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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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信息专业教育
【正 文】
1 中外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图书情报学领域都在极大地关注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虽然各个地域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有着诸多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有着共同性。
1.1 信息技术的主导性
信息技术在情报学课程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命脉，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逐步渗透，作为情报学研究主体的信息成为信息业发展的基础。情报学以信息为研究对象，而信息管理本身就需要信息技术的依托。社会上需要信息管理的高级人才，便于对信息管理学科进行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研究。
1.2 知识管理的倾向性
世界图书情报界的专业人士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知识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方面的论著相当多。这表明图书情报领域逐步认识到知识管理与知识导航是情报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使命。国外很多研究生课程都新增了知识管理方面的内容，美国伊利诺多明尼哥大学还设置了知识管理研究中心，这些都反映了目前社会对情报学学科的一种需求。
1.3 实际应用的社会性
情报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情报学课程的社会适应性和应用性在网络时代更加明显。现代的图书情报学院都是更多地从信息管理角度来进行学科构建和课程设置。
1.4 研究发展的综合性
信息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有自然科学信息、社会科学信息、经济信息、医学信息等不胜枚举的类型，对于信息管理，设计技术处理问题和内容处理问题，其研究综合性趋势非常明显。从情报学课程建设可以发现，有的学校侧重于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与管理，如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有的侧重于宏观调控、咨询决策，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
2 国外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2.1 美国
美国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发展起步较早，其发展模式也更趋于成熟，一直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鉴于此，笔者对美国7所图书情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分析，发现为了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图书情报行业中的工作，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
（1）总体能力：掌握关于图书情报行业的机构、规划及其社会历史情况的知识；理解图书情报专业的性质，包括图书馆的类型、媒体中心、情报中心及其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它们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理解行业规范、发展趋势、专职人员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各种职业要求；了解专职机构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工作人员的职责。
（2）情报组织能力：理解主题分析及表示法的经典理论和体系，理解信息组织、存储和检索；能够使用主题分析的各种工具、标准和方法，具有信息组织、存储和检索的技能。
（3）信息服务能力：理解服务于大众的专职人员的任务和职责，能够在各种机构和环境中以恰当合理的方式承担这一工作；能够了解各种用户群体的需求，提供有效信息；既要了解适用于各种信息环境的标准参考来源信息又要熟悉具体用户群或专业领域来源信息；具有为特定领域或用户群查找、评估和选择适当信息源和资料的能力；有能力为特定用户群提供计划、设计、提交、评估以及作出相应决策的信息服务。
（4）管理能力：了解有关图书情报科学的基本管理哲学、方法和技术；认识管理的功能，例如：计划编制、人员配置、预算和监督等；有效地进行群体参与和领导。
（5）研究分析能力：理解研究步骤和方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进行分析和精确评估研究，即智能用户研究；对图书情报学专业问题进行严密思考和分析。
（6）信息技术能力：理解各种有关信息主题分析、信息组织、存储、检索的技术；了解将技术应用于信息管理的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现有信息系统，具有选择信息系统的能力；具有实施设计和评估信息系统的能力；了解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状况。
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美国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其课程设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除去很少几门核心课程之外，其余全为选修课。课程覆盖面广，实用性强，课程具有明显的模块化和体系化特点，为培养实用型、高能力人才奠定了基础。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导师的指导下为自己量身制定出修业计划，相当灵活。有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每门课程均附有说明，要求学生在修这门课之前应具有哪些基础知识或已经修完某门课程。例如：学生若想选修《高等情报源与情报服务》这门课，其前提是修完《情报检索》、《参考文献和情报服务》这两门课。这种形式有效避免了学生选课时的盲目性，而且有益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
2.2 英国
开展模块化教育是英国图书情报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思想。模块化教学是依一定的标准划定几个教学单元，每一个单元由不同的小专题和课题组成，一个单元即一个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块组合。这种模块化教学可以根据具体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储备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它可以使学校因材施教和从学生的爱好出发，选择不同教学模块组成各种教学大纲。
但是由于模块课程都是根据具体需要而设定的，更新速度快，所以模块课程每年都有所不同，这给学校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很多学院采用核心模块+选修模块的方式，在核心模块保持不变的同时，根据专业的发展需要以及专业发展趋势，不断变化选修模块的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维持了模块化教学的稳定。
英国政府、教育部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政策倾向于工商管理，注意与经济、管理、技术、信息类的联系，从而脱离了以前片面拘泥于图书馆馆员教育，向多层次、多目标发展。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也逐步实现基础与专业的结合、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协调、专业研究与方向课程的兼顾。
2.3 日本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开设的情报学研究生学院有5所，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爱知淑德大学和图书情报大学，前4所大学都设有博士课程，有从教育到研究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依据大学基准协会指定的基准设置教学内容。如图书情报大学，它的专业设置可分5大类：（1）图书馆情报学的基础理论；（2）情报与社会的关系；（3）情报的内容、形态论；（4）情报组织、处理技术；（5）情报系统的理论与技术。一般来说，日本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科目很广，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科学，学生有从中选择兴趣科目的自由。
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情报教育呈高度普及和多样化趋势，日本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革新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关于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会在一些公司企业任职，因此，日本的情报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特别注重加强经济商业情报知识和技术教育，这也逐步成为许多国家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3 我国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起步晚，博士学位授予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建立，高级专业人才的缺乏使得该学科师资力量薄弱。另外，我国研究生的生源状况不理想，研究生管理规范性差，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保障尚不尽如人意，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在研究生培养上，过分重视传授知识为核心的知识型教育而忽视创造能力的培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忽视了人文综合素质培养等等。虽然如此，现代环境和技术环境的突飞猛进又使得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具有较高的发展点，因而在发展中可以避免图书情报学专业与经济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长期脱离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比较容易实现高层次上的有效整合。
4 我国尚存在的差距
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设置情况与发展趋势和国外知名院校图书情报学专业设置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们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定差距：
（1）我国将研究生教育定位在培养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人才，而国外则侧重培养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应用型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不仅具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难以学以致用。
（2）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僵化，从学生入学基本就确定了要修的课程，而国外院校的课程设置非常灵活且模块化，学生的自主选择程度很大。变革不停留在学院名称或者院系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上，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停开过时科目，新增时效科目。只有崭新的教学内容才能赋予学科新的生命，才能达到最终的调整目的。
（3）我国院校在这一学科上的专业设置过杂，从而看出图书情报学在我国的发展还有很大距离。国外院校专业设置的概念并不是很强，学生偏重于哪一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从其修课情况反映出来。
（4）我国与国外院校相比师资力量也是非常悬殊的。例如在计算机应用技术方面，由于我们师资力量有限而在某种程度上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要。
5 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深化与体系拓展的设想
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不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过程及教育体制、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进行课程更新，适应社会大环境需求是我国从事情报学教育及研究的所有人员的共同职责和任务。
由于受到信息化环境的影响，现在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正逐步从面向情报业务部门和专业结构的模式向社会开发模式转化，原有的按照专业方向设置的学位课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化对人才的需求。从国外借鉴的经验也表明，只有形成既重视基础教育又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情报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才能实现基础教育与专业的结合、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协调、专业方向与课程方向的兼顾，这也是培养创新型应用研究人才的关键所在，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生课程内容的深化与拓展。课程体系的变化，要求将“工作环节”为基础的课程设置，转变为情报学基础、信息管理技术和管理研究为轴心的学科课程结构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学科基础、应用技术和管理研究方面的核心课程内容，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结构拓展。
由上述原则，对我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课程作出如下设想：（1）基础理论与背景知识模块：情报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运筹学等；（2）信息技术模块：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多媒体技术、网络资源开发、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3）信息管理、组织、方法模块：信息存贮与检索、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信息政策与法规等；（4）实践模块：为学生提供在图书情报机构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或者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4个模块的课程学分比例约为1∶2∶2∶5。各学校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具体设置这4个模块的课程，允许学生从每个模块中选择一至两门课，形成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詹德优.论我国图书情报人员继续教育的现状.要求与对策，http：//www5.nlc.gov.cn
2 胡昌平.情报学研究生学位课程内容的深化与体系的拓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1（7，8）
3 张德.美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国信息导报，2002（11）
[关键词]情报学 多学科研究 范式 方法论
[分类号]G350
