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9:11:5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教学是高校的根本使命，科研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力量。两者正如高校发展的两翼，只有并驾齐驱才能越飞越高。然而，现在许多高校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笔者从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教学 科研 协调
《高等教育法》规定，现代大学有三大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但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大众化、大学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甚至相冲突的情况。高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教学视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是学生学习的园地，是学生接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地方。作为学校来讲，顺利和圆满地完成教授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是其根本目的。然而，随着各高校功能的扩展，科研在院校组织中占据了首要地位，高校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意义与价值日渐突出，而作为教学者的角色却不断地被边缘化。
一、教学是高校的根本使命
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培养人的机构或场所，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环节。因此，教学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主体性工作。《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可见，高等学校中心工作是“培养人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应围绕这个中心，而不是偏离这个中心。
（一）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
高校教学过程是高等教育系统最基本的活动过程，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高校虽然倡导科学研究，但它与专门的研究院所不同，它以肩负的教育教学职能为显著特征而区别于科研院所。高校的第一要务是育人，教育教学是高校的本质特征。高校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表征了高校对真理的不懈的探求精神，这也是高校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因此，高校的科学研究，其根本上是以教育教学对创造型人才培养的影响为最高境界。
高校是以创造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组织实施高等教育教学活动，重点培养的是人才的创造能力和组织引领能力。大学生不仅要懂得自己如何开展工作，而且还要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且还要善于有效地组织引领他人开展工作。高校人才培养的这种高质量、高端性，决定了高校教育教学必须是由高水平、高素质、创造型教授引领、带动的高级教育教学活动。
（二）教书育人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
教师的基本工作是教学工作，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李岚清同志曾说，“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赋予教师以更大的责任和希望。教师工作关系着教育的成败，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大学教师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从教50年的大学教师所说的“在大学教育中，教师的作用重要，教师的影响深远，教师的责任重大，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应是每位教师的座右铭”。高校要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一切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将教师的一切工作都纳入教书育人活动之中。
二、科研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与教育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活动。科研是大学教师深化认识、不断探索和发现真理的学习过程。因此，科研不应当是大学教师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的工作，而是教师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不断探索真理，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的科学研究和学习活动。
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可能与所讲授的专业教育教学的某一课程相距甚远。但是大学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教育教学活动，影响到他的学生。学生从具有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教师身上，获取的将不仅仅是知识，而且还一定包含有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一位能够把专业理论知识讲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易于让学生充分理解掌握的教师，这对学生来讲无异于讲演艺术大师。而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打动学生的教师，那么他将一定是能够唤起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欲望的领航人。然而，这正是大学科学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机构的本质功能所在。也就是说，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意义、功能，不仅仅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重要的是影响大学的人才的培养，为科学技术的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科技人才竞争力资源。
三、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促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对于很多学校来讲，为了在科研项目申报和技术攻关上能有显著的成效，教师都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型教师，另外一类是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学型教师。这种看似非常合理可行的人员合理配备的分配却存在很多问题，导致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割裂。首先，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很少甚至基本上不参与学生课堂教学，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新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短时间内直接和学生见面，学生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和了解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其次，教学型教师的教学工作任务非常的繁重，势必造成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那么学生学习和掌握的很多更新较快的知识可能在学生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过时甚至淘汰了，这很容易造成学生知识的陈旧，在工作中很难短时间适应工作要求。笔者认为教学与科研不应该是矛盾和冲突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促教学，提高教学水平。
（一）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的结合
在相关的理论课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体会，特别是介绍研究者具体的一些理论成果和学术观点，可缩短教师、教材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学生独立思维、培养学生科研分析能力与创新精神。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理论教学，不仅丰富教学内容，启发学生思维，而且通过与学生交流，形成新的灵感和论点，促进科研纵向发展，通过指导学生的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形成新的科研选题。科研与教学相互推动，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教学又推动科研，教学科研相长，共同发展。
（二）科学研究与实验教学的结合
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验课教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是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在教学和科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和学校科研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学校的学术地位和所能开展的实验课水平的高低；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也离不开实验的具体验证。让学生采用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实验形式，能够使学生充分发挥其科学思维的积极性，并具有敏锐的科学预见性。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又可提高学生对科研全过程的理解和掌握，改变以往实验只走简单操作过程的验证性实验形式，提高学生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学生一定的科研思维能力。
（三）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目标的结合
现代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变传统的“知识型”为“智能型”、“综合型”和“复合型”。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大学教育必须扩大视野，立足科技前沿，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合到大学教学体系中，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和成果，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指导他们参与科研设计、文献检索和论文书写等，可培养学生对科研工作的感性认识，打消他们的畏难心理；带领大学生科研兴趣小组，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研究难题，还可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需要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把教学与科研联系起来的枢纽。因此，教师必须从事科学研究，站在科学前沿，加强自己创造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李萍, 贾天军, 郑文芝.科学研究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管理参考.
[2]谭海玲.论高校教学与科研.实践与探索.
