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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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镇.论游戏美术岗位的技术特点――兼论游戏美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学家.2012年15期.
[2]豆丁网..游戏策划培训笔记之设定游戏故事[Z]
[3] 宋华燮.游戏角色设计[M].人民邮电出.2011-1-1.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当代城市化浪潮不断升温、迅速扩张，是它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则是它的两个基本特点。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是国内外首次对都市文化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的学术探讨，对于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确立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一、闽南童谣概述
闽南童谣是指以闽南方言进行创作和传唱的儿童歌谣，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下特点。（1）内容庞杂。闽南童谣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其内容已突破了儿童文学的限制，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如《西北雨直直落》体现了气候的变化、《台湾出甜@》说的是地域特产、《阿妈的话》记录的是温暖的亲情。除了以上内容，闽南童谣还包括时政、育儿、游戏、动物、植物、知识、幻想、民俗、趣味等内容，这些内容利用最质朴、最有趣的语言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2）体裁丰富。闽南童谣的不同内容体现着不同功能，例如“一鼠贼仔名，二牛驶犁兄。三虎爬山坪，四兔游东京。五龙皇帝命，六蛇予人惊。七马走兵营，八羊食草岭。九猴爬树头，十鸡啼三声。十一狗仔顾门埕，十二猪是菜刀命。”是叙事式的《十二生肖歌》；“婴仔摇，摇到内山去挽茄，挽偌多，挽够一布袋，也好呷，也好卖，也好趁钱给婴仔作度碎。”是摇篮曲式的《婴仔摇》，这些童谣由于功能的不同，形成了多种体裁，目前常见的有叙述式、问答歌、连锁调、谜谣、绕口令等。（3）表演形式多样。闽南童谣不仅在儿童之间进行传唱，它还是闽南文化娱乐的一种普遍形式，因此其在表演上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童谣更为多样，如以叙述为主的念谣，以演唱为主的唱谣、戏谣及与舞蹈相结合的舞谣等。（4）集趣味、哲理、实用性于一体。如《天乌乌》：“天乌乌欲落雨，阿公仔举锄头欲掘芋，掘呀掘掘呀掘，掘著一尾旋留鼓，依哟嘿嘟真正趣味；阿公仔要煮咸，阿嬷要煮淡，两个相扑弄破鼎，依哟嘿嘟隆咚戚咚呛。”它用趣味性的语言描述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一方面实现了叙述、记录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闽南人趣味盎然、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5）时代性。闽南童谣从出现开始就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从闽南童谣的起源《月光光》开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闽南童谣与古代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而进入新时期，闽南童谣也始终秉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编创的过程中，将现代生活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如《计算机》：“讲到伊，镇趣味，四四角角像电视。会写字、会念诗，会唱歌、会扮戏，嘛会晓得ABC。”正是闽南童谣这样的时代性，使其在传承过程中对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也为其不断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将闽南童谣融入到小学音乐课堂中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课程资源与当地的乡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闽南地区，将极具地域特色的闽南童谣融入到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来，不论是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课堂质量，还是传承闽南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将闽南童谣融入到小学音乐课堂中，有利于促进小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1）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而闽南童谣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在语言、音韵和节奏上也简单易懂，朗朗上口。学生通过诵读、演唱可以锻炼口语，提高咬字、吐字的清晰度以及拿腔、用调的准确性。（2）小学生由于生活经验有限，其知识视野不足，而闽南童谣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教师通过童谣教学，可以让学生突破知识界限，对生活现象、地方风俗、时令节气、伦理道德等形成初步认识。（3）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如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是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在教学中，教师利用童谣，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通过看、听、说、唱等方式，欣赏和感悟闽南语言文化中的对称美、韵律美，另一方面还能从童谣所包含的自然美景、中华美德以及生活情趣中体会美、感受美，提高其审美能力。（4）德育渗透是小学音乐教学的基本职责，教师在课堂上融入闽南童谣，不仅可以拉近课堂教学与学生的距离，还可以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文化。
其次，将闽南童谣融入到小学音乐课堂中，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新课程改革的推动下，现有的小学音乐课堂改革实效性不佳，其教学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融入闽南童谣则是创新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教师在课堂上引入童谣一方面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熟悉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参与音乐学习的热情和信心，另一方面还可以将相关的小学音乐知识与童谣相结合，降低知识难度，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
最后，将闽南童谣融入到小学音乐课堂中，有利于闽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闽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闽南话也已经成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因此如何传承闽南语及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并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对于文化传承要从小抓起，只有在基础教育阶段利用童谣让学生了解、熟悉闽南文化，并形成文化自豪感以及传承文化的责任感，才能保证闽南文化被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
三、如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有效地融入闽南童谣
（一）合理选择教材
系统的音乐教材是把闽南童谣引进音乐教学的前提，根据我国《音乐课程标准》的要求：“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闽南地区也加强了对音乐教材的编写，一些包含着闽南童谣的音乐教材相继出现，学校、教师在选择这些教材时应重视教材与学生实际情况的契合度：首先，通常情况下，闽南童谣的引入适合低年级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因此，教师应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选择教材；其次，重视童谣的趣味性，即对于小学生而言，童谣的主要作用就是利用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语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一些与动物相关的童谣《一只鸟仔》《兔仔甲猫仔》等，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应尽量保证童谣的生动有趣。
（二）加强教材内容研究
现代教育强调个性化，因此小学音乐教师在引入闽南童谣时，应深入研究教学内容，从不同类型童谣的特点出发，确定不同的教学方法，避免采用僵化的教学方式，例如《新年歌》是以时间为线索，对闽南地区过新年的景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宴请礼节以及闽南特色食物；《一年仔倥倥》说的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各个年龄段的突出特点以及所发生的事件，语言凝练，富含哲理。因此教师在教材研究中应分析和掌握不同种类童谣的思想内容、艺术内容、艺术特色，并设计不同的教学手段加以呈现，以提高学生对童谣的接受程度。
（三）丰富闽南童谣教学方法
