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24:12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经济学的文献综述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学哲学家kuhn（1962：第9页）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1kuhn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lakatos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之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页）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范式的演进有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作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辅假设，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抛弃既有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首先是通过保护带的调整，以适应事物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升解释力和预见力，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进步。否则，就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新内核，发生范式革命，最终促使一种新范式的形成。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范式进步与范式革命这两种类型交替出现即范式演进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综观smith及其承继者对古典范式的发展，与古典范式内核相适应的保护带可以表述为：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其伴随的社会生产力的内生演进势态，也即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内生发展假说（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杨小凯、张永生，2000）。这个保护带囊括了以下两个重要命题：其一，分工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分工的层次与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分工的演进是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浅层次的低级分工演变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工。3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古典分工思想为知识分工范畴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知识分工范畴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终产生了知识分工，并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关注。hayek（1937）在20世纪30年代与兰格（oscar lange）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50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进了“知识”变量；4汪丁丁（1997）试图以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以drucker（1971、1998）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5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2．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来，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其实，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知识的这两类互补性，只是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归总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识分工范畴就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物化品的生产只能由不同知识传统的生产者来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关于知识积累过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连续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页）在研究知识资本的累积特征时更是直接提到“知识互补性”范畴，他们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函数并非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知识之间的互补性非常重要时，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时，如果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识的有用性增加。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识互补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识的时间互补性。承认汪丁丁的知识互补性假设，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就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知识分工或不同知识传统的配置、协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关于知识的演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汪丁丁，1997：第77页）。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
（二）关于知识配置问题的研究
以上对知识性质的探索，为建立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铺垫。基于以上知识性质的理解，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以及知识主体的激励等知识配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里，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攫取与归纳，由于文献零碎，条分缕析的工作颇为棘手，下文只能作个简要的梳理。
1．知识的传递与利用。作为一个知识的经济学拓荒者，hayek立意鲜明地向人们指出，分散化知识的利用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hayek看来，经济协调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现和利用经济主体中多样而零碎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12hayek给出的答案是——利用价格体系。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作为信息交流机制，通过竞争为个体提供了发现知识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是一种传递、利用分散知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种利用分散知识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认为，获得、维持和使用知识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业的分工可以节约这些成本，而且企业的边界由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成本所决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业能促进知识的分享与转移，在一体化企业中，研发部门与企业里实施新技术的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比市场上优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时附带地提及知识问题的，并没有直接对企业组织中的分散知识的传递、利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及其效应。我们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一个存量，也是一个流量。存量表明，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表明，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势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主体是以各自所拥有的要素来获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种要素于生产实践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种或某些知识的过程与结果，这当中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学习行为。以上的分析集中为一点，就是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与互补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这个命题。而对于知识获取的学习过程的具体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论。
有限理性学习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与不确定性学习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认知限制以及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行为人的学习模式与机制；社会学习（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径依赖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阐明了学习的特性，也说明了学习过程不是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而是一个行为互动的延续过程；作为研究互动理性决策行为的一门学问，博弈论中有大量关于学习的文献（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为者如何从过去的行为进行学习、行为者如何通过对环境结构以及他人行为的理解来学习以及调整信念的贝叶斯学习等。这些博弈学习理论有别于行为者被假定为在已知他人行为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的传统模型，考察了经济行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并学习从而理解对手的过程；arrow（1962）的“干中学”学习模型考察了工作实践中知识的积累对生产力的影响，验证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时也表明了个人和组织所获得的经验会滞后于改进行为，进而又修正了纯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经济行为人即时性反馈机制的假设。
3．知识产权主体的激励。当知识以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产权。知识产权主体需要相应的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持续利用与进步。这样，对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自然要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页）从知识的“代数格”表达方式和知识的互补性原理来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弈均衡。汪认为，通过买方叫价的竞争机制，产权博弈将自动找到均衡的知识价格，一个经济的知识产权均衡价格与该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正相关。另外，汪丁丁还就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作出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根据汪（2002：第83页）的概括，人们对知识产权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动态经济过程中确定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最佳适用范围和最佳适用时段”。这些文献的主旨是：①长远看，知识属于全人类，应实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为促进知识进步，应当保护知识产权；③知识互补性特征决定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容易压抑知识的自由发展与知识进步；④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探寻特定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度”。
随着知识要素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现象也就随之产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周其仁（1996）、杨瑞龙（2000）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深入探讨了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问题。在高科技产业中，创业者以及高科技人员一般都能凭借创意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拥有一定份额的股权。在当代高科技经济中，人力资本股、创业股、创意股等范畴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业进入权命题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创业企业观也从不同的视点对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除了知识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知识产权主体。对高科技企业激励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知识产品的定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coase（1972）的《耐久性与垄断》一文，对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知识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契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对高科技企业竞争规则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认为，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网络外在性是知识产品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基本竞争策略，如差别定价、标准竞争、捆绑销售和锁定等。
