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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故乡的朱存明先生便是汉画像石的真正知音。在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的重量级汉画像石研究论文之后，在取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资助之后，他决计走出书斋，走向茫茫大地，用他那颗敏感的心灵去谛听先民的回声。于是便有了案头这一部《图像生存――汉画像田野考察散记》。
笔记特点有三。
其一是图文并茂。在这个视觉文化重新被唤起的读图时代，这也许并不新鲜，但《图像生存》毕竟与别的图书不同。首先是必须图文并茂。这是真正尊重历史的具体体现。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发展史大致都经历了这么一个图――文――像的时代，汉朝作为中古时代的前期，虽然有了秦篆和汉隶的诞生，但那一卷卷沉甸甸的竹简仍局限于庙堂之高而无法走向江湖之远。因此，图像仍然是最为普泛的艺术存在方式。因此笔记就不能不对这些至今读来仍栩栩如生的画像石视而不见。其次是图文有机。目下的图书市场，插图本流行，走向极端就是为图文而图文，图与文的严重分裂使得图文书走向了它最初立意的反面。《图像生存》全不是如此。其配图之精、之巧、之恰、之有机为同类图书之罕见。
[关键词]《译语类解》；汉语学习书；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译语类解》与“四学”
自古以来朝鲜就非常重视外国语学习。1276年，高丽朝设立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其后的朝鲜朝也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设立“司译院”的初衷是为了朝鲜人学习汉语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两国外交。随着外语科目的不断增加，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四学”指“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为《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这些文献均可把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进行对译起来。并且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逐次解释其含义。因此，这些文献被称为“类解”文献。
“四学”以汉学为中心。因此，“类解”文献当中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成为样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献之间的性质、形式、目录、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语类解》及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启示。它们均将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写朝鲜语，最后用朝鲜语标记满语、蒙语词语或词组。
第二，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影响。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同文类解》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蒙语类解》是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
第三，《译语类解》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译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与《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都是“汉语-朝鲜语-外国语”。[1]（8～9）
总而言之，《译语类解》在内容上、形式上为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编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译语类解》的性质
《译语类解》属于汉学，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计62个门类。其中上卷43个门类，下卷19个门类，词汇总数共计4781条。它的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朝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释义。中国音有左右两种，左侧为正音，右侧为俗音。其标记方式可分为七种：以“标题语 --”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73个，占总标题语的3.6%；以“标题语 -- +[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1个，占总标题语的0.2%；以“标题语 汉字词”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9个，占总标题语的3.3%；以“标题语 汉字词+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298个，占总标题语的6.2%；以“标题语 -- +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个，占总标题语的0.3%；以“标题语 汉字词+[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46个，占总标题语的1%；以“标题语 上仝”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660个，占总标题语的13.8%。属于这七种的词汇有1362个，约占总标题语的28.5%。除这七种标记方式之外，为了补充说明，《译语类解》还在解释词下方或左边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旧释形、朝鲜语解释形、汉语解释形、俗称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种形式来进行补充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词汇有210个。[2]（93～106）
《译语类解》在其大部分门类中，并未区分由单字、双字、三字、四字构成的词汇，仅按照内容大体上排列了词序，但在最后的门类“琐说”和“琐说补”中，则按照“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的音节数将单词进行了分类。“四字类”词汇没有标记左右音，否则会有破坏文献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时，此类词汇可以通过前面各门类中出现的词汇来读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标记左右音。
我们通过解释词的标记方式可得知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词和汉字词并存时期的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
第二，编者们为搜集不同地区的汉语口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补充解释词里出现的“南话”、“关内”、“吴楚人”、“关东”、“江东人”、“北方人”、“山东人”等词汇推测出来。
第三，对应于一个朝鲜语解释词的汉语词汇不只一个，即文献出现了一对多的对应。如，“痫疾”除“[]”之外还具有“惊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等汉语解释词。
第四，当时存在比标题语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现实的音。这些音的存在给俗音的变化研究提供实际性的语料。
第五，用朝鲜语的合用并书（如“”）能标记汉语的全浊音。
第六，通过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等24种形式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译语类解》的编者们并非仅参考了中国的某一个词汇集，而是参考各种词汇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韵书或词汇集不同，其解释方式也不同，即同时参考了 《物名考》、 《译语指南》、《训蒙字会》、《类合》等文献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中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释词方式。
第七，《译语类解》不仅是一部词汇集，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韵书。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的文献性质定位为一部韵书――词汇集。
17世纪是近代朝鲜语形成的初期，所以《译语类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的数量，但它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韵书――词汇集，并成为了研究17世纪末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及词汇的宝贵资料。
三、《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内，学者们虽然对朝鲜刊行的汉语学习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对《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仅有两篇。而在韩国，从1970年至2010年，学者们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与包括《译语类解》在内的“类解”类文献有关的概括性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光的《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7，1978年）， 洪允杓的《国语词汇文献资料》（《国语学论丛》，1985；《18，19世纪韩文注释类书》，《周时经学报》，1988），林志龙的《国语分类词汇集的体系与相关性》（《国语学》19，1989）， 安美景的《朝鲜朝译学书的版种x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 郭财勇的《类解类译学书的身体部词汇研究》（庆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 延奎东的《近代国语语汇集研究――以类解类译学4书为中心》（首尔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第二类是与书志学（目录学）及《译语类解》有关的个别性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译语类解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关于近代国语的语汇体系――以译语类解的分析为中心》（《国语学的新的认识和展开》，《金完镇先生回甲纪念论丛》， 民音社，1991），郑光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弘文阁， 1995），延奎东的《P于译语类解现存本的一考察》（《国语学》26，1995）， 宋基中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 奎章阁，2005）。
第三类是与汉语语音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纯的《译语类解所见中国语音系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孔在锡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亚细亚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译语类解小考》（延世中语中文学会，1992），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金银珠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第四类是与《译语类解》的特定语法现象有关的研究。这一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郑秀惠的《译语类解的造语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李珠丽的《通过译语类解的朝鲜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木浦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五类是与《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译语类解〉》中に“上仝”と记された语汇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会志18， 1989），金永日的《〈译语类解〉中的韩国语难解词》（《语文学》80，2003），金银婷的《以词汇集为中心的朝鲜时代服饰名称研究》（加图立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琐说类词汇研究》（ 仁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姜勇仲的《〈译语类解补〉商业词汇研究》（韩国中文学会，2011），郭君男的《〈译语类解〉汉字词汇研究》（庆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曲赫、方东杰的《〈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以及《〈译语类解〉简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
