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8 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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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10-15+35+87.
[2]张.论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续性[D].吉林大学，2011.
[3]姚晓磊.金融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D].吉林大学，2014.
[4]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10，04：3-20.
关键词：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 国际经济
一、全球经济的逐本溯源
全球经济，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方向与进程的双重属性。所谓全球经济的方向属性，意即立足于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经济局面的角度。所谓全球经济的进程属性，意即现阶段的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着生命力的概念，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还有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种种的不确定性。
（一）前全球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的萌芽
追溯历史，人们曾长期处于一种闭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经济形式单调，集群意识淡漠。直到原始社会后期，个别地区才出现了部落内部或族群之间偶然为之的商品交换。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生产原料的进口。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贸易通道逐步开通。16世纪初期，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正待萌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经济最终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又反哺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日益成熟，初显环球同此凉热。而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可视其为全球经济的萌芽。
（二）全球经济的形成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步发展
全球经济存乎于全球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全球经济以及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经济全球化历经了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要素跨国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全球经济的对应形态，连贯起来，亦演绎出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
第一，贸易自由化与商品全球化发展阶段。1948年1月1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为战后消除国际贸易障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增速显著，全球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场兴起并日渐成熟。
第二，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全球化发展阶段。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经济资本全球化过程的动力来源。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搭建起庞大细密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越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均已形成。2与此同时，各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银行业与工业中的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全球经济的要素――全球资本，逐步形成并稳步发展。
第三，经济要素跨国化与生产全球化发展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产业革命，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寡头巨鳄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促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它不仅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也为全球化生产准备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获得了大发展。原有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国际分工转变，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全球生产体系。
对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并无时间上严格的界限，仅仅是经济在全球维度发展经由商品市场扩大、资本跨界、生产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现的一个大致的时序，各个阶段逐次出现并继续发展而并无替代。换言之，当今全球经济似已超越了三个阶段，却将三个阶段渐次出现的特征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还包括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类问题的全球性蔓延，而这种蔓延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现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例如第二阶段所涉及的资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在世纪之交接连不断的金融风暴席卷之下已然成为当代全球经济的焦点。
二、全球经济的概念界定
全球经济，学界迄今尚无确切定义，由于诸如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等类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就立足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本身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国际经济，是指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围内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国家之间商品贸易、金融投资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等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意即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界限，扩展至双边抑或多边，但视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经济，是指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其视野所及则是全局性的。
就出发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又显示出了共同性。无论是强调经济发展国际化延展理念的国际经济，还是强调各国经济活动总和的世界经济，都是从民族经济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换言之，相对而言，无论是带有整体意义的世界经济还是带有部分意义的国际经济，在研究视野上皆存在着局限，而这种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视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成为一种必然。
（二）区别于国际经济的全球经济
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无论就内涵抑或外延均有着一定的相似度，但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称国家间经济，相对于民族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领域、标的范畴指向性强，特征明确，因此其概念也相对明晰。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相类似的，国际经济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分配、贸易、投资、服务等多种形式，需要应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相关的各种问题。但与民族国家经济不同在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层面提升到了国际层面，对于相关经济问题的应对是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引申和扩展，经济运行的范围更广阔，由于每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体系的差异，因此国际经济交流更为复杂。
国际经济虽以国家间的经济形态而得名，但民族国家仍居主导，其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下所维护的主体利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一点，恰恰展现了全球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区别。换言之，全球经济时代，即便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立场和出发点已然与国际经济产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如果说民族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好比是一个理性个体，那么，他们从事任何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经济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利他”色彩，虽也是在追求净收益最大化，但出发点却不再囿于个体，而上升到了整体利益的高度。
