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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优选九篇

时间:2023-06-25 16:09:56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

第1篇

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农业土地、水资源、农业信息、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及农业技术进步,其中,农业土地和农业劳动力又是最基本的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各地就自发地开展了一系列土地流转的创新实践以克服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等发展要求的缺陷。尽管全国各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已基本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开始发挥作用,但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定价体系。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不发达,尚未成为提供市场信息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覆盖面小、信息量少、还具体时滞性;而政府提供的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则渠道狭窄,发挥的作用有限。面对过高的搜寻成本和信息费用,农户更倾向于在熟人之间或村集体内部进行土地流转,这使得土地流转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农业土地的分类及其标准的介绍,并对我国不同等级农业土地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描述,以便学生更全面了解我国农业土地的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作为重点,详细分析各个市场主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及边界。水资源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产量,水资源的匮乏还会改变农业土地的形态,使水田变成旱地,间接地影响农产品种植的品种与结构,这一问题随着我国水资源的污染与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农业经济学》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统计描述和经济分析。信息是有价值的,农业信息对农业具有广泛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总供给是否能与总需求相匹配、涉农交易能否顺利、涉农微观个体能否找到更有盈利潜力的产品、更合适的交易伙伴来获取盈利都取决于农业信息的掌握,《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农业信息市场的介绍,并对我国目前农业信息的使用现状进行分析。《农业经济学》不只要介绍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一般理论,还应该对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农民分化就是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现象,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规模、质量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将会对粮食生产、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产生重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的分化将是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农业经济学》应该增加我国农业劳动力分化的内容,并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分化的主要途径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在农业资本方面,应充分重视外国资本及农村金融的作用,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种子的培育、销售环节的控制力对我国的农业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有利于缓解个体农户及农业企业的融资困难,将会促进整个农业生产的优化升级。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学》持续关注的问题,应列举具体的农业技术进步内容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个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一次农业经济管理的革新具体带来了农业生产及其经济效益的多少改变,可以用具体数据展示农业技术进步的力量。

二、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伴而生,它是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在不断分化,农村土地在不断减少,传统的家庭经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家庭经营的效率也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障碍,现实迫切地需要农业组织形式领域的创新与变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将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中心任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家庭经营,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二是合作经营,包括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经营,包括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不同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种养业生产环节比较适宜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种养专业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户;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环节则比较适合采用合作经营的方式,未来培育的重点将是农民合作社和其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产品加工、物流环节更适合采取公司制经营,重点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学》应该进一步规范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概念和标准,为实践发展指明方向。随着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会成为专业户、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之外的又一重要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并将逐步由政府推动型向农民自发组织转变。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路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国外的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更多地应该依靠国内的实践及创新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学》应该用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进行具体的描述,对存在的问题及成功的案例进行深入地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基本理论和原则的介绍。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的农业经营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迅速兴起,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为人才培育的当务之急,各农业院校应该重点面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农民经纪人、农机手和植保员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置专门的学科,以满足培养熟悉农村、农业的专业化人才的要求。农业职业经理人将会是未来农村及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对农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技术革新、农业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掌握,为农业生产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提供有效及时的服务,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农产品市场发展及价格系形成机制的新动向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逐渐与世界接轨,国家干预将逐渐让位于市场供求决定。农产品市场的核心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形成,而农产品的定价权问题又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核心,谁掌握了定价权,谁就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农产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并受到供求的影响,但是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国际农产品的定价具有重要影响。农产品的定价权除了受到一国农产品生产或消费占该种农产品的世界生产或消费总量的份额的影响,还与该国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影响有关,一国生产或消费的市场占有率并不完全与其对该种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相匹配。《农业经济学》应该通过世界主要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分布与地位来深入分析国际主要的农产品定价权的归属。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地位与争取更大定价权益的发展方向。在农产品运销方面,《农业经济学》应该重点分析过路费、运销渠道的长短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具体的数据说明过路费等交易成本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并从具体案例出发深入剖析运销渠道造成售价与生产成本脱节的原因。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产品市场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我国食品安全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2013年成立了专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一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究竟能多大程度改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待检验。《农业经济学》应该从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微观行为主体的行为,为完善宏观管理找到突破口。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市场是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粮食安全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丰富的内涵,耕地的保护、农业的种植结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问题是影响粮食市场的重要问题,《农业经济学》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四、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显著提高,随着农业经营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比重下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土地的流转,部分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党的“十”和“十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随着农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与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服务性支出比重持续上升,累积性消费特征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居住改善和婚嫁支出,将汽车作为婚嫁品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制约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及其性质,但是消费环境对农民消费的制约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对农民的服务性支出制约作用明显。《农业经济学》应持续关注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是关系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五、其他领域的新动向

第2篇

1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虽然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相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为丰富。在农业自然资源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劳动力日益紧缺的形势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依然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而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质就是通过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提升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简称农业集约化发展。因而,深入剖析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制约因素,对于正确认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科学制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长期局限于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经营观。而从近期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揭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1-5]。但这些研究侧重的是各种经验分析,而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考。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出发,在揭示农业集约化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以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农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展过程。因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概念以及农业集约化水平的衡量标准的界定,是理解农业集约化发展内涵的前提。而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可以发现,对此存在2种不同的理解。

1。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一书中率先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与粗放式经营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同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属于“粗放”的农业耕种方式;而等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同一块土地上,就属于“集约”的农业耕种方式[6]。随后,马克思以及德国农业经营学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继承了李嘉图的观点 ,并认为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劳动力”的经营方式[7-8];据此,农业集约化水平便可以用单位土地面积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来衡量;而农业集约化发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或劳动力要素,以不断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农业发展过程。

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与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过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引入新生产要素的过程实际就是农业技术的变化[11]。由此可见,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来降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经营方式。农业集约化水平便主要体现农业生产率上,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农业集约化发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农业发展过程。

尽管,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仍然被当前许多文献所沿用;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更能反映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而且也被许多重要决策文件所认可。

二、农 业 集 约 化 发 展 的 内 在 机理分析。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率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发展过程。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便可从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与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展开。这二者的内在联系是: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是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础;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诱因。根据速水佑次郎等的诱致性农业技术变迁理论,可以假设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以户或家庭为主(以下统称为农户)[12]。如果某些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并引发其价格上涨,那么农户为了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必将扩大该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规模。但是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只能靠增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随着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将导致这些生产要素变得更为稀缺,从而反映在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这无疑会促使生产经营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售利润,农户会主动寻求可以减少稀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也即是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将通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诱导农户采用节约稀缺生产 要素的现代农业技 术 从 事 集 约 化 经营活动。

