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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
孔子对圣人和贤人有着很高的赞誉,认为所教育出来的人,应该具有圣人的人格,这种人必须有刚强的意志,注重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修养,肩扛国家大任,关心百姓疾苦,居庙堂之上能“修己安百姓”,处江湖之远,能够“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并且具有博爱的精神,遵守一切礼制,遇难时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培养出一个“忠信孝廉仁义礼智”全都具备的“内圣外王”的形象。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常人与圣人相差甚远,则退而求其次。君子形象就成了儒家教育的现实目标。
要想达到君子这一形象。无外乎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这两方面。子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者代表的分别是情感、理智和意志,所以,要想达到孔子所期望的君子形象,首先内在品格需要做到这三点,即:要有健全明晰的理智,爱憎分明的情感,勇敢坚强的意志。
对于君子的内在品格,孔子依据于“仁”,那么君子的外在形象自然是依托于“礼”。“约之以礼”是以“礼”为外在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仁”所包含的君子所有的内在品格要通过“礼”来具体表现,君子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礼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仅在行为举止方面。在一些仪式和衣着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举手投足间必须按照“礼”的原则。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道德教育,是以“孝”为基础,以“仁”为核心观念,以“礼”为制约和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
(一)仁
“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要人人都怀有爱人之心,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他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仁”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孟子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得很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如果把“仁”上升到社会的角度。那么它就是社会的最高准则,孔子认为统治者都有“天下归仁”的理想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要明白和遵循“民兴于人”的原则。
(二)礼
儒家中“礼”的地位亦是非常重要。其范围跨度非常广,小到日常礼仪和行为规范,大到规章制度和伦理纲常,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所以强烈要求推崇礼制,他的一生都在为恢复礼制奔波忙碌,虽是恢复,实则是建立一个新的礼乐制度。子日:“不学礼,无以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礼是人们的立足之本,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注意自己的形象。具体该怎样做呢?“颜渊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孑L子非常巧妙地根据“仁”和“礼”的关系。用“仁”来回答“礼”的问题。儒家所倡导的“礼”包含形式和本质两方面,礼的形式起着一个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而“礼”的本质,则是人内心的需求和欲望。用“礼”的外在形式来控制和调节其本质中的欲望。这是划分“礼”和“非礼”的一个界限,表现出来就是勿视、勿听、勿言和勿动。“礼”被看作是所有品德和行为的制约,只有经过它的规范和调节,人们才能修养为君子。
把“礼”放到社会这个大层面上来看,所体现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伦理教化。孔子希望建造一个以“礼”为代表的有秩序的社会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彼此不可逾越,“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由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秩序是“礼”的内在精神,人们按照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礼制,有条不紊地各尽其能,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三)孝悌
“孝”是孝顺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子日:“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孝悌”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孝”以“仁”为思想中心,以“礼”为基本规范。表现出来就是“爱人”,这是实现“孝”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所以,“孝”是以“仁”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一个人在家中如果能孝顺父母,在外面能够敬爱兄长,那他就具备了爱人这一品德。孔子认为具有“孝悌”品格的人是不会逾越合乎“礼”的等级界限的。
儒家提供了多种尽孝的途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顺父母要不违背礼,父母在的时候,以“礼”的标准去侍奉,父母不在了,以“礼”的标准去埋葬、祭祀。“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让父母只担心自己会染上疾病,品行让他们放心,这样也可以尽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如果想把赡养父母与圈养犬马分别开来。那就要对父母怀有敬重之心,此为尽孝。儒家这种“孝悌”的思想,在历代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对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忠信
忠为“实心”,信为“实言”。“忠信”是尽忠职守、讲究信用。“忠”是作为国民的责任,忠于祖国和人民。“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根本,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强调修身要每日自我反省思想行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强调人要诚实守信,提高自身修养,以忠诚守信顺从大义来提高德行。孔子的优秀弟子、衣钵传人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替人家\划的事是否已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心诚意,学到的知识是否已温习实践。由此可见,忠信的重要程度。但讲信用也要谨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君子贞而不谅”,守信也并非不能不顾是非,要坚守正当。
三、儒家德育的方法
儒家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因材施教
孔子收的学生背景多样,生活条件、经历、性格特点和智力都不相同,所以在教学中孔子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有所发展。