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展情报学的多学科研究，是当前情报学研究的主流模式。众多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他们对于情报学的理解，各自从不同的学科范式(如图书馆学、社会学、交流学、信息论等)出发，开展情报学研究。在此过程中，这些被用作情报学研究工具的诸学科范式可以看作为情报学的研究视角。在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看来，特定的研究视角有如“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动作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作，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研究视角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它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因而只是一种富有启发意义的“偏见”。这种以“偏见”为基本特征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1选择、确定特定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准确设定话语环境
语境的设定能使同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同研究者遵循共同的“语言游戏”规则，提高不同研究成果之间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性，避免多种研究活动之间的简单重复。反观学术界中近年来的某些学术争论，人们之所以会对同一问题争论不休，诚然与当时学者们的认识能力，与问题本身的表露程度密切相关，但是更为常见的原因却存在于学者们本身，即：争论者们较少深入思考和仔细分析双方针对研究客体所选定的研究视角的异同，也较少对比权衡双方在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时所预设的隐性语境之间的差别。因此，争论双方的观点看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有如平行的铁轨，产生不了严肃而有力的理性撞击。这种状况从反面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示：要想使学者们的研究探索成果不但有能力保持“自明性”，而且可以保持“他明性”和多元理论之间的“亲和力”，必须在研究视角的选择和话语环境的界定上保持各自的明确和彼此之间的一致。
1.2选择、确定特定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明智圈定研究视域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与反差，决定了研究者只能从特定学科视角出发，选择、圈定一定视域中的部分问题进行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往往是有争议的、自成系统的“问题”性存在。作为系统化的“问题”，它在学科不断分化，学术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今天，常常被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肢解和划定为不同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问题研究的原发性视角，即学科性研究视角。选择特定的研究视角，圈定特定的问题论域，实质上就是不同学科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初步分工，使各门学科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同保持平衡，防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强。
1.3选择、确定特定的研究视角有利于不断拓展研究深度
对于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问题而言，可供选择的研究视角是多元的，而且各种研究视角之间也是相互交叉、各有优劣且需彼此借鉴的。但是，由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和内部规律的独特性，它必然能从根本上选择、决定最能契合自身本质和规律的独特研究视角。选择不同视角研究同一研究客体的不同问题，它能够最直接，也最有可能深入地挖掘出问题的本质以及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认识不断进化和深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研究视角不断更新、不断优化的历史；而惟有具有理性的人类，才会不断更新和持续优化同一研究对象的研究视角。也惟其如此，“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2 情报学多学科研究视角的效用及其限度
情报活动存在的历史虽不算短，但是以情报活动为问题对象的学术研究史，特别是情报学的研究史却不太长，大规模的情报学研究与二战后情报学大发展的实践基本同步。在这短暂研究史中，情报学研究的学科范式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情报学的研究者们，要么借鉴甚至照搬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要么向哲学、社会学等伸手求援。这正如迪尔凯姆所说的，“毫无疑问，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科学，将这些学科中宝贵的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于是，情报学研究的元范式特征在事实上导致了多学科研究视角的客观后果。
萨拉切维奇(T.Saracevic)深刻地认识到了情报学研究在理论上不成熟、方法论上不独立的现状，并非常赞赏情报学的多学科研究。他强调：“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所有的灯光都照射，眼睛往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们所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情报学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图书馆学、交流学、信息论等所提供的观察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而且多学科的视角都各自抓住了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此认识为基础，他又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有关情报学特性的论文。勿容置疑，无论是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还是由此而形成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提升情报学研究的理论品位、拓展情报学的研究视域、深化情报学的研究深度的有益借鉴和必要基础。
但是，彼此分散的多学科研究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化研究视角也面临着以下四大难题。
・难题之一是，多学科研究视角仍然无力打破分散、多元的学科性研究视角之间的“坑道视界”。不同学科之间的话语沟壑和“坑道视界”，使同属情报学研究领域中的不同研究者之间难以互相对话、相互借鉴。对此，Holland也指出，不同学科之间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词汇，难于了解彼此的语言……多元、分立的多学科视角使研究者们在更有知识的同时却更加无知……那些分裂知识的人有责任把知识整合起来”，并提出这样一种解决之道――组建由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成员所组成的研究小组，针对情报学开展集体性的多学科研究。
・难题之二是，在情报学多学科研究的挟裹下，如何保持情报学学科本身的学术独立性。在研究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情报学如果没有“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没有建立起自身独特、独立的学术规范体系和理论研究范式，它不但有可能成为“别的学科领地”，甚至还有可能面临着“终结”的危险。面对这些忧虑，有学者曾对情报学的研究提出如是一种对情报学研究同样适用的希望：“假如情报学希望尽可能严格
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也正是由于多学科研究视角效用的有限性，甚至还在学界引起了这样一些误解：即认为情报学并没有也无必要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认为情报学学科“主要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借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还造成了这样的认识误区：认为这些学科根本不是以某种特定的方法来建立的。
・难题之三是，如何提高情报学作为独立学科所必需的理论严密性。有学者曾概括了这种不足：“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情报学研究并没有专门的方法论，因为情报学的研究方案可以对大量的学科和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的研究者开放，而使之不局限于任何一种方法论上的传统做法。但这种边缘性的研究领域缺乏方法或科学上的严密性，从而使人无法‘提供’精确的概括”。
・难题之四是，如何统合多学科视角对于情报学的研究兴趣的多元性，并将这些多元化的研究兴趣整合成一股彼此协调的整体力量，共同探讨、理清并深刻把握情报学的内在逻辑和特殊矛盾关系。
3 超越之道：构筑情报学研究的独特学科
情报学研究在思想方法上的不统一，部分地决定了目前的情报学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情报学研究。
学科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指“教学科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作为“教学科目”的学科，有利于传播作为“学术分类”的学科，并推进它的发展和成熟，而作为“学术分类”的学科的成熟程度和理论水平，表征学科学术研究水平之高低，决定学科能否成为独立的“学术分类”的概念是学科研究的“范式”。
在库恩看来，学科研究的独立范式，存在于前规范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之间，是常规科学时期用以规训、指导研究者的主要手段；而且，它能成功地排除前范式时期的多范式紊乱，多方面地促进知识的增长，不断丰富知识基础。学科范式不但有助于知识的增长和精细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本领域的初级学者提供基本的知识框架，促使他们自觉运用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解难规则。因此，对于情报学研究而言，为了不断推进学科研究的水平，提高学科研究的成熟程度，必须致力于特定学科研究范式的构筑。
在情报学多学科研究已取得大量硕果的今天，之所以较具信心地提出构筑情报学特定学科研究范式的任务，并把它作为未来情报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因为已具有了如下必备的有利条件。
首先，情报学的多学科研究已为之积累了必要的思想操作素材。当然，为了使情报学研究的思想操作素材进一步丰厚，还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积累：一是借助于外国情报学的理论和实践情况；二是加强本土资源的研究和开发。
其次，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初步发展已为之培养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学术专业队伍，这正是构建情报学独特研究范式所必需的思想操作主体。我国情报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自恢复学位制度以来众多情报学类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几十年来情报学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使得情报学研究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专业。
第三，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报学研究队伍的人才培养系统中，逐渐构建、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学科规训制度。对于情报学研究这一学科而言，特定规训制度的建成，能够使之借助于书写、考试、评分等教育实践方式的综合作用，培养既能按照学科规训要求进行自我规训，从而使情报学研究具有了不断扩张的繁衍一发展机制。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已面临着将“尝试构建情报学研究的独特学科范式”这一重任提上日程的成熟时机。为此，应该在情报学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厘定并围绕情报学的内在逻辑和特殊矛盾关系，从整体和根本上反思情报学研究独特的学科范式，全力完善情报学研究的学科逻辑体系。
第一，尝试构筑情报学研究的学科理论结构。学科的理论结构在逻辑上开始于基本的概念范畴；在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基础上，概念范畴将构建成众多层次各异的理论命题，最终共同形成完整的学科逻辑体系。情报学研究学科范式的构筑，应立足于并加强基本概念范畴的辨析，加强基本理论命题的概括和提炼。
第二，逐渐形成情报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体系。由于各门学科在方法论上的渗透和借鉴正在不断加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不是单一和纯粹的，它们都是多样性和统一性、普通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情报学；问题与对策
自1956年我国第一个国防科技情报机构成立，情报学研究至今已走过近六十个年头，从专攻科技情报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多领域的情报，再到对信息咨询与服务、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角度的多维拓宽，情报研究似乎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美景。然而，学界却多年来一直被情报学研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困扰，从情报与信息的联系和区别，到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再到情报学的未来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内容。
一、存在的问题
笔者选取目前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五种核心期刊――《情报杂志》、《现代情报》、《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学报》，主要对2006-2011年其中所刊文章进行研究和统计分析。
1、对期刊名称的分析 上述五种核心期刊的中文名称均有“情报”一词，而期刊的英文名称中，只有《情报杂志》将“情报”译为“intelligence”，其它均为“information”。“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意义虽有重合点，但又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导，是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后者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的有用信息，是分析研究判断后的成果。因此，“information” 比“intelligence”的涵盖范围要广。况且，1992年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已将“情报”改称“信息”，如果杂志所含议题更贴近“情报”研究，理应采用“intelligence”的译法，以符合国家赋予情报部门“耳目”、“尖兵”和“参谋”职责的要求。
2、对期刊所设置栏目的分析 从杂志开设栏目来看，《情报杂志》包括情报研究、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等；《现代情报》包括理论探索、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信息咨询与服务等；《情报科学》包括理论研究和业务研究等；《情报理论与实践》定位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以上四种期刊虽定位为“情报”研究，但比例略显不足。《情报学报》主要刊登信息收集、加工、分析、传递、存储理论与方法，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可以看出，该期刊侧重于信息学科的研究。