(2)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实现。在农户经营为主的前提假设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便不具备工业企业那样的自主研发或创新能力,他们从事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就只能够通过外部获取。而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正是承担了农业技术的研发任务,农资厂商则负责将农业技术转化为可以被农户使用的农业生产物质资料。当农产品市场需求或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诱导农户去寻求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时,农户便将这种需求反映给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资厂商。这些机构在接收到农户技术需求信息后,便据此开展技术研发和农资生产活动,并最终将所取得的相关成果通过农业技术市场或农资市场提供给农户。由此,农户集约化经营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便可以获取,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便得以实现。也即是说,农业集约化经营得以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资厂商三者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因此,对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2个方面:

(1)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机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主要表现为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户数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术扩散活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基于大众传媒的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纳者与未采纳者之间信息交流的内部因素[13]。就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而言,这种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相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可以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多种路径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产生积极外部影响。比如: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通过各种农技推广培训活动;政府财政部门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农户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政府的公共传媒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渠道对采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宣传等。而农业集约化经活动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传播网络与传染病感染网络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用传染病模型对其扩散机理进行理论解释[14]。根据传染病模型把某地区农户划分为2类,即“感染个体”(已采用技术者)和“易感个体”(未采用技术者)。

在“感染个体”的示范带动下,“易感个体”对于现代农业技术会逐步由观望向模仿采用转变,继而成为“感染个体”再对其他“易感个体”产生影响。

(2)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机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就是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后,农户实际农业产出与该技术的理论产出的对比。通常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农户的实际农业产出会低于理论产出。但是,农户可以通过对该技术的不断学习,最终到达熟练并有效利用该技术,从而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而舒尔茨认为,对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能够熟练并有效利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关键。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户学会使用农业技术的时间就越短,其集约化经营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罗“干中学”理论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取的人力资本;二是通过“干中学”获取的人力资本。而且相对于前者而言,“干中学”获取的人力 资本 更加重 要[15]。

Foster等则进一步论述了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人力资本对农业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学”;二是与他人学习交流的“干中学”

[16]。由此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农户在集约化经营过程中,通过自身以及农户间的“干中学”促进了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产品市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产生诱导。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是农业生产者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从事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重要诱因。我国农产品市场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农产品本身缺乏需求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消费可能出现下降。比如《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分别由2000年的82。3kg/人、250。2 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 kg/人、181。4kg/人。二是根据阿林·杨格分工水平决定市场规模的思想,农村劳动力的非有效转移,将制约工农产业之间分工水平,从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形成限制[17]。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难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与工资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徘徊。对于这部分农民工而言,其对农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自给解决,而不是通过市场需求实现,进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形成制约。

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实现的。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积累长期依赖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虽然,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但是整个经济发展已经对廉价农产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旦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可能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

由于对上述问题的担忧,国家在对农产品价格在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这就使得农产品市场价格难以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价格信号由此失灵,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作用便由此降低。

(2)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缺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农业公共科研部门与农户的互动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由于现行科研评价制度的缺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技术研发活动对农户农业生产实际的关注度降低,而对于发表高级别科研论文、申请高级别科研课题的关注度提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农业公共科研部门研究成果与农业生产实际存在严重的脱节。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的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也就难以实现。

农资厂商与农户的互动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当前农资厂商在经营过程中把赚取利润放在首要位置,却忽视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导致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服务不到位。农资厂商的市场竞争手段,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广告宣传外,更多是采用低价劣质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务质量。由此一方面导致了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中经常受到欺诈而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由于农资厂商对农业生产者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服务,致使农业生产者难以有效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实现形成制约。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产业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产业集聚度低、生产分散强,增加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难度。

虽然,现有文献利用省域层面的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产业集 聚 度 由1981年 的0。41提 高 到 了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对于以丘陵山区地形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域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农业生产的集中性。这是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即使省域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内部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土地流转存在的障碍,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仍然较强。农业产业集聚度较低、生产分散性强,无疑会增加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成本,进而对其形成制约。

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功能弱化,不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门的技术推广、财政扶持、媒体宣传等行为,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相互“感染”。而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农业生产经营者间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和平台。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组织更多的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以农业技术服务相对欠缺且服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农户的差异化需求[19]。由于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职能的弱化,农户从事集约化经营活动的相互“感染率”会下降,进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形成制约。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这是因为农业生产使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结合,现代农业技术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与之相适应。近年来,虽然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度不断增加,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资比重较大,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不足;建设性投资比重较大,而农业基础设施后续维护投入不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基础设施缺乏,或者农业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在农业基础设施比较欠缺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效果会受到削弱,即相对理论产出而言农户采用技术的实际产出会更低,从而制约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部门比较效益较低会损害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导致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缩减;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对通过非正规教育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重视程度不够,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在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不断缩减和有效积累不足的情形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对现代农业技术熟练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难度增加,进而制约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农业集约化发展就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或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变化可以诱发农户开展集约化经营活动,而农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以及农资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又为集约化经营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不断扩散和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不断改进,农业集约化水平将得以提升,进而促使农业集约化发展。然而,就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而言,农产品市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产生诱导;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缺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产业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推动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进而提升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并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机制,使其能客观反映农产品市场需求状况。二是完善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激励机制,支持发展民间农业科研组织,促进农户与农业科研部门有效互动;增强对农资厂商的社会责任监督,严厉打击各种坑农害农行为,提升其对农户的服务职能。

三是优化省域范围内的农产品种植布局,提高生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增强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服务职能,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创造条件。

四是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结构,增强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后续维护的投资支出,积极探索民间资本投资机制;建立有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增强对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鼓励吸引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从而提升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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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 C-D生产函数;回归模型;特征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概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H.Douglas)在1928年提出的,其表达式为:

α +β =1 (1)

式中:Y为产出量;L为劳动投入量;K为资本投入量; α、β为劳动、资本参数(又称规模因子),A为转换系数(又称技术进步因子)。

后来,英国学者D.杜兰勒在1937年提出α +β 不必等于1,它既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这种改进得到了大多数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赞同。α +β1,表示规模递增。

从美国学者R.M.索洛1957年提出引入时间变量的C-D函数,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C-D函数已扩展到多个变量,并在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中得到应用。其一般形式可写成:

(2)

式中:Y为产出量;Xi 为第I种生产要素投入量;βi 是第i种生产要素的参数(亦称规模因子);σ为年科技进步率;A为转换系数。

经典的C-D生产函数 Y=AL aKb是一个非线性方法,无法直接用OLS方法进行估计,但经过变换可得到对数线性形式:

LnY=LnA+αLnL+βLnK(3)

对于一般形式的C-D生产函数也可以经过变换得到以下对数线性形式:

(4)

二、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的建立

依据统计资料,选取比较有代表意义的200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数据附在文后)。由于农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影响,有些因素无法进行精确的计量。在本模型中我们从农业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和资金投入方面考虑选取劳动力数、耕地面积、生产费用支出、耕地虚拟变量等四个比较合理的外生变量,农业总产值作为内生变量。依据C-D生产函数,我们建立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