由于小学生的自控能力低，因此为保证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常见的教学方法有以下几种。（1）情境教学法，即教师根据童谣的内容，为学生创设一个合理生动的教学情境，并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学习中来。如在《西北雨直直落》的教学中，教师不仅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音乐为学生营造下雨的氛围，还可佩戴头饰，让学生扮演童谣中的不同小动物，学生融入教学实践中来。（2）表演教学法，即在教学中，教师将童谣与肢体动作结合起来，让学生一边唱一边做出动作，如在《放鸡鸭》的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分别作出相叠、搭胸、拍手、围墙、摸鼻、扭耳等动作，这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动作的协调发展，还可以增强学生对童谣的理解。（3）游戏教学法。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而游戏则是小学生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教师可根据童谣内容设计相应的游戏，增加学生学习的乐趣。如在《老鼠仔钻壁洞》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教具设计“壁洞”，并让学生戴上头饰进行角色扮演，在“猫和老鼠”的游戏中学习知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4）互动教学，即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教学指导，让学生通过互动、交流、合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如在《猜猜在哪头》的教学中，教师可根据童谣内容，将学生结成合作小组。选择一个学生分别将公鸡和母鸡的卡片贴在两只手上，并将一块橡皮放在手中，让各个小组猜一猜橡皮到底在哪头。这样的教学设计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四）开展闽南童谣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是音乐课堂教学的延伸，在实践活动中，学生不仅可以巩固课堂知识，还能拓展知识，因此，小学音乐教师在将闽南童谣融入课堂教学中时，应重视课外活动的组织与开发。例如教师可以以班级为单位举办童谣比赛，采用小组或个人参与的方式，让学生比一比谁掌握的童谣多，谁表演的童谣最生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童谣的热情；为了解决不同地区学生学习闽南童谣中的方言问题，教师可以发挥学生的优势，调动当地学生轮流当小老师，为学生示范朗读，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同时让学生在互教互学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校还可以在校园文化节期间，插入闽南童谣，并通过活动主题的引导，让更多学生认识到闽南童谣在教学中的意义，从而挖掘更广泛的教学资源，并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为实现闽南文化的渗透与传承奠定基础。
四、结语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韩可龙（Henning Klter）、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马诺（Emanuele Raini）等外国学者，熟练地援引400多年前的闽南话，让人深感历史因果之妙。晚明方块字与西洋楔形文字的一次碰撞，造就了今日一个奇妙的论题。
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中国以被发现的姿势进入全球化，中西文化以平等的姿态进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语言是文化接触中的重要接触层面，且是首当其冲的一面。早在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强势外语英语与强势方言粤语发生接触之前，是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从漳州到马尼拉，闽南话成为区域性国际语言。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下当时闽南话、南京官话等读音，使“古人云”不仅可视，而且可听。
就中西语言接触、方言与普通话、新词汇的产生等话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了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
中欧语言的接触始于晚明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会想起专门为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开一个研讨会？人们往往了解英语与粤语、上海话的接触，但是对于前者了解不多。前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何研究意义？
周振鹤：汉语与域外语言的接触中，日语与汉语的接触大家比较熟悉，日语借用很多汉字，很多汉语词汇就输入到日语中，日语中创造的很多新词，也会反馈到汉语中。
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接触的具体过程，研究的人不太多。我在1980、1990年代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写过《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经济、封建三译语为说》这样的文章。
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的接触，最初发生于晚明。一方面是欧洲语言与中国的通用语（官话）接触，另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欧洲语言与某一种汉语方言的接触。此两方面为中欧语言接触之始，这是我的看法。
在这语言接触之始，东南亚的位置非常特殊。传教士于晚晴前来及于晚清再来，都是先抵东南亚再到中国，因为中国闭关锁国，他们一时还进不了中国，就先在东南亚的华人中传教，传教过程中就发生语言接触。他们必须学中国人讲的话，才能传教。欧洲殖民者最早亦是于晚明来到东方，通商、定居过程中也发生了语言接触。
非常凑巧的是，明朝政府原来一直实行海禁政策，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弛禁，允许中国人合法进行航海贸易，大量闽南人来往于马尼拉与漳州的月港之间，进行获利颇丰的合法贸易，有的甚至长期居住于马尼拉，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商人与传教士都必须经常与这些华人打交道，以维持统治和进行贸易与传教活动，于是在西班牙语与闽南语之间发生接触，后来就形成了极为珍贵的一些两种语言对照的辞书与语法书。
十几年后，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到澳门、肇庆、韶关等地，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习得官话，编成《葡汉字典》。知道《葡汉字典》的人较多，对于西班牙语与闽南话的接触，知道的人较少。
《瞭望东方周刊》：西班牙语与闽南话接触所存留下来的史料如何，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周振鹤：从目录上看存有十几、二十种闽南语与西班牙语接触的材料，实际能找到的可能只有四五种，至多五六种。这些史料使我们见到400年前的闽南话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闽南话与现在的闽南话有所区别—现在的闽南话已经向普通话靠近了。
16世纪西洋人来了以后，汉语才有罗马字的记音，才能较确切地知道被标注的字怎样读。古代常用一个汉字标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但是，后人又怎么知道用以标音的字在当时读什么音？
比如，“龟兹”绝对不能念成今音gui zi，那就要被人笑话，而似乎应该读作qiu ci。最早给“龟兹”注音的是东汉人应劭，他在《汉书·地理志》龟兹县下注：“龟兹音丘慈。”五百年后，中唐的李贤注《后汉书·西域传》云：“龟兹读曰丘慈。”
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汉字不是表音文字，而古今字音的变化又很大，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把现在“丘慈”的读音（qiu ci）当成汉唐时期的“丘慈”的读音呢？
《瞭望东方周刊》：像闽南话这样对于历史研究有特殊重要性的方言还有哪些？
周振鹤：每一种方言都有研究的重要性。方言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资料。在所有汉语方言里头，闽南话的保存形式是最为古老的。我们要看汉语的古老形式，在闽南语中可以看出来很多，所以意义很大。
汉语非常强势
《瞭望东方周刊》：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语言被输往了世界各地，但在中国，即便是在澳门，汉语的主体地位也从未被动摇，语言接触的结果也只是出现了澳门番语、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等，原因是什么？在同样历史悠久的印度，葡萄牙语一度在果阿很流行，葡语与这两个古老文明的接触为何呈现迥异的形态？
周振鹤：因为汉语非常强势，背靠几千年的历史，是发展很充分的语言，中国人口又多，地域又广，不大容易被同化掉。
印度次大陆从未自主形成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印度多半是外来势力进入后促成的，如蒙古人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在英国人进入印度以前，印度是分裂的各个土邦，语言是分散的，各土邦的语言都不一样。
加之印度人不像中国人这么重历史，印度人的思维是在逻辑、冥想上面，他们认为一个问题、一个事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至于这个时间到底发生在500年前还是1000年前，并不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佛教教义的影响很高深。印度的历史则年代极其模糊，很少有可考的准确纪年。文化就是这样，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中国文化底蕴很好，中国文字历史就很悠久，商朝的甲骨文有3000多年的历史，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在甲骨文之前肯定还有其他文字，只是没有留存下来。
