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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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报集团 融合 环境 分析
互联网时代，在中国语境下，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四个层面对省级党报集团――中国特定一类区域性主流媒体和传媒组织进行解读。笔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是省一级区域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环境条件支撑下，从事新闻信息采集、生产、制作、传输等活动的组织系统。省级党报集团处于一个复合型环境系统之中，其融合变革既与其所处的传媒宏观环境有关，也受其自身的微观环境制约。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发展动因取决于其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这种发展应能够能动、适时地适应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应主动应对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化，同时还应与内部微观环境因素的协同同步、有机结合，实现整体推进。只有当内部微观环境因素和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形成的“协同力”为正时，才能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促进的协同作用；反之，当“协同力”为负时，其结果是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破坏的协同作用。同时，省级党报集团内部微观环境因素应与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协同发展，与所处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实现互动与共振。
一、外部宏观环境分析
笔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外部宏观环境因素有：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并形塑着省级党报集团的内部管理制度，制约其发展和职业行为、职业理念和职业心态，决定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影响着其媒体竞争力的提升。
（一）政治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实际主导
在体制转轨方面，国家的上层建筑环境决定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政治环境，2014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多份加快媒介融合变革的政策文件，见表1。
省一级党委、政府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进行着规制管理，形塑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所处的政治环境。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性的制度安排。[1]国家干预可能有效地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供给的不足，政治改革实质上政府自我革新的过程，省一级党委、政府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有效推动者，体现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府规制要求。
政治环境因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具有很强的引领和控制作用。省级党报集团具有两重属性，即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具有两种功能，即产业功能和喉舌功能。省级党报集团的政治（社会）属性一直被放在最重要地位，其产业发展必定受政策的限制与保护。比如，意识形态属性和舆论导向置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首要位置，省级宣传部门在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上，制定审稿、阅评、通报等制度。比如，省级党报集团由于其特殊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国家对其人才、技术、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确保其正常运转。
省一级党委、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宏观管理不断完善和规范，能够为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通过制定组织人事、宣传管理、机构编制、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直接管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规模、业务范围和资本筹集运作方式等，强化和彰显国家的文化，这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由省一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及其成员的选拔配备、领导职数的核准；省一级机构编制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的机构编制人数；由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管理省级党报集团的宣传内容和舆论导向；由省一级人社部门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岗位设置、公开招聘、聘用制度进行管理；由省一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省级党报集团所属报刊的出版管理；由省一级外宣部门（省新闻办）负责对省级党报集团所属网站进行管理。通过制定这些政策来引导省级党报集团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促进媒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经济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生长土壤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二是微观经济环境因素。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经济环境正在悄然改变。从国家层面来看：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数家报社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获国家批准。1979年，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方式。为省级党报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确定了发展基调。从微观经济环境因素来看，1978年以来，省级党委机关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兼有事业、企业单位的双重属性，实行自主经营、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环境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省一级行政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拓展了省级党报集团经营的生存空间，制约其多元化的经营发展方面，推动着其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影响着媒介融合在内容、渠道、平台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三）文化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间接影响
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社会，也是媒介化社会。信息传播作为社会系统的黏合剂，作为社会沟通的主渠道，不仅对社会运行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2]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要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环境因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起着间接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省级党报集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理应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积极作用。
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影响着省级党报集团经营发展的方向。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中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导致城市里的市民数量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省级党委机关报社纷纷创办都市类报纸，这些都市类报纸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无不得力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为包括都市类报纸在内的省级党报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和广告、发行市场。
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价值标准。一个国家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化需求动机和欲望，最终影响传媒组织融合变革的能力和水平。省一级教育文化水平的高低，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
传播生活方式的变迁，决定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重心。在经济、政治、文化力量全面重组、国际传播格局剧烈改变的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3]当下中国的媒体结构呈现多元化，QQ、微博、微信等市场化、社会化媒体呈爆炸式扩张；媒体的功能呈现分化的趋势，传统媒体的传播空间逐渐向新兴媒体转化和延伸。省级党报集团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介组织，当然不能置身于整个传媒生态圈之外，这种传播方式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其融合变革的程度和水平。
（四）技术环境因素――融合变革的支撑基石
技术环境因素主要指社会技术总水平及变化趋势，技术变迁、技术突破对企业影响，以及技术对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表现等。推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必须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媒介融合根本诱因是数字技术的成熟，如果不存在数字技术，则不可能发生媒介融合，数字技术的成熟是媒介融合的必要条件。[4]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要素将对其有效实现融合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技术是其有效实现融合变革的直接推动力，决定着其能否有效提升媒体竞争力。
近年来，省级党报集团的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报网融合是省级党报集团实现转型的有效手段。传媒形态的多样化、传媒业态的多元化，正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省级党报集团实现融合变革，应适应这种技术环境因素的变化，重点研究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给媒介融合带来的技术驱动变化。由于新闻传播具有的特殊性，省级党报集团对传播新技术的采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播新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已越来越重要，但同时在重视与开发传播新技术的过程中，应避免“技术要素决定媒介融合的一切”、“技术要素至上”的观念，传播新技术终究是为新闻传播服务的，它不能决定新闻的实质。[5]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应适应受众（用户）终端发展的趋向，紧紧围绕传媒科技发展的方向，积极实现报业的全媒体转型。
（五）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因素的互动与共振
一方面，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另一方面，省一级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比如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省一级经济环境因素决定着省一级的政治环境因素，反过来，省一级政治环境因素影响着省一级的经济环境因素；比如省一级的文化环境影响着省一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因素，省一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同时影响文化环境因素；比如省一级的技术环境支撑着省一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省一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和改变着省一级技术环境因素等。只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因素处于一种科学合理的互动和共振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合力，助推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保持一种融合变革的可持续张力与动力。
二、外部产业环境分析
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提出“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即企业最关心的是其所在产业的强度，而竞争强度又由市场上的五种基本力量所决定，一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二是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三是潜在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替代品的威胁；五是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供给方的压力、受众的消费取向、广告客户的压力、替代品的压力、现有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融合变革的“五力”模型。
（一）供给方的压力
供给方的压力主要包括提高省级党报集团物质资源如印刷纸张、水、电、计算机耗材、办公用品等的价格，以及与电信、互联网公司等单位的利润分成比例。省级党报集团与供给方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这种博奕取决于供给方所提品的可替代程度、欲购产品对供给方的重要程度、所品对省级党报集团的重要程度、供给方的重要程度和省级党报集团产业的集中程度、所品的特色等。为了顺利进行融合变革，省级党报集团与供应商两者之间将进行讨价还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求得最大公约数。
