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5: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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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交换意见、观点或感情的过程，是将一系列信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双向过程。沟通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降低不确定性，增进相互了解，达成共识。例如，父母在带孩子去商场之前，如果没有适当的沟通，孩子对于去商场时是为了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多种可能性，比如，孩子看到喜欢的玩具，会提出要爸爸、妈妈买玩具。而爸爸、妈妈在去商场时，并没有计划给孩子买玩具，或者父母觉得给孩子买玩具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爸爸、妈妈不让步，任由孩子哭闹，也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如果父母在带孩子去商场之前，和孩子说明：“我们这次去商场只是为小侄女买一个生日礼物，你可以为小妹妹挑选一个玩具。但这次爸爸、妈妈不能给你买玩具。”这样，孩子对于去商场的目的就很明确了，孩子在去商场之前，已经有了“爸爸、妈妈这次不给我买玩具”的心理预期。这种明确的心理预期，使得不确定性减少，而亲子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沟通的第二个目的是满足需要。这种需要包括了表达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父母认为，只要能让孩子吃饱、穿好、有玩具甚至给钱给孩子用就满足孩子的需要了。其实，这是对孩子的误解。与成人一样，孩子除了物资的需求之外，同样有精神或心理的需求。不仅如此，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心理的需求甚至远远超过对物质的需求。在一次幼儿园的调查中，我们询问孩子：“你觉得大人和小孩有什么不同？”一些孩子脱口而出：“大人可以打小孩，小孩不能打大人。”童言无忌的回答让我们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会习惯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但孩子感觉到自己没有表达的机会或自己的表达被拒绝之后，孩子选择的就是退缩或者敷衍，甚至撒谎。这并不是孩子生而俱有的，也不是孩子刻意要和家长对抗，而是一种“习得行为”，是一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学会的消极应对策略。
对沟通目的的认识，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亲子沟通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而言，亲子沟通问题主要存在3个主要的矛盾：
其一是父母的权威意识和孩子的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父母是“家长”，即一家之主。父母被赋予了家庭事务的决策权。不少父母容易潜意识地把这种“决策权”也应用到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之中，不容孩子把话说完，否认孩子的想法，甚至嘲讽和威胁孩子，以此表现自己的权威。而对于孩子而言，其独立的意识在2岁开始萌芽，逐渐有了“我”的概念，这种“自我”的概念表现了对于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认识，孩子逐渐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想要自己作主。这个阶段因此也被称为是孩子的“第一反叛期”。所谓“反叛”，只不过是孩子不再简单地完全接受父母的指令。但是，一些父母由于对孩子的这种发展变化缺乏了解，会误认为这时孩子是在挑战父母的权威，因此，容易采用斥责甚至打骂去压制孩子，让孩子服从。家长的打压或许换来了孩子暂时的“服从”和“听话”，但也可能造成了孩子胆小怯懦的性格，因为孩子会因此对“自我”产生不信任感；
其二是亲子沟通中的“目标导向”与“情感导向”的矛盾。父母在与孩子沟通时，通常侧重于试图为孩子解决问题，而孩子在与父母沟通时，往往侧重于希望与父母沟通感情。例如，小莉早上起床时，看到自己养了很久的一只宠物乌龟死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爸爸说：“孩子，有什么好哭的呢？别哭了，我明天给你另外买一只。”小莉听后哭得更大声了，她对爸爸说：“我不要另外一只。”爸爸说：“你再这样哭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父亲与女儿的沟通过程中，女儿侧重于向父亲表达“我养的宠物死了，我很伤心”的情感，而父亲则侧重于“我给你另外买过一只宠物”；
其三是经验的差异而造成的。父母容易从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孩子的行为或告诫孩子，而孩子由于缺乏父母的经验感受或与父母有不同的经验感受，从而无法理解和接受父母的告诫，进而产生冲突。例如，孩子放学回家时带回来一盒新的橡皮擦，爸爸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孩子自己不可能有钱买橡皮擦，于是就问孩子：“你是不是拿了爸爸的钱去买橡皮擦？”孩子回答说：“不是！是同学给的。”爸爸想：“同学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橡皮擦？”于是就对孩子说：“不可能。你一定是偷了爸爸的钱去买的，还不承认？”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父母要怎样如何有效地与孩子沟通呢？
首先，父母要为双方的交流、沟通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和氛围直接影响孩子是否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良好的环境是指父母在沟通过程中，要善于控制自己的用词、语调和语气，同时尽量避开电视或其他吵杂声音等干扰源，并且尽可能找双方都可以专注的时间交流。如果父母一开始就咄咄逼人、气势汹汹，孩子必然会选择退缩。例如，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爸爸发现孩子有一盒新的橡皮擦，可以在孩子完成功课后，用好奇的语气询问孩子：“今天怎么有一盒新的橡皮擦呢？”孩子说：“是同学给的。”爸爸可以接着问：“是哪个好同学给你的啊？”如果有必要，可以核实孩子回答的真实性；
其次，在沟通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聆听孩子的表达。聆听是沟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许多的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都是侧重“说”，而忽视了“听”。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聆听，能有效地激发孩子“说”的愿望。为此，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要尽量与孩子进行目光交流，同时，通过一些简单的回应如“嗯”或简单重复孩子说过的内容，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注；
第三，父母要善于接纳孩子的情绪，充分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小莉的爸爸在听女儿说她的宠物龟死了之后，对女儿说：“哦，是吗？我也感到好突然啊！”小莉补充说：“它是我的好朋友！”爸爸回应说：“是啊，失去一个好朋友是会很难受的！”小莉接着自豪地说：“我以前每天都喂它，还和它玩游戏呢！”爸爸说：“你真的是很细心照顾它！”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爸爸一直都在接纳和顺应孩子的情绪感受，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认同和理解，因而愿意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看法。让孩子愿意说，是成功的亲子沟通最基本的标志；
第四，亲子沟通的基础是信任与权威。没有了彼此的信任，沟通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意义。亲子沟通中，如果孩子对父母失去信任，就意味着父母失去了教育的权威，因而也就丧失掉了家庭教育的基础。而父母要得到孩子的信任，就必须率先垂范，言而有信，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庄子》中“曾子杀猪”的故事：表明一方面，对孩子的承诺需要认真兑现，另一方面，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也不能随意承诺。尤其是当父母让孩子做选择时，最好避免开放式的选择条件，例如：“你今天想去哪里玩？”而应该提供封闭式的选择条件，例如“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游乐场还是动物园？”这样，父母能较好地控制实现承诺的可能性，进而树立起父母的教育权威。
总之，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父母在通过沟通引导孩子成长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的需要，激发孩子表达的意愿。只有用心，才能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
郑福明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广东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研究部主任
《现代育儿周刊》专栏作者
著有
《学生职业指导》，
《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
关键词 亲子沟通；对话定向；服从定向；沟通能力
分类号 B844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它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具体形式和重要途径，成为一个被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早期的亲子沟通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作为传播学中一个应用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研究主题。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对亲子沟通的专门界定，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亲子沟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有两种：量表或问卷法、观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问卷进行的研究通过自陈量表考察被试在某些沟通测量指标上的得分，研究者据此概括出被试家庭中稳定的、抽象的沟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观察法进行的研究则通过对若干亲子沟通过程的观察，归纳出核心的研究变量来描述亲子沟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在探究亲子沟通的稳定沟通模式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状况。
1 亲子沟通研究中测量方法的使用与发展
应用量表和问卷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本文就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的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会定向(socio-orientation)两个维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从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根据对话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4种类型：高对话一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一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时，4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仅提供了量表的测量常
模资料，还未针对量表背后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建设进行介绍和说明。这可能导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开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达”)和测量维度都因缺乏专门界定和说明而被误解、误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这些测量工具的传播和推广。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称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论为基础先后编制了两个与亲子沟通有关的测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虽然Olson的家庭沟通理论明确提出沟通是家庭实现其各种功能的途径，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论上详细界定亲子沟通的结构和特征。这为其工具编制带来一定困难。果然。Olson所编制的第一个测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来的应用中就出现了测量维度难以区分、测量内容含糊不清的问题。
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开放的父母沟通”，描述了积极的亲子沟通，如“父亲努力理解我的观点”；另一个维度是“有问题的父母沟通”，测量消极和冲突的互动，包括“母亲生气的时候伤害了我”等项目(Hartos & Power，2000)。这一工具在家庭咨询实践和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它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两点：(1)量表结构不清晰。量表两维度实际代表的是沟通质量这一量尺的两个极端(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之间必定存在较高负相关，这为两个维度的计分和分数解释带来困难，也导致该工具在后来的应用中普遍存在计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2)测量内容不明确。虽然，这一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被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工具，但对其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该工具实际测量的是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倾向”。后来，Olson吸取教训，在其第二个家庭沟通量表中明确强调其测量目的为家庭沟通中个体的沟通能力。该量表结构也较简单，主要从倾听技巧、说话技巧、自我表白、说话的清晰性、话题集中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等六个方面测量了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GaNm，et al.，2004)。