新词汇的诞生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新词汇被大量注入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时代征兆？
周振鹤：新词汇一般出现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深度交汇的时候，自身发展中亦会有新词汇生成，比如单音节词，后来就变成多音节词，有双音节、三音节词，甚至四字成语。因为社会向前发展，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事物越来越丰富，要描述它，语言本身就会发展，旧的、不适应的就会死掉，新的不断产生。
大量新词汇的出现及语法上的变迁，经常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研究语言接触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比如，佛教进入中土，大量的印度词汇亦随之而来。我们过去只有“宇宙”，没有“世界”，佛教来了，也就有了“世界”；过去关于数的概念里我们最重的是“九”，佛教进来以后，就变成“十”，上古天下分为九州，唐代时天下就分为十道，“九”代表着还可以再发展，三多九如，“十”则代表完备，十全十美，“九”与“十”代表着两种文化，“九”是本土的，“十”是外来的。
晚明以来，新词汇也大量出现，有很多词，我们觉得是晚清出现的，其实晚明已经有了。像“逻辑”这个词的译名最后是民国初年定下来的，从其首译“名理”开始，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各种译语历程，才终于定为音译这个结果。
保留方言是有价值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方言，持主动保护的态度较好，还是任其自由发展较好？
周振鹤：方言需要保护，不然的话，就会慢慢消亡。有的人说，讲话就是为了交流，交流用普通话就够了，方言消失就由它去，这是一种不聪明的说法。
每一种方言就代表一种文化，大文化、小文化都代表了。方言里头还有土语，土语后头亦有土语文化。所以，保留方言是有价值的。
大家都需用共同语交流，方言成分就会慢慢变少，尤其吴方言和闽方言—我指的是闽方言中的一部分，比如，福州方言，若不保护，就没有了，因为福州方言没有后盾。闽南话有台湾这个后盾，粤语有港澳的后盾，没有生存之虞。
弱势的是上海方言。吴方言区的人比较温和，虽然上海人对讲上海话有优越感，但是，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方言而有过分举止。在广东做粤语的节目很自然，在上海推沪语的节目就很敏感。公共汽车上完全可以用上海话报站，对幼儿园的小孩在教讲普通话的同时也允许他们讲上海话。
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同时接受几种语言的，为什么要把方言消灭掉呢？更没有必要大家都模仿中央电视台的播音腔。语言只是为了交流，兰银官话只有三声，外地人在兰州听当地人讲话完全听得懂的，只是觉得发音有点奇怪，并不妨碍交流。
《瞭望东方周刊》：方言有优劣吗？有上海本土作家也在反思上海话的表达力不足。
周振鹤：方言没有优劣，认为某种方言低档的人是很滑稽的。觉得上海话的表达力不够，只是因为吴方言有时候表达不了现代的东西。
关于方言的产生，可以由两个比喻来阐释。一个是“礼失求诸野”，中心不断出新，古老成分的就推到；另一个是一块布不断地洗会褪色，古老语言的味道就越来越淡，越洗越白，越来越靠近通用语，边缘没有洗到，就保持原色。中间部分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洗到，会保持着一些红点点。这样，边缘与中央的部分，亦即北方个别地点和南方可能会存在相同的红色。
比如说小孩调皮，闽南话叫“贱”，山东有个地方也是这样讲的。照理说山东话不应该与闽南话一样，但因为古语中普遍使用“贱”来指小孩调皮，后来其他地方都改变了，只有闽南与山东某个偏僻地方留下了这种用法。
“普通话”与首都
《瞭望东方周刊》：传教士留下的晚明清初的文献表明，明清时的“普通话”与首都没有必然联系，这颠覆了很多人认为首都在哪里，“普通话”就应该是哪里方言的想象。
周振鹤：我们现在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大家会认为因为北京已经做了600多年的首都，通用语就应该以首都音为标准，其实，这是误会。
明朝是用南京官话作为标准音的，清朝也是这样。直至19世纪以后，北京官话才慢慢占优势，这与外国人到来有一定关系，外国人到北京多了，跟宫廷里讲北京话的人打交道。
再有就是满洲人入关汉化后，我估计讲的就是北京话，不太可能千里迢迢去学南京官话，但是，北京话依然没成为统治语言，因为长期以来标准方言都是南京官话。我的推测，是雍正让这个局面开始起了变化。雍正六年，圣谕，称福建、广东这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员上朝汇报工作，皇听不懂，便在这两处设立了正音书院以训练读书人讲普通话。
孔子学院和网络造词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设立孔子学院等形式的官方推动的语言接触，有人批评办成了语言培训班，也有人认为把语言教好就够了，语言和文化是否可以适度地分离，先进行较纯粹的语言培训，再由个人去自发地领略文化？
周振鹤：我一直主张孔子学院不要急于传播文化，重点在教语言，热爱不热爱中国文化是他们自己的事。教外国人“二人转”、包饺子没什么大意思，甚至还会产生误导，让外国人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文化。文化不能教的，认同某种文化应该出于个人意愿。教好外国人怎样讲中国话、怎样看中国书、怎样写汉字，怎样在中国赚到钱，这就很好。人家为利而来，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的文化底蕴一直就有，何以过去没有人这么热衷汉语？教人家无利可得的东西不会有积极的回响。在当前以利益为主导的世界中，经济永远是汉语热最重要的动力。
《瞭望东方周刊》：互联网体现出很强的造词能力，其中大部分新造词只是体现了数字时代的乱码感，但也有小部分词，比如“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累觉不爱”（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细思恐极”（仔细一想恐怖至极）之类，略显不正经之外，确实也描摹了一种接缝处的或稍纵即逝的情感体验，这类新造词是否能存留下来？
周振鹤：这类的词有些会留下来，包括一些很粗俗的像“吐槽”、“屌丝”这样的词好像就走不了了。俗语驱逐雅语，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雅文化在走下坡路，俗文化占上风，大家争相以没有文化为荣。所谓“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所以媚俗才会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讨好公众的一个有效途径。
目标——三大议程设置，强化厦门卫视的引导力
大陆的经济文化发展强劲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的条件。厦门卫视制作、录播《欢喜大围炉——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的目的，就是让两岸文化水融，共同发展。从2008年除夕之夜起，《欢喜大围炉》作为在海峡两岸同步播出的唯一综艺晚会，成为春节期间，台湾综艺娱乐界最为关注的一大盛会。
凸显“围炉传统，欢喜内涵”的议程设置。春节晚会是所有中国人在新春佳节都期待和关注的荧屏大餐，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扰和限制，两岸文化交流一直无法正常进行。经过精心策划，厦门卫视把实现海外传播的目标，化作“围炉传统，欢喜内涵”的议程设置，牢牢锁定台湾民众的欣赏口味，自2008年起连续五年联合台湾主流电视媒体，打造出一个全球闽南语华人都期盼的春节晚会。五年来的除夕夜，《欢喜大围炉》借助台湾电视同行的各种传播渠道，突破限制，实现在黄金时段的重磅传播，填补了台湾电视台从未播出大陆主流媒体春节晚会节目的空白。台湾权威收视调查机构尼尔森的反馈数据表明，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在台湾播出收视表现突出，其中2009《欢喜大围炉》为台湾卫星频道同类型节目中收视率最高。
突出“两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议程设置。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峡两岸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封锁，造成同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台湾民众，被迫割裂自身和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欢喜大围炉》突出“两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议程设置，以共同的文化背景吸引了两岸受众的关注，引发受众思考，强调闽南文化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欢喜大围炉》吸引了许多台湾民众，并将收看视作寄托思念和寻求认同的最好方式：“我们说着同一种方言，都听歌仔戏，都‘哈’同样的明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欢喜大围炉》散发着传统芬芳的闽南原创节目经过时尚化的包装和明星化的演绎，使台湾民众真切地感受到，浅浅海峡阻隔不了中华民族相同的情感皈依。
坚持“以我为主，精诚合作”的议程设置。在两岸合作的理念下，《欢喜大围炉》节目制作坚持“以我为主，精诚合作”的议程设置，将两岸文化交流的议程、厦门卫视作为主流媒体的报道议程、海峡两岸公众关注的公共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2008年起，在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的舞台上，两岸合作的理念也贯穿晚会始终。晚会中大陆词、台湾曲，大陆舞、台湾歌，海峡两岸要素被无缝结构在许多节目当中。节目制作在合作理念下，坚持以我为主导的议程设置，确保《欢喜大围炉》切合台湾民众的欣赏口味，同时又坚持了以我方为主导的宗旨。
路径——三大传播策略，提升厦门卫视的传播力
《欢喜大围炉》的实践证明，加强两岸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2008年的《欢喜大围炉》于除夕夜的19:30通过厦门卫视、台湾中天电视台和马来西亚Astro频道同步放送，春节期间又在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播出，这既是海峡两岸第一次联手制作的春节晚会，又是全球第一台闽南话春节晚会。