（二）受众的消费取向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希望以较少的成本支出来满足更多的信息需求。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与反作用力，主要包括：受众掌握的信息是否灵通而全面；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提供新闻产品的认识程度和认同程度；受众的收入水平高低；受众目标市场的集中程度；受众购买省级党报集团的新闻产品的花费在其开支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小；省级党报集团的新闻产品对受众的重要性等。互联网时代，受众并不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受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用户，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十分巨大，如受众掌握的信息非常灵通而全面，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提供的传统新闻产品可能并不认识和认同等，这需要省级党报集团研究受众的消费取向，对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的重视和选择作为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通过对受众群体分层及市场细分等手段，对受众进行选择和引导，主动为受众服务。
（三）广告客户的压力
广告客户影响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压低广告价格，或将投放于传统纸媒的广告用于商业网站等互联网公司。目前，广告收入仍是省级党报集团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广告客户对省级党报集团的议价能力将直接决定省级党报集团的经济基础和盈利能力。省级党报集团为了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需对广告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分，在掌握广告客户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积极选择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相契合的最有价值的广告客户。
（四）替代品的压力
替代品指在功能上能部分或全部代替某一传媒产品的产品。对传媒产业来说，替代品的含义应从多层次理解。一是大众传媒产品内不同媒体产品之间的替代或补充，二是大众传媒产业与其他生产替代品产业的竞争，三是广义上凡生产信息类产品的产业和所有传播载体均可能构成对大众传媒产业信息服务的替代。[6]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的盈利能力越强，与之相对应的替代品的盈利能力则显得越弱，省级党报集团则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受众对省级党报集团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的忠诚度越高，则替代品对省级党报集团的压力则越小。因此，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在保持对替代品高度警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新媒体产品，提高新媒体产品的盈利能力和受众对新媒体产品的忠诚度。
（五）现有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
在省一级特定区域内，该区域的传媒组织在提供新媒体产品、争取广告客户等方面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相同性质传媒的竞争，即报业组织与报业组织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在不同性质传媒的竞争，如报业组织与广播电视媒介组织的竞争，竞争的手段包括价格战、更新新闻产品、广告战、增强与改进顾客服务等，这种竞争受竞争者的数量与力量的对比、产业成本构成、产业周期性、市场增长率、生产能力、产品的差异化、退出壁垒等因素影响。[7]因此，省级党报集团需及时增强其媒体竞争力，不断更新新闻产品，提高生产能力，合理进行产业布局等，在区域传媒组织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中，不得不面对产业环境中的五种力量，应正确识别这五种力量，充分考虑供给方、受众、广告客户、替代品和本区域内的传媒组织等五种力量所带来的压力，采取有效策略，积极进行融合变革，在竞争中力争赢得领先优势。
三、内部微观环境分析
传媒内部环境分析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的，是指传媒组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资源和能力。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作者认为，省级党报集团内部微观环境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的，是指省级党报集团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资源和能力，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新闻内容生产因素――融合变革的立足之本
在任何组织中，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是整个组织的核心活动。新闻内容生产能力是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中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但又无比重要的要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新闻内容永远是其媒体竞争力之所在，内容生产永远是最重要的环节。没有内容就没有省级党报集团的一切，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唯有继续维持高质量、能满足受众需求的内容生产，才能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
实现新闻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已成为目前新闻传播学术界和业界的共识。省级党报集团在融合变革的进路中，应始终坚持新闻内容生产，将“内容为王”作为融合变革的根本，进一步提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受众需求的”能力，大力发展新媒体产品，加强新闻的内容生产。省级党报集团应将内容优势与新媒体品种的有机对接，实现传统纸质媒体与新媒体的“一体化”发展，加大官方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客户端APP、手机报、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平台等微内容的传播，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生共荣、共同成长。
（二）新闻流通渠道因素――融合变革的优化环节
流通渠道是指产品或服务在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过程，取得这种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权或帮助所有权转移的所有企业或个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流通渠道是一个应当充分利用而且可以优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环节。伴随着媒介融合的大趋势，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迫在眉睫，报纸从单一媒体、单一品种的运作转为多媒体、全媒体的运作，形成全介质的传播能力、建立全媒体的生产能力和提高全方位的经营能力，这种新业态必然对流通渠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流通渠道必将进一步拓展为全方位的信息集成、销售和多功能的服务平台。省级党报集团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如想要继续生存而且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应在报刊发行、网上购物等流通渠道上不断地创新与优化，因为强大的流通渠道将使传统报业成为更具亲和力的竞争者，通过更加贴近受众的方式，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使自己能比对手更快速有效地到达受众。
（三）新闻传播平台因素――融合变革的信息进路
媒介融合的新闻传播平台离不开技术作为支撑。省级党报集团需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新媒体带来的便利功能，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新闻生产，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把长期积累的内容生产优势、传播公信力优势与新兴媒体的数字技术、多媒体传播、多元交叉等技术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融合变革最佳效果。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变革意味着通过技术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显示终端和媒体系统，建立一种新闻信息生产、加工的全媒体平台，实现传统报业集团向综合性的传媒集团和全媒体信息服务商的转变。
（四）媒介融合经营因素――融合变革的经济基础
报社由单一经营发展为多种经营，是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的潮流。当下，省级党报集团实现多元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是其实现融合变革的重要财力支撑，这种经营要素包括广告、发行、印刷等多种营销力要素。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一般至少要在两个方面进行营销：把内容销售给受众，把广告版面（实质上代表受众的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客户。无论哪一方面，都需要准确把握市场的脉动以及顾客的需求，同时不断优化自身的产品和品牌价值省级党报集团能够用最合适的方式，把最合适的内容传递到最合适的人手上，其营销能力就能达到了最大化。市场营销是省级党报集团把媒介融合的产品推向传媒市场的过程。市场营销的能力主要包括市场研究、市场销售、品牌管理、售后服务等几个方面。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则是新闻产品的采编、发行等环节。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产品的市场营销阶段可以说是检验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五）媒介融合管理因素――融合变革的制衡力量
笔者认为，媒介融合管理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因素；二是企业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进行，省级党报集团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核心人才不仅指新闻采编人才，还包括策划、广告、发行等经营管理人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尤其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既熟悉文字信息的采集，同时对图片、音频、视频信息也能熟练采集，使新闻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或网络出去。因此，建立健全适应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吸纳适合融合变革的优秀核心人才，稳定核心人才队伍，开发核心人才潜能，激励核心人才创新，形成核心人才优势，以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
企业文化因素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的另一管理因素。传媒文化创新是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传媒要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传媒文化建设是关键因素。传媒文化创新，需要培育先进的企业文化。[8]传媒的企业文化创新，就是要培育具有创新性的传媒企业文化。这种创新性文化的培育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一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二是坚持平衡致效的利益取向；三是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9]媒介文化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集合体，媒介文化对战略管理所起的作用也是这些要素共同建构的。比较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媒介伦理和形象性活动。[10]笔者认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炼传媒企业文化，对于提升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至关重要。企业文化是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形塑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体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省级党报集团的企业文化不仅决定了员工的精神面貌，也决定了传媒的组织氛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应思考如何有效实施创新文化战略，减少全媒体人才的职业倦怠，有效促进省级党报集团的融合变革。
（六）内部微观环境五大因素的合力作用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的形成，是其内部微观环境因素交融、集成、聚合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媒体竞争力的成长有一个发生、发展、不断再提升的循环反复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不断整合优化的系统过程，媒体竞争力形成后并非保持不变，而是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适时转换。某一家省级党报集团的媒介融合变革不仅仅依赖于某一个内部因素，而是五大内部因素紧密相连、互相支持配合、共享融通的结果。