以上经济学家关于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奠定了知识经济中的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总的来看，新古典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标准化的显性知识层面，对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专利保护问题。而对于隐性知识及其产权主体激励则很少涉及。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论文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外部性；机制与效应；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47-007
产业集聚不仅是单一产业在空间上的不断集中，更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协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对差异化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产业协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译者称为产业共同集聚），即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也倾向于在空间上彼此邻近。产业协同集聚中的差异化产业之间通常具有某些关联关系，例如投入产出关联（垂直关联）、技术关联（水平关联）等，通过集聚产生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等空间外部性，以及协同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1）相比，产业协同集聚更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空间邻近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现象，学界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献系统梳理和总结产业协同集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机制与效应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出发，首次回顾并归纳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理论基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
（一）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间外部性就被认为是经济集聚的关键因素。空间经济学中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从区域和城市尺度分别对集聚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二者的讨论均以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思想作为研究的起点。马歇尔外部性思想包括三个方面：（1）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2）劳动力的可获得性；（3）基于知识交换和“面对面”交流而产生的新思想（知识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规模外部经济。Scitovsky（1954）[18]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集聚与空间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和生产业为研究对象。Krugman（1991）[19]发现美国大量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们传统观念中固有的高科技产业。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的可获得性、知识溢出均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但在不同空间尺度（编码区、郡县和州）作用大小存异。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虑空间连续性下的产业区位，在K-density指数的基础上以英国制造业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大部分的产业集聚倾向于发生在小于50km的空间范围里。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同样得到了大量关注[21]-[24]，他们聚焦于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成因和空间经济绩效，还就如何缩小地区差距提出了诸多建议。
随着生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生产业集聚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Keeble et al.（1991）[25]考察发现了生产业的集聚发展特征。Kolko（2007）[26]试图揭示生产业与制造业不同的产业区位选择模式，通过多个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协同集聚的动力源于知识外溢和直接贸易关系。Keeble & Nachum（2002）[27]认为生产业集聚源于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频繁的知识交流和互相学习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传导是形成生产业集聚的关键。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国巴黎为例，研究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发现每个细分行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各异，但都是产业集聚和扩散的综合结果。
由于空间尺度的差异，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城市经济理论对于空间外部性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区域尺度上关于集聚形成机制的解释更加倚重金钱外部性。他们虽然也认同非市场行为的P联效应（知识溢出）导致的技术外部性在集聚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技术上的），技术外部性在区域尺度上的集聚机制研究仅代表了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城市经济学理论则更加侧重技术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将城市尺度的空间外部性进一步归纳为共享、匹配和学习。城市经济学者认为，城市中充满了技术外部性[30]，这是由于人和企业作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传送者”具有交流互动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这造成了产业集聚发展的挑战。Ke（2010）[31]和陈建军等（2016）[11]以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的实证考察发现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拥挤效应。
（二）异质关联视角的空间外部性再整合
产业关联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上下游产业的垂直关联（包括前后向关联）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加强生产的空间集中，形成金钱外部性，并与集聚之间构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时，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是普遍存在的，处于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联系。[10]水平关联是指临近产业链条上的产业之间无形的交往和联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经验的分享、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之间的交流以及知识技能的共享，也可产生集聚[32]，形成非市场作用下的技术外部性。
然而，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空间外部性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分类角度不尽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场作用角度和产业关联角度两个主流观点（表1）。市场作用角度，将异质关联分为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经济关联在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对应；知识关联在非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与空间外部性中的技术外部性对应。产业关联角度，按照上下游产业间的有形交往与相同或相近产业间的无形交往分为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同样分别对应空间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显然，两种分类只是切入角度有异但无实质区别。
二、产业协同集聚机制与效应研究
（一）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研究
产业的协同集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一个城市是完全专业化（只有单一产业）或者完全多样化（拥有所有产业）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间情形，几乎所有城市的产业集聚都呈现出中性结构特点。[14]然而，现象上观察到的制造业与生产业协同集聚事实上只是呈现在眼前的结果，而如何形成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内在微观机制仍然是个“黑箱”。为寻求现实中多产业协同集聚的来源，诸多学者进行了微观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产业间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研究同样围绕马歇尔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在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E-G指数）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研究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同样源于马歇尔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从结果来看三种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中马歇尔因素作用均远大于自然优势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进一步印证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观点，区别仅在于各因素的系数相对大小不同，而这可能是由于在较小空间尺度考察下的结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时将运输成本细分为物理和信息运输成本，分析了异质运输成本下的马歇尔因素是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来源。Gabe & Abel（2013）[35]侧重于考察马歇尔第三因素的关键作用，发现具备相似知识的职业劳动力倾向于协同集聚，并且这种协同集聚导致的知识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级尺度；行业层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术、艺术与人文、制造和生产、数学和科学、工商管理、信息通讯等制造业和生产业行业由于知识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倾向于协同集聚。个案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别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业、德国家具内部产业间为样本进行了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方面的补充研究。
（二）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例如，陆剑宝（2013）[38]进行了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业协同效应研究，主要关注和测度了制造业集聚对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无论在省级还是市级层面，制造业集聚显著影响生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是导致生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业对生产业的集聚带动效应。盛丰（2014）[39]分析了生产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发现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本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
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效应研究是关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高峰和刘志彪（2008）[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产业升级，通过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间的外部经济而与集聚产业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和“外部经济”，提升产业集群内在的“知识含量”和竞争水平。陈晓峰和陈昭锋（2014）[9]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十省市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效应，发现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促进作用，但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艳和朱文霞（2015）[16]发现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产业间集聚互动影响的方面，而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方面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于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诸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关键议题。