关键词：体育运动；还原论；分子水平；运动科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4－0043－04
世上万物皆有裂隙，因而才有了光线破隙而入的方便。
――伦纳德・科恩
借助反射回来的光线，我们终于看到：物质客观存在的方式是形成不同层次和质量的有序结构，至今没有发现无结构、均匀混沌的纯物质世界。物质的结构层次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到更高级结构，质量依次增大。生命体也是物质的，是物质有序聚合而成的整合结构。既成体系的地球生命起源论和生物进化论认为，地球生命系统也是顺着基本粒子原子分子高分子及其聚合体细胞组织器官器官系统个体群体生态系统，按照质量依次增大的顺序聚合而成的，人体自然也是如此。
“运动科学”译自“Exercise Science”一词，在西方，能称之为“Science”研究的范围比中国所谓“科学”研究的范围要狭隘得多。从百余年“ExerciseScience”研究文献来看，运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运动(Physical activity或Exercise training)，研究方法(Methods)是自然科学的成熟范例，主要借助于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直接目的(Purpose)是探索体育运动对人体生命特征的影响，研究的终极意义服务于人体对健康的向往。
1 体育运动的生命属性和意识属性
在地球生命系统的演进中，为了区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生命的界碑逐渐在分子与细胞之间竖立。进化论者将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的演进称作化学进化，将高分子及其聚合体细胞组织器官器官系统个体群体生态系统的演进称作生物进化，化学进化是生物进化的前奏，是生命起源的前提，这是对生命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有力反驳。生命的界碑上规定生命的标志是：新陈代谢、兴奋性、适应性、生长和繁殖，缺一不可，所以分子以微的结构是化学物质，细胞以上的结构才是生命体，在分子与细胞之间的高分子及其一些聚合体是处于生命与非生命交界地带的过渡物质，它们具备某种生命标志，但不全部具备。如DNA、RNA在体外适宜条件下也能进行自我复制，但没有新陈代谢；蛋白质在体外也可能暂时具备生物活性，但不能自我复制；病毒是核酸与蛋白质的聚合体，它的复制繁殖必须在侵染宿主细胞之后进行，缺乏生命应有的独立性和适应性，离开宿主后活性迅速消失，有人干脆认为是死亡。对于此类过渡物质不妨称为准生命体。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DNA、RNA、蛋白质等高分子及其聚合体，其研究方法既是生物的也是化学的。
为了区分意识载体与非意识载体，意识的界碑在器官系统与个体之间竖立。至少要形成完整独立的个体才有意识的产生，个体意识形成群体规模效应就演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艺术、法律、政治制度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脑是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是人脑的特有机能，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将意识的载体进一步局限于人体，动物对客观世界的反应不被纳入意识范畴。因为意识的显著特征是主观能动性，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世界，尤其体现在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造方面；所以说，人和动物虽然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但能够主动改造环境而不仅仅是被动适应环境的只有人。人为了生存发展，会利用自己的意识能动性放牧、开垦，破坏了不少生态环境，但也懂得利用自己的意识能动性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挽救和改善生态环境；而有些动物为了生存发展，缺少意识能动性往往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结果反而使自己因饥饿退出了生命的舞台。因此，人对环境的适应，不仅有被动适应，还能主动适应。体育运动并非生存环境迫使的被动适应，而是人主观意识控制下健娱身心的自主身体行为。
以上对生命系统的结构解析表明，人体具备生命和意识的双重属性，人体是生命和意识的结晶体。运动科学所研究的运动是人体的体育运动，不是哲学泛指的绝对运动，也须具备生命和意识的双重属性。首先，人体完整独立的生命是体育运动的前提和载体。离体肌肉的电刺激收缩不能全等于体育运动，运动科学研究人体运动的底线必须保证个体生命的完整独立性，细胞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离体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分子杂交技术)只能作为运动科学研究的参考或借鉴，完全保真地模拟体育运动机体内环境的细胞培养、细胞运动、细胞运动性疲劳，目前难以实现，也许永远都不会实现。其次，人的体育运动意识是体育运动的原动力，任何外因迫使的肢体行为不能等价于体育运动。人为生存而必需的体力劳动和肌肉的挣扎也不能全等于体育运动。但是，离体研究、动物实验研究和人体的人为控制研究(如铁制剂对运动性疲劳的恢复研究、阻力训练对人股四头肌肌纤维类型的影响)，确实也能揭示运动科学某一局部的奥秘，这是不可否认的。从哈佛疲劳实验室的人体台阶试验到今天运动大鼠骨骼肌的基因表达，我们的监测指标越来越微妙，我们使用的“光线”已经足够看到原子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的疑问是，当运动科学将足够微观的物质奥秘阐明之后，是否就可以沿着生命结构的来路返回至高级结构，深入而全面的理解体育运动的生命属性和意识属性?