言及经济，无外乎治理。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全球经济，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难度及效度而言，则大相径庭。“脱离社会背景的全球市场是难以调控的，即使在调控者有效合作和他们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全球经济需要构建能够应对全球市场复杂状况的既有效又统一的超国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状态下，民族国家的第一主体地位如若被颠覆，进而这种构建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以此模型展开治理就更无从谈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国家仍为主体且其国内政策权威不容颠覆的国际经济面临治理问题时便从容许多。
国际经济带有一种“国际化”的倾向，而全球经济则带有一种“星球化”的倾向。国际经济，强调交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规模（跨越国界）的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投资、服务、经济观念等的流动。且流动的数量、范围和频率上，一个地区更多地影响到另一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全球经济的“星球化”倾向则是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展露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国际公司，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企业集团，各子公司或部门保留着较高的独立性，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动机就是为本国的民族国家经济谋利并以本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为基本约束。与之不同，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它是真正的无固定地点的资本，没有具体的民族国家身份，实行超国家的管理。贸易方面，纯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便落户于哪里）；金融方面，通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场的力量来支配，不必听命于国家的货币政策；生产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流通顺畅；运作方面，通过高透明度的全球经营为全球市场服务，致力于建立和谐的全球市场秩序。简言之，跨国公司不再像国际公司那样，受到具体民族国家政策的干扰，甚至不再受限。国际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区别也印证了以之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在参与者权限方面的分歧。
（三）区别于世界经济的全球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著述中，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均系高频词汇，但却普遍存在着通用、混用的情况，很多学者甚至完全无视二者区别，这样的做法不免偏颇。虽然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在立场、主体、问题及趋势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差异仍不容忽视。
《经济大辞典》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 对此，可作下解释：第一，世界经济是由各国市场经济基础上构成的复合型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第二，世界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的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是由各国在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二次再生产过程”。第三，世界经济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运作的有机整体。下面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使全球经济的概念在前述比较所得结论基础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从世界经济的三层次内涵入手，逐点对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作以比较。第一，与世界经济相类似，全球经济亦为一种复合型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而这种“复合”的意义却与世界经济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世界经济是一般社会经济的类别之一”， 那么全球经济则应该是一般社会经济的最高类别。全球化发展至今，全球经济的涵盖力和调控力的应运而生、应运而长有目共睹。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理论的突破与质疑似可从侧面予以印证，从仅仅立足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对外贸易的“H-O定理”，到质疑 “里昂惕夫之谜”而主张将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贸易壁垒干扰及消费偏向等“局外”因素纳入到贸易体系当中，再到“离岸外移理论”提出欲明辨经济全局需要微、中、宏观多维思考的观念。世界经济的宏观视野日渐突出，但较之全球经济仍相去甚远，分析视角的局限导致世界范围经济全局关乎效率、公平的问题仍难于解决。第二，与世界经济不同，全球经济不再是民族国家经济外部联系的“二次再生产”，而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再生产体系。全球经济所关注的，是多维经济领域内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再是单纯地将局部经济的个体效能予以简单叠加。第三，虽然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全球经济的行为主体仍然不能够将民族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与世界经济比较起来，全球经济活动将以可以统揽全局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组织为主体，而这种独立主体的立场更为中立，境界更高。
从时间上来看，世界经济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当此之时，全球经济仅仅是萌芽，全球经济理念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生的，相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在经济领域，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全球经济呱呱坠地之时世界经济已年过期颐呢？首先，二者的产生均借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19世纪60-70年代与20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当然是相去甚远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识。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统一的世界市场出现，交换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经济生活中的资本、货币等领域也逐步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全球经济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生产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所带来的是全球化，在规模、深度、广度、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动之下，生产力水平远胜从前，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覆盖全球的贸易及要素流通网络，高起点平台的搭建为全球经济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通过同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在全球经济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长历程中，全球经济的内涵在不断地充盈完善。所谓全球经济，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满足人类社会整体性需求、优化配置世界市场要素资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性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及其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及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
三、全球经济的特征
全球经济并非各个民族国家国内经济的外部延展，亦非国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简单加合，而是一种经济范式的重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包含着微观、中观、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具备其独有的特质，也对整个世界的前行发挥着基础性的多重效能。
（一）规范的市场性
