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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理论逻辑起点财务本金财务目标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结果。财务理论结构是人们基于对财务实践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活动对财务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其功能在于界定财务理论体系的覆盖内容与容量，揭示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层次关系，梳理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指导和推动财务实践的发展。
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要解决如何确定逻辑起点问题。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出发点，即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不仅是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逻辑起点对理论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逻辑起点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构，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必须正确选择逻辑起点。
一、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
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范畴必须是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置身于理论体系之外，其次它是财务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财务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建立的基础，所以它应当具备高度的内在逻辑性。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整个财务理论研究的主线，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一定的拓展性和推演性。
2．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如果研究起点本身就模糊，推理出的其他范畴就必然模糊，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财务系统是一个由多要素有机构成的开放的信息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但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只有通过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连接，才能从复杂的会计环境抽象出某些内容供财务系统处理；也只有通过这个桥梁建立起来的财务系统才是严密而有用的财务系统，由此构建起来的财务理论体系才是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4．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不仅注重规范性研究，更注重实证性研究，从而使现代财务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又因为财务理论是从财务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财务实践，并在财务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决定了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在财务领域起到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还必须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二、当前学术界对财务理论逻辑起点观点的评述
1．本质起点论。“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财务理论初建时期。当时对财务的存废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财务理论工作者在形成财务独立论的过程中，从财务的本质研究出发，奠定了财务理论的基石（郭复初，199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务本质是财务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本质是事务的内在联系，财务本质是财务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财务管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1999）。”、“以财务本质作为研究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理论结合实际，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的体现（杨淑娥、王爱芳，2000）。”虽然财务本质体现了财务的内在规律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范畴的基础之一。但由于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范畴，它不能联系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并且它如同真理一样，无法让人们完全懂得，只能无限地接近，即不具可知性。因此不应将其作为逻辑起点。
2．环境起点论。“环境决定一切，存在决定一切。财务目标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财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财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财务理论（陈兴述，2000）。”、“财务管理环境是对财务管理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体系（王化成，2000）。”但笔者认为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是不合适的，因为财务环境只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财务理论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而且，财务环境虽具有可知性，但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系统联系起来，更不能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也不能推导出其他财务范畴。
3．假设起点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由于财务假设是人们根据客观环境作出的主观设定，故财务假设具有联系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的功能，并且具有可知性。但它并不能推导出其它财务范畴，即不是财务理论的基础要素。因此将其作为逻辑假设也是不合理的。
4．产权起点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意向经济管理活动，必然收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但产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财务范畴，无法从中推出其他财务范畴，更不用说对其他标准的满足了。
5．目标起点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财务目标具有内生性，不是财务系统之外的范畴，而是财务理论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理财目标能够很好地联系财务系统和理财环境”、“理财目标能够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较好地结合（李胜楠，2002）。”
6．本金起点论。“所谓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郭复初，1993）。”、“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本金起点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前述不同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郭复初，1997）。”
三、构建新的逻辑起点——本金与目标双起点论
通过对以上各种不同起点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以财务本金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以财务目标为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将其联系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
1．财务本金是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本金是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本金的投入、产出与增值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是本金的运动轨迹，也是财务资金区别于其他社会资金的规律性区别，由本金的概念可引出财务本质是本金的投入收益理论，从而贯穿与连接财务的内容、规律、职能、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即本金具有内生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基础理论范畴的基础。因此，将本金作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恰当的。
2．财务目标是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首先，财务目标符合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四个基本标准，即：①财务目标是财务环境对财务系统的要求的反映，也是财务系统满足财务环境的要求的标准，因此财务目标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②财务目标在理论上部分的决定了财务系统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保证系统，包括财务假设、财务原则和财务方法，在实务上引导着财务系统的运行，因此财务目标是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纽带。③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不同的财务目标，但这种目标是客观需要在人的主观上的反应，它能为人们所知，因此财务目标具有可知性。④财务目标也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范畴的基础之一。其次，财务目标理论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系统与环境的结合而形成的，它最能反映财务应用理论的行为目的。第三，财务应用理论包括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而财务目标是行为理论的活动起点和终点；而规范理论的作用是约束和激励财务行为，使其达到行为目标；以目标理论为起点能使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构成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财务应用理论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财务目标作为整个财务系统运行的导向，能够成为财务运用理论的最高层次和逻辑起点。
3．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最终都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务环境中。财务环境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且和财务目标共同决定财务对象。因此，将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起系统完整的财务理论。
4．财务理论结构的构建
双逻辑起点论不仅可以弥补其他起点理论的不足，而且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金起点论和目标起点论的优势，使得以此构建的财务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内涵和层次更加清晰。现初步提出我国财务理论结构的框架构建：
参考文献：
1、程德兴、王振玉.试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转论，2001：3：11～13
2、陈兴述.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框架.理论探索，2000：7：8～10
3、郭复初等.财务通论.第1版.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12
4、李胜楠.试论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会月刊，2002：1
5、陆建桥.试论财务假设.四川会计，1995：2
6、宋慧莉.财务理论逻辑起点及理论体系初探.财会研究，2003：2：32～34
7、王仲兵.诌议证券市场财务公开制度.黑龙江财专学报，1994：4
8、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2000：4
关键词：中小企业年金 ESOP信托基金模式 养老问题
一、中小企业年金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过高，抑制“第二支柱”的发展
第一支柱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过高从而削弱了企业建立年金的必要性。在较高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压力下多数中小企业已无力发展自己的年金计划。
（二）财务成本较高
企业年金计入了企业成本，且这部分成本不能全部在税前扣除。如果企业提取年金比例超过税收优惠比例，负担就会进一步加深。
