篙或招魂幡，此俗称“起灯脚”或“竖旗”，以此向四面八方的孤魂野鬼昭告，在七月这个月里，阳间将逐日有人供奉食品与用品，并祝愿鬼魂早日脱离苦海或轮回转世。这以后，则轮流在村落与城镇的每个角落或街道做一场正式的“普施”仪式。轮到某个村落或角落普度时，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凑热闹，由于每家都可能由许多客人，所以家家几乎都要杀一头猪，才有足够的肉来招待客人，也因此，普度日祭祀时，人们常常会把刚杀好的生猪先拿去当祭品，以至于在有的村庄的普度场上，可以看到用几十头或上百头生猪和丰盛的供品祭祀普度公（亦称“大士爷”，纸扎的、头顶上有一尊观音大士神像的青面獠牙的神灵，据说是观音的化身之一）、村神和孤魂野鬼的壮观场面，以及歌仔戏、高甲戏（九甲戏）、梨园戏、打城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铁枝木偶戏、竹马戏等拼戏的热闹场面。另外，傍晚时分各家在门口都要敬孤魂野鬼，供品丰盛，三牲，五果，六斋及各种熟菜全有，并且还有生米、面干、面线、清水，以及盥洗用品等，且每碗上插一支香，祭祀者要呼请孤魂野鬼来享用，待香燃得差不多时，还得烧银、烧经衣或服钱（在五色纸上印一些衣裤及日常用品的纸钱），让孤魂野鬼吃饱喝足，并带些回去，然后放鞭炮表示“祭拜”仪式结束。当然这种普度日，也需祭祀祖先，但一般在上午进行。中午、晚上则是各家宴请来客的时候。③
（二）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物。客家的“”（ban）是把大米加工成粉面后做成的食物。主要以糯米为主，也会用籼米、大禾米，一般把浸软的大米磨成浆，压干水即为米薤（脆），它可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农历七月十五过七月节（中元节），吃是肯定的，晒干的金桃娘树烧成灰，滤汁浸米，磨成米浆，入油锅加热搅拌黏稠成，在簸箕内揣到韧性十足后，用印印出美丽的花纹，一个个小圆，金灿灿，香喷喷，蘸漏水糖，吃起来香味十足。
“七月十四”过中元节的客家人。客家地区多以七月十五为“鬼节”。有些地方都要提早一天过节，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一说是宋代末年人们正准备过节时，元兵突然入侵，因此只好提前一天祭祀祖先、普度，以避兵扰。从那以后，人们就习惯于七月十四这天过节。二说是因为客家人大多是外来的移民，本地人欺负外来移民，不允许移民和他们同在一天过节，在过节的那天也不卖东西给外来移民，移民没有办法也就只好提前一天过了。三说是因为客家人本为北方移民，因南北方之间路途遥远，要提前一天烧冥纸，那些冥钱才能按时到达先人手中。
各地客家中元节特色。井冈山地区客家土籍居民出嫁之女不得回娘家，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旧时过七月半，以五色纸剪成衣裤，以金纸银纸做成金锭银锭，于那日晚上在门外焚烧，及在路旁、河边烧香烛、泼水饭，以赐“野鬼”。福建宁化客家中元节为两天，旧时十四日吃荤，十五日吃素。为何提前一天食荤过节？传说宋末有次中元节，风闻元兵将至，百姓便提前一天过节，于是沿袭下来。宁化地区的客家人，不但为祖先准备了丰富的祭品，而且也为自己的家人置办了美味佳肴。浆丸子（宁化方言直译而来），这是鬼节这天宁化客家人必须的而且是这个节日所特有的祭品。但是为什么只有“鬼节”这天才要做浆丸子呢？宁化地区的客家人大都是宋朝时期迁徙过来的，古时宁化客家人为了庆祝丰收和感谢长途迁徙的先祖，于是就把刚刚收获的稻谷做成丸子的形状，在七月鬼节这天祭祀祖先。宁化客家人认为七月半鬼门打开，鬼魂遍野，于是形成了中元节不出远门、小孩晚上不出门的习俗。赣州市崇义县乡村，中元节这天，家家杀公鸭，以公鸭血沾于纸钱袋上，一起烧给先人，据说是由于当地百姓认为先人来取纸钱时，要渡过多条河流，而以公鸭善于游泳，能尽快与先人灵魂沟通。当地人于当日吃饭前会安排儿童站在门两边，喊自己去世的长辈回来吃饭，家中长辈会将桌子上摆满碗筷，一边倒酒，一边唤家中亡故亲人的名字回来吃饭喝酒。
三、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异同
闽南人和客家人同为中原移民，只不过闽人为先期到达的中原移民，客家是后期到达的北方移民。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④因此，中元节的民俗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由于闽南人与客家人同居闽地，在准备中元节节日食品时都以糯米为主。同为中原移民，闽南客家中元节都有祭祖、迎祖、送祖等活动，都存在灵魂信仰，对人死后的魂念念不忘，由于敬畏之心，定期对其祭拜。
但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闽南与客家中元节在诸多方面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节日时间差异。闽南地区把整个夏历七月都当做鬼月，七月初一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客家地区为七月十五这天才为鬼节，甚至有的客家地区提前一天于七月十四过，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
在鬼节这天的习俗。客家地区在中元节这一天，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然而闽南地区却可在这天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亲戚朋友们也带着自己的礼物上门。农历七月，闽南地区重要的民俗活动为“中元普度”。“普度”又称“普渡”，最早源自佛教“慈航普渡”的说法，即有普遍超度无祀孤魂之意。而“普度”成为一种民俗，既与佛教的盂兰盆会有密切关系，又与道教的中元节有着深厚的渊源。普度这天，每家每户都会请亲朋好友来家吃饭，闽南民间还戏称“普度”为“普肚”，可见普度己经成为联络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
普度之日，家家户户备花果酒撰，设厉坛，点冥灯，烧纸马，燃放爆竹与烟花，于傍晚时分祭祀阴公。入夜，大办酒席宴客，猜拳行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贫困人家借钱负债深受其苦。每逢普度日，大街小巷，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时有发生，有时候相邻村落之间争相攀比，酿成械斗等等。普度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就开始着手准备饭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有的地方还把请客人数的多少看成是今年生意或事业红火的程度，所以每每到普度的时候，闽南百姓都毫不客气地到亲朋好友家吃喝聊天，气氛很愉快。
