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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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的投机风险
风险理论把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风险，如火灾、地震等。其后果只有两种可能，即有损失或无损失。投机风险是指既有损失机会又有获利机会的风险，其后果有三种可能:盈利、损失、不盈不亏，如股票投资、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投机风险因有利可图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们为求得利益而甘冒风险。
1 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创新主体希望通过成功的技术创新获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术创新系统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新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二是创新失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无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资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仅使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风险类型上，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
2 技术创新风险是一种动态风险，有其复杂性。即由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变动，如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动，研究开发、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而所谓的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变动或人类行为的错误导致损失发生的风险，如地震、火灾等。
3 技术创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技术经济活动。通过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组织管理，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损失的发生和发展，使受控的技术创新活动向预期目标发展。
4 技术创新风险导致的失败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电视机、电子表在美国公司经历失败之后，却在日本企业手中经过完善和市场开拓，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影响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变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够改变原来失败的结果。
5 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风险。虽然技术创新风险不可能完全灭除，但总的来说，技术创新管理比较完善的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风险因素，其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在完善技术创新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杜拉克说过:许许多多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冒险癖’。……，他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然后准确地找出机会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们不是专注风险，而是专注机会。”
2 技术创新风险是一个理性过程中的风险
在技术创新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技术创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技术创新过程是创新主体理性行为主导的过程，并不是人们所想象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随机过程。因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中每个阶段都包含有分析、评价、决策和实施等符合逻辑的理性行为。创新设想调研开发中试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3〕表明，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存在技术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决策风险、政策风险，或者说不同特征的风险，如技术、市场、管理、决策等风险，在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其发生变化的规律存在显著的差别。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生产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创新设想调研评估研究开发中间试验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创新主体需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事前、事中分析。一方面可以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使风险处于受监测状态，防范风险，降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如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对创新设想进行评估，切实按照目标顾客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发新产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使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其目标。事实上，技术创新综合能力不同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创新风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创新综合能力强的企业，相对而言创新的成功率要高得多。一些技术创新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1，2〕。有的研究认为〔4〕:新产品失败率25年来保持稳定的原因，是对新产品管理能力的长期改进，要保持这种稳定，可能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理性的分析，始终致力于完善技术创新管理和风险管理，是防范和控制创新风险的基本措施。
3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
美国布兹·阿伦和哈米尔顿咨询公司根据51家公司的经验，归纳出新产品设想衰退曲线〔5〕。从新产品的设想到产业化成功，平均每40项新产品设想约有14项能通过筛选进入经营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图的条件，得以进入实体开发设计的只有12项;经试制试验成功的只有2项;最后能通过试销和上市而进入市场的只有1项。事实上，在衰减过程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少。衰减比率会因产品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别。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减率越高。但衰减曲线的形状具有典型性。
这一衰减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获取经验的过程。在创新设想阶段，重点是要明确技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调研评估阶段，重点研究顾客是否存在这种需求，企业有无能力利用这一环境机会;在取得进展后，要尽量明确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开发的后期，甚至产品投放市场后，不确定因素还会存在，还是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新的风险。