（三）受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首先，受托人在双层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实际中往往会出现职能缺位现象。其次在实践中存在着管理者同时行使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职责的情形，这就导致了委托人、受托人之间的相互牵制机制的失效，就为管理者提供了舞弊的机会。
二、创新方案设计―― “ESOP信托基金”模式
我国的中小企业覆盖面广，类型众多。对于处在创业阶段、急需良好的管理人、技术人员作为创业支撑的中小企业，以及知识密集型、需要核心知识团队的中小企业，将以激励为主要目的的“ESOP信托基金”模式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具体操作流程：
（一）成立、设置或委托ESOP信托基金会
ESOP信托基金会是一个可以控制企业股份的独立合法实体，它掌握着年金计划的所有资产，并负责基金的管理运作和员工股份购买。其受托管理人可以由银行或信托公司担任。基金会通过购买企业股份的资金向本企业投生产性资金周转（实际以股份换取现金流），随后企业缴费给ESOP信托基金，并在被后者用于偿还银行债务时，这部分资金才被偿还。
（二）融资和偿还贷款
1、公司提供担保，ESOP信托基金会出面，以实行ESOP为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
国家应对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如出台相关规定调节降低信托基金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放宽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企业的贷款条件。
2、ESOP信托基金会运用贷款购买本企业的股份
这部分股份放置在暂时账户中并锁定，购买股份置于暂时账户至贷款还清前的这一段时期称为锁定期。在锁定期间，暂时账户由ESOP信托基金会进行管理。同时这部分股份也作为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担保品。在锁定期间内，暂时账户中股份每年的红利用来偿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国家可以对这部分红利给予免税或减税税收政策。同时，企业也要从员工当期工资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三、员工确定未来分发的股份份额并分发
在股份的分发上应重点体现激励的作用。股权作为对公司所有权并据以获得分红的凭据，员工退休后享有的这种权利，可以为其提供较高的养老保障。为体现激励性质，下面提出以综合系数法作为股份分发方法的设计：
（1）首先将员工按工龄层次分段，并制定每一个年龄段内的股份分发额，采用超额累进股份分发模式。
设企业依据工龄为员工分配的股份比例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X，可以得到：
[X=][m （Y
m+a*（Y-p） （p≤Y≤q）
m+a*q+b*（Y-q） （Y.>q）]
注：m为企业为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拥有企业股份总额比例的基值，即工龄为0时也应得到的那部分股份数额；
p、q为股份分发工龄分界点；
Y为员工的工龄；
a、b为不同的工龄段所对应的中小企业股份分发数额占比。
（2）将员工按岗位类别分段，并对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
设企业依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Z元。
Z=w*v
注：v为根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综合确定的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比例；
w为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
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Q=X+Z
四、投票权利
已经分配到股份的员工以个人名义行使表决权，未分配到员工手中的股份，由信托基金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关键词：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中图分类号：F234.4
一、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美国的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也一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也在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的不断发展而更加具体化、全面化和完善化。现如今，有好多企业不惜生产对人体有害的产品，置自身企业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只为追求较高的企业财务目标。是否这样做，企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从长远看来，这样只图眼前利益的企业不可能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最终将会走到尽头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获取经济利益其实并不是相冲突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增加企业的社会认知度，从而获得更大的盈利。
二、 国外文献综述
社会责任概念是1924年Sheldon在他的著作《管理的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要与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相联系，还要考虑到道德的成分。1953年，被誉为“社会责任之父”的Bowen出版的《商人的社会责任》，首次明确了社会责任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1967年Davis在Bowen的基础上对社会责任做了进一步的定义，他将社会责任扩大到了机构和企业。1979年，Archie Carroll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自愿（ 慈善） 责任四部分，并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开创了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研究的先河。1980年，Steiner将社会责任分为了两种：企业内在责任和企业外在责任。2007年，Jamali则Carroll在的四层次金字塔模型以及Lantos的三分类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3+2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和自愿性的社会责任。综上所述，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和机构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在这些不同的概念中，大多数学者及机构却普遍统一的观点是：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润的时候，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且也要考虑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不断明确化、具体化和完善化，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本世纪初，库珀提出，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一对形影相随的概念，企业在追求财务绩效时要对影响到他人、社会和环境的所有行为负起责任。目前，国外理论界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测度评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方法。1965年Ansoff最早在管理学界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方法，指出企业必须权衡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主要涉及管理人员、个人、股东、供应商及顾客等利益相关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理念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具体研究实例如下：
1972年，Moskovitz选出了14家自认为社会责任绩效较好的企业，并根据自己评定的标准建立了一套声誉指标体系，把企业分成了“优异的”、“值得鼓励的”和“最差的”三类，定性的分析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1980年，MargaritaTsoutsoura在《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中运用了S&P500公司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并采用了总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销售净利率衡量财务绩效，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正向的显著相关关系。
1997年，Waddock和Graves通过对符合S&PSOO指数的469家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衡量社会责任，并采用了总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和销售利润率衡量财务绩效，其最终结果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08年，Chin-Huang Lin and Ho-Li Yang et al选取 2002 至 2005 年 1000 例台湾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采用理论相关者理论对社会责任进行衡量，总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销售利润率作为财务绩效的衡量指标，证实了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能为企业带来更为长远的经济利益。
三、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在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起初，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衡量有些关联的研究有：沈占波、杜鹏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了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的构建，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从员工责任、股东责任、环境责任等七方面做了阐述；周旭卉通过对社会责任绩效指标的构建，为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严复海、赵麟在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将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化无形为有形。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也只仅限于近几年国内学者的依据国外利益相关者理论做出的论证研究，具有代表性主要有：
2010年，张雪南、郑璐以2009年最新公布的年报为基础，从沪市上市公司中随机抽取8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实证影响研究，证实了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既降低公司的成本，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
2010年，隋静， 蔚遥辉利用山西省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利用截止到2008年底的 22家非ST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一地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绩的影响，得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但不会损害企业的效益，还会为企业带来更长远的经济利益。
2011年，安国祥，张佳选择我国2007—2009年沪深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企业财务业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012年，孔龙、张鲜花以2007—2011年之间披露的独立社会责任绩效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得出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成正相关关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提高企业自己的盈利能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影响，企业应该站在长远的角度制定相关的经营决策，不贪图眼前利益，主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缺乏企业应具体怎样承担社会责任的措施方法，各国学者应该更进一步研究，以便能够实践的指导生产经营管理。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应更多的应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的结论，促进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我国企业高效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安国祥， 张佳. 企业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任关系研究[J]. 新会计， 2011.11： 20 -23.
[2] 郭红玲.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综述[J].生态经济.2006（4）.
[3] 任力， 赵洁.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2009，9（2）： 60 -65.