全球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亦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以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遵循市场经济规制，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其一，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中，“无形指挥棒”指挥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各种协议，发生各种经济联系。其二，机制市场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商品价格、利率等重要的经济参数更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自由调节，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经济参数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场运行由经济规律指导，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的特质，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诚然，规范的市场性作为商品经济的特征无谓新生，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却是不容忽略的，另则，更高层次的规范性和市场性也是以往经济形态所不具备的。
（二）多维的复合性
全球经济，是民族国家经济、国家间经济、跨国家经济及超国家经济等多元复合的有机体系。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已然具备微观、中观、宏观各个不同层次的多维经济视野，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多元主体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组织、跨国集团以其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还体现在目前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性地位的民族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新兴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
（三）高度的整体性
全球经济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首先体现于商品。全球经济是较世界经济视野更宽泛、层次更复杂、境界更高旷的商品经济，表现在全球经济所涉及的全部经济范畴、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都积淀于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程序都渗透着商品经济的特性。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无非是从商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到资本全球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蝴蝶效应”，再到生产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这也正是全球经济特征逐步凸显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内涵丰富，是一个兼具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概念；具备微观、中观、宏观的多维视野；既是一种经济范畴，又是饱含生命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时载体。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表征，表征着未来全球经济的态势和走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维度。
参考文献：
[1]刘淼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英】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字：证券市场 宏观经济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judge the world, the methods of macro 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ment method, the macroeconomic judge.
Key word: securities market macro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图分类号： 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绪论
如今，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并且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成常态，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大至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波动中都不能独善其身，因而，正确掌握全球宏观经济的状况显得十分必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状况，有利于政府机构采取及时、相应的政策，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波动，减少其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现行的宏观经济判断方法大多是基于传统经济学原理的经济指标方法，基本上都是以一国为单位，各自监测，且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点，其经济指标的制定标准和统计时间亦有所差异，这就造成了对宏观经济监测的片面性和滞后性，因而无法比较全面、准确和及时地判断当前的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但是，被称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因为能够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维度，客观上为观察和监控经济的运行状况提供了直观的指标，并且由于证券市场运行机理的特点，其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也优于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指标。基于传统宏观经济判断方法的缺陷及证券市场的独特优越性，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判断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方法――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2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此方法就是在全球股市中选取若干比较重要的证券指数，作为一个评价群体，并对群体样本指标月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月数据平均化，得到群体证券综合评价指数作为评价全球经济状况的指标。步骤如下：
2.1群体样本数据统计整理
选取世界比较重要的证券市场指数，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指数、金融时报指数、加拿大指数、法兰克福指数、瑞士SSMI指数、澳洲综合指数、深证指数及巴黎政商指数等共计9个指数作为群体样本，研究时间为：2007.05――2011.10。由于数据繁多，篇幅有限，在此只列出深证指数（公式中的A）、道琼斯工业指数（公式中的B）及日经指数(公式中的C)三个证券指数，所截取时间区间为2007.05――2008.05。
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经济指标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其公式为：（公式1）利用公式1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标准化之后，得：
2.4判断分析
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在EXCE中可以生成一条平滑的连续曲线，由曲线的走势，可以分析出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即上升、平稳或衰退。当曲线处于30%线以下，说明全球经济处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恶化；当曲线处于30%与50%线之间，说明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当曲线处于50%与80线，全球经济运行良好；当曲线位于80%线之上，则说明全球经济过热，存在泡沫风险。
根据证券群体综合指数生成的变化曲线，如下图：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经济变化趋势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10――2009.0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下行通道，预示着世界经济也处于下跌趋势，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全面衰退。其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开始向全球范围蔓延，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每况愈下，步入衰退；在2009.02――2009.1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上行通道，说明全球经济开始上涨。回顾这段时间：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经济开始复苏，全球经济处于上升通道；在2009.12――2010.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平稳阶段，整体经济状况平稳。
（2）从经济状况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05――2007.12时间区间，全球经济状况处于高位，经济过热普遍存在，泡沫风险已经显现。从2007.10起，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泡沫逐渐破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2008.11――2009.04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处于最艰难时期。在2009.05――2011.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整体水平疲软，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3结论及应用
通过利用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分析得出的全球经济状况与历史情况是客观相符合的，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判断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势?