一些资料表明，有些创新活动，对创新项目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不存在技术可行性或市场接受能力;对研究开发费用、设备调整费用和批量生产费
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资超过预算，甚至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考虑创新项目的评价时，不仅要进行事前研究，而且还要进行事中研究，对各个阶段都要进行评价，即由一次性评估转变为多阶段的评估，有一次性决策转变为多阶段决策。
4 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积累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开发研究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为25—50%，产业化或商品化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为50—70%，三个阶段的投资大体为1∶10∶100。上海对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查，其投资的比例为1∶103∶1055。1980年美国全国工业会议的调查结果，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的费用和时间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显然产品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是资金投入最大的两个阶段。表2 新产品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分布概念开发样品开发试销商品化合计时间(%)14402323100费用(%)10301644100(注:根据〔5〕整理。)
为准确描述风险的大小，我们设I为创新项目的投资费用，P为该创新项目失败的概率，V为风险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术创新项目从概念开发到市场实现要经历的阶段设为n个，则各阶段的风险Vi与该阶段的累积投资额I0i和失败概率Pi之间的关系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为各阶段的投资额。显然，由于投资具有积累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尽管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由(2)表示的风险Vi还是比较小的;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那么高，但由(2)式计算的风险V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淘汰率不高，不尽早放弃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设想方案，就会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术成功或市场成功的开发项目进入创新的后期阶段，将使风险沉淀和积累下来，最终导致风险的增加或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危机。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①进行多阶段评价;②谋划多种可行备选方案;③将风险的控制点尽可能设置在创新过程的初期阶段，尽早释放可能存在的风险;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费用。
关键词：并购贷款；特殊风险控制；并购方；高管动机；连续并购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第一，关注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及其绩效。本文发现，同一家并购方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活动可能并非是以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当然，并不能说并购市场上发生了所有连续并购就一定不能起到改善业绩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应审慎调查企业以往的并购活动及绩效，判断其是否产生了并购的“协同效应”，倘若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并未对整合后的企业绩效产生提升的效果，商业银行则应合理评估及防范当前并购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
[摘要]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关键词】β系数；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理论上，β系数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一类是与市场相关联的各类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及其程度，另一类是各类股票收益对经济变量的反应程度。比如说当企业改变其资本结构，增大财务杠杆时，该企业对各类经济变量的反应程度就将提高，其β系数值也将增大。因此，可以预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证券的β系数及同一证券在不同时期的β系数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也己为许多研究所证实。总的来看，研究普遍认同导致β系数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宏观经济因素（如经济周期、利率、通货膨胀等）、公司的基本特征（如公司的规模、财务结构等）和公司的行业类别及所归属的经济部门。
1、宏观经济因素对β系数的影响
影响β系数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有经济周期、利率、通货膨胀等因素。Robichek和Cohn在1974年的研究发现通胀率和收入增长率会影响证券的系统性风险；Francis和Fabozzi（1979）用哑变量模型分析经济扩张和缩减对证券β系数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支持了经济周期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的观点。但Robichek和Cohn的研究与Francis和Fabozzi的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的模型都用离散型的虚拟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来度量经济条件的变化，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无法分析影响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
Carl.Chen（1982）建立了一个因素模型对公用事业企业的β系数和几种影响因素的相关性作时间序列分析，他将β系数设为模型中的因变量，模型的独立变量包括微观和宏观指标，分别为资产的变动、财务杠杆、股利变化、通胀率、实际收入增长率，结果也发现实际收入增长率对β系数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2、公司基本特征对β系数的影响
理论上，公司规模的大小、资本结构、经营收入的周期性及公司的负债比例等基本特征的变化将改变公司的风险特性，从而影响公司所发行股票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对公司的基本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其股票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展开研究。鉴于公司的会计资料能传递与公司基本特征有关的风险信息，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会计变量作为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量化指标。
Lev（1974）选取电力行业的75家公司、钢铁行业的21家公司及石油行业的26家公司为样本，就公司经营杠杆与β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杠杆与β系数显著正相关。