一、引言
在我国，政府审计研究存在两种概念：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绩效审计多用于理论研究界，研究力量多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而效益审计多用于审计实务界，研究群体多为审计实务人员和审计机构人员。国内政府绩效审计研究可分为几个部分：绩效审计理论基础研究，对中美之间、西方国家之间的绩效审计比较研究，评价标准体系研究，绩效审计的问题与困境研究，另外一部分是针对具体审计对象和案例的审计实务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保资金、公共工程投资、农业、资源与环境等领域。[1]
本文尝试从两方面研究绩效审计方法：一方面研究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的动力和轨迹；另一方面，试探性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数据来实证分析各种因素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启示。
二、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变迁轨迹
（一）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相关概念
美国会计协会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两大机构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概念进行了阐述。美国会计协会1993年给绩效审计的定义为：“由独立审计人员所开展的对一个机构、项目、职能或一项活动的系统且客观的评价，审计发现、结论和建议报送给负责监督或负责提出改进措施的党派或组织。”[2]这一概念可以认为是绩效审计从广义上的一种阐述，但如何评价、评价项目的哪些内容以及相关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等都没有很好说明。而政府问责办公室，即原来的美国审计总署（简称都是GAO），从狭义上很好地阐述了绩效审计的概念，也是本文所选择的定义。
2003年，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第四次修订版中将绩效审计定义为：“绩效审?是指对照客观标准，客观、系统地收集和评价证据，对项目的绩效和管理进行独立的评价，对前瞻性的问题进行评估或对有关最佳实务的综合信息或某一深层次问题进行的评估。绩效审计还要为负责监督和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在改进项目经营和决策以及加强公共责任方面提供信息。”[3]可见，美国绩效审计充分反映了被审计事项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二）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变迁轨迹
绩效审计方法是执行审计职能、完成审计任务、达到审计目标所采取的方式、手段和技术的总称。绩效审计方法的变迁与绩效审计变迁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绩效审计方法一般会伴随着绩效审计的变化而变化，但绩效审计的变化不一定会引起绩效审计方法的变化。但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即绩效审计的变化会引起绩效审计方法的变化。
李璐将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分为发票检查方法、综合审计方法和项目评估方法三个阶段。[4]在第三个阶段，李璐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绩效观念的强调，对量化评估方法的重视，对公共受托责任的关注。[5]
在对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网站上所公开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后，本研究提出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四阶段的变化（见表1）。
三、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动力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可从影响绩效审计方法变迁的动力因素来分析。在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的轨迹中，本研究得出如下四个假设：
（一）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动力的分析及假设
动力一：由于纳税人负担增加等因素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的变化，引起社会公关注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是否合理，进而要求政府绩效审计。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等引起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因素，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带来正面的影响，而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对保证绩效审计的实施存在一定影响。由此，可得出假设一。
假设一：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产生正面影响。
动力二：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结果，也会影响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实施效果。在绩效预算管理中预算准备、预算批准、预算执行的结果相对决算来说效果越好，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绩效审计方法的实施效果也比较好。由此，可以推测得出假设二。
假设二：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产生正面影响。
动力三：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会计基础对绩效审计方法的影响。采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量会计要素越多，或者对负债要素采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量程度越高，联邦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越好。由此，可以推测得出假设三。
假设三：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程度对实施绩效审计方法的效果产生正面影响。
动力四：与政府会计活动相关的法案、法规和相应准则的颁布对绩效审计方法的变迁也存在积极的影响。1981年、1988年和1994年、2003年、2007年和2011年六次对政府审计准则的修改。每一次政府会计审计准则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财务和绩效审计方法的具体操作，具体操作细节上的变化又会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推测得出假设四。
假设四：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给以后若干年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1数据
样本选取2002―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数据，其来源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官方网站。美国联邦政府合并财务报表包括六张报表：净成本表、运营与净资产变动表、净营运成本与统一预算赤字调节表、统一预算和其他活动现金余额变动表、资产负债表、社会保险表。每年10月1日始至次年9月30日止，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财政年度，也是合并报表的报告年度。
2变量
（1）因变量（Y）。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净成本是一段时间运营后的结果，而净资产是某个时点的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故需要估计出某一年的净资产的简便方法是取年初和年末净资产的平均数。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Y）=政府运营净成本/（期初的净资产+期末的净资产）。
（2）自变量（X1）。美国联邦政府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得到净资产，衡量了美国联邦政府运营一年后政府的财务状况。当联邦政府中负债比例增加，对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也会影响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美国联邦政府的产权比例（X1）=联邦政府的总负债/联邦政府的净资产。
（3）自变量（X2）。对于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的衡量，可以通过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联邦预算与联邦政府的净成本的差异率来衡量。由于净成本在净成本表中以负数来反应，为后期的回归分析，取其绝对值，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管理的绩效（X2）=联邦预算/│净成本│。
（4）自变量（X3）。通过联邦预算总额与净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某一年度，此数值越大，说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计量程度越小，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影响越小，即X3与Y是负相关。联邦预算与联邦政府净资产的比例（X3）=联邦预算/净资产。
（5）自变量（X4）。美国政府审计准则在近十年内发生两次较大的修改，分别在2003年和2007年，故在2004年和2008年的观察变量X4的取值为1，其他观察变量取0。当某一年美国政府审计准则变化，则次年X4=1；否则X4=0；
3模型
令绩效审计模型的输出为因变量Y，绩效审计模型可以认为是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2、X3、X4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μ0。其中，β0称为回归常数，β1-4称为回归系数。μ是随机误差。
（三）模型结果分析
1模型参数检验和拟合效果
由表1得出：相关系数为0988，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强。相关系数平方数值为0959，说明自变量X可以解释因变量Y的975%的差异性。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了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
2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得出：常数项数值为0209，其显著性概率为0374，大于005，说明常数项不能有效解释因变量，即美国联邦政府绩效审计方法效果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的显著性概率为0621，大于005。说明变量X1，即联邦政府的产权比例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为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97，但联邦政府的产权比例不能有效解释其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假设一未能被有效验证，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适当减少，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变好，进而可促进绩效审计实施的效果，但解释的效果并不显著。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的显著性概率为0，小于005，两者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7。假设二被验证，即联邦政府的绩效管理中预算准备、预算批准、预算执行的结果都会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产生正面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程度对实施绩效审计方法的效果影响显著性概率为0，小于005，说明两者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852。假设三被有效验证，即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程度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存在着比较大的正面影响，也充分说明政府财务报表中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记录的负债，尤其是隐性债务，对其最终的绩效审计来说比较重要。
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影响显著性概率为0436，大于005，说明虚拟变量X4，也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为正相关，由于其相关系数为0005，说明每一次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对以后绩效审计方法实施的效果产生很小的正面影响，而审计准则的变化未能有效影响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只可解释其中的564%影响因素。假设四未能被有效验证，说明每一次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审计项目的??计结果。
（四）结论
从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过程中分析得出其四个动力因素，并构建这四个因素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影响模型，研究结论如下：
美国联邦政府财务状况对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产生正面影响的结论，虽然未能被有效验证，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的财务状况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后进行的绩效审计。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影响着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进行绩效审计的经费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直接向美国国家预算机关申请所需要的款项，由国会预算委员会直接拨付，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在其职责范围内使用预算拨款而不受政府控制和行政当局的干预。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预算管理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产生正面影响。绩效预算是政府绩效管理的组成部分，特点为：一是追求效率的理念。二是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管理的技术支撑。三是通过公共选择机制来增强责任，提高支出效果。这些为其后的政府绩效审计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故而对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产生正面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中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程度对实施绩效审计方法的效果产生正面影响。收付实现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不能全面反映政府资金运动，会计报告信息不够完整，而权责发生制可以提供收入支出方面更全面、准确的信息，能够对政府的资产、负债进行全面的反映，进而对后期的绩效审计提供强有力的审计证据，给绩效审计方法的实施带来更好的效果。