总体来看，其研究结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关韩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东杰之外）。换句话来说，几乎没有总体体系下的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整理、研究《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和语音的必要性。
四、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20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这一时期的近代汉语研究集中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词汇研究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里，张相、徐嘉瑞起到先驱作用。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是以综合理论性专著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和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类是以作品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4），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孙楷第的《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钱南扬的《汉上宸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许政扬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3]（61～62）但在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数量上与古代或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一部文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形成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译语类解》是收录近代汉语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一部很好的汉朝对译书。其理由为：首先，明清时期分类词汇集的第一词条一般由单字形文语形构成，而《译语类解》里的第一词条是由口语自立形式的词汇来构成。其次，400多个汉语词条，每个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解释词。如，与词条“痫疾”对应的次要解释词甚至达到五个：“惊痫”、“癫疾”、“发晕风”、 “羊角风”、“牛吼风”。最后，次要解释词里还收录了“南话”、“关内”、“吴楚”、“关东”、“江东”、“北方”、“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译语类解》是一部收录了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词汇集。所以对于它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真实的语料。
（二）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大多数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文献资料延用着以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音韵学方式。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V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汉语近代语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4]（1）其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属于近代汉语音韵的理论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则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参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报》（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评价李得春的《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这项课题全面整理进而与近代汉语做系统比较，用翔实的资料、宽广的视野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扩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手册》工程浩繁，设计精心，操作细密。这部书无疑是研究朝鲜语音史和近代汉语语音史最为得力的工具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将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4]（3）但《译语类解》与之不同。李得春虽然认为《译语类解》很重要，但是学术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词汇对译书，所以当时未被选用。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译语类解》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朝鲜语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汉语，以及上古、中古汉语研究乃至中国汉字音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比如，在声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浊声母有的还保留着浊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字变为次清，仄声字变为全清；中古整齿二等字大部分发生卷舌音化；中古见组和精组声母还没发生鄂化等等。在韵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声字的韵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当中，止摄开口呼字变为儿化等等。
总之，《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汉语学习书，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处于近代汉语形成时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汉语的特征。对《译语类解》中的汉语词汇和汉语语音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论〈译语类解〉》解释词标记法》，《东亚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5年。
汉中市汉台区文庙巷的汉中市种子质量检验站院内，一座着红砖头墙壁旧楼的二楼尽头，是三间挂着汉研协会《天汉》编辑部、天汉书画院与天汉讲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
创办这个协会的是汉台中学的退休老师姚璞。姚老师说，2004年，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开始了汉中市的汉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师创办了内部刊物《天汉》杂志。“我们以这个杂志为载体，开始了以汉中两汉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姚老师介绍说：“此后的十多年间，汉中市研究汉文化的一大批专家和爱好者聚集到我们的协会中来，比如：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现任协会副会长，还有学者孙启祥等人。最近几年协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状大。”
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汉中市汉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天汉》杂志被《陕西日报》推为科普读物。
据统计，《天汉》杂志已经出版发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与汉文化研究有关的论文与诗文。很多会员还出版了个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蜀道与三国》、刘长源的《汉中古史考论》、李建国的《汉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下设龙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汉台文化研究部、张良文化研究部、张骞文化研究部、三国文化研究部。
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汉中市汉文化的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汉中有些汉文化研究专家把“汉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汉中毕竟只是汉水的上游地带，占绝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汉中人要研究汉水文化，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来，原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学者研究汉水流域文化。2005年，陕西理工学院发挥高校优势，联合以上地区的学者专门成立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作为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汉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难拿出较具规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汉中文化”，即使勉强推出“汉中文化”概念，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而 “汉族文化”这个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盖面太宽，涉及中国绝大部分版图内的地域、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几乎包括我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都难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几年，汉中官方及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汉代文化”这个重点上，结合汉中在两汉三国时期的人文资源，进行多方位性研究。“汉代文化”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称其为“三汉文化”。
按三汉历史事件的顺序，汉中是汉王刘邦封国，是汉朝发祥地，这里发生过刘邦拜将、出定三秦、张修张鲁传布五斗米道、曹操战降张鲁、定军山之战、刘备自立汉中王、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这里有刘邦、萧何、张良、张修、张鲁、曹操、刘备、魏延、姜维等人活动的史实。汉中是张骞、李固家乡，蔡伦、班超封地；按现存遗迹遗存，汉中有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张良庙、汉王城、张骞墓、蔡伦墓、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虎头桥、张鲁城、张鲁女墓、石门及褒斜栈道、故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等。
汉中保存着众多的汉代文物及金石文献，古代典籍中，记载以上三汉文化内容的资料不少，值得挖掘与研究。
机构与活动
2010年11月，姚璞与梁中效等专家参加了在湖北襄樊市兴办的三国文化研讨会。姚璞说，“当时我就想，诸葛亮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长眠千年之久，可我们却从汉中跑到襄樊来参加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礼，这是为啥？”
其实，早在1983年，襄樊、汉中、成都三地的史学界与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阳的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
起初，汉中地区文管会负责汉中的联络工作，后又改由汉中市博物馆负责。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成都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化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行了《诸葛亮研究文集》。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四册资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汉中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
1990年代，《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情况下，汉中市的研究却跟不上形势，三国文化研究呈现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因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全国学界诟病。此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