五大内部因素同时制约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省级党报集团所具有的五大内部因素互相关联、互相支持，呈现出渐进和动态发展的特征，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素质能力体系。只有这五大内部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合力，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持久有效地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省级党报集团媒体竞争力五大内部因素中，新闻内容生产、新闻流通渠道、新闻传播平台、媒介融合经营这些硬性因素相对外显，包括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软性因素在内的媒介融合管理要素相对内隐，属于媒介组织中潜在的价值观、氛围、能力、人才素质等。新闻传播学术界和业界对媒体竞争力构成中的硬性和显性因素关注较多，对隐性和软性因素则显得重视不够。笔者认为，这五大内部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媒介融合管理因素，其中人力资源因素是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的隐性和软性因素，却是省级党报集团五大内部因素中最核心的一项因素。除人力资源因素之外，本文将企业文化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认为企业文化也是媒体竞争力的隐性和软性因素，制约和影响着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在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变革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张昆：《政治传播与历史思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3]王庚年：《新媒体国际传播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4]王菲：《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5]魏金成：《改革与创新：制度创新论视野下的央视新闻改革》，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02页
[6]谭云明：《传媒经营管理新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7]谭云明：《传媒经营管理新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8]包国强：《传媒竞争力：中国特色的路径选择――一种基于市场的观念、假设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9]丁和根：《传媒竞争力――中国媒体发展核心方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5页
关键词： 独立学院 政策 健康发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大力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建设、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在教育部26号令规定的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之际，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考验，也步入了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在此阶段，独立学院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国家宏观政策环境、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机制、内涵建设等问题，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分析，为独立学院顺利平稳地过渡做好准备。
一、正确把握宏观政策，抓住机遇促进发展
1.树立信心、振作精神、谋求发展。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工作职责，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1］独立学院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独立学院应认真解读国家宏观政策，坚定办学信心，坚信在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阶段，独立学院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应积极谋求长远发展，不应有回避困难、短期观望、可进可退的思想。
另外，《纲要》还多处提到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实现民办教育法治化管理，制定和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实民办学校法人财产权，保障民办学校、学生及教师的平等地位与权益等。这些政策无疑对解决独立学院目前的办学障碍，以及今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独立学院应紧跟政策步伐，积极利用政策扶持，针对自身发展问题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判断和决策，扫清办学障碍，实现持续、健康、长远发展。
2.正确把握政策方向，积极寻求自身发展。
2008年教育部令第26号《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的颁布对于独立学院规范化办学、权益保障、健康发展等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理清了独立学院办学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使独立学院的发展前景更加清晰。
26号令规定了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整改期，在此期间由独立学院提出申请，重新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察验收，合格者重新核发办学许可证。目前正是独立学院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在此重大转折期，独立学院将何去何从，现已成为各独立学院、举办高校、投资方及独立学院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等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26号令规定，独立学院从2012年开始对于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颁发独立学院的学位证书，不再颁发母体高校的学位证书，这也意味着独立学院将逐步摆脱对“母体”的依附，走向独立生存、自主发展的道路。近日，从教育部网站获悉：“国家对于举办独立学院以及其他层次、类型的民办学校都是鼓励和支持的。在贯彻26号令的过程中，现有独立学院及其举办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力，选择不同的未来发展走向。条件好、实力强的，可以继续举办独立学院或转设为出资者独自举办的民办本科学院；条件差、实力弱的，可以转为高等职业学院或其他层次的民办学校，也可以并入其他学校或停办。”［2］从独立学院的成长历史及长远发展来看，对于那些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独立学院，教育部将推动其逐步转设为独立建制的民办普通高校，这既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价值导向，又是多数独立学院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然选择。独立学院具有办学起点高的明显优势，它更应该成为我国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的“孵化器”［3］。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已有19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学校，但是全国绝大多数独立学院目前由于各种条件不够成熟，达不到转设的条件，仍然选择继续维持现状。这些独立学院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十二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将面临着学龄人口不断降低，校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而且大多数选择维持现状的独立学院，对母体学校依赖程度较高，虽然大力提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实施错位竞争、特色发展，但由于师资队伍的瓶颈问题，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困难较大，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面等容易与母体高校产生同质化倾向。此外，教育部正在起草《民办教育专题规划》、《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据悉已形成初稿。目的是通过这两个文件对于民办教育和独立学院的健康发展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2］。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独立学院应积极顺应改革大潮，以质量求生存，以内涵求发展，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正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寻求自身发展方向。虽然在资产过户、法人地位、法人财产权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实施，但独立学院不应一味观望等待、故步自封，对国家政策心存侥幸，抱有法不责众的思想，应严格按照26号令要求，认真剖析自身问题，与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保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积极构建自身办学章程、协调理顺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保障独立学院教职工、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确立独立法人财产权，降低办学风险，为独立学院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努力在转折期内实现自身最有效地发展。
3.进一步明确独立学院法人性质，用积极的政策推动独立学院健康发展。
关键词：外部性；内部化；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40-04
过去片面追求增长效率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在新的世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何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使环境污染这种消极外部性内部化，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环境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的理论渊源、自身特点及在我国的适用性等问题作一探究。
1.外部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于外部性的涵义，有许多学者曾对它作了探讨。丹尼尔・史普博（Daniel Spulber）将外部性定义为：“某种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个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 [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或“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称为外部性”[2]。按照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当有人被强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时，外部性就会产生。更为精确地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机构对他人福利施加的一种未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影响”[3]。综合上述观点，外部性的涵义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比较而言的。正外部性（或称外部经济）是指一种经济行为给外部造成的积极影响，使他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负外部性（或称外部不经济）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决策者在自己承担的成本之外，带给他人或社会以额外的成本或负担，从而使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现象。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尤其是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
外部不经济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缺陷”导致外部不经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的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在产权不明晰或者是公共产权领域里，由于自利心的作用，“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
在环境领域，企业向环境任意排放“三废”等行为，是外部不经济的典型例证。由于污染排放者无需承担消除对其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样，污染者仅从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出发选择“最优”产量，具有过度生产的动机。这就说明，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竞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不能自动导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它只能使某些私人的福利达到最大，却无法使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
二是“产权模糊”导致经济外部性。由于资源环境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说环境资源领域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海洋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洄游性鱼类资源，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
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中，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其私人内部成本的降低紧密相连，或者有时还出于生产过程中某些便利的考虑，因而各个厂商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有个别厂商主观上愿意努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试图减轻经济活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没有达到执法的普遍性约束情况下，只要找不到既能减轻外在影响、又不会增加私人成本的办法，激烈的不规范市场竞争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还是会迫使他随波逐流。
2.环境经济外部性内部化不同路径的理论渊源