2 从体育运动到分子――千锤百炼出深山
“还原论”(reductionism)是现代生命科学最基本的核心信念，就其实质而言，还原论既是对自然的一种哲学判断，也是探索自然的一种研究纲领。还原论以哲学基础为立论基石，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产物或成果，它诞生于自然科学之前，但却作为一种神圣的“科学信条”主宰自然科学研究达几百年之久，至今仍不退色。还原论的核心思想缘起于古希腊，并且时常与伟大思想家德谟柯利特联系在一起，正是德谟柯利特首次提出：任何事物是由看不见的原子所构成。可以肯定的是，德谟柯利特提出这个论点时，连细胞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原子了。德谟柯利特的还原论思想为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三条锦囊妙计：第一条，存在着一种超越事物表象之外的不可见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顺此路找到了细胞、细胞器、蛋白质和DNA。第二条，物质客体具有一个其外在结构可以归属的潜在结构。所以，我们发现从细菌到人类，皆由细胞组成，无论它是单细胞生物还是多细胞生物。第三条，潜在结构比其表面结构更为根本，可以对存在提供更为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正努力地向分子水平进军，并试图通过对分子的观察来理解高级的生命现象。可以说，还原论为生命科学划定
的研究路线就是：按部就班、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地从宏观探入微观，然后沿着来路留下的标记破解生命的一切秘密。毋庸置疑的是，生命科学在这个研究纲领的指导下，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与还原论针锋相对的是活力论，活力论是这样一种信念：生命系统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所遵循的规律与那些适用于非生命物质的一般规律极为不同；正是由于这些独有的特征，生命才成为可能。在现代生物学的萌芽阶段，即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中，在活力论和生物特殊本质之间曾有过一场广泛的、似乎具有决定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活力论被肯定地抛弃了。由于关于细胞的物理化学特性的知识与日俱增，活力论那种难以捉摸的、虚无缥缈的理论看来是不必要的。从根本上来讲，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特性与非生命物质世界的物理化学特性是同样的，胜利的旗帜倒向了还原论。人们普遍坚信：通过对生物体最重要的核心化学物质深入而全面的理解，沿着物质的结构层次路线返回生命体，就能理解生命的本质。置于运动科学而言，即从体育运动诱致DNA以及蛋白质的变化出发，我们就可以破解运动科学的全部奥秘，最终实现我们的终极意义。
然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运动科学是以人体的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运动科学最直接的研究目的就是观察运动机体内各级结构层次的表现。体育运动是整个身体的协奏，参与体育运动的生命结构层次贯穿：个体器官系统器官组织细胞高分子及其聚合体分子，层次之复杂，数量之繁多，使得运动科学从体育运动到分子之间的似乎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3 从分子到体育运动――千里江陵一日还
既然没有尽头，我们也就不奢望到达终点，反而时时刻刻都想回到起点。然而，征途漫漫，归途竟然如此简单，简单到敷衍了事的地步。
如何把对于有机体在低结构层次的研究，整合为对生命高级结构的理解?这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困难，而“还原论”以想当然的方式掠过了，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绕开了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巨大障碍：其一，如何通过列举每一分子及其化学反应，来解释器官和器官系统奇异的生理现象?不言而喻的是：任何解释都是不充分的，顶多就是“还原论”的变相描述，因为对于细胞的分子我们都还没有认识完全，更不要谈器官和器官系统了。“生命存在的物质依据毋庸置疑是必要条件，但尚不足以用来解释生理学，更不用说阐释一切生命现象了。就运动科学而言，不仅在现在甚至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根本不可能阐明运动人体的每一分子及其化学反应，体育运动是某一分子变化的充分条件，但某一分子变化绝对不是运动机体生理特征的充分条件。以分子水平观察的数据来解释运动生理机制，不过是以分子为借口，在“还原论”框架内对还原论的不断充实罢了。
其二，同样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在没有首先确立生理过程整体无损的情况下，何以揭示隐藏在各种生理过程之中的内在机制?正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还原论”才乘隙而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满足了人们对神秘生理现象的“逻辑解”。运动科学研究中观察到的生命现象是五花八门的，甚至还是互相矛盾的，面对这排山倒海的实验数据，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人脑可以接受的逻辑来把握它们。“科学应该为人们提供一种关于自然属性的明晰而严密的说明书，从而让人们可以通过该说明书控制自然。基于这种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令人容易接受的逻辑对这些数据进行选择和解释，还原论自然责无旁贷。有了还原论的依托，从生命结构的任何层次回到顶级都只有一步之遥。因为还原论是无须证明的公理。
总结我们的研究逻辑，其实这样一个框架：从体育运动器官系统器官组织细胞高分子及其聚合体分子的征途，是以解剖刀、示波器、显微镜、离心机、PCR仪……为工具，披荆斩棘，历尽千辛万苦走过的，对任何一个脚印，我们都能讲述一段辛酸的研究史。即便如此，沿途的景色也并未全部明晰。然而归途却简单得只需要两千多年前一个预言家提出过的一个根本无须论证的还原论(也许根本无法论证)。
4 何处是归途?