Bildersee在1975年研究了1956年至1966年间纽约证券市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71家公司的系统性风险与n个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他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出对β系数有重要解释能力的6个会计变量：负债比例、流动比率、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销售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市盈率的标准差、会计β系数，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Rosenberg和Mekibben（1973）考察了基于会计变量和市场变量的风险因素与β系数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32个变量与β系数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因变量（β系数）和独立变量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大多数变量与β系数的相关关系与预期方向相同，有13个变量与目系数有显著的关系，但作用方向与事先预计的有所不同。Rosenberg和Mckibben还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β系数存在持续的差异。随后，Rosenberg和Marathe（1975）进一步把39个行业哑变量加入模型中来解释股票β系数的差异，并构造了著名的“罗森伯格系统”（Rosenberg System），该系统将个股的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性质综合于一个模型中，较好地显示了β系数变动的各种可能原因。罗森伯格系统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为代表市场变动性的14个描述变量，包括历史β系数及股票的市场特征如交易量、股价的波动范围等；
为代表盈利变动性的7个描述变量，包括盈利变动性的度量、会计β系数以及不可预测盈利的度量如非正常盈利的数量等；
为代表公司经营成功性的8个描述变量，包括盈利的成长性、股票面值与股价之比、公司的相对优势及其它经营成功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成熟性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总资产、市场份额以及规模和经营时间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成长性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股利发放率、市盈率和其它历史与预期成长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财务风险的9个描述变量，包括财务杠杆、利息杠杆和流动性的度量指标等；
为代表公司特征的6个描述变量，包括股票的发行量和产业类别的反映指标等；
-为代表行业特征的虚拟变量。
Rosenberg和Marathe对该模型的首次检验表明模型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能力好于其它的预测模型。由于理论上的吸引力和检验结果的支持，用罗森伯格系统生成的β系数预测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著名的BARRA咨询机构（由Rosenberg创建）就采用了这一系统。
Bowman（1979）分析了β系数与会计变量之间在理论上的相关性，他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证明了公司的财务杠杆与β系数存在着理论上的相关性，而β系数与盈利变动性、股利、公司规模和公司成长性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直接相关性。
Mandelker和Rhee（1984）选取255家生产型企业在1957年至1976年20的数据，分析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与市场β系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市场β系数与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显著正相关。
Rosenberg和Rudd（1987）的研究发现对β系数最具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的4个会计变量是成长性、盈利变动性、财务杠杆和规模。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不同行业类公司的β系数存在显著且持续的差异性。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吴世农、冉孟顺等（1999）根据财务理论，在总结和借鉴Beaver等人（1970）和Bildersee（1975）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提出七个假设的前提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财务杠杆、股利支付率这3个会计变量对个股的系统风险均有显著影响，此外他们从组合后的回归分析来分析，发现流通规模对股票组合的β值具有显著影响，虽然这与个股β值的回归分析结果不一致，但一般认为组合修匀了数据，消除了一些偶然现象，其结果更具有稳定性。
李旭升（2002）对1996年至2000年间沪深市场中292家上市公司的β系数进行预测性研究，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现金股利支付率、盈利变动性、主营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年振幅和历史β系数是影响β系数的主要指标。
钟琳琳（2006年）对1997年至2004年间沪深市场中293家上市公司的A股股票的β系数进行研究，经研究发现个股β系数与会计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较小，相关关系较弱，组合后的β系数与会计变量的相关系数普遍提高，相关关系显著增强。
张甲宇（2008）以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计算样本公司2005年的β系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β系数与32个相关财务变量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β系数只与其中的活动性比率、主营业务成本率、盈利变动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流通比例、总股本赫菲德尔系数、销售现金比率、市盈率和销售成本率显著相关，最后他还建议今后的研究考虑上市公司的行业特性和宏观经济因素对系统风险的影响。
总的来看，研究虽然发现β系数与某些因素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实证研究的结果仍存在较大的差别，究竟是哪些因素对β系数有持续稳定的影响作用尚无法定论。
3、公司的行业类别及所归属的经济部门对β系数的影响
Rosenberg和Mckibben（1973）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股票的β系数之间存在持续的差异。Farrell（1974）计算了几个不同经济部门的β系数，其中增长型和周期型部门的β系数分别为1.24和1.11，高于平均值水平，而稳定型和能源型部门的β系数分别为0.9和0.85，低于平均值水平。
应该指出，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揭示了除市场因素之外，宏观经济条件、公司的基本特征等也是潜在影响β系数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人们对β系数之所以不稳定及其变动特征的探究有了更为明确及合理的解释。同时，对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还能区分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确认其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因此也为β系数的可预测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1]钟琳琳.我国股票β系数与会计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2]张甲宇.财务变量与预期贝塔系数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务月刊,2008(Nov.),13-14.
[3]许年行.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厦门大学,2007.