中国经济能否拉动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继续受到去杠杆化、贸易保护主义、消费下挫的困扰。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喜忧参半,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经济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去杠杆化盛行,贸易额急速下降。美国去年12月份进口额为1737.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031亿美元相比下降13%左右。而中国1月份进口额比上年同期骤降43.1%,更能反映国内需求情况的一般贸易进口也下降了40.1%。美国非农工作岗位连续三个月丧失60万个,去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将增加1.2%,时至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美国经济一季度将下挫4.6%,奥巴马含糊不清的救市政策成为替罪羊。
但另一些数据显示经济有企稳迹象,主要反映在信贷利率、制造业指数和海运指数上。1月份,美国零售额“意外”增长1.0%,而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为下降0.8%。在美国、欧盟与中国三大经济体,多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均在1月份小幅上扬,预示着制造业活动的收缩势头可能正在放缓。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回落,银行间的三个月短期拆借市场利率与联邦预期利率之间差额缩小,这意味着,企业的信用逐渐恢复,一些信贷市场正在解冻。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对提振全球信心功不可没。衡量原材料海运成本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航运指数(Baltic Dry Index),1月份较去年12月份的22年低点反弹了1.5倍以上,这个指数受到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强烈影响。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在增加,中国电力企业为了与煤炭企业博弈,转而从国际市场进口煤炭。所有这些,都表现为经济景气的复苏。
目前,全球经济的反弹是由美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复苏,由中国经济的刺激计划促成的,而全球经济能否走出低谷,有赖于以下两点:一是美国国内的资产去毒化过程接近终点,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坏账危机,或者由政府成立坏账银行接收坏账;二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国内经济转危为安,进而通过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拉动全球主要经济指标,使全球经济走出紧缩周期。
中国经济不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虽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但全球经济的心脏仍在美国。美国此轮紧缩与消费的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受挫,如今美国经济形势虽然走出最坏阶段,但仍处于紧缩周期。
中国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不过可以判断,目前的复苏是短期反弹。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一些资源性行业暂时好转,如一些钢铁企业受惠于基建计划,在春节期间减少铁矿石库存,春节后增加了进口。粮食、有色金属等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钢铁大用户的房地产业景气复苏缓慢,有色金属与钢铁的产能没有全面恢复开工。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与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虽然政府在花大气力提升社会保障系统,但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以上,资金密集型大企业、大项目受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经济份额中占比达到70%的民营企业仍在泥潭中挣扎。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缺乏一套明确的、经过实践检验和详尽论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
结构性失衡可能加剧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辅之以切实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在短期的提振作用过去之后,结构性失衡会加剧。
我国扩张的信贷、投资,基本上都投向了大企业、大项目,而这意味着资金投入不能带动相应的就业、消费,更无法缓解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
我国信贷中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信贷被用来“以新还旧”,表外贷款进入表内,在总量1.5万亿元的非金融公司贷款中,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到了41.6%和34.9%。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央行将主要贷款投向了政府项目,票据则被视为一种无风险信贷,显示出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至今仍占上风。企业活期存款占到八成左右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出现了自2008年4月以来的连续第9个月增速下滑――截至1月末的M1余额为16.5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8%,增速低于上个月末的9.06%,跌入了1997年有货币量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完全反映出,除政府投资以外的企业投资活动继续萎靡不振。
央行在压力之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激进的态度发放信贷,但通过具体数字我们了解到,大部分贷款去了大项目、大企业,这相当于政府自己给自己担保、自己给自己放贷。对于大部分仍在资产负债表中挣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他人院里的果实,与自己无关。信贷放松了吗?放松了。大部分企业受益了吗?没有。
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政府项目往往效率较低。如果资金无法配置到高效的企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面临下降态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会上升。
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5%,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居民消费贡献受挤压,目前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居民消费不能跟上,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即使在政府投资初见成效的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遮盖不住。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钢材价格是国民经济的领先指标,去年6月底7月初,钢材价格见顶,到9月底前缓慢下跌15%左右,国庆节后暴跌30%。宝山钢市指数去年12月初达到868点后,逐渐反弹到933点,目前已经开始下滑。这个指标,值得关注。虽然经过政策强心针的刺激,全国钢铁企业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复工情况良好,河北省12月钢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钢铁大省如山东、湖北和上海市的产量都萎缩了二至三成。
出口钢材量下降,一月的钢材出口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全国库存在去年10月达到低点后,很快回升到历史高位附近,上海等地的长材出现压港卸货的情况。由此导致钢铁价格经历了下降、反弹、再下降的过山车。可见,通过刺激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库存,但长期的去库存化,只能依赖于以下两点:全球消费形势的好转,国内居民消费提升。
此轮提振经济中最有新意、最积极的举措是,通过家电下乡、医改、房改等方式,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此轮提振经济举措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大企业、大项目独得其利的情况没有丝毫扭转。我们无法想象,日益垄断的企业对应着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相比而言效率比民营企业更低的企业主导着中国经济未来,而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70%的民营企业,却只能依靠民间信贷与自有资金扩展规模。