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在关于外部性产生原因认识上的分歧，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本文着重分析庇古和科斯的基本观点。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外部性场合通过政府行为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庇古提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同时它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都相等，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在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于是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施征税，以迫使厂商减少产量；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以鼓励厂商增加产量。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Pigou Tax）”。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他在该文中证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庇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初始的权利如何分配，最终资源都会得到最有价值的使用，理性的主体总会将外溢成本和收益考虑在内，社会成本问题从而不复存在。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将其进一步发挥成为所谓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他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的分析，提出了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即损害问题的主要论点：其一，损害问题具有相互性。其二，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可使权利得到重新安排而达到产值最大化。可见，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明晰，私人之间可以达成协议，从而使经济活动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导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就会消除。
研究科斯与庇古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作用范围是大还是小，干预手段是直接实施抑或间接实施的问题。科斯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使产权明晰，应该放任私人的市场交易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庇古认为，由于技术原因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有限，在环境外部性问题上应更大程度地依赖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直接干预是最有效、最现实的选择。
3.环境经济外部性内部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环境经济手段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由于科斯与庇古在外部性内部化路径上的分歧，相应的环境问题解决路径就有了倾向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和倾向于政府干预作用的区分。经济学理论界将主要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作庇古手段，而将主要通过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作科斯手段。庇古手段包括税收、补贴、押金――退款；科斯手段包括私人合约、排污权交易。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庇古手段中的排污收费和科斯手段中的排污权交易在污染控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种路径都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有其适用条件。在选择污染控制手段时必须要考虑是否具备这些条件。
3.1 关于排污收费制度的分析
1972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这一原则的定义是，污染者应当承担由政府决定的控制污染措施的费用，以保证环境处于可接受的状态。根据这一原则，OECD国家普遍实行了征收环境税的政策。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实行了排污收费或环境税制度来治理污染。
我们首先采用经济学的图表来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在图1中，横坐标W表示某钢铁厂生产钢铁排放的污染量，纵坐标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成本或降低污染花费的成本。MSC曲线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MC曲线表示降低污染所花费的边际成本。对每一单位污染征收T1数额的排污费可以使污染符合社会最优水平，即达到W1的水平。在单位排污费为T1的情况下，无论污染量超出W1的标准，还是未达到W1的标准，对于钢铁厂来说都是不利的。在污染量超出W1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低于排污费T1，企业减少污染是有利的。因为，每减少一单位污染，企业都可以减少T1数额的支出，而增加的降低污染开支小于T1。
在污染量低于W1标准的情况下，企业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高于排污费T1，企业增加污染是有利的。因为，每增加一单位污染，企业所节约的降低污染的开支都大于应交纳的排污费T1。因此，企业宁愿上交排污费，也不愿花费巨大的成本去降低污染。只有使污染量达到W1时，才是企业的最优点。所以T1数额排污费率的征收使得企业的产出水平符合社会最优标准。
图2为庇古税示意图。图中MNPB为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效益，MEC为边际外部成本。企业为利润最大化生产所有MNPB＞0的产品，即把产量扩展到Qm。社会最优要求当MEC>MNPB时停止继续扩大生产，即生产Qs。税t*使企业在t*＞MNPB时停止扩展生产，即把生产限制在社会最优产量Qs的水平。换句话说，t*把MNPB向左下方移动到MNPB-t*。相应的，税使污染排放从Wm下降到Ws。图中，税率恰好等于最优产量Qs所对应的边际外部成本MEC，即污染对外部产生的边际损害。这样，如果企业的产量超过Qs，所付的税款就会超过边际私人净效益。因此企业愿意把生产限制在Qs水平，从而把污染排放限制在Ws水平。因此，t*是最优税收，它使最优污染量等于MEC。很明显，最优庇古税是在最优污染水平等于边际外部成本（边际污染损害）时的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制度是由政府首先给所有产生污染的企业确定一个污染税率，企业必须按照这一税率交纳排污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和产品产量。实行排污收费有许多优点。第一，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企业拥有了一定的自。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边际控制成本在减排污治理与排污缴费之间进行选择，有利于激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政府不再干涉企业具体的生产决策，只是确定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所以，政府用于环境监督管理的费用降低了。第三，排污收费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洁生产补贴和建设公共的污染治理设施。
排污收费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沿用至今，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第一，政府在确定合理的排污费率时，必须借助于边际净收益曲线和边际外部成本线。边际外部成本线的确定是一个从污染的物理性损害转换到人们对这种损害的主观感受，并用货币价值来计量的过程。这些转换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在实际中确定边际外部成本线十分困难。而企业的边际净收益曲线涉及到企业本身的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企业自身没有动力去向政府如实通报这些信息，政府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每个企业的边际净收益。政府只有在不断的摸索中去寻找最优税率。所以，实际的排污费率的确定常常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第二，企业可以将国家征收的部分排污税费通过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如果该种产品是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弹性，低收入阶层就要负担较多的税赋。
3.2 关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分析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思想是把排放废物的权力通过拍卖或无偿分配的手段交给微观经济个体，这种污染权的数量是由政府根据国家环境目标确定的。这种权力还可以像普通的商品那样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美、德、澳、英、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我国最近几年也在一些城市进行了试点。
我们仍先采用经济学的图表来进行分析。图3横坐标Q表示某钢铁厂的经济活动水平，W表示某钢铁厂在生产产品中污染物的排放量。纵坐标表示污染造成的边际成本或降低污染给社会带来的边际收益。MEC代表边际外部成本。MNPB代表边际私人净效益。政府管制机构必须根据最优污染程度来确定最优污染标准。MNPB的边际收益曲线与MEC边际外部成本曲线的交点E是最优污染点。E点之右，污染程度较严重，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只要降低污染就有利。因此，排污者只要超过了排污标准，政府将处以高额罚款。
政府制定排污标准有限制进入的作用。很明显，企业就必须把排污量控制在最优污染点E所对应的水平。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对技术的选择来改变投入品，以进行技术替代。比如，当企业的排污量达到WB 时，它可以安装一个控制污染的设备，来减少排污量，这样企业因安装了控污设备而使排污量达到W*点，从而符合排污标准。显然，这要以其产品的价格高于因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增加的平均成本为前提。所以，条件好的企业才能进入该行业，并且有利可图；而对于那些条件差的企业，则不会进入。
实施排污权交易要首先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力（这种权力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力像商品那样被买入或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排污权交易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一，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多减排，多余的许可证可以到市场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业不减排或者少减排，不足的排污权到市场中去购买，从最后的效果来看，污染的减排总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完成，所以从总体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第二，绿色环保组织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证而不卖出，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和环境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环境目标卖出或买入排污许可证，从而实现政府对环境总水平的调控。
排污权交易具体在一个地区实施时要求具备相应的条件。第一，排污许可总量的确定要以大量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所以，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要受制于技术水平。第二，完善的市场条件。排污权的价格从长期看，呈上升趋势，为了避免有人通过垄断排污权市场而牟取暴利，完善的排污权市场是排污权交易的重要条件。第三，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效果，政府必须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行监测，还要制定地区性的管理规则。
3.3 排污收费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比较分析
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都是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但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排污收费是由政府先确定排污收费的费率，再由市场去决定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排污权交易是先由政府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建立一个排污权的市场，再由市场去决定排放的价格。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收费都是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但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市场条件。
首先，从所要求的市场条件看，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垄断的因素或计划经济的残留，在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部分领域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因此，有可能阻碍排污权交易的实施，例如，在上海市苏州河的治理过程中，美国专家竭力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但试行效果不佳。排污收费对市场竞争程度的要求不高，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可以使用。其次，从两种环境手段的适用范围看，排污收费适宜于涉及面广的污染问题。如温室气体排放、空气二氧化碳及粉尘污染、大气臭氧层空洞。而排污权交易更适用于局部性、地区性的污染控制，如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控制。再次，从两种手段的使用效果看，两者都能起到消除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效应，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作用。
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环境经济领域也主要使用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环境经济手段。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解决环境经济问题的路径选择和使用手段也正经历着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已经颁布，排污权交易制度正在由试点向全面铺开的阶段过渡。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而改革后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招标项目（2004）：《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批准号 04JZD00010）成果的一部分。课题负责人：常云昆。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6.