(5)

其中,Y表示2000年各地区农业总产值(亿元),X1 表示各地区乡村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数(万人), X2表示1996年农业普查各地区耕地面积(千公顷), X3表示各地区农民家庭生产费用现金支出(包括经营费用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元/人), X4为各地区的耕地虚拟变量。

由于农用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程度、肥力水平的不同,各地区土地的质量差别较大,所以在用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时,引进耕地虚拟变量,以反映土地质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耕地虚拟变量是根据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地质量、复种指数、产出水平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而确定的。另外,由于取的是截面数据就不考虑国家政策和气候的影响了。

把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5)式进行对数变换,转化成线性函数:

(6)

利用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Eviews3.1,估计模型中参数得回归方程估计式为:

(7)

(-3.6) (3.12) (1.13) (3.6) (2.51)

R2=0.91 R2=0.9DW = 2.05 F = 63.3

(7)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参数估计量的t-统计量值。由回归方程可知, 该模型拟合优良,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DW落在确定域内,除第二个耕地面积变量的回归系数外,其余的变量的t检验值都较高。利用Eviews提供的怀特(White)的一般异方差检验功能检验出在1%在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异方差。

为了便于评价此模型,将上述回归方程转换成C-D生产函数一般的形式,便得到我国农业C-D生产模型如下:

(8)

(8)式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因子A的值为0.0158,即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进步因素的比重仅为1.58%。在模型中四个外生变量中,生产费用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最高为0.697,其次为劳动力数的弹性为0.57和耕地面积的弹性为0.214,耕地虚拟变量的弹性最低为0.198。各个变量的弹性系数之和为1.68,这个值大于1,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估计所得的C-D生产模型可以分析出我国农业生产函数的三个显著特征:我国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含量不高;加大农业资金投入是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我国在新世纪中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很大。

1.加大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支出

农业科技的发展对农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预算支出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其增长只能用来弥补工资支出增长造成的预算缺口,实际能够用于研究或推广工作的经费并没有增长,如果受通货膨胀因素问题就更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达90%,农村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推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推广队伍在近年来却出现萎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总数曾经高峰时期的150万人到流失一半,近年来虽有所恢复,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逐年减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人均年活动经费从1986年的1167元减少到1995年的894元。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5年的0.23%。

2.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资

从农民投资行为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随着农业生产收益的下降,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到1992年,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农业总投资的7%,其余投资几乎全部用于住房。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也反过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收益。近几年,由于农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农民收入增加受阻。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增速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4.3%,增速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长2.1%,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各种过重的负担,从而使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入信心不足。1993年、1994年和1995年,农户家庭用于农业生产费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别增长15.2%、38%和35.6%,但1997年却比1996年下降了0.9%,出现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1998年再次出现投入减少。目前,农民无能力或不愿投资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3.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政策

我国农户处于半自给半商业化阶段,其生产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又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农业是农户生活需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在满足生活消费和国家任务之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出现投资非农化的变化趋势。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加大农业投入会带来规模经济。我国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各级政府应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民需要的不同档次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和农机具,重点开发专门针对农村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设计的产品,农村的消费品重点应在经济实惠、使用方便方面上下工夫;农业生产用具应在质优价廉、方便耐用等方面下工夫。对这类企业,国家应在税收、信贷及贴息贷款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 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9

[2] 袁飞.农业技术经济学[M].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10

[3] 朱宪辰.支出预测:对消费行为影响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6.

第4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推进策略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第5篇

关键词:两型农业;农民培养;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52-02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定义于农业,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理论,产业链延伸理念在农业中的综合运用。两型农业要求在农业资源的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率等方面中都充分考虑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思想。然而在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农业生产水平总体来说还不是很高,农业发展条件还有待大力改进,农民从思想意识到实际生产活动都与两型农业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为后发展部门,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无疑是两型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成为饱受歧视的群体。农民要摆脱受歧视的处境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用两型农业这一科学的思维与理论指导自身实际行动,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追赶现代部门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两型农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新要求

(一)传统农业中农民的经验积累是建设两型农业的宝贵财富

1.精耕细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中国人口众多,但耕地稀少,人均耕地为1.4亩,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值的1/3,这就注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难以依靠经济学上的扩大规模来满足人们群众对粮食的需求,但人口众多既是劣势,又是优势,要解决吃饭问题就需要发挥人口优势,依靠精耕细作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

2.把握季节特征。农业季节性特征自农业生产诞生之时便已然存在,中国的24节气则是通过长期的积累,逐步归纳总结出来的,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3.选种经验与病虫害防治。选种和病虫害防治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传统农业条件下,科技在种子选育和病虫害防治方面的贡献率低,只能依靠传统的选种经验来保证农作物的收成。

4.农机具改进。农机具的动力经过了人力、畜力和机械力的变迁,而农具则也经过木制、石制到铜制、铁制的改进,农民生产方式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5.水利建设。传统农业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和农田灌溉工具(如,翻车、筒车、水车)到现在还在造福现代农民。

6.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是农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包括对土壤土质、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把握。

(二)较之传统农业,两型农业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两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思想道德素质做指导,一方面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农村政策的要求,学习唯物论和无神论;另一方面努力繁荣农村文化,自觉摒弃传统观念和习俗,逐步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尚。

2.科学文化素质。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与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是正向相关关系。两型农业中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都需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支撑。

3.经营管理素质。两型农业生产实质上是循环农业生产。循环农业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为标志性特征,强调通过“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来实现农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因此,两型农业对农民素质的要求实质上是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其具体表现为农民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信息接受与反馈能力、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特点,能够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创业等。

4.生产技能素质。循环农业生产是把相关的农业资源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因此传统的农民掌握的单一化的生产技能远不能达到两型循环农业生产的要求,而需要农民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掌握相关的农业生产技能。此外,农民还需要在发展循环农业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农业资源的结合。

5.民主法治素质。两型农业中的产业链延伸必然涉及到民主与法治问题,亦即农民需要更深层次的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二、适应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培养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资源节约方面的主要内容

1.自然资源的节约:农业生产中必然所要考虑的自然资源是“光、热、水、气、土”,其中,光、热、气在生产活动中是很难人为控制的,而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农业自然资源方面,适应自然资源节约要求的农民培养内容是要保持耕地的面积、肥力,节约农业用水,合理规划区域农业用水。