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辅之以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冲出难关,前提是,全球经济不再螺旋式下跌。否则,产能过剩的障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对于2009年,我们要有继续备足粮草过冬的心理准备。
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变得富有。为什么这样可能有效？
事实上，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续性的易赤字和盈余，最终却难以持续，难以为继――这源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消费太少，储蓄过多。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所有国家经济体的易赤字和盈余之和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导致该国易顺差，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将产生易逆差。
然而，仅仅因为顺差和逆差相关，就认定中国要对美国的易逆差负责是可笑的。此外，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动态的福利。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只有先进行自我积累，才能产生投资基金，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来说，高储蓄只发生在各种社会福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经济失衡不应该被视为双边（中美）的问题，而是全球多边问题。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易赤字和中国的易盈余推出相关法案，以期调节失衡的全球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对中国的进口物品收取惩罚性关税，不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地位等等。一些观察家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压力，中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将很难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迅速增加的消费仍达不到预期，特别是在投资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难题。
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致富！首先，如果我们看中国那些人均收入超过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费速度已经快于工资收入和投资增幅。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国的6%。这表明随着中国收入的增长，其整体的储蓄率自然会下降。国际社会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采取惩罚性政策延缓其经济增长。其次，如John Ross告诉我们的那样，投资也会产生需求。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对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可以帮助西方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以此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有着较高的投资与收入比例，但要注意，这个比例如此之高，不只是因为它的分子在增大，而且还因为分母仍然如此之低。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动态分析中，变量是人均资本，而非单位平均资本。也许很多人可能会怀疑我在研究中国时所使用的统计数据，间接的证据表明，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有增加消费的意愿，也有增加消费的不安。
在全球经济一片萧瑟之中，中国经济被寄予了厚望。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该扛起全球经济复苏的大旗。
这种看法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受用的。之后，中国恐怕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从未受到过这样的重视。
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受到的重视显著增加，不论是在IMF体系内的权力重新分配中，还是在近年历次G20会议商定如何拯救全球经济的场合，肯定少不了中国。各国的一致共识是：不能在中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来空谈全球经济复苏。
6月，中国提出向IMF增资430亿美元，不过是金融危机后增加国际话语权的一系列交易的一部分。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成为全球的主要发动机呢？中国是否就要从此扛起全球经济复苏的大旗呢？
在笔者看来，中国大可不必将此重任揽在身上，中国扛不起、也没有必要来扛全球经济复苏的大旗。扛大旗既需要实力，又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轻易不要去当这种“老大”。
首先，看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能只看规模总量。
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开始稳步增加。根据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基于汇率）是3.71%；2010年，中国经济的比重上升到9.40%；2011年更达到10.48%。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的比重会更高一些。
但即使如此，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并没有达到至关重要的发动机的程度。如果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结构问题，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并未有效地转化为中国国民的财富增长。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资源消耗和增长质量因素，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就更要打折扣了。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内部问题。中国经济必须提高效率，而这依赖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调整。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减速的因素。前大摩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最近表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是一场押注欧洲的豪赌，不过这场豪赌现在形势不妙。占据着中国终端产品出口市场最大比重的地方是欧美，对发达国起伏不定的需求波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始终不能免疫。IMF的研究显示，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被低估了，有60%～65%的地区内贸易数字其实是“半制成品”——由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生产组件，再由中国大陆进行组装，最后的制成品却是出口到西方。其结果将是，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将因为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危机而减速。按罗奇的分析来推理，由于中国的内需和消费并不畅旺，外部需求的冲击将成为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2007年7月以来，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加深，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引起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这场风暴先是摧残了华尔街以及全球重要金融机构，导致美国五大投行、两房公司以及AIG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以及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目前又开始逐渐影响实体经济中的房地产、汽车、IT等行业，使得失业率不断走高，消费支出快速减少，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是什么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破坏传导效应，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经济又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全球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结果