3、对期刊所刊登学术文章的分析 笔者主要对2006-2011年上述五种核心期刊所刊载的篇名中含有“情报”一词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具体数据见表1）。由于并非所有被统计文章篇名中的“情报”有“intelligence”的含义，所以这种统计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存在的问题，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揭示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分析得出，学界对情报学研究存在严重的“泛信息化”倾向，把“情报”的外延扩展太大，对真正意义上的“情报（intelligence）”研究又偏少。正如包昌火教授所言，“当今时代，是信息过载而情报稀缺的时代”［1］。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概念辨析不清，理解偏差 “信息（information）”和“情报（intelligence）”的混乱使用长期困扰我国情报学的研究。一直以来，“信息”一词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青睐，而 “情报”的重要性却被忽视。究其根源，是对两者的概念辨析不清楚，把“信息”等同于“情报”。虽然情报与信息都具有知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但“信息”不等于“情报”，两者在范围、价值、加工程度、来源和影响方面都存有差异。“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2］，而“情报”是“为满足某种斗争需要和发展生产、科研工作的需要，而搜集并整理加工的有关某事物或某一方、国家、地区的可供上述需要使用或参考的情况和材料”［3］。情报的重要意义远远大于信息。笔者认为，当前我们研究的“情报”应该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情报学的研究平台不能仅仅是个“信息库”，更应该起到“智库”的作用，从而为优化决策服务。
2、术语翻译不准，造成误读 情报学界认为，导致“信息”与“情报”概念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把俄语单词“информация”误译为“情报”［4］。从1956年正式确立并全面展开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开始，这一术语的误译就长期困扰着情报学界，1992年国家科委将“情报”改为“信息”后，学界一些同仁又转向偏爱“信息”领域的研究，一度造成了对“情报”研究这一本行的忽视。当前，虽然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付诸实际行动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
3、学科划界不细，偏离核心 长期以来，情报学的研究与图书馆学、文献学、信息学、档案学、管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一方面，这是源于对科技情报的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学科研究领域的界定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偏差。包昌火教授说，半个多世纪把信息学或者说图书信息学作为情报学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偏离了情报生产这一核心领域；还指出情报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是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5］。如此，便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情报学和信息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学科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划定情报学的学科范围、研究领域？怎样才能使该学科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研究范式不当，亟需转变 “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6］。它使某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采用共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并规定共同的研究方向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情报”与“信息”的概念不清、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等其它学科的难解难分，正是造成情报学研究范式始终没有统一标准的根本原因。从近六年情报学学科杂志所刊载的文章来看，情报学的研究范式仍略显不当，在研究对象方面过于宽泛且含混不清，在共同的研究遵循方面仍未达成广泛一致，在相互交流方面也未能达成有效共鸣。因此，亟需明确合理有效的研究范式，为本学科研究确立共同纲领。
5、行动落实不牢，步履维艰 学界长期以来都在关注“情报”研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包昌火等学界前辈和专家对学科发展进行了苦心研究和深入探索，找出了一些问题，并多次提出变革倡议和改进方案。但从最近六年的情报学研究成果来看，情报学界的改进并未见有大的起色。当然，其中涉及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情报学研究的困境急需破除，不容迟疑。2009年起《情报杂志》将刊名中“情报”一词译为“intelligence”，并将杂志研究的重点方向定位为：情报研究、情报分析、情报管理、企业情报、情报机构、数据安全、以及反情报等方向［7］，虽然从刊载文章来看，对“情报”的研究仍存在缺憾，但其“敢为天下先”的气度和做法值得肯定。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1、学界应实现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为情报学研究确立一致的学术规范 统一认识是行动的前提。在学科界定方面，确定情报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较细致地划定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尽最大可能地将其与图书馆学、信息学等学科门类区分开来，力求创立一门真正的、独立的情报学学科；同时，应确立本学科的研究范式，明确研究理论、方法和发展方向，笔者建议确立基于intelligence的研究范式；在术语界定方面，要规范术语“信息”和“情报”的对应翻译，用“information”表示“信息”，用“intelligence”表示“情报”。
2、学界应力排“泛信息化”思潮的不利影响，确立“情报”核心地位 情报学研究的最初定位是起到“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而学界的近期研究中存有严重的“泛信息化”倾向，并一度造成情报学研究方向的偏差。当前，虽然信息潮流涌动，情报涉及领域有所扩大，但情报依然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环境、资源等方面都起着“耳目”、“隐形盾牌”、“智囊”和“保障与枢纽”的重要作用［8］。为此，要尽快确立“情报”研究的核心地位，厘清情报研究与信息研究的分界线，同时也要深入探究两者的结合点。
3、情报学期刊应加大对“情报”研究的情感投入，适当增设相关板块 通过对上述五种核心期刊的分析得出，真正意义的“情报”研究学术论文偏少。要充分有效地发挥“情报”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耳目”、“参谋”作用，作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应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需求，加大对“情报”研究的情感投入，增设一些栏目，扩充真正意义上的“情报”研究的学术文章刊载量，推动情报学学科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包昌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谈Intelligence与中国情报学”［J］，《图书情报工作》，2009（8）
［2］陈龙驹，赵胜萍，《军事情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06，第2页
［3］陈龙驹，赵胜萍，《军事情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06，第3页
［4］成颖，孙建军，柯青，“情报学反思―从信息与情报的概念视角思考”［J］，《情报科学》，2011（8）
［5］包昌火，“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J］，《情报杂志》，2011（7）
［6］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08，第530页
［7］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杂志》，2011（12），封底
1、信息理解的概念
Cathy A.Enz.博士曾在文章“Information＋analysis＝understanding”[2] 中指出，在信息时代，我们有太多的信息，但却缺乏对信息足够的理解，从而导致无法真正地利用信息，只有对信息进行必要的、有效的分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讨论理解，就不能不提到解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哲学界几百年来争论的论题。本文不想讨论二者的哲学内涵，只从认识的角度谈谈对理解的观点。理解是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或知识等）而达到的一种智能层面的对事物（或对象）的认识。解释则是利用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对事物（或对象）进行描述和认识（见图1）。
附图
图1 认识的层次
认识不是人们主观大脑的衍生物，而是基于客观认知发现的产物，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图1中按照思维的过程列出了认识的四个层次[3]，一项数据本身多半没有什么意义，数据只有经过处理，也就是将其纳入特定的环境才有意义，定义之后才能成为信息。知识则是经过验证并被作为事实而接受的信息。理解是依赖于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相关知识的判断。未经验证的看法，即使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也不同于事实本身，而且实际上有些观点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建立在看法而不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判定通常是盲目而危险的。可以这样说，理解是在人们认识的过程中，在数据处理和知识判断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这种过程就是解释。
因此，理解与解释可以看作是认识问题的两个层面：理解更接近抽象的认识；解释更接近具体的认识。因此，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解释植根于理解，解释将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另一方面，理解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理解同时即是解释和应用；解释是理解的解释又是理解的应用，应用和解释并非在理解之后发生，它们是理解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解释是为理解服务的，二者不是传统观念中“或”的关系，而是“与”的关系，理解是在解释的过程中产生的。
本文谈的理解是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的，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到理解时认为，理解不只是理解文献、艺术品以及历史，理解涉及所有我们作为人能够遇到的事情与场合。借用哲学界对理解的界定，情报研究中的本质也就是对所有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事物和对象的理解。
2、情报研究的本质
我们知道情报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成学科，它作为理解现代化通信与知识综合化所必需的一个领域而存在，其最终的目标包括掌握情报活动的规律、找到最佳的标引方案、获得高速有效的检索以及在已有信息中进行知识挖掘以得到知识的更新等。这些具体的目标概括起来说，都是围绕着对各种来源的信息的理解进行的。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情报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能够为情报研究产物的使用对象提供决策的依据，使用者得到情报后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理解，这取决于使用者的背景、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所要进行的活动。因此，客观地、全方位地、高效地为使用者提供各个阶段的信息产物，以供其最终达到理解，是情报研究最终的目标。下面从情报研究的发展阶段和情报研究的方法来揭示情报研究的本质。
2.1 从情报系统的发展阶段来看 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始于1956年，由于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从创业之日起所走的就是一条文献工作与情报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道路，并集信息库与思想库于一体，形成了有别于欧美各国的特色。情报研究在我国又称情报调研或情报分析，它与前苏联的情报分析与综合，日本的情报调查，美国的信息分析，联合国推荐的信息浓缩，欧美地区的工商情报，其他国家的数据分析、技术跟踪、信息经纪等基本是同义语。当前，情报研究在内涵外延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情报研究工作为了保持与社会需求的平衡发展也必将对其整体模式进行再造，通过建立新的情报研究秩序和运作方式，使其向着现代情报研究方向发展，使情报研究真正成为服务于全社会、独具特色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有力工具。
在新的IT技术和网络环境下，情报研究在内涵外延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情报研究工作已经突破传统的基于文献信息源进行编译、汇编、综述的工作方式，而大量运用网络信息资源和零次情报，并且引进文献计量、调查统计、逻辑分析和数学模型等新的研究分析方法，用户对其成果也更加要求研究性和预测性了。
[摘要]从嵌入性理论的基本概念入手，简要阐述嵌入性理论和情报学的关系及其对情报学的借鉴意义，并初步探讨嵌入性理论对情报学研究、情报人才流失及情报获取等情报学问题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嵌入性理论 情报学 情报研究
[分类号]G350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初是由人类学家波兰尼于1944年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个人的经济动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经济行动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1985年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刊》上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标志着学术界正式提出了嵌入性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除了考虑交易成本以外，还要考虑人际互动和信任等社会情境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利用嵌入性理论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经济领域和社会活动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嵌入性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世界原本就是错综复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例如：将数理和计量原理运用到语言学产生了计算语言学，将模拟、仿真等实验室原理运用到经济学则产生了实验经济学，生物学与化学交叉更是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生物化学。情报活动是为经济服务的，人际情报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嵌入性理论应当可以用来说明和解释情报活动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而且还会将情报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利用嵌入性理论对情报学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点非常肤浅的探讨，权当引玉之砖。