2.人力资源的节约:农业精耕细作的特性造就了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与农业产值占GDP比例不协调也有部分原因在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除了考虑到人力资源的稀缺性特点还需要考虑到机会成本。因此而衍生出农民培养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利用现代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二是农民工非农业技能培训,这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报酬率要低,农民通过非农业技能培训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3.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利用率:中国农药、肥料和农业机械的利用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普遍偏低,由此而产生的损失巨大。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能够为农民节约生产成本,这是符合节约型农业要求的,也是农民培养的重要内容。

4.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农业废弃物主要是秸秆和畜禽粪便。传统的处理方法焚烧不仅没有考虑到把秸秆和畜禽粪便作为资源再利用,而且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不符合两型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民应该改变传统的处理方式,把农业废弃物作为资源再利用实现节约增值。

5.能源利用的节约:薪柴是农村的主要能源,直接燃烧造成森林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保持农村生态环境。因此,在能源利用方面,适应两型农业建设要求农民培养的内容是合理开发农村当地各种能量资源,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二)农业生态环境友好方面的主要内容

1.降低农药、化肥使用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农药利用是现代农业防虫治害的主要方法。虽然大自然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对农药残留有一定的净化作用,但是大自然的净化功能有限,农产品终究有相当部分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化肥的使用能够提高农业产出,但是过度的使用不仅不能提高农业的产出――过度刺激苗稼,错过结实期,从而产量减少,而且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影响农村饮用水源水质、土质和养殖业的发展。从两型农业环境友好方面考虑,农民培养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培训农药和化肥使用方法,还需要兼顾到农药、化肥的特性以及使用可能带来的影响。

2.转变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农业废弃物中的直接污染物畜禽粪便一方面影响农村村容整洁,另一方面影响空气质量;而间接污染物秸秆的焚烧烟雾对周围居民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造成大气污染。因此,要教会农民先进的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

3.保护和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是生态环境的重要评价指标,对水土流失面积率、侵蚀模数、沟壑密度和土壤三化(沙化、盐渍、沙漠化)面积率等农业生态污染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是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同时考虑,合理砍伐与栽培才是最优选择。因此,森林砍伐时期,地点的统筹规划,经济林的资源再利用,水土保持都是两型农业要求下农民培养的重要内容。

三、打造符合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知识培养体系

(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基础教育需要培育出具有创造力的学生,而不是解题高手,也不是以培育选拔能够进入大学教育的学生。符合两型农业建设要求的农民素质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的农民,而不是被书本知识束缚的农民。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培养农民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指导去要求农民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来进行农业生产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发展两型农业本身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哲学思维的体现。因此,完善农民的知识体系需要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

(二)扩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项目的范围

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引入农业资源与生产经济学,从而把两型农业这一模式与农业发展的目的结合起来,这构成了两型农业的要求下农民的知识体系主要框架。生态农业具有符合两型农业发展要求的特点,一方面要求在生产中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开发资源,而不可只顾一时,竭泽而渔;另一方面,还应控制环境污染,由于大量有毒废物进入环境,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净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积累,损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活环境。因此需要把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范围扩展到生态农业。中国农业之所以成为落后的生产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产业链不够完善。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产业链竞争的时代,注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增加农产品的附件价值代表着农业发展的未来。在农民知识扩展中,注重农业产业发展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三)注重实践,创新农民素质培养方式

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做到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联动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确保农民知识培养的质量及实用性。另外,现阶段除集中教育之外还可以利用入户指导,资料发放,手机短信,远程教育等渠道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的可达性。

参考文献:

[1]粘永昌.沼气在建设“两型”农业中的作用:第16卷[J].现代农业科学,2009,(5):258-259.

[2]刘欣.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两型农业”研究:第6卷[J].时代经贸,2008,(118):84-85.

[3]郜金海.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安徽农学通报,2009,(13):23-151.

[4]张时碧.论和谐视角下新型农民素质培养及对策[J].管理视野,2009,(2):28-29.

第6篇

1 对我国“三农”问题根本原因的认识

1.1 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民问题的根本实质是人的问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问题。而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表现在现实表现中最明显的是素质问题。

1.2 农村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村问题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的生产要素问题,而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们目前不是缺乏生产要素,问题的实质:一是我们没有完全注意到传统农业是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中的配置,是低层次的配置,缺乏有效的升级与改进。二是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差异。如土地资源既有耕地,又有林地;既有水面滩涂,又有草场、牧场。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农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上的表现都不相同。三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业资源由于受所有权制度的束缚不能转化为积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活动之中。

1.3 农业问题的根本原因

农业问题要从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中来找。由于我们独有的国家主导产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农业问题也必然反映在国家的行政行为上

2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

我们谈“三农”就说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认为,“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产生是没有看到农业的产业链本质,是没有看到在产业链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规律,没有看到生产要素在产业链配置上的具体方式。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的特征,而且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石。不过在刘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中,是把整个经济划分为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并且两个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和平均工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设定的前提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当前的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思维的束缚,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美国学者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文中为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亮点,关键是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技术。他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

要看到在我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多数地方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的方式上,它的现代性方式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出路就是发挥我国对国家管理的主导性优势,改造传统农业。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生产力能够较快地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社会将在安定的状态下发展。这里就体现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西方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采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但其分析得出的要素显而易见地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论。经过理解,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而不是城乡二元结构。而解决“三农”就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生产力为本,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为中心调整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改造传统农业,建立现代农业。

3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

3.1 传统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传统农业的定义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定义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它仅仅表述了生产力的内容,是没有从事物发展的两个角度来判定问题,传统农业的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表现在与之同步的生产关系上。如对农业人力资源的投入,农业生产要素的低层次配置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等。

3.2 现代农业的标志

我们目前对现代农业(modern agriculture)的理解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的的社会化农业。在按农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划分的农业发展史上,属于农业的最新阶段。其基本特征,现代农业是由一整套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形成和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由经验转向科学应用,如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育种、栽培、饲养、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农业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也一种片面的认识,它过多强调了生产力要素对农业发展起到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经济形式,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带来的农业产业的多样性,以及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于农业的结果。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农业。笔者见,所谓现代农业,就是按照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规律的要求,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并调整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新配置并实施的农业体系。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采用现代的生产力技术,将最先进的应用知识转化成新的、优越的生产要素,更要在着眼于市场的前提下对现代生产关系进行农业产业的一体化设计,让新型的农业组织管理形式、农业技术推广形式、所有权制度、金融体系、农业调控体系、社会服务配套功能体系的组织形式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4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4.1 建立现代农业首先建好农业产业链

行业的发展必须从行业的本质入手,农业的本质是产业链,做好了产业链这篇文章,也就找对了对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入手点,也就解决了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解决了“三农”问题。从农业生产活动上看,农业产业链要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来分析。大致上讲,农业的产前环节主要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准备。包括农资、农机供应准备,人力准备及分工、信息采集及分析、技术采用、生产方案建立及评估。农业的产中环节主要有:生产行为的实施、管理,人员对技术的应用及分工协作,信息及物资供应的调整。产后环节主要有:农产品采集、收储、加工、运输及销售。传统的说法叫产、供、销一条龙,理解的稍粗糙一点,其实在操作时要抓住重点要素。对于现代农业,在产业链的反映上要素主要有:生产前的组织活动(信息、决策、技术、人员、物资),有效的组织形式(农业生产组织机构),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收购、储运,农产品交易(销售)。