并非要斤斤计较归途与征途之间人类付出的差距，只是其中有两个让人消化不了的关键问题：其一，任何微观层次的发现都不是宏观生命现象的充分条件，我们的微观探索是没有明确归路的，所以前进比回首更有意义，至少可以不断地弄清体育运动诱导微观层次发生了什么事件?其二，如果不回首，埋头前进，还原论会把运动科学研究导向何方，终极意义何在?所以，我们必须向分子更微处前进，却不知去向何方?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型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7-0061-03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状态，高校的生存环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竞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得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大学分类中重要类型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认清自己的竞争能力和优势，培育和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及定位分析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按照武书连关于大学“型”的划分，现有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学术水平最高，科研成果最多，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大学)、研究教学型(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仅次于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并重的大学)、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科研为辅，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四类[1]。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他兼具了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的双重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立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战略。
1.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其一，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基于中间层次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社会的轴心，即保证为社会输送的人才能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又通过科学研究不断的创新知识从而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教学工作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重中之重，也是该类大学的强项，但同时它也必须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从而优化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格和服务档次。
其二，培养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从培养的层次看，教学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主要是本科生，全同时又兼顾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原则上不招收专科生。从人才的类型上说，本科生层次的人才多为应用型人才，而研究生层次的多为学术型人才。从人才特点看，教学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主要是高科技专门性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注重人才理论基础的同时更注重人才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本科生教育为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为强校之道。
其三，以地方和行业为主要服务面向。按照“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思路，密切与地方政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社会发展解决科技问题，并为当地政府、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贡献以成果转化和智力支持为主要标志。在人才培养上，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各类急需人才。
其四，具有综合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的学科建设特点。多学科建设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这类院校多为多科性大学，一般设有两个以上的主干学科和若干相近学科，同时重点学科存在大力发展的潜力。这是社会人才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2.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分析
根据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教学研究型大学可以定义为：以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重在培养有研究潜力、以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为主的高级专门人才，涵盖博士、硕士和学士完整层次的大学[2]。
大学的使命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高校，其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社会的多元化需要人才的多元化、人才的层次化，体现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担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地方大众化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理应以“教学与科研并举”为立足点，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重，以大众化教育为主体，在优势学科上培养精英人才；以知识应用和服务社会发展为根本使命，为地方建设、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贡献。
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环境分析
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做指导。其具体“5力”竞争模型图如下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构成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5力分别为：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教学型大学的竞争，学生生源竞争，具备相似竞争优势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和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投入的竞争。它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整体性概括。构成其竞争环境的“5力”主要为以下内容：
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这是5力模型中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力。高校之间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同层次、同类型的高校内。这样一个中心的竞争力衍射出以下四种不同的竞争力。
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在教学研究型这一类大学中，有小部分高校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余均属地方省属高校。作为教学研究型大学类型中的重要高校、排名在前的高校，可以较大程度地获得国家的重视与投入。
具有相似竞争优势的同类高校：处于同一“型”的高校可能处于不同的“类”，有综合类、农林类、理工类、文科类等，构成了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中的另一竞争力。这就要求高校在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时要确立自身难以模仿的办学特色，巩固自身的优势学科，打造高成本的竞争进入壁垒。
〔关键词〕 诠释学，科学，实践，科学哲学，后经验主义
〔中图分类号〕N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简介〕 杨秀菊（1981-），女，辽宁营口人，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
亚里士多德曾经就实践智慧和应用科学作出区分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种区分使我们明辨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实践智慧。哲学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行为主体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只有在人类繁衍和实践同步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的物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观科学发展历史，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征表现出忽视实践智慧的趋势，以实践智慧为本质内容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几乎丧失其科学合理性，而诠释学作为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也面临着消失殆尽的危险。于此，伽达默尔提出了重新恢复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精神科学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们认识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诠释学不仅适用于精神科学，也完全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
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思想溯源
德语中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词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与实践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诠释学中，特别是在神学与法学领域，诠释学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释与应用，诠释的技艺就是一项实践的活动。
19世纪，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着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生存特征描述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动的客体，是生命意欲与生命关系的复合体。由于人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生命是联系人类与世界的内在纽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1 〕 （P31 ）狄尔泰的诠释学观点探讨了科学与实践生活的关系，认为理解是从人的实践关怀中产生的。
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行的关于此在的诠释学分析更是直接针对人类日常实践的，他认为只有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科学实践才是诠释学的。人们在世之存在的方式体现了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对科学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们从对人类日常实践和科学研究的解释中领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学研究中解释实际应用的意义与实践应用本身都是诠释学的。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看，实践与应用具有同一性。
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更是对实践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其实践的诠释学观点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础上，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普遍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所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从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论述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阐述到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他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伽达默尔关于实践与应用的分析也将二者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伽达默尔认为浪漫主义学派的诠释学观点包含的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忽视了应用技巧，而应用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同属于诠释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且诠释学就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种要素构成的，缺一不可，诠释学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及应用的统一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诠释学中关于应用的重要问题也是由理解和解释的互通与共融所引发的。所以，伽达默尔称之为交往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是与古代对本质沉思的理论相互对立的，诠释学是代表着高度技巧的实践。〔2 〕 （P4 ）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可以说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伽达默尔开始，诠释学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哲学诠释学到科学诠释学的转向。科学诠释学顺延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具体应用。
除了伽达默尔实践的诠释学思想基础，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形成还得归功于约瑟夫·劳斯。劳斯认为，在具体科学研究中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且这种“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3 〕也就是说，科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首先，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与进行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其背景预设构成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4 〕 （P169 ）