一个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公西华对于孔子对两个人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冉求做事畏畏缩缩要鼓励他向前,子路好胜要抑制他。再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见大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个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仁,孔子根据四人的情况分别作出了四种回答。τ薅鄣姆迟。孔子只让他做到最基本的“爱人”:对话多烦躁的司马牛,孔子回答做到“仁”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谨慎说话;对不考虑他人感受、不谦逊恭敬的仲弓,孔子回答要体谅别人、换位思考;对德行很高的得意弟子颜回,孔子说要遵循“礼”,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是“仁”的最高标准。孔子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和造诣,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使每个学生都受用。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教育启发诱导的鼻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其启发式教学理念。“愤”是学生对一个问题想要解决却又解决不了。这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行指导。使学生开启思路,从而实现“启”的效果;“悱”是学生思考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考虑成熟。想表达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老师应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本质,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老师还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这一教学方法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言传身教
儒家强调道德教育要以身作则,树榜样作用。孔子比较重视身教示范,在这一方面做得尤为突出:“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在教育中提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将道德要求运用到实践中,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
(四)环境教育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 学校;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96-03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学校德育目标的价值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对所有的受教育者在品德方面总的设想或规定;是教育者在德育上“施工”的“蓝图”。增强学校德育实效性,离不开德育目标问题。
1.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校德育目标不注重层次,不讲“序”。忽视了德育目标的程序性和现实性,不是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设立一个个可行的、有序的目标让学生进一步达到,没有根据自身任务要求和层次提出相应的德育目标,只有抽象的大致相同的培养目标。这种德育目标不具体、不明确的状况,实际上淡化了目标意识,软化了学校德育工作。如“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这是对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的共同要求。但对中小学生,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级、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学生,理论上研究不多,在实际工作中也容易忽视。这些现象导致学校德育实施这些目标的内容、方法、途径基本雷同,影响了学校德育的实效。
2.儒家德育中思想德育目标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原则、有规律的。《大学》中提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中心,以道德认识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由此可见,儒家德育思想在注重道德教育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且在自身修养上,孔子提出了追求“仁人君子”的高尚理想和人格境界。给人一种追求的不竭动力。所以,在现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要借鉴儒家德育目标的层次性,从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出发,不同时期设置不同的德育规范与目标,这些目标要贴近学生实际,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且不同时期之间要注意衔接性、连贯性。
二、对学校德育过程的价值
学校德育过程,即学校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在德育过程中,学校既要跟学生讲清楚德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及怎样去做,又要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进而内化为良好的道德素质。空洞说教、一味灌输规范来解决道德认知问题,难于使学校德育真正有实效。
1.我国学校德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德育课实效性不是很强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认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品质和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学校的德育课教学,过分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考试得高分为目标,只解决“知不知、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忽视了要把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道德与现实生活割裂;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导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行分离、言行不一。因此,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应当在强化道德实践、指导学生道德行为方面下功夫。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过程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即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学思结合,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辨证统一过程。在第一、二阶段中,孔子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在第三、四阶段则要求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和践履躬行。儒家德育在探讨道德理论与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时,特别强调知行的辨证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儒家德育认为,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是有道德,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有道德。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引导他们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儒家还力倡将道德践履与个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融德育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主张个体修德要通过觉悟和践履等方式或方法以便做到“内得于己”,强调践履在修德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可概括为“生活即德育的思想”。
三、对学校德育方法的价值
要完成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效果不佳,与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无关系。因此,探讨儒家德育方法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问题之所在,从而加快我国学校德育方法的改进。