综上所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表现出一些独特优势，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试自评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迅速把握亲子沟通中抽象的、稳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种测量工具从沟通模式、沟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亲子沟通状况，丰富了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也表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专门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缺失，导致测量工具缺乏理论支持；目前研究主要关注沟通中的服从性和开放性，缺乏对其他重要沟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论背景和相应概念体系，目前测量研究中测量层次(关系模式层面、个体能力层面等)混乱。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观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亲子沟通过程，希望能从中抽取并概括出更丰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沟通模式。
2 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使用与发展
在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领域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关心亲子沟通过程，并能从丰富的沟通行为和复杂的沟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对稳定的沟通模式。但是两者在对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分析维度，同时，两者对观察中所设定的沟通任务的看法也有一定差异。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观察法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2.1 观察资料的分析维度
虽然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者都观察并记录了亲子沟通过程，但在分析这些过程时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分别抽取不同的分析维度，因此也发现了不同的沟通规律和模式。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关心某些心理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在某些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现象，于是深入到亲子沟通的实际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试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有别于正常被试(DiBanolo & HeR，2007)。多数研究者对亲子沟通过程的分析沿用鲍姆林德在教养行为研究中提出的“温情”和“控制”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分别从情感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亲子沟通特征，也符合多数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询和治疗实践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温情”和“控制”成为亲子沟通模式的观察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结构。例如，Barrett，Fox和Farrell(2005)对有能力的、攻击倾向和焦虑的三类幼儿与父亲在认知任务中沟通行为的研究就是从控制行为和积极情感这两个维度的比较中发现三类被试的亲子沟通模式差异的。虽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维度会冠以不同的说法。甚至还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体控制、打扰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积极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标，但当研究结果需要解决理论或假说层面的争论时，这些指标又会被归为“温情”和“控制”两大类。
教育心理学家们将亲子沟通看作一个“教学”过程，希望通过观察亲子沟通中双方的具体行为来研究父母提供的“脚手架”质量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使用教养方式研究中惯用的“温情”和“控制”维度，而是根据父母沟通行为所充当的“脚手架”或“认知支架”的水平或类型来命名沟通行为，如“开放式提问”、“提出建议”等，通过分析沟通行为所引发的儿童认知活动的类型来判断亲子沟通的优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对母亲和儿童在科学任务解决中的沟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了由“父母问开放式问题”、“儿童启动任务操作”、“儿童打断父母”等沟通行为组成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模式”，这种沟通模式能够预测儿童在科学任务上的表现及学业成绩。再如，Tenenbaum和同事们(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学术语”、“做概念性解释”、“运用因果推理”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指标，发现父母高质量的沟通与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现有关。
2.2 观察研究中沟通任务的设置与作用
采用观察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时，研究者通常设置一些任务情境以展示亲子沟通过程。研究者们常用的实验任务有三类：认知任务、社会性任务和自由活动。其中，采用认知任务作为沟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选择对儿童被试而言较为复杂的任务，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儿童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如复杂的折纸任务(Barrett et al.，2005)、迷宫找捷径任务(Dumas & LaFreniere，
1993)、复杂的七巧板拼图任务和拼词任务(Hudson & Rapee，2001)、科学实验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这些对儿童认知能力构成较大挑战的任务能够充分激发亲子互动，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过程。这个过程在临床心理学家眼中是一个生动的教养实践过程：父母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做出各种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行为。而它展现给教育心理学家的则是一个“教学过程”：父母作为有能力的成人、“教师”和知识权威与认知水平上处于弱势的儿童之间展开的知识传授和沟通过程。
认知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各取所需。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特殊儿童(如具有焦虑、抑郁、退缩等问题的儿童)的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是否出现特殊的行为或情感反应。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是父母的行为模式，而不关心任务的完成情况(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与此不同，教育心理学家更关心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行为对儿童任务完成的影响，因此，其分析更加侧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关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详细观察并记录了母亲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为序列，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及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评价各种沟通行为的有效性，最终挑选其中最利于任务完成的沟通行为组合。可见，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认知任务本身就是分析对象，研究者对沟通行为的分析不会脱离沟通任务。
亲子沟通研究中常用的社会任务包括制定度假计划、社会冲突情景讨论、模糊情节故事讲述与讨论、亲子冲突事件讨论等(Root & Jenkins，2005)。这类任务通过压力事件引发亲子之间观点的充分交流，而且对这类问题的讨论会增加沟通双方的焦虑水平，使他们表现出未经思考、已经自动化了的沟通模式，以模拟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极沟通过程。这种任务常被临床心理学家用来研究具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被试所表现出的消极亲子沟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动被认为最真实，因此也被用来作为亲子沟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亲与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儿之间的自由沟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沟通由于无法控制亲子沟通内容和难度，可能给沟通行为评价和比较带来困难。此外，自由沟通普遍缺少压力刺激，不能体现亲子沟通的深层模式和动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导致儿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自由活动任务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较少使用。
3 测量与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与发展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建构、测量工具建设和观察资料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测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依据
在亲子沟通的测量研究中，虽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但是当我们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这些工具背后的理论建构工作极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应理论基础。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亲子沟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虽然对维度名称等进行了修改，但其理论框架却仍然沿用传播学的沟通理论，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和理论目的相脱离，阻碍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结果的意义。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者大都放弃对沟通过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体的沟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亲子沟通的各种影响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这可能与该领域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或有效的理论模型有关。
另外，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基础，现有的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主要是对测量工具的说明)、所使用概念体系不尽相同。这导致相应测量工具中出现使用不同概念称谓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测量不同内容的情况。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亲子沟通”既指父母沟通开放性这类沟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儿童的沟通行为特征。这些表现在测量工具中的问题很多都与理论建构有关。我们认为这是影响亲子沟通领域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关键问题。