（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
产业集聚发展与空间结构演化之间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产业集聚发展需要空间载体，产业要素的集聚会改变空间结构形态；另一方面，决定这种空间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空间外部性，而这三者都与距离相关，故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会降低运输成本和便于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缩短时空距离、加速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的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方面，陈国亮（2010）[40]、陈菁菁（2011）[41]研究发现不同产业（包括制造业与生产业以及细分行业层面）在空间上存在“互补”和“挤出”，无论是城市尺度还是城市群尺度。陈国亮（2010）[40]认为生产I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双重集聚在时间序列上来看是动态推进的过程，二者作用强度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体现出来的到底是“互补”还是“挤出”。此外，运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是主导制造业与生产业空间上协同集聚的关键：制造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制造业靠近生产业发达的地区以实现“互补性”的空间协同集聚；而生产业方面，运输成本的降低（“面对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动生产业向城市中心的集聚来形成“挤出性”的空间协同集聚。[41]
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和空间二重属性，产业区位选择可以影响城市（群）空间格局，而城市（群）空间格局的优化又进一步促进产业协同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的产城互动发展模式。[11]然而，现有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研究虽然加入了空间思维，但依然囿于产业间的互动对彼此造成的“互补性”和“挤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间形态，对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机制的阐述也仅限于定性的或者经验的讨论，并没有将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互动问题纳入统一的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系统解释。
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量化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构建，不少学者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需要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国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构建的E-G指数、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构建的D-O指数、Stephen & Erik（2016）[33]构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数等；国内方面，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陈建军等（2016）[11]构建的？酌指数和？专指数等。
（一）E-G指数
最早提出并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G表示产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X表示地区r的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HHI为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包含了产业、企业两个维度，因此，能够避免计算出来的产业协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间的不同产业（行业）之间进行对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时，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还构建了产业层面的E-G指数，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根据该E-G指数，衡量产业i和j协同集聚度的计算公式为：
E-G指数的应用非常广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数分别以美国、欧盟成员国的制造业样本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状况。罗勇和曹丽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23]等利用E-G指数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状况。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利用E-G指数进行制造业与生产业、生产业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方面的测度和研究。
（二）D-O指数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参数密度估计模型分析构造了D-O指数来衡量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达式为：
D-O指数需要利用较为精确的厂商空间位置数据，并假设厂商的空间分布具有连续性突破了区域边际限制[23]；同时，该指数的计算可以设置任意形式回归函数，具有评价偏离随机性的显著性统计特征，可以规避与规模和边界相关的问题。虽然D-O指数较为精确，但在我国的实践性并不强，尚未有文献利用D-O指数进行基于中国实践的产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数
Colocalization指数（简称Coloc指数）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鉴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础上所构建的用以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指数。Coloc指数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离决定。具体而言，指数的数值代表了产业J位移到产业K空间相似性的统计显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义Wasserstein距离为：
Coloc指数贡献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数只能衡量行政空间单元的产业协同集聚而导致的遗漏相邻地区厂商信息的缺点，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数由于依赖厂商的成对距离而导致移除特定地区的信息后厂商与就业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点。另外，由于Coloc指数解决了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适用于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数实证检验了产业在城市内部协同集聚的微观形成机制，与E-G指数、D-O指数相比，各因素（自然优势、投入产出关联、消费者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对城市内部产业协同集聚的显著正效应，差别在于相关系数大小不同。Coloc指数对数据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国数据限制其现实可操作性同样较低。
（四）？酌指数和？专指数
国内方面，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开始尝试构建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标。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42]认为E-G指数只能从产业层面反应国家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区（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因此，构建了？酌指数：
其中， k为地区（城市）；η为单个产业（i或j）的集聚水平，以区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陈建军等（2016）[11]借鉴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构建了新的适用于考察城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专指数：
陈建军等（2016）[11]通过比较E-G指数与之构建的？酌指数，在样本范围内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409。（3）他们认为，？专指数相对于以上产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反映“协同质量”，还能够反映“协同高度”，因为高度集聚的城市产业通常是优势主导产业，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因此，考虑“协同高度”能够全面反映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评述
产业协同集聚是不同产业间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具有“产业-空间”二重属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来，已有大量国内外文献开始对这一典型的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已经处于“现象机制”分析阶段。
空间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分别从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统阐述了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机制，在主导机制上新经济地理理论较依赖于垂直关联（前后向关联）的作用，而城市经济理论更为侧重水平关联（“面对面”接触下的知识溢出）的作用，通过异质关联的传导形成了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并且二者构成的空间外部性与集聚之间又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互相强化。当然，这一过程也并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集聚经济并不总是带来这些好处，过度集聚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下的拥挤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使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分布趋于离散化。另外，学术界虽然从马歇尔的空间外部性理论出发均认识到了异质关联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产生了不同分类，本文对其进行了重新整合。
诸多学者围绕空间外部性的思想展开产业协同集聚微观形成机制的研究，验证了Marshall（1920）[17]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增加信息交换和创新机会对于制造业与生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制造业和生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然而，产业协同集聚内在微观形成机制仅是机制研究的一个方面，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的互动机制作为机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却非常单薄。效应研究，依然局限于“产业”到“产业”的集聚互动影响，对产业协同集聚在空间上的经济绩效大多尚处于现象观察和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互动所导致的城市（空间）的经济绩效，例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等，亦即现有关于产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现象机制效应”这一完整分析脉络，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产业协同集聚经济绩效及其空间效应研究也构成了未来研究重点，对于指导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本文还全面总结了国内外现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观比较了不同方法的适用性。
注释：
（1）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样是指产业在特定空间聚集的一种地缘经济现象，既包括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属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间的自我强化过程（第二属性）。
（2）详细介绍可参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陈建军等（2016）利用E-G指数和？专指数，对2003―2011年中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生产业与制造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进行相关关系检验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均值为0.9409。
参考文献：
[1]G.Ellison & E.L.Glaeser.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5）：889C927.