[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8,465.
[3][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华夏出版社,1999:267.
［作者简介］ 崔宇明（1967-），男，陕西绥德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关键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绿色技术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37－02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将环境成本作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计入产品的总成本，从而，环境因素进入生产环节而成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同资本、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并列、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样，产品价格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包括环境成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全部代价，能够消除生产对环境的外部性影响。一旦环境成本成为生产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最终得到体现，商品价格就能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 生产者就会按新的全部社会成本确定最优产量，消费者就得按反映产品全部社会成本的价格进行支付，由市场失灵造成的生产对环
境的外部性影响得以消除，市场、价格重新成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整个环境、社会又能有效地运转。
一、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施
环境成本内部化论是根据外部经济(外差效应)理论得出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论认为，某些出口生产、营销活动污染空气和水，恶化环境资源，甚至造成跨国境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酸雨、河流污染、气候变暖），然而这些环境资产的价值在出口生产和国际贸易中往往被忽略不计，国际贸易的开展可能加重市场失灵而使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必须将这种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消极的外部经济效应“内部化”，即内化到出口商品或劳务的真实成本中，以便促使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具体实施方法有以下几点:
1． 界定环境资产的所有权。当环境资源的产权未加界定时，无人会主动承担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若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也缺乏调控机制，便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例如，共有河流的上游国家建成一家化工厂，其排放的污水侵蚀了下游邻国农作物，但由于产权没有界定，上游国家工厂继续排放污水而邻国居民得不到赔偿。
2． 对环境资产合理定价。 环境资产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如森林、 草地和野生动植物可提供相应商品或提供登山、旅游之类的服务，这些商品、服务均可予以量化。同时，环境资产还有间接的使用价值，如森林和湿地对大气和气候有支持功能，但因难以计量常被忽视。只有对这些环境资产全面合理地定价，才能促进资源持续有效地开发利用。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环境资产的价值经常被人为低估，致使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出口定价偏低，为多挣外汇而竞相输出初级产品，导致农、林、渔、矿诸业的过度开发，加速环境资源的耗竭，甚至在经济上造成“贫困化增长”。
3． 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1972年经合组织(OECD)环境委员会在《关于环境政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这一原则，规定“排污者必须负担由公共当局决定的减少污染的费用， 以保证环境处于一种可被接受的状态”。“排污者付费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治理污染源、消除环境污染和赔偿受害人的费用，促使排污者积极主动地治理自身产生的污染物，否则将受到经济制裁。该原则旨在协调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环境政策，防范不同的环境条款使比较利益与贸易格局扭曲。此外，为保护环境而支付的费用或成本应予以补偿。比如，热带雨林国家放弃森林砍伐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可通过污染者付费的部分加以补偿；发达国家每年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恶化环境， 必须多支付改善环境的费用。“排污者付费原则”充分体现了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的精髓，在国际贸易中应将这些费用内化到产品的成本中去，由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对市场准入的影响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从贸易角度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即它经常会成为发达国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成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具体分析，当来自我国的产品对某一发达国家国内产品形成冲击，其国内产品逐步失去市场竞争力时， 该国就可能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采取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措施，限制甚至禁止对我国产品的进口。这种情形主要有下面几种：
1. 以我国产品采取的环境标准过低为由实施限制措施。发达国家往往以我国环保标准低为理由，认为来自我国的低成本产品是在进行“生态倾销”，是在国际市场上不公平地获取了贸易优势，严重威胁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为了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其国内市场免受冲击，为产品创造“公平的竞赛场地”，实现所谓“公平贸易”，就以环境成本内部化为名，对来自我国的产品征收“生态倾销”税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抵消我国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达到限制甚至禁止对我国产品进口的目的。
2. 以我国产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充分为由实施限制措施。根据国家原则，各国享有根据本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其他实际情况单独决定其环境政策、 征收环境税费、制定环境标准的权利，这就必然导致各国之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无法消除的。但一些发达国家却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出发， 对这种情形熟视无睹，而一味要求国外产品符合其规定的环保要求，否则就以该产品的环境成本未充分内部化为由限制直至禁止进口。
3. 以我国产品未将消费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由实施限制措施。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可持续消费”这一先进、人文的理念。所谓可持续消费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至最低，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减至最少，从而不危及当代和后代的长久需求。 可持续消费在广泛的范围上关注着环保，它包含了从原料提取、处理、制造、产品购买、使用、最终处置等整个连续环节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并考虑到了每一个环节中可能产生的多方面的环境影响。显然，从环保角度而言，改变人类的消费模式已迫在眉睫。消费模式的改变必须通过对具体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过程的环保要求体现出来，因此，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就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环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对外贸易中，发达国家对我国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却常常对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构成针对我国产品的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因为发达国家往往要求我国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亦需像当地产品一样被征税或予以环境管制，而采取征收环境税或其他环境管制措施的根据又往往操纵在发达国家的某些生产集团手里，目的是使国外竞争者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
（二）积极影响：新的市场机遇
1. 环境管制能够诱发创新。在环保领域，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备、科技日新月异、企业经营惯性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等问题，企业实际上是具有很多创新机会的。创新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带来创新补偿。创新补偿可分为产品补偿和加工过程补偿。产品补偿是指环境管制不仅减少了污染，而且创造了功能更强、质量更好、更安全、更便宜的产品（这可能是由于原材料的替换或减少包装造成的）；有更高回收价值的产品（这有可能是由于提供了循环回收和拆卸分类方面的便利造成的）； 对消费者来说具有更低的抛弃成本的产品。加工过程补偿是指环境管制不仅导致了污染的降低，而且产生了更高的资源生产率，诸如更高的加工产出效率，较少的检修停工期（由于更仔细的监督和维护），原料的节省（由于原料的替换和对投入品的重新使用和循环利用），对副产品更好的利用，在生产过程中更低的能量消费，原材料仓储存量以及处置成本的降低，将废料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形式，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等。