3.2 测量工具存在的问题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主流测量工具及其相应的理论说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抽象沟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释框架，但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量表维度界定都不尽相同，但在实证研究中却经常被相提并论，进行直接比较。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沟通测量工具基本可以分为三类：(1)对个体沟通能力的测量(如Olson的家庭成员沟通能力量表)；(2)对沟通模式或关系的测量(如McLeod和Chaffee编制的沟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订工具)；(3)两者同时测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沟通测量工具)。显然，有些工具测量的是沟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实证研究中却会出现将不同类型工具得到的结果互相比较，或者将测量不同方面的项目合成一个总分作为亲子沟通模式测量指标的现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缺乏对沟通目标和具体行为特征的区分。通常，沟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决某个问题(如父母和孩子讨论如何改进学习)，或者通过沟通增进双方的关系或确保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显示自己对孩子拥有权威)。而沟通行为特征则是亲子之间典型的沟通行为特点，它可以是习惯化而无意识的行为，也可以是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做法。现有的量表要么是将沟通目标与具体行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为一谈，要么只是测定某个方面，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已严重阻碍了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有效应用。
3.3 观察资料分析维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观察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温情”和“控制”维度是应用最广泛的沟通行为分析维度(DiBartolo & Helt，2007)。虽然这两个维度在理论界定上较为成熟、统一，但是在实证研究层面却出现操作定义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同，这为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带来困难。
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用来测量“控制”的指
标包括敌意策略、打断、过度保护、关系退缩、命令、语言或行为垄断、过分溺爱以及在认知任务中接触儿童的游戏材料或给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显然，其中的许多行为是不同性质的，应该划归不同类型，但在观察研究中却被视为对同一变量的测量。同样的问题在“温情”概念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质的行为被作为温情的操作定义，如低温情指退缩行为、不关心、拒绝，同时也指批评和消极行为。这就导致同样是温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对孩子漠不关心的，也可能是对孩子有敌意的，但这两种类型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却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温情和控制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很大交叠。例如，Rubin等人(2001)用“过分热切关注”作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却包含了明显的温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将明显的“退缩”归为低温情，而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评为低控制。
3.4 观察资料分析中的还原论倾向
还原论思想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是将连贯的亲子沟通过程肢解为单个的行为元素；另一方面指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去背景”的分析，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发生的具体任务背景剥离开来。下面将分别论述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方面，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通常按照某个编码系统或分析维度对连续的沟通过程进行拆解，挑选编码系统中的行为或维度(如控制、温情等)进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肢解完整沟通过程的还原论思想，可能导致许多有价值信息的流失。整体的行为序列和过程对研究结果的巨大影响在Capaldi对攻击性儿童的亲子沟通研究中可见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观察法比较了纯攻击和混合攻击两类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行为，未发现显著差异。后来，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抛弃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沟通行为各维度分数之和)，转而通过分析沟通行为变化的即时模式，发现了两类儿童亲子沟通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第二个方面，在肢解沟通过程时，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法相对于测量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而且，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父母在亲子自由活动和认知任务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表现出的沟通行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博物馆和在家庭两种环境中与儿童进行科学问题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沟通深度也不同。这表明，只有结合亲子沟通发生的背景才能准确判断父母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3.5 对儿童沟通行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关亲子沟通的大部分测量工具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父母行为上，较少关心儿童作为一个独立而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在沟通中的表现。在此仅以亲子沟通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测量工具――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为例说明这种研究设计中的偏差。该量表共有26个描述亲子沟通的项目，而其中只有4个项目是描述儿童沟通行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这个工具的儿童版中描述成人与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数量亦是如此。
这种对亲子沟通双方关注程度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也体现在观察法的应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数研究在编码和分析亲子沟通行为时根本不对观察到的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有些研究即使对儿童行为进行了编码，也不会将其作为正式结果呈现。而确实有证据表明沟通中儿童行为特征对父母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务中与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儿童的沟通行为不同。这说明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怎样的行为可能部分取决于儿童的沟通行为。
其实，亲子沟通模式本来就是在父母和儿童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应反映“亲”和“子”双方面的行为。Portes等人(1998)对亲子沟通行为序列的研究就发现，良好的沟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问、指导，也包括儿童对父母提问的反应、建议和主动发问等。同样，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儿童之间上百次的行为尝试和互动，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结构，即沟通模式。所以，研究者们不应忽视沟通的双向性，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同时关注沟通中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才可能看到真实的沟通行为序列，发现亲子沟通的真正规律。
4 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测量和观察两种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的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在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的建构、测量工具建设、观察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
上文中谈到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这一领域缺乏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例如，观察资料分析中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和操作定义混淆的问题意味着那些在理论上被确立的维度可能缺乏生态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实的亲子沟通，所以我们在指出具体研究的不足时也应当反思一下亲子沟通理论建设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样，测量工具存在的测量内容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概念体系明晰、观点明确的理论模型提供依据。而且，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能够为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两类研究结果的交流提供平台，有利于亲子沟通这一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最近，国外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就亲子沟通研究内容、相应理论框架等问题进行研究(Edwards & Graham，2009；Vries，Bakker-Pieper，Siberg， & Vlug，2009)。例如，Edwards和Graham(2009)试图突破以往服从定向、对话定向的二维沟通模式，发现其他有意义的沟通模式，于是提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内隐的亲子沟通理论，这个沟通理论会影响个体在亲子沟通中对交流信息的编码和解读；Vries等人(2009)则通过多项词汇研究，归纳出清晰性、反应性、支持性等七个衡量亲子沟通能力的维度，并用实验证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沟通能力的评价维度不同。这些结果都为今后的亲子沟通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46-03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扩大，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形成趋势，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流动青少年人数逐渐增多。多数在城市流动的青少年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更易出现亲子关系等问题。《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地区流动青少年帮扶计划》项目针对某中学的流动青少年开展了相应的社会服务。这个中学的流动青少年都是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初中生。项目组在前期调查了解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紧张、亲子冲突频发，并由此引发了这些学生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亲子关系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亲子互动的内在运行机制――亲子沟通出现了问题。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方法。小组工作方法在处理亲子沟通问题上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效果，服务对象通过小组活动的方式可以加深对亲子问题的认识、加强对亲子沟通技巧的学习，从而改善亲子沟通状况、提升亲子关系。针对这种情况，项目组在前期个案服务的基础上设计了“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
一、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的实践背景
（一）小组的理论基础
本次小组活动设计的理论依据主要有社会学习理论、亲子沟通理论和萨提亚沟通模式理论等。
1.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就可以获得改变，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小组工作过程中，每个组员都是一个资源库，他们会在小组中真实地表现出各种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的行为，也会分享各自的想法、经验和感受，同时也会呈现自身行为的后果。这样，组员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可以结合自己的风格，从小组丰富的表现和互动中寻找榜样或者前车之鉴，充分发挥替代强化的作用，增加个人的适应。