[关键词] 风险资本 高技术创业企业 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衍生金融工具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产品。其自从产生以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投资者保值、获利，同时也使投资者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加强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管理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的支持。如何在财务报表中有效地进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披露，已成为会计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衍生金融工具
（一） 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与特性
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从传统的基础金融工具，如货币、利率、股票等交易过程中，衍生发展出来的新金融产品，其主要形式有期货、期权和掉期等。
金融衍生产品具有以下的特点：
1．价值受制于基础商品的价值变动
金融衍生产品既然“衍生”于基础商品，其价值自然受基础商品价值变动的影响。因为它的价格是基础商品价格变动的函数，故可以用来规避、转移风险。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由于潜在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即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波幅也比传统市场大，所以加大了风险系数。
2．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衍生产品的交易多采用保证金方式，参与者只须动用少量的资金(甚至不用资金调拨)即可进行数额巨大的交易，由于绝大多数交易没有以现货作为基础，所以极易产生信用风险，若某一交易方违约，可能会引发整个市场的履约风险。此外，保证金的杠杆作用把市场风险成倍地放大，从而微小的基础价格变动也会掀起轩然大波。
3．产品特性复杂
“火箭科学家”(开发衍生产品的金融工程师的别称)像玩魔方一样，把基础商品、利率、汇率、期限、合约规格等予以各种组合、分解、复合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日趋艰涩、精致。金融衍生产品灾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性缺乏深层了解，无法对交易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运作风险在所难免。
4．产品设计颇具灵活性
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时间、金额、杠杆比率、价格、风险级别等参数进行设计，让其达到充分保值避险等目的。但是，由此也造成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难以在市场上转让，流动性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法律及各国法律的协调赶不上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步伐，因此，某些合约及其参与者的法律地位往往不明确，其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而要承受很大的法律风险。
（二） 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主要有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两类。
1．宏观风险
（1）金融自由化。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的界限，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使资产的流动性增强，各种金融工具类别的区分越来越困难，用来测量和监管货币层次的传统手段逐渐失效。
（2）银行业务的表外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不仅可以绕过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最低资本的要求，不必增加资本即可提高银行的盈利性，并且不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出于盈利目的进行的投机交易越来越多，不但使整个市场的潜在风险增大了，而且使传统的财务报表变得不准确，许多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业务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经营透明度下降。
（3）金融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现代化的金融技术理论层出不穷，使风险控制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是电脑设备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升级换代，使这些金融理论在日常的交易中大显身手。但从整个市场来看，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交易量的剧增，偶发的支付和信用风险，随时都可能导致一场巨大的危机。
（4）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随着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取消、各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收益、高流动性，并由此实现投资风险的分散化。但是，与此同时，也增大了金融监管难度。
2．微观风险
（1）管理层的认识不足。金融衍生产品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复杂的风险管理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而这通常不为一般企业的高层领导所了解，他们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估计不足，难以准确地把握交易时的具体细节，不能对交易的具体事宜做出明确的规定。
（2）内部控制薄弱。内部控制不严密，对交易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是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3）激励机制的过度使用。许多公司把交易员的业绩与薪水联系起来，有的还实行利润分成，这对调动交易员的积极性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冒险精神。