2. 环境标准将为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如果企业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 应当积极地抓住这个机会以获得先动优势。多种统计数据表明，世界需求正向环境友善产品加速转移。所谓环境友善，是指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染或产品进入消费过程后不对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很多公司已经开发出绿色产品，并获得了回报和开辟了新的市场。例如德国因早于大部分其他国家制定和执行了废物回收标准，从而帮助德国企业在发展少包装或无包装产品方面获得了先动优势；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纸和纸浆生产商率先引入了环境友善的生产加工过程，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纸和纸浆设备生产商在全球新型漂白设备市场上独具鳌头，获得巨大利润。
三、我国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应采取的对策
1． 进行制度创新，主要是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明确赋予资源、环境所有权，建立有效的使用、补偿和责任承担机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逐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2． 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包括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当前我国绿色技术采用率很低，绿色技术创新更低，基本上还处于无组织、无意识的自发状态或被动、被迫状态。即使采用绿色技术的企业，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通常也只采用末端处理技术并且使用效率很低。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上看，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只占国民收入的0.7％，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企业一般技术创新的投入比例。从另一方面来看，采用绿色技术的环保市场潜力巨大。因此我国的政府应当在财政、税收、金融方面支持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建立起合理的市场绿色价格体系，一方面鼓励消费者使用环保产品，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倾斜的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扶持绿色产品和环保产业。
3． 调整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 随着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出口产业和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污染严重、污染处理技术相对落后，从而环境成本高额内部化的产业的比较成本优势会弱化甚至丧失。而一些少污染以致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等的成本优势将得到强化，应根据这种比较成本优势的变化，以环保为基点培育竞争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追求出口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出路， 形成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优势。当然，竞争优势的培育不是对传统产业的全部抛弃，而是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更新，增强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例如，中国纺织品在棉布横档、印染布纬斜、色差、针织品缩水等方面落后于新的纺织品标准， 所用染料的70％―80％为西方国家禁用的对人体有害的偶氮染料， 通过对纺织业进行环境友好技术的改造，可重构和加强中国纺织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4． 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要使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最根本的途径是使自己成为国际竞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国国家利益和力量的斗争与协调过程。目前，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会议，密切注视着国际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影响。中国还参加了联合国环境署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组织的贸易与环境问题非正式高级圆桌会议、联合国环境署与国际商会举办的企业环境行为部长级会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讨论等。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贸易组织的活动和谈判，了解世界环境保护发展的新动态及可能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潜在影响。扩大中国在一些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认真履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与其能力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以集体的力量进行斗争，努力寻求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应有的差别待遇，阻止滥用环保法规、滥用贸易协定条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及时调整中国有关的环境贸易政策，努力向国际接轨，这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妍红，傅京燕. 论环境成本内部化［J］. 生态经济，2001（4）.
［2］傅京燕，陈红蕾. 国际贸易中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2002（2）.
［3］傅京燕. 绿色壁垒对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J］. 经济体制改革，2004（2）.
资料与方法
2007～2011年收治阴道脱落细胞检查结果为ASC-H妇女68例，均接受阴道镜下宫颈活检，获得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对这68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20～76岁，平均38岁。临床资料，见表1。
研究方法：①宫颈细胞学诊断：采用2001年的TBS系统对宫颈人工涂片进行分析。宫颈细胞学诊断分为：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HSLL)，低度鳞状上皮内瘤变(LSIL)，未能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未能除外高度上皮内瘤变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H)，正常范围(WNL)。②阴道镜检查：全部病例均在阴道镜下取活检。检查前24小时不行任何阴道操作，阴道镜下在可疑部位即白色上皮、镶嵌、点状血管、异性血管、真性糜烂、葡萄状血管、白斑，腺口周围白环及明显突起的部位取活检。12例阴道镜检查不满意者常规从12点、3点、6点、9点及颈管取活检送病理检查。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早婚、早育、多产及性生活紊乱的妇女有较高的患病率。宫颈癌最早初期没有任何症状，也无特殊体征，往往出现最早的症状是阴道出血，开始常为少量的接触性出血，绝经后间断性出血或白带量的增多，呈血性或脓性气味腥臭，晚期可出现大出血、恶病质、消瘦、发热、贫血，以及癌肿侵犯所造成的周围压迫症状，如下腹痛、腰痛、尿频、尿急、坠胀感、里急后重、下肢肿痛，坐骨神经痛等，严重时可导致尿毒症，出现全身衰竭，危及生命。目前治疗方案以手术和放射治疗为主，亦可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但中晚期患者治愈率很低。作为女性要洁身自爱，加强卫生保健，注意按时妇科普查，发现症状苗头，及时就医。宫颈癌是由人类瘤病毒(HPV)引起的，HPV病毒可直接通过皮肤接触传播，有十几年的潜伏期，故初期没有任何症状，宫颈癌可防可测，按时进行宫颈癌筛查就能有效避免不幸发生。宫颈癌与性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女性需要对其有正确的认识，由于对宫颈癌致病概念的错误理解，给女性带来很大危害，以至于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导致不幸的发生。
宫颈刮片是筛查早期宫颈癌的重要方法。故又称“防癌涂片”。报告形式主要为分级诊断及描述性诊断两种。目前中国多数医院仍采用分级诊断，临床常用巴氏分级分类法：①巴氏Ⅰ级：正常。②巴氏Ⅱ级：炎症，指个别细胞核异质明显，但不支持恶性，余均为ⅡA。③巴氏Ⅲ级：可疑癌。④巴氏Ⅳ级：重度可疑癌。⑤巴氏Ⅴ级：癌。由于巴氏5级分类法，主观因素较多，各级之间无严格的客观标准，故目前正逐渐为TBS分类法替代，而后者需专业医师方可读懂。故目前国内许多医院常利用电子阴道镜局部放大10～40倍的功能，进行宫颈可疑部位的染色，从而重点取材，以提高病变的检出率。
在宫颈癌的防治中，宫颈、阴道细胞病理学检查是常规的检查手段，为了更接近临床和诊断，2001年TBS系统更新，将ASC进一步分为ASCUS和ASC-H两个亚型［1］。ASC-H的细胞学特征，包括非典型未成熟化生细胞、非典型成熟化生细胞、非典型小细胞和非典型修复细胞［2］。根据文献报道ASC-H在细胞学诊断中0.25%～0.6%。研究发现，50%～70% ASC-H在随访中升级为高度病变［3～5］。本组资料中，ASC-H的组织活检病理学阳性率达67.6%。CIN Ⅱ、CIN Ⅲ及宫颈癌36.8%。可见ASC-H宫颈病变检出率高，且往往提示存在CIN Ⅱ及以上病变的风险。对ASC-H患者应立即行阴道镜下活检。利于及早发现宫颈高度病变和早期宫颈癌。