1 情报学研究的深化问题
“嵌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嵌入性理论提倡把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特点与其周遭环境联系起来，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而存在、发展的。同一个事物由于周遭环境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运动轨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桔生淮南便为桔，桔生淮北便为枳”。1973年格兰诺维特对美国企业员工求职行为进行调查时发现，弱联系在求职成功者中所占比重较大。中国学者边燕杰对天津劳动力市场求职成功者的调查则显示强联系占主导地位。都是求职，为什么调查结果截然不同呢?这是因为美、中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
中国的情报机构是一个集期刊阅览、文摘出版和脑库于一体的综合机构。自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成立以来，已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像美国化学文摘出版社、兰德公司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这样声名显赫、蜚声海内的机构。对于中国情报工作的诟病，学者们过去多从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人员素质等层面进行探讨。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来看，情报活动嵌入于人际情报网络，人际情报网络又嵌入于社会制度文化之中，归根结底，情报活动必然受到社会制度文化的影Ⅱ向。因此，对于中国情报工作的运行规律，尤其是存在问题和发展瓶颈的探讨，应当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空间，例如政治制度、传统文化、社会认知、道德伦理中考察，方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也才能使情报学研究逐步深化。
2 人才流失问题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图书情报机构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一个休闲养老的场所。改革开放以前，图书情报机构的准入门槛比较低，社会地位不高，加之收入不丰，因此人才流失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铁道部情报所某君讨论会上的几次精彩发言受到领导青睐，连升三级，调到部里当了政策研究室主任。大约也是20世纪80年代，江西情报所一位中年才俊被南方某大学相中挖去当了老师，不久就晋升为教授。从嵌入性观点看，这种人才流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赋予情报工作更加高远的目标，比如提供专深的学科和专业咨询，提供战略决策支持等。而且，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情报人员需要掌握相当专深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大大提高了情报工作的准入门槛。从嵌入性理论的角度来看，员工的知识和技术一旦与其目前从事的工作和未来的职业生涯目标相吻合、相匹配，就初步形成了工作嵌入关系。在这种环境中，员工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感兴趣，愉快胜任，有晋升的机会。这时，员工就能自觉抵御外界的诱惑，不会轻易跳槽。因为倘若跳槽，他(她)将付出较高的转换成本，比如和谐、温馨、顺意的工作环境，领导和同事对其的认同与尊重，为了重新胜任工作而支付的培训费用与时间等。
学习是一项终生的任务。作为组织的情报机构，可以聘请本单位或外单位的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设一些专题讲座和职业培训，为员工更新知识和学习技能提供一个平台。组织所创造的这些粘性要素越多，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粘性越强，员工就越不愿意离开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依赖的组织。
3 情报获取问题
中国情报工作长期以来存在情报获取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过去多归咎于情报人员的素质，比如专业不够专深，外语水平不高，情报意识不强等，很少有研究者到人员素质以外去求解。接触到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以后，我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仿佛悟出了一些事情的真谛。
情报工作是为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服务的。企业创新过程本质上就是处理、整合相关知识、信息的过程。创新活动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广度和有效程度。情报活动嵌入的人际情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因此，情报人员的成功不仅依赖，还部分取决于社会网络的性质和结构。当情报人员获取信息时，倘若关系嵌入性过强，会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稳固的交际圈，锁定效应将使获取的信息同质化，而且过度频繁的交流会使得信息沟通成本增加。相反，当关系嵌入性不足时，由于沟通双方缺乏信任，彼此很难获得对方的核心(甚至机密)的信息，当转而求助于其他渠道时，也会使信息获取成本加大。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研究热点 信息可视化
1引言
被Web of Science（下文简称“WoS”）中的SSCI数据库收录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即INFORMATIONSCIENCE&LIBRARY SCIENCE（下文简称“LIS”）类期刊共计85种（截止2016年4月7日）。刊载在这些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LIS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际上高水平研究者的其他科研信息。以往由于载文量巨大，加之受分析技术工具的限制，研究者多是运用人工逐篇抽样阅读的方法，对国际顶级期刊的部分文献进行研究，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无法完整、客观地对某个时间段内的全部文章进行分析。专家的主观分析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往往缺乏公允性、完整性和客观性。笔者将WoS中的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下文简称《总览》）中重合的27种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2014年影响因子的高低作适当增减，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WoS中2014-2015年刊载的3287篇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近2年国际高水平的LIS期刊的研究热点及其覆盖的科学领域、科研机构，论文的国家或地区合作情况、核心作者与核心被引作者群、核心被引期刊概况。希望本文具有如下特点：全样本数据的完整性、研究对象的时效性、分析工具的客观性以及知识图谱的直观性等，为我国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国际LIS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对象、方法、研究者、研究机构、核心期刊等情况提供完整、及时、客观、直观的数据分析，减少研究者获取本领域科研情报的盲目性，提高研究效率。
2研究方法
2.1引文分析法
1955年，加菲尔德（E.Garfield）在《科学》上发文提出了一种科学文献书目系统，可剔除对虚假、过时或完整性较差的数据的任意引用，使学者们可了解到对早期论文存在的批评。引文分析法至此正式产生。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据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本文使用引文分析法，主要原因是该方法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某些文献为什么能持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核心？第二，这些核心文献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哪些趋势？第三，某领域或学科的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呈现出何种关系或态势？引文分析有三种基本类型：①对引文数量进行研究，主要用于评价期刊和论文等。②对引文间的网状关系或链状关系进行研究。科学论文间存在着一种引用关系网，如A被B引，B被C引，C又被A引等，研究这种关系主要用于揭示学科的发展与联系，并展望未来前景等。③对引文反映出的主题相关性进行研究，主要用于揭示科学的结构和进行文献检索等。引文分析法的上述三种类型，分别回答和解释了上述三个问题。
2.2词频分析法与共现分析法
本文所指的“词”，即Citespace软件中的“Term”。美国著名情报学专家萨隆（G・Salon）认为，Term表示主题词、名词、标引词、情报项、文献著录项、标引与检索的信息单元等。词频分析是将文献中的多个因子联系起来的引证分析方法，它能科学地评价文献、文献作者的学术水平，揭示学科的热点、前沿以及发展趋势。共现分析法则是将文献中的各种共现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通过共现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疏关系，挖掘隐含的或潜在的有用知识，并揭示研究对象所代表的学科或主题的结构与变化。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共现分析在构建概念空间和实现语义检索、改进知识组织中文本的分类效果、分析文献中的知识内容关联、挖掘知识价值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提炼和概括功能。通过软件进行词频分析与共现分析，能较好地抽取出所分析文献样本的热点、前沿趋势以及科学结构等关键情报。
2.3科学知识图谱与信息可视化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及其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
信息可视化涉及计算机生成交互式信息图示的设计、开发和应用。首先要处理抽象的、非空间的数据。把非空间的数据转换成直观的、有意义的图像对该领域极其重要，这个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设计者可以赋予图像新的意义。本文运用科学图谱与信息可视化的理论，通过Citespace软件，将需分析的文献进行图像转化和处理，赋予客观、科学的意义。
2.4 LLR算法与PageRank算法
本研究采用LLR算法对聚类进行命名。LLR即对数似然比算法，全称Log-Likelihood Ratio。其基本原理是：假设对于类别Ci，词Wi的频度（oc），集中度（β）和分散度（丫）等指标组成向量Vji，选取聚类命名就是根据Vij来判断Wi是否可以作为类别Ci的特征词。LLR算法如下：
式中，LLR为词Wi对于类别Ci的对数似然比，p（Ci＼Vij）和p（Cj＼Vij）分别为在类别Cj和Cj中的密度函数。
PageRank网页排名，又称网页级别、Google左侧排名或佩奇排名，是一种根据网页之间相互的超链接计算的技术，作为网页排名的要素之一，以Google公司创办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之姓来命名的。该算法的发明者对网络超链接结构和文献引文机制的相似性进行了研究，把引文分析思想借鉴到网络文档重要性的计算中来，利用网络自身的超链接结构给所有的网页确定一个重要性的等级数，当从网页A链接到网页B时，就认为“网页A投了网页B一票”，增加了网页B的重要性。最后根据网页的得票数评定其重要性，以此来帮助实现排序算法的优化，而这个重要性的量化指标就是PageRank值。文章运用Citespace中的Page-Rank算法，对相关数据结果进行PageRank排名，为数据分析提供另一个维度的视角。
3数据来源及分析工具
3.1数据来源
笔者通过WoS中的期刊引文分析报告（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社会科学版）查询2014年（2015年尚未公布）的"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SCIENCE”类别中被收录的所有期刊，共计85种（详见表1，以影响因子的值作降序排列）。由于这85种期刊并未完全聚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因此，本研究结合北京大学的《总览》进行聚焦。《总览》的编撰历时2年多，由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成员馆、国家图书馆等相关单位的33位图书馆专业人员参加研究，163位学科专家参加了核心期刊的定性评审，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期刊共计61种。经对比，WoS与《总览》重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共计29种，并根据检索结果以及影响因子适当增减。随之，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为检索库，以“出版物来源一下表27种期刊名称”和“时间跨度一2014年-2015年”，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语言类型选择“English”，共命中3287条文献记录，通过数据导出和处理，将文献记录以Citespace能识别的WoS输出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中。
3.2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数据和信息可视化（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本文使用Citespace 4.0.R4版本，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制图。此外，使用WoS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结合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交叉配合使用。Citespace软件有多个不同版本，开发者截至笔者投稿之日，仍然在优化该软件，故该软件对某些项目的统计结果可能出现与WoS的统计有微小差异，可视为科学研究中的误差，但不影响主要数据分析。该工具已经不仅仅提供引文空间的挖掘，而且还提供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的合作等。
4结果分析
4.1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可看作某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多个研究主题，笔者认为共词分析可反映目标领域的热点概况。通过Citespace对Term与Node的提取，可对3287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Co-words）聚类挖掘分析，运行结果如图1所示。该图反映了国际LIS领域近两年的热点问题，聚类号表示某词经LLR算法聚类后所在的主题。Mo-durility（M）即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值越大，表示网络得到聚类越好，Q的取值区间为[0，1]，当Q>0.3时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ilhouette（S）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当其值>0.5时表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越接近1，同质性越高。通过LLR算法，M=0.8835，S=0.5014，得出的图谱合理、客观，研究热点聚类名称如图1、表2所示。