[2]Poter M.E.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77-91.
[3]G.Duranton & H.G.Overman.Testing for Localization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5，（4）：1077-1106.
[4]G.Duranton & H.G.Overman.Exploring the Detailed Location Patterns of U.K.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8，48（1）：213-243.
[5]高峰，⒅颈.产业协同集聚：长三角经验及对京津唐产业发展战略的启示[J].河北学刊，2008，（1）：142-146.
[6]G.Ellison，E.L.Glaeser & W.R.Kerr.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3）：1195-1213.
[7]陈建军，陈菁菁.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个城市和地区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41-150.
[8]Robert W.Helsley & William C.Strange.Coagglomeration，Clusters，and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Cit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122（5）：1064-1093.
[9]陈晓峰，陈昭锋.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4，（2）：49-57.
[10]陈建军，刘月，陈怀锦.市场潜能、协同集聚与地区工资收入――来自中国151个城市的经验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77-88.
[11]陈建军，刘月，邹苗苗.产业协同集聚下的城市生产效率增进――基于融合创新与发展动力转换背景[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3）：150-163.
[12]Klaus Desmet & Esteban Rossi-Hansberg.Spatial Developme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4）：1211-1243.
[13]Lanfranco Senn.Service Activities’ 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13（2）：11-22.
[14]胡尊国，王耀中，尹国君.劳动力流动、协同集聚与城市结构匹配[J].财经研究，2015，（12）：26-39.
[15]江曼琦，席强敏.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与协同集聚[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53-160.
[16]胡G，朱文霞.基于生产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J].产经评论，2015，（2）：5-14.
[17]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
[18]Scitovsky T.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143-151.
[19]Krugman，P.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 MA：MIT Press，1991a.
[20]Rosenthal S.& Strange W.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1，50（2）：191-229.
[21]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2004，（4）：29-40.
[22]罗勇，曹丽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8）：106-127.
[23]路江涌，陶志刚.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及国际比较[J].经济研究，2006，（3）：103-114.
[24]韩峰，柯善咨.追踪我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来源：基于马歇尔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J].管理世界，2012，（10）：55-70.
[25]Keeble D.，Bryson J.& Wood P.Small Firms，Business Service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K：Some Empirical Findings [J].Regional Studies，1991，25（5）：439-457.
[26]Jed Kolko.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 [R]，MPRA Paper，2007，No.3362.
[27]D.Keeble & L.Nachum.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 [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2，27（1）：67-90.
[28]Richard Shearmur & Christel Alvergne.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le-de-France [J].Urban Studies，2002，39（7）：1143-1163.
[29]G.Duranton & D.Puga.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Increasing Returns：Theory.In：J.V.Henderson and J.-F.Thiess （eds）.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Cities and Geography.Amsterdam：North-Holland，2004：2063-2117.
[30]Anas A.，Arnott R.& Small K.A.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426-1464.
[31]Shanzi Ke.Agglomeration，Productiv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s across Chinese Cities [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5（1）：157-179.
[32]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05，（4）：1067-1086.
[33]Stephen B.Billings & Erik B.Johnson.Agglomeration within an Urban Area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6，（91）：13-25.
[34]Ryan M.Gallagher.Shipping Costs，Information Costs，and the Source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3，53（2）：304-331.
[35]Gabe Todd M.& Abel Jaison R.Shared Knowledge and the Co-agglomeration of Occupations，Staff Report [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13，Working Paper No.612.
[36]Megha Mukim.Coagglomera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India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329-351.
[37]K.Rusche，U.Kies & A.Schulte.Measuring Spatial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by Extending ESDA Techniques [J].JahrbRegwiss，2011，（31）：11-25.
[38]剑宝.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生产业协同效应研究[J].管理学报，2013，（3）：396-401.
[39]盛丰.生产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制与经验――来自230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4，（2）：32-39，110.
[40]陈国亮.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业集聚研究[D].浙江大学，2010.