4.2 建立现代农业要抓住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4.2.1 建立现代农业,新的生产要素配置是核心

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在围绕着农业产业链的生产要素配置上我们是有成型经验的。如我们在国有农场的改革上,新型管理体制与新农业技术的应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里应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关注生产力的因素居多,如对新的应用知识的采用和推广,并形成新的、优越的的农业要素,相对来说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少了一些,而现代农业在改造过程中,产业链的要求恰恰是对新型生产关系中做为生产要素的充实与调整,主要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金融手段的使用,信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所有权制度,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使用等,发现并使用好这些要素,并把这些要素配置到位以后,才能真正使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做为生产力的新技术采用成为可能。

4.2.2 建立现代农业,引进和培育人才是根本

做为一个产业,其根本的支撑是做为产业运行主体,即农业组织及其核心的人员。我们目前很多支撑农业的人才并是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包括技术人员,也由于产业的特点,我们的人才多数集中在城市,这使得农业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的达不到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需要,也可以说,用人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人才需求上讲,能做好农业工作的并不一定是农民。因此,建立人才的流动机制,人才的培养机制势在必行,引进人才,吸引人才,让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进入到农业领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当务之急。附注一点的是,企业家不是管理者,真正的企业家是能够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4.2.3 建立现代农业,建立新型的组织体系是关键

这是现代农业的运行特征,是对生产要素的科学性、均衡性使用的必然选择。一是从区域划分上建立农业协会。主要负责本地各种生产信息的收集、分类与整理,市场研判,应用知识的选择与推广,生产行为的决策指导,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二是建立农业合作社。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作用主要是在农业协会的指导下,对本社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把握市场趋势,规避市场风险,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减少成本,利于农业增收。主要工作是:生产行为最终统一决策权,信息资料的使用,劳动技能的采用、分工与使用分配,生产资料的选择与成本控制,生产行动的组织等。

4.2.4 建立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是动力

建立现代农业政府要采取行政指令与利益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实践证明,政府指令性的行为多数不成功,或者失败。农民最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农业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整合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反之,农业生产不增加收入,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损伤,任何模式对农民不说都没有积极性。因此,建立现代农业,也要考虑到农民这个群体的特点,要用行政指令与利益相诱的方式,让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开局见效方能推而广之。

4.2.5 建立现代农业不能忽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是不能农产品的价格一波动,我们就利用行政手段去干预物价,要看到物价变化的实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农产品的限价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对流通环节去限价呢?农产品的限价谁又是受益者呢?二是农民的固定资产,由于城乡产权制度的差异,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差别,差别形成了农民财产收益的相对减收。

第7篇

[关键词]农业环境污染;经济制度安排;农业绿色补贴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4―0069―05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时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但另一方面,农药、化肥、地膜等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以及某些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而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基础作用,因此,针对农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的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农业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理论,即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现分别运用这三种理论对农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

(一)农业环境问题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恶化的特征,然后再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工业生产规模较小,环境污染问题较轻。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加抑制了环境治理,环境迅速恶化期。当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时,环境退化的势头得到遏制,并开始逐步好转。见图1: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定表现为从互竞互斥到互补互适。从图l可以看出,环境恶化被控制在环境不可逆阀值内,如图中的曲线c,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之间才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若环境恶化超越环境不可逆阀值,如图中的曲线C',这种“倒U”型曲线就不存在了。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假定,是对某些国家环境变化的反映和描述,但它已被一些国家的经验统计数据证实。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农业发展中。和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也经历三个阶段,依次经过传统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生产――清洁农业生产阶段。在农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农业生产采用原始的耕作方法,农业生产规模较小,低投入、低产出,施用化肥、农药等较少,畜牧业排放的废弃物较少,因而环境退化较为缓慢。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农用品的大量生产,促使农业生产者为追求农产品产量滥用化肥、农药、地膜等破坏农业环境的非理性的行为加剧。同时由于经济的技术水平较低,粗放型的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生产的产污系数较高,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加抑制了环境治理,这一时期是农业环境迅速恶化期。当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时,公众的物质生活质量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有了较大要求,对农产品的消费己由数量的满足转向质量的提高阶段。农业的清洁生产对污染及其控制方而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并且政府通过发展蓄积起来的经济实力开始转向环境整治和国土整治,使农业环境退化的势头得到遏制,并开始逐步好转。当然,环境污染问题应被控制在环境不可逆阀值内。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环境污染已经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污染仍在上升,与六七十年代相比,环境质量趋于恶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农业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转折阶段。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时期,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二)农业环境产权失灵

用产权方式解决环境问题最早是由科斯(Coase,1960)提出的。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据这个定理,现实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大多不是市场缺陷造成的,而是产权界定不清的结果。由于缺乏排他性的产权安排,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监督的责任,但监督的成本往往独自承担,监督的效果却由大家共享,导致“搭便车”行为。实践证明,产权界定清晰,环境利用与保护也就越好。

目前,我国的农业环境产权失灵十分普遍,这是因为:(1)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农业环境的范围不易确定,其产权边界也难以确定或确定成本较高。(2)目前农业环境产权还没有从农村土地使用权中独立出来,仍然依附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因此造成农业环境产权的所有者过多而难以确定单个农业生产者的权利。(3)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农业环境污染者和受损者资本和技术上的差异甚至行政力量的倾斜,使农业环境污染者和受损者所采取的战略是非对称的。(4)产权的明确性和排他性要求对侵权行为能够进行惩罚和赔偿,然而农业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与赔偿往往是非等价的。(5)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随客观条件(人们的偏好、技术条件、相对价格等)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具有完全信息及时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变化,这会使原本有效的产权安排缺乏效率。(6)有限的认识能力及对农业环境产权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使人们出现非理。

(三)农业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外部性概念是由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的,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缺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供给关系的对比,而环境问题正是这种正常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种失调现象,由此提出了“外部不经济性”这一重要概念。马歇尔的学生,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发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所谓“外部”是相对于市场体系而言的,是指在价格体系中未得到体现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这些副产品或副作用可能是有益的,成为正外部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外部性是有害的,成为负外部性。

农业环境问题中的外部性表现在:一方面农业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农业环境保护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农业生产经营者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私人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收益)确定的产量与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社会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收益)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这种偏离导致了农业环境过度利用,农业污染过度产生,有污染的低质量的农产品过度生产;另一方面,农业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劳务,这种物品或劳务一旦被生产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排除在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之外,因此,它是正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纯粹的个人主义机制使得农业生产经营者不会主动