图1中黑色字体表示不同文献共同的关键词，“#数字”表示运用LLR算法对共同关键词提取后命名的聚类词，每个色块表示由各类不同的文献组成的具有相近研究主题的聚类。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得到15个研究主题，聚类间有交叉覆盖的现象，表示这些聚类之间存在研究主题上的交叉，其关系较为紧密，与其他聚类不交叉的色块表示该类主题具备较为独立的研究性质。以“#0，#1……”等形式对聚类进行编号（Cluster ID），聚类号越小，表示该聚类的经典文献数量（Size）越多，Silhouette值表示经典文献之间的紧密程度，Mean（Year）项表示平均年份，可反映聚类中文献的时效性，Top Terms即以LLR算法命名的聚类名称。经过自动聚类并结合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相关度较高的关键词聚类情况见表2。
基于LLR算法的聚类名称，可客观反映2014-2015年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可将上述聚类归纳为四个方面。
（1）传统LIS领域。
布莱达（Mas-Bleda）等基于欧洲的在线出版物，使用爬虫技术对1525名高被引科学家进行研究，这是第一个对链模式高被引研究者机构网站的研究，用以确定哪些网络资源被科学家们。斯图德（Sotudeh）等使用科学计量方法与比较的方法，就女性科学家在科学生产力、影响等方面与男性科学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虽然女性科学家人数较少，但同样有较好的科研成果和影响。拉弗蒂（Raf-ferty）等通过对八位用户的调查访谈，对基于故事图像的索引输入法进行了探讨。戈卢布（Gol-ub）等对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DC）作为建立知识组织系统（KOS）增强社会标签，提高主题索引和检索信息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控词汇表索引和检索的重要性是@而易见的。苛勒（Koler）等以发表在2007年的14个国际期刊中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土木工程领域开放获取文献的被引次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开放不是引用的充分条件，但增加了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用次数。阿尔瓦雷斯（A1-varez）等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虹膜识别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概述。郭（Kuo）等使用共被引方法模型对核心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现了运用多元统计技术来构建知识结构的表征。吴（Wu）等通过对台湾大学32名被试者进行调研，研究了研究生如何看待和使用谷歌学术搜索。索步尔（A1-Shboul）等运用角色法、系统设计法等，以约旦王国的一个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环境抽样为例，研究了集成现有的信息需求行为的模型。布龙斯坦（Bronstein）等运用分布式的信息检索自我认知量表（IRSPS）对205名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发现参与者报告了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
（2）医学信息领域。
戈尔泰普（Gultepe）等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系统，用于患高乳酸盐血症的高危病人的生命体征的常规测量，支持实验室研究。斯塔尔茨（Stultz）等对剂量警报是否合适进行了评价，将警报与订单分类，比较了儿科医院内定制的和非客户化的恰当的剂量警告范围。贝格海莱（Baghele）等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Pubmed数据库中印度牙医的文献的趋势进行了评估，发现从1960年到2012年，每位印度牙医平均贡献了0.53篇文献。
（3）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
加维兰（Gavilan）等探讨了移动广告引发的心理意象的作用及其对信任和购买意愿的中介效应。特拉（Tatry）对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网络映射到可视化的强度关系进行了研究。谢（Xie）探讨了社会媒体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和识别等相关问题。
（4）管理科学领域。
齐（Chi）等研究了非源代码项目的特点，并在社会科学文献评价中对德国对政治科学出版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源代码项目显著提高了出版物的数量。萧（Hsiao）等运用基于意图的五个理论模型对大学生的行为意图进行调查。克拉托赫维尔（Kratochvil）等对使用在线学习进行信息素养教学进行了研究。雷德斯多夫（Leydesdorff）等测量了三螺旋协同在俄罗斯国家级、省级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水平。斯瓦尔（Swar）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混合方法和三重螺旋指标，以网络知识的视角对南亚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
从上述领域的研究主题来看，研究热点呈现的特点是集中在传统的LIS领域，研究主题不断深化、扩展，使用的研究方法规范、科学。近2年的国际LIS研究主题中，网络计量、索引、文献计量、信息需求、信息检索是持续的研究热点。
4.2研究前沿分析
笔者认为研究前沿分析主要以共被引（CitedReference）的文献网络关系加以体现。科学计量学的奠基人普赖斯（Price）提出“研究前沿”的概念，即科学引文网络中高被引且时效性强的文献集合。他认为研究前沿能动态地反应某研究领域的本质。加尔菲尔德（Garfield）将研究的前沿定义为一组核心的高被引论文和引用论文，认为研究前沿的名称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或短语中提取。陈超美认为研究前沿是一组及时、动态且有潜在研究价值的问题，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引证和共引痕迹。本文中，Citespace的具体操作设置是：“Term Source”部分同上文，“Node Type”部分选取“Cited Reference”选项。运行数据后，得到研究前沿聚类图，见图2。
从图2可见，将共被引文献聚类后得到16个研究主题。结合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知识，排除相关度较小的聚类后，以“#0，#1……”等形式对聚类进行编号，聚类号越小，其聚类的文献数量越多。共被引文献的聚类情况如表4所示。
基于LLR算法的聚类名称可客观反映2014-2015年国际图书馆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将上述聚类归纳为三个方面。
（1）传统LIS领域。
米克斯（Meeks）等对交集电子健康记录（EHR）进行研究，检查以往开发的概念模型的适用性，以实现全面了解其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的影响。安珂尔（Ancker）等对电子健康记录的影响（EHRs）结果的个体差异性进行了研究。洛伦岑（Lorentzen）等运用网络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了计量学和网络挖掘两个领域潜在的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韦加（Veiga）等通过对金融分析系统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企业系统（ES）的成功因素。萨沃莱宁（Savolainen）等基于激励因素评价理论，研究了情绪和情感激励在信息检索过程中的五方面的影响。牛（Niu）等基于有效的科学引文角度，用文献计量法分析了科学引文索引扩展数据库中1992―2011年地球科学的相关科研情报。谭（Tan）等对1995年到2010年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中的蛋白质学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评估全球相关科学成果产出，发现研究人员集中在生化研究方法、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2）管理科W领域。
韦加（Veiga）等通过对金融分析系统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企业系统（ES）的成功因素。常（Chang）等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来确认天文研究机构具有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关系，研究发现最强的关系体现在相关机构的跨洲科研合作。萧（Hsiao）等运用基于意图的五个理论模型对大学生的行为意图进行调查。
（3）计算机科学领域。
提图埃尔（Turel）等对管理团队提供的集中在信息技术资源的战略管理进行了研究，综合了资源和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观点与公司治理理论，检查董事会层面的IT治理的关键前因和后果（ITG）。庞（Pang）等基于资源观，尝试建立一种有效的测量技术，提出一种评估这些资源的协同效应对公司的能力影响的方法，并使用组织理论发现IT驱动的公司的战略角色资源。陈（Chen）等研究了信息技术（IT）的业务价值，该研究通过调查填补了IT的业务价值的中介作用这一空白，研究了该业务流程的灵活性和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该研究的对象属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则属于管理科学领域。
从上述领域的研究主题来看，研究的前沿呈现的特点是运用传统LIS方法研究跨学科领域的对象（如有机发光二极管、交集电子健康记录、金融等）。LIS在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生物学实践领域的应用将成为今后LIS领域的研究重点。
4.3科学领域结构
科学领域结构可反应LIS领域所涉及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交叉关系。可从合作者的聚类、文献的聚类等方面进行探索，但最直观的方式，是直接分析由WoS导出的数据中的分类号（Category），运行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和表6可知，从发文量来看（图中年轮的大小表示发文量的多少），LIS领域近两年覆盖的主要科学领域依次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健康护理科学与服务、医学信息、政府与法律、法律、商业与经济、管理领域。从PageRank维度来看，政府与法律的中性度最高，健康护理科学与服务、商业与经济次之，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法律、管理紧随其后。这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的高水平成果中，受网络关注最高的是政府与法律领域。本研究样本文献构成的研究分布网络显示，上述研究领域互相交叉，这表明当前的学科研究趋势正朝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以其他相关领域为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演化。
5结论
本文依据Citespace的引文分析及可视化功能，在识别和探讨LIS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问题过程中，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通过对2014-2015年SSCI数据库中27种核心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刊载的3287篇文献进行研究，通过关键词与主题的LLR聚类分析，发现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医疗信息等领域的图书馆传统服务和计量、信息需求与检索、索引、信息检索、组织工程、名称匹配算法、网络2.0、非源项、技术接受模型、三螺旋理论等主题是近两年国际LIS领域的持续研究热点。
[关键词]模型 模型方法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
[分类号]G250 G350
著名控制论创始人N・维纳曾经指出：“科学知识是由一系列抽象模型(最可取的是形式模型，特殊场合是实体模型)所组成的”。模型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实践中的一大创造，模型方法是人们进行理论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模型的作用，模型方法已成现代科学方法的核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方法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尽管它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由于其具有简单明了、形象生动、直观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1 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及其类型
1.1 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
为了更好地认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结构、功能、属性、关系和过程，通过抽象化与理想化概括出来的思维描述、模仿、映象形式，叫做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以下简称“图情模型”)。图情模型是一种简化描述，比客观对象(图书馆学情报学)简单，但又高于客观对象。它抓住了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本质，省略了一些非本质的部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实体或现实系统的高度抽象或模仿，它由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本质、特点的主要因素构成，并可以表示出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或定量关系，它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通常表现为抽象的、数学的、理论的形态。
通过对这种科学模型的研究，推知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某种性质或者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图情模型方法。
1.2 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类型
从模型描述原型的方式角度上看，常见图情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2.1 行为模型 根据所要研究系统的运动和功能，构造出其行为模型。例如，程序设计图、检索步骤以及图书馆文献分编工作流程图、情报分析步骤图、决策过程图；“看不见的学院”和“情报交换小组”等非正式过程情报传递模型；OhioLINK和CALIS等图书馆联盟模型，等等。
1.2.2 结构模型 根据系统的结构建立起来的模型，主要包括以下模型：
框图模型。用图框表示组成因素或功能转换，图框之间用带箭头的线连接起来，表示模型的结果顺序或功能转换。如申农的通讯模型图，米哈依洛夫的情报交流模型，严怡民教授的广义情报交流模型，等等。
直观示意图模型。用线条简单的图表示系统因素或关系的模型，如表示知识、情报、信息逻辑关系的著名文氏图、图书馆网络拓扑图、情报检索系统检全率、检准率图表模型等等。
网络图模型。这是按照数学图论的方法用点线建立的模型，点表示组成因素，线表示点之间的关联，比如以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论文被引用状况所作的网络图模型，通过引用相关分析可以得出不同专业之间关联的结构网络图，美国情报学家H・D・怀特和B・C・格雷菲斯利用作者同被引关系所得出的“知识地图”也是网络图模型。
典型的结构模型都是图形模型，既可以表达很抽象的内容，也可以表示很直观的内容，具有简明易懂、一目了然的特点。一些用语言或者数学模型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一份图形模型却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1.2.3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采用数学方法用各种数学符号、数值来描述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组成因素及其之间的数量关系。如英国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提出的情报与知识关系的基本方程式K[S]＋I=K[S＋S]；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普赖斯曲线的数学表达式就是反应文献情报流规律的数学模型，情报传播的热传导模型，等等。数学模型按照表达的形式划分，分为以下模型：