[41]陈菁菁.空间视角下的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研究[D].浙江大学，2011.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课程设置；综述
对于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虽然不是直接属于教育经济学理论范畴，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提供合理化构想，完善我国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进展
1.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研究进展
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我们研究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前提，对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到对其他问题的认识。教育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自形成之日起，国内外学者在对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上存在诸多分歧。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它从教育学和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但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和经济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分化与综合并进，使其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国内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新兴的教育学科说、经济学归属说、独立的交叉学科说。总体上讲，国外学者更倾向于将教育经济学归属于经济学科。
2.我国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综述
我国现有对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涉及教材内容现状研究、人才分类培养研究、学位论文研究、人才培养现状研究等。其中，对教材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现有教材内容体系，提出我国教育经济学教材内容在重视宏观研究，介绍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开始注重专题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内容体系的同时，注重体现中国特色，重视学科的本土化发展。中国教育经济学的教材建设应注重概念体系条理化、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领域丰富化。教育经济学教材建设对我国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关于我国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
近几年，研究生课程设置受到更多的重视。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的论文进行查阅和梳理，对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研究生课程设置原则研究；研究生课程设置现状及改革研究；中外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研究；国外研究生课程设置特点的考察与借鉴；对美国和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比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生课程设置，发现我国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优点和不足，提出了我国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改进方案，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二、我国教育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成果综述
1.取得的进展
研究者对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注在不断加强，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展，既包括宏观上对学科体系、历史回顾和国外教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又有针对教育经济学这一学科具体的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材体系的具体研究。在对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成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是21世纪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研究方法、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应该向着交叉学科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关于我国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还是中外课程设置对比的研究都很丰富，这些研究指出了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能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研究和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2.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综述可以大体窥见我国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生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状况。对于教育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的论述，缺乏针对性地对教育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探讨，特别是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缺乏系统研究。笔者认为，只有对我国教育教育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现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薛天样.研究生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4-206.
[3]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50.
[4]黄海群，孙曙光.我国教育经济学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探讨[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1）.
[5]曾智洪.中美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比较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2）.
[6]张春，陈春硕.国内外高校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5）.
[7]王善迈.关于教育经济学对象与方法的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8]陈平水，王雪娟.中国教育经济学教材内容体系现状研究[J].教育研究，2006（7）.
摘要：本文对计量经济学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进行了综述、补充和总结，系统地从经济理论、统计学和科学性角度分析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及其设定方式。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内容模型方法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数量规律，计量经济模型描述的是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就决定了计量经济研究必须以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机制作为建立模型的理论依据。此外，由于计量经济研究过程是将经济理论与客观事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计量经济研究的结论反过来可以验证有关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因此，计量经济的研究成果又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发展经济理论。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以数学形式描述经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分析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数理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区别只是表述形式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理论上的空盒子”。但是，数理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却有着重大影响，因为它毕竟将经济关系数学化、公式化了，为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计量经济学家在此基础做了两点改进，一是在模型中加入随机误差项，使模型成为随机方程。二是利用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估计出模型的具体形式。所以，计量经济学时计量经济研究的基础，计量经济学时数理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计量经济的研究结果在数理经济学的“空盒子”中填上了实际内容。
一、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科学性的研究
讨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回答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计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广义的或者说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只能检验，不能发现”，而是一个能够作出科学发现的研究全过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不是有人认为的“是归纳的”，模型设定阶段的演绎与模型检验阶段的归纳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辨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认识论。
2．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现代计量经济学包括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以及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在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的角度，论述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科学性。
二、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研究
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统计学基础相关的专题有3个，即模型类型设定对数据的依赖性、模型随机扰动项的源生性和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全面地论述了计量经济学模型与数据的关系。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类型选择、总体回归模型设定、模型估计和模型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数据的作用，强调了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具体包括，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的类型依赖于表征研究对象状态的数据类型，不同类型的数据，必须选择不同类型的模型。
从检验对象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关于模型设定的检验。二是关于分布的检验。三是关于样本数据的检验。四是关于模型结果的检验。从检验方法的角度，计量经济学中的假设检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嵌套检验。在非嵌套检验中，既设定了原假设，又同时设定了备择假设，检验一次完成。绝大多数假设检验都采用非嵌套检验。一类是嵌套检验。在嵌套检验中，只设定了原假设，没有明确的备择假设，检验非一次完成。当原假设被拒绝，需要设计进一步的检验。
假设检验中充满着不对称性。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不对称性，属于经济学范畴；二是证伪和证实的不对称性，属于逻辑学范畴；三是犯第一类错误和犯第二类错误的不对称性，属于统计学范畴。正确理解假设检验的不对称性，对于正确认识和正确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理论的研究
在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研究中，直接依据经济学理论设定总体模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理论导向的。以先验的经济学理论作为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导向，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障碍。第一，正统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任何一种理论都建立在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和决策行为是最优的基础之上。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目的，是建立能够描述人们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之中蕴藏着的一般规律的总体模型，毫无疑问，实际经济活动既不是“理陛”的，也不是“最优”的。第二，正统经济学理论强调“简单”，认为只有简单的理论才能够揭示本质。而计量经济学模型恰恰相反，它强调“一般”，必须将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包含其中。所以，即使经济学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据此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因为它舍弃了太多显著的因素。所谓“统计检验必要性”原则，是对数据关系导向的批评。
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应该遵循“经济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原则。以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分析为基础和前提，基于该动力学过程生成的数据，以数据统计分析为必要条件，验证并确定经济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正是计量经济学总体模型所要界定的因果关系。以这样的原则设定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实现先验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综合。
参考文献：
[1]李芝倩.应用导向下的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之思考.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2).
[2]吴国新,余宇新.基于主体可计算模型的服务外包生态系统研究综述.国际商务研究.2010(06).