“中元普度”期间邀亲唤友来“吃普渡”是闽南地区特有的风俗。通常是在“普度日”祭祀仪式结束后，邀请亲戚朋友来吃饭喝酒，常常是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也常常是刚吃完这家，又赶到那家去吃。不拘城乡，热闹的“吃普度”成为闽南地区普度全过程的一个高峰。有人说，各家各户请很多客人是为了吓跑那些鬼魂，但事实上“吃普度”表现出今日的普度活动兼有很大的社交功能。由于轮流做普度，使人们有更多互访机会以及参加“吃普度”的自由度高，普度时节的社交圈大于春节，这也是闽南“中元普度”的一大特色。⑤
由此可知，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吃饭主要包含了一下几个功能：首先，在这一天请客吃饭有着人丁旺盛、家业兴旺之意；其次，由于闽南人好客经常宴请宾客，这有助于加强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扩大社交圈子。再次，由于七月十五为鬼节地官赦罪之时，阴间的鬼魂都会到阳间来，宴请亲戚朋友可使家里多点人气以抵御阴气。
注释：
①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②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56、157页.
③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④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⑤郑晓君.闽南“中元普渡”民俗浅析.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年6月.
参考文献：
[1]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2]李明华.中日中元民俗仪式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杨思民.论中元节的形成、发展及文化价值.贵州文史丛刊.
[4]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5]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6]林贤明.闽南普度民俗信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南音
南音生南国，曲曲寄深情。
海外寻故旧，泉城有知音。
这是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为泉州南音所题的诗。诗中的“南国”，即指南音的发祥地，有“温陵”之称的福建泉州。“南音”一词，古代就有，泛指音乐或南方音乐。而南音作为一个乐种的名称，是1952年“泉州南音研究社”成立时才出现的。泉州南音的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南音的文化历史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音（泉州弦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的文化价值愈发受到社会的重视，保护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了世人的职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项措施，包括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
进入数字化时代，图书馆迎来了服务方式的革命，传统的图书馆提供纸质书籍的服务，而现在，音视频、网络等方式都可以成为图书馆为公众服务的新型载体。数字图书馆的理念由此诞生。数字图书馆是以信息化思路为核心建设理念，以数字化服务为主要手段的网络信息服务体。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时期，并将在信息社会中承担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功能。
那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数字图书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笔者结合对泉州南音的田野调查，阐释数字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1 泉州南音的传播与传承概况
1.1 对南音演出团队的调查：年轻传承人少
在泉州工人文化宫和府文庙广场经常有南音演出队的表演。这些年轻的表演者，有的是在乡镇里学南音，有的则是附近艺校或师范院校南音专业的学生。关于南音有这么一个现象：解放前，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学习和表演南音，女性是被禁止的；解放后，女性才有了学习表演南音的权利。南音在当前还未发展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承担养家重任的男子也就不学习南音，在学习的年轻人中以女性居多。泉州南音具有辉煌的发展历史，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年轻人喜欢流行乐，南音似乎成了老人家才听的音乐。
1.2 曲簿：手抄和印刷的纸质载体
曲簿是保存南音曲目的重要载体，有曲词、工乂谱、琵琶指法、撩拍符号，能够有效地把各首曲的乐音记录下来。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之前，它是记录弦管音乐最完善的手段。民间多用普通纸张抄写曲簿。印刷术发明后，才有了刊刻本。南音的历代传承除了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依靠曲簿。透过纸间，曲词、琵琶指法等得以一一传播开来。
1.3 卡式磁带：老年人的娱乐
音像技术问世之后，开始有南音卡式磁带的出现。南音老艺人通常都收藏有磁带，闲暇时间播放磁带听听南音已经成为老人家的一种娱乐方式。另外，南音磁带在传播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在闽南方言区，各地有不同腔调，而南音唱语以泉州“府城音”为准，又称“泉腔”。闽南各地的南音爱好者们，正是通过磁带逐字较音、逐音练习地道的“泉腔”。因此，磁带还发挥了校准唱音的作用。
1.4 网络：跨越空间的影音体验
网络也参与到南音的传播中，现有泉州南音网和福建南音网两个较大的南音网站。在这两个网站上，有关于南音近期活动比赛的新闻报道、已出版的南音影像资料的查询，更可以收听和下载到一些南音经典曲目，南音的概说、乐器介绍、传承人风采、以及当前南音的一些学术研究论文都有收录。值得一说的是可以收听和下载到的南音经典曲目，这极大地方便了各地听者利用网络收听南音。有些网友把录制的南音表演的音视频上传到网上，在泉州网温陵社区，就有网友展开关于南音的讨论。