细节化有效传播策略。两岸文化交流的宣传媒介在大陆机构众多，厦门并不具有垄断的优势，但厦门卫视的策划团队采用细节化有效传播策略，极富创意地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工作，并得到台湾电视同仁的认可。例如2009年，闽南传统拍胸舞与现代啦啦操相结合的《拍胸啪啦舞》、民间习俗与LED相映生辉的《跳火群》、新编歌仔戏《唐伯虎点秋香》、古诗吟诵与原创闽南歌谣相串联的《闽南童谣串烧》等出现在《欢喜大围炉》。此外，晚会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表演，诸如林志玲的上菜秀、新编歌仔戏、歌曲《美丽厦门你真水》等节目都让台湾的观众耳目一新。如今《欢喜大围炉》在整个泛闽南文化圈的民众当中产生了持续升温的期待，这一独享资源不仅成为厦门卫视参与媒体竞争的利器，更是厦门卫视充分掌握话语权的关键前提。
异地新闻本土化传播策略。厦门地域不大，而且又不是国内的娱乐重镇，但厦门卫视的策划团队采用异地新闻本土化的传播策略，紧扣时代主题，使《欢喜大围炉》实现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突破。《欢喜大围炉——2009两岸闽南话春晚》通过把一系列感动中国的符号，将北京奥运会、“神七”、汶川地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岸联手面对金融危机等事件艺术性地融入晚会，为2008年留下温暖的记忆。为了满足两岸观众一睹“神七”航天员风采的愿望，节目组策划由台湾小朋友代表台湾民众采访航天员的活动。当台湾小学生演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杜菲比采访“神七”宇航员，以及三位航天员用新学的闽南话向台湾同胞和闽南观众拜年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时，立刻拉近了两岸民众的距离，使得台湾观众对大陆电视媒介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围绕主题动态编排传播策略。《欢喜大围炉》从筹备、录制直至最后播出，往往需要长达数月的精心筹划和准备。厦门卫视根据晚会进程不断抛出各种议题，晚会亮点、明星热点、节目看点等全方位内容在台湾各种主流大报上不断曝光，使得《欢喜大围炉》在台湾民众当中持续升温。2011年《欢喜大围炉》录制期间，台湾主流媒体《中国时报》《苹果日报》《now news》和台湾华视、台湾东森电视台等媒体特派记者来现场采访，厦门卫视实现了横向带状覆盖，使《欢喜大围炉》持续热度不减，留住了增量受众，创造了收视高点，已然牢牢占据台湾新年舆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台湾主流媒体由最初接受厦门卫视邀请参与报道，转为现在主动申请来厦门进行实地报道，同时参与报道的媒体类型也不断拓宽。
方法——三大运营机制，铸就厦门卫视的影响力
《欢喜大围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宣传手法，充分发挥两岸文化交流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加深了两岸民众的感情，凝聚了两岸民众的认同。
以创新机制明确品牌定位。《欢喜大围炉》在文化认同、时代主题等方面不断创新，不但把两岸时尚概念运用到晚会中，还在架构、内容、舞美等节目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欢喜大围炉—2011两岸闽南话春晚》就以动车穿行为脉络，来自以及马来西亚的明星艺人，角色化、情节化地融入其中，营造了“幸福小火车、欢喜大围炉”的节庆氛围。此外，闽南民间习俗也是两岸民众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用RAP音乐包装的电音三太子，由明星演绎的闽南经典歌仔戏《三家福》，使传统节目生发时代活力。节目在突出闽南特色的同时，积极拓展中华文明的传播内涵和外延，许多台湾民众感兴趣的杂技、民间艺术绝活等大陆各地节目在《欢喜大围炉》中大量呈现。实践证明，加强两岸人民沟通、相互认同的重要性，经济固然重要，文化更重要。
闽南人常常亲切地称红龟粿为“红龟”， 是把染成红色、包有馅料的糯米团压上寿龟纹样，蒸熟所得的一种粿。粿，音同“果”，在闽南泛指米浆脱水蒸熟而成的食品，它在闽南有着丰富的形态：甜、咸年糕在这里被称作甜粿和咸粿，不同于北方年糕，闽南年糕更加松软粘糯，可以不加热而直接吃。甜粿拌着红糖，通体褐色，而咸粿则掺上了萝卜、油葱、猪肉等，类似广东的萝卜糕。把糯米浆放入碗中，加入各种配料蒸熟，就是质地细腻、口味丰富的碗粿。若把糯米浆倒在簸箕上，晾到凝固成薄片，再蒸熟并切成条，即得粿条，如河粉般可煮可炒。要是将米浆发酵，混入红糖，装入碗中长时间蒸，即得膨胀得松松软软的发糕——也是一种粿。
红龟粿不仅是一种好吃的甜食，更是闽南人过年过节时祭拜神明，以及孩童满月、家居乔迁等人生大事仪典之必备。闽南过年时，红龟主要被用在三种仪式场合。其一，腊月二十四灶神去往天国向玉帝禀报这一年这家人的表现，人们为了讨好灶神，用红龟粿甜他的嘴。其二，是正月初九天公玉帝诞辰的祭供；其三，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对道教神明天官的祭供。对自古崇神好祀的闽南人来说，后两个节日的重要性，甚至高过春节本身。
在“敬天公”和上元节的祭供中，供桌上最靠近神位的第一排摆放的是“五果”，常见的有红柑、杨桃、香梨、苹果、香瓜等；第二排就是红龟粿、年糕和发糕三种粿类，以红龟粿最为重要；第三排是“六斋”，金针菇、木耳、香菇、菜心、豆腐叶等，并无定式；最后是“五牲”或“三牲”，常有鸡、鱼和猪。闽南民间信仰通常认为主要的神明吃素，尤爱甜食，所以前三排是供奉给主神的，而最后排的荤菜则是供奉主神的侍卫仆从，反倒是次要的。
红龟粿、年糕和发糕这三种“粿”在供桌上的优越地位，或许反映了闽南人与诸多稻作民族共有的稻米崇拜——对稻米的耕种和收获让先民充满存在感和正能量，以致认为稻米可以辟邪。在闽南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仪轨中，糯米在辟邪驱鬼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龟粿，则体现了闽南文化中对龟这种古代中原图腾的崇拜。
厦门民间文史研究者韩林认为：虽然普遍认为汉民族的图腾是龙，但闽南却有一种崇龟文化，这是因为古代中原以龟为图腾的文化在闽南最好地被保留了下来。
根据史书记载和民间故事，闽南人口据说主要源自从东汉开始从北方大规模迁入的汉民。由于中原文化崇高地位，无论是真实还是建构，闽南人普遍标榜家族来自于中原。古代中原的崇龟习俗也因此被保留在闽南文化中。
在中国远古神话中，龟在人类的存续繁衍和文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女娲和伏羲是在龟腹中躲过滔天洪水；仓颉造字受到了龟纹的启发；尧帝抄录神龟背上蝌蚪文，得记录开天辟地以来大事的《龟历》；大禹根据洛水神龟背上的一至九的数点，演绎出《九畴》；商汤举兵伐夏桀，据说是因为看到河中龟背上的文字 “夏桀无道，汤当伐之”。殷墟甲骨文的存在，也证明中原人自古以来就已经建立了“灵龟”的观念，可以通过龟来获知自然和政治的未来。先秦时期，龟也常被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
如此吉祥和崇高，因此龟总是出现在闽南人诸种人生大事的场合。根据韩林的整理，这包括：婴儿满月时，家里要做“猪母奶龟”，即在龟粿中间捏出一个“”，以求母亲奶水充足；婴儿四个月时，要用朱砂在孩子额头“点龟”，以消除“四”与“死”谐音的不吉；孩子周岁时，还要做“四脚龟”，送给亲朋好友，表示孩子开始学习走路了；人到50岁，每年要过“大生日”，出嫁的女儿、孙女要带“寿龟”祝寿，家中还会把寿面盘成龟形；老人预制寿材，出嫁的女儿也要送红龟粿……
Q在唇齿的粿
但是对闽南人来说，红龟粿的生命周期绝不止于供桌。完成供奉后的龟粿立即成为人们爱吃的糕点——粘糯的外壳和香甜的芝麻、花生馅料，既可以直接吃、蒸着吃，也可以像闽南人吃年糕那样，裹一层蛋清煎着吃。
家住厦门湖里区后坑村的周伯在每年的敬天公、上元节和三月二十八本村村庙主神“地公”诞辰，都会自己在家做红龟粿。通常敬神只需十二或二十四枚红龟，但是亲戚邻居在他开始做粿之前就都会来打招呼，请他顺便多做些，好在仪式后分给大家吃，结果还是常常不够分。
现年50多岁的周伯小时候问他父亲：“老爸，红龟吃起来QQ的，这个‘Q’字怎么写？”父亲说：“这字嘴上有说，但书里没写。”后来台湾的食品企业在小食品的广告里，用“Q”这个英文字母来替代这个闽南语中固有的表示口感有弹性的字，其源头的体验来自闽南红龟粿这些传统米面食品。
经典的红龟粿是红壳甜馅，但也有着一些变体。比如漳州市龙海县海澄镇有一种叫做“油拉包”的龟粿，馅料有油葱、肉糜、冬瓜糖等，无论咸甜，外壳都会掺上红糖而呈棕色，因而也被称为“红龟粿”。厦门任何贩卖红龟粿的铺子也同时会卖外形和馅料与红龟粿一致，只是外壳不同的“草龟粿”。其外壳是在糯米浆中捣入鼠麹草而呈绿色。据龟粿店家说，平时草龟粿要比红龟粿更好卖，因为人们更爱吃，而且鼠麹草具有药用价值，对胃溃疡、慢性气管炎、咳嗽、风湿有好处，只是它的仪式用途不在春节或喜庆的场合，而在清明。
周伯说，近年来不少人因为对色素心存芥蒂，不太愿意吃红色的龟粿。和很多厦门的人家一样，他们家多年来做的红龟已经不是全红，而是做“草龟”再在其背上从头到尾点上三个红点，将其“转化”成红龟。
由几条老街组成的厦门八市如同一个永远喧嚣的露天博物馆，这里不仅有数以千计、常人难以辨全的水族海鲜，让人大开眼界的以传统方法烹制的小吃、熟食，还夹杂着大量服务于闽南多神、多仪轨的信仰世界的佛具、法器商店，以及专门制售红龟粿、年糕、发糕等传统糕点和供品的传统糕饼铺。
位于开禾路16号的红发食品店已经在八市开了十五年，店主林向夫妇与弟媳、侄子一起照料生意，店里卖的是十几种传统糕点，红龟粿是其中的主打产品。据林向介绍，平日里红龟粿每天能卖出一两百个，到了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是红龟大卖的日子，每天能销一两千个。到了初七初八，临近敬天公，又是一番大卖，为此卖粿的店家都得加班加点，顾客则得排队。无论什么时候卖，价格都是两元一个。
不像别处的传统节庆糕点，比如江浙皖一带的青团，已经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阶段，闽南市面上卖的红龟粿的生产仍为小型作坊主导。由于红龟粿被用于供奉祭拜，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所以国营食品企业早年不予生产。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家庭糕点作坊在确认生产龟粿没有政治风险后，开始制售。红发林家就是在那时在厦门翔安开办作坊，制售龟粿等传统糕点，1995年来到厦门开店。
手工制作，是家庭小作坊的特点。据林向介绍，红龟粿的制作包括如下步骤和要点，基本可以代表厦门本地的红龟粿的制作方法：先将制作龟粿外壳的糯米洗好并浸泡两个小时；再用磨浆机（古早的方式当然是石磨）将米研磨成浆；将流入布袋的米浆扎紧，压重物放置一晚（十到十二小时）压干；次日将干米浆加入白糖搅拌，搅拌完成后搓成米团包馅、放在龟印上压型，最后在扁平的龟粿坯子底部加一张粽叶，刷一层油，放入笼屉蒸十分钟，然后即告制成。
馅料有两种：芝麻和花生。分别磨碎，并掺入白糖。物料的选取上，林家选择大粒而饱满的芝麻，为此常要去泉州市安溪县的官桥镇采购芝麻。而花生，传统上本地人偏好采用本地产的红衣小粒花生，因为这才够香甜。但是由于本地花生近年常用机器脱壳，常常导致颗粒破碎，影响品质，所以红发还是使用外地大粒花生。