本组资料中，3例患者宫颈光滑，因此宫颈光滑的妇女也应定期进行宫颈涂片检查。
第一章 关于XX移动内外部环境分析
1.1 关于XX移动内部环境分析
1.1.1 关于XX移动通讯有限公司概况 1.2 关于XX移动外部环境分析 1.2.2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2.4 移动通信市场消费需求分析 第二章 关于XX移动新业务的SWOT 分析
2. 1 优势分析
2.2 劣势分析
2.3 机会分析
2.4 威胁分析
第三章 关于XX移动新业务营销策略
3.1 关于XX移动新业务目标市场的确定
3.1.1 新业务市场细分 3.1.3 新业务的市场定位
3.2 关于XX移动新业务产品策略
3.2.1 新业务开发策略
3.2.2 新业务品牌策略
3.3 关于XX移动新业务价格策略
3.3.1 XX移动通信市场价格竞争现状
3.3.2 新业务定价的考虑因素
3.3.3 新业务定价策略
3.4 关于XX移动新业务渠道策略
3.4.1 XX移动新业务现有渠道
3.4.2 新业务渠道管理
3.4.3 渠道成员激励
3.5关于XX移动新业务促销策略
3.5.1 促销媒体的选择
3.5.2 具体促销策略
第四章 结论
致谢
论文说明及要求：
1、论文字数要求在5000字以上
关键词：企业战略；SWOT分析；对策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得到进一步回暖，为航运业发展带来了一定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航运业还存在着运力过剩，加上近期油价高涨，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节节走高，这都为我国航运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航运业，面对这一复杂的经营环境，如何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战略，进而提升竞争优势，成为航运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
A公司作为拥有20多年历史的地处上海的一家地方性国有航运企业，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如何调整企业战略，进而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成为A公司的当务之急。
二、A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分析
A公司是一家上海国有的从事区域性近洋航线的集装箱运输的班轮企业，业务经营以集装箱班轮服务为主，建立以上海为中心和区域总部，辐射至日本、台湾、东南亚、香港等二十余个港口的集装箱班轮服务网络。投资企业涵盖了船代、货代、集装箱运输和租赁等方面。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A公司要审时度势，危中求机，不断调整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文章运用SWOT分析A公司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一）外部环境分析
机会：航运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已启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这对依托上海，拥有资源优势的A公司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国有这一背景带来强大的资源优势，与上海港口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挑战：全球贸易活跃度是航运业繁荣与否的关键。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向实体产业渗透至今，全球贸易量复苏缓慢，近期希腊债务危机、美国信用等级下调带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预期在加强，航运业运力过剩问题突出，运价萎靡，步入调整期，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人民币加速升值，特别是2010年至今，这对以美元为计算基准的A公司来讲是巨大的损失；全球油价高涨，作为高能耗的航运企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家及上海市出台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保险法》，以及十二五规划提高居民收入等，将大幅提高企业的人工成本；区域内航线的进入门槛低、船公司繁多，地方船公司所开辟的航线分布相近、揽货网络相似，竞争较为激烈，区域内的航线竞争几乎是完全竞争。
（二）内部环境分析
优势：已形成集船代、货代、集装箱运输和租赁、船员劳务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化管理的竞争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拥有一批优秀的人才队伍，本科以上学历占到50%，特别是一支高素质的船员队伍；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关系与资源。
不足：企业负担重、退休人员、内退人员增多；业务模式过于单一，未实现沿海、近洋资源互补；船龄偏大，船况相对较差，船舶准班率低；集装箱的货种结构较为简单，多为较低附加值，货主单位多、运输批量小；客户定位不清晰，服务不突出，高端客户逐步被竞争对手吸引。
面对这复杂的内外部形势的变化，A公司应如何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提升竞争优势成为当务之急。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公司存在的问题，A公司成立工作组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工作组通过对航运市场调研，走访航运企业以及合作单位，认为当前公司存在问题归结起来如下：
（一）区域性航线布局存在局限性
1.区域内市场相对脆弱，风险较大
尽管亚洲地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可观，但区域内的运输市场却相对脆弱。相对其他地区而言，由于亚洲国家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经济复苏中频频出现波动反复，而区域间运输的货物均为各国发展经济所需的原材料，受经济变化的影响更大，因此亚洲区域内运输的承运人要面临更易波动的市场，承受更大的市场风险。
2.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运力供应充足
区域内航线相对运距较短，在船舶大小、经营规模等方面的要求不如远洋航线高，因此近洋航线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船公司数量多、规模小，总体上运力供应充足。特别是日本航线，运价战已多年，亏损严重。随着大型集装箱船不断投入市场，原来在干线上运营的中小型船替换下来后，可能会进入区域内近洋航线，从而增加了区域内航线运力供应压力。
也就是说，A公司选择的区域性航线是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这对于一家拥有20多年历史负担承重的国有企业来讲过于残酷。
（二）公司市场定位不清晰
A公司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性航运企业，揽货主要是货代和境外为主，还有自己开发维护的一部分客户。货物基本上是点对点为主，中转箱较少。由于所在的航线运力过剩，竞争比较激烈。A公司在市场上给客户的定位非常不清晰。以日本线为例，市场上客户分位三类，一类是高价值的客户。他们注重服务品质，需要有稳定的船期和优质的服务做后盾。一类是低运价客户。这类客户总是市场上选择运价最低的船公司，他们不在乎船期和服务。还有一类客户介于两者之间，运价要适中，班期相对准，但这一类客户最不稳定。A公司现在多数服务于这一类的客户。因此A公司面临着较大的困境。
四、对策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有效应对企业面临的各项经营压力，开拓企业业务发展和经营效益，提升企业竞争力，A公司提出如下对策。
[关键词]内外部要素评价矩阵；SWOT矩阵；价值链；QSPM定量规划矩阵
一、内外部要素评价矩阵(IFE矩阵、EFE矩阵)
企业在运用PEST-N和五力模型分析法对外部经营环境进行详细分析，找出外部战略环境要素，收集到有关信息，预测到关键要素的变化，归纳出外部机遇和威胁之后，可以采用外部要素评价矩阵(EFE矩阵)对企业的外部战略环境作一个定量评价，以便于帮助企业战略决策者更为综合全面地认识所掌握的各种环境信息。开发企业外部要素评价矩阵模型需要企业战略决策者(或群体)的主观判断。对于企业来说，其外部要素评价矩阵模型的综合加权评价值为正数，表示企业处于一个有吸引力的行业之中，其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大于威胁，值越大表示外部环境对企业越有利：综合加权评价值为负数，表示企业处于一个前景不妙的行业中；其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大于机会，绝对值越大表示外部环境对企业越不利。
二、SWOT矩阵分析法
所谓SWOT矩阵分析法，即企业环境分析，是综合考虑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各种因素，找部出组织运作外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及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方向的方法。SWOT矩阵分析法中的S是指企业内部的优势(Strengths)，W是指企业内部的劣势(weaknesses)，O是指企业外部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ies)，T是指企业外部环境的威胁(Threats)。
SWOT依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列表定出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内部及外部因素，并且根据所确定的标准，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价，从中判定出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机会和威胁。因素评价最常用的方法是对所列出的因素逐项打分，一般采取4分制，根据企业对外部因素反应能力的大小对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等因素打分，根据企业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对企业内部环境中的优势和劣势等因素打分，其中外部机遇和内部优势打正分，外部威胁和内部劣势打负分，然后按因素的重要程度加权并分别求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代数和。在实际应用中，具体数据可采用IFE矩阵和EFE矩阵的分析结果。最后分别用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作为SWOT矩阵分析图的横、纵坐标轴，根据IFE和EFE矩阵的打分结果画出企业的SWOT分析定位图，企业根据所处的象限位置选择相应的经营战略。
三、价值链分析法