1.我国学校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我国中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以教材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式,注重知识的强记。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过分强调道德对学生的制约作用,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置于服从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无法透过多种选择以作判断,不注重青少年的接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把青少年作为被塑造的客体,这样造成与目前青少年主体的核心价值相背离,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且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方法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在道德方法上注重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视道德中的学思并重,主张学与思应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认为学习是人掌握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应该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才会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收效。
教育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极具价值的一个方面。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注重个性差异,根据不同性格、不同情况的人,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极具科学性和借鉴价值的。这就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个体状况,因人而异,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同时,儒家还主张教育者应以身示范,为人师表,通过自己的品格和德行感染、影响、教育自己的学生,发挥典范的作用,进行生动的教育。其思想的进步性,在于道德教育中应注重榜样的力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此促进和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四、对学校德育内容的价值
儒家道德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优秀道德教育内容,譬如重义轻利、人格修养、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我国现代学校德育内容体系不无裨益。
1.我国学校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观念形成与观念混乱相交织的阶段,许多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功利、讲求实惠、缺乏理想、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思想行为有所滋长。近年来,社会公德淡薄、公共生活无序已成为转型期社会的一大道德难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人们都在埋怨社会道德风气不好,却又都在参与制造和助长不好的道德风气。在现代社会,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已不是个人的生活小事,公共卫生状况已成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道德状况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内容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因求利而失义,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别人、对公家不义的事情”。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儒家并非一概反对追求物质利益,只是把道德人格的价值放在远远高于世俗物质利益价值之上,认为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和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它对于批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人格修养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目标。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范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强调礼仪;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有明确的关心社会群体,尊重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五、对学校德育途径的价值
学校德育途径是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影响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组织形式。只有采取恰当的道德教育途径,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实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我国学校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借鉴儒家德育途径的基础上,解决自身现存问题,开辟有效的学校德育途径。
1.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影响学校德育的实效性。表现在学校内部,存在思想品德教育与各科教学的分离,除了班主任和德育老师,专业老师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根本不注意在教学中渗透德育,因而削弱了学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会现实中的消极因素,更是无情地冲垮了学校德育为受教育者们苦心构筑的道德之堤。家庭德育功能减弱,不少家长重智轻德,对孩子心理、人格乃至品德很少过问。而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育尚未健全的时期,还不具有很强的分析辨别能力,很容易受到诱惑,这就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而实际上,当前家庭与社会教育都未能做到密切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学校道德教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途径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养是属于自我教育系统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儒家德育途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的道德教育。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儒家也很重视对儿童的早期家庭教育。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所以应该对儿童尽早实行道德教育,抓住儿童“心未滥而先喻教,则化易成”的时机,使其习与性成,从小事、琐事做起,由小见大,逐步加深和提高要求,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优化家庭环境,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至于社会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风尚的教育方面。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在儒家教育者看来,主要应是统治者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总之,儒家道德教育的施行注重了家庭、社会、学校三者的结合,共同培养人的良好德行,这些经验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途径建设仍很重要。
以上我们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包括在德育目标方面、德育过程方面、德育内容方面、德育方法方面、德育途径方面儒家德育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有着珍贵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借鉴我国传统德育思想中的瑰宝,发挥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体系,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M].济南:齐鲁书社,2001.