直到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汉》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山下论三国》。这是汉中市举办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国性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2007年，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参加了陕西省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此后，姚璞还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参加了长安文化资源研讨会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术研讨会等。
2012年3月，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启动了《天汉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
多年来，汉中学术界以陕西理工大学对两汉三国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以梁中效教授为代表的陕西理工大学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全国的汉文化研究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汉家发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了陕西省首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汉中分论坛城固会场“张骞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做了《张骞与丝绸之路》专题报告，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学者巨东做了《秦蜀古道在汉中的延伸》专题报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研究专家陶喻之做了《张骞泛槎》专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晖做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专题报告，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做了《张骞文化和中华文明》专题报告。会后编辑印制了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届中国汉中栈道文化峰会”在汉中举行。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纪连海，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陕西旅游研究院院长潘秋玲，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中效，汉中文化名市建设顾问、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特聘研究员、文化学者黄建中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各位名家的精彩观点和建议，对进一步推动古栈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助力古栈道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陕西理工大学还欲申请筹备“中国秦蜀古道历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汉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汉中时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是自己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家。”
汉中自古有“天汉”之美称，天汉者，汉人之谓也。自汉高祖创世以来，其王朝以“汉”冠名，继而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之称谓得以确定。1994年，汉中被国家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中两汉文化底蕴厚重。《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上的银河，在古人看来，银河与汉水是天地辉映而存在的。早年萧何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谏言刘邦居汉中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汉室帝业。自此，“天汉”之称载入典籍，名闻遐迩。
两汉文化在汉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汉中历史博物馆珍藏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计12000余件，是汉中珍贵文物荟萃之地。其中的“石门十三品”陈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国书法史上小篆向隶书过渡的重要实证；张良功成身退、张骞出使西域、蔡伦潜心造纸、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体现出了尚智文化；汉中还有最著名的栈道文化，《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古栈道蜿蜒曲折如历史之脉络，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遗存极少，汉中境内共有七条。
两汉文化是汉中汉文化研究的重点。孙启祥发表《“汉文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目的是厘清“汉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而梁中效《张良与栈道文化》一文说明，张良的栈道奇谋不仅是刘邦定天下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栈道文化特色。
《天汉》杂志刊登了《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张良文化与留坝旅游》《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与开发――以张良文化为例》《汉中两汉三国文化浅释》《张骞精神》《萧何追韩信与“马道”》《张良与紫柏山历史文化》《蜀道――大官驿道》《刘邦“暗度陈仓”之行军路线》《开辟丝绸之路两巨人――张骞和班固》《造纸之圣蔡伦》《张良庙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汉文化漫谈》《明修栈道 兵出子午――韩信的谋略与军功》等等与两汉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
三国历史研究
据传民间有一种说法，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国内发现的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发的三国旅游景点大约有70多处。
在全国各地的三国景点中，汉中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是历史上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焦点和三国英才频繁光顾的地方，境内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古战场、天荡山古战场、古阳平关、马超墓祠、刘备立汉中王设坛处、诸葛亮读书台、张鲁城遗迹、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使汉中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汉中涌现出不少研究汉中与三国文化历史关系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爱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薛凤飞的《刘、曹汉中之战》三篇文章，探讨了Z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梁中效等成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一文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等文章，主要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汉文化研究协会也参加到了汉中与三国文化研究中来。《天汉》杂志先后刊登了与此研究有关的多篇文章与论文，代表作有《三国时期的“空城计”考据》《汉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综述》《“借荆州”的是非曲折》《汉中境内两汉三国遗址选介》《如何认识定军山之战》《从武侯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古汉中文化及诸葛亮对其贡献》《分析诸葛亮钟情汉中的缘由》等等。
历史地理研究
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历史上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三国时期，这里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
马强的研究成果《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的《蜀道与三国》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栈浴⑼跷慕艿热艘谰荨度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一文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文化遗迹保护
与整个国家的经历一样，汉中这座具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间形成的历史文化物质基础，经过“”与此后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扩建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防线已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种单体建筑层次。
汉中城区内除了孤独的几处“西汉三遗址”，很难找寻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区块。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塑造城市个性，上世纪90年代末，汉中成立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 “东关正街历史街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东关历史街区的建设实行全程监管，并编制了《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汉中市东关正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对名城及历史风貌敏感地带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明确控制指标，有效地遏制了开发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蚕食。
汉中市相继对古汉台、东塔、净明寺等保护尚好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民居”，在“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下进行修缮。对汉南书院、拜将坛等一些重点文物古迹进行妥善修复，还完成了虎头桥碑迁址建馆等复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对古迹周边和沿街景观大道进行控制性规划，要求在古汉台、饮马池、拜将坛等古迹周边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迹低、远离古迹高”，“视廓内低、视廓外高”。在建筑风格上，古迹周围汉风景区内的建筑风格以灰墙汉瓦的汉代风格为主，尊重现状，不排斥“明、清”风格。天汉大道、中山街东大街等景观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汉代传统的造型符号，建筑材料与古建筑相协调，尽可能体现出城市中的汉文化。
另外，在汉中市各县区，两汉三国时期的重点遗迹在全国都是保存较多的地方，一些重点遗迹的保护工作随着旅游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迹恢复性保护规划、设计仅限于图纸上。
关键词：中国古代图族文档名词地图图书
Abstract：“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words. The paper briefly analyze its race of docu？ ment nouns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including Chart， Map， Diagram， Register， Genealogy， Domicile file and others 11 nouns. The“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originate earlier， have less numbers of docu？ ment nouns and total amounts， have lower frequen？ cy and present wavelike development tendency. The“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ha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documents and related nouns（such as book）development.