（4）越权交易。虽然有的决策者对进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交易赚取巨额利润时，并不一定会检查交易过程中是否有越权行为，违规盈利的交易员反而会受到表彰，以致风险意识逐渐淡薄，逐步加大交易金额，调高风险系数，使交易与原来决定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相背离。
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与会计确认和计量
会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传统会计要素确认的三个标准，即定义性，可计量性和可靠性，一直以来主要以表外业务形式存在。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
首先分析会计要素确认的定义性。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都强调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而衍生金融工具是衍生于金融资产、商品、指数的一种金融契约，一种承诺。在合约签订日，交易并未实际发生，也不能保证将来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交易也是在未来日期结算。显然，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会计要素的传统定义，因而无法在财务报表上反映。
国际会计准则中与金融工具有关的准则有：IAS32和IAS39。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原本想制定一项统一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但在IAS第 3 2号准则出台后，迫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急于建立一套核心准则的压力，暂出台了IOSCO第39号准则作为lAS第32号准则的继续。IAS第32号准则对金融工具下的定义强调了金融资源及权益工具的转移，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也避开“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不谈。在IAS第32号准则中给出了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的标准：当且仅当企业成为合同缔约方时，企业都应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这使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能在会计报表中以会计要素的合法身份得到确认。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8年6月颁布的 SFASI33中，将资产与负债定义为代表着一定的未来经济利益或损失，从而绕开了“过去交易和事项”的规定。该准则还认为，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只要这种变动能可靠计量，企业就应于期末确认其价值变动带来的损益，以真实反映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
关于这一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再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一是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二是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三是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已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四是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
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二）会计计量
会计计量是指在会计核算中对资金运动的内在数量关系加以衡量、计算或确定，使之转化为定量化数据或会计信息的专门方法。主要是要保证可计量性和可靠性。
计量属性即计量基础。对于发生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计量，由于利率或汇率的频繁变动，其价值不断发生变化，可能与初始确认的价值差异很大。为了真实地反映和监督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所引起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变化，就势必要扬弃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原则。
FASB在所通过的115号准则中，突破了传统的计量原则，允许按公允价值计量在交易中和可供销售两类证券价值，即采用现行会计模式中很少使用的“公允价值”。然而， 衍生金融工具又并非所有的类别都可能按统一的确认标准加以确认，如果需要确认，也不可能完全按公允价值去计量。考虑到我国已加入WTO，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分阶段地客观地反映企业所持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是值得借鉴的。
“公允价值”。按照FASB针对金融工具给出的定义：“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是在双方自愿、非由于强迫性的清算销售而在当前交易中达成的该工具可予以交换的金额。如果一项金融工具具有可应用的公开标价，那么，金融工具应予以披露的公允价值就是此项工具在交换中的产品单位数乘以其市场价格。”（FASN0107）按照FASB的定义， 公允价值的具体代表还是市场价格、现行价值及现值。值得注意的是，计量属性的并用仍是一个方向。例如，初始计量可采用历史成本， 而后续计量则可采用公允价值。
在我国的会计实务操作中，采用“混合计量”，对衍生金融工具分为初始确认时的计量、终止确认时和再确认时的计量，并根据扩展后的计量原则，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计量并用。在初始确认时，以实际交付的金额计价，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方式，而在再确认和终止确认时的计量则体现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取得可以直接从市场上可观察到的价格或参考类似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来获取，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缺乏活跃性、不够健全，而且交易规模较小，在市价的公允性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加以估计确定。