1985年美国战略管理学家波特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理论。他认为企业每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其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企业所有的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企业在价值链中创造的价值如果超过其成本便有盈利，如果超过竞争对手的话，便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分成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大类。基本活动是指生产经营的实质性活动，一般可以分成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成品储运、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五种活动。这些活动与商品实体的加工流转直接有关，是企业的基本增值活动。支持性活动是指用以支持主体活动、内部之间又相互支持的活动，包括企业投入的采购管理、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结构。支持性活动既是对基本活动的支持，又互相支持，它们是依靠提供外购投入品、技术、人力资源和各种企业范围内的功能约束进行的。
四、QSPM定量规划矩阵
关键词：财务管理；公司战略；战略型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目标要服务于公司战略目标，公司的战略目标不止一个，而是若干个目标的合理组合。公司的可持续成长是财务管理追求的基本目标。成长是公司存在和发展追求的基础和动力，追求成长是财务管理者精神本质的体现。盈利和成长能力是财务能力体系中的核心能力。公司财务能力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与社会贡献能力等多个方面。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最大化是财务战略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公司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公司盈利的可持续发展。
一、财务管理与公司战略融合的重要性
财务管理与公司战略紧密相连，财务管理为公司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使公司的战略更加理论化。公司战略在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
战略管理实施的效果最终由财务指标来体现。公司的战略关系到公司的兴衰与发展，衡量一项战略方案优劣的最终标准是方案实施取得的效果，而能够最直观体现战略实施效果的便是贯穿于整个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财务指标。公司战略管理的实施过程，实际就是对战略规划进行量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公司目标的实践过程，而最终反映战略管理实施效果优劣的是实施过程中不断体现出来的财务数据指标。在公司的目标利益上，公司战略管理和财务管理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尽管财务管理在战略管理中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也同样属于实现公司目标利益的重要手段。公司战略思想形成的不科学、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必然导致公司战略失误致使公司的资金链断裂等等，加快资金流动保证公司的现金流畅通最终的结果一定体现在财务环节。三鹿的消失、三九的销声匿迹、双汇的风波、安然公司的破产、三株的倒闭、伊利事件的出现等等，无论质量问题、诚信问题、战略问题最终导致公司的现金流断裂，无不在警示我们！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如何保证财务服务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是财务部门以后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加强财务内部管理，转变财务管理观念，切实有效的服务于公司经营管理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
二、战略型财务管理概述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战略管理成为现代公司管理的中心。而财务管理是公司战略管理的核心战略，在公司战略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要求公司的财务管理必须具有战略管理思想，支持和服从于公司战略管理的要求，从而引入战略型财务管理的概念。
战略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包括：
（一）全局性
公司由于面临环境复杂多变，从而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战略财务管理既重视有形资产的管理，更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既重视非人力资产的管理，更重视人力资产的管理，而且同时注重现有的活动和将来可能的活动，并且可以提供诸如质量、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等极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
（二）外向性
战略财务管理把公司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观察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及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可能带来的机会与威胁，增强了公司对外部环境的应变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市场竞争能力。
（三）长期性
战略财务管理以战略管理为导向，要求财务决策者树立战略意识，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公司的理财活动，制定财务管理发展的长远目标，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资源配置和预警功能，以增强公司在复杂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不断提高公司的持续竞争能力。
三、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实施要点
（一）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实施财务管理，体现全局性
财务管理首先要紧紧围绕公司的战略思想，财务管理前移紧密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结合，服务于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合理的财务预算、财务管控、财务分析。通过财务预算把公司的战略经营思路数据化。通过财务管控把公司经营过程中与公司战略经营、财务预算相左的问题及时解决消化。由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预算、分析，过程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首先避免损失出现，转变事后监督为事后总结，提升财务管理的水平是服务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关键所在。形成财务分析报告，通过财务分析及时发现问题，找出矛盾点，进一步放大问题、举一反三，制定措施、有效考核、落实奖惩，有效的进行财务风险控制，在进行有效财务监控的同时也为公司决策层及时了解财务状况和做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重视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制定适当的财务战略
战略型财务管理要求公司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结合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因此制定一个适当的公司财务战略，要注重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内部环境分析包括：资本结构分析、营运资金状况分析、市场份额分析、生产技术能力分析等，为公司财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准确的信息；外部环境分析包括对宏观经济环境分析、行业分析、竞争对手分析等。公司面对的环境复杂多变，同时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也蕴藏在此环境之中，要全面评价公司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遇和风险，只有对公司内外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有效控制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三）建立财务战略联盟，加强财务战略联盟的管理
随着公司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以及克服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增强公司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就要求公司适当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或同盟者，建立战略联盟。联盟伙伴的选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关键是联盟双方要能做到取长补短，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同时要认识到对财务战略联盟的管理要比建立财务战略联盟更加重要，一个良好的财务战略联盟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建立一种和谐、融洽、平等的关系。
（四）改进成本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出现了信息及时反馈系统、作业流程电脑化、灵活制造、零仓储管理、网络经营等一系列新的生产和管理制度及新技术，产品寿命周期也缩短了，成本管理的重心从生产阶段向设计开发阶段的转移，战略型财务管理必须去研究和建立新的成本管理制度和方法与之相适应。
（五）建立预警分析制度
通过预警分析，可以了解公司竞争对手的目标和采取的战略，知己知彼。同时分析公司内部潜在的危机，以提早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保证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实现资产的最优化组合。
参考文献：
[1]彭娟.战略财务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