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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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一、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奥地利学派对于商业周期解释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是：货币理论。正如马克卢普总结的那样：“货币因素导致了经济周期”。在继承了维克塞尔将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观点的基础上，米塞斯认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并不一定一致”，但是，“货币利率迟早必须走向自然利率的水准”。这样，米塞斯研究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发生任何差异的一般影响”。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中这样写道：“虚假的繁荣由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和降低利率而到来……，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是由于信贷扩张带来的不合理的投资期导致的”。换句话说，非货币经济会达到一般均衡状态的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出清。
米塞斯总结了这样的情形，“情况是这样的：尽管当前生产并不增加，同时也没有延长平均生产期间的可能性，但放贷市场中所建立的利率仍以较长的生产期间为基础；所以，虽然就最后结果言其事并非适当和不切实际，然后生产期间的延长对于当时仍能提供有利的希望。但是此种发展将导致何种结果，无人会对之发生怀疑。最后终将出现一切可用于消费的维持工具均已用完，参加生产的资本品尚未转变为消费品的情况。”
所以，这种改变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并不是来自家庭储蓄的增加，而且由于政府导致的信贷扩张。如果不存在信贷扩张的行为，那么企业的投资就只能来自于家庭储蓄了。当中央银行注入资金的时候，投资支出就会大于家庭储蓄的总量。这时候企业家们获得资金变得更加容易，他们就会投资与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企业家们的这种大量投资扭曲了生产结构。因此，这种生产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并不可避免的崩溃，直到企业家们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能完成而且必须修正或放弃的时候。所以，周期的繁荣阶段为萧条阶段创造了条件：扩张内在性的导致了萧条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的第三个特征。
“上述情况尚不致表现为消费品的完全缺失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其所表现者，仅为可供消费品数量的减少，以及因之出现的消费量的低落而已。于是，消费品的价格上升，而资本品的价格下降。”由于过多的消费品需求将提高它们的价格，资源配置是颠倒的：后期生产的投资优先于早期生产的投资。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增加了对于信贷的需求。为了避免这种崩溃，货币当局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但是，银行的储蓄是有限的，以至于对于信贷的需求最终超过了银行过多的货币供给，这就推动了利率的上升，导致企业家们放弃生产计划。市场力量导致利率朝着与时间偏好和投资与储蓄均衡相一致的方向运动。
二、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解释
早在2008年之前，美国就经历了一次“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本应该步入衰退期。但是，为了防止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大幅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的6.5%一下子降到了2002年的1%。美联储用降息刺激了房地产经济，经济慢慢走出衰退。但是，代价也很大，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这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贷的无序扩张。虽然信贷的扩张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人为的繁荣必然带来衰退。在危机爆发之前，整体经济都会经历一个信贷扩张的阶段，而银行信贷扩张的手段就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的。
我们选取了从195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月度数据。从图中我们看出，美国联邦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6月曾经达到19.10%，为二战?Y束以?淼睦?史最高值。在从1980年9月至1982年9月长达24个月的时间里该利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准。在1981年6月达到历史最高值19.10%后，随后缓慢出现回落，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一致的。
一方面，正是信贷的扩张，无论信用评级的高低，人们都可以贷款买房，不该消费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有由于信贷的扩张，企业家就会开始错误的投资，不该投资的领域投资了。朱巧玲指出：“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又加剧了投资的程度，各种对冲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使得次级贷款项目改头换面，通过房贷机构出售资产抵押债券，这种高风险的房产项目转化成为追逐高额利润的投资银行所青睐的项目。投资银行又通过各种证券打包业务把风险分摊或者转移到其他保险公司及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奥地利学派语境下的企业家是利润机会的发现者和追逐者。”最终，在美国抑制通胀的情况下，人们还不上贷款，房地产企业开始倒闭，接着是银行，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蔓延至其他国家形成了经济危机。归结其原因，依然是政府信贷的无序扩张。
[关键词]中关贸易摩擦；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产品附加值
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的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本人将先简要分析中美建交30年来的贸易摩擦的艰辛历程。
第一阶段：单纯经济性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
这一阶段由于中美间存在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多数的贸易摩擦属于经济性质范畴内的经济性问题，由于当时中美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中方在贸易摩擦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因此摩擦的解决途径也基本遵循着“美方立案一中方解释一美方裁决一中方让步一双方达成协议”这一模式。这一阶段涉及的商品还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阶段：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2001年)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破灭，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恶化，美国对华贸易不再简单的以反倾销为主，而是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主要以限制防范对华的高新技术扩散，此外，还扩展到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以及入世等方面。这一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美两国经贸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主动反击和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提高。
第三阶段：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从纺织品彩电家具等微观经济局面向以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局面为核心的制度性摩擦阶段发展。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摩擦数和金额迅速攀升，已成为我国加大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上文提及的中美轮胎特保案来说，涉案金额就高达22亿美元涉及20多家中国企业，10万多名中国工人的就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上述三个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在随着双方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新的变化如下：
第一，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除了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逆差及知识产权等传统问题外，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也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益频繁。第二，对待贸易摩擦手段的日益多样化，集中表现为反倾销不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形式。保障措施尤其是特保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第三，贸易摩擦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多边摩擦现象日益增多，典型的是“中美钢铁保障措施”一案，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条款口实施的保障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同时还包括对欧盟、日本以及巴西在内的14个国家进口钢材采取措施。