具体的说，可以采取分类的方法。第一，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所占比例较大或对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的银行和其它机构可以采取公允价值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第二，对于一般的银行和企业，我们应按所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和意图，在结合所持有的时间来选择计量属性。
三、总结
如果要对衍生金融工具予以确认，并列示于报表，首先要把握以下三个基本会计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慎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需要我们在定义资产和负债时能摆脱时间、形式的束缚，把握其风险与报酬实质转移的标准。审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少列资产多列负债，该原则对风险极高的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显得尤为重要。重要性原则要求企业对单个高风险的、涉及金额较大的衍生金融工具务必要进行单项确认与列示，并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相关情况。
一、明确分类目的和原则。实施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真实、全面、动态地反映非信贷资产质量，充分揭示非信贷资产的实际价值和风险程度，发现和分析非信贷资产使用、管理、监控、催收、处置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提高非信贷资产质量，为下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制度打下基础。工作中，应善握四个原则，即：风险原则、真实原则、审慎原则、动态原则。所谓风险原则，就是以非信贷资产的内在风险为主要依据，以预计损失程度为主要分类标准。所谓真实原则，就是广泛搜集非信贷资产的各类信息，严格按照分类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分类，充分估计现实与潜在的风险状况，全面、真实反映非信贷资产的风险程度。所谓审慎原则，就是对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评估，科学合理地划分风险类别，对减值迹象判断困难或计量精确性受到影响的，应运用审慎的专业判断和稳妥的分类方法。所谓动态原则，就是当出现有可能影响非信贷资产风险的因素时，应适时、动态地对相关资产进行重新认定与分类。
二、掌握分类的核心定义。非信贷资产是指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表中除信贷资产以外的各类资产。根据风险和损失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安全性和风险性两类。安全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及周转金、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联行款项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是指有风险或风险程度较高的非信贷资产，主要包括专项央行票据、同业债权、待处理抵债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投资类资产、委托及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固定资产清理、历年亏损挂账等非信贷资产项目。风险性非信贷资产按照风险和预计损失程度,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个类别，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非信贷资产。分类标准的核心定义是：正常类：资产未出现减值迹象，资金能够正常回收，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资产及收益会发生损失。其基本特征为“一切正常”。关注类：资产未发生减值，但存在一些可能造成资产及收益损失的不利因素。其基本特征为“潜在缺陷”。次级类：资产已出现显著减值迹象，即使采取各种可能措施，资产仍可能形成一定损失，但损失较小。其基本特征为“缺陷明显，损失较小”。可疑类：资产已显著减值，即使采取措施，也肯定要形成较大损失。其基本特征为“肯定损失，损失较大”。损失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资产仍然全部损失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其基本特征为“基本损失”。
三、把握分类的方式方法。在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非信贷资产的形态、对象、权属、账龄等因素，对不同的非信贷资产相应使用风险分类法、账面价值法、可变现净值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和专家判定法等分类方法进行质量分类。所谓风险分类法，就是根据资产账龄、交易对手履行合同和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质量分类的方法。主要适用于专项央行票据、同业债权、投资类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等。所谓账面价值法，就是根据资产的特性、合同及账面的价值,能直接确认有无损失或损失程度，将资产直接按照账面价值和损失程度进行质量分类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安全性非信贷资产和风险性非信贷资产中的待处理财产损溢、历年亏损挂账等。所谓可变现净值法，就是以风险性非信贷资产账面余额，扣除其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后的差额部分，作为预计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可变现净值是指以资产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相关处置税费后的金额。预计损失计算：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可(已)变现净值；预计损失率=(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100%。主要适用于待处理抵债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等。所谓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就是根据投资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估算投资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预计损失计算：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公允价值；预计损失率=(预计损失额/资产账面价值)×100%。主要适用于投资类资产等。所谓专家判定法，就是以风险性非信贷资产实际情况为基础，经专家组综合判研确定预计损失的质量分类方法。主要适用于资产情况复杂、资料不全、信息有限，不能使用上述分类方法确认损失的资产。专家组由各级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也可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和有关专家组成。具体工作中，应根据实际，决定采用的分类方法，省联社制定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工作方案》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实施细则》已经进行了明确。