1．现实性原则
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它与实际生活结合极其紧密，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经济学论文选题时必须考虑研究的问题有无现实意义，要借助选题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研究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在论文选题时必须关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譬如房价过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就业问题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领域，作为论文选题的内容，这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2．专业性原则
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理所当然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和总结，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体现，这也要求论文选题要紧紧围绕经济学科，体现经济学的专业性。对选题而言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专业领域内选择确定论文题目。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研究面宽的特点，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现选题偏离专业领域的情况，因此在选题时更要找准经济学的切入角度，保证选题与专业的相关度。二是要体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有一套以数量分析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实证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如果能在选题中有所体现，更能反映经济学专业的特点。
3．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是指毕业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切合实际，具备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说，首先，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专业所长等主观条件的角度判断学生是否可以驾驭选题。譬如，当一个不擅长经济计量分析的学生面对一个计量分析的选题时，一定会因难度过大而感到难以胜任，这显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则。其次，必须从选题本身的工作量、理论难度和深度、指导教师水平、图书资料查询条件、论文完成的时限要求等方面评估完成选题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以资料的可获取性为例，经济数据中省、市级以下的数据一般很难获取，往往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而且调研工作量极大，本科学生往往很难独立完成，缺乏数据的情况下，选题再好也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二、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选题确定过于随意
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开题以前老师实际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学生自主选题，没有给予相应的交流、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第七、八学期正是学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阶段，很多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应聘、工作实习和备考方面，无暇顾及毕业论文;还有一部分学生自认为学业已成，将来从事的工作与论文研究的内容无关，抱有走过场的心态。凡此种种，对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花功夫搜集资料并斟酌选题，临近开题时往往随便选一个题目应付了事。在开题答辩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学生信口说出一个选题，却对该选题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当老师指出其选题存在问题时，学生会立即将选题更换成另外一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选题的过于随意增大了题目的不确定和变动性，最终会累及论文质量。
2．偏好大选题，涉及面过于宏观
较之其他专业，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过大、过泛的现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与学科特点相关，经济学研究分为宏观、微观部分，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中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变动，涉及的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大”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中会强化这种“大”问题的心理暗示，选题时就会贪大求全，动辄冠以“中国”或“我国”的字样;二是学生往往担心选题太小没有东西可写，认为宏观选题题目大、外延广，写作时顺着每个外延发挥一下，就可以达到论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选择了过宽过大的题目。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试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等选题，这类选题本身包括了多维度和多层次，要求研究者对各个层次、各个维度的问题有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本科生的理论水平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知能力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过于宏观的选题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没有重点。
3．选题范围狭窄，题目相似度高
其实经济学涉及面广，又贴近社会生活，现实中有众多问题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应该说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的范围和题目应该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或者是因为指导老师连续几年给学生的题目缺少变化;或者是因为学生相同的专业背景使他们的学术思维、研究视野趋于一致;或者是因为学生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检索，趋同的选题手段使那些点击率高且参考文献多的选题容易中标，结果就是选题往往集中在几个话题上，题目“扎堆”且重复率高，很难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学位论文“一人一题”。比如人民币升值、期货市场、中小企业融资、贸易壁垒等都是近年学生热衷的选题，连续几年的毕业论文都可能出现相同的选题，甚至同一年同一个答辩小组中的题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仅有一两字之差。
4．缺乏经济学思维，选题偏离专业方向
目前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仍存在部分偏离经济学专业的选题，譬如“校园超市的营销分析”，这个题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营销专业的题目，基本看不出经济学的专业特色，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不合格选题。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园超市的垄断市场分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该选题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中的垄断市场理论分析校园超市，无疑凸显了经济学的专业特色。第一个题目之所以出现专业偏差，除了指导老师把关不严之外，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经济学教育除了传授经济学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体会和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形成关于社会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解释。但现实中有部分学生及至毕业也没培养起经济学思维，在选题时，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找不到经济学的切入视角，导致选题与专业相关度不高。
三、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建议
1．前置选题工作，夯实选题基础
针对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无暇顾及论文的情况，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毕业论文选题的时间安排适当前移。比如在学生一进入大四阶段，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级就让学生进入选题环节，提早确定指导老师，通过与指导老师交流沟通，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可以早一步确定论文大方向。再有意识地将课程设计、社会调查以及专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同时熟悉相关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展开文献检索和阅读，从中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随着对相关问题认识和了解的不断深入最终确定选题。前置选题工作的好处是给予论文选题环节充裕的时间保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斟酌并熟悉相关的知识领域，为提高选题质量打下扎实的基础。
2．强调毕业论文重要性，进行选题环节专项辅导
应以院、系或专业为单位，召开毕业论文动员会，宣讲毕业论文的作用、价值和要求。强调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学生总结、检验、深化所学专业知识的过程，更是训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工作或更深层次研究奠定基础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指导论文不仅是培养目标要求的职业责任，还是反映教师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一个向学生学习提高自己的机会。总之，只有师生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通力配合选出好的题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为学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专项辅导，教会学生如何选题。譬如，通过举办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选题原则;结合以往的论文题目说明选题如何找到经济学的视角，如何以小见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法的介绍。在多种选题方法当中，相对适合经济学本科学生、值得推荐的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是实践选题法。即在社会实践、经济调研和专业实习中，了解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向，通过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选题的依据。第二是查阅文献法。即确定感兴趣的领域，阅读该领域内权威的专业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那些该领域中尚未解决的课题或许就是选题方向。
3．强化选题阶段的导师作用，重视任务的落实与检查