2.亲子沟通理论。亲子沟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际沟通，特指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各种言语和非一言语的形式交流信息、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合作的过程。和一般的人际沟通一样，亲子沟通也会出现沟通障碍、沟通不畅等问题。因此亲子双方需要学习一定的沟通技巧如倾听技巧、表达技巧等来改善亲子沟通状况，提升亲子关系。
3.萨提亚的沟通姿态理论。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把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模式称为沟通姿态。沟通姿态可以反映出人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以及如何做出内部和外部的反应。萨提亚把沟通姿态分为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和表里一致五种类型。其中前四种是表里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是非健康的沟通方式，具有沟通间接、暧昧不清、不真实不坦诚的特点。讨好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曲意迎合他人；指责则意味着藐视他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他人；超理智表现为过分谨慎和僵化，保持非人性的客观；打岔是超理智的对立面，表现为回避问题，不表示明确的立场，将别人的注意力从正在讨论的话题上引开。与前四种不一致的沟通姿态不同，表里一致型的沟通姿态是健康的沟通方式，人们的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一致，具有直接、清晰和坦诚的特点。
（二）小组的目标及目的
小组的总目标为促进组员掌握有效的沟通方式和技巧，提升亲子关系。小组的具体目的包括：第一，认识亲子沟通的重要性，从而引导组员留意自己的沟通姿态和方式及其对亲子关系的影响；第二，审视自己的亲子沟通状况，找出和克服亲子沟通的种种障碍，学习有效的亲子沟通技巧；第三，通过小组互动，增进亲子双方的了解，进行现场有效沟通的实践，改善亲子的沟通方式，提升亲子关系。
（三）小组的特征
1.小组性质：身心教育小组。
2.时间安排：2014年3月8日起每周六下午2：00至4：00，持续六周共六次活动。
3.地点：某中学音乐教室。
4.小组组员：6对亲子（前三节为家长小组，后三节为亲子互动小组）。
关于小组特殊安排的说明：前3次活动为家长小组，后3次活动为家长和子女共同参加的小组。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项目组已经在前期对6个学生子女进行了充分的个案方式的沟通辅导。根据学生要求、驻校社工建议和家访等调查，把这次沟通小组的设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家长对于自身亲子沟通状况的反思和关于沟通技巧的学习；一部亲子沟通技巧的实践应用和亲子关系的培养。
（四）组员的招募、确定和说明
本次小组组员的招募范围是存在亲子沟通问题的初一至初三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招募范围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个案辅导和亲子沟通辅导的学生家庭，但是之前这些学生的家长并没有参与进来。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家访发现这些家长也需要进行亲子沟通辅导，但他们大多因为工作时间关系、或怕被看作问题家庭等原因不愿意接受个案方式的家庭辅导，而比较能接受的是类似家长会形式一样的小组工作方式。
因此，对本次小组组员的甄选，项目组采取了公开招募、积极动员和自愿报名的方式。驻校社工在小组工作准备期通过家访和电话说明的方式对小组的内容、形式等进行了介绍。在接受报名后，又根据组员实际是否存在亲子沟通需要或对提升相关技能感兴趣的情况进行筛选，最后确定了6个家庭、6对亲子。
二、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的实践过程
（一）小组实践过程之家长小组部分
第一次小组――有缘相逢，规范前行。
活动目标：相互认识；澄清小组目标；制订小组规范；引导组员思考自己在改善亲子沟通方面的责任。
活动内容：介绍小组组建缘起；组员自我介绍；带领者促使大家建立友好关系；明确小组规范；进行《亲子沟通评估量表》的自评活动，并在分享测量结果的过程中分享自己在亲子沟通中的困惑和问题；总结。
活动成效：对小组目标的讨论和对小组规范的制订让组员明晰了参加小组的目的和要求，组员形成了对小组的基本认同感。亲子沟通的评和分享活动让组员开始思考自己在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和责任。
第二次小组――我的沟通姿态。
活动目标：了解自身亲子沟通中存在的无效沟通；了解四种表里不一致的沟通姿态，并对自身的沟通姿态进行；尝试实践改变不良沟通姿态的方法。
活动内容：回顾上次内容，了解本次活动目标；通过热身游戏让组员了解无效沟通的弊端；组员分享亲子沟通中的困惑和解除困惑的尝试；带领者介绍萨提亚的四种表里不一致的沟通姿态，并对照自身进行思考；引导组员思考和讨论改变这四种表里不一致的沟通姿态的方法；家庭作业：记录接下来一周在某件事情上和子女的沟通障碍、沟通姿态和解决方法。
活动成效：组员对的沟通姿态理论介绍很感兴趣，并能结合自身积极寻找沟通障碍存在的原因。在思考如何解决不良沟通问题时，组员能够相互提建议，促进了小组凝聚力的发展。
第三次小组――表里一致来沟通。
活动目标：了解表里一致型沟通姿态的构成要素；学习和掌握良好亲子沟通的基本原则和技巧。
活动内容：回顾上次内容，了解本次活动目标；组员分享家庭作业；小组讨论：表里一致型的沟通姿态及其构成要素；头脑风暴：亲子良好沟通的原则和技巧有哪些？带领者引导大家总结出10条内容。家庭作业：回家后和子女交流参加亲子沟通家长小组的情况，准备和子女一起参加接下来的三次亲子小组活动。
活动成效：组员能够思考和分享提升亲子沟通效果的观点和意见，讨论和互动提升了组员之间的信任感和支持感。
（二）小组实践过程之亲子小组部分
第四次小组――亲子沟通，知己知彼。
活动目标：让6个子女顺利融入亲子小组；促进亲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活动内容：带领者欢迎子女组员的加入；家长和子女相互介绍；家长简单总结自己参加之前小组的情况和收获，子女分享家长参加之前3次小组后的改变；亲子游戏；总结和分享。
活动成效：加入小组的6个子女以前都做过个案辅导，工作员对她们比较熟悉；并且6个子女彼此之间也相互认识，所以对于融入小组没有太大的困难。亲子互动游戏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信任和交流沟通。
第五次小组――顺畅沟通实践之如何听、如何说。
活动目标：在亲子沟通中学会换位思考；练习倾听技巧和语言表达技巧；促进亲子之间沟通技巧的实践应用。
活动内容：回顾上次内容，了解本次活动目标；亲子游戏；角色互换之情境再现游戏（情境一：放学之后……情境二：考试不及格……情境三：周末安排冲突……）；分享和总结；提醒下次活动为最后一次活动。
活动成效：亲子之间通过互动游戏不仅增进了感情，而且意识到了要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进行交流。对亲子之间沟通技巧的实践应用也让组员对以后亲子关系的改善充满了信心。
第六次小组――亲子同行，未来很美。
活动目标：引导组员反馈在小组中的收获与心得；鼓励亲子之间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相互信任和支持，能够坚持良好沟通的原则和技巧；处理离别情绪；评估小组效果。
活动内容：回顾整个小组的过程；分享收获与感受；游戏活动：“写给子女/父母的一封信”；留影纪念；小组问卷评估。
活动成效：实现了小组结束期的最后总结和离别情绪的处理，以问卷等形式实现了小组的结果评估。
三、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的效果评估与反思
（一）小组的效果评估
流动青少年亲子沟通小组的效果评估采取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在每次小组活动结束后的总结分享环节，会对组员进行满意度的咨询，以及对小组开展的意见和建议，工作员和观察员也会对小组的开展过程进行观察和分析；在小组六次活动全部结束后，进行了一次较正式的问卷评估。
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92%以上的组员认为小组的活动内容与小组主题完全契合、小组的活动目标已经达成，对带领者和工作员的表现表示满意，觉得自己参加小组收获了很多，并建议以后多开展类似的小组活动。一个家长讲：“自从学了沟通姿态的知识后，现在只要我想指着女儿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指责型沟通姿态的画面就会立马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提醒自己要改变这种错误的沟通方式，接下来能够去认真听听女儿讲讲她这么做的原因，然后像朋友一样地和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
（二）小组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虽然组员对小组的效果总体评价较好，但是带领者还是总结了小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进行了检讨和反思。
1.小组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准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开展小组的第一次活动时，出现了两个意外情况导致小组开始延迟，一是小组活动场地没有事先清扫，带领者和相关工作人员到达后才开始清扫整理；二是因为事先联系欠妥的原因，出现了有的家长迟到的现象，致使小组规定的开组时间延后，更使第一次小组活动延时半个多小时才结束。另外，准备过程的不足还表现在带领者和驻校社工事先沟通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于组员的情况驻校社工比较了解，但是小组开组前带领者和社工没有详细进行沟通。导致带领者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花费不少时间来了解组员的亲子关系的详细情况，造成了小组时间的浪费。
其次是小组带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规范要求的问题。在小组过程中存在家长迟到甚至缺勤的状况，但是带领者和工作者除了再次强调规范，也并没有太好的办法。二是带领者的一些语言表达和活动设计超出了个别组员的接受程度。因为家长组员是农民工，有些组员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且还有一个不识字的组员，对于有些专业的书面语言表达较难理解。好在带领者和工作员发现这些情况后马上改进了语言表达方式和活动方式，才没有影响整个小组的发展。
2.检讨和反思。第一，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组员的确定，组前面谈非常重要，带领者、工作员要和家长及其子女对小组的主题、目标达成共识，详细了解家长及其参加活动的实际困难。另外，带领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之间在小组开组前一定要充分沟通、密切配合，不仅要做好场地、设备、人员的准备工作，而且要事先做好应变各种突况的准备。
第二，在小组规范方面最好让小组组员自己确定，即从组员的角度启发他们自己建立相应的小组制度，并且要明确如违反规范应接受的惩罚措施。带领者和工作员不能为了担心组员丢面子或者担心组员退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影响整个小组的活动安排和效果。
第三，带领者还需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和带领技巧。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主题要求不同的专业知识，这就需要带领者事先充分做好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和知识储备。另外，在实际带领小组过程中，要注意带领技巧的运用，特别是要能够在带领过程中做到敏感发现及时回应，对组员有高度的关注，对其认知和情绪要及时察觉和反应，从而促进小组中同理和共鸣的产生，为小组带来积极的动力。
参考文献：
一、课程标题
小学中年级的亲子活动及亲子教育
二、课程目标
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做伴随孩子幸福成长的智慧型家长；掌握亲子沟通的方法，了解亲子活动的意义；通过家庭教育课程实施，引导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道德品质，促进个性发展；对家长提出亲子教育合理建议。
三、课程内容
（一）家庭教育的责任与理念
家庭教育与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的教育责任，现代家
庭教育的理念。
（二）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
不同阶段孩子的生理特点，心理变化，个性表现，网络
社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三）亲子沟通的方法和技巧
倾听与表达的方法，赞美与惩罚的技巧，亲子沟通的
误区解析及应对，亲子沟通中父母情绪调试，亲子体验活动等。
（四）孩子的身心健康指导
正确认识自我的方法，孩子自控力、抗逆力的培养，
情绪管理，孩子网络能力的指导，珍爱生命与自我保护等。
（五）了解亲子活动的意义
它有利于增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有利于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
（六）孩子的学业指导
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正确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的指
导，创新与实践能力，学习困难的应对。
（七）家校沟通与融合
家校沟通发重要意义，认同学校的文化与理念，与老
师沟通的方法，学校活动的参与。
（八）新型家长素养
父母素养对孩子的影响，家庭氛围与孩子成长，父母
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及分工。
四、课程实施
通过家长学校组织讲座，家长自主学习，亲子阅读，参加各类亲子活动，参观体验，校园开放日活动，家访指导，个别咨询等方式，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丰富网络资源。
建议：
每学期组织一次家长开放日活动；
每学期班主任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家访或线上个别咨询；
每学期学校组织校外实践活动一-二次；
家长学校讲座，每月一次；
每月推荐一本家庭教育书籍，家长自主学习，可以做读书笔记，班主任组织家长交流学习感悟；
每月家长和孩子参加亲子活动3-4次；
每周家长安排4-8小时的亲子阅读时间。
五、课程效果
关键词 亲子沟通，认知压力，情绪压力，优生，差生。
分类号 B8442
1 问题提出