1.5 众声喧哗：各种社会活动以及传媒的关注报道
从1981年元宵节开始，泉州南音大会唱已先后举办了十届。可以说，历届的南音大会唱为海内外弦友交流南曲和情感提供了舞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都对此做了相关报道。南音的历史、演奏演唱形式、传承人、南音社团的演出、南音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都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
在对泉州南音传播传承状态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泉州南音在传承保护中的几个问题：
传承人大多年老，而年轻人愿意学习泉州南音的甚少；
曲簿仍是学习南音的重要载体，而个人收集大量曲簿的能力有限；
分布于网络的各种南音曲目良莠不齐，需要收集整理出大量且唱音规范的曲目；
各路媒体对泉州南音的报道信息纷繁复杂，受众面临信息选择焦虑，需要一个系统实时更新信息的网站；
泉州南音在全社会的推广宣传仍有限，对其文化历史价值的挖掘有待深入系统地进行。
2 数字图书馆建设在泉州南音保护中的优势
数字图书馆建设依托于公共图书馆这一载体，以文化共享工程的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为基础，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人员、设备、场所优势，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拥有各方面的便利条件。
2.1 资源优势
一些图书馆，尤其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还承担着从民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工作。经过长时期的积累，福建省图书馆、泉州市图书馆已经从民间收集整理大量与泉州南音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曲簿以及各种研究文献。这为曲簿的系统化整理工作以及泉州南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资源便利。
2.2 人员优势
图书馆的人员中有大批是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他们经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在文献分类、编目、索引、古籍文献的整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文化共享工程的开展，很多图书馆吸收了一批年轻的广播电视专业人才，他们在拍摄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电视片中，承担着策划、拍摄、剪辑的职责，为图书馆系统创作影视作品提供了专业人才队伍。这一切为泉州南音的文献分类整理和电视片制作工作提供了专业人才。
2.3 设备优势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配置有文献信息资源采集设备、传统载体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所需摄像机、扫描仪，以及专业影视制作所需的摄像机、摄影机等设备，这为图书馆从事泉州南音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以及电视专题片的制作提供了设备上的便利。
2.4 场所优势
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免费向社会大众开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首先，图书馆向全社会提供借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的便利；其次，可以利用图书馆的空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摄影展、邀请专家学者做讲座报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做展演等相关活动，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数字图书馆在保护泉州南音中的实践成果
3.1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对泉州南音的系统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馆藏泉州南音文献资料共计有60余册，包括有指谱、教程及各类研究文献。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南音的最早刊刻本，是两部从海外回归的明代刊本：《荔镜记》和《明刊戏曲弦管选集》，馆藏提供有影印本。
3.2 电视专题片《古乐南音》的摄制对南音起到宣传推广作用
福建省图书馆从2007年底起拍摄，历时一年，摄制组奔波于闽南各地，采访专家、老艺人、国家级大师和传承人100余位，完成了反映闽南文化的十八集电视专题片《闽南文化》，并制作成光盘用于保存以及文化交流。其中就有揭示泉州南音的专题片《古乐南音》，该片时长30分钟，从历史渊源、技艺、传承等各方面向世人介绍了泉州南音的文化意蕴。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同时采集有大量的泉州南音图片。该系列电视专题片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成果，在全国乃至海外地区宣传地方特色文化，泉州南音也得此便利，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官方路线宣传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3.3 数据库建设为泉州南音曲目以及各种动态信息提供系统化整理
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建设有“闽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和“福建文化记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数据库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种载体，从南音的历史渊源、器具、技艺、传承谱系等方面介绍泉州南音，同时有图片荟萃、精选曲目、视频《古乐南音》、学术研究、新闻动态等相关资讯，数据库旨在为受众提供集泉州南音重要信息为一体的信息集合。