针对指导老师在选题阶段作用缺位的情况，要强化导师的指导作用。指导老师要及早进入角色，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能坐等学生上门询问，而应主动了解学生的专业兴趣点，介绍获取与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渠道。向学生推荐综述性或经典的文献，帮助学生分析调查研究、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启发学生寻找经济分析的角度和需要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对选题可行性给出基本判断，避免选题的盲目性。针对学生不重视选题工作的情况，指导老师要通过布置给学生任务的落实与检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让学生就阅读的文献资料、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写出综述，专业实践中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写报告，以此督促、推动学生发现问题，找到自己的视角;还可以要求学生跟老师通过邮件或电话定期汇报，在和老师交流中也可能就会找到合适的选题。
4．组建专家团队，为选题质量最后把关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教学障碍；创新路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而其兴盛则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耦合。它在放宽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同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来研究制度问题，努力把制度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费用和产权等概念、研究视角为内核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所以又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区别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由于脱离现实世界而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由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渗透到经济学各领域，并悄然成为经济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识之一。可以说，在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的学术界，以制度为主题和标签的“思维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提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新制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范式契合了转型国家的理论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以交易费用、产权、契约、企业、制度变迁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并得到迅猛发展，以其理论方法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传授新制度经济学别具一格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势在必行。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被列入我国高校教学计划之中，成为国内多数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新制度经济学硕士点或博士点。[1]在教学实践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讲授有助于学生运用其理论解释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深度参与经济学理论研讨和撰写学术论文，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思维能力。
二、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作为一个兴起仅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新分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国开设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起步较晚，所以各高校在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均显露出诸多局限性与缺陷。
1.从教材视角剖析教学内容。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独特、思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体系尚未成熟，明显区别于其他成熟的经济学分支。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该理论体系庞杂、概念和逻辑不统一、新成果层出不穷、争议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识和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国外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规范来编写，最初的内容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的汇编，之后演变为不同学派观点的文献综述，发展到现在的教材主要是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具有承继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大体勾勒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经典内容，为各国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入门的基础知识，但仍表现出“思想史杂陈”的特征，在概念、术语、假设前提和逻辑系统上千差万别，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规范来呈现的普遍共识和结论，容易使初学者最后陷入无所适从、无处下手的困境。[2]就国内而言，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叙述及解释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论性较强和内容较抽象的特征，还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试图“另辟蹊径”，依照作者自己的逻辑框架、学术观点构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创立一套符合国内教学需求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及推广，但由于这些教材在某些观点上属于“一家之言”，同时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视为学术共识和基本常识的部分内容，导致初学者在理论结构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学术共识与作者个人观点之间难以甄别，容易被“误导”，最终感觉整个理论体系晦涩难懂与枯燥乏味。
2.从教学实践洞察教学方法。透视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实践，不难发现，教学方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内容抽象与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还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会比较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案例教学实践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直接采用学生不甚了解的国外案例而疏忽实用的本土化案例；选用的国内案例素材不具有针对性与典型性；分析不到位与不深入，不能有效促进学生通过分析本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来深入参透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次，在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注入模式较为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很少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基本成为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的“独角戏”，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其对一些概念、观点、理论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无法培养和提高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再次“，填鸭式”教学的推行使得大多数高校忽视将文献阅读法引入教学实践中。“灌输式”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交易费用、科斯定理、制度变迁等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无法使其掌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演进历程以及实际应用。而经典文献清晰呈现出学术渊源，其逻辑分析和问题解释能力较强。显而易见，阅读经典文献法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潜能，推动其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不断提升专业理论素养与综合能力。
三、我国新制度经济学教学创新路径
为有效提升新制度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交往性、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知识建构性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教学范式。这要求我们以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创新教学思路与教学路径，由理论传递向既传授理论也传授方法与培养综合能力转变。
1.完善与变革教学内容。高校应从教材选用与教师讲授两个层面入手，不断推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教学内容规范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选用上，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教材，同时注重多样化与丰富化，即以一本教材为主，多本教材为辅。值得强调的是，鉴于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需求考虑，主教材应较为规范、系统、全面，且不宜太复杂、太难及带有浓厚的专著色彩。同时，教师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也应依据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对主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调整。其二，教师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长，并采用中国思维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国际范围内所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内容，同时对国内外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与梳理，探索一条介于“思想史杂陈”与“一家之言”之间的“比较—综合”式路线，提炼国际视野下的理论共识以构建符合教学规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范式。其三，教师必须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及向学生传输学术前沿动态，不断补充与更新讲授内容。在迄今为止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观点上，还需充分挖掘学生独立思维潜能，激发其从独特视角形成独特观点。