解析式和图像模型。通过函数关系和图像描述系统的基本性质，解析式和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模型。比如，图书馆读者阅览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洛特卡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和图像描述等等。
方程组模型。如果系统存在多个变量，并且这些变量互相制约使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可用方程组模型描述。比如，情报系统的微分方程组模型。
图表模型。当系统内某特性发生变化，对应的状态值也随之变化，把这些变化值按照一定格式排列起来就成为图表模型，比如情报检索系统的检全率、检准率图表模型。
数学模型准确、便于操作、易于计算，是最常用的一种模型。由于数学是最基础的学科，一门学科没有数学的参与就不能说其已建立了真正的学科，所以其他一切模型，如果能结合数学模型来表达，则表明它已抓住了研究对象最本质的变化规律，可以认为数学模型是最深刻的模型；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研究者处理复杂的模型、减轻计算负担、验证和补充模型，数学模型方法应用领域也会日趋扩大。
2 图书馆学情报学模型方法的功能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中，人们广泛应用模型来分析图情系统、图情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各种要素的普遍联系，模型方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首先，图情模型具有解释功能。模型是对客观对象本质特征的概括，简单清楚，使用模型可以使人们观察到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各主要构成要素的功能及作用等，对系统的结构和特性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如用简单的框图模型解释科学情报交流系统，令人一目了然。其次，启发功能。模型体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规律性，并使极其抽象、深奥的概念、假设、理论准确具体地表达出来，便于正确理解其科学意义。近年来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得如火如荼，文献[5]依据信息服务技术构建一个信息资源集成化、网页定制化、服务一体化的个性化图书馆服务系统模型，用户利用该模型，可以组织、定制相关资源，组织收藏个人参考文献信息，设定各种信息通告，直接进入与自己相关的个性化服务项目，这一认识过程就是通过模型启发人们进行研究和探索。再者，指导实践。模型是一种科学的简化抽象，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一般优于实际情况。这样，就能以科学模型所提供的优化条件为追求目标，使人们找到了在实践中怎样改善客体及其环境，以争取达到最佳或较佳效果的方向和途径。比如情报分析中的SWOT理论模型，WT、WO、ST、SO对策就是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争取最佳效果；利用布拉德福定律模型确定本馆的核心情报源和核心读者，指导馆藏的维护与情报源的有效利用。最后，预见功能。模型方法可以分析、推断、预见原型的未来趋势，在理想的条件下揭示原型的性质、功能发挥程度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形成科学的预见。比如，建立图书借阅量的灰色模型，对图书借阅量进行
预测，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书库存量和灰色预测得到的预期借阅率，得出预期图书的建议购买量。
3 图情研究中建构模型的逻辑过程
建构模型一般分为以下步骤：①模型准备，了解并研究图情活动的实际背景，明确建模的目的，掌握其数据、资料、特征等，有时还要求建模者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②模型假设，对问题进行必要的简化，用精确的语言做出假设。不同的简化和假设会得到不同的模型，假设做得不合理或过分简单，将导致模型的失败或部分失败；假设作得过于详细、考虑因素过多，使模型太复杂而无法进行下一步工作。所以，重要的是善于辨别问题主次，果断地抓住主要因素，抛弃次要因素，尽量将问题均匀化、线性化。③模型建立，根据所做假设用一定的模型描述出来，比如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刻画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结构(公式表格、图形)，这是建构模型最关键的一步，是一个质的飞跃过程。建立具体模型涉及许多技巧问题，构建者要根据研究的性质、目的建立简明、合理的模型。④模型求解，包括解方程、图解、逻辑推理、定理证明等。⑤模型分析，把模型置于与原型相似的外部条件下对模型求解的结果进行分析，比如数学模型要根据研究对象问题的性质，分析各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或稳定状态。⑥模型检验，将模型分析的结果“翻译”到实际对象中，用实际现象、数据等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与正确性。一个较成功的模型不仅能解释已知的现象，还能预言一些未知的现象并被实践所证明。如果检验结果与实际不符或部分不符，并且建模和求解过程无误的话，问题出现在模型假设上，就应当修改或补充假设，重新建模。⑦预测与决策。
4 图情研究中建构模型的方法论原则
模型建构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艺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特性以及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建模方法的多样性，主要的建模方法有以下5种：
4.1 提炼法
这种方法是在分析研究客观事物和过程的基础上，对图情系统的各要素、经验、资料进行归纳、提炼，用图解或逻辑形式得出抽象模型，一般来说都是结构模型，基本上是一种静态模型，这种模型常带有经验色彩。比如米哈依洛夫的情报交流模型，严怡民教授在《情报学概论》中提出的广义情报交流模型等。
4.2 类推法
类推法是根据两种事物的相似性，从某一事物的规律性来推测另一事物的规律或属性，即将相关学科的特定模型引入图情研究，所得的模型可以认为是模拟模型。比如情报学中常用的申农通讯系统模型、情报传播的热传导模型、耗散结构理论模型、协同理论模型、突变理论模型等等。
4.3 数学方法
借助概率与统计学、离散数学、微分与微分方程、图论、层次分析等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布拉德福、洛特卡、齐夫和普赖斯开创性地利用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采用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有利于图情研究走上更加成熟的阶段。
4.4 灰色模型法
依据灰色系统理论建立模型，灰色系统理论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利用动态关联度和生成数的概念，用情报信息不全的离散数据建立情报信息完全、时间连续的动态模型，包含定性分析、因素分析、初步量化、动态量化、优化5个阶段，建模的关键要处理好每个步骤的联系，合理地进行生成处理和关联度分析。灰色模型属于数学模型，经常用于情报分析与预测，如文献[8]、[9]运用灰色模型分别实现图书馆管理研究。
4.5 模糊模型法
模糊系统理论是在现代控制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模型，情报研究中有时某些对象表现出模糊性，不能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不能进行精确描述和测量。模糊数学利用模糊集合、论域和隶属度的概念，采取模糊集合运算和模糊关系合成运算等方法建立数学模型，成功地解决模糊性问题；建模的关键是正确描述模糊关系。模糊模型也属于数学模型，多用于情报研究与预测，是图情量化研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文献[10]模型。
5 模型方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应用
5.1 在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一门学科的最高境界是构造科学理论，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反映检验理论或者科学事实，揭示本质属性和相对关系，如果再继之使用数学模型，就会画龙点睛妙笔生花，给理论以量的规定性，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精确度。比如使用数学模型定义情报概念、文献情报流基本定律，采用框图建立图书馆中介性模型、情报系统模型、文献存贮与检索系统结构模型、科技文献链结构模型等。模型作为理论探讨的内容，对我们认识图情规律很有价值，使得问题简明，便于思考分析。
5.2 在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在信息资源管理中应用模型方法要定量描述图书情报系统的主要因素和关系，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一般模型结构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统计模型方法(如回归法和方差分析法)，通常假定结构是线性模型，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另一种是根据基本原理推导出模型结构，比如资源分配模型反映图书使用的莫尔斯模型、反映某主题文献在期刊分布中的布拉德福定律模型、反映读者到馆率的泊松分布模型等。模型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图书情报管理技术，成为现代图书情报信息资源管理的一种新理念，有利于图书情报机构节约经费、提高图书情报系统性能、使信息资源利用最大化。
5.3 在信息检索中的应用
模型方法在信息检索中应用比较早，也较为系统和成熟，出现了许多模型，比如传统的布尔检索模型，Salton的矢量检索模型和扩展布尔检索模型；S.K.M.Wong在词与词的相依性基础上建立了广义矢量模型；z.w.Ras利用格与布尔代数理论建立了代数模型；Cooper和Bookstein建立了情报检索的集合论模型；一些专家还提出了概率检索模型、逻辑模型、矩阵向量模型等；随着网络的发展专家们相继提出了基于概念的情报检索模型、案例检索模型、分布式情报检索系统的拓扑模型、神经网络检索模型等。可见，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检索过程与检索相关性，不同类型的模型代表着不同的情报检索系统，反映着不同系统本质上的差别；模型有助于情报检索理论的研究，情报检索研究者也一直比较关注检索模型的建构。
5.4 在文献信息规律研究中的应用
文献信息规律研究是完全建立在模型方法的基础上，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成熟就是数学模型方法应用的一个典型范例。文献计量学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文献指数增长定律、文献老化定律，又被公认为图书情报专门研究方法。建立模型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模型可以完成从紊乱的统计数据到文献计量规律性认识的飞跃过程。任何研究工作，只有从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分析、定量评价和预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科学，文献计量学作为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前途是
光明的，而在此数学模型方法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5.5 在读者服务和服务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研究者积极探索读者服务模型，比如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虚拟参考咨询自导式服务模型、基于用户需求分析的个性信息推送服务模型、基于用户定制的个性信息推送服务模型、基于信息资源整合的个性信息推送服务模型、个性化信息分类定制服务模型、个性化信息智能服务模型、个性化信息垂直门户服务模型、个性化信息呼叫中心服务模型，在服务质量评价中建立以用户满意度、忠诚度为核心的SERVQUAL数学模型等，模型方法有利于探讨数字图书馆服务和评价的有效模式，为构建可互操作的现实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提供有益参考。
5.6 在情报研究与预测中的应用
在情报研究与预测中，情报研究者利用已知数据分析出规律，通过数学变换将多数的规律转换成模型表达式，然后通过模型进行预测。常见的预测模型有回归分析模型、交叉影响分析模型、趋势外推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等。模型方法可以帮助情报研究人员开拓视野，验证假设，把握问题本质；实际上在一些问题的预测上可能得出与假设或实际值不相吻合的结论，这将刺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致力改进建模的每一个环节，重新建立不同的模型进行结果的比较，提高综合分析判断水平，最后获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此外，模型方法还广泛应用于文献采购、图书馆管理、用户研究、学科动态研究、读者满意度研究、知识组织研究等方面，现在模型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图情研究中被采用，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图书馆活动、情报活动以及探寻它们运行机制的方方面面。
6 图情模型方法应用的局限性与存在的问题
模型方法成为研究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据笔者对“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调查，从1989－2007年通过模型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论文共1342篇，而2002－2007年就占69％，说明模型方法的应用处于上升趋势，并且研究发现图情模型方法应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于图情模型来说，研究者提出了较多的定性描述模型，这无疑是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有很大帮助，但对定量描述的模型相对较少，这表明图情建模的研究有待深入，在这一领域有待于新的突破。
定量描述的模型必须运用恰当的数学模型，有的理论研究论文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实际的，但由于数学模型选择得不当，在复杂的数学过程之后，结论仍然是数学的，没有能够把数学模型语言描述和产生的概念与规律还原为现实的、具体的内容。
图书馆学情报学里存在着许多经典的模型，但更多的模型提出以后不久就被人们遗忘，因此模型权威性问题必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怎样提高模型的权威性?根本的是要用实践检验，也可以通过提高建模工作的质量来未雨绸缪，建模需要有充分的定性分析作基础，要寻求研究对象的特点、规律和内在联系；根据研究对象结构和性能所涉及的性质现象，如随机现象、必然现象、模糊现象等，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模型，并要讲究建模策略；使用逻辑、实验等方式来检验与修正模型；比较不同的模型，从中选择比较理想的模型。模型方法表现出一种抽象思维的力量，研究者建模还需要学量的知识与依赖智慧的作用。
iSchool主要进行信息的基础研究，并将人、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因此，信息、技术和人是iSchool的三大构成要素。
1.1“信息”是iSchool的核心要素首届iConference就明确地指出信息以及与信息活动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是iSchool院校的重点关注内容。信息在iSchool各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只有以它为基础，其他各专业的跨学科研究才可能开展，iSchool院校才会对诸如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进行相关的教学与研究。
1.2“技术”是iSchool的关键要素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加强对信息技术的研究、运用，关注由于新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成为iSchool的重点关注。在各iSchool学院中，包括通讯技术、人机交互、软件开发等方面的IT课程成为主干课程。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先进技术都只是信息活动中的手段与工具，它的作用在于推动信息活动的进行而不能主导信息活动的目的与方向。