由此看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理解是以人类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发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纯粹无我的主体状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也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为了彻底把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只有将诠释学应用于整个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中，科学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功能。
二、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将诠释学作为方法论基础适用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是考虑到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 〔5 〕 （P35 ）事实上，科学哲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所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特别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理论的研究与逻辑证明是远远不够的，而科学诠释学强调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学蕴含在文化与历史现象之中，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实践及其过程做诠释学的分析。
首先，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最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中。因为实践性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原初经验的获得方式，以知觉为主的实践性经验的获得与积累更是在整个科学进程，特别是科学观察与发现的阶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知觉本身就具有诠释学的特征，通过知觉等实践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客观性知识”荷载着文化与实践的双重因素。从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认识旨趣、科学素养、心理结构等个体性因素到政治、经济因素等社会性因素，无一不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科学诠释学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够补充以往人们对非客观性因素的忽视，基于科学整体基础上的诠释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思考领域。
其次，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体现在科学理论的生成中。例如几何学的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过古埃及人的测量实践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简单的几何原理，他们运用一些朴素的手段来测量土地及金字塔与神庙等建筑，正是这种看似日常的重复性的测量活动构成了几何学的实践过程。在远古时代，从这种实用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活动虽然没有呈现精密化的形态，却也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特征。因为科学研究通过数学的计量与几何证明等方式与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及实践的具体操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带有猜想性质的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纯粹性特征。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实践性知识与客观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话，实践性知识必优于客观性知识，因为不仅由于客观性知识大多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科学的客观性知识仅以客观性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实践性知识则加入了主观能动性作为考量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知识本质特征是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研究主体人为地划归在所考察的客体的对立面，从而避免其对所考察客体产生的影响而使其失去客观性；而实践性知识则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关联，因为它不以静态知识获得为目的，而将知识置于历史条件下动态的、变化的环境中，以此来考察主、客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有关自然与生命世界的体系愈发完善，科学进步的无限制与无终止性势必产生更加精确、完善的新科学体系，这样，自然科学便不能囿于对传统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经验性的描述，而应该将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趋严密、科学的与合理的解释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实践的具体应用上来。
除此之外，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脱离了科学诠释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人们也无法严格甄别日常生活实践与科学研究实践二者在推动科学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难以把其意义来自经验的观察术语与猜测性的理论术语区分开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术语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如观察术语可与自然实体相对应），而是作为更大的语言学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义的。既然观察脱离它所从属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题框架就没有实践意义，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础的不同类型的事实陈述。” 〔6 〕
所以，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阶段，还是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应用的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角度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7 〕
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的特征
我们知道，早期的诠释学是作为一门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技艺，以一种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之后诠释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海德格尔本体论分析与伽达默尔基于诠释学应用基础的哲学诠释学的思考，诠释学进入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在科学与诠释学双重基础上的科学诠释学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学诠释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更多地是强调科学诠释学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辩证统一。即科学诠释学的实践界域同哲学诠释学一样，都将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研究对象，摆脱了早期诠释学发展忽视实践基础这样一种缺陷。
首先，关于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组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科学的实践也表现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学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5 〕 （P35 ） 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诠释学具有科学、诠释学的双重实践基础。
其次，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这是由于科学实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社会制度、信仰等因素都会影响或干预科学实践活动；另外，科学实验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不是独立的、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演算，而是科学团体之间关于科学的相关因素的协同一致；再者，科学研究者实践活动的主观意旨具有社会性，即科学研究者从事的科学活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认知旨趣与个人兴趣所导向；最后，科学实践的主体具有社会性。综上所述，科学诠释学不仅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践性就是科学诠释学的基础特征。
第三，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越来越多的学派论点与学者思想中都蕴含了科学诠释学的关于实践性特征的因素，尽管他们对科学研究中关于实践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实验主义者对实践的肯定将研究重点从理论转移到具体的科学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经在《表征与干预》一书中强调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对隐含在实验结构中的实践性特征的论述，呼吁从表征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验。与此同时，富兰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奥（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罗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学实践的具体形态，进一步推进了新实验主义的研究。〔8 〕可以说，新实验主义者对实验实践的关注，反映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哈金批判了传统逻辑经验主义将实验数据完全独立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构成以实验表象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实验观、以及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哈金认为实验不只是局限在观察的范围内通过实验操作得出数据，而是涉及操作过程中各种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实验先于理论，所以，观察渗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很好地概括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理论与实验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们应该着眼于寻找特殊的实验实践，使其能够促生观察报告获得合法性与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学诠释学的观点来分析，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将科学使之可知的事物带入人类生存的背景之中，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9 〕 （P93，137 ）不仅如此，科学的诠释学反思也是从对科学进行操作的具体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并且依靠实践的帮助，人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近代科学关于概念、技术等因素在自我理解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困扰。
总体来讲，在科学诠释学的视野下，“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性的活动，它发生在技能、实践和工具（包括理论模型）的实践性背景下，而不是发生在系统化的理论背景下。” 〔5 〕 （P101 ）科学诠释学的主张是科学哲学前进的方向，它对科学所做的一切发生在他控性的网络互涉中。所以，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除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之外，也必须全力避免诠释学作为方法论的普遍使用而过于宽泛。就像劳斯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涵盖有关实践的种种探索——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译和扩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0 〕 （P40 ）
总之，无论科学家们如何避免，科学及科学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角度去审视科学。同时，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也理应避免对科学进行研究分析中的过分自负，务必要意识到在实践的——经验的事实基础上上升到科学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尽管像兴趣、直观性、社会因素等非客观性因素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无法捍动各学科客观知识的本体论预设在整个科学研究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过分追求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性与主观因素的作用，人类繁衍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科学体系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1〕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利——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施雁飞.科学解释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5〕殷 杰.哲学对话的新平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6〕李醒民.科学事实和实验检验〔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
〔7〕〔日〕野家启一.试论“科学的解释学” ——科学哲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4（8）.