二、中美贸易摩擦根源分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美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既有美方的因素，也有我国自身存在一些因素使然。
从美方来说：首先，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根据古典国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的基础。各国通过国际贸易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中获益。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就中美所处位置来说，美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处于底端部分。如果顺利按照微笑曲线的分部规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就不会这么严重了。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美国产业分工并不是完全按照微笑曲线所示，相反由于交易背后的利益所使，在一些传统部门，美国并没想轻易让出一些底端的传统产业领域。当这些传统产业受到外来产品入侵威胁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的采取保护措施，从而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突如起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制造无疑成了最主要的靶子，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复苏，美国加大对华进口限制。还有外加一些政客在其中搬弄是非，捞取政治好处，都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的政策。
从我国自身方面来说：首先，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决定美国对我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外贸的增长。其中，中美贸易在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占重要地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约10％的GDP来自中美贸易，与此相反，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我国的依存度相对较小。从另一侧面来说，大量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中美间贸易依存度的差异意味着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中美间不平等的贸易依存关系决定了我国在双边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国产品在美国频频受贸易管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国内企业“薄利多销”战略易引发贸易摩擦。我国企业为更快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多年来形成了低价出口战略，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美出口增速过快，容易授人以柄。以纺织品为例，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国内纺织业产能得到全面释放，对海外出口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美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总额高达65.6亿美元，较入世元年增长22.9％。2007年该类商品出口额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两倍至188.1亿美元。
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深入探讨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力求在今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摆脱不利的地位，依国际惯例争取属于我国自身的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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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钰，国际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财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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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时至2012年的春天，欧洲债务危机依旧愁云惨淡，全球经济复苏的失速更使愁绪四处蔓延，唯有美国经济不断呈现出凌寒独自开的相对强势。
IMF于1月24日公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最新预测数字显示，2011年末至2012年初美国经济出现的相对强势特征，有望延续并贯穿2012年全年，进而形成2012年“金融风险局部性高企，全球经济普遍性放缓，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整体趋势和经济格局。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1.8%的增长，虽然仅略高于2011年的1.7%，但却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呈现出增长率上升趋势的经济体。受债务危机造成的风险上升，金融动荡，贸易萎缩，内需不振等因素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以及主要区域大多呈现增长率下降的颓势。2012年增长预估值与2011年增长率的比较，显示出美国经济趋势方向上的“相对强势”；而2012年增长预估值前后两个版本的比较，则显示出美国经济于债务危机升级背景中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优势”。较之2011年9月的前一次报告，在2012年1月公布的最新报告中，IMF基于2011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风险积聚并爆发的最新情况，下调了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预期。2012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估值均较此前预期下调了0.7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却未发生任何调整。但是，2012年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却很难长期维持。周期性领跑是美国经济周期领先于全球周期的客观表现，是周期错位的“阶段性结果”，而一旦全球经济随后进入复苏力度增强的上升周期，周期错位带来的美国经济相对强势将逐步减弱以致最终消失，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功效则将带来新的发展格局。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2%，虽然继续呈现出复苏动力增强的趋势，但增幅恐将弱于滞后进入U形周期拐点的全球经济。2013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望实现3.9%、1.9%和5.9%的经济增长，较2012年增长预估值上升0.6、0.7和0.5个百分点，均高于美国经济周期0.4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
分析可知，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强势将减弱，其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强势将不可避免地引致美元阶段性强势，进而引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削弱贸易引擎在复苏阶段对经济的助力；二是全球经济周期紧跟美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多元化的力量将冲抵美国的投资吸引力；三是无论2012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依旧是美国十分困难的任务，美国消费增长的物质基础依旧不稳固，长期看，消费信心的维系和消费偏好的回归也将取决于就业市场的持续表现；四是美国房市一直在触底，却从未真正有效反弹，次贷危机源头市场依旧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始终没有消退。