贷款风险分类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农村信用社将用一年的时间，告别以期限管理为基础的“一逾两呆”贷款分类，全面过渡到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贷款五级分类。推行国际通行的风险分类方法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仅是贷款分类方法的转变，更是信贷管理方式的一场革命。“一逾两呆”按期限划分的四级分类制度，造成了家底不清、拨备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实行按贷款风险程度划分的五级分类，可以科学揭示和计量风险，转换农信社经营理念。
从分类结果看，正常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基本正常”，没有理由怀疑其不能按时足额还款；关注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存在潜在缺陷”，虽然借款人有能力偿还，但出现一些不利因素；次级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缺陷明显，可能损失”，借款人还款能力已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第一还款来源）已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担保（第二还款来源），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可疑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较大损失”，借款人无法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第一还款来源）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担保（第二还款来源），也肯定会造成较大损失；损失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基本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小部分。
由分类的风险判分和风险特征可见，贷款风险分类法关注的核心就是贷款的内在风险，能否及时足额还款及其可能性大小成为划分不同贷款种类的惟一标准。与“一逾两呆”制度相比，风险分类制度的设计理念突出了几个特点：
从监控内涵看，风险分类制度对贷款质量进行分类的衡量标准是风险对贷款偿还的影响程度，而不是仅仅把贷款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的长短作为依据。但由于贷款期限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所以贷款逾期情况仍是分类的重要参考。农信社对自然人（一般农户）贷款就采取了逾期情况、信用等级两级坐标进行贷款风险分类，以有效提高分类效率。
从监控外延看，风险分类制度对风险识别的范围覆盖了全部贷款，而不是仅仅涵盖到期不能偿还的贷款。风险分类把贷款的全过程、借款人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和第二还款来源）、借款人的非财务信息，都纳入了风险识别与监控之中，提高了风险的敏感度。
从监控过程看，贷款风险分类体现了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风险分类过程就是对贷款质量诊断的过程，要收集信息、整理档案、检查还款记录、确认还款能力、判断还款可能性，涵盖了从贷款发放到账面消失的整个周期，可以克服“一逾两呆”仅仅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如是否逾期、逾期多长时间等）做确定性判断的不足，体现了预判性和前瞻性。
从分类主体看，贷款风险分类对信贷人员在经验、知识和判断能力等方面要求很高，需要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作为分类主体，系统化地履行分类操作职能，而不再仅仅由会计部门按照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进行简单归类划账。风险分类制度是由专业人员在收集和分析借款人的经营、财务等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对风险影响贷款偿还的程度做出估计，判定贷款的分类级别。要胜任这种重要而复杂的判断，需要具备丰富的经济、金融知识，需要了解借款人所属行业的专业运作规律及其动态行情，还需要风险管理实践经验。
从操作细节看，风险分类制度给分类者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再像“一逾两呆”制度的分类结果与分类主体无关。由于风险分类制度要求分类者根据现有信息对贷款风险做主观判断，不同的分类者对同一贷款风险的判断也难免有分歧，这会导致贷款分类结果“因人而异”，由此可能导致一个比“一逾两呆”制度更值得警觉的问题：“一逾两呆”制度的分类标准简单清晰，分类者基本没有自由裁量空间；而风险分类制度中，在正常到损失五个级别的风险判别标准没有精确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操作争议，直接影响风险认定的真实性。这种自由裁量性可能引发的系统性误差，已被贷款风险分类实践所证实。
已有的经验与教训
从我国风险分类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看，风险分类的推行有复杂的实践因素。
我国于1993年起接受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开始引入贷款风险分类。1998年5月起，央行在广东开始“清分”（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试点，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广东境内的分支机构在三个月内完成辖区内全部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形成上呈国务院的试点报告，并在次年春天将五级分类法扩展到全系统。结果表明，按贷款风险分类计算出的不良资产比例，比“一逾两呆”下的不良资产比例要高出许多。当时的央行无论从认识水平或管理手段上都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于是，央行内部就风险分类是否应引进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关于贷款风险分类的推行态度多有反复。