在教育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所有学生接受了同样的学校教育，然而每个人的学业成就并不相同”。“优生”“差生”现象是如何出现的，似乎不能总在学校背景中寻找原因，还应考察他们的家庭背景，特别是亲子沟通对儿童思维和认知表现产生了哪些影响。家庭中常见的亲子沟通大多是围绕学业展开的，如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某种学习活动(包括阅读、绘画、计算等)、父母对儿童学业行为的监控和督促。这是儿童在学校之外接受的与认知发展和学业有关的教育活动，也是家庭教育功能实现的过程。一些关注家庭教育功能的研究者专门考察了亲子学业沟通行为与儿童学业的关系。例如，蔡金法及国内学者提出了亲子学业沟通中最常见的鼓励、监控、内容指导、学习咨询等行为对儿童学业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间接指导(如鼓励、监控等)比直接指导(如学业咨询、内容指导)更能促进儿童数学学习兴趣和成绩的提高。这意味着直接指向问题的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提高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与此矛盾的结果。例如，Huntsinger等人的追踪研究及Sv等人的比较研究都发现，华裔美国儿童的父母所采用的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学业沟通使华裔美国儿童数学成绩好于欧裔美国儿童，而且其中许多从原来的差生转变为优生。这似乎表明父母对学业问题的具体指导与沟通是提高儿童学业成绩的有效行为。
为了合理解释以上矛盾结果，有研究者提出对亲子学业沟通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如将父母沟通行为进一步分解为开放式提问、封闭式提问、积极反馈、直接说出答案、言语提示等，考察这些行为对儿童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和解释。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些研究时发现，它们大多关心优生或差生亲子沟通中较多出现哪种行为，并未考虑这些沟通行为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机制对儿童学业成绩或问题解决产生影响。目前，有关研究已发现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是否产生影响取决于这种行为引发了儿童怎样的认知活动。
这种探知沟通行为对儿童认知活动影响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心理学中已有应用。教育心理学家Stevenson提出“认知压力”(coesngitive yholdingpower)概念来衡量学习环境中促使学生进行不同类型认知活动的积极力量19301。而且，根据学习者在从事认知活动时所调用知识的不同类型，可以将认知压力分为“一级认知压力”和“二级认知压力”。其中，一级认知压力指学习环境施加的压力只需学习者使用自动化程序便可达成目标；二级认知压力指环境压力迫使学习者调用那些专门用来解释新情境、解决新问题的程序来解决问题。Stevenson和Evans还据此编制了专门的测量工具――“认知压力问卷”来考察教育行为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我国学者已应用这个工具考察了教师在课堂中对学生施加的认知压力。在本研究中，将这种思想和工具推广到家庭亲子沟通中，定量地考察亲子沟通行为究竟对孩子的思维活动施加了什么影响。之所以做这种推广，是因为在家庭中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其典型“教学行为”是与孩子讨论学业问题，特别是有关家庭作业及课外学习的沟通活动。因此，父母是孩子在家庭中经受的认知压力的主要来源。本研究试图借此探究优生成绩优秀的家庭成因。
认知压力，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总是促进思维的，然而，在现实中很多父母的沟通行为并非总是指向认知活动本身。而是对孩子的“人格”进行指责，这可能造成孩子的精神压力，诸如损害自尊和效能感、增加焦虑和紧张，这种压力可以命名为“情绪压力”。这一负面结果最终会干扰儿童的认知和学习活动。可见，借助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概念就有可能区分对儿童认知和思维活动施加不同影响的沟通行为。
虽然“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的概念还未被引入到亲子沟通研究中，但沟通行为引发不同认知活动的思想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已有应用。例如，有研究者根据父母的沟通言语对儿童思维的不同促进程度区分了亲子沟通的水平。这说明借助认知、情绪压力解释亲子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思路是可行的。本研究就拟在比较优生和差生各种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同时，考察亲子沟通行为是否对儿童的认知或思考产生不同影响，是否带来消极的情绪压力。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以下两个标准筛选优生和差生。第一，班级提名标准：请班主任提名班中学习最好、最差的学生各7-8名(约占每班人数的15％)；第二，成绩排序标准：要求被提名的优生和差生的期中考试成绩总分排名必须各位于班级排名前五名和后五名(约占每班人数的10％)；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学生即可称为优生和差生。根据这两个标准，在一所小学的五、六年级共筛选出37名绩优生和37名绩差生作为研究被试。
2.2 方法及工具
第一，采用“亲子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量表”收集儿童在与父母进行学业沟通时感受到的认知和情绪压力。该量表由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两部分组成，用来考察在学业任务解决中亲子沟通带给儿童的两种压力。其中。认知压力又分为一级和二级认知压力。一级认知压力能够促使孩子解决问题，但孩子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二级认知压力能促使孩子思考为什么这样做：情绪压力指父母的指导无助于问题解决，但增加了孩子的精神压力，有损孩子自尊或自我效能感。量表共包括16个项目，其中一级和二级认知压力各5个，来自Stevenson和Evans工具的中国修订版本；情绪压力6个项目。为本研究根据前期访谈结果自编。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感受到的相应压力越大。该量表构想效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和数据拟合较好，具体拟合指标得分为x2(101)=218.95，2／df=2.17，RM-SEA=0.06、GFI=0.92、AGFI=0.90；各项目的因素载荷多在0.30以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都在0.70以上。
第二，采用观察法收集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资料。首先，设置沟通任务。选择适合小学五、六年级儿童的、不同难度等级的8道数学应用题组成一
个数学测验施测于被试。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这些测验题目在五年级群体中通过率为0.65(SD=0.28)，六年级通过率0.75(SD=0.20)。此外，研究准备了3道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目插入学习优秀儿童的测验题目中，以确保两组被试都不会得到满分(满分被试将被剔除)。测验于正式观察之前三天施测。第二步。正式观察。邀请被试和父母针对上述沟通任务展开分析和讨论，研究者则按照操作程序对这一过程进行录音和观察。最后，对观察资料进行文本转写和编码。本研究将采用行为类型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编码。
2.3 研究程序
量表施测。对37名优生和37名差生施测“亲子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量表”。被试完成填答后，主试逐一收回量表并检查有无漏答项目。
沟通任务设置。被试在规定的20分钟内完成数学测验。测验获得满分的被试被剔除。同时保证优生和差生父母受教育水平基本匹配。最终参与观察研究的有效被试为26人，优生和差生各13人。
亲子沟通观察。邀请26名儿童被试和其父母在学校一间空闲房间里共同分析和讨论儿童做错的数学测验题目。整个过程录音，同时观察者记录沟通过程中父母和儿童的表情及行为。
录音转写及编码。观察结束后，对全部录音资料进行逐字转写，并将观察记录补充在录音转写资料中。以一个完整的表意短语为最小行为单元，按照下面的编码方案对转写文本中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同时对数学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4 编码方案和任务评分标准
首先采用行为类型编码对以往研究者所关注的六种沟通行为进行整理分析：然后，就其中研究者们集中争论的“指向问题解决的沟通”进行了专门的编码和分析；同时，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4.1 对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编码
在对以往观察研究的分析基础上，选取鼓励、督促、指导、替代、指责和虚假指导六种常见的学业沟通行为作为编码框架。转写文本中出现某类行为(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则计其出现一次。下面是6种沟通行为的操作定义及编码示例。
鼓励性沟通：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的话语或动作，例如，“你能力肯定没问题”等以及伴随这些话语的鼓励性动作，如拍拍肩膀等。
督促性沟通：监控并督促儿童学习的话语和行为，如“以后我给你留的作业一定得做”等以及看孩子解题等行为。
指导性沟通：根据指导内容的不同。分为具体内容指导和思考方法指导。内容指导的特点是不需要孩子做过多思考，家长通过提问或讲解的方式展现出主要的解题思路，多数问话中基本就包括了答案。例如“15+5不就是他实际上每天看书的页数吗?”。思考方法指导指针对问题特点和儿童遇到的障碍，采用提示、引导、启发等方法促使儿童思考得出算法和思路，而不直接告知具体步骤。例如“想想你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替代行为：代替儿童完成某些学业任务的话语和行为；如直接说出解题方法，或替孩子写出算式。
指责性沟通：对儿童行为或行为结果作出批评和指责的行为，如“上课怎么学的”。
虚假指导：看似在作内容或方法指导，但实际的指导不涉及具体题目内容。
2.4.2对“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的编码
参考Portes等人的编码方案，同时结合本研究被试沟通特点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更详细地编码分析。
编码在原始转写文本上进行，将父母和儿童在数学任务解决活动中连续的沟通行为划分为不同的行为单元，每个单元都包括一个沟通主体(父母或儿童)发出的目的明确、意义相对单一、与数学任务完成有关的10种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儿童沟通行为。其中，10种父母行为分别为：父母提开放式问题、父母提封闭式问题、父母反问、肢体提示、言语提示、打断儿童、给予反馈、父母自问自答、父母直接说出答案和忽视儿童反应。
5种儿童行为包括儿童提问、打断父母、忽视或拒绝父母的建议和观点、回答问题、主动提议。按照这一方案对转写文本中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记录每类行为出现的次数。
2.4.3数学任务评分
这个评分主要考察儿童借助亲子沟通完成任务的情况，因此评分中主要以儿童正确主动提议和正确回答问题两类行为发生的次数和比例为测量指标。沟通过程中由父母完成的任务因为不能体现儿童的认知活动而不予计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行为及任务成绩的比较
对数学任务沟通的观察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分别考察父母的鼓励、督促、指导、指责、替代行为和虚假指导等6种沟通行为发生的情况。为了平衡被试表达习惯及主动性等个体差异，以每种行为实际发生次数在所有沟通行为总数中所占比例为自变量的测量指标，
3.1.1父母沟通行为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考察两组被试在各种沟通行为的发生上是否存在差异。表1呈现了观察研究中父母6种沟通行为所占比例：从整体上看，两组父母的内容指导行为都是最多的，占所有沟通行为的一半左右。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家长的方法指导和指责性沟通发生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优生父母的指责性沟通远少于差生父母，而方法指导却较多。
3.1.2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及优、差生比较
在上述6种学业沟通行为中内容指导、方法指导、替代行为等是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本研究对这类行为作了进一步编码，找出10种典型的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典型的儿童沟通行为。本研究采用以往亲子沟通研究寻找特定“行为簇”的方法对围绕问题解决展开的各种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分析。
①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分析
Portes等人在其亲子沟通研究中指出，通过因素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出现频率相似或者经常同时出现的一些行为，这些经常同时出现的行为构成某种特定的“行为簇”。本研究在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进行编码的基础上也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数据。
首先，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得到637次父母沟通行为和417次儿童沟通行为。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进行正交方差极大旋转对10种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儿童沟通行为(共计1054次)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可从中抽取出4个因素，其对沟通行为总变异的解释率为67.20％。各种行为在相应因素上的载荷在0.42到0.91之间。根据每个因素中行为的含义分别将其命名为“常规指导沟通”、“儿童主导沟通”、“权威标定沟通”、“父母单向沟通”。其中，“常规指导沟通”指父母提问、儿童回答的常见指导模式，包括父母反问、开放式提问和儿童回答3种沟通行为：“儿童主导沟通”则主要表现为儿童对任务和沟通的积极参与和卷入，包括4种儿童行为(儿童提问、忽略、提议、打断)和2种父母行为(父母反馈和言语提示)；“权威标定沟通”指父母对儿童沟通行为的阻断与干扰，它看似指向任
务解决，但主要功能是标志和确定父母权威地位，包括3种父母行为(父母忽略、打断、肢体提示)：“父母单向沟通”指无需儿童参与，父母独自完成任务和思考活动，包括3种父母行为(父母自问自答、封闭提问、直接说答案)。
②优生与差生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比较
首先，比较亲子沟通中优生和差生及其父母发生的沟通行为次数的差异。描述统计结果表明，优生沟通行为发生238次，其父母的沟通行为发生265次，两者差异不大：而差生和父母的沟通行为发生次数分别为179和372次，父母行为基本相当于儿童的2倍多。可见，在优生家庭中亲子沟通相对来说或许较为平等，最起码在沟通行为发生的次数上如此。