Keywords： Ancient China ； Chart family； Docu？ ment nouns； Map； Book
一、图族文档名词的特点及其使用情况
“图族”文档名词即含有“图”的文档名词聚类，“图”，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作为文档名词使用时指地图档案，《史记》载：“秦王恐其破壁，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1]后世在“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文档名词，如地图、图表、图簿、图牒、图法、图籍、图谱、图文、籍图、图书，共11个文档名词。
（一）图族文档名词的特点
从具体组成来看，整个“图族”文档名词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从词素构成上来看，“图族”文档名词除了“图”是单音节文档名词之外，其主要由双音节文档名词构成，双音节文档名词的构成比例占90%。
2.从内涵的广度来看，“图族”文档名词的含义广泛，涉及地图档案，户籍档案以及谱牒档案等。其中地图类文档名词如图、地图等；户籍档案类文档名词如图籍；谱牒类文档名词如图牒、图谱。
（二）“图族”文档名词的总体使用情况分析
1.从“图族”文档名词的使用时间分布来看，宋朝“图族”文档名词的个数达到顶峰。具体来说，先秦是整个“图族”文档名词的起源时期，这个时期该族类文档名词较少，仅有5个（图、地图、图法、图籍、图书）。秦汉时期“图族”文档名词出现了短暂的增长，新增“图文”和“图簿”两个文档名词，名词个数达到7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图牒”和“图谱”两个文档名词，名词个数达到9个。隋唐五代时期名词个数同前代相比较为稳定，出现了新的文档名词――“图表”。随着新文档名词“籍图”的出现，宋朝名词个数达到顶峰（10个）。元明时期文档名词个数开始下降，特别是明朝时期仅出现6个，清朝又开始增加，达到9个。如表1所示。
2.从使用频次上来看，“图族”文档名词整个族类除了在先秦、秦汉和清朝的使用频次达到中频次（1.0以上）以外，其他各朝代的使用频次均为低频次（1.0以下）。在具体名词的使用频次上，“地图”一词的使用频次最高。
从各朝代的频次发展趋势来看，“图族”文档名词呈波浪式发展趋势，先秦至秦汉呈上升趋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后，隋唐时期和宋朝又逐渐呈上升趋势，之后在元朝再次出现短暂的下降，明清又逐渐上升。从具体名词的使用频次来看，整个“图族”文档名词均属于低频词，即使用频次在1.0以下。其中“地图”一词的使用频次最高，也仅为0.453。具体而言，“地图”共出现了1167次，远高于其他文档名词；“图籍”“图”“图书”“图牒”出现次数在100至200次之间，频次为0.050至0.075之间，使用率略高；“图谱”“图法”“图表”“籍图”“图文”“图簿”出现次数在100次以下，频次在0.04以下，使用率较差。如表2所示（表中数据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总体上，“图族”文档名词到了现代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虽然“地图”“图书”“图表”三个名词保留了原有的形式继续使用，但是其文档含义已经不复存在，另作它义。
二、图族文档名词分述
“图族”文档名词中各名词属于低频次文档名词且数量较少，故本文对其逐个进行阐述。需要指出的是，“图文”，即图谶之文。其出现次数较少，仅有9次，与“图族”其他名词相比不具有代表性，故不作详细论述。此外，“籍图”一词在本族类系列论文《中国古代“籍族”文档名词研究》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故本文不再阐述。
（一）地图档案是文档名词“图”最常见的用法
“图”，作为单音节文档名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先秦时地图档案种类繁多，地位重要，地图档案是“图”最常见的用法。[3]主要指有关土地、疆域的地图或版图档案，如《周礼・夏官》中载：“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4]又如《尚书正义》载：“禹别九州，分其圻界。别，彼列反。九州，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5]其在三国、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作为文档名词的含义出现的次数已经很少，至唐朝之后基本上已经不具备文档名词的含义，主要以图画的含义出现和使用。此外，从使用频次上看，“图”作为文档名词主要在先秦及秦汉时期出现和使用，其中在先秦时期出现的次数最多，频次也最高（1.0左右），但频次略低于秦汉时期，这主要是由于先秦的文献略多于秦汉时期造成的。
（二）“地图”一词基本具备地图档案的意义，且是“图族”文档名词中出现次数和使用频次最高的名词
1.“地图”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起初其含义为描摹土地山川等地理形势的图，基本具备地图档案的意义。如《管子》载：“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冁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6]从这里可以看出地图档案包含的内容之丰富。又如《战国策》记载：“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7]这里的“地图”主要指按照一定比例绘制的地图文件或地图档案。在后来的发展中，“地图”一词也主要作为地图档案的含义留存下来。
2“.地图”一词是“图族”文档名词中出现次数和使用频次最高的名词，分别为1167次和0.453。除了在三国时期出现短暂的空白之外，“地图”一词在各个朝代均有出现，是整个“图族”文档名词中通用性较高的文档名词之一。尽管“地图”一词在先秦时期最早出现，但是在使用数量上是各朝代出现次数最少的，频次也最低，可见在这个时期“地图”一词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得到大规模应用。在隋唐五代、两宋及明清时期，“地图”一词出现的次数开始增多，达到100次以上，特别是清朝出现了521次，频次达到了0.977。
（三）“图籍”和“图簿”均有地图户籍档案的含义，且“图籍”的使用范围和延续性更强
“图籍”，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是由两个单音节文档名词“图”和“籍”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图籍”取两者综合之义，泛指地图和户籍档案。如《战国策》卷三载：“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8]又如《史记》载：“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9]“图簿”作为文档名词使用时，同“图籍”含义一样，亦指地图、户籍等簿册。如《汉书》载：“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10]
尽管“图簿”与“图籍”都是指地图户籍档案，但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从出现时间来看，“图籍”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图簿”则在汉朝才出现。从时间延续性来看，“图籍”在三国之外的各个朝代均有出现，使用范围较广，延续性较强，而“图簿”仅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朝出现使用，延续性较差。从使用频次来看，“图籍”一词共出现了193次，频次为0.075，在整个“图族”文档名词中排在第二位，而“图簿”仅出现了6次，频次为0.002。
（四）“图牒”和“图谱”均有谱牒档案的含义，且“图牒”还有图籍表册和图谶的含义，“图谱”具有医药档案的含义
1.从内涵来看，两者均有谱牒档案的含义，如明宋濂《张氏谱图序》载：“清河之族布于大江之南，其迁江阴者，则不知始于何世。图牒丧漫，不可钩考，至月崖翁始入于谱。”[11]《旧唐书》载：“臣得奉礼郎李冈、太祝柳仲年、协律郎诸葛畋李潼、检讨官王、修撰朱俦、博士闵庆之等七人伏称：‘谨按《高祖神尧皇帝本纪》及皇室图谱’”。[12]需要注意的是，“图牒”还有图籍表册和图谶的含义。如“若其官邑之省置，风物之有亡，田赋之上下，盖存乎图谍。”[13]《旧唐书・唐俭传》载：“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14]而“图谱”还具有医药档案的含义。《隋书》载：“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15]
2.“图牒”“图谱”在元朝出现的次数最少。从时间上来看，“图牒”“图谱”均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且在出现之后的各个朝代均有出现，延续均性较好。从数量上和频次上来看，“图牒”一词出现的次数略多于“图谱”，达130次，而“图谱”为99次。从各朝代出现的次数来看，“图谱”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元朝出现的次数最少，仅有2次和3次，在隋唐五代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了73次。而“图牒”同“图谱”一样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较少，在元朝出现的次数最少，分别只有7次和4次。