为它付费,造成了农业环境保护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严重不足,有时甚至会出现供给为零的局面。

外部性与产权有一定联系,产权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但有些外部性又决非产权界定就能奏效。将外部性问题寓于内部性问题中,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而且可以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比较理想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二、农业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制度安排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的本质是经济行为主体受利益驱动而实现的调节,它是以承认各经济行为主体的局部利益为出发点,很难统观全局,自动地反映社会需求的长期变动趋势,不能使经济行为主体主动地根据环境和社会效益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所以治理环境污染需要政府实施必要的干预。

(一)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按“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排污者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经济制度安排。理论上,每一污染物的边际损害费用等于边际治理费用所对应的收费标准为最优收费标准,是实现全部社会费用(污染损害费用与治理污染费用)最小化的收费标准。按照最优收费标准征收的费用总额可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污染物造成的污染损害补偿费,另一部分是环境资源的使用费,因此,可以定量体现“污染者付费”和“环境资源有价”的原则。但由于很难将污染造成的损害精确计量和货币化,所以很难确定最优收费标准。

(二)开征环境税

环境税是国家为了环境与资源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环境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们开发、利用、破坏或污染环境资源的程度。如对污染性产品征税,可以将污染性产品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利用价格机制,淘汰污染性产品,推广使用无污染性的绿色产品。环境税的经济特征是,只要商品有一定的需求价格弹性,税收的价格效应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都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征税使污染性产品价格升高后,一方面可让消费者承担其消费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外部性;另一方面,价格升高,需求越少,生产者收益下降,通过需求变动,让生产者对其产品在消费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连带经济责任,利用利益动力机制有效地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污染行为。

(三)污染削减补贴

污染削减补贴的原理和环境税一样,既然生产者不愿从事环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那么借助于补贴手段,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生产者给予适当的补贴,使它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可以把社会所需而市场机制又无能为力的,环境保护活动诱发出来。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行为,但也包括一些旨在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的活动。补贴形式主要有赠款、软贷款、价格(或实物)补贴、税收减免四种形式。

(四)排污权交易

戴尔斯(Dales)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像股票一样,将污染权出售给出价最高者,出售的主体是作为全社会和环境所有者代表的国家,污染权也可以在拥有污染权的生产者间彼此交换。排污权交易是将环境资源视为商品,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进行控制的一种选择方法。排污权交易的运作首先要由政府管理部门以环境质量目标为基本依据,确定某一区域内各种污染物的允许排污负荷总量,进行初始分配,即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然后允许排放量在各污染者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易。由此可见,排污权交易是在某个特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总量控制下,按照区域内实际技术经济条件,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区域内各个污染源的排放水平和削减水平。这种经济手段具有克服法规标准局限性的巨大潜力,其核心就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目标间进行权衡。

三、农业环境治理中农业绿色补贴手段的效应分析

(一)农业绿色补贴是我国现阶段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理性选择

理论上讲,农业环境污染当然可以采取征税(或征排污费)、排污权交易等方式解决,但是农业环境污染有其特点:一是污染隐蔽性强。隐性污染源大大超过显性污染源。二是技术操作困难。政府难以制订一套以技术检验为基础的条例用于指导带普遍性的农业环保实践。由于从事农业的地区,其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必然使各种农业活动产生很大的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给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均带来了无法操作的困难。三是我国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普遍存在,农民收入较低,农民承担污染税或排污费的能力较弱。农业污染的这些特点不太适合采用通常的治理污染方式,而更加适合采用农业绿色补贴的方式进行。

农业绿色补贴是指国家按照环保标准来核定补贴数额的农业补贴。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实行多种补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农业补贴大多没有和环境保护挂钩,有的甚至起反作用。如对特定化肥农药的补贴有助于鼓励农民选择高产作物品种,却对土壤和水资源有长期不良影响。因此,转变农业补贴的补贴方式,实行“农业绿色补贴”是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理性选择。

(二)农业绿色补贴的实施

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对一些农作物实行农药、化肥限额使用政策,政府在“绿箱政策”范围内给予生产者适当的经济补偿对因限额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农业产出减少。将农业的支持与环境保护进行捆绑,逐步将农业补贴转化为农业污染补贴。首先,对实行农业绿色补贴进行评估。在实行绿色补贴政策之前,财政部联合农业部要对绿色补贴代替以前的农业补贴作有关方面的评估,如对补贴流向、补贴收入风险、财政补贴数量、对农民环保行动的影响、污染情况、纳税人负担情况进行系统地评估。其次,设置一些强制性条件,要求受补贴农民必需自觉地检查他们的环保行为,定期对自己的农场所属区域的野生资源、森林、植被进行情况调查。同时还要对土壤、水质、空气进行检验和测试,限期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政府再根据农民的环境保护实际核查情况,以此来决定对农民是否给与补贴、以及补贴的多少。再次,对表现出色的农户,除提供“绿色补贴”外,还可暂时性减免农业的有关税费,以资鼓励。

(三)农业绿色补贴的经济效应分析

1.农业绿色补贴的实施效应

和传统农业补贴相比,绿色农业补贴可以调节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使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染这一外部负效应得以内在化,一定程度上使农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能接近相应的社会成本与收益,有效地解决以往大量存在的农田结合部的土地污染问

题。同时,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克服单纯以条例对农业进行环保管理的缺陷,使农民能在市场的作用力下自发保护耕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见表1。

2.农业绿色补贴的模型分析

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绿色补贴手段,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建立起不同的补贴模型,并进行具体的效应分析。

(1)补贴模型(Ⅰ)――对农业生产产生正外部性者给予补贴  农业绿色补贴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者采取保持农业生态环境的措施,如农业生产者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退耕还林、还草等行为。见图2。

图2中P表示市场价格,Q表示行业的产量,q表示个体农业生产者的产量,MR、MC分别表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PMR、SMR、PMC、SMC分别表示私人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私人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成本,XR表示外部收益。

在图2(b)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业生产者会把产量定在q0处(按PMR=PMC的原则),而社会最优的产量应在q1处(SMR=SMC的原则)。如果不采取补贴手段,这个农业生产者就没有动力把产量扩大到q1。现假定政府向个体农业生产者支付XR数量的补贴,生产者就会将产量由q0扩大到q1。产量的扩大使整个行业的供给增加,图2(a)中的供给曲线由原来的S0移向S1,均衡价格由P0下降为P1均衡数量由