1.3“人”是iSchool的主体要素iSchool致力于探讨与理解信息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能力的提高。因此，“人”对信息运用能力的提高作为iSchool运动的最初动机与最后归宿，始终在iSchool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人”是该运动的发起者、运行者，也将是最后的受益者，是iSchool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如“德州大学强调人处于整个信息生命周期的中心地位，信息技术必须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用户需求”［3］。从另一个角度讲，iSchool强调的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也是对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呼应与回归。
2国外iSchool的教学情况
2.1国外iSchool学院的教学特点目前美国参与iSchool项目的有19所学院，其中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学院排名榜”位居前10名的学院都是iSchool联盟的成员。这10所大学是: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SyracuseUniversity(美国雪城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密歇根大学)、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ofTexas(德克萨斯大学)、FloridaStateUniversity(佛罗里达州立大学)、Rutgers，theStateUniversityofNewJersey(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通过对这10所大学的学位教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ischool学院的教学具有以下特征:
2.1.1教育层次多样化，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以上10所院校中，有6所学院都开设了本科专业，而全部10所学院都开设了硕士、博士的学位教育。这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使iSchool学院的学位教育兼顾了学士、硕士、博士的3个层次，但其显然更加倾向于通过硕士、博士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出本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实际技能的专业从业人员。
2.1.2教育重点向信息学和技术领域倾斜在设置了本科教育的6所院校中，其专业设置主要在信息及信息相关方向，并没有出现图书馆学专业，甚至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纯粹以图书馆学作为专业设置的也很少，而是大多数与情报学、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等共同出现，显示出iSchool学院向情报学和信息管理与技术领域的研究与探索。
2.1.3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在ischool学院的学位设置中，出现了哲学(DoctorofPhilosophydegree)、电信和网络管理(TelecommunicationsandNetworkManagement)、通信和信息研究(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Studies)等专业学位，显示出其学科与其他相关专业的交叉、合并，也是ischool“信息、技术、人”这一宗旨在学位教育中的体现。
2.2iSchool学位教育课程体系的特征国外iSchool的课程体系大概可以做如下分类。基本上，国外iSchool学院教育课程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2.2.1技术类课程成为必修，并且比重日益增加美国的图书情报学学校很早就将关于多媒体及其使用等方面的课程增加到了教学中，而随后的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也在图书情报教育得到了体现，并且该类课程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加。到了iSchool阶段，网络技术和计算机使用几乎成了图书情报学课程体系的必备组成，www资源设计与检索、知识网络可视化与导航、信息多媒体技术、元数据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几乎和传统的编目、检索课程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3］。在华盛顿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课程之一。
2.2.2课程安排多样化、个性化和自主化同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相比，大部分iSchool学院的学生在课程安排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学院将必修课程外设计和选择课程的权利交给学生，使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主的选择安排选修课程，这一方式在扩展学生学科背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依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在要求情报学硕士必须学习两门基础课程(信息组织与获取;图书馆、信息与社会)之外，还为学生设计了7类参考课程体系:信息组织与知识展现、信息资源、利用和用户、信息系统、历史、经济与政策、管理与评价、社会、群体与组织信息学、青少年文学与服务。每一个体系都包括10～15门不等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对未来职位的设想选择课程体系［4］。
2.2.3课程名称突出iSchool特色iSchool学院设计包含了人机对话、信息服务、信息职业的法律问题、系统设计中人的因素等课程，这些课程名称明显体现出了跨学科的特征，契合了iSchool强调的信息、技术和人三者缺一不可且相互作用的核心理念，体现了iSchool利用信息及信息技术为人和社会服务的理念。
2.3其他
2.3.1多类型的辅助教育手段提高了教学效果除了通常的课堂教学形式外，很多iSchool学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辅助手段，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各类机会与实践平台，提高了教学效果。如:SyracuseUniversity(美国雪城大学)设置7个研究中心或者实验室，为专项师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设备;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定期举办教师讨论和讲座，为教职工教师、学生提供信息和智力交流平台;大多数学校都为学生提供研究项目，鼓励参与;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出版了2种期刊，展示研究成果，并建立学院内的研究论文交流制度。
2.3.2多层次的教育模式形成了完整的iSchool教育体系在学位教育以外，iSchool教育还包含了各种形式的非学位教育，如资格认证教育、远程在线教育和继续教育等，而远程在线教育正成为iSchool教育的重要形式，形成了完整iSchool教育体系。
3iSchool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启示
3.1iSchool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理念的启示iSchool研究的是信息、技术和人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其改变了以往只以某一要素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理念，为图书情报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信息为导向强调技术教育，这一教育理念至今仍为众多图书情报学院所认可并实施，但其过于强调技术特征而忽视了图书情报学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另一种是以信息为导向的强调人的视角的教育思路，这一思路沿袭了图书情报学一贯的传统，但忽视了技术手段对手段对信息社会的推动作用;直至iSchool联盟成立以来，将信息、技术和人三者共同关注，而不再单方面发展，同时将三者的关系纳入研究中心，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框架。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我国图书情报教育首先应当坚持其已形成的在信息收集、检索、传播和利用等方面多年形成的学科优势，其次，应当借鉴iSchool的学科理念，将研究领域向信息、技术和人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并重点研究因其三者的相互关系而衍生出的交叉学科，“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知识融合中确立自己的核心知识范畴和学科特色”［5］。
3.2iSchool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课程变革的启示陈雪华、林珊如教授曾指出，图书情报学课程设计在理念上应以知识导向、能力导向、市场导向、未来导向为综合考虑内容，而iSchools学院的做法充分反映了上述理念。首先，iSchool学院的课程设置具有以“职业兴趣+职业技能”进行综合设置的特点，实现了以职业需求、市场导向为出发点的综合职业竞争力的培养。其次，iSchool在课程设置上与其他学科广泛交叉、融合，充分体现了其跨学科的特性，一方面，iSchool继续保持对诸如计算机、远程通讯、网络管理等信息相关学科的关注;另一方面，iSchool重点研究信息、技术、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反映到课题设置上体现为将法学、管理学、伦理学、媒体研究、社会学、政策科学等图情学的非传统设置的课程纳入了iSchool学院的课程中。第三，iSchool学院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课程体系，在基础课程以外，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形成广泛的知识基础，以适应信息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iSchool学院的上述课程设计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课程内容更新和课程教学方式变革，对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中有着很大的启示与指引作用。我国图书情报学课程设置应该改变现有的僵化模式，积极激发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热情与自主性，建立动态的课程体系，在加强现有信息及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增加经济、管理、法律等课程，使学生在专业化的同时实现多学科背景的培养。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不能过度追求技术类课程。增设技术类尽管符合了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潮流，但技术毕竟只属于手段而非目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如过分追求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忽视其一贯的人文特质，最终将失去学科特点，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属。第二，在与其他学科融合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吸收。图书情报学教育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并非简单的实行“拿来主义”，而是要从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选择性汲取相关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图书情报学教育当中，而不是简单地将相关课程纳入图书情报学教育当中，甚至导致了图书情报学教育本专业课程的边缘化。
1印度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阶段
1.1早期阶段（1911-1937年）
早在1901年，印度皇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馆长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就组织举办过图书馆日常事务管理方面的培训。随后，该培训课程向其他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开放，甚至向非图书馆工作人员开放。据文献记载，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培训班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威廉·阿兰森·博登（William Alanson Borden）于1911年在巴罗达邦（the Baroda State）开办的。这标志着印度图书馆学教育正式出现。当时该班计划招收10名学员，学期两年，培训内容包括图书馆工作应用及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具体内容有：图书选择、图书订购、图书验收与登录、分类、借阅、儿童图书馆、移动图书馆、图书馆理论前沿等。后来，培训时间改为5个月。该培训课程一直持续到1924年。
与此同时，1915年，另一位美国图书馆学家阿萨·唐·迪金森（Asa Don Dickinson）在旁遮普大学（Punjab University）开设了培训课程，这是印度历史上乃至英属帝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图书馆课程。该培训课程每期3个月，后增至6个月。旁遮普大学的图书馆培训学院被认为是继哥伦比亚学院之后的全世界第二所图书馆学院，并出版了《旁遮普图书馆初级课本》，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本图书馆学教材[2]。
1920年，印度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安得拉邦图书馆协会（Andhra Desa Library Association）也创办了类似的图书馆学校，学制仅一个月，没有任何入学限制。其课程由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讲授，内容包括：特拉古语文献学（Telegu literature）、社会工作、安得拉历史、经济学、图书馆运动等。
1929年，在阮冈纳赞（S. R. Ranganathan）博士的建议下，马德拉斯图书馆协会（Madras Library Association，MALA）开设了图书馆学本科文凭课程班，为期3个月。课程由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图书馆法、分类、编目、流通方法以及图书馆日常事务等课程。这是第一个由地方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图书馆学文凭课程班。
值得一提的是，博登和迪金森的学生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培训课程。如，迪金森的学生K. M. Asadullah Khan于1935年在皇家图书馆开设了全日制文凭课程班，并接受旁遮普图书馆学校的指导，两个单位交替办学。该课程班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认可，1937年的第二期课程班学员来自印度全境。
这一阶段是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引入和推广时期，在各学者及图书馆协会的推动下，逐渐获得认可和接受，其课程内容最主要的还是图书馆业务培训。
1.2接受时期（1938-1959年）