3.4 通过邀请民俗专家做讲演、非遗传承人做展演等活动在全社会宣传泉州南音
走出闽南地区，福建其他地方的人们对泉州南音充满各种未知。这几年来，福建省图书馆通过闽图讲坛平台，先后邀请过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专家介绍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历史价值；与相关摄影机构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摄影展；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包括泉州南音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这为在全社会宣传推广泉州南音，尤其是吸引大批年轻人了解甚至是学习泉州南音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近年来受到各方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理应义不容辞承担起传承和保护的作用，数字图书馆建设为这种保护提供了各种可能和便利，我们应当善用并用好数字图书馆这一平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尽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育科技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9月29日到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32届会议上通过
[2]王芬林 吴晓.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4.
关键词： 官式大厝 特色成因 分析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泉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泉州就是闽南最繁盛的地区，曾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漫步泉州，随处可见的皇 宫殿阁式建筑—官式大厝，作为璀璨历史文化的回声，泉州古建筑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又融汇了多种宗教和外域文化，直到今日，仍然以独特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对于所有传统民居来说它们的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2)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反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3)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1]
以下将从这三方面来阐释福建泉州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及成因。
2背景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处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汇点上。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千年来随着往来的商旅和行客各种思想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与传播。在当地民居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形成了自己的强烈个性——红砖白石、飞檐翘然、色彩艳丽、装饰精美、中西合璧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多元化为特征的建筑风格。
3建筑平面格局与成因（图1）
官式大厝又称为“皇宫起”， 在泉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闽王王审知因皇后黄惠姑，家乡滨海风烈，因此特意恩赐黄皇后“汝母厝皇宫起”。由于在泉州话中，“你母”和“你府”的发音是相同的，于是整个泉州府，特别是达官、豪绅和富商等，便仿效王府的样子造起了房子。
所以说它的平面在文化内涵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帝王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沿中轴左右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封闭式主次尊卑尚礼氛围。[2]
官式大厝的建筑格局可以用“护厝式”来概括。以主厝为核心，在主厝一侧或者两侧向外扩张出一个带小天井的护厝进而围合出一个“院落单元”。一般间数以“三间张”，“五间张”为主。向纵、横或纵横结合发展起来的，此类民居布局大多由下落、顶落、榉头、后落、护厝、深井、埕等数个建筑单体及外部空间组成合院式建筑。
官式大厝的布局，具有按中轴线对称排列，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等特点。主厝居中，两侧护厝护之，充分反映了主厝与护厝之间的从属关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前埕后厝，坐北朝南，其间数取奇数，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有的加双护厝，进深有一进(一落)、二进（二落）、三进（三落）、乃至四进、五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下房，合称下落。下落之后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或称崎头）。过了天井就是主屋正厝，中间是厅堂和后轩，它的左右各有前后房四间（俗称大房、后房），是住室和起居间，合称上落。[3]间也有讲究，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其余类推。光厅暗房是泉州传统民居的特点。厅堂是祭祀祖先、神明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面向天井，宽敞明亮。而卧室房门悬挂布帘或竹帘，房顶天窗很小，房内幽暗。有的大厝前面加门庭（俗称大埕），东西两侧和后轩外面加护厝，有单护厝、双护厝、环护厝之分，作卧室或杂物储藏间用，并且在门庭四周筑起围墙，成为一个封闭型规整独立的建筑群。为了避免外人窥视院内活动，大门只有逢大事时才开启，入门处正中又置有木板壁或屏风，平时都由两侧边门进出。