这就是说,政府提供补贴后,刺激个体农业生产者扩大产量,让更多的资源从其它用途中转移过来,用来增加这种产品的生产。

(2)补贴模型(Ⅱ)――对负外部性减少者给予补贴

补贴模型(Ⅱ)是指通过补贴手段刺激农业生产者减少具有负外部性产品的产出。有人把这种采取一定措施去降低未来的污染补贴称之为政府向污染者“行贿”。它是政府为了促使生产者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补贴的形式补助农业生产者。如对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使用的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见图3。

图中的符号说明与图2一样,MDC表示边际损害成本。在未补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者会按PMC=PMR的原则确定其私人最优产量(q0),而按社会最优应为q1,(q0-q1,)就是由于边际损害成本MDC的存在而导致的有污染的产品的过度产出。如果采用补贴手段,政府给个体农业生产者的补贴额也就是单位产品的(q0-q1)部分。由于补贴的存在,使有污染的农业生产者在产出为q1时的利润与在没有补贴时产出为q0时的利润一样,因此,补贴手段能激励有污染的产出的减少。

(四)建立农业绿色补贴体系,全方位治理农业污染

1.完善环境立法。借鉴国际上成功的控制有机肥、化肥和农药面源污染的法规,由国务院制订法规。同时,建立国家清洁生产的技术规范,拟定新的化肥和农药管理法律法规,鼓励能够减少面源污染的化肥和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建立我国有机废弃物排放的法规,有效控制城镇的污水排放和规模化养殖场牲畜粪尿的排放。

2.在实施农业绿色补贴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环境保护教育,以逐步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环境意识。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对农业立体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鼓励企业和农民采取环境友好技术,在适当的时候制定相应的法规,以实现减少立体污染和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8篇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动因;供给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3日

农业生产活动面临着种类繁多、频率极高的自然风险,而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仍不完善,大量土地仍然分散的由单个家庭进行经营。而单个农户根本没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而种植业和畜牧业又是农户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所以为了稳定农业生产活动、保障农民生活稳定,必须不断发展农业保险。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恢复农业保险的业务以来,各大保险公司都认为我国的农业保险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利润,纷纷踏足农业保险产品开发设计。可实际上,农业保险发展到90年代中期,各个保险公司发现它们不仅没有在农业保险领域获得巨大的利润,反而亏损严重。紧接着,各大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选择了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开发,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和险种急剧下降。我们农业保险遇到的困境和我国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财政支持具有直接的关系,那时我国既没有相应的农业保险立法支持,也缺乏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引导和管理。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对农业产品进行设计开发,我国的农业保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文即是针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希望梳理财政补贴的作用和功能,为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一、农业保险概述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农业保险是针对农业生产的保险业务,即由保险公司生产相应的保险产品供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分摊,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遭受的损失给予约定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方式。这一认知是把农业保险归入了商业保险的内涵中,而首都经贸大学的庹国柱教授则认为:“农业保险实际上并不是商业保险品种,而是政策性保险。农业保险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农村的一切风险,应该和商业保险、社会保障、政府救灾等措施一起发挥对农村居民的保障作用”。农业保险在实质上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是政府对农业风险的一种保障措施,是政府对农业的净投入,为了支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工具。

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农业保险可以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比较明显,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成果大小,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农业再生产的进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建立保险基金,以保险的形式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不稳定性,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农业保险可以保证农民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广大农民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从而使自己免受农业自身风险巨大的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可以保障农村金融体系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很多资金是由农业银行或者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如果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金融机构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农户购买了保险,当农民遭受经济损失时,资金将由保险公司进行补偿,这样可以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定性。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经济学分析

农业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包括了很大的外部效应和一定的非排他性。从农业保险的作用上看,农业保险是利益外溢的,其表现的实质便是“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农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只有通过农业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稳定的运转,才能过保证农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农业保险虽然仅仅面向的是农业生产,但影响的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所以认为它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准公共产品。从农业保障的角度看,农业保险具有非排他性。虽然,从购买保险的直接层面上看,保险购买行为是排他的,只有投保者可以享受保险赔付的权利。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常为了降低农业风险而采取措施,例如人工降雨、人工消雹等行为,都直接给其他农户带来了利益。因此,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在实践中应该定位为政策性保险,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三、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的必要性

在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支持其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只有通过财政补贴,才可以保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由于农业保险是以商业保险的形式运行的,在某一区域必须施行统一标准的保险费率,而农户是自愿决定是否购买农业保险的。由于逆选择的存在,低风险的农户将减少购买保险,而高风险的农户将增加保险购买,这便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补偿,减少了盈利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为此,保险公司会提高保险费率,这将进一步降低农业保险的消费,保险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摊。只有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才可以保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2、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发展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市场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它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农业保险自身利润较低导致保险公司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发展、开发农业保险。

3、只有对保险进行财政补贴,才可以保障农业保险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农业保险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其带来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营农业保险本身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论是保险的需求还是供给都具有双重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农业保险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成本和利益无法得到协调,将会造成市场运行的效率下降。

4、农业保险补贴是完善我国农业支持体系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高效运转,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补偿。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农业模式,单个农户获得的直接补贴是很少的,很难对农业生产起到太大的促进或者保障作用。反而通过很少的保费补贴,就可以活跃保险的消费和供给市场,很有力地加强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保障。从国际经验也可以发现,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了非价格保护农业的工具之一,WTO也明确要求各国政府需要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

四、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建议

为了我国农业保险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有政府财政介入,进行多形式、全面的补贴。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对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1、加快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立法措施。借鉴外国成熟的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立法工作是前提,只有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管理机构、补贴形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保险。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农业保险法》,以具体的法律形式确定农业保险补贴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才能建立一个高效的农业保险体系。

2、开发、设计多种农业保险补贴形式。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其发展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税收减免或其他税收优惠实现。通过对国外成熟经验的借鉴,我们发现农业保险的补贴形式包括对保险费进行补贴、对经营公司进行补贴、对保险公司和其他保险经营机构进行相关业务的税收优惠等。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滞后,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开发的动力不足,只有通过对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产品的业务进行补贴来解决。在农业保险市场日趋成熟、保险费率更加合理后,可以逐渐减少对其进行财政补贴的措施。

3、设立农业保险补贴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通过成立专门的农业保险补贴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不仅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补贴工作,还可以保证运作的合法性,有利于建立健全、高效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由于农业模式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建立专门的部门才有可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降低道德风险或者逆选择的出现。

主要参考文献:

[1]苏晓鹏,王兵.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北金融,2010.7.

[2]王海青.我国农业保险补贴初探[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5.7.