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发因素，是美国次级债务引发的金融领域信贷危机。然而，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信贷危机在全球的迅速蔓延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金融领域扮演的主导角色有着密切关系。同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点与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调整阶段不无吻合。
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回顾美国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看出，美国的发展与停滞，与全球经济的上行及减速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主要原因是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性已经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通过周期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研究未来经济走势的一个重要方法。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扩张期后必然伴随着一个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的调整期的到来。
下面我们来分析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美国经济发展周期状况：
美国GDP调整的年份发生在1973-1974、1981-1982、1990-1991、2001-2002，一直到近期我们预测的2008-2009年。从中可以看出：
1、经济周期时间上，8-10年美国经济便会出现一次调整，从而带动全球经济步入调整；
2、调整幅度上，1982年的调整幅度较大，由于当时两次石油危机聚集的恶性通胀导致经济生产大倒退，其余年份调整幅度都在1%之内；
3、调整时间上，每次调整时间都维持在2年左右；
4、调整原因上，全部是由于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导致。其中，1973-1974年为第一次石油危机、1981-1982年为第二次石油危机、1990-1991年为日本、俄罗斯、拉美等危机集中爆发、2001-2002年为网络泡沫破灭、2008-2009年为次级债危机。
综上分析，结合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本次经济低迷是在经过2002-2007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一个必然调整时期，本次经济调整即使不由次级债危机引起，也会由其他方式爆发，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在此时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全球经济面临调整
低迷状况还将持续
按照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一个经济周期要经历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经过前一阶段2002-200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必然面临一个调整阶段。
从近期各国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已经逐渐蔓延至实体经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和增长放缓已经不容置疑。欧元区和日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率为负值，正式出现了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的GDP下降0.3%，美国已经宣布2008年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之中，从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行业到房地产业、汽车业等实体行业，整体的不景气还在深化。
这次金融危机会带来大萧条吗？从当前情况看，此次危机规模很大，但和以往的危机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在应对措施上有很大不同。一个鲜明的特点是，这次危机出现后，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迅速采取了果断的大规模救市计划，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抵御金融动荡。同时各国协同连续降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经济。虽然如此，要使经济脱离严重的衰退、迎来复苏，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发展的阶段，随之而来的萧条不可避免，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在2009年延续目前的调整，进入衰退阶段。如果当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足够有效的话，全球经济可能在2010年逐步复苏，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并存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实际已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宏观经济层面，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外汇储备可能的缩水、外贸出口的减少、经济增长的减速。在经济微观层面，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这就是大批低附加值中小企业面临困局，目前已经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其中出口型纺织企业就已倒闭上万家。显示金融危机正冲击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而企业倒闭增多，将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影响力不断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如果说过去30年里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里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日前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4/1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对我们来说，要紧的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此，而是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以中国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以中国广大劳动力、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中国经济现在表现出全球最强的外向型特征，而这种外向型特征与其他一些出口替展战略的国家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是“国外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在中国经济获得10%以上的增长率、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奥迪、丰田、本田。在一些凭借资源垄断的行业依靠持续的价格上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那些真正代表着技术创新行业的企业利润却在不断地下降乃至陷于亏损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才免强维持了生存。总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一样的国际地位。没有拥有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充分的竞争力，只是依赖于衬衫、玩具的出口而换成膨胀的外汇收入，我们仍然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视。美国人、欧洲人、就连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极端傲慢的姿态，根源大抵在于此。
一、全球经济权力转移加速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经济权力无疑是权力构成的最核心要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发达经济体利用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地位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将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放松金融监管作为巩固经济权力的法宝，在建构资本主义“永久繁荣”大厦的同时，也触发了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经济权力东移的磨盘，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彻底动摇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根基。