关键词: 小学德育教育 儒家德育思想 生活化
“原有的学校德育模式,即以社会为本位,教师为主体,以德育知识为主要内容,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1]。以德育知识传授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方式的教学模式有一定必要性和可取性。小学德育以学生为主体,课程的设置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为目标。小学生尚未成长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对父母、师长、朋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同时小学生的生活环境以家庭为主,其思维特点以形象思维为主。根据小学生这一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小学德育教育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性化与生活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一、儒家德育教育思想的日常生活化
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学为主,即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大思想家孔子,以‘仁’为核心,从不同角度对‘仁’的涵义作了阐明,从而构成了以克己、爱人、忠恕、孝梯、恭、宽、信、敏、惠及刚、毅、木、呐为主要内容的德育思想体系”。[2]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伦理道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3]
子夏教学以小学为主,“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4]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融入君子之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蕴含大道理,故道德教育无常形。中国传统的儒学,以礼为支撑。礼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方面,以礼见仁,通过礼可见其性情与道德。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5]曾子把以忠、信为主的道德伦理规范融入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别看重“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的教学理念里,文的教学放在伦理道德教育以外的次要位置。孔子的这一教育理念以致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教学。汉代教育,以忠孝为主。汉代取士以察举为主,而察举内容以忠孝为主。故汉武帝以来多忠孝之士,烈女、孝妇、孝子都是这一教育理念的产物。宋明理学讲知行结合,慎独、知行结合、坚守三纲五常等都是道德教育的产物。
中国传统教育以道德教育为主,同时中国语言的隐喻特点和中国民族含蓄的性格,使得中国教育以微言大义的启发性的教学方法为主,并与教育的生活化相结合。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6]
面对宰我的责问,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血缘关系之上的亲子之情引导之,以情感之。三年之丧“这一传统礼制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7]。伦理道德的日常生活化,即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与人的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8]
世间最高的学问蕴含在民间,人心,“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真正的学问是不断发展变化,而不仅仅存在于书本。
总之,儒家在德育方面坚持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志在培养人们的“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优秀品德;日常生活化为儒家德育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不是远离世俗的教会教育,也不是政治化威权奴化教育,而是含有默默温情的生活化教育。
二、小学德育教育的生活化
“关于德育的定义,素来有两类不同的理解:一类是大德育,即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德育观念,它是与学校智育、体育、美育相对应的概念,另一类是‘小德育’,即道德教育,它是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相对应的概念”[9]。
大德育观念的提出,可见德育教育与生活密不可分。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德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德育教育不仅仅要在学校教育中展开,更应该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内在地具有社会性,道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道德本质上是实践性的,离开实践把握道德的内在本性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在实践中要挖掘人的内在德行,规范人的行为。“道德教育最终目的在于使个体通过外在的教化而完全内化为伦理普遍性或伦理实体,成为自觉希求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10]。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提到:“教育以活动课程为主,受教育者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现代美国的教育在杜威教育理念下走向成熟,“在美国很多学校除了开设《公民》教育课等德育课程外,很注意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德育。如建筑学、遗传学等专业的学生,要求考虑其工作的社会与伦理影响。同时,在美国的德育理论中,还有一个常见的概念——‘隐蔽课程’。它是与‘显著课程’相对应的,指用不那么明显的方式来传递社会价值观,使学生无意识地获得经验的一类德育工作方式。像升旗仪式、节日庆典、文艺演出、教育工作者的示范作用及具有教育作用的校园文化结构等,都属于隐蔽课程的具体形式”[11]。
小学德育教育不应该仅仅应用在德育课堂,更应该扩而广之,语文课堂、数学课堂、英语课堂、音乐课堂、体育课堂、班主任教学都要融汇其中。
小学语文教材以趣味性、形象性和生活化为主要特点,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邀明月,低头思故乡。”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李绅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诸如此类都是德育教育的良好素材,在语文教学中可以贯穿德育教育。学生可以在学习知识、欣赏诗歌的同时受到心灵的熏陶。
音乐教学,乐由心声,在音乐的旋律中感受人的真情,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音乐是最擅长于抒感、最能拨动人心弦的艺术形式。音乐的旋律和情感本身就是感化、德育的存在。
体育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磨炼坚强的意志,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在足球、篮球等团队协作的体育活动中,培养学生互相沟通、积极合作的交往能力,也可以培养良好的德行。
班主任在德育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课余生活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余生活及人际交往关系在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应在卫生活动、志愿者活动、演讲比赛、拔河比赛、社团活动等各项活动中渗透德育教育,并积极的、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各项公益活动,例如互帮互助的爱心行动、捐赠衣物玩具服务西部的爱心活动等,以便小学生在各类活动中受到德育教育。
教育即生活,道德教育应该走向课堂,走向社会。在家庭生活感受爱的温暖,在朋友的交往中修养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熏陶自己。现代网络技术普及,手机的广泛应用,网络在道德教育中也起重要作用。电视、网络、报纸能媒体的宣传可以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德行。公益广告的宣传,公益电影的免费放映,网络电视的价值导向的逐渐成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道德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道德,不仅仅是利他的,它也应当是有利于行为主体的也应该是自利的,自利性是道德范畴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12]。要积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学生的主观意愿,“道德价值的实现总是以生命存在本身为前提,道德教化理当尊重个体生命存在的正当权利。尊重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价值,尊重个体生命的基本需要和正当欲望的满足”[13]。
德育教育的生活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原则,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践行道德的价值、修养自我。王阳明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小学德育教育要坚持人性化与生活化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知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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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圣贤人格;审美取向;知行统一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解决价值与教育问题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的整理,不难发现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与优势至少表现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即,“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一、“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