糯米，林向和海澄的制粿人都特意说明要选用出自晚稻、最好放满一年的陈米。因为晚稻和陈米两个因素，都会让糯米不太粘软，这样龟粿才不至于太软趴，其上的龟印才可清晰可辨。
林向的红发位于八市开禾路热闹的市口，整个店卖的都是闽南传统糕点，而没有西点，其中多数品种都既是本地人平时爱吃的糕点，也是节庆的祭供品。在西饼日趋主流的中国大中小城市，这座闽南城市的消费习惯能够足以支撑这样的家庭小店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存续，让人欣喜。问林老板：怎样的红龟粿才好？他说，一般顾客都会选择软而Q的龟粿，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得假设大家把红龟粿买回家不止是为了祭拜，拜完是要吃的，所以从外壳到馅料都好吃是必须的，不能只做个外形。
龟印雕刻之艺
闽南人用于祭拜的糕粿为数众多——红龟粿、年糕、发糕、寸枣、红圆、炸酥饺、炸枣……不一而足，但惟有红龟粿因其压制龟纹，而与手工艺结缘。压制龟纹的器具叫龟印，龟印的刻制是门专门的手艺。
从八市出来，沿着大同路往东走不远，就能拐进狭窄曲折的南轿巷。家传五代的龟印雕刻者潘海员在此居住，每天在家旁边五平米的斗室里刻制龟印和糕饼模具。潘海员的爷爷上世纪40年代把家从安溪迁到厦门。潘海员五六岁时，爷爷就把他带在身边，用糖哄他，让他跟着耳濡目染，学习雕刻技艺。1979年，潘海员高中毕业，身有小儿麻痹导致的腿部残疾，但又向往外面的世界，他选择了去一家福利工厂工作，每月工资21元。当时潘父在中山路开了一个前店后作坊的木器合作社，给儿子开出每月100元的高薪，把儿子留在家业里传承手艺。
父亲晚年对潘海员的嘱咐是：永远都不要用电来工作。因为电动工具太危险，有些工匠就因为用电动工具而致伤致残，工匠应该懂得保护自己。虽是一种现实的考虑，但约束着儿子传承着全手工的雕刻技艺。至今潘海员仍然独自在自己的斗室里从锯木材开始直到打磨抛光，完全“不插电”完成。一本书尺寸的龟印往往需要花一到两天，大的还得更费工费时。
龟粿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闽南人共有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浓重的乡愁和温暖的家庭记忆。台湾年轻人说到红龟粿，常把它与阿公（爷爷或外公）阿嬤（奶奶或外婆）联系在一起，常要联想到全球化消费景观到来前的庶民街巷。龟粿和龟印有时甚至被作为闽南人身份的象征。家里有把龟印，会显得是更地道的闽南家庭。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技艺刻制的龟印有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曾有一位新加坡商人找到潘海员谈合作，问他是否有可能每个季度刻出三分之一个集装箱的产品。这让潘海员十分无奈。手工艺与资本的遭遇，常是如此尴尬。
潘师傅那间五平米工作室的一整面墙挂满了各种尺寸的龟印。小的就一包烟大，大的如同一个上菜的托盘。潘海员说，上了红漆的是用来做摆设的，没上漆的是用来做粿的。一眼望去，大多数都上了红漆，说明如今绝大多数向潘海员购买龟印的人，都是把它们作为工艺品收藏陈列。
一、推动文化建设进步
在群众文化志愿者团体中，各行各业的人都很多。能够积极投入到文化建设中，都是热心的，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在这个团体中，不乏很多专业人事。比如专业的文化工作人员、专业的书法人员、专业的音乐人员等等，组成了群众文化志愿者团体。这样的团体可以让文化实践活动举办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化。更有利于推进文化的传播。比如，在团体中有一位语言专家，那么在闽南地区举行语言文化比赛和活动，就可以让这位专家进行辅导和跟进活动，提出意见。或是有专业的戏剧表演者，就可以在他的指导下排练戏剧节目，而且是有闽南特色的戏剧节目。
在闽南地区，由于其文化的特殊性，可以开展的文化活动很多。闽南地区的很多，戏剧剧种多样并存，文化兼容性大，可以看到阿拉伯文和汉字并排的春联等等。因此在闽南地区，可以开展戏曲文化实践的活动。由唱不同戏曲的群众组成一个团队，在闽南地区进行汇演，比如在社区、在乡镇等。当然，这些工作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还可以根据闽南地区的语言文化，进行写春联文化大比拼。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写出不同内容的春联。让群众感受到文化就在身边，从而推进文化的传播。
二、发挥道德示范作用
我国经济在不断的发展，社会正在不断的变革，这个时刻是群众的道德水平考核的关键时刻。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群众文化志愿者的出现，为我国群众的道德水平提供了保障。群众文化志愿者，承担起了传播文化的重担，在群民文化实践过程中，感化群众，舒缓紧张的、陌生的人际关系，维持了群众心中的道德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把社会的道德标准都提高了。
志愿者是自愿的、不求回报、不求报酬、免费为人们社会做贡献的人。群众文化志愿者，同样是一群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传播文化正能量的人群。他们是一个团体，不是专业的文化传播者，但是他们却热爱传播文化，热爱为别人做贡献，作服务。群众文化志愿者，牺牲自己的个人时间，为缺少文化关怀的地方推进群众文化。比如，群众文化志愿者，可以利用闲暇时间，进入到养老院，为老人传播文化。这种传播并不是要教给老人多少知识，而是让老人也能接受文化的熏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丝改变，一些乐趣。群众文化志愿者形成的团体，还可以到比较封闭的地区，传播文化。这样的团体有助于文化传播氛围的形成。目前我国各相关部门已经重视起群众文化志愿者团队的组建，在其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也给予一定的帮助，让其发展的更壮大。
三、提升群众精神生活
居民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要求精神上的满足。因此，人们参与文化活动都是自愿的、自觉的。文化活动的管理是知识文化传播的一部分，群众文化志愿者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组织开展高效、有意义、有内容的活动，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群众文化实践就是为了为了推行文化活动，因此，每一位群众都在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为了锻炼身体，还是为了满足精神要求，推行文化活动都是具有重要意义。
群众文化志愿者在传播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首先，群众文化志愿者在推行文化活动中，可以让群众的人际关系更和谐，推动了创造和谐社会的进程。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和陌生感降低，让人与人更容易相处。其次，群众文化志愿者在推行文化活动的同时，对自身以及参加活动的群众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参加活动的群众都是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道德标准要求的。这样有助于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够更好的传播志愿者文化，使得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遵守道德要求。最后，群众文化志愿者传播的文化精神，是国家发展的内在要素。一个国家只有群众拥有自己的精神文明，才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的。
四、改良社会文化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居民的经济收入也越来越高，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居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也要求精神上的丰富。群众文化志愿者把文化活动带入了居民平时的生活中，在群众文化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志愿者的推动，文化活动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居民的喜爱。当居民受到感染和引导，把时间投入到文化活动中，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还可以营造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改良社会文化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文化活动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通过群众志愿者组织的文化实践活动，可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让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出火花。比如闽南地区的文化和东北地区文化的碰撞，过年多使用的春联，由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写春联的格式和内容都不相同，这就展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在群众文化志愿者中，需要选择对两个地区文化都了解的专业人士，帮助组织活动，交流文化之间的不同，这样才能提升社会文化的层次和深度。
五、结语
群众文化志愿者是推行群众文化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不但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还有利于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同时还可以加强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对封闭地区进行文化宣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群众文化志愿者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梁世鲍.试论群众文化志愿者在群众文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J].大众文艺，2015，（06）.