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产生正面影响。2007年版的《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的编写体例采用的是“块块式”模式，即按照审计工作总的要求、审计的主要类型和职责编写。因此，准则的变化对强化绩效审计、优化绩效审计方法起到促进作用，进而美国政府审计准则的变化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实施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四、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政府绩效审计方法变迁动力的实证分析的结论，从政府的财务状况、绩效预算管理、财务报告的基础和政府审计准则对我国的政府绩效审计具有一定的建议性指导作用。
关键词：医院财务分析；评价体系
医院的财务分析是医院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医院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数据为依据和起点，采用专门的分析方法，对医院经济活动进行系统分析，评价医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目的是了解医院过去、评价现在、预测未来，帮助医院管理者对医院重大经济事项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所以，建立客观、公正、规范、综合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是现代医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医院财务绩效评价的概念及构建意义
（一）医院财务分析评价的概念
医院的财务分析评价就是指利用各种评价指标，对医院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评价，说到底就是对经济效益的评价。
（二）医院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可以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出医院的资产运用及财务绩效情况；新医改实施以来，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医院的规模化发展，也应该以完善、公正的账务绩效评价体系作为保证。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是医院业绩评价的重要依据，医院的财务绩效指标标准进行公布后，可以有效推算出医院财务绩效的管理水平，并从中找到管理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
二、医院财务绩效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医院大多数采用四部循环法财务绩效管理模式，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首先，财务绩效评价制度的有效性相对欠缺。据调查分析，我国大部分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并不科学，相关数据缺乏真实性和全面性，同时在评价分析方法上也缺乏统一性，从而造成的各项指标体系的偏离。还有部分医院在财务绩效评价方面缺乏均衡性，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只对财务指标重视，从而忽视了医务人员及患者的满意度；其次，很多医院在财务管理监督体制方面还有待完善。医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如果内部控制体系也不完善，就会出现财务监督不到位，财务绩效评价缺失等问题。有些医院虽然构建起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但其各项评价指标却并不符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大多数是局部的或者事后的，与内部控制的核心严重偏离，这种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如同虚设。
三、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明确医院账务绩效评价指标
1.评价指标确立的原则
针对医院财务绩效评价应该尊重全面、联系、客观、实际的原则。所谓全面就是指医院的各项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必须包含着医院财务评价的全部内容，涉及医院全部经营发展范围，不仅要涵盖医院的经济获利能力，还包括了医院的持续发展能力社会效率等；所谓联系就是指，每个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必须是有机联系起来的，这是对指标权重进行衡量的主要因素；客观、实际就是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应该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减少随意性，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衡量。医院不同，其指标也不尽相同，指标的权重自然不同。但是需要保证的就是表现出充分客观的一面。此外，指标设定还必须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充分结合起来。
2.各类指标的权重分析
医疗卫生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医院规模的不断增长，实现医疗卫生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适当加大对资产质量指标的权重，促进医院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公立医院来说，由于其债务风险大多由政府承担，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可适当降低债务风险指标的权重，可对医院的短期债务风险进行适当考虑。为了实现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大化，医院还应该将就诊流程尽量简化，以提升其业务量。以业务量来带动经营利润的提升，因此，可适当增加经营增长指标的权重。随着医保制度的实施，医院的成本管理也更加严峻，成本管理好坏对医院的经营能力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医院还应该加大成本管理指标的权重。
3.评价指标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进行验证，可综合考虑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收益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发展能力。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也具有企业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选取以下几项：即资产质量指标、经营增长指标、成本管理指标、债务风险指标。
（二）进一步完善医院财务绩效的相关制度
医院作为一个实体经营单位，其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配合方可实现。因此，医院应该从全局出发，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以保证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顺利实施。首先，医院应该考虑落实全成本核算制度；其次，医院还应该对财务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进行完善。由于医院级别不同、类别不同，其医疗服务对象及服务目标也不同，因此，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符合医院发展战略的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最后，医院还应该强化财务管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加强成本管理，还要加强内部审计与监督工作，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财务管理与动态监督。
（三）加强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医院必须注重对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全面而科学的绩效考评结果是反馈考评信息，帮助医院实现财务的高效管理，以及实施各项账务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医院应该充分考虑对考评结果的运用，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实现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同时也为医院的卫生服务水平提高打下坚实基础。比如对人均门诊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出医疗消费的价格走向，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新增项目的乱收费问题，也可有效避免医疗费用的不合理现象。
参考文献：
[1]李俊生.医院财务绩效管理评价模型研究[J].人力资源，2014（06）
本文仅就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对象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审计对象概述
审计对象是审计行为的客体，即审计监督的目的物。
理论界对审计对象内涵的认识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指被审计单位；二是指被审计的具体事物；三是指被审计单位的有关具体事物。其中第二种观点，针对被审计单位的具体事物，又可细分为三种不同解释：①审计对象是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这种观点主要反映了传统财务审计的实践要求，随着审计领域的不断扩大，其局限性十分明显；②审计对象是通过一定载体反映的，涉及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和资源财产的经济活动，这种观点将审计范围大大扩展，但内容不够具体、明确，与实际工作的感性认识存在一定的距离；③审计对象是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及其所体现出的经济信息。这种观点将审计处理对象―经济信息与审计监督及控制对象―经济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审计领域扩大对审计对象表述的要求，同时又符合审计人员的感性认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审计对象一般是指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作为提供这些经济活动信息载体的会计资料及其他资料。审计对象是对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内容、范围所作的理论概括，审计对象的外延表现为审计实体（即被审计单位是谁），审计对象的内涵表现为审计内容或审计内容在范围上的限定（即审计什么）。
根据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国家审计对象的实体（即被审计单位）是指所有作为会计单位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行政机关、国家的事业组织、国有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等；国家审计对象的主要内容包括上述部门的财政预算、信贷、财务收支（资产、负债、损益）和决算，以及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效益。
二、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对象
绩效审计对象是绩效审计行为的客体。上述有关我国国家审计对象的法律条文是按照财务审计的思路确定的，从审计对象概念的外延（审计实体）角度看，该法律规定，既适用于财务审计，也适用于绩效审计，但相对于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可以是单个，也可以是多个；从审计对象概念的内涵（审计内容、范围）角度看，绩效审计较之则要丰富的多，包括各项方针政策、各项活动、各个项目，不局限于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等资金方面。
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对象是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客体，即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所体现的经济活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信息。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对象是对农村公共投资项目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内容、范围所作的理论概括。
（一）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被审计单位
由于绩效审计不仅要关注被审计单位内部的绩效，还要关注被审计单位绩效的外部性问题，加之农村公共投资项目通常会涉及资金分配、再分配、管理、使用、监督和项目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等单位，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对象通常会超过一个单位，即从审计对象概念的外延而言，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常常涉及多个。
（二）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内容、范围
1．从农村公共投资概念的外延角度认识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内容、范围