对于欧美经济而言，“新常态”并非魔咒，而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事实上，不仅是欧美经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的高增长之后，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经历2008年危机后三年的财政货币再扩张之后，经由2011年的酝酿，自2012年开始也将迎来“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大致含义包括以下内容：一是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是经济与金融的两个最关键数据，这两个数据都将面临下降和增长中枢回落。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速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落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十二•五”规划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此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2年GDP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调至7.5%，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一“新常态”。二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比较优势所支撑的加工贸易仍将持续为中国贡献贸易顺差，但自2009年一般贸易出现20亿美元净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贸易已经各实现贸易逆差460亿美元、876亿美元。2012年前两个月即已经实现逆差373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的持续累积，将拉低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不仅如此，随着高达1.6万亿美元FDI存量余额在中国所获得收益的渐次汇出，收益项下的净逆差将持续拉低中国经常账户的总顺差水平。三是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经常账户总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币汇率逻辑性变化的基础原因。美元汇率是否走2002～2008年的贬值周期，则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转折变化的外因。四是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这将改变中国货币供应增长机制，并拉低M2增长中枢。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净逆差，中国未来经常项目总顺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是外汇占款总流入规模将出现台阶式下降的原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非常明显，就是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也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从内因讲，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以及社会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大幅度提升。从外因看，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与其被动被影响，不如主动适应应对为好。显然，这些都需要放缓增长率，予以调整是为可行。至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经济总量将接近15万亿美元，且会一路赶超美国。对于世界其它国家来说，中国7.5%的经济增速，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实现大约4%的经济增长率。当前中国每11.5周所创造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一个希腊经济。就此看来，GDP增长放缓并不会阻碍改革，而是实现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要实现速度有所趋缓但更均衡，更具可持续性，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坚持改革。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关键词：风险特征；风险隐藏；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19－05
一、引言
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与经济低迷期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经济高涨期的风险容易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所忽视，这是因为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资产价格上升对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具有刺激性，并对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这些风险在经济低迷期间表现为金融机构庞大的不良资产的积聚，企业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国民财富明显缩水，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经济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识，从政府到企业普遍采取收缩性的措施。由于这此措施是滞后的，加之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存在过度反应，化解风险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额的，超过了任何一家机构投资者所能承担的限度。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贷款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救市(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以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这种事后的处置风险方法让央行和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弱化了市场的约束力，并向市场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不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大面积的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失业率提高，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比风险的事后处置更为有效。在经济高涨期要揭示风险，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为此，要深入研究经济高涨期间的风险特征，研究风险隐藏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让投资者承担风险的金融体系。要密切关注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对负债率上升的市场主体和高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制度约束。本研究试就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特征，风险隐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作一探讨。
二、经济高位运行期间的风险特征
(一)资产价格加速上涨，且与投资品、消费品价格指数呈现“共振”现象
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伴随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突出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2年内上升了接近3倍，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达到33.62万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了7.77倍，“股票总市值/GDP”这一比例在140％左右。这对于主要由银行体系承担融资功能的经济体来说，非常值得关注。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较快，近几个月来更呈现加速上涨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7年4月份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5.4％、6.4％、7.1％、7.5％、8.2％、8.5％、9.5％，环比涨幅呈逐月扩大趋势。
资产价格与投资品、消费品指数的“共振”，是当前经济运行所处周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经济周期划分方法，19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次经济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阶段。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同步性往往较小，甚至出现背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价格同步波动对于经济体系的损害。而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出现了实体经济的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二)银行信贷扩张行为约束乏力，期限错配风险上升
银行的经营行为往往具有“顺经济周期”倾向。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而当经济运行开始逆转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并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据央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发放的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占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增强，经济行为出现高杠杆化倾向
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主要决定于收入状况以及对收入状况的预期。在经济上升期间，未来收入预期向好，居民往往在当期消费决策中考虑了未来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贷行为支撑当前消费。
企业预期整体经济向好，市场需求旺盛，为了加大供给，倾向于增加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在自身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因为预期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不惜举债经营，使企业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