关键词： 侨批 闽南侨批 文献学 档案文献遗产 征集
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121-126
文献学就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开展文献学研究，对于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文献学被认为是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而就侨批而言，其本身就是一档华侨史的珍贵历史文献，因此，加强侨批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就应该引入文献学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科学方法，使侨批的收集与研究上升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只有这样，侨批才有可能变纯民间收藏爱好而为严谨治学的一门科学。
侨:当指华侨；
批：闽语，就是书信之“信”。
侨批之“批”字作“信”解，据考乃源于唐、宋时期，闽语方言则完好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的这种音读与字义。在福建的方言中，闽东一带是以福州话为代表，而福州话是将书信的“信”字，读作【piē】，音同“撇”字；在闽南的方言里则读作了【puē】，而漳属的少数地方如诏安县等地，则有读作了【pēi】，音同“胚”字，其实所指的都是书信的“信”字。这种方言的音读及字义，迄今为止仍然还为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沿用着。
但是，海外的闽南人却将这种“批”孵化、发展成为一种融合了海内外交流的书信与金融汇兑两种功能的特殊载体，并经由海商及水客驿递之分散、单独的作业，逐渐演绎、发展为了一种行郊作业——批郊。及至清末（大约是在清光绪中期），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终于发育成熟，成为了海外华人世界中的一种全新的商业业态——侨批业，扮演了汇通国内外侨胞与侨亲之间书信往来与金融汇兑的重要角色。“闽南侨批”，实际上就是伴随着历代闽南人出洋拓殖与创业而产生的这种特殊邮传载体，而伴随着侨批业的日渐兴盛与发展，“批”字于是被海内外华人华侨赋予了银、信合一的新概念、新内涵。
由于闽商在东南亚一带的地位和影响均比较大，因而“闽南侨批”还可以纳入闽商历史文化的研究范畴。
一、“闽南侨批”的发端较早
随着福建华侨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历史文献被纳入了发掘、研究的范畴，其中很重要的一类文献，就是福建省民间的家族谱牒。迄今为止，据所发现的民间谱牒中，就有石狮大仑《蔡氏族谱》载有明代闽侨汇款的记录：
明嘉靖年丁卯四十六年，景思秩也，周夫为兄，均有骨肉厚爱……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赀，迭寄润于兄弟，二兄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
显然，这段文字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有关华侨汇款的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早期侨批发生、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记录。
因此，有关华侨史记录的民间家族谱牒，还应当继续深入发掘和仔细排查。
迄今为止，闽南侨批的存世品种表明，无论其是在海内外，其商业业态均比较饱满、涉及的商业范围更为宽广：
1、有证据表明，闽南侨批在清末就已经是规范化、成规模地运作，“批郊”作业就是这种商业运作的成熟表现；
2、闽南侨批较好地承续了明末清初以来国内钱庄、民信业的经营风格与传统，并且还能够结合国际时势变化，推陈出新，显示出其商业谋略与发展皆与时具进；
3、闽南侨批各信局较好地保持着与国内继兴之银行、邮政等机构的合作，并且还能够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凸显自己熟稔的商业运作手段及特色—即诚信经营、服务侨客（眷）；
4、侨批之载体形式更为丰富：除了传统的信汇形式，闽南侨批还有大量的票汇、电汇等文献载体，其服务内容与载体形式均较为繁富。
我们从现有的福建侨批存世量与其分布情况来看，综合考察各地的各种文献记录、历史影响以及研究成果，闽南侨批、尤其是泉州的侨批，都占有较大的优势，因而福建侨批的收藏研究中心与重心皆在闽南。
现在所发现的存世闽南侨批实物（包括海外来批及国内侨眷之回批），粗略估计约有3万余帖；如果再将带有侨批信局作业时钤记的有关汇票、支票等金融票据，以及历代信局经汇作业时给具的票根、信局作业之帮单、信局的账本等等相关的文献形式，总数当不少于5万件；此外，还有各信局的牌匾、营业执照、印鉴，以及信局和批脚作业时所用的其它实物，如称银两时应用的衡器，盛装银、信用的各种行头，批脚的证件等等，那么，有关侨批的实物文献载体，其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相应的浚深和扩展，传统的侨批文献就不再局限于批信实物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涵括了以上各类载体。
目前，闽南一带的侨批实物文献最为丰富，基本上涵盖了以上的各类文献形制，同时，闽南还保留了泉州的王顺兴信局旧址、漳州的天一总局旧址及厦门鼓浪屿的“海天堂构”，之三者，浓缩了闽南侨批的历史发展与辉煌成就，可以说已然就是闽南侨批的历史丰碑！
二、闽南侨批文献遗产的收集和整理
闽南侨批之于档案文献遗产，主要有以下几点的意义：
可以藉此对华侨的历史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侨批的历史作用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肯定，这对今后侨资的态度与作用，必将起到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侨批的文史释读与文化弘扬，扩大、浚深了华侨史学的研究范畴，使得侨批作为侨史文献的载体形式之一，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与借鉴，大大地丰富了华侨历史文献的内涵与外延；
侨批可以凭藉自身的侨史文献功用和价值，积极申报成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使之成为中国的、乃至于世界的文化遗产；
因此，闽南侨批已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与重视，将其视为闽商文化的载体形式之一，并及闽南文化暨华侨史之重要历史文献。
1、侨批文献的收集
以往的侨批收集、研究，注重其邮政信息，主要途径即通过竞技集邮的平台来展示侨批文献；如今强调的则是侨批的档案文献典藏与文史研读，因而对侨批文献的系统性、完整性就有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单个侨批的完整，也就是批封与批信要求完整，不要人为地舍弃掉批信（笺），不要嫌弃批笺给集藏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二是争取完整地收集一个家族的全部批信，这样就可以完整地保留了一个族系的历代往来批信，这既包括了海外寄回来的批件，也包括了国内寄往海外的回批。
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在收集侨批的过程中，也应该讲究各个侨批信局的系统性收集，例如著名的“天一（银）信局”，关于该信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使用的印鉴和诫戳，其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能够力争收集到天一信局的不同戳记的侨批，也是每一位集藏爱好者一直在努力的；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同一信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使用的戳记侨批，视作该信局的不同“版本”，如天一厦（门）局、天一安海局、天一菲（律宾）局、天一新（加坡）局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在邮政史上的考察，同时也是针对该信局历史概貌的揭示与综览。
以上只是针对实物侨批而言，但是在侨批文献的具体品种方面，还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1）来、回批都要重视，特别是回批；
2）信局制用的支票、汇票，以及有信局作业印迹的银行汇票；
3）海内外信局给发的收银信单据（凭证）；
4）信局的流水账簿、印鉴、证照、牌匾及工作证、员工名册等档案资料等；
5）信局的各类广告；
6）考虑到侨史文献的整体保护与研究，有必要完整地起获某一个家族系列的侨批暨侨信，使其内容得以互相参证；
7）侨批业主的家族谱牒：这是进行文史研究的重要历史典籍！
8）充分考虑到实物文献资源的局限性，故而有必要尽可能地摄录历代侨批史遗存，如信局的旧址等等。
侨批研究，一定是要先拥有相当规模的实物侨批藏品，以及藏品有着较好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否则研究工作必将难以为继；而大量与系统地收集侨批，则是今后开展侨批研究、交流及学术探讨的重要基础。我们注意到，广东省汕头市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表率，带了个好头，他们采集到了大量的潮汕地区实物侨批（总量达3万多帖，其中亦包括了侨批的影像光碟资料），从而为学术研究与文化阐扬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
2、侨批文献的采集渠道和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潮汕的做法，在现代条件下，将侨批资料的收集分为实物收集与影像收集两类，而两者都要予以重视。
实物侨批是必需的，是一个研究机构所必需葆有的学术资源，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收藏规模；而影像资料则需要认真审视和科学地取舍，首先是要审定所需图录存档的侨批资料的真实性，判定其史料的价值，然后才决定收藏并图录，以补充自有资料的缺或，作为另一种载体形式而予以借鉴、参研。将目前已经发掘出来、且经过了甄别和整理的实物侨批资料，应是我们首先要去做的学术准备工作，毕竟资料的汇集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关于实物侨批文献的采集，具体来看，有下面几种可操作的方法：
①征购
市场化征购，这是如今文献征购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道常规的文献采集方法。
侨批的载体形态，也可以归之于民间文书一类，故而也受到了公藏机构的关注，例如福建省图书馆等，但他们主要是从大文献的视角出发，只是将侨批纳入民间文书的大体系中，构建民间文书的文献建设，而不是单一地为侨批收藏而收藏侨批。但是，对于专业的侨批文史研究来说，则遵照一定的体系、成规模地开展侨批文献资源建设，那就一定是将侨批文献作为了主要的征购对象，而且是系列化、规模化地开展此项专项文献的建设。
要想规模化、系列化地建构侨批文献专业资料库，自然是离不开征购一途，根据各公藏机构以往的文献采集策略与方法，有两个征购的途径，一是走向市场，在各地收藏交流市场开展征购；而是通过各地的渠道，向已知的存留有此类文献的家户协商征集，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或交互着进行，但必须保持连续性，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文献建设的持续建构，也才能保证系列化、规模化的文献建设要求。