圣、贤二字本来是指人类个体通晓天地万物的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圣贤”的内涵逐渐过渡为一种以道德人格为主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圣贤人格目标及其追求的论证与设计上,而儒家关于“圣贤人格”的德育目标的思想主要是从圣贤人格的优越性、圣贤人格学习的可能性、“学为圣贤”目标确认与分层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所谓“圣贤人格的优越性”主要是说明圣贤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质。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明儒则称:“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吕坤:《语》卷四《圣贤》)这一逻辑既为“学为圣贤”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笔,也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人之至者”乃是因为圣人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荀子也说:“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则干脆说:“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强了圣人的权威性,也强化了学为圣人必须“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为人之极品,古人便赋予了圣贤以人格上的极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王阳明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中庸》对“圣人”的解释则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了具备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亿兆士子才产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
儒家不仅赋予圣贤人格以得道与超凡的智慧与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还充分论证了“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这番问答代表了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与教育逻辑。为何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贤具有与凡人的同类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的惊人之语。由于儒家在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教育家们对此一直充满信心。
圣人可以趋近是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学而至之。荀子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也。”(《荀子·荣辱》)朱熹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卷八)由于儒家在逻辑上既描述圣贤人格的无比优越,强化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冲动,又论证了圣贤人格可以学而至之的现实可能性,堵住了“虽不能之”的种种借口,所以“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贯的文化冲动。在“学为圣贤”的具体目标解释上,中国儒学曾有过许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为圣贤”成为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
在中国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为人鹄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与自修功能是互为前提的。没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标、境界与傍依;而没有学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则教化之功无以实现。故对于学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总体目标只能是成圣成贤。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荀子说:学者应“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程颐说:“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朱熹则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道,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五)
第二,对圣贤目标的具体分层。
有了圣贤人格作为终极目标,学问无止境,修身亦无止境。这是终极目标的优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与凡人无所联系,则人们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样,在学为圣贤的总目标下,如不对目标进行分层,则跨度太大,就会使总目标抽象化、虚无化,最终失其修养与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从先秦直到明清,不断设计和完善了成圣成贤的分层目标体系。
一般认为,儒家设计的趋近圣贤的人格台阶或德育目标的具体层次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这种人格层次上的划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又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荀子·儒效》)。汉贾谊则言:“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新术·道术》)如此等等。所以从总体上言,圣贤是终极的理想人格标准,君子是现实的最高人格标准,而士则为古代德育培养的一般标准。达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从学习为“士”的较低目标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圣贤人格及其学习与教育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史实。作为史实,它既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论及实践的缺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德育目标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诸多缺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来,能否真正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策略。在市场经济不断将社会和教育的价值和目标朝着低俗的方向引导的今日世界、中国古代儒家“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特别强烈的借鉴价值。
二、“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脉上感移”是陆九渊的说法。陆九渊说:“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陆九渊集》卷三团)而事实上“血脉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审美的德育模式是许多儒学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识。传统教育中所谓“乐教”、“诗教”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审美取向的德育思想。从先秦到宋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是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这一点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审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外孔子还说:“小于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第二,对于道德人格具有审美意境的描绘。《论语·雍也》中说:“圣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先进》载:“(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朱熹《集注》对夫子与点的原因解释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所言的“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人格的审美境界。第三,对于艺术评价的德育标准的强调。《论语·八佾》中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乐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乐的“尽善”的特征,反过来,这一论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强调艺术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实际上就是对孔子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强调了教育应当有“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的模式,应当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乐教”的思想:“故乐也,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及至宋明时期,结合对于记诵之学的批判,儒学思想家们更是多方面强调了德育中审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遗书》卷二上)并说“涵养著乐处,养心便到高明处。”(《遗书》卷六)王阳明在《蒙训大意示刘伯颂等》中说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养之方”时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诗—习礼—读书”三步教学法甚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精髓。