（五）表册或簿册是“图表”的普遍含义，同时“图表”兼具谱牒档案的含义
与其他文档名词相比，“图表”一词出现时间较晚，其在唐朝才开始出现。同时，其延续性和使用频次（0.014）也不是很好。例如，在明朝的文献中未检索到其作为文档含义的用法。
作为文档名词使用时，其泛指记录各种事物的表册或簿册这种用法最为普遍。如《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中记载：“从省称：‘为今次宣命指挥从省，交割时一匹匹点检看觑，当Y面别无小损破弱，即行交割，不云生事。’从省又云：‘设使一色好绢（一），亦须剩住几日。交割图表子细云云。’”[16]另外，“图表”还有一个特殊的文档名词的含义，即谱牒档案，其用法如“今世谱式横而左行者，云始欧阳氏名欧谱。纵而下行者，云始苏氏名苏谱。虽纪文达不能不援用为谱。其实皆图表也，非世系也。”[17]
（六）在图录和法典的基础上，文档名词“图法”衍生出天文档案的含义
虽然“图法”一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但是其延续性和使用频次（0.024）并不好，三国及南北朝时期均出现了空白。“图法”一词最初的含义指图录和法典，《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18]值得一提的是，“图法”还在后世衍生出天文档案的含义。如《旧唐书》载：“又以祀九宫坛，旧是大祠。龟从议曰：‘九宫贵神，经典不载。天宝中，术士奏请，遂立祠坛。事出一时，礼同郊祀。臣详其图法，皆主星名。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19]
（七）“图书”一词的文档含义较为丰富，且汉朝之后主要以书籍的含义出现和使用
“图书”从先秦到清朝均有出现，在整个“图族”文档名词中属于延续性较好的文档名词之一。在本文关于“图书”一词的整个检索数量中占比约为3%，而其作为书籍类含义的用法占到了大约97%，由此可见“图书”一词在古代主要是以书籍的含义出现和使用的。
1.从其内涵来看，“图书”一词的文档含义较为丰富：一是专指“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古人按照天圆地方说用记号来记录天文、气象、地理知识而绘制的立体图。[20]关于“河图”“洛书”，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古时的历法（也有人认为是天文图和地理图），在原始社会末期，记号语言已相当发达，可以表示当时的任何科技事物，可以说当时的“河图”“洛书”，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文件，是首领们指导生产、安排生活的工具。[21]其具体用法如《竹书纪年》载：“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22]二是指“图籍”，即疆域版图与户籍等簿册。如《史记》载：“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23]又如《两汉纪》记载：“诸将皆争取秦宝货，萧何独悉收秦图书。”[24]三是泛指档案。如《韩非子》中记载：“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25]以及《汉书》载：“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26]
2.从具体使用情况来看，“图书”一词在汉代以前主要以文档含义出现和使用，而在汉朝之后主要以书籍的含义出现和使用。先秦作为“图书”一词的起源时期，其使用量较少，作为文档名词使用的用法共出现了5次，但占总出现次数的80%以上，而在汉朝时“图书”作为文档名词的用法达到了高峰期，共出现了68次，占总出现次数的90%。在整个先秦及秦汉时期，“图书”一词的文档类含义用法占主导地位，书籍类含义的用法处于辅助地位。而在汉朝之后“图书”一词作为文档名词使用的数量开始逐渐下降，其含义也主要用于指代“书籍”，其中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作为文档名词使用的数量分别为18次、25次、17次、4次、6次和18次，在各朝代检索到的数量中比例分别为4%、7%、2%、2%、1.2%和0.7%。除了数量下降之外，其文档内涵和应用也主要是对前代的延续，并无新用法出现。
总而言之，“图族”文档名词同其他族类的文档名词相比，虽然名词个数和出现的总体数量都较少，但是其仍是中国古代文档名词这个大族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图族”文档名词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沿用至今的“地图”“图书”“图表”三个名词其文档含义也已经消失。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项目编号：14BTQ071）的课题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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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学者指出“魏晋之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文。本文对章先生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继续探讨章先生关于“魏晋之文”的具体论述。
关键词：章太炎 魏晋 文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覆事情矣”，并没有给予像魏晋“论”文那样高的评语，也没有介绍魏时期的奏。在论述时，对汉朝的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不仅褒奖魏晋之诗，还对其他时期的诗有所赞扬。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做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
“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羽，未尝习艺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讲到了“数典之文”、“ 习艺之文”。数典之文包括“官制”、“仪注”、“ 刑法”、“ 乐律”、“ 书目”。 “习艺之文”包括“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等五类，所列书籍也并非只有魏晋时期。并且章先生认为这些典籍“文都佳绝”。
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分析，在分析时，章先生只是说出每个文体的特点，然后举例说明，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文体中那个时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晋之文的论述。
三、 文之气
章先生有从整体上论述魏晋文风格的论述，但是也兼顾其他时期的不同风格，并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有这样的论述：
“自陆机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崇贾谊、太史公，把晋人的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明人称‘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能说是汉代文学好，或是晋代文学好，因为“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
在《国学演讲录》中，章先生认为“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章先生先以“气骨”、“气”来分析历代文章。他认为“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他赞赏《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国势与风俗，每个时期的国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气也不同。章先生认为汉文的浩汗之气和汉朝的国势、风俗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国学概论》一样，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也没有提出是“刚”好还是“柔”好，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传统“刚柔相济”思想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思考。不过，章先生没有明确表态，我们也就不能断章取义，认为章先生推崇魏晋南朝的“柔”，而舍弃周秦两汉的“刚”。