农村公共投资是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对农村经济活动中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资源和要素进行的投资。由于农村公共物品所包括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到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乃至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分类标准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根据农村公共物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性质不同，农村公共投资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投资及准公共物品投资；根据公共物品的最终用途（功能）不同，农村公共投资可以分为生产服务性投资及生活服务性投资。上述分类都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际意义，本文采纳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实践出发考察农村公共投资分类，在具体调查研究中，不对完整意义上的全部农村公共投资进行一个详细列表或具体分类，而是选择一些农民感受相对较深、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公共财政支出较多的农村公共投资进行研究。以此为依据，本文将农村公共投资界定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投资、农村公用事业投资和其他公共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具有满足农民公共需要特征的、服务于农村社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的各种硬件建设和服务的总称；农村教育投资是指一定时期内农村教育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农村公用事业投资是指一定时期为满足农村公用事业发展需要所进行的各类投资；其他公共投资，是指除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投资、农村公用事业投资之外的一切农村公共投资。
综合上述观点，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内容包含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审计、农村教育投资审计、农村公用事业投资审计及农村其他公共投资审计等，这是从农村公共投资概念的外延来认识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对象（审计的内容、范围）。
2．从农村公共投资项目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基本环节角度认识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内容、范围
农村公共投资项目实施、运行涉及多个单位、多个环节，根据绩效审计的特点及要求，农村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包括投资项目前期决策绩效审计、项目过程管理绩效审计及项目投资综合效益审计。项目前期决策绩效审计包括投资项目立项决策程序审计、项目可行性研究审计、设计概算审计、项目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审计等；项目过程管理绩效审计主要包括项目法人制审查、项目招投标审计、征地拆迁补偿审计、施工过程审计、工程监理审计等；项目投资综合效益审计包括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价及投资项目环境效益评价等。
关键词：绩效审计；医院；平衡计分卡一、医院绩效审计的概念及基本涵义
1.绩效审计的概念
绩效审计是指，审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运用审计程序和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效果进行审查与评价，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又称为“3E”审计。其中经济性是指以相对较低的费用取得有一定质量保证的资源；效率性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效果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
2.医院绩效审计的概念及基本涵义
医院绩效审计是指通过对医院一段时间内使用的人、财、物等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对提供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的分析，通过现有情况，挖掘潜在实力，以提升医院效益，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服务，为医院创造效益。（刘和涛 2011年）绩效审计不同于财务审计，第一，审计范围较大，审计周期较长。相对于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目标层次提高，审计内容增多，除了运用财务审计的方法外，还利用经济数学方法和现代管理方法。第二，价值目标多样，评价标准难以统一。医院作为典型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日常管理业务活动中，不仅仅考虑到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要求在突出社会效益导向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因此，不能以简单地经济盈亏来评价医院的效益。第三，起步较晚，认识模糊。绩效审计的起步要远远晚于财务审计，相关的法规条例、标准都尚处于缺失状态。加之有相当一部分审计人员对于绩效审计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大多数审计人员对绩效审计的认识还停留在国外有关资料的介绍层面。这就导致了医院绩效审计止步不前。
二、医院绩效审计的现状
1.注重财务指标，忽视非财务指标
受到财务收支审计模式的影响，现有的医院绩效审计评价模式依然将审计的重点放在体现经济效益的财务绩效指标上，轻视了评价社会效益的非财务绩效指标。对于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医院，这样的指标偏重是十分危险的，它将会影响医院的战略发展的目标设定，将走了以盈利为目的误区。
2.偏重内部评价，忽视外部环境的分析
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是个相对稳定的体系，同时它更应该是一个具有“自净”能力的体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医院的战略发展也是不断变革发展的，作为医院管理中重要部分——绩效审计也应该随着环境要求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使用与医院战略目标、外部环境要求不符的、脱节的绩效审计指标不仅不能真实地评价医院的绩效，甚至会阻碍医院的发展。
3.侧重短期目标，偏离长期战略目标
绩效审计评价的指标应该与医院的长期战略目标相统一的，但同样受传统财务审计模式的影响，让医院的绩效审计指标侧重于当年的短期目标，往往忽视了医院的整体战略目标，使得每一年的绩效审计侧重不同，连续性较差，达不到持续建议改进这样的审计效果。医院绩效审计的目标应与医院的长期战略目标高度统一。根据医院战略目标实施的不同阶段，设定相应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从而使得绩效审计的结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医院发展，与医院战略目标相切合，便于战略目标不断调整。
三、医院绩效审计评价的思考
医院绩效审计的核心问题就是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设定。笔者大胆引进绩效评价工具——平衡计分卡，试图建立医院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正如，平衡计分卡的创始人卡普兰教授说的：“衡量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是否成功，应该视其能否有效地满足纳税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他们必须为客户或利益相关者定义一个具体的目标。财务因素可以发挥促进或约束的作用，但是很少成为主要的目标。”，而平衡计分卡是从组织的战略目标出发，围绕着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这四个维度展开评价。平衡计分卡保留了传统的财务指标，也兼顾了财务目标的业绩驱动因素，在追求财务结果的同时，监控组织为了未来的成长而培养的能力和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过程。特别是医院这样一个知识型员工高度集中的组织，其核心竞争力就是培养智能资产和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优秀的医疗资源、人才T队的培养、完善合理的内部流程、先进的服务理念、员工的积极性和灵活性、满意而忠诚的客户群等等，而这些资产却难以在医院的资产负债表上得到体现。同时，这些资产的评价是传统财务审计无法给予的，只有通过以平衡计分卡为理论依据的绩效审计才能准确地传达这些信息。
医院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应根据部门不同职能属性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这四个维度来确定。医院部门按照职能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临床科室、后勤科室、行政科室。这三类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服务于医院战略目标的侧重点是不同，那么他们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也应该是不同。以临床科室为例，临床科室的目标就是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他的客户群是患者，相关指标大致为住院患者满意度、门急诊患者的满意度、有效投诉等指标；内部流程则是诊疗流程、病历书写流程等与医疗相关的流程指标；学习与成长部分则集中在科研与教育上，一般是论文数量与质量、课题数量与质量、带教的通过率等指标；财务部分主要围绕着药占比、科室医疗收入与成本而衍生出的指标。后勤部门则与临床科室有所不同后勤部门的目标就是配合临床科室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及时、优质的后勤保障；后勤部门的客户群是医院的全部的临床科室；内部流程则关注在有形资产的采购、维护等流程上，对于资产利用效益、效果进行评价；财务则集中在预算执行情况上；学习与成长部分则加强相关的培训力度，特别是高值大型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领域的专业培训，并且与激励政策挂钩，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行政部门也是同样的，重点在内部流程的优化，以及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临床科室。
四、结论
医院绩效审计是内部审计发展的一大趋势，同时也是解决医院效率低下、医患矛盾突出的有效方法之一。引进平衡计分卡这一领先的管理工具到医院绩效审计或许是打破目前绩效审计僵局的一种方法。（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卡普兰等.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为[J].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6）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制度理论；资源松弛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偶尔的企业家个人慈善之心，到逐渐融合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所有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在这一变迁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这些研究方向和热点时间跨度逾30余年，从较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评价模型，[2][3]到被长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4][5][6] 再到近些年来被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关系，[7][8][9]以及最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决策过程关系，[10]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繁杂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呢？厘清这些问题及其渊源，既是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后续研究的必要起点。
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从时间和研究历程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后所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从点、线、面的演化角度分为三阶段）；另一重含义是从研究的逻辑上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前因”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在学术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将基于“点、线、面”的结构演化逻辑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各个方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逻辑维度上，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界定为起点，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而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传递的相关现象。
二、“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困难