从史实的角度看,“血脉上感移”的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为一个“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记·孔子世家》)学生杨简在回亿陆九渊的教育功效时说:“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状》)可见其感人至深。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德育重视道德认知而不重视道德情感的结论有失公允。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理性、认知的社会。科技发展仍然在强化这一价值取向。所以近百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后现代批判缺乏情感关照的“现代性”的问题。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日中国,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认知主义所导致的弊端,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应当是我们可以努力发掘的智慧财富。
三、“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对于道德修养的强调是一个明显的重点和特点。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对于教的强调反而不如对于学、对于修养的强调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种道德上“学”的思想、修养的学问,而所谓的“学”实际上是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所谓“习”既是后天认知上的学习,也包含行为习惯上的养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来都是统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张“学而知之”(《论语·季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家庭伦理的修养上更是强调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称。因此“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问题一直是儒家试图认真阐述的主题之一。这一点,在宋明儒学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上有明显的对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辑略》)但是朱熹十分强调“行”的层面:“学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实。”(《朱子语类辑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之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义》卷八)“若不用躬行,则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小学辑说》中,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王阳明的观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在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曾经有“考德”之说。每日清晨即让学生将自己的言行逐一检查,对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过,相对说来,王阳明更强调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阳明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好我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王阳明的主张实际是:一念发动处便已经是行了。故郭齐家教授说王阳明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儒学大师在知行关系的统一的方面远远大于其对立的方面。在笔者看来,朱烹强调“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认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这一件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二零)事实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读书法”。所以许多人认为朱熹的理论是“知先行后”说。同样,王阳明强调道德之“知”也绝非否定道德行动的重要。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传习录》中)实际上王阳明之所以要“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乃是要“彻根彻底”地保证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确当性。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知先行后”说是离行以为知,“知行合一”是销行以为和,认为“知也者,故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主张“知行并进”说,比朱熹、王阳明更为辩证地表达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在笔者看来,“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诸多学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它们对于道德知行统一关系的强调也都是耐人寻味的。
“道德”是认知,更是实践。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上左右摇摆的情形。如何辩证地看待知行关系,实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对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国德育学术界应当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就当前我们对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现状来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对“德”或“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多,对“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发掘不够;第二,对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较多,对德育思想的具体优势或特色的梳理不够。本文只是试图开始进行一些补缺的工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有所裨益。
注释:
先秦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主要包括商周和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周公(姬旦)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德育实践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经验,即“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及“孝”“友”等思想。它包含了以后的儒家德育思想的某些因素,是中国德育的萌芽和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德育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奠基时期,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先秦儒家思想有着一个渐进的、复杂的演变过程,但仁义礼智、修身养性始终是其学说的基调,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如下:
一、以“学为圣贤”为德育目标
儒家的理想德育目标是追求“学为圣贤”。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追求圣王的目标,学习圣王的思想行为,以尧舜禹为榜样;对一般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则以贤为追求目标。从普遍性而言主要追求的就是贤人的目标,这种贤人的目标,是用“君子”这种人格来表现的,《礼仪.乡饮酒》曰:“以告与先生君子可也。”其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实际上那种具有重义轻利,关心他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注重整体利益,具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等优良品质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写照。荀子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更具体的“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其德育目标,最低标准是培养士和君子,最高标准是培养圣人。这种 “学为圣贤”的德育目的,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之中,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培育了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气节、温和尔雅、豁达乐观的国民品性。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的祖先在眼光上注重于伦理政治问题,漠视了对大自然的探索,缺乏科技创新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二、以伦理为德育的基础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即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是由家族到国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是维系家族之间和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纽带,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伦理思想浸透人心,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强调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以“以德配天”“德王天下”,重传统、重义轻利、忠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它强调首先应当是树立高尚品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道德,以及那些为社会所认同的“杀身成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凝聚为一种社会人格和个人的深沉历史责任感。