依照上述因素分析结果，将同一因素中的各种行为次数相加，并计算其在总行为次数中所占比例。表2呈现了两组被试四种沟通发生的次数和比例，表明优生亲子沟通中较多表现出“儿童主导沟通”：父母只给予少许提示，儿童主动解决问题行为较多：而差生组亲子学业沟通中“常规指导沟通”较多。儿童需要在父母的提示下思考，主动探索较少。这说明儿童对问题的主动解决和探究、父母的较少控制是优生亲子沟通的显著特点。
3.1.3数学任务解决成绩的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考察优生和差生在回答问题次数、主动提议次数、正确回答次数、正确提议次数及正确回答率、主动提议正确率等指标上的差异。表3呈现了两组被试的任务成绩和检验结果：两组儿童在数学任务中的主动提议行为上(包括提议总次数和正确提议次数)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回答问题各指标上没有差异，说明提议和回答问题两者意义不同，不能互相替代。为了简洁起见，下文将采用正确提议比例和正确回答比例两个指标表示儿童测验成绩。
3.2 优生与差生在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考察37名优生与37名差生在学业沟通中体验到的认知和情绪压力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优生和差生在一级、二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三个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优生在二级认知压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差生：而在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上得分则显著低于差生。这说明优生父母在学业沟通中能够充分激发子女的思维活动，较少出现针对具体问题的解题步骤指导和不良情绪，能够较好地保护儿童积极解决问题的兴趣和主动性。而差生父母的具体解题指导较多，其所欠缺的是能够促进儿童独立思考来解决问题的指导：同时，差生父母在沟通中给子女的情绪压力较大，这不利于儿童学业问题的解决和学习兴趣的培养。
3.3 亲子沟通与认知、情绪压力及任务成绩之间的关系
研究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考察6种父母沟通行为与儿童感知到的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儿童任务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督促性沟通和指责性沟通都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督促性沟通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2和0.46，ps
然后，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进一步考察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4类亲子沟通与认知、情绪压力及任务成绩的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除权威标定沟通之外，其他三种亲子沟通都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儿童正确提议比例存在相关。常规指导沟通与儿童一级认知压力、情绪压力呈正相关，而儿童主导沟通与二者呈负相关。这说明常规指导沟通可能让儿童成功地解决问题，但并不能引起儿童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而且这种成功解决问题通常伴随较大情绪压力，阻碍儿童主动性的发挥：而儿童主导沟通则相反，可能减轻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促进儿童积极思维。对认知和情绪压力与任务成绩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一级认知压力和正确提议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57，p
4 讨论
4.1 亲子沟通行为类型分析的意义
本研究对6类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分析并未发现哪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只是父母的督促性沟通和指责性沟通这类间接指导行为可能带给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帮助儿童解决问题，但这只是支持了蔡金法等人的结果，而并不能帮助人们澄清或解释以往有关亲子学业沟通(尤其是直接指导)与儿童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矛盾结果。所以，本研究又进一步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沟通行为进行了重新编码和分析。研究借助因素分析方法抽取出了常规指导、儿童主导、权威标定和父母单向等4个沟通类型。这种编码和分析方法将儿童沟通行为纳人分析范畴中，打破了以往亲子沟通研究只关注父母行为而忽略儿童反应的“一边倒”模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儿童的行为在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际的亲子学业沟通中，不仅有常见的“父母提问一儿童回答”模式。即本研究中的“常规指导沟通”，也有儿童起主导作用(儿童主动发起、中断、终结沟通过程)的沟通类型，即研究中的“儿童主导沟通”，这也是优生亲子沟通中最常出现的沟通模式。这个结果告诉人们同样是“内容指导”或“学业讨论”可能因为沟通中父母和儿童主动性和所起作用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沟通效果，因此，简单化的类型分析不能反映亲子沟通的真实情况。
亲子学业沟通中出现的许多矛盾结果都与这种忽略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而过分简单的进行行为类型划分的分析方法有关。仅以本文所引四篇讨论“亲子沟通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为例，它们都是在对沟通行为简单分类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得到的研究结果，可能正是这种简单分类掩盖了不同研究者、不同被试群体对不同指导行为的界定和理解(其中涉及中国、美国研究者，涉及中美跨文化比较，涉及华裔和欧裔美国人的比较，其间对词汇、行为理解的差异可想而知)，才导致了同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而且，即使是按照严格定义被归人某种类别的行为也可能因行为组织方式不同或传递信息不同而对儿童思维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开放式提问”的行为划分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以往的生活经验和实证研究都认为“父母开放式提问”是积极的、能够启发儿童思考的行为_。但在本研究中它却并未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儿童主动思考。这促使作者重新审视研究过程。通过对原始转写文本中被编码为“父母开放式提问”的各片断的分析，发现同样是“开放式提问”，不同提问内容给儿童施加的思考压力或动力不同，有的问题只需要儿童从记忆中提取现成公式，如“长方形面积公式是什么?”；有些则需要做知识的远迁移，灵活地运用和改造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如“只知道长是宽的2倍，还有周长。你应该考虑什么?”。可见，仅从沟通行为的形式来判断其作用和价值并不可靠。近
来，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沟通行为给儿童认知带来的影响或帮助来划分和命名沟通行为。这可能是解释学业沟通研究中众多矛盾结果的一个有效途径，
4.2 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行为次数的比较
本研究对亲子沟通行为次数的分析表明，亲子沟通中父母行为发生次数远多于儿童(637：417)。两者比例大致为3比2。而这个比例在差生亲子沟通中则变成2比1，优生的这个比例约为1比1。这个结果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著名结论――“三分之二规则”惊人地相似。教育心理学家对课堂上师生对话的研究发现在课堂上教师的话语数量占整个课堂对话数量的三分之二，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而本研究表明，亲子有关学业问题的沟通在沟通行为数量上类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父母也占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在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中这一比例分别被缩小和扩大了。这一结果反映了亲子沟通隐含的权力关系：父母权力大于儿童。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决定双方沟通行为，那些拥有获得各种资源(包括知识)的合法权威的个体在沟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可能性更大。正如本研究所提到的“常规指导”、“权威标定”和“父母单向”三种沟通中都是父母通过提问、反问、打断、忽略、陈述等控制沟通的方向和进程。而在两组被试的比较中，优生较多表现出提问、打断父母、主动提议、忽略父母提议等控制行为，显示其在学业问题解决中并不处于完全被动与服从的地位。优生沟通主动表明优生家长在沟通中有意无意地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权力让渡给儿童，而差生沟通被动可能说明差生父母在亲子沟通中沟通目的不够明确(是为了显示父母的权威，还是解决难题。或者是促进儿童思考?)，沟通方法也有待改进。
4.3 亲子沟通行为与认知、情绪压力的关系
本研究将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概念引入亲子沟通研究中，以此判断哪些沟通行为能够引起认知压力，哪些只能带来情绪压力。结果正如假设的那样，优生父母的沟通行为能够带给儿童较多的二级认知压力。较少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而差生则从父母那里感受到较多的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只是被动地回答父母的提问，缺乏主动性。这一结果帮助人们认识到家庭沟通在提高儿童认知能力、学业成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研究所设置的亲子沟通任务中，父母的督促、指责行为与一级认知压力、情绪压力及儿童正确提议比例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父母督促、指责等行为，引起较多消极情绪和一级认知压力，能促使儿童直接调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而减少了对解题方法的反思，从而降低了其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常规指导沟通(主要是父母提问，儿童回答)可能激发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而儿童主导沟通(儿童掌握问题解决的进程)则可能降低儿童的一级认知和情绪压力，并促使儿童积极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以往有关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也发现能促进儿童思维的言语通常不直接指向答案，而是那些能够激发儿童元认知思考的话语。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问题解决或者学业问题上给儿童留下足够的自主空间，保持儿童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索欲望可能是激发儿童深层思维的前提。这一结论也得到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有关教师教学行为与儿童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成人对儿童问题解决过程的严格控制及过多针对问题的具体指导只能激发一级认知压力，而无法促进儿童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 发展心理学；矿工子女；人格特质；亲子沟通
最近2年矿区多次出现重大事故，“矿难”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有关矿工这个高压力群体的心理问题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矿工生活压力大，生活质量低，这样特殊的生活环境势必会影响其子女的健康成长。以往有关矿工子女问题的研究大多针对他们的就业难问题，教育问题，缺乏心理层面的探讨。亲子关系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人格发展，而亲子沟通正是亲子之间互动的重要方面，因此，亲子沟通也将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产生作用。矿工家庭中，父母与子女沟通频率较低，质量较差。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特殊的亲子沟通状况对矿工子女的人格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关家庭因素对人格形成的作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特点的关系上，而对亲子沟通特别是矿工子女的亲子沟通对人格形成的作用很少有人关注，因此，探讨矿工子女的亲子沟通的特点与人格特质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为辽宁省阜新市一所矿区初中的学生，共155名矿工子女，其中初一、初二、初三学生分别为80名、31名、44名。男生78名、女生77名，年龄在13～17岁之间。
1.2 研究工具亲子沟通问卷。采用王树青等人修订的Ol－son亲子沟通问卷(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scale)，包括2个维度：亲子沟通的开放性和问题，共20个项目，每个项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均为5点计分。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与父／母沟通中的开放维度、问题维度以及与父／母总的沟通α系数在0.7939～0.8735之间。
人格特质问卷。采用周晖等人编制的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包括5个人格维度，分别为开放性(Open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谨慎性(Consclen－tiousness)和情绪性(Neuroticism)。由60个项目组成，5点计分，被试根据项目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回答从“一点也不像你”到“非常像你”。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结果
2.1 矿工子女亲子沟通与人格各维度的相关见表1。