2008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虚拟金融的资本泡沫彻底破裂，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迅速波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危机国家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根据IMF 2013年10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07年到2012年仅仅5年的时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在未来的5年内还将较2007年降低约9—10个百分点。
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全遵循“华盛顿共识”关于放松资本管制的建议，避免了热钱大规模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剧烈破坏，在危机后实现了逆势上扬，迅速提升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和地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超过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俄罗斯、印度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从经济总量上看，2010年，金砖四国GDP之和占全球GDP的比重为25.43%，占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6.5%。200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份额占到全球产出总额的37.71%，至2011年，这一数字成为48.9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13 年该数字预计将上升到50.2%。从经济增量来看，在2000—2008年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量达到49890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加量达35941.5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GDP增量为24617.9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1%。根据IMF测算，2011—2016年，发达国家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保持在6%左右。
同时在增长潜力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走出经济衰退的主要引擎。以2009年为例，世界经济下降0.5% ，其中发达国家整体下降3.4%（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下降2.6%、4.1%、4.9%和6.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增长2.8%，尤其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达到7.2%，其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分别增长9.2%和6.8%，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有鉴于此，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呈现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权力转移。综合国家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权力转移的方向可能是新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中两国所在金字塔顶端；第二层次是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所在的金字塔中段；第三层次是中小国家、非国家力量（NGO、跨国公司）所在的金字塔底端。
然而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次权力转移进程都不是一条直线，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中出现的经济权力转移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更趋缓慢，中间必然出现不断的曲折和反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仍然是国际事务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只要我是总统，我就打算维持这种状况”，这表明，美国在实力有所衰落的情况下，并没有主动放弃全球霸主的地位，更没有从重要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意思。虽然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规模的3/4，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将在未来5—8年超过美国经济。
为了迅速摆脱危机困扰，危机后的发达经济体对经济采取了空前的刺激政策，美版、欧版、日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先后登场，在刺激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牺牲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从近两年的经济数据上看，虽然世界性的复苏依旧迟缓，但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出现了温和复苏的情况。2012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速为2.2%，日本实际GDP增长1.9%，2013年欧元区17个成员国环比增速达0.3%。由于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和自身经济结构缺陷的作用，新兴经济体出现了集体减速的情况，2013年中国上半年经济实现同比增长7.6%，较2012年7.7%（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2日修正）下降0.1个百分点，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均出现了更大幅减速的趋势。IMF也一再调低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测，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增长预期显著调低，而且强调新兴经济体将同时面临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和债务风险造成的越来越动荡的资本流动，危机有向新兴经济体蔓延的趋势。
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经济格局的实力对比，一超多强的局面仍将继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新兴经济体仍然处于追赶者的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将长期面临政府高额负债、国内消费需求停滞、经济发展缺少资金支持、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问题尚未出现，短期内不会出现快速复苏的情况。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多依赖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市场，如果不尽快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后者的长期萎靡必然将拖住前者发展的脚步，这也是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所以，双方唯有走合作共赢之路，尽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才是大家的福音，而这种合作和相互依赖本身就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和明证。
二、全球经济利益权重超过政治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中，相对于政治利益而言，经济利益的权重逐步上升。事实证明在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全球经济议题已经超越了政治，成为核心议题。