自从Clark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12]概念以来，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边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时”而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4]，这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时间轴上无法固定。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因“地”而变。同样的企业行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认定[15]，这也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复杂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因 “人”而变。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重叠[17]，以及概念内核的复杂性[18]，也都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简单定义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由于以上原因，简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更倾向于采用“评价模型”方式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Carroll给出了一个三维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定义为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行为。[2]“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一直都存在争议，但Carroll的这个定义是最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7]由于模型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易于与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新兴理论相结合，因此，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徐光华等基于共生理论，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嵌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构建了包含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时钟模型”，从企业的微观经营角度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9]李正等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六大类共十七小类内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额外义务，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20]最近，肖等则从经济价值创造、环境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透明运营四个维度出发，结合战略理念与管理制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钻石模型”。[21]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评价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二是虽然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很难有简单一致的结论，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必要的反哺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用[15]，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从复杂性和道德性两方面看，企业的行为可以总结如图1。
图1左侧象限中的行为指企业违反商业伦理而意图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中，复杂的有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例如过度避税）；简单的则如商业欺诈等行为。左边象限中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范围之内。图1右边象限中，都属于企业符合商业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这类行为中，简单的如企业履行符合经营与财务责任的行为，这类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是复杂事件，但在商业逻辑上是简单事件，这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责任会明确的得到相应的、可预期的惩罚，对应的损失也容易估计；而复杂的则如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责任后，成本不好估计，收益也不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具有的复杂性和道德性特征，让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从“推动企业完成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①①利益和投入简单相关的行为，企业会自发地完成或者规避，并不需要学者的“鼓动”。 ，这也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线”――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学术关注，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财务绩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把财务绩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或者前置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源松弛理论（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该理论认为，企业投入社会责任行为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充沛物质资源的企业相对于资源枯竭的企业更可能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假说由于符合一般直观和常识判断，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财富杂志的企业声誉评级数据，经验性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3]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Aupperle等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复杂的概念，采用不同的变量表征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实证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24]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顾了以往的52个研究，综合33，878个观察值，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资源不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这一支线上，最近的理论趋向于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在当中有一些中间体承担了中间变量的角色，企业的财务绩效推动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2]我们认为，这一中间变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沿袭了资源松弛理论的逻辑，只是在资源的种类和产生作用的机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Surroca 等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会推动企业四类无形资产（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长，而这些无形资产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2]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
前述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资源松弛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实证的结果也相对较为一致。然而，在问题的另一侧，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有较大的争议。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由于完成了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资源，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理论中，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吻合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5][26][27][28][29]另一类以理论（Agency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建立经理人自身的名誉等）而让股东“买单”的行为，因此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分支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差异很大：既有得到正相关结果的，也有负相关的；有正二次曲线相关的，甚至还有负二次曲线相关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比较间接。
这一支线上最近的文献进展也大都围绕“间接影响”这一思路展开。Cheng等认为，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中间因素。[9]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润的项目时，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9]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融资约束就搭建了链接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桥梁。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融资的成本；[32]同时，更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导致更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进而降低资本成本。[8][33]这样，融资约束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间传导因素。在国内，刘计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经验结论。[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证据表明，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时也有更好的财务绩效。[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线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企业财务绩效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果”（如图2所示），这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加上企业社会责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两者线性关系很难在计量层面找到一致证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9]也导致计量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
更进一步的考虑两者关系，我们至少还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企业财务绩效所代表的资源松弛程度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吗；二是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影响之外，还会有别的“溢出效应”吗？为了进一步回顾现有文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进一步扩展，回顾一个包含了多种线性关系的“面”的逻辑结构。
四、“面”――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方面，财务绩效虽然反映了公司的资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经济后果方面，由于中间变量的存在，其溢出效应导致财务绩效显然不会是唯一的经济后果。
（一）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
除了经济资源以外，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差异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论（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一支线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论框架，构建了以国家法律、行业自律、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道德水平、工会组织以及交流通畅程度为要件的制度影响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着重从国家的维度分析了不同国家间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差异及其理论原因；[15]最近，一些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国界的研究，则为这一制度差异理论提供了检验性的证据。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纳的制度环境，认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加纳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越是有财务资源的公司越可以通过贿赂等非法渠道获得所需的商业利益，而无需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讨好”利益相关者，进而合法地获得商业利益，因此，在加纳，资源约束理论所得出的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的结论会由于其制度环境而变为负相关，而最终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36]类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发现，总部在海外的肯尼亚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国制度压力，进而更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环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就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illman等认为， 董事会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公司与外界交流的通畅性，以便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出更及时和准确的反馈。[38]在管理层面，Joshi等也观察到，多样性较高的管理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39]以上证据也支持了Bear等的结论，即多样性的人员组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质量，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质量。[40]Walls等基于环境绩效，做了一个包含所有权性质、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特征的综合测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治理环境影响的框架。[41]
（二）多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