第9篇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享有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其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农户兼业化作为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对农户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降低;农户兼业与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这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而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多因素交织、错综复杂的过程,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剖析研究这一过程,本文利用2010年7月在山东省胶州市农村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从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农民的行为应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当农户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平衡时,农户停止进一步的劳动投人,农户经济活动量也就得以确定。所以,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虽然恰亚诺夫在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约束,但他的研究为分析农户兼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济头脑,又没有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果派专家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那么效率就会大幅提高,产量也会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出发,提出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生产资源在他们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很难作出哪怕是一小点的改进。他支持和提倡农民在完成季节性农业生产后,把资源配置到适当的非农产业。

(二)国内文献

不难看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农户兼业程度不高条件下农户对农业资源的配置行为与效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农户兼业日益深化,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与探索。主流观点认为,农户通过兼业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缺陷,使农户家庭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体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农户兼业也使农业被不同程度的副业化,降低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过建立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与农户兼业程度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陈晓红(2006)认为农村存在的普遍兼业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被副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她对苏州农户所作的调查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单位农业用地所产生的纯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纯农户与一兼农的亩均收益分别为2399元和2305元,二兼农为848元,非农户则仅为603元;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2010)指出农民兼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改变了农户投人的结构,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这说明兼业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与这些观点相对,向国成、韩邵凤、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国成、韩邵凤(2005)基于分工的视角,运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农户兼业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兼业的本质是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和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统一化,推动了农民组织化进程并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2008)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兼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通过回顾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时点的对农户兼业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静态研究,没有把农户兼业的发展趋势同与之相应的效率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突破口。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调查地基本概况及选择原因

山东省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山东青岛地区第一个撤县设市,其总面积达1210平方公里,辖11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近年来,该市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2010年粮食总产达46.7万吨;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四个15万亩”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等农业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0家,年出口创汇达3.9亿美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00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16个镇办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787个村庄建起了土地流转服务站,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农机化水平达到85%,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增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荣获“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市”称号。山东省胶州市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社会单位,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农村,其经济情况与政治形态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个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做调查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该地区农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胶州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非同质性,不同乡村甚至同一乡村内部的农户之间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样过程和样本构成

本次实地调研的调查小组通过与胶州市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主要从经济发达程度和代表性两方面考虑,在胶州市现有的18个乡镇(街道)中选取了营海、胶北和李哥庄3个镇的7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调查组共在7个村中走访了160个农户,后经处理,有效样本为152个农户,样本有效率为94.9%。调研活动得到了胶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调查结果

1.农户兼业状况

本文主要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各业劳动时间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家庭成员劳动时问70%以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纯农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一70%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一兼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以上用于非农业的农户为二兼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的为非农户。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152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8户,一兼农户为26户,二兼农户为98户。从总兼业率上来看,纯农户比例为18.4%,一兼户比例为17.1%,二兼户比例为64.5%(见表2),兼业率水平已经达到81.6%;在构成上二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兼业水平已经相当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户兼业状况的判断。

2.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状况

本文主要选取单位土地净产值以及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两项指标对农业生产效率加以表征。,从单位土地净产值这一生产率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土地净产值为1308.6元,一兼农户为1435.3元,二兼农户为1175.1元,纯农户的生产率水平低于一兼农户,但高于二兼农户;从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一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劳动净产值为2684.2,一兼农户为2407.5,二兼农户为1639.7,纯农户生产率水平高于兼业农户的生产率水平,其中一兼农户的生产率又高于二兼农户。通过单位土地净产值及单位劳动净产值的均值来看,纯农户略高于一兼农户,但差别并不明显,二兼农户则大幅度的低于前两者。可见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但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明显低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这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则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其数量过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地调研的分析可知,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1.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水平及利用状况。对所有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总数上兼业农户多于纯农户,二兼农户又多于一兼农户。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上来看,纯农户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要明显少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里一兼农户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农户。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这种现象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在外从事非农活动的机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少,只能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在农业增长日益依靠技术带动的情况下这无疑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J。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来看,纯农户最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最低,反映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向,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向势必会对农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关注。从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来看,兼业户劳动力在非农业与农业之间配置,而纯农户劳动力则全部进行农业生产。把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兼农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要高于二兼农户。而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兼业农户,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动力比例都高于季节性在外务工劳动力比例,且二兼农户外出劳力中常年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力比重明显高于一兼农户。这种劳动力利用结构,使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

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异,表5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耕地占有上来看,纯农户无论是耕地总面积数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都要多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内部一兼农户又多于二兼农户。从耕地利用结构来看,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略小于经济作物,并且一兼农户经济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农户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高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经济效益要高于粮食作物,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其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但同时种植这类经济作物需要更加连续、细致的劳动投入(比如蔬菜种植需要经常浇水),二兼农户由于将主要的劳动资源配置于非农产业,放在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相对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对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在各类农户中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的为纯农户,其抛荒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兼业农户的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二兼农户的抛荒土地面积又多于一兼农户,比例接近10%。综上所述,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土地抛荒面积少,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比较低,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由此可见,在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广泛存在,且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下,耕地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况。

3.农用物资投入状况

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农用拖拉机、排灌机等各类型农业机械)投资方面,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差别不大,纯农户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余额平均为3685.2元,一兼农户为3814.9元,二兼农户为2933.5元。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普遍采用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机播和机收,购买服务的比例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中都超过了90%,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在除草剂花费上,纯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每亩费用分别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别很小。在良种采用率上,纯农户和兼业农户良种采用比例都超过92%,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另外在农业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间管理方面的主观调查显示,85%以上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都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充足,农药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间管理及时,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见,在农业物质投入方面纯农户要多于兼业农户,但两类农户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说农户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资源及利用情况方面,虽然兼业农户尤其二兼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时间安排以非农为主,造成二兼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农业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老龄化趋势,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在农户耕地占有及利用情况方面,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土地抛荒面积少;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并且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这种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况表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具有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愿意投入更加细致的劳动和更多的精力,从而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第三,在农用物资投入方面,家庭中农用固定资产投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高于二兼农户,但其余各项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见我国总体上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还没有完全激发出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五、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并不显著,可见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低于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因此二兼农户比例的继续上升,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力资源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的差异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独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以农为主,把农业作为家庭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业生产积极陛较高,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较高;通过扩大经营面积以增加收入,农用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二兼户以非农产业为主,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外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面积缺乏积极性,土地利用率下降,农业主要物质投入低。因此,纯农户及一兼农户与二兼农户相比,更倾向于农业资源的集中利用,虽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处于劣势,其农业生产效率仍然高于二兼农户。

(二)相关建议及对策

第一,调整工农关系,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政府必须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在城乡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平台,通过调整工农关系,走工农平等发展的道路,继续加大农业政策性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提升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追加农业投资的兴趣与热情,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步进行。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应为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配置各种农、I要素。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确立适度规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为非农户让出部分土地,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引导兼业农户减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专业农户经营规模,使农业经营有利可图,从而有利于专业大户积累农业生产资金,追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逐渐占据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第三,促进农户分工,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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