结语：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理解，应该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对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论述也会不同。章先生虽然推崇魏晋的“论”，但并不是爱屋及乌，由此推崇魏晋的全部文体，忽视其他时期的文体。（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4月，第69页。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10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页。
④ 董国炎，《章太炎文学观考辨二题》，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礼，《论章太失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绍虞主编，《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 谢樱宁，《章太炎先生年谱彰摭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迄今为止，依据所能检索到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对于群力岩画的记述主要是民国时期编撰的《依兰县志》和《宁安县志》中对群力岩画做过简单的记录。1921年的《依兰县志》中记载:“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宁安县志》中记载:“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牡丹江)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天气晴朗，人多见之，惜不知为何代何人遗迹。”民国时期的《依兰县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宁安县志》3年。《在依兰县志》对群力岩画记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非字也”。而《宁安县志》则进一步记述为:“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在记述岩画的地理位置时，《依兰县志》将其误记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其实群力岩画所处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区，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宁安县志》则明确记述了字儿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谓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离今宁安市200里，呼尔哈河，即忽尔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尔哈河东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则说明了当时从今宁安市，或清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通往依兰(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为主。今群力岩画恰在距今宁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处在由宁安市通往依兰的牡丹江水路之要冲。由此看来，《宁安县志》较之《依兰县志》而言，对于群力岩画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岩画着色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当时撰写《宁安县志》的作者曾经对群力岩画的现场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否则对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岩画的道路、岩画的着色的色彩都不会如此准确。然而，《依兰县志》在对群力岩画的记述中，却有着更值得注意的细节。“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这段文字是与描述群力岩画(字儿砬子)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历来撰写群力岩画的考证与考察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到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认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个引用《依兰县志•金石条》关于群力岩画(字儿砬子)的记述，而遗漏了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说，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释义为石碑:墓碣残碑、断碣，属于刻石中的一种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碣”①。目前有关《依兰县志》中记述的“字儿砬子”附近的这块碑碣，至今为止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了字儿砬子上的这幅群力岩画，而忽视了对这块碑碣的调查和研究。遗憾的是牡丹江因为莲花水库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经由原来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来的群力岩画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现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现在去寻找群力岩画附近的那块碑碣也是徒劳的。因为那块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却已经被江水淹没了。如果我们继续审读群力岩画山脚下的那块碑碣的话，似乎可以对其文字进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号的话，那么在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尚没有发现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渤海国只使用过“永德”年号，也无“永和”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次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③。然而，这些在历史上使用过永和年号的政权却与群力岩画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无关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达的到底是何意，碑碣与群力岩画有何种关系呢?恐怕这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但是，从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岩画的话，似乎可以扩大对群力岩画含义研究的更有意义的视野。总之，《依兰县志》所记载的群力岩画附近有一块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样的事实，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即使是为时晚矣也不应无视它曾经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二)笔者对群力岩画年代与族属的新认识群力岩画的命名要予以规范化。笔者认为，其称谓应该为“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因为群力岩画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就是孤零零地处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悬崖上。牡丹江是这幅岩画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则是临近岩画最近的村屯，具有人类传承意义的常住居民的聚落点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讲，群力岩画，既不是崖画，也不是崖壁画，更不能称之为摩崖壁画。群力岩画还不能脱离牡丹江这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岩画”是比较完整和确切的。盖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的题目，就是充分考虑了群力岩画的命名需要规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岩画”的称谓省略了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地名，这一点笔者与盖山林的认识是一致的①。