自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对抗性趋向缓和。虽然意识形态依然作为重要的政治考量，但单纯意识形态对抗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的博弈，尤其是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经济利益博弈，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曾经饱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挤压的新兴经济体，借助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会，在付出劳动力、环境等诸多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对挑战传统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彻底改变原有秩序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推动局部改革改善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并未采取任何激进改变原有秩序的行动，而似乎选择了一种“绕过”战略，即在西方原有主导框架之外建立自身的协调机制，对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合作管理和协调，这也不同于以往崛起大国必然通过战争挑战霸权国家的先例。
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常常引发战端的美国，逐步实现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即使如此，2013年10月的政府停摆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美国战争债的深重，虽然最后两党就提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但这将仅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开始，美国将长期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世界爆发局部战争的几率也将随之下降，叙利亚问题的僵局就是明证。从经济方面，由于此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极有可能改变国际经济发展的方式，但业已造成的巨大损失需要新旧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使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平衡的轨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需要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在全球资金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对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新兴经济体为其注资的需要更为迫切，中国极有可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投资者”，这也是美国主动将G20作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用意所在，可谓不得已而为之。
至少在未来十年，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对盟友承担责任的意愿都将受到经济实力下降的显著影响，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对其他世界主要大国的需要将日益迫切，世界政治经济决策多边化趋势将日益明显，政治经济格局将趋向平衡，合作与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多边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全球经济治理受到高度重视
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实际，全球经济治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成为拯救世界的唯一良药，得到空前重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革机遇。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引领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深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幕，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以美国领导的IMF和世行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治理世界经济的主体。然而，这一体系并未达到保证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目标，而是成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IMF和世行本应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后贷款人”，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思想的控制下，在提供贷款时对发展中国家附加诸多政治条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往往适得其反，造成贷款国的灾难性后果。在对全球金融进行监管过程中，IMF和世行放纵虚拟经济的恶性扩张，支持美国对霸权红利进行过度消费，进而传染到高福利制度下的欧元区，使各国政府债务危机凸显，造成全球治理能力的迅速减弱。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了动荡、失衡以及全球监管危机，此时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起底反弹，寻找新的全球经济平衡状态，强化对全球化的监管，开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符合各行为主体共同利益。但依靠先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述目标已无法实现。于是，能够同时代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利益的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新的领导主体，新兴经济体首次被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决策机构，相比G7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机爆发以来，G20平台有效地协调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双方有望通过互动、共同信任以及协调行动确立一套规范的制度安排，建立一种与国际经济格局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改革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社会已经就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份额提高达成共识，虽然远未达到新兴经济体认为的理想状态，但至少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进程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探索另辟蹊径，在现有体系框架外建立一套相对自主的经济治理体系。金砖国家机制的出现“使全球主动权转移到前不久还是边缘国家的手中”，这些国家需要“向世界提供历史性选择，承担起构建新世界秩序支柱的责任”。相对于G7而言，金砖国家更加注重集体合作，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实业投资是持续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规定商品价格，这彻底改变了所有的经济协议，颠覆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金砖国家绘制了全球金融改革“路线图”，计划建立新的开发银行、稳定基金和解决贸易纠纷的机制，这些机构可以起到过去属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作用，与它们同时存在。值得期待的是，金砖国家的开发银行将会提供不设前提条件的贷款，投资世行不涉及的项目，建立稳定基金，将本币塑造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尽可能少地依赖美元。这些表明金砖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提议，而是建立一个更符合金砖国家新兴市场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治论坛。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世界。从“一超多强”到群雄逐鹿，从单边主义向多边合作，从西方主导向东西共治，都是金融危机加速权力转移进程的结果。危机还在继续，新兴经济体也已经从初期的得利转向面临更多风险，西方发达经济体也较初期的惊慌失措显得略为平静，但权力转移的趋势业已形成，不可逆转。从短期来看，西方唯有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并充分照顾到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才能振兴整个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泥潭。从长期来看，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失能，新兴经济体有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实现全球治理民主化，进而实现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塑造更为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共同诉求。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