1999年7月，央行要求“从1999年7月末开始到1999年底前，完成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从1999年开始到2000年底前，完成10家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从2000年初开始到2000年底前，完成8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2000年9月，央行《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又重申要以“一逾两呆”作为不良贷款分类的标准。同年，按照“一逾两呆”的标准和办法，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范围的检查。2001年12月，央行再次文件，要求从2002年起，在中国各类银行全面施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实施范围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在华的外资银行。
对贷款风险分类执行情况的调查不能让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制度的调研认为“贷款分类制度偏松”。央行的调查报告则指出了更多的问题：
贷款的分类标准不够细化，难以精确量化信用风险，同类贷款不同的内在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基层人员反映分类标准界线过于模糊，不易执行。
相关法制建设滞后，客户信息资料收集困难，分类认定缺乏数据支持。银行作为放贷机构还没有对贷款企业形成有效约束，不能将要求企业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作为放贷的基本条件。
五级分类定性标准较多，难以准确把握分类核心定义，致使风险分类方法没有真正运用，“一逾两呆”思维定势尚未摆脱。许多基层行存在“先四级分类(即“一逾两呆”)，再适当调整”的思想，将“逾期”对应“次级”，“呆滞”对应“可疑”，“呆账”对应“损失”，在实践中的标准仍然是贷款逾期情况和按时付息的情况，并没有按照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对贷款分类。由于受上级行双控指标的影响，未能如实反映贷款形态，可疑与损失类贷款失真。
基层行贷审会工作量偏大，难以实时、有效控制分类风险。这样，分类管理变成了上报的统计数据，没有和信贷管理真正结合，没有进入通常的会计核算体系，也没有对数据进行动态监测。调查结果显示，相当部分的国有商业银行支行仍然沿用1998年、1999年的分类结论，分类信息和分类理由都未及时补充或更新，甚至使用第一次“清分”时的分类底稿。
信贷人员配置不合理，难以有效发挥五级分类的风险预警功能。许多基层行客户经理的现状是人员少、压力大、负担重，不仅要开展大量繁琐的营销业务，搞好贷后管理，做好临时性和常规性的报表，还要迎接上级行的检查。许多客户经理均有应接不暇和疲于应付的感觉，从而对监管相对滞后以及认定与处罚颇有弹性的分类工作易于忽视，甚至将之当作负担。有监管官员就此作评：至今商业银行仅仅是做到了推出五级分类法，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原则还没有在经营者和管理人员的头脑里生根，没有发挥作用。
推行贷款风险分类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推进这项工作一方面要科学化，即设置更为精确化的、可操作的标准，并辅之以法律、技术、人才等手段，使贷款清分在客观上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专业化，即促使分类者成为“专业把关人和独立判断者”，通过专业化促进分类工作质量的有效提高。只有这样，贷款风险分类制度才能变成金融机构自觉自愿的经营行为，贷款清分实践才能符合清分者的主观愿望，而后者更为关键。
贷款风险分类引发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或下级行而言，传递的是坏消息，是“报忧不报喜”。在不良贷款“双降”任务已由经济行为转变成政治任务, 已由自我约束变为自上而下的硬性行政指令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贷款所在行员工的绩效考核成绩，触动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由贷款经营行自己来执行分类操作，风险暴露阻力无疑是现实而且强大的。同样，出于对提高利润、增加员工福利的动机，商业银行也可能不愿意暴露真实的不良贷款以免多提拨备。而商业银行在贷款分类上的自由裁量权，又为金融机构或下级行隐瞒贷款风险真实情况提供了技术前提。
现行的《指导原则》恰恰忽视了这一重大利益冲突，虽提到“商业银行对贷款进行分类，应遵循内部控制原则，保证贷款分类的独立、连贯和可靠”，但在关键的分类操作、分类授权等方面均未要求商业银行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应对风险暴露阻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贷款五级分类在执行上并没有达到上级行和监管者希望看到的效果。
农信社可能受到的影响
实际上，贷款风险分类制度试行八年来，其数据基本上还没有应用于各家商业银行管理的重要决策。不能根据分类结果计提足额损失准备，也就不能对各级行的绩效考核产生影响，导致各方面对这项制度的科学性关注也少。只有在制度设计上解决了设置精确化的分类标准、规避利益冲突、向专业化发展等基本问题，贷款分类水平才能不断提升，从而为决策和管理提供及时、真实的数据支持，其所揭示的信贷资产质量也才能经得起股东和公众的质询。
由于贷款风险分类制度的科学性、专业性问题在体制上没得到根本解决，也就不能奢望其在农信社的执行一定能获得“风险分类结果基本真实、信贷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所增强、健康的信贷文化初步形成”这四个银监会要求的成效。但农信社不能坐等体制的完善，对于贷款风险分类这种以风险为核心的贷款分类制度，要通过科学的和积极的运用，力争达到如下效果：
转变信贷观念，提高风险意识，提高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农信社受行政手段、计划分配、经验判断等传统办法的影响很深，此次通过大规模培训，引入先进技术有效地管理信贷资产，会提高农信社的科学管理意识。同时，贷款清分的过程，也是风险的认知过程，是主动调查了解借款人信息资料，判知风险状况的过程，这对于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意识、提高信贷人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整体的风险意识，会起到积极作用。
摸清风险底数，计提损失拨备，盘活不良资产。贷款风险分类是实现银监会提出的“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要求的前提和基础。农信社虽然达到上述要求还存在较大障碍，但贷款风险分类却是提高自身经营水平、增强竞争能力的基本前提。贷款风险分类的推行，有利于农信社摸清风险底数，从而对不同类型的信贷资产进行分类指导，对症下药，努力盘活，在科学计量风险的基础上，通过提取专项准备去覆盖和弥补预期损失，通过一般准备和充足的资本抵御非预期损失，从而有利于农信社提高资本充足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