官式大厝建筑形制（图1）
4结构外形特征
建筑的外部材料以红砖、白石为多，内部材料以木构架为主，建筑中精巧的雕刻，丰富生动的屋面形式，墙体砌筑形式等也很有特色。本地所特有的橘红色贴面砖和层面瓦，使建筑呈现了统一的暖色调，色感异常强烈，形成最具特色的红砖文化区
虽然官式大厝在平面布局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具有宗法等级的院落布局，墙面的红砖拼贴和镶嵌等建筑风格，却又与其地处沿海的开放性有关。它们与欧洲起源于古罗马的红砖建筑和西亚阿拉伯建筑装饰处理十分类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其特征是"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石”。
4.1红砖材料
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民居都是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而泉州人创造的红砖大厝为中国传统民居的水墨意境添加了一笔亮色。
成因：说法1：泉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外交流频繁。众多闽南人与菲律宾有商业往来，甚至远赴菲律宾，而当时西班牙人侵占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留下了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的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回乡仿建
说法2：红砖采用敞口窑烧制，砖培和氧气充分接触后就会呈现红色。由于泉州一带土壤中的三氧化铁含量高，所以烧制出来的红砖更为纯正，更为鲜艳。当地人们就采用这种带有吉祥喜气的红砖来建造自己的房屋，以达到人们所祈求的平安，幸福。
4.2“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相传，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将兴盛的泉州府夷为一片平地，震后重建时，老百姓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并由此传承下来。砖与石两种不同材料混砌，石为竖砌，砖为横砌。事实上红砖多近桔，石白而带灰，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色彩对比明快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凉，而且古朴美观。
5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
5.1燕尾脊
燕尾脊是屋顶正脊做成曲线的形状，两端往上翘起，形成美丽的燕尾状，使厝顶形象夸张而生动别致，正是这种“双燕归脊”的设计，让“古大厝”利用屋顶形式和屋脊变化丰富了建筑的天际轮廓线，灰塑雀鸟的屋脊装饰也有如真鸟栖息，十分生动有趣，呈现出汉家建筑的装饰特征。其“斯翼如飞”的形象引人无限遐想，被专家学者们誉为“翘脊文化”。
5.2灯号
在很多建筑上可以看到“忠孝传芳”“渤海传芳”“颍川衍派”等镌刻文字，这便是闽南建筑上特有的文化产物——灯号。灯号为匾额中的一种内容：灯为传宗接代，血统繁衍，号为记号，是泉州特有的文化产物。一般安置在民居建筑正大门的门楣上方，镌刻这主人的姓氏所属郡都。而这种习俗的来源是古人会将自家府第大门挂写姓氏、大灯笼，红白喜事也有举姓氏灯的习俗，而闽南人正是把这种习俗安置在住宅上方，便称之为“灯号”。
5.3大门
“皇宫起”民居的大门都装饰得华丽精美，用各种形式及图案装饰正门的两边。常见的有砖雕，青石雕，泥雕，影雕，彩雕。雕镂的常是花卉，山水，动物，人物，书法等传统图案。不同的图案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例如：图案上有喜鹊，梅花鹿，蜂窝，猴子组成，就喻为“喜禄封侯”。
5.4筒瓦
筒瓦是中间凸起呈半拱形的瓦片。这种富丽堂皇的瓦片在旧时只能出现在宫殿和寺庙建筑上，当地人模仿闽王府建造官式大厝，体现富贵奢华。
泉州石雕技术有悠久历史传统。泉州盛产花岗岩，有南安石砻“砻白石”，惠安青斗石“辉绿石”，砻白石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泉州白”。泉州古建筑石雕工艺技法多采用线雕、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几种，工匠们以精湛的工艺、流畅的线条、别出心裁的勾勒意境，充分体现当地建筑艺术的巧、类、秀、雅的风格木雕工艺是我国古代建筑长期运用的一种装饰手法。泉州传统建筑的木雕喜用樟木，一是不易开裂，且木纹细密容易雕刻。木雕花饰多以团鹤、虎、蝙蝠、云龙、万字锦、卷草、荷花，人物等吉祥图案为主，极其丰富。砖雕工艺精湛，题材广泛，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体现闽南雕刻工艺的高超。
5.6墙饰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或有驱邪镇恶的作用 ，或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6结语
泉州民居文化源远流长，是几千年来各种文化在海港泉州融合碰撞，泉州人民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既承继了由晋朝士族衣冠南渡所带来的皇室威仪和贵族气派，同时又糅合海派的动感变化和洋风的繁饰点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当代建筑很有参考意义。其本身不仅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的印记，本身也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保护传统民居的时候不仅要保存其形式，而且要保护其文化的内涵，学习其对自然地尊重。
References（参考文献）
[1]陆元鼎. 中国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 A] . 民居史论与文化[ C]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2]梁振学编著．建筑入口形态与设计．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