金融业本身便是一个高负债经营的行业，而各地金融机构近年来存贷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中的高杠杆化倾向。
高杠杆化的出现，与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有关，也与市场主体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以金融资产为例，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价，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价格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边际收益递减。而金融资产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其价格是预期收益贴现到当前时点而形成的，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市场主体的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现实中，由于“繁华预期”的存在，居民和企业等主体存在“乐观心理”与“过度自信”，随着经济的高涨，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断上升，从而愿意选择性地忽视风险，而对投资对象给予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隐藏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是极易被隐藏和忽视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具有突然性，非常关键的原因是金融风险很具有隐蔽性。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资产价格上涨时期对企业投机的刺激，以及资产市场吸收流动性造成通胀效应不明显等原因，导致风险被隐藏和忽视。
(一)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消费和投资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出，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1、资产价格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 0＜a，b＜1
(1) 式中wR为财产收入或称非劳动收入，a为财产
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该理论，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终身财富，包括工资收入YL，家庭财富WR。于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同时由于人们的预期作用，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促进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之为正的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为负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以美国为例，股市财富每增长1美元，会使相应的消费支出增长0.04美元，即正财富效应约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财富萎缩促使消费萎缩的幅度远大于上涨的效应，负财富效应达0.07(刘建江，2002)。
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值效应影响企业投资。托宾Q值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重置成本之比。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托宾Q值，使得投资新的工厂成本低于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价格，因此企业就会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则会更愿意通过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形式扩张规模，从而减少投资。
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企业投资。企业投资资金的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和证券市场融资外，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贷款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对企业净资产的评估以及银行自身的状况。若资产价格不断上升，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得到改善，促使银行加大放贷规模，刺激投资。若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净资产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那么一方面企业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增大，双方都会趋于谨慎，于是信用收缩，投资减少。
2、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们借用上证综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来分别代替资产价格、消费和投资来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以1998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来讨论。1991年至1998年，股市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处于下降阶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总体处于上升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处于上升阶段。这说明我国资产市场价格对消费和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性，同时消费和投资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进一步，我们分别对两个阶段的上证综指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综指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相关性分析。在资产价格总体下降阶段，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8、0.822；而在资产价格总体上涨阶段，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312、0.626。这更进一步说明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下降时的敏感度远大于资产价格上涨时的敏感度。
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出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以1998年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两个阶段表现出高度的不对称性。
(二)资产价格上涨对企业投机行为的刺激
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过程中投机性和庞兹性(ponzi－financing)企业的增多容易积聚和隐藏金融风险。Minsky(1982)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虽然预期的总收人大于债务额，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偿还的债务本息的，这类企业需要通过变卖资产或借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第三类是庞兹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而在短期内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债务本息的，而且偿还债务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来较远的某个日期有高利润收入的基础上的。
在经济繁荣期，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上升，市场融资条件因为对经济个体的良好预期以及贷款人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宽，大量资金就流向了投机性的企业和庞兹性的企业。在未来预期良好，资产抵押物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于是这两类企业的贷款风险会被隐藏和疏忽，从而使得风险被隐藏。
我们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额和固定资产折旧来代表企业的现金流，我们发现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的比率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不断增多，且现金流中长期贷款比的波动基本与上证综指增长率波动一致。进一步，比较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比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两者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资产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的增加。
(三)资产市场对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
货币具有执行资产的职能。货币数量理论表明，当货币的流动性高于经济的需要时，会抬高物价水平。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则物价指数往往会保持稳定(B0rio and Lowe，2002)，美国历史上最大两次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前期间(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着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而这个期间也正是风险被隐藏和不断积聚的时期。贾玉革(2007)研究说明，居民持有货币不仅是用来执行货币交易媒介职能，也用来执行资产职能，研究发现涵盖交易媒介与资产双重职能的货币需求在1997年开始更拟合我国M2的年度实际增长率，这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中执行资产职能的部分正越来越明显。