〔8〕吴 彤.郑金连.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J〕.学术月刊，2007（12）.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 [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 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 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 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关键词]学科建设；学科特征；学科发展；科研平台；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73 ― 02
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独特话语及行动方式，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办学形态与发展走向。高校在同步推进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的进程中，有必要基于学科与高校之间的内在联系审视学科及学科体系的基本特征，以便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更好地促进学科建设对学校整体发展所具有的积极影响。
1 学科溯源
1.1 学科的来源
学科是科学知识分类的基本概念，用来特指某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化的科学知识体系。随着近代科技发展浪潮，各种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如力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学科（discipline）概念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出现。学科既是一个知识性范畴，也是一个社会性范畴，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被认可为某一“学科”。
1.2 学科的涵义
随着科学的社会建制不断发展，学科概念的内涵也得到不断扩展。由于观察分析的角度不同，人们对学科定义及特征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人们从经验、事实、形式、结构、功能等众多角度去分析学科的涵义及其特征，归纳出不同的学科观。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学科方向、科研、人才培养、实验设施以等方面。学科“已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门类或者教学科目， 而是一个组织系统。”根据“discipline”的英文译义，结合知识生产及科学创新的实际情境，国内学者对学科一词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凝炼：学科本指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延指围绕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联结而成的，为专门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平台的学术组织；隐指为实现知识的专门化、规范化而对研究对象予以控制和对学者予以训练、塑造的一种权力技术的组合。这是“学科”概念内涵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兼顾了经验、事实、形式、结构、功能等多个角度。
1.3学科作为高校的基本组成单元
随着科学研究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学科因素也就进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已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理念。高水平的学科成就高水平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有一批高水准、高质量的学科。高水平的学科需要有高水平的科技支撑，因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科建设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这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以及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特别行动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形态和发展走向。
2学科的实质
2.1 发展而非静止的学科观
一种基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学科观点认为，学科对同类问题展开专门研究进而将新旧知识进行更替，所有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学科总是处于过渡状态，其发展除了受内在因素的影响外， 同时还受许多变化的外在因素影响，如：政治思想、经济状况、社会传统等。
2.2学科标准
这种基于经验和事实分析的学科观认为，某一学科形成并区别干其他学科的标准主要有：
（1）学科材料域。即学科的研究客体，包括根据常识可以理解的一组研究对象，如人、动物、空气等。
（2）学科题材。即是从一个材料域所提供的可以观察现象的一切可能集合中将其中的某一部分划分出来，以此来构成学科的研究对象。
（3）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这是衡量一个学科最为重要的标准。所有的实证性学科都试图在理论上揭示某题材的真实面目，解释或预测与题材相关的现象或事件。
（4）学科方法。学科一旦有了自己的方法，也就意味着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的独立性。方法的进步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同样反过来说，一个新的理论又同时促进了学科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学科采用的分析工具或方法会有所不同。
（5）学科的应用。学科知识在实践中一般都可以有所应用，但具体到某一学科在实践中可以应用的程度和已经付诸于实际应用的程度往往会有所不同。
2.3 学科的实质
从学科的内涵及外延可见，学科既是某种知识体系的指称， 又是其实体组织的指称，有其自身的形式、结构和功能，其实质是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根据学科中的科学研究、知识的传授与习得等活动，认为学科是由知识形态、活动形态、组织形态组成的统一体，其中，知识形态是学科的核心，活动形态是学科的基础，组织形态是学科的表现形式。无论从形式、结构、功能任一角度，知识要素始终是学科的核心构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学科与科学有所区别，科学研究是学科活动的一个部分。因为学科活动除了开展科学研究，它还包含有其他方面活动。
3学科及其体系的特征
3.1学科的基本特征
基于有关学科的定义、实质、标准的分析，结合当前高校学科建设实践，可将学科的特征概括为：
（1）专门性。不同学科具有各自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知识体系、学科传统等学科特质。
（2）系统性。即学科知识理论的体系化。理论体系表达着学科主体对特定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的主体性认识，学科本质上反映的是关于客观世界诸如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规律。
（3）高深性。基于高校职能的定位，学科是高校传授知识、发展知识的基本单元，其内核是高深的、系统化的科学知识，高等学校的学科既要开展科学研究，也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因而有学者认为教育阶梯的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所关注的是深奥的知识，研究前沿性高深的学问。
（4）组织性。学科总是把相同领域的专家汇集在一起，研究同一学科领域的各种问题，形成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学科专家的汇集往往是跨区域性的，有无形组织形式的共同体，也有实体组织形式的共同体。
（5）发展性。学科发展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学科知识的增加意味着学科知识的分化、整合和重组。学科发展主要呈现出三种发展模式：单一学科多极延伸的纵向发展模式、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横向发展模式、多学科的学科基本要素向同一目标延伸而汇聚的综合集群发展模式。
3.2学科体系的特征
（1）层次性。通常高校在学科建设实践中根据实际需求按照国家的学科目录设置学科门类，在某一学科门类中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二级学科或专业，开展学科建设和专业课程建设，实施人才培养活动。而且，高校的学科组织在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时同样需要在一定的学科目录框架内实施。
（2）结构性。学科结构是指学科组成及其相互关联方式。尽管各门学科特质各异，但它们的知识结构体系通常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它们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互通性，这使得学科组织与学科组织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因此，基于学校外部的实际需求和学校自身学科发展要求，高校依据学科的各种关联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独特的学科结构。
（3）集群性。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高校的学科大都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学科群”通常用来指称围绕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任务，由若干个相同门类或不同门类的学科集合而成的学科集群。学科群是高校在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和学科管理三维取向下形成的一种常态化的知识体系组合样态，其中的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和相互促进，而不是随意组合或拼凑。