此其一。关于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我则认为:如果从宏观意义上看，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应属于西汉中期至公元5世纪，在这一时间段里恰恰是挹娄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属当属于挹娄或勿吉。若是从更加具体和细微处观察，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时代当为西汉末—东汉初年，此时挹娄人虽臣服于夫余，却正在为逐渐摆脱夫余的压迫而积蓄力量。当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丽人一味争夺辽东之时，挹娄人则在牡丹江流域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完备的制度。诚然，在长期受到夫余人压迫的同时，挹娄人不断接受由夫余人转嫁而来的汉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娄人的文化中应该存在着表现出强烈汉朝文化影响的因子和特征，我们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叶茂的大树的那种流行于西汉时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的人物主题画面的风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汉朝盛行的绘画风格和当时的传统文化影响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尚左、尚右之习俗是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的姿态或姿势也与汉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龙江流域右岸用红色颜料实体涂抹的阴影法技术，在挹娄与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宾县所发现的红色颜料涂抹的人物图案陶片，距离其东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不过180公里，这正是夫余与挹娄人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区域。另外，在宾县的庆华遗址中也发现了绘制在陶器上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其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此其四。关于挹娄含义的解释，目前有两种观点，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挹娄在满语中解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据如何?或许是因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说明了鹿与人的关系密切。从三只鹿的姿态和形象上观察，其中的两只鹿是动态的，一只鹿则是静态的。静态的鹿就处在二人端坐的下方，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场面，恐怕与图腾或某种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挹娄”解释为“鹿”的含义的话，恐怕鹿在当时属于挹娄人的重要图腾崇拜。无独有偶，鹿在汉朝也具有神兽和图腾的广泛意义。如果群力岩画中的鹿的图案是一种图腾，那么此种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与挹娄人的含义，以及汉朝的鹿崇拜有紧密的关联性，二者相互认证，证明了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为西汉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期；体裁和风格；审美独特性
标志之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自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①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为宣扬儒家思想而钻牛角尖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达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即所谓文学的自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在这其中说的“文章”不单单仅指政治，思想，伦理方面的著作。还包括许多抒情诗的诗歌与赋，都说这是远古开天辟地到现在的第一次把文学思想与儒学列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审美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审美特性开始有了自觉地追求，文学在发展的道路上永远离不开它独特的自觉地追求，而我们常说的文学的自觉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甚至是文学的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重视与关注。魏晋时期文章的类别日益增多，各种文体与体裁也开始区分开来，这个时候，文学的特点开始被逐渐关注。《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 《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认识都是居于不同的问题而言，看似平淡实际上意义很重大。其中《文苑列传》也是重要的标志。南朝的范晔《后汉书》，第一次在正史上设立了文苑列传，这一举措对以后的历史文化有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它与《儒林列传》并列。
《文心雕龙》总述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文笔之分的最大体现。文笔之分是指对两类文章的区分，文是韵文，笔是非韵文，而“文笔”的说法，汉朝时分出“艺文志”后就出现了，但实际上文笔之分确切的说还是在南朝。萧绎“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中就把分子分为二，再分为四。“二”者是指汉人文学，文章之分，“四”者是指文学，分为儒与学。文章分为“文与笔”，而把文笔对立起来，是颜延之开始的。在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对联是韵文还是非韵文的问题，实际上，对联是不押韵的，应该属于非韵文，然而它的源头是骈文和律诗，这两个文体属于韵文，韵文有时受到乐律和声律的约束，而非韵文丝毫不受这两者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对联又受到声律的影响，这样一看，对联的发展又开始尴尬了。前面所说的“文笔之分”是在六朝时期由阮元提出的，当时的一些作家为了更好的品评阅读诗歌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方法，其中即使有文学审美性，抒情性，娱乐性的认识，是具有强化文学本质特性认识的一种新的理论倾向，但是这种认识还具有一种局限性和单调性而非整体性的，并且它没有形成文学与非文学的自觉区分，更是没有传文学观念的产生。
标志之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魏晋时期的大多数文人，大多都是特别有文采的，可是却总是很有个性，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都不走寻常路，都努力在文章中表现自己的强烈的个性和独特性，力争表现自己的风格。例如曹操的诗大气悲凉，雄浑豪迈；曹丕的诗歌婉转悠扬，气质淡雅；阮籍的诗歌跌宕起伏，曲折不平；嵇康的诗歌清新冷峻，隽永大方，但是在诗歌的语言上，曹操写的语句是朴实的，陶渊明则是平淡自然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对文学作品的体裁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类辨析.“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泳尚实，诗赋欲丽。”曹操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未异”的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未”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即文章的具体表现情态，其“本”相同，而在具体的语言形式，写作风格，表现形态等又各不相同。其“未”相异，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他们的各自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泳尚实”“诗赋欲丽”雅和丽多是形式的体现，而实和理则关注于内容的升华，这四类怒通的文体都是风格的界定。其中“丽”一方面代表着诗词的最高水平，他看出了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的审美特征。曹丕对这些文体的分类，虽然不用那么多繁重的语言，还是有很高的理论概括性，它独特的概括性以及对各种文体之间差异的论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特别重要，而是推进了以后文学体赋的进步，以及形式特点的研究。