资产价格上涨吸纳流动性，导致低通货膨胀。我们用修正的费雪等式来表示货币的资产职能为：
MV=PT+S(2)
即货币需求不仅满足实体经济PT的需求，也要满足资产对货币的需求S。对式(2)求导数，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得：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增长率+资产价格增长率。在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未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会吸收流动性，而造成低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国的CPI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涨的关系，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5，表明两者是负相关的。
四、经济高位运行期间治理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
(一)构建信贷市场与资产市场的防火墙，防止虚拟经济风险向实体经济扩散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
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左小蕾，2007)。我国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价格的持续膨胀，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由于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只要这种传递是市场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来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的、有防火墙的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在理论上，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存在着有效的流通渠道。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在金融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协同发展，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设立风险过滤机制，建立风险的防火墙，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和资金的合理流动，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无约束地传递给信贷市场。因为大量信贷市场资金违规无序地进入资本市场，会出现股价的放大机制和信贷投放的自强化现象。一旦股价暴跌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信用的“链条”会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而且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传播，当这种金融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要建立风险能足够地被过滤，使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有效的事后纠错机制，将虚拟经济泡沫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
(二)向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增加风险管理工具
从世界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类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现出机构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工具多样化等特点，经济金融化、证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资产证券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资产证券化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通道，构建金融结构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期限结构，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投资者的选择，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因此，推行资产证券化是一项银行、投资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赢的金融创新。
从我国金融市场情况看，在当前经济高涨期间，资产证券化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环境的变化使其所产生的收益无法满足投资人的需要，特别是对银行来说，缺乏生产、出售和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全部从贷款收益中产生，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是完全市场化的过程，投资人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对其提出收益率回报要求。在市场普遍存在升息预期的情况下，投资人对收益率要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池产生现金流的实际增长幅度，因此，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明显不足。所以，当前的关键是要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使银行有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使机构投资人有购买产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货币持有者为机构投资人，给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没有市场主体对金融工具的自主选择权，就没有资金的优化组合，没有风险分散的有效渠道(吴晓灵，2006)。财富的增值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风险的管理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说，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沉淀着庞大的货币资金持有者，金融体系应为广泛的货币资金持有者搭建一个能够提供多种选择的平台和机制，使其在实现自我财产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资金的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别是要推动非银行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去认购优质的金融资产，比如国债、央行票据、贷款证券化资产等。因为，购买货币市场的产品对银行与非银行投资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对货币持有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比银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间，而且风险更能有效控制。
货币持有者自主选择权增加，给金融体系带来深层次的变化。对银行来说，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加快了银行存款的分流，这使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了挑战，负债约束逼迫银行出售贷款资产，促使其创新金融产品，增强其生产并出售金融产品能力。对利率制度来说，随着货币投资者资金配置和管理能力的增强，货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得到了推动。对银行间市场来说，由于银行主动创造了更多的证券化产品，丰富了市场品种，并进一步吸引更多货币持有者进入市场，包括银行自身也更多地作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既出售产品也购买产品，形成市场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关键词】当前 世界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 分析
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现代高新科技的推动下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经济已经从以前的单独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指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 以世界市场形成为标志，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不仅仅加快了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而且大大的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机遇。然而美联储酝酿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消除，日本“安倍经济学”负面效应突出等发达国家的的经济政策风险，给世界经济前景带来诸多潜在的风险。
一、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概况
（一）发达国家及组织的经济特点分析