由于中间因素影响以及多个市场的交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较为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和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两个大类。
1.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同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馈方面，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披露为自变量，而因变量主要集中在资本成本和公司市场价值变动这两个方面。
在资本成本方面，遵循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haliwal 等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前期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在当期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而在本行业中较好地完成社会责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后能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8]由此可见，公司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会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并会被看成是公司诚信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从而降低公司随后的资本成本。
在公司市场价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陈玉清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信息，构建了企业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对股价的解释力较弱。[4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责任会对公司价值有不同的影响。[43]而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大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股东财富有正相关的影响。例如：Godfrey发现慈善能够有效增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股东财富；[44]Al-Tuwaijri等曾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资本市场反应做过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内生变量，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披露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三者间有相互交错的正相关关系。[45]
导致上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体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等等，但有一个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质量的差异。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不高是资本市场反馈不明显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献中等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向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可见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资本市场给予对应反馈的一个必要前提。[46]
2.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宣传与反馈而作用于商品市场，并产生经济后果。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一个企业构建某种无形资产，进而带来经济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资源驱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经济后果，并识别出人力资源、创新和研发、公司声誉以及公司文化这四类最终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能为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样本数据以外，考虑到商品市场受到较多因素干扰的特点，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响来考察企业的应对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国汶川地震作为特定考察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后我国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项以外，构建实验也是一种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径。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实验发现，当企业福利上升时，受雇员工对企业的反馈也会增加，并且，反馈行为无论是否直接影响相应员工福利，这类反馈行为都会显著增加。[49]由此可见，至少在企业内部的劳务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营效果有着正相关关系。
3.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呈现多维“面”结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整体框架可由图3表示。在资本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如何测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进行信息质量判断时主要还是从信息有用性方面进行考虑，而忽视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财富500强企业年报内容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方式，而该
研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反馈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对投资人的有用性。[50]宋献中等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的研究；[51]该研究虽然照顾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认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品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相应经济后果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场的“付出”性质（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例如捐赠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场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必然对当期经济后果有着直接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通过各类不同的商品市场间接地导致正向的经济后果（也就是中间变量）。我们认为，由于前一类负相关的作用是当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类作用是延期并且间接的，这导致两者作用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两者关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像财务报告不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对投资者有重要作用一样，依附于企业年报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及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投资人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过商品市场，投资人同样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某个信息，而不是社会责任报告，即商品市场的社会责任信息溢出。类似的，基于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行为和境遇。
五、思考与展望
综上，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点”，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回顾得出“点”（如图1所示）的复杂性与道德性，进而由此引出“线”（如图2所示），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回顾线性关系时，我们又借此看到单独并直接讨论线性关系的缺陷，进而引出“面”（如图3所示），即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多维度的因果联系框架，最终基于现有文献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内容观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方面，而且，在这条线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反馈一侧。而基于目前的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作为一个直接反映管理团队道德水平的信号[7]，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与融资成本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与股价以及公司的财务表现的关系则是相对间接的。因此，我们认为，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团队道德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中探寻驱动、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对于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方面的结合，无论从结合时间方面还是从资本结构等方面都还有更细化的空间；此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所在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跨国对比研究以及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维度更好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从研究对象所处领域观察。相对于资本市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则显然不足。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性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是市场对其在商品市场表现的一种评价与预期，如果说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肯定态度，那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市场预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商品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利益流入。我们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什么途径和机理转化为经营绩效（经济后果），而这些途径和机理又是否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性研究，这类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依然具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3.从研究范式观察。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规范和理念的探讨上，而将社会责任绩效指数化，并将其作为一个类似利润一样的反映企业经营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标，进而研究指标与其他企业经济指标之间关系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场研究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场的企业行为信息大部分属于企业内部信息，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进而在客观上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帮助研究人员暂时摆脱目前数据缺乏的困扰。其中，实验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实际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帮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环境中逐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够将研究对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帮助研究者从企业内部角度理解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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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both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ector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SR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e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about its entire logic frame.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beg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ith the concept of CSR and then we develop it to a “lin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lly， we built a net，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S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SR.