这种把完美的道德作为人生追求和以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一种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心理,数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一方面,这些思想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形成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压抑人的物质欲望,对个体的自由发展,对独特的有创造力的个性的发展,却起到阻碍作用,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三、以“仁”为德育的核心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政教育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现于《论语》中,即“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最初的“儒”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种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的内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是对术士的通称,《说文》中曾讲到:“儒,柔也,术士之称。”指的是知识阶层的士人,也就说人们口中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韩非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说明孔子达到了儒的顶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本文研究的“儒”是狭义的“儒”,即由孔子创立并不断被后继者发展的儒家学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先秦儒家是儒家发展的创始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汉代成为显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义上的思想,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辅助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产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为儒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并由此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相比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优势。加之先秦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之相违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压,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顺利推广。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学说基础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养君子理想人格为其德育目标,以仁、礼为德育培养内容的德育思想,并总结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现在重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倡导学为圣贤,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过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肯定道德主体性,强调道德自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和体现。孔子“仁”的学说,更多意义上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畴来展现,而孟子侧重于强调“五伦”的明确及“四端”的扩充;荀子则主要是强调“礼”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内容非常丰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仁”“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礼”思想,以及作为“仁”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孝悌”观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万善的总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将内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伦、用于社会,以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伦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现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认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导向及激励作用。二是提出系统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突出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大学》中孟子提出对人们进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个人都具有“明德”,但却由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显现,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再现。由此,教师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会、教育的统一相顺。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秦儒家主张君主治国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根本。孔子强调“仁政”、“德政”,主张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归仁”的最终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为政,德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以及治国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荀子将教育当做“固国齐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会与教育三者的正确关系是统一相顺,是普遍的规律。
二是等级性与普遍适用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制度的背景下,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之中,特别强调尊卑有序、远近亲疏,具体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勉强将人的等级拉平,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荀子曾在对人的区别上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维护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张通过“明分使群”,即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不同的“群”,从而产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级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变化而消亡,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起着指向和导引作用。儒家始终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一直被我国历朝历代所推崇,以培养国人性格,对巩固阶级地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其中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内容与要求与时俱进,有了新的解释与意义,如先秦儒家对“利”的论述由最初的见义忘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发展为利义并重,由对“利”的蔑视到对“利”的价值的肯定,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处于我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德育环境
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先秦儒家德育智慧的具体内容,重视外在环境对人的道德形成是其中一条重要培养方法。而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使其无法回避社会环境的影响。然社会环境并非都是良性的,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中正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对德育环境作出优化。