② 图录
有偿征集固然是一套可资为用的策略或方法，虽则行之有效，但也无法保证专藏机构得以实现完全架构侨批文献的理想。
就侨批来看，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集邮人士早已经介入了侨批的收集、研究，并且许多人的侨批集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在集邮领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国内外的集邮竞技平台上屡获大奖，极大地提振了侨批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因此，侨批收藏研究已经成为了这部分集邮人士的人生追求与感情寄托，轻易不会出脱自己的藏品，但是他们的藏品都是经过了市场考验与竞技集邮的洗礼，其间不乏珍品、孤品级的侨批实物文献，对于这样的情形，则应该要有一套相应的文献采集策略，图录、出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源，以实现其文史研读的功用。
我们还可以文献学为样板。如今，中国传统古籍已经渐次引进了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开始了古籍的数字化建设，这对于浩瀚的中国文化典籍而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毕竟古籍传承到了今天，由于种种原因，版籍的传统保护方法已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数字化建设则无形中开拓了这些版籍的保存方式，延伸了版籍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得这些文化载体的生命得以继续传承，并且还能逐渐光大与阐扬。
目前，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工作已经展开了，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传统古籍的保存、保管方式中，新增加了文物化和档案化的管理方法，其中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为古籍定级，包括了文物性的版本定级与档案化管理的破损定级，制定了古籍保护的一整套科学保护措施，并形成了制度化的管理方法。仅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古籍保护中的许多举措，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导入到我们的侨批文献收集和保护中来，例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的标准，修复建议，藏品的保护，书影的制作，等等，这应该也是我们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和文化释读的每一位参与者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了。
除了实物侨批资料之外，还有许多侨批文献载体形式较为独特，比如旧时信局的牌匾，信局使用的印鉴、戳记，信局员工常用的分发批信的运载工具、证明文件，现存老侨批工作者的家访影音录像资料，历代侨批信局的遗址（迹），诸如此类史信，就更有必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加以收集、保存了。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那些历史上曾经从事过侨批经营活动的老人，是侨批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很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访谈工作，应该对访谈内容进行全面的记录，包括其影音的全程记录，这事应该要尽早去做，要与时间赛跑，毕竟这些老人，个个可都是些宝贵的“活文献”。
除了这些资料以外，其它还有可资为用的文献形式，举如旧时侨批信局的老照片，批信局兼营或混业经营的一些广告宣传单，涉及到侨批经营者的家族谱谍，各时期报刊等媒介的有关报道，批信局合作、合伙经营的股份证书或契约，等等，都应当纳入我们的收集与研究的范畴，有实物的就收集实物资料，没有实物而有其它影像信息者，就采用复制的方法来收集，极力扩大侨批文献的资料来源，使得侨批的释读不仅仅局限于侨批的批信载体本身，还将扩展到了侨批文物上去，这才是文化的侨批所应具备的全面素养。
这些实物侨批资料，还只是民间的存在形态，但这种民间存留的文献，一直都是处于分散化的状态，更缺乏专业的保管，有很多已经发生了霉蚀、虫蛀等破损情形，其文献的存留生态可称“堪忧”，因此，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请有志于该项藏事的专业机构，要加紧、加速民藏状态的实物侨批文献的征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侨批文献处于相对沉睡状态中，这就是各地各级档案馆所珍藏的历代邮政档案和海关档案资料，其间记录、附着有大量的侨批业原始档案信息，甚至是各地信局的原始文案、印鉴及其它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及文献载体，有很多都是以往侨批研究者所未曾见识过的，这也导致了以往对侨批的释读存在着诸多的分歧，甚至是误解、误判及误读。如何让开发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积极面对的一颗重要课题：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图录并出版这类侨批史的档案文献，则对目前积极开展的侨批史研究与侨批文化释读来讲，善莫大焉！
3、侨批文献的鉴定
侨批文献难以鉴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年代不好判定。许多早期的侨批，其目的就是驿递功用，并不是要刻意为后人留下什么可资纪念或怀念的信物，也没有一定的递解程序和规则，这在批封与批信上，都可以看得出讲究简洁、实用，并且还出于运作与保密的考量，有意掩饰一些递解方式和程序上的信息，时过境迁了之后，这些信息就变得晦涩难解了，尤其是具体年代的识判；
二是具体承解的信局。早期的水客批封，还有后来特殊时期的信局作业，都没有留下递解责任者的详细信息，这也就要求我们要做更多的排查与检索识别工作，方才有益于作进一步的解读；
三则是一些侨眷在解读海外寄来的批信时，由于存在多次拆读和保管的缘故，有许多的侨批封和批信装错了，出现了批封与批信不符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比照与复原，这当然是离不开广泛的原始资料的集藏；
第四点就是有很多侨批的相关资料，如侨批信局的印鉴、图章和证件（书），信局作业的账本（簿）、单据，还有批信局之间、批信局与银行、邮电部门之间的往来信札、电文及公函等，这类有助于侨批研究的资料，都是需要研究者们认真收集与审视的，其间所涉及的政治、法律、金融、邮政等等素材，无一不是需要做过细的文史整理工作，这些都是今后在侨批的研究中亟需加强的重要内容，而鉴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沙汰谬误，去伪存真。
第五点就涉及到了作伪的问题，这主要是在侨批收藏的市场化经营与运作过程中，有许多的侨批被少数经营者篡改了，这方面的伪作，具体表现形式就有加盖著名信局的印戳，刻意伪作信局的文字宣传诫戳，以及伪造时间、地名戳记等等，种种不端，导致了收藏交易市场上流通的侨批与侨批资料，都需要我们去仔细地予以甄别。
所以，为了保障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专业研究机构还应当聘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如文史学者，民俗专家，特别是在侨批的收藏研究上已经取得实绩的集邮界人士，等等，充任侨批研究的专家委员会之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阐扬侨批文化，“闽南侨批”的文化研究与阐扬，自然也当如此。侨批实物的图录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收集与研究课题，也是一项必须进行的学术文化准备工作，否则，学术交流将会陷于“重要性”与“意义重大”一类的空泛之谈，这就有违其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最终目标，而流于一种泛议或口号，这对提振侨批文化不仅无益，而且还是有害的；同时，图录并长期地保存这些珍贵历史文献，也是对历史负责之举，是对历代华人华侨及侨批之于闽南、之于福建历史贡献的肯定，海外华人、华侨也是翘首以待与热切期盼的。
只有经过大量的、系列化的实物文献采集，并及经过仔细的甄别和整理，侨批资料才可以成为可资为用的文献资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献载体，侨批也只是外在形式与使用功能上，有别于图书版籍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流传及递嬗方面，侨批文献虽然是后起的一个门类，但是它前承了中国历代文书的历史发展，后启了中国近现代海内外交通之端，特别是海内外邮电发展、金融汇兑、文化交流等等诸多方面，还是一种客观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档珍贵历史文献，我们应该倍加珍重，有人誉称其为“中国近现代的敦煌文书”，溢美之词及于言表。
我们完全可以了冷静与客观地看待侨批文献，更由于它是我们家乡的一档珍贵文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静一些，就先把侨批视作乡贤们的一档历史文献来珍惜，来爱护，来收藏，来研究，那么，多做一些博大与宽泛的收集、深入及缜密的考证工作，毕竟这也正是我们发扬尊重历史、敬仰先贤、爱护文物、阐扬地域文明的精神。
四、综述
在侨批收藏和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上述的这些理念或方式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根据侨批的特性，做出因地制宜、因具体品类而重新定义的问题，这就是相关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了。
除了上面所谈的集中文献采集渠道与方法，还有在文史研读、文献披阅过程中的新发现，这就不是侨批实物征集的范畴，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步钩沉、发掘出来的，例如：
其一，除了实物侨批之外，还有很多文献资料也都记载了有关侨批的史实，有的尽管只有零星、片断的记录，但是，对它们的收集整理与综合研读，就能够发现许多对侨批研究极为有价值的线索，举如民间宗族谱谍中就有其族裔出洋，并往来沟通的重要信息；民间钱庄的私钞上，也会留有信局的印章或印鉴；早期海内外报刊对于华人生活的一些报道，也都有或多或少地介绍侨汇的情形；国内的许多统计年鉴，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汇入的款项，也有一定的统计数据报告，等等，这些资讯，对于侨批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早期的侨批信局作跟踪与观察，常常让人感到有关史料的严重不足，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我们把侨批的收集与研究范畴拓展到相关的文史资料上去，这样才能更为广泛地获取更多及有效的信息。现在我们重视侨批文化，重视侨批的收集与研究，那就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侨批实物一个方面，而是要将所有涉及到侨批的历史资料，今后都必须纳入到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范畴中来。