表1显示，父／母沟通的开放性与人格五因素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父／母沟通的问题与外向性、宜人性、情绪性和谨慎性均具有显著相关，但是与开放性的相关不显著。
2.2 矿工子女亲子沟通对人格特点的回归分析见表2。
以小五人格问卷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亲子沟通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可知，进入回归方程显著的自变量有父／母的沟通的开放性和父亲沟通的问题，这些因素对矿工子女的人格特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3 讨论
1.1方法采用自编的《家庭干预方案》，包括促进亲子互相了解、促进亲子沟通及改善亲子关系3个板块。干预期限为3个月，一共进行3次家庭干预。每次活动主题均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拟定，第1个月主要实施内容是通过让各位留守儿童和家长见面，增加相处的时间，互相交流、了解，比如亲子游戏、讨论分享，提高父子(母子)之间的沟通热情。第2个月主要内容是提高亲子的沟通技巧和技术训练，通过沟通游戏、非语言沟通技巧训练让家长及子女学习人际沟通中的一些非语言技巧，如肢体语言的应用、倾听、关注及眼神交流，以促进相互间的沟通，形成有效的沟通模式。第3个月主要内容是改善亲子关系，主要是培养留守儿童的感恩之心，通过组织活动、扮演小品、吟诵感谢亲恩的诗句、演唱感谢双亲的歌曲及讲述感恩故事，让留守儿童体会到家长的慈父(母)之心，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是根据日本铃木清等人编制的《不安倾向诊断测验》修订，按焦虑情绪所指向的对象和由焦虑情绪而产生的行为两方面测定，由8个内容量表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主要包括一般情况、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的各因子:①一般项目: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种族、填表日期、年级、父亲职业(工种)、母亲职业(工种)和填表人(父亲、母亲、其他人);②社交能力:包括参加体育运动情况、课余爱好、参加团体(组织)情况、课余职业或劳动、交友情况、与家人及其他小孩相处情况、在校学习情况7大类;③行为问题:包括113条，其中第56条包括8小项，第113条为“其他”，填表时按最近半年(6个月)内的表现记分。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8份，最终回收获得有效问卷208份，回收率为100.00%。
1.2统计学方法调查的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家庭干预前后利川市农村留守儿童MHT各因子得分比较
2.2家庭干预前后108名利川市农村留守男孩CBCL各因子得分比较见表2。
2.3家庭干预前后99名利川市农村留守女孩CBCL各因子得分比较见表3。
3讨论
3.1农村留守儿童成为社会最关注的群体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及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不断增多，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及行为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会影响儿童心身的健康成长，为改善留守儿童健康的心理状态、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有必要采取科学、合理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3.2家庭干预的作用家庭干预就是采取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提高留守儿童的适应能力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为目的的一切可行性活动或措施，主要包括促进亲子互相了解、促进亲子沟通和改善亲子关系3个板块。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有效的家庭干预措施可以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家庭干预措施不能单独限定在某些范围之内，有利于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的活动都可以用来进行干预。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和W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两大主阵地，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学生心理素养发展的基础。而亲子关系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家庭关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种关系。经调查研究发现，中职学生普遍认为家长对自己要求太高、不肯放手让自己去实践、与自己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方法。家长则普遍认为学生就读中职院校让自己抬不起头，不了解生活艰辛、不愿意与自己沟通、不理解父母的苦心，亲子矛盾日益突出。
2016年6月，我所在的湖州交通学校开展了一场名为“爱心手拉手”的大型亲子活动。有近150位老师、家长和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在活动现场，家长和学生在心理辅导师的协助下沟通内心、倾吐心语。很多平时内向的孩子纷纷站到场地中心，当众向家长和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在这次活动后，我进行了反思。中职学生真的不懂得感恩吗？真的不敢向家长大声说爱？我们的家长真的对学生缺少关心和耐心？真的不想和孩子好好沟通？不是。可是为什么中职生的亲子问题尤为突出？答案是因为缺少一个相互沟通、了解的平台。
心理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一块重要阵地。开设中职心理课，旨在优化学生心理素质、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自我、悦纳自我、协调人际关系，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若将中职心理课堂教学与学生亲子教育相结合，既可以为亲子沟通搭建平台，又可以将家长纳入中职心理健康教育中，在教育学生的同时提升家长，用心理课堂促进亲子成长，根据亲子互动成果推动具有本校特色的心理课堂良性发展。
二、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外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教育心理学起步较早，社会重视度高。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学校就重视学生行为习惯和心理素养的养成。在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中，心理教学服务于行业所需。以德国为例，职业教育中没有独立的心理学课程，在专业课程设计时会根据专业不同加入所需的心理学知识。如旅游专业的学生只需学习旅游心理学即可。亲子心理教学往往以家长到学校进行志愿服务的形式开展，且集中于低年级。若亲子问题十分严重，学生和家长会求助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解决。
（二）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我国，升学以成绩为导向，不太重视学生心理素养的养成。心理课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常常被忽视。只有到某位学生或某个群体的学生出现问题时，才派心理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到了高中阶段，很多中职生的心理问题集中爆发。据调查，中职生亲子问题主要表现在亲子冲突激烈、亲子沟通不足、亲子互动缺少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技巧等方面。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开始重视亲子问题，也进行了多种尝试，方式多为家长亲子讲座、亲子家长会等。由于师资、场地、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将中职亲子心理课堂形成系统，作为一门课程进行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
三、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探索
（一）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的要素
1.亲子心理课堂的界定
所谓亲子心理课堂，就是把家长请到学校的心理课堂中，通过各种亲子互动的形式将家庭教育指导、家庭心理辅导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结合。达到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改善学生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和家长身心健康发展的教学目标。
2.亲子心理课堂教育教师及素养
亲子心理课堂教育教师需要具有专门资质的心理教师承担。要求心理教师的理论基础扎实，教育工作经验丰富，掌握一些有效的和操作性强的学生心理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具备良好的课堂调控能力，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和家长组织不同的教学形式，同时还要能够时时和学生在一起，了解本校不同专业不同班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心理情况。但是，仅靠一两个心理教师“单打独斗”，亲子心理课堂很难开展，要组成一个团队，由几位心理教师、班主任和部分科任教师积极参与配合，效果才会更好。
3.亲子心理课堂教育课程建设
亲子心理课堂教育课程建设要根据不同中职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还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类别的学生的心理情况设定不同的主题。
4.亲子心理课堂教育家长及素养
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的开展程度和效果直接受家长影响。亲子心理课堂中，家长的参与度、文化水平、平日对子女的关注程度、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方式都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果。经实践证明，文化程度高、学习能力强的家长更注重家庭中的融洽度，这类家长课堂参与度高、平日对子女的关注度也高，课堂成效也就越好。以性别论，女性家长往往比男性家长更擅长亲子沟通，但容易在沟通过程中将子女的问题泛化，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男性家长喜欢就事论事，沟通前“功课”较少，方式以呵斥等强硬手段为主。这就需要心理教师在课前对家长进行沟通方式的指导。也需要家长在课后家庭亲子教育过程中注意沟通方式和思维方式，养成良好的亲子沟通习惯。
（二）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初探
1.亲子沟通
良好的亲子沟通是改善中职生亲子关系的突破口。在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让家长和学生共同观看视频《变形记》，让家长产生共鸣，并敞开心扉谈谈视频里的孩子，再由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家长认识到自己和子女思想的不同，了解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游戏环节“背靠背测测你知道吗？”内容涉及生日、喜欢的颜色等问题。通过测试让家长和学生看清在沟通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更加了解对方。同时，游戏还设置了奖惩制度。奖励是对家庭良好沟通状况的肯定，处罚（让学生为父母敲背）能让家长享受到子女的贴心服务，让子女体会到感恩之心。游戏“盲人走路”是一个角色互换的游戏，让子女成为引导者，让家长成为“盲人”，意在把现实生活中家长和子女的角色进行互换。在活动中，双方通过口头交流和肢体语言进行更好地沟通互动。家长会感觉到子女的成长和责任心，子女会感受到父母教导自己的不易，从而体谅父母。“大声说爱”环节可以给家长和学生一个互相沟通、互说感谢的平台，打开亲子沟通困难的缺口，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2.职业生涯规划
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阶段，也包括了整个从业阶段。职业生涯规划不仅为中职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提供了前进的动力。据统计，绝大部分中职生进入中职学校后目标并不明确，大部分家长对子女未来所从事的职业也知之甚少。在进行心理课堂亲子教学时，可以播放与本专业有关的《大国工匠》系列视频，通过观看视频、进行讨论使家长和学生共同了解本行业需要哪些优秀品质（吃苦耐劳、工作细致认真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这些品质。也可请从事本专业的家长或是优秀毕业生现身说法，展示职业特点，说明行业要求，为全班学生和家长提供可参照的模本，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好地进行针对性地职业生涯规划。或让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在更好地了解学生自我特质的基础上，学生和家长共同有针对性地选择本行业中最适合学生的工种，明确行业方向。
3. 青春期性教育
青春期性教育在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职生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对异性的态度和对恋爱、婚姻、家庭的理解大部分来自于原生态家庭的影响。但是很多原生态家庭缺少这块教育内容，甚至在中职生里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原生态家庭处于离异、父母缺失的状态，所以开设青春期性教育亲子课堂尤为重要。在开设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教育的“幸福的基础是责任”一课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分享一些家庭幸福的经验，以及为人父母、为人儿女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成功案例，对家长的教育可能更直接、更生动，更易理解，也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学生今后对待爱情和未来组建自己家庭时会更为慎重。在开设有关性知识内容的心理课时，由于涉及内容较为隐私，可以根据性别分设不同的主题和教室进行教学，如面对男生可开设“我有秘密对爸爸说”，女生则为“我有秘密对妈妈说”。通过观看生理发展视频、心理教师讲解、讨论青春期性教育案例让学生和家长多方面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为家长在课内或课后对学生进行家庭性教育提供生理知识和心理依据。