【论文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理论和孔子的管理思想,从目标到方法,都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儒、法、道、墨、兵、农等学说,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反映了经过华夏生活的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时代的管理意识和实践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创新而走向文明社会。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应当说,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诞生初期,只是一种理性细胞,还不具备指导社会管理实践的职能。要使它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管理活动的主导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发展和继承。这项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管理价值理论。他主张用仁义去管理经济,用仁政来发展管理,而开拓管理旨在富乐民生,仁者无敌基于管理成功。继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管理思想,但还没有真正在统治者意识中起到主导作用。西汉建立之后,统治阶级急需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消除各种学派间的斗争。因此,必须扶正统而废百家,以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汉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为孔子的继承者,用阴阳五行的管理理论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儒家为中心,借天道说人事,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又再次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他们以孔孟的管理理论道德学说为基础,从宇宙本源出发,来阐明社会管理行为的目的和功利准则,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管理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较完整的管理哲学体系。总之,儒家管理思想经过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4.1把儒家管理思想融入到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意义
儒家思想历经几千年而依旧充满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活动,有着指导意义。我们在教育领域,在很多时面临着育人过程中各种困惑,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经常面临者社会风气的恶化、社会公德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会无奈于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地淡化。所有的这些困难都可以使我们积极思考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中蕴含的哲理,从宏观上可以为当今学校德育工作提供某种方法论启迪,另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反映管理—般规律的合理内容,在微观匕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的操作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5结语
【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编辑
5.结语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儒家德育思想;创新研究
济南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新时期大学生诚信教育目标、模式及内容的研究》,项目编号:125GH256。
0 引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并有着发达的教育思想的民族,在对青年的教育方面理应走在时代的前列。从古至今,我国都被称为是礼仪之邦,先圣贤哲认为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强调礼仪是通往德性完善的一条路径。在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诚信是朋友关系立足的根本。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仍必须立足于我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为此当中央国务院多次文件认为思想道德建设应同我国传统德育相一致,这在八荣八耻中也有所体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也主张将儒家德育中诸如“仁爱”、“信义”、“孝悌”同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博爱”、“平等”、“自由”相融合[1]。无疑,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同儒家德育思想有着莫大的联系,本文将对此进行论述,以此来增加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的创新和发展。
1.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
根据对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诚信缺失大致有以下几类:(1) 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当前大学生学习氛围相比于八九十年代而言比较差,这导致在期末考试之时他们手忙脚乱,有些学生本来平时就不听课,还指望考高分拿奖学金,甚至不惜考试舞弊。考试舞弊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是场外援助,更多的是打小抄。但是近年来很多大学对舞弊行为重拳出击,以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约束他们,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2) 诚信问题还出现在学费缴纳方面。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贫困生的补足越来越多,学校为配合这一政策,也允许学生缓交学费。但是很多人却拿着这些学费做其他的事情,有些直接拿钱去玩,有些去做生意。(3) 人际交往中的失信行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功利心理,对于承诺不甚重视。表现在人际交往中,很多喜欢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不惜欺瞒亲友老师。这一问题在男女感情中出现更为频繁,导致对方受伤。
2.以儒家德育思想创新当前我国大学生诚信教育
2.1儒家德育思想。对于上述大学生出现的一些诚信缺失的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对他们的德育。我国德育思想可以从传统儒学研究中汲取养料。《孟子·尽心上》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就说明道德的培养是从个体的内心出发,并且这一道德的本质同天命之性是一致的。而且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们的性格在本质上是一致到,但是具体到实践中却有所不同[2]。这就意味着,在道德层面上,普通人同君子都能对道德命令加以把握,但是由于后天的习染,很多道德行为变得不一致。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有其必然性,高校应当致力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后天养成环境。孟子性善论为当代诚信教育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和实践范本。在孟子所主张的人先天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之后,后世儒家还将“信”字列为君子所遵循的五常。《中庸》里面也对“诚”字做了很多解释,其中就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大学》里面的“八目”中,就有“诚意”这一条目,并且将诚意作为正心的前提条件。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认为“然则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主张诚意同正心一道是人们进行大事业的前提。“诚意”又同儒家伦理中的“慎独”密切相关,慎独是一个人道德表现的最完全的程度,纪昀也认为“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
2.2将儒家德育思想贯彻到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的创新中。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的构建应当从社会、家庭、学校以及学生个人这四个方面寻找切入点。社会、家庭以及学校这三个方面则涉及到诚信教育机制中的“环境育人”原则,学生个人则需要以“君子人格”作为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目标。(1)“环境育人”是诚信教育机制运转的大前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认为客观环境对人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前文中论述的“性相近,习相远”则是对先天气质和后天环境的关系进行论述,孟子也曾经用“凶岁”和“富岁”中的人的不同表现来说明后天环境对人的作用。因此,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应当着力创造一个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孔子曾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月一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2)“君子人格”应当是这一机制中的目标。弘扬传荣儒家德育思想,需要从建立完善人格开始。《易经》主张君子应当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通过这一良性价值观的影响,大学校园中一系列的诚信缺失行为则大大减少。
3.结语:儒家德育思想在时间上历经千年,至今仍发挥着重大作用。虽然我国进入到现代社会也有百年之久,带这一思想的影响并不能被忽视,甚至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出现了儒学的复兴。作为儒家的祖庭,我们在建立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之时需要借鉴这一思想。
参考文献:
[1] 马军党,张秀玲.试论高等学校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创新[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1,30(2):142-145.
[2] 李兰玉.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创新思考[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1):97-98.
[3] 刘静.大学生诚信教育生态链的形成机理分析[J].江苏高教,2011,01(5):
[4] 邓红彬,姚红.当前大学生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1,(1):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