（4）约束性。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高校需要多个学科之间的互相协作，在彼此协作的过程中每个学科或者学科群都会受到其他学科或学科群的影响。学科或学科群之间的相互制约现象类似于资源投入的“外部性”表现，围绕着特定目标从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的约束性。
4小结
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的基本组织单元，围绕着知识要素，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体现着各自的诸多特征。高校在推进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进程中，有必要在学科及学科体系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梳理自身学科及学科体系的个性特征。学科建设需要基于学科与学校、学科与科研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来审视学科和学科体系的特征，以及学科对学校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校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传承创新文化等活动。
〔参 考 文 献〕
〔1〕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胡建华，王建华，王全林等.大学制度改革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孙绵涛，朱晓黎.关于学科本质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07， （12）：31.
1将化学实验过程作为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重要途径
1.1化学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化学实验可以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途径
“以实验为基础”是化学学科的基本特征。即使在由经验化学向理论化学发展的今天，化学实验仍然是化学学科发展的最现实、最生动、最有效的物质载体。
学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学科的学习特点，在实验中学习化学无疑是最有效而又最重要的化学学习方法之一。在化学实验中，学生通过实验研究和认识物质，掌握化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初步学会化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化学科学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特征，更有利于学生进行化学研究性学习。
1.2化学实验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
化学实验是人们认识和研究物质的一种科学方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目的，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知识和实验手段，有计划地实施研究性实践活动的过程。因此，化学实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地研究的过程。化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化学科学的任何一项重大的突破，无一例外地是经过化学实验而取得的。正如波义耳所说，没有实验，任何新的东西都不能深知。中学生化学学习中的化学实验，虽然绝大多数是对物质及其变化的再认识，但从本质上看，这一过程与科学家进行的科学研究中的化学实验是一致的。当化学实验被用作研究性学习的途径时，化学实验的创造性和研究性便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积极地动脑动手，体验科学家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获得科学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喜说。所以，在学生的化学学习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实验这个手段进行研究性学习。
1.3化学实验为研究性学习中验证提供了科学方法
和科学家进行的科学研究一样，研究性学习也具有问题特征、收集信息特征、假设特征、验证特征和评价反馈特征。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针对发现的问题，在回忆总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大胆假设或猜想，并通过化学实验对提出的假设或猜想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以，化学实验不仅是学生研究性学习时验证假设或猜想的主要方法，也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
2化学实验作为研究性学习途径的教学策略
在化学教学中提倡和鼓励学生通过化学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要充分挖掘化学实验在研究性学习中的功能，发挥化学实验在研究性学习中创设问题情境、验证假设或猜想等环节中的作用，研究开发研究性实验，引导学生通过实验去发现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化学实验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实现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学习向主动研究性学习的根本转变。
2.1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发现“问题”的情境下产生的一系列学习活动。问题激发起学生研究的欲望，问题引发了学生的研究活动。在化学学习中，除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外，教师更要通过各种途径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而化学实验是最形象、生动、直观的创设问题情境的方法之一。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的情境，要特别注重化学实验中学生观察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化学实验现象纷繁复杂，有目的、有条理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才能从复杂的化学实验现象中发现问题。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要注意将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和学生熟悉、感兴趣的内容开发成化学实验。因为学生在其感到熟悉和认为有用的情境别能发现问题和产生解决问题的迫切欲望。
以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要使化学实验呈现的问题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影响化学实验现象的因素很多，产生的化学实验现象也错综复杂。教学中要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等多种途径，以最佳的实验方式呈现化学问题，使学生通过努力能够顺利地解决化学实验呈现的问题。
2.2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
在研究性学习中，学生针对提出的问题，经过多渠道的收集信息和深入的思考，将会提出有关问题解决的方案和问题答案的假设或猜想。通过化学实验对提出的猜想或假设进行验证，是学生进行化学研究性学习常用的方法。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要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有体验和经历用化学实验验证假说和猜想的机会。教师要指导学生，特别是要帮助和指导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设计方案并进行实验。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要注重引导学生设计一些与假设或猜想“相违背”的实验方案和采用反证的实验方案，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抽象演绎的思维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如学生在进行质量守恒定律的学习时，可能会提出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总质量会增大、不变和减少三种不同的假设，并根据假设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验证。
以化学实验验证假说或猜想，实验中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研究性学习中验证假说或猜想的实验方案，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实验现象，要使实验能够用来验证假说或猜想，实验条件必须与题设条件相吻合。通过实验验证过程中对实验条件的控制和选择，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实验条件控制是实验的灵魂，从而有效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2.3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研究功能
在化学教学领域中，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夸大了实验所起的验证原理、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获取知识和培养实验技能的作用。以化学实验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就必须变“验证性实验”为“研究性实验”，恢复化学实验研究性的本来面貌。