关键词：网络组织 治理绩效 平衡计分卡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2-152-02
1 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内涵
目前，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学术界对其概念一直未给出严格的界定。20世纪80年代是网络组织治理研究的迅猛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实业界，国内外众多企业采取了网络治理以达到其更高的经营目标。孙国强（2005）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通过分析、归纳，明确界定了网络组织治理，即网络组织治理就是以治理目标为导向、治理结构为框架、治理机制为核心、治理模式为路径、治理绩效为结果的复杂运作系统，网络组织治理是对网络组织的治理，治理行为的主体是合作诸结点，客体是网络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态，治理过程是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现有的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网络组织各具体模式展开的，因此，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文献不是很多。严建援（2003）等从战略联盟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企业为实现特定目标是构建战略联盟的初衷，如何判断目标的实现程度，就要由联盟绩效来体现。李维安（2003）提出了网络组织运作绩效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孙国强（2005）界定的“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概念在内容上相同，只是概念的表述不同。如前所述，网络组织治理是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其运作过程是在网络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约定或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我运作，因此，“网络组织治理绩效”与“网络组织运作绩效”没有实质区别，正如李维安和孙国强把之定义为：不同市场主体在网络化协作的框架之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资源共享，风险共担，通过一系列协同互动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时间内所增加和创造的价值总和，即协同效应的大小。
国外对于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研究相较国内更为深入。Uzzi（1996）从结构性嵌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组织的经济行为受到网络结构和嵌入的影响。Gulati（1998）认为，合作伙伴之间丰富的信息交流使得联盟网络表现出更好的绩效，然而实际操作中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网络的运行和发展，他以汽车产业的供应关系为例，得出关系嵌入越多绩效表现越好的结论。Zaheer（1997）等人经过研究也得出关系嵌入越多绩效表现越好的结论。并且通过实地调研后得出信任会影响个人与组织间交易关系的绩效。
2 网络组织具体模式的治理绩效评价
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是衡量该网络组织存在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但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评价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以往的研究都是从网络组织的个别形式入手，对其绩效评价进行研究，如：产业集群、战略联盟、供应链、企业集团等。这些网络组织具体形式在进行绩效评价时都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方法。
2.1 产业集群
对产业集群治理状况进行评价，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指标体系上，同时确定科学的评价方法。近年来，各种评价指标综合了众多领域的相关知识，使得由指标确定的综合评价方法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深入。目前可以将这些评价方法归纳为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两大类。主观赋权评价法是采取定性的方法，所得权数是根据专家学者的主观经验判断而来，这类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而客观赋权评价法所得权数是根据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或变异系数确定的，例如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TOPSIS法等都属于这类方法。此外，国内学者杨文生、易明提出平衡记分卡运用于对产业集群自身发展绩效的定量评价，并基于平衡记分卡对产业集群绩效评价实施流程和指标体系进行初步设计。
2.2 战略联盟
学者们将战略联盟治理绩效分为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组织绩效三部分。其中，财务绩效用以衡量联盟企业是否获取了预期的财务收益，包括使用收益率、销售增长率等具体指标（Hamel Doz & Parahalad，1989）；运营绩效用以衡量联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Parkhe，1993；AfricaAri-no，2003）；但是这种方法还有待进一步考量。由于联盟企业的财务信息具有敏感性（Bucklin&Sengupta，1993），所以大部分研究人员使用运营绩效和组织绩效相结合来评价战略联盟治理绩效。
2.3 供应链
对供应链而言，目前对供应链治理绩效评价理论研究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供应链治理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相对来说更少一些。Lummus等人认为，每一项指标都有理想值、目标值和当前值三个指标。供应链绩效管理的目的就是按照理想值设定目标值，进而根据目标值改进现有的绩效状况。而从目前文献的供应链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设置中了解到，其评价过程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问题，因而在绩效综合评价中，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关键。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中，以比较分析法、Delphi法、熵技术、层次分析法（AHP）、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等运用最多。对方案的评价采用主观判断法、平衡记分卡（BSC）、模糊综合评判、线性加权法、数学规划法、欧式范数法、概率统计法、逼近理想解法（TOPSIS）的综合排序、ABC法、AHP法、调查表分析评价法、标杆法、效用理论、数据包络分析（DEA）、BP神经网络等。对于供应链综合绩效评价往往采用确定权重的方法与对方案的评价方法有机组合，充分利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优点，扬长避短，将主观评估做定量描述，如AHP/DEA法、AHP模糊综合评判法、熵技术与AHP相结合的方法、熵技术与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等。国内一些学者对层次分析法和平衡计分卡的运较多，其中郑传锋通过对供应链绩效评价特点及其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分析，认为作为一种战略管理的有效工具，平衡记分卡在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符瑛提出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与财务绩效目标相对应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这类传统指标注重反映经营的结果，带有静止、单一和被动反映的特点，而不是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考虑，无法与组织的战略目标和管理文化相结合，与供应链集成与资源整合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样的指标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对于企业经营提出的要求。而平衡计分卡作为一个新的角度对研究供应链的绩效评价体系有新的贡献。
2.4 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是指一种以大企业为核心，以经济技术或经营联系为基础，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领导体制，规模巨大、多角化经营的企业联合组织或企业群体。刘丁玲、刘鸣镝指出企业集团业绩评价模式包括：财务模式、价值模式、平衡模式和综合模式四种。其中：平衡模式是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导向，建立在战略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基础上，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评价标准，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通过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创新方面进行综合计分评价。张跃宁对这四种模式也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财务模式和价值模式主要适用于营利性企业，平衡模式和综合模式不仅可以在营利组织中适用，也可以在非营利组织中适用。米乡卿在研究企业集团绩效评价问题中分了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法人联合体，企业集团的绩效评价分为集团母公司对子公司和分公司、子公司和分公司对其员工这两个层次进行。在方法运用上，他强调第一个层次的绩效评价主要是依据平衡计分卡进行考核，而第二个层次的绩效考核和评价主要是采取传统的考核方式。东北林业大学王秋燕等人在《基于价值链的企业集团业绩评价研究》中也同样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的运用，指出集团可以通过把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目标和测评指标的方法，来建立平衡计分测评法。准备阶段，包括说明远景、沟通和联系、设计测评指标；实施阶段，根据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信息系统，建立数据库；定期考察完善阶段，集团应定期对平衡计分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看其是否真正有助于公司实现战略目标，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3 总结
综上，在几种典型的网络组织形式的治理绩效评价中，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也从平衡计分卡的角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随着学者对网络组织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不断演进，总结了网络组织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大致经历的几个阶段，并发现：网络组织绩效的评价要将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结合起来，不能够单纯以财务绩效来评价组织，要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将组织的长期战略目标同短期营运目标相结合。因此，可以确定平衡计分卡对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评价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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