四、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几点思考
（一）对教学环节的要求
1.课堂教学主题要实在
心理课堂的主题要根据本校中职生和家长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性别角色、专业方向、学制特点、班级实际和学生家庭教育特点等。只有家长和学生都感兴趣的主题，他们才会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达到课堂教学目标。
2.课前要对家长进行了解和指导，做好准备工作
由于大部分中职学生与家长间有些较为突出的亲子矛盾，这不利于亲子心理课堂教学的开展。所以在开课前，心理教师要帮助家长和学生拉近亲子距离。如指导家长多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指导家长多鼓励学生，多倾听学生的所思所想。为了更好地开展亲子心理教学，心理教师也要对家长的个人情况、特长、工作等进行了解，将这些教学资源纳入课堂教学环节中，使课堂教学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具说服力。
3.课堂教学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中职生亲子矛盾非一日之寒，亲子课堂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破冰和互动。一节45分钟的课不能满足这些教学需求。在心理课堂教学过程中，亲子交流往往带有私密性，需要独立的教学空间，给家长和学生一个更为安静、安全的分享空间。
4.家长参与教学总结和评价
中职学校的家长平时大多对学生缺少关注，缺少长期有效的沟通方法。亲子心理课堂结束后如果不进行及时总结和巩固，将会大大影响课堂教学成果。所以，在课后要对家长集中进行教学总结。教师说课，家长讨论，共同总结课堂上亲子心理互动的方法。这既是对课堂成果的巩固，也能帮助教师优化本次心理课的教学环节，为家长进一步进行家庭心理教育提供指导。
5.课后要进行效果追踪巩固
单从心理课堂本身看不能体现亲子教学的效果，必须结合课后的效果追踪巩固，让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成果真正落到实处。
（二）对心理教师的要求
1.要求心理教师团队合作课堂教学
中职亲子心理课堂面对众多家长，家长的个人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在进行教学准备时，心理教师们要团队作战，多方面、多渠道了解授课班级的学生和家长，准备多套教学方案，以应对课堂突况。由于课堂参与人员众多，光靠一位心理教师，很难把握住整个课堂。要形成一位心理教师教学、多位心理教师辅助的教学模式，才能充分调动整个心理课堂。
2.对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中职生亲子矛盾引发的原因多种多样，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这就要求心理教师运用心理知识寻找矛盾根源，运用专业技术加以解决，这对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课后的效果追踪巩固也需要心理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运用多种专业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整合。
（三）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1.工作量过大，无法全面铺开
每一次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开展，都需要课前调查、制定方案、（专业指导）、上课、n后反馈、课后追踪等环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2.家长难请
中职亲子关系冷漠很大原因是因为家长缺少对学生的关心，所以在邀请家长时，家长难请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三年制和提前批的班级里尤为突出。而这批难请的家长又是亲子问题最严重、最需解决的群体。家长难请使亲子心理课堂教育与指导的效果无法按计划达成。
关键词：青少年 亲子沟通 心理健康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即亲子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儿童心理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亲子关系的研究重心从静态审视转移到动态考察，人们越来越关注亲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而亲子互动的内在运行机制，则被认为就是亲子沟通。
由于青少年时期被认为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和“危机期”，容易产生各种心理矛盾或问题，亟需社会关爱和师长的指导。而亲子沟通则是家庭环境中给青少年心理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的有效方式，因此亲子沟通的研究，尤其是针对青少年阶段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系的研究，是近年国外心理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国内关于亲子沟通的研究还较少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面临急剧的社会时代变化，产生心理困惑和矛盾的机率不断升高，通过社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势在必行，其中家庭尤其是父母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发展有重要影响。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往往是以亲子关系为纽带，以亲子沟通为途径实现的。因此，研究青少年亲子沟通就自然成为当代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青少年亲子沟通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
青少年期是个体身心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逐步摆脱对父母的心理依赖走向独立和自主，人际交往的范围逐步扩大，角色意识逐步增强，开始探索并构建自我同一性。但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仅凭青少年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必须得到外界的支持。其中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来自父母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父母支持的重要途径就是与子女进行有效的沟通。
以往对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密切相关。Jackson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沟通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相联系。Collins等人认为，在良好的亲子沟通中，父母与子女交流的一些信息受到重视，这些信息会使儿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掌握良好的交往技能；亲子之间良好的沟通能帮助青少年认清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并能够敏感地体察家庭中其它成员的思想和情感。Grotevant和Cooper研究了沟通在青少年脱离家庭，获得独立的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亲子沟通会影响青少年同一性的形成和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的青少年能更好地发展自我同一性。
在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适应问题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学业成就、自尊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而与青少年的孤独、抑郁呈负相关。
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相联系。Hartos和Power对14―15岁的青少年与他们的母亲之间的沟通进行了研究，发现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显著负相关。Clark和Shields的研究则发现，青少年与父亲沟通的开放性与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有显著负相关，而与父亲的不良沟通有显著正相关。
可见，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尤其与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密切相关，而不良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不良的社会适应甚至是严重的问题行为密切相关。
（二）研究青少年亲子沟通是改善青少年期亲子沟通现状的要求
青少年期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青少年期却是亲子沟通问题比较多的时期。由于青少年期的个体独立自主意识的发展，他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对父母的脱离感增强，越来越不满意父母的管束，而这时父母如果没有意识到子女心理上的变化，没有及时调整与子女的沟通方式，则不可避免会导致亲子沟通障碍和亲子冲突的发生。
对青少年期亲子冲突的研究发现，初中生与父母的冲突和不一致呈增加趋势，而与父母的亲密感和凝聚感呈下降趋势。有些研究认为，青少年的亲子冲突是个体发展中的一个正常过程，它反映了青少年寻求独立自主、向有别于父母的方向发展的倾向；然而亲子冲突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关研究发现，亲子冲突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国内有研究者通过自编的初中生亲子沟通状况的自我报告对初中生的亲子沟通进行了调查，发现青少年认为与父母“无话可说”和“得不到理解”分别占48.5%和41.6%。
青少年期亲子沟通状况的不尽如人意和亲子冲突的普发性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期亲子沟通的研究，探寻有效亲子沟通的实现途径。
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国外的心理学者对亲子沟通领域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内，亲子沟通领域的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对亲子沟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亲子沟通的特点、亲子沟通的影响因素、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对亲子沟通特点的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沟通的内容、沟通的频率、沟通的主动性、沟通的满意度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有关亲子沟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沟通对象、青少年的性别和年龄、家庭环境等因素对亲子沟通的影响。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领域，具体表现为社会适应、问题行为以及其它方面的研究。
就以上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亲子沟通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两大问题。
（一）亲子沟通研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研究领域
有学者认为，以往研究常常把亲子沟通作为亲子关系的一部分，以研究亲子关系对儿童的影响，或者根本不对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加以区分。可以说，亲子沟通研究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
1.分散研究多，整体研究少。
现有研究多是对亲子沟通某一方面的分散研究，缺乏对亲子沟通的整体、系统研究。亲子沟通是一个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目前的研究多是选取亲子沟通过程的某一方面进行单独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对于研究的范围、概念的界定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了许多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也无法把握亲子沟通的整体情况。
2.工具性研究多，实体性研究少。
现有研究多是从亲子沟通作为影响青少年行为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出发，把亲子沟通作为一种手段，或研究中的一个变量，强调亲子沟通的工具性。对亲子沟通进行实体性的研究较少见。这说明亲子沟通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二）没有真正从心理机制的角度研究亲子沟通
通过对现有亲子沟通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真正从心理机制的角度研究亲子沟通。现有的研究在探讨亲子沟通的特点时，几乎都是根据亲子沟通的外在行为指标（比如亲子沟通的频率、时间、内容、主动性等）来衡量，鲜有从亲子沟通内部心理过程探讨亲子沟通特点的研究。有研究者就认为，沟通研究之所以五花八门，原因之一是缺乏对沟通过程心理机制的研究。沟通过程研究基本上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介绍沟通过程，从信息发出者解码信息并发出信息，经过信道将信息传至信息接收者，接收者接受信息并译码，这是较简单的沟通过程模型。
因此，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深入探讨亲子沟通的内部心理过程是亲子沟通研究课题的应有之意。否则亲子沟通的研究就无法深入，也无法准确理解亲子沟通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更无法准确预测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当然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找到提高亲子沟通效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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