充分发挥化学实验的研究功能，要不断研究开发适合于研究性学习的化学实验，要注意从生产、生活实际中挖掘素材设计实验方案，因为来源于生产生活实际的实验研究性强，能极大程度的调动学生研究的主动性，使学生产生强烈的研究欲望。
3通过化学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应注意的问题
3.1引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研究性学习
化学实验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途径，但并非是惟一的途径。有些内容用研究性学习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化学实验来进行，特别是对学生具有较多知识背景的内容和物质微观结构的学习更是如此。如学生对原子结构模型提出质疑，我们无法通过实验进行研究，但可以通过化学史料，沿着科学家的研究足迹，去想象、去思考。有些内容的研究性学习可以通过包括化学实验在内的多种途径来进行。
3.2营造良好的研究性学习的氛围
学生对事物有天然的好奇心和研究的愿望，学习的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自然倾向的激发。教师必须注意给学生营造宽松、民主、自由的气氛。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曾说过：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自在地呼吸。在通过化学实验进行研究性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实验方案，即使是在对学生提出的不全面、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实验方案，也要以表扬鼓励为主，充分肯定学生在提出实验方案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精神和创新意识。
论文摘要：高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 而研究生的素质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根本。本文试图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及其所需的素质进行简单的梳理。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研究生是高校中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是高校创新的主体， 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包括完备的知识体系、创新性思维风格、创新性个性特征和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瞿海东、陈慰浙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组织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其中学习能力包括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课程的掌握程度、外语四会的水平与能力、研修跨学科课程和应用能力、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实践能力主要包括教学实践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思维能力、独立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等。[1]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准确、全面地界定和分析“不新”的能力;不断形成或提出可与“不新”不同的独到见解的能力;以及正确而恰当地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的能力等三大基本素质有机地合成一种综合能力。[2]
基于上述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分析以及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找寻其中的共同点，即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具有创新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包括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较强的合作实践能力，以及用于批判的精神和思维品质。具体来说，创新能力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有较为全面扎实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完备的知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的储备不但包括平时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知识经验的存储，就无法正确的分析问题，更谈不上创新了。因此，只有拥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运用它们进行创新。
2、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思维起点。是驱使个体进行创造性行为的心理机制，是创新的愿望、意图和动机等思维意识。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有怀疑的意识，有强烈的创新的欲望和激情。在这样的心理意识的驱使下，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性的活动。
3、创新性思维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人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颖的、独特的思维成果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创新性思维跳出常规思路的约束，强调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果等各方面都体现新颖性和独创性。当然，创新性思维并不是一种或几种思维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包括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非形象思维、发散式思维与聚合式思维等各种思维有机结合的过程。
4、创新实践能力。
有了创新的意识和创新性思维，必须要动手操作，才能形成创新性的成果。这就需要创新实践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能力。通过创新意识发现问题，必须要能运用理论和先进手段、仪器设备去探索、研究，才可能解决问题。这一实践能力的形成，既包括对理论的研究能力，又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型研究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要应对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就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研究生的素质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两者是分不开的。研究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 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提高。
素质应用于心理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征，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教育界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关于素质的概念和内涵也变得不断丰富起来。《辞海》中对素质一词作了如下定义: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3]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一种包含了智力特称和人格特征的综合能力，是己有知识经验、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技能等的综合表现。因此，需要具备如下几种素质：
1、生理素质
生理素质是一个人发展和创新所需的最基本素质和最基本前提， 生理素质包括个体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包括深刻的反思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如果没有良好的生理素质，就没有办法通过已有的知识储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可以说创新无从谈起。
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即个体思想活动和心理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创新能力的内在自然倾向性。创新不但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文休养过程。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养成非常重要。心理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情感品质、意志品质和个性品质等多方面， 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创新活动才能有自主、自发的动力性。
3、道德品质
对于科技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的不好，科技同样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学会“做人”是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4]对于研究生来讲， 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 要锻炼自己的学术道德意志， 正确看待功名与利禄。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19页.
[2]高鸽.制约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