第二，我们现在还很难判定一个地域的历代侨批经营者有多少家，目前所读到的一些侨批研究著作，已经列举了不少的各有关信局名称，但是近来的实物发掘，还有其它的文献载体，诸如信局账本、银行的单据等，就不断有新的信局名称出现，可见，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关注者都是有其局限性的。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的收藏研究平台，尽可能多地汇集所有的侨批史料，分门别类，厘清条目，这样就能够通过系统而专业的研读，辑出那些以往不见著录的一些侨批史信息，当然也包括了侨批信局的名称，等等。
一个区域的服饰文化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的整体文化，而文化又是经济、政治等因素的综合反映，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定可以带动经济政治的繁荣与发展，海西女性服饰文化具有多样和复杂的特征，是海西地区整体文化的一个缩影。随着海西经济区的建设发展，尤其是这一地域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地理与文化关系，对增强海峡两岸文化认同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地域传统文化。在服饰文化研究方面，对畲族、惠安、客家服饰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其形制、色彩、工艺、装饰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但这些研究大都从服装学科、艺术学角度对服饰外在表现进行探讨，缺乏对其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研究。本研究首次将整个海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其区域文化背景下的服饰文化的现状与保护，希望为整个海西地区的服饰文化传承尽绵薄之力。
1海西女性服饰概况
海西是一个比较广的区域概念，不仅仅指福建，它还涵盖了台湾海峡西岸，包括了浙江南部、广东北部、江西部分地区。海西地区民族民系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闽南、客家民系和畲族，它们共同构筑了海西地区复杂而多样的文化特征，海西女性服饰文化主要以此三者为研究对象。
1.1闽南女性服饰概况
闽南女性传统服饰带有典型的海洋文化烙印，服装款式、图案和色彩与环境自然和谐，融民间性、地方性、民族性为一体。近代以前闽南服饰，女性均为衫裙或衫裤，上下分开，上装被称为“大裾衫”，下装中的裙又有多种形式，有布裙、绸裙、百褶裙等[1]。在款式和材质上闽南人得益于生活在鱼米之乡的优势，服饰用料都较好，以丝绸为主，且服饰的装饰性较强，金属钮扣和绣花滚边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服饰的美观效果。闽南年轻女性的服饰颜色变化多端、不拘一格，年老女性则较为单调，多为黑、蓝、褐三色。肚兜和云肩也是闽南女性服饰的重要特色。在闽南女性服饰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惠安女服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成为惠安女服饰特征的真实写照。
1.2客家女性服饰概况
勤劳、俭朴、吃苦这三大特点是客家妇女精神内涵的最有力概括，与之相对应的客家妇女服饰的总体风格为简洁、舒适、大方、纯朴、耐穿。客家妇女的上装主要是大襟衫[2]，在台湾被称为蓝衫，这种大襟衫不分年龄，无论老少都可穿用，受中原保守思想的影响，大襟衫的穿着以遮住臀部为宜，有“行不露臀，坐不露股”之说。客家妇女的下装则为大裆裤。在材质上，客家妇女多穿用棉或葛麻制成的家机布缝制而成的衣物，此种材质的衣物结实耐用。客家服饰的颜色较少，常服基本保持本色，一般为黑、灰、蓝、白四种[2]，且装饰较少，就连客家妇女的常服也只是在衣襟处加几个绲边儿，这也符合客家人朴素自然的风格。
1.3畲族女性服饰概况
海西地域畲族女性服饰呈现较强的地域特征，样式也较多，仅福建闽东地区的福鼎、福安、霞浦、罗源一带的畲族女性服饰就大相径庭。虽然如此，畲族女性服饰还是具有其共性，即上衣布满刺绣图案[3]。畲族女性服装被称为“凤凰装”，基本形制可概括为衣多为黑色，衣领、衣襟、袖口边绣有彩色花纹图案且镶花边，在衣裳和围裙上刺绣各种花鸟和几何纹样，构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在材质上，麻布和棉布成为主要用布。
2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现状与保护
2.1海西女性服饰的现状
海西地区女性服饰的形成是海西地区长期经济和文化相互交融作用的结果。[4]客家人和闽南人都是南迁的汉族，由于迁徙的时代和定居的生活环境不同，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系。它们是海西地区历史形态的延续和积淀。它们代表了海西地区独特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很好地体现了海西地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笔者通过田野调查了解海西女性服饰的现状，田野调查区域包括福建长汀的羊牯、四都、河田，惠安的崇武、山霞、小祚、东桥，漳浦的赤岭、湖西等乡镇。经过调研总结如下：一是传统女性服饰基本消失殆尽。在长汀三镇，百分之八十的20到30岁的客家人表示从出生至今未见过真正的客家女性服饰，只有极少部分的高龄妇女拥有客家服饰，但几乎不穿用，或者寿衣还保留传统服饰形制；漳浦的两个畲族乡的畲族女性日常穿戴民族服饰的情况也已经完全消失，除了在重大节日，如三月三歌会，其他时日都很少穿戴。
据被调查者称即便是重大节日穿着的民族服饰也不是沿袭正宗的“凤凰装”，而是改良版的畲族服饰；相比之下，惠安女性服饰文化的情况会比客家和畲族乐观一点，在惠安的小祚、崇武等镇时常还可看到一些穿着惠安女服饰的女性，不过穿着者的年龄层次偏大，一般都是在三十五岁以上。有人预测，再过十五年惠安女服饰也会和现在的客家服饰、畲族服饰一样难得一见。二是当地人不理解传统服饰的内涵，缺乏对民族服饰的认同感。很多海西女性都不能坦然地穿着民族服饰外出，此现象在年轻女性中尤为显著，她们认为穿着海西女性服饰是落后、封建的象征，对海西女性服饰文化不够自信。三是海西地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濒临失传。除了在惠安的小祚、崇武等地还有少量惠安女服饰的民间作坊之外，其他的民族地区已经没有专门制作其民族服饰的地方，且会做老式民族服装的裁缝师傅也很少（都是60岁以上的老师傅），海西女性服饰的制作后继乏人。
2.2海西女性服饰文化危机的成因
上述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的现状反映了一种发展态势，包括惠安女、客家、畲族在内的所有海西女性服饰文化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在大力推进海西经济建设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的危机这一现实，那么，是什么使富有海西特色的女性服饰文化面临如此窘境？最重要的原因是现今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频繁，这些都在不断地影响和改变作为海西女性服饰文化主体的客家、惠安、畲族女性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方式。加上人们对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不了解，这些都使作为文化主体的民族群体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疏离，甚至产生了对其民族文化的不认同感。第二，地方政府对服饰文化的的关注、宣传和保护不到位。地方政府在针对这些民族服饰文化问题时，更多的是关注其经济效益而忽略它的社会效益，以至于这些服饰文化被商品化，被表浅化，使服饰文化被“打造”得不古不今，如在很多地方可以见到的伴餐的民族服饰。加上地方政府在服饰文化上的财物投入偏少，以至于服饰文化保护经费缺乏。第三，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的传承机制脆弱，许多民族古老管理机构已自然消失[5]，传统服装的裁缝师傅很少且年龄偏大，传统服装的用料，辅料也很难买到。
2.3海西女性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措施
首先，应该让公众特别是作为服饰文化主体的民族群体充分理解其民族服饰文化的真正内涵，正确地认识其服饰文化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加大宣传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的力度，使海西女性认识到其服饰文化的重要作用，增强海西女性对服饰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要发挥地方政府行为在保护服饰文化方面的作用。政府除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护海西女性服饰文化外，还应该在经费上也给予更多的支持。在地方政府财力物力的支持下，可以建设专门保护服饰文化的博物馆（有条件的还可以建设网上博物馆），多渠道、多方位地收集和保护与海西女性服饰文化相关资源。
再次，在服饰文化上要加强立法保护。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我国还未有一部法律法规对服饰文化这一领域有专门的保护条列，只有少数法律法规有涉及一些服饰领域的问题，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中有针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的保护，但条列规定的不具体，保护范围也不明确，《条列》在服饰文化保护这一领域还有待完善。其它的如《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对服饰文化的适用性相比于《条列》就更弱了。因此，对海西乃至全国服饰文化保护的立法乃是当务之急。
最后，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引导，使弘扬海西女性服饰文化工作后继有人。现有掌握海西女性服饰制作工艺的艺人已偏向高龄化，只有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海西女性服饰才有出路。例如，在海西地区的高等院校的服装等相关专业开设海西女性服饰文化课程，在保留服饰文化精髓的同时，又鼓励在校学生踊跃探索、积极创新，这样既可以使传统工艺后继有人，又可以打造具有海西特色的服装院校，最关键的是可以使海西服饰顺应时展，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