1938年，由MALA主办的每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正式停办。在阮冈纳赞博士的倡导下，取而代之的是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创办的一年期全日制研究生文凭课程班（postgraduate diploma course）。这标志着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1946年，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图书馆学系的建立是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1947年开设图书馆学研究生文凭课程，于1948年授予第一批文凭证书。同时，德里大学是第一个开设图书馆学学历课程的机构。1949年第一批完成了两年学习任务的学员被授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就在这一年，德里大学图书馆学系将原先的本科学历教育转变为研究生学历教育，并于1951年授予毕业的学员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德里大学也是第一个构建图书馆学博士学历教育相关规定的机构，D. B. Krishna Rao在1957年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是印度本土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一个博士学位。1959年，德里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成立，主要目标就是培训公共图书馆员，并制定教学目标及编制教材。至此，印度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图书馆学教育等级体系，形成了“证书——文凭——学位”三种形式的教学目标体系。
这一时期是印度图书馆教育获得普遍认可的阶段，是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体系初步确立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只有两所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印度独立时有5所大学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在1948年至1955年期间却没有一所大学新增图书馆专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才蓬勃发展起来。
1.3发展期（1960-1989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在印度政府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印度图书馆学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仅在60年代就有23所大学新增了图书馆专业。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图书馆、教育科研机构的数量快速增多，对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需求也逐年增加。此外，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迅猛发展与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UGC）的支持是分不开的，UGC专门成立了考察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用以构建图书馆学教育的教学指导方针及标准，这带来了图书馆学教育模式的变革。1965年，该委员会规定：图书馆学教学人员与学生的比例，学士为1：10，硕士为1：5；教学人员须为全职员工，不得聘任大学图书馆员为兼职教师；取消口语及通识教育要求等。
20世纪70年代，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原子能信息系统（INIS）、农业信息系统（AGRIS）、世界科学信息系统（UNISIST）相继建立。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对文献工作及文献服务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印度国家科学文献中心（INSDOC）及国防科技文献中心（DESIDOC）等文献机构开始举办短期的文献信息服务培训。此时，图书馆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融合了信息科学成分，新增了系统分析、统计方法、信息存储及检索等课程。到了80年代，电子计算机已经开始在图书馆内应用，信息的收集、存储和提取已经开始计算机化。课程上增设了“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Libraries）”等新科目。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据沙玛（J. S. Sharma）的统计，到1980年印度已有35所大学开设图书馆学学士教育，12所开设图书馆学硕士教育，1所开设图书馆学的哲学硕士教育。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据印度1988年出版的图书情报学校名录显示：66所大学授予图书情报学学士学位，38所授予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4所授予图书情报学的哲学硕士学位，9所大学开设图书情报学的博士课程， 3所大学开设图书情报学学士学位的函授课程，还有两所文献学校[2]。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也正式调整为图书情报学教育。
1.4现代化时期（1990年至今）
这一时期，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开始席卷全球。印度政府也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突出表现为软件外包服务的持续增长。21世纪初，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议案中也指出：图书情报学教育是促进就业、保障人力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为此，大学拨款委员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支持印度的图书情报教育：首先，大力支持各图书馆学校建设计算机实验室以供学生实践和研究；其次，组建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标准课程，并提出了6条课程改革意见：①图书情报硕士学制为两年；②需要完成16篇论文，其中包括毕业论文、规划设计等；③教学大纲应涵盖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④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应包括：图书情报学基础、编目、分类、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学位论文写作；⑤新增课程应包括：地方文献目录编纂、用户调查、信息分析、信息加工；⑥各图书馆学校可根据所处地域的需要，在标准课程基础上灵活安排。
2当前印度图书情报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图书情报教育也遭遇了一些问题和困境：①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增的课程几乎全部蕴含在信息科学的范畴之内，很多学者认为图书情报学教育已经名存实亡；②被授予图书情报学学位的毕业学生缺乏就业竞争力。因而，许多大学图书馆学院系纷纷更名。2004年，马德拉斯大学图书情报系率先更名为信息系。不仅如此，在学位授予上也由科学硕士替代原先的图书情报硕士。对此，印度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①无论学校的名称如何变化，只要其基本理念是为了促进教学质量及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就应该赞同；②强烈反对更名，要求恢复“图书情报专业”的名称。
正如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家黑姆(K. M. Heim)所言，“要提高课程的中心性，走出封闭与孤立，应着眼于21世纪信息社会的特点，应将图书情报学教育部分改造成未来大学生适应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普通教育[4]。”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也正沿着这一思路改革创新：①改变以往的招生和教育模式，以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为主体。印度的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招收已获其他专业的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者，一般是两年制，一年级开设图书情报本科课程，二年级开设图书情报硕士课程，融合成两年图书情报硕士课程[5]。②增加课程的开放性，将与信息科学的相关课程纳入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多变的环境。③过去印度的图书情报教育侧重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注重学术情报的管理，培养的人员主要从事于文献信息工作。现如今已转变为主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适应性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即自适应、自学习的能力。因而，印度图书情报的教学法以讲义为主,依次讲解原文书,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研究事例，参观、分配演习任务，工作实习，并对某些学生进行有效的个别指导。
3启 示
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始终能够快速地对社会情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并体现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教育理念上。它建立了层级完善、科学的教学体制，成就了世界一流的信息科研队伍，所培养的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信息需求[6]，对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3.1政府部门重视支持
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开始与发展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正是在巴罗达邦大王侯（Maharaja Sayajirao III）的邀请下，博登才赴印开办图书馆培训班。印度独立解放后，各州邦纷纷制定图书馆法律，以保护和促进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并且在印度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76年，通过了国家图书馆法。此外，1965年，大学拨款委员会专门成立了考察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向印度各大学推荐了课程方案，作为图书情报学教育质量认证的标准；2001年又成立了图书情报学课程开发委员会（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致力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进研究。政府部门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重视与支持无疑为专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这也是印度图书情报学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而我国政府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很有限，社会对图书情报教育的认可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3.2办学机构的多元化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办学机构呈多元化趋势，主要包括：政府机构：中央邦中心图书馆、比哈尔邦（Bihar）教育局、喀拉拉邦（Kerala）政府等；图书馆协会：马德拉斯图书馆协会、阿萨姆图书馆协会（Assam Library Association）、孟加拉图书馆协会（Bengal Library Association）、德里图书馆协会（Delhi Library Association）等；大学；大学的附属学院及研究所；其他机构。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机构为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巴罗达邦发起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协会和公共图书馆主要致力于图书馆从业人员的培训，大学及学院致力于学历教育，而大学拨款委员则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引领方向。这种办学机构多元化、办学目标明确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对于我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3专家学者的推动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尤其是阮冈纳赞博士，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始终贯穿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7]。阮冈纳赞在其40多年的图书馆学教育生涯中，主要从事专职和兼职的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重视图书馆人员的培训和智力开发，创建了多所图书馆员培训中心；他设立了图书馆学系，为印度的图书馆学教育向高层次发展奠定了基础；他采取了科学的教学方法，为印度图书馆事业培养出许多高素质的人材；他的论著丰厚硕果累累，其中《图书馆学五法则》在国际图书馆界影响深远[8]。此外，印度还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Dr. S Radhakrishnan、Sir Maurice Gawyer、Prof P. C. Mahalonobis、Dr C. D. Deshmukh等。正是由于这些专家孜孜不倦地探索图书馆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度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印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才使印度的图书馆学事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从印度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政府所做出的对图书馆学的支持，都是以图书馆学者所做的规划报告为前提的。因而，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要有长足的发展，业内学者应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推动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教育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Karl P. 印度中国如何改变中国[M]. 陈黎,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4.
[2] 周向华. 印度图书情报教育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06（5）：94-96.
[3] Kumar K, Sharme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India [M].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9：41-62.
[4] Heim, K. M.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power: An analysis of faculty policy participation as argent of influence and domain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1(3):282-291.
[5] 杜伟.印度图书情报学数字图书馆课程设置分析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3）：86-88.
[6] 李晶，谢阳群. 印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11）：21-25.
[7]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8-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