（1）美国的经济特点分析。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经济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形势，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下面就美国经济的当前形势进行分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使世界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动荡。由于美国的金融风波在全球迅速发展，使得英国、德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组织纷纷向银行投入大量的资金以挽救本国的金融银行系统，使其受到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到最低。为了减少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正在制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构框架，主要内容有：让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美国国债相关证券自然到期，并脱离其资产负债表；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充分运用其他金融手段，例如允许银行将存款长时间放置美联储；对超额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逆回购协议来稳定利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大众失业率有所降低，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欧洲的经济特点分析。世界上可以与美国经济体系抗衡的经济体系并不多，欧盟就是其中一个。在欧洲，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一共有17个，但是这1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太大，这就使得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2009年爆发的欧元危机影响持续深化。去年，欧元区的低收入国家希腊为了减少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惜向欧盟总部借债，不受约束的大量支出，为本国民众争取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机遇。在这期间，虽然希腊民众的工资上涨速度飞快，但是其消费入不敷出，使得国家经济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从而令全国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无法按时还清向欧盟的贷款，希腊也就无法继续借贷，使得国内银行没有资金可供民众消费，国内一度民怨沸腾。欧元区统一货币的本意是使得各个国家平等发展，逐步减小收入差距，但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不仅没有减小这种差距，反而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
（3）日本的经济特点分析。当前，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也随着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有了缓和的迹象。但尽管在短期内，安倍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宏观方向看，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以及高额的公共债务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从微观方向来看，民众消费税上调、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安倍政府提出的经济学主要是指预先创造通货膨胀现象，当消费者预期察觉日本物价要上涨时，对于一些本来要买的商品，就会尽快的去购买，因而积极的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正在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消费税上调将使经济增速减缓、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日元汇率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而且，“安倍经济学”从实施以来，日本国内的国民储蓄率不断下降，企业固定投资增速出现疲软态势，这些现象都可能导致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特点
虽然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是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呈现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组织的经济增长势头稳定，实现了稳步发展，这些国家和组织就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系。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系包括中国、印度和东盟等。
（1）中国的经济特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渐提升，无论是从经济，人口，还是从科技，军事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也肯定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着，从过去的贫穷国家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在全球中有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这几年，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的宏观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衰退周期逐渐转换为供给调整周期，并正由高速增长逐渐由中高速增长转变。关于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所以，增速放缓是必然的事；成本要素水平明显提高。由于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而且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力度大大加强，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市场需求不足。国内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现象在某些方面已经凸显出来，消费市场停滞不前，出口需求也有所减少，所以消费市场的萎缩也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2）印度的经济特点。虽然印度的经济形势目前呈现一种疲软的态势，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向世界发出维持巩固宏观经济的决心。并且积极的设立内阁投资委员会、对一些拖延已久的项目进行重新协商、通过网上拍卖应收款项为中小企业提供自由资本和低利率的贷款，这些措施会大大提升印度的投资潜力，继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高回报的金融产品有可能阻止印度储蓄水平下滑，从而尽可能降低这一轮经济危机对印度的影响。
二、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提出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贸易
虽然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强国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话语权仍有重要的地位。国际石油、黄金、粮食等交易仍然以美元为单位。这次的金融危机虽然使得美元贬值，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对策可以有效的阻止经济增速的负增长。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有能力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到那时候，世界经济就有可能走出低迷的态势。
（二）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交流
当今的世界经济贸易呈现多元一体化的趋势，要想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稳定发展，就要联合各方力量，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在国际贸易中，除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外， 各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加强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强化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间的交流等，对建立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都极大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而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就是欧元，但是欧元区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而自顾不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扩大实行人民币互换的范围，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
关键词：经济学 金融危机 解读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18―06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
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
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5]陈彩虹，美国金融危机与我们[M1，读书，2008，(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