其四，除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外，教师还应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引入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与融合，使学生能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2.优化与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打破陈规，从教学实际出发，着力营建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和讨论式教学等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的多元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学生主体性和参与性及教学互动性。其一，重点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善与深入推进案例教学法。首先，教师应利用网络、书籍等各种可获取资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针对性也不乏多样性的素材，并注重尽量选用具有现实性与典型性的国内案例，尤其关注当前持续升温达到关注沸点的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发学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消除障碍的治理对策。其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之特点，大力倡导与推行文献阅读法。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争论接连不断，要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与取舍，除了要理论联系实际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推敲。教师应向学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专著和论文），学生可从中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专著和论文反复阅读、比较式阅读与讨论式阅读，甚至可以撰写读书笔记以深化理解和强化交流，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与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其三，全方位与多层次推行问题教学法，激活学生主体性和教学动态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全面创设问题情境，构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前思考、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的创造性教学方法，旨在改变教师单一信息传递模式为信息全沟通模式，不断建立健全师生间、同学间的合作与互动机制，这不仅可以推动学生认真学习本学科知识，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自主学习方式，也能促进不同思想观点之碰撞与交锋以实现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刘甲朋.新制度经济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网络财富，2010，（1）.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文献分类；定位
按照国内一般的文献分类，“经济”都是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因为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科社会活动和各科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所以各部分类法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都是正确的。关于经济类目的位置，大概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法律”、“军事”之前。例如《中小型表》、《科图法》、《武大法》、《大型法》等。第二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法律”、“军事”之后。例如《中图法》。第三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与“军事”、“法律”之间。例如《人大法》（白国应，2002）。从国际来看，比较流行的是经济学论文中经常用到的JEL的经济学文献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由著名经济学杂志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创立并推广实施。产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二级学科，产业经济学课程也是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由于大部分的国内产业经济学在内容上不同于国际上的产业经济学，本文试图从文献分类的角度分析一下国内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在经济学文献分类中的定位。由于文献分类方法众多，这里仅仅分析在国内《中图法》中的定位以及在国际上JEL分类法中的定位。
一、国内产业经济学的内容框架及其在《中图法》中的定位
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与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基本内容，还有的教材涉及到了产业集群、产业技术创新等内容。按照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划分，产业组织、产业集群属于微观层面的内容，而产业结构与产业关联、产业关联以及产业政策则属于宏观层面的内容。
在中图分类法中，F代表经济。由于产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如果是研究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F015，微观经济学是F016。
第一，产业经济学可以看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分类号是F06，具体产业经济学是F062.9。但由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从各个分支学科来看，主要与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以及信息经济学有关系。所以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主要看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具体关系为：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产业组织、以及产业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分别和中图分类法中的区域经济学（F061.5）、科学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F062.3）、技术经济学（F062.4）、信息经济学（F062.5）、计量经济学（F064.1）等分类相对应。
第二，在“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1）”中，中国经济分类号为F12，其中产业结构为F121.3。由于在产业经济学教材中，产业结构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内容，所以应该归入这一部分内容。另外国际或者国内的经济地理的分析也和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等内容有紧密的关系，所以根据内容的侧重点可以归入这一部分内容。
第三，从产业经济学的数量研究方法上来看，涉及到了博弈论方法、经济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方法以及运筹学方法等。而这部分内容应该归入“经济计算、经济数学方法（F22）”之中。具体有经济核算（F221）、投入产出分析（F223）、经济统计学（F222）、经济数学方法（F224）等。
第四，在产业组织中必然涉及企业理论问题。企业理论有单独的分类，位于企业经济（F27）中的企业经济理论和方法（F270）。
第五，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紧密相关。对于工业经济中的各个部门，产业经济学都有相关的研究。在“工业经济（F4）”中，各个部门的分类号如表1所示。如果研究的是特定部门的问题，则可以归入这一类。
如果研究的是国际工业经济各个部门，则划分到F41中，如果研究的是中国工业经济部门则应该归入F42。
二、在JEL分类法中的定位
JE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是经济文献杂志的缩写，1969年始在美国经济协会（AEA）赞助下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季度发行。该系统将所有的经济学文献按内容分为A、B、C、D、E、F、G、H、I、J、K、L、M、N、O、P、Q、R、Z共计19个领域，每个领域又细分为若干个子方向，在每个方向之下再设有专题内容。其中各领域和方向都有专门的综述栏，专题就不再设有综述内容栏。
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指产业组织，在JEL分类中分类号是L，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根据国内产业经济的研究范围，还有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集群以及一些数量研究方法。这些内容在JEL分类中的定位如下：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主要在“经济发展、技术转变和增长”分类中，分类号为O，具体包括“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O11）和“工业化、制造业和服务产业以及技术选择”（O14）；对于“产业关联”的分析应该定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城市和农村分析（O18）；“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内容则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是产业组织的相关内容和其他JEL分类中相关内容的结合。
三、国内和国际产业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区分及其演进
国际上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指产业组织理论，国内的产业经济学包括的内容则比较广泛。目前在中国的产业经济学中基本上沿用“行业”或“部门”的含义，没有从“市场”的角度分析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构和政策的不同。在结构问题上，国内产业经济学不仅仅研究产业结构，也研究市场结构问题，而国外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及其市场竞争。在政策方面，国内的产业经济学不仅研究产业结构政策，也分析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而国外的产业经济学则只研究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异。内容的不同决定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在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中，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部分的内容更多使用的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产业组织研究中，则更多的是使用博弈论方法。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则是二者通用的。
第三，研究内容的演进。国内产业经济学最初主要研究工业经济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产业发展和竞争问题的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所以当前的产业经济学涉及的产业范围增加，不仅有第二产业的研究，也有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国应.关于经济文献分类的研究[J].图书馆,2002(6).
2、刘廉生.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0(5).
3、王凯.文献分类工作的现状与发展[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