标志之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
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审美特性的追求上，这同时联系了文学的本体方面的问题。上面提到过的“诗赋欲丽”和后来陆机写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表现了文章对美的追求，从审美追求到诗词创作文学体性的追求，当时的文人们都在大量的创作看似具有审美特点的作品。曹丕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上也开始大量进行追求，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上，曹丕用和谐的韵调，用清新隽永的笔调来表达他的情感。同时，他开创了大量新的艺术形式，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都存在，在他仅有的四十几首诗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其中曹植的艺术风格也颇受重视，钟嵘在诗品中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辞采华茂”对他也是很高的赞赏，肯定了他的文章的华丽与他的文采，他吸取了清新隽丽的写作风格又加以创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文章，同时他又注重对偶，炼字和声色。陆机在《文赋》中强调“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风格华美艳丽，语言又朴素走向华丽，描写由简淡而走向纷繁复杂。在文章格律方面，由散行走向押韵。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诗》中说：“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②除了开头，文章整体采用对偶的形式，以上体现了文人对诗歌审美性的追求以及自由个性的渴望。
魏晋时期对审美的追求不但体现在创作上，更体现在对理论的升华上，这两个角度都很好的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性，魏晋时期的文论，陆机的《文赋》和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都体现了文学创作中对审美自觉的独特性要求。
总之，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人们有意识的来表现审美特性，来自由的进行审美抒情的时候，文学就超越了另一个高度。它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学习政治理论的工具，魏晋文学作为一个自觉的时代存在于历史的定格中。中国的文学自觉由魏晋南北朝始发③，由此，纯文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唐宋文学的发展也是在魏晋文学的发展之上开始的，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摘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03期
[2]摘自《赴洛道中作诗》
[3]摘自文学教育下本月，2008年03期
作者简介：
1那晴，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辽宁省大连市人。
中国的宝玉石自古以来就和文化紧密相连，“一片冰心在玉壶”、“冰清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都是对纯洁的爱情、无私的友谊、高尚的品格的赞美。宝玉石，不仅仅是工艺品，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前任新疆矿产试验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的李泽昌，一生与矿产和宝玉石结下不解之缘。1968年，刚毕业的李泽昌从四川来到新疆，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银丝满头。说起新疆的宝玉石，与矿产、宝玉石打了已近40年交道的他快人快语，带着浓重的乡音，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李会长说，新疆的宝石、玉石资源尤为丰富。和田玉、海蓝宝石、碧玺等宝玉石无论是资源量，还是开发利用，都位居全国之冠。已知宝玉石34类，种类多，品种全，是全国省区中不多见的，在世界上也少有。开发利用的宝石主要为海蓝宝石、绿柱石、碧玺、水晶等。其中透辉石、方柱石、钙铝榴石等为全国少见宝石。在国际上久负盛誉的和田玉质地坚硬、韧性上乘、柔润光滑，是古往今来中国人最喜爱的玉石品种，是世界上玉石中的佼佼者，其中羊脂白玉为世界罕有。
据考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及商贸交流的最初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和田玉。殷商的玉饰，周朝的礼器，汉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莲花，宋朝的玉观音，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等，这些稀世珍宝，无一不是用和田玉雕琢的艺术品。和田玉的名贵，也自然成为宫廷，深得慈禧喜爱，故宫宝玉石收藏品90%多为和田玉。其中“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大的和田玉精工杰作，整块白玉重达5350公斤，历时6年雕刻完成。2008年奥运会徽――中国印，徽宝取材和田玉，让新疆宝玉石协会的李会长兴奋不已。
俗话说黄金有价石无价，高品质的和田玉已从八十年代的普通价涨到现在的天价。新疆从事宝玉石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体达到上千家。北京、上海、河南、广东及扬州、苏州都有新疆宝玉石的集散地和加工地。
如何保证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宝玉石，1993年李会长在兼任质检站站长时，就搞起了授权检验，产品与证书同时挂牌的经销模式，使新疆宝玉石市场从竞争无序到有序规范。
关键词：高句丽；朱蒙；称帝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存在于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历史始于公元前 37 年，史载北夫余王子朱蒙受夫余王迫害而出走，历尽艰险，来到在沸流水（今富尔江）畔之纥升骨城即今辽宁桓仁地区，建立了高句丽国。朱蒙即高句丽的开国始祖。高句丽自朱蒙开始有国七百余年，曾在东北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从朱蒙开始，到高句丽的最后一任国王报德王止，共历28代国王其中竟无一人僭号称帝，在这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
皇帝一词是秦始皇所创，是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开始了长达2137年的皇帝制度时期，期间拥有过皇帝头衔的一共有495人，这近五百个皇帝里面名副其实的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僭越称帝的，如五胡乱华时期的北方十六国，犹如走马灯一样的建国称帝。十六国中的冉魏建立者冉闵曾被燕将慕容恪俘虏，前燕国主慕容俊嘲讽其竟敢妄自称帝，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冉闵的这几句话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分裂割据时期尚且不论，就是在大一统时期，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之下，藩属国君主僭号称帝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例如秦汉时期偏据南海一隅的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就曾自称皇帝，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亦曾称帝，如此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是反观有国七百余年，对东北亚古代史进程有着巨大影响的高句丽竟然无一王僭号称帝，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起初，高句丽立国时力量弱小，不得不依附于西汉中央政府。但是到了高句丽太祖王在位时期，高句丽的国力得到巨大的发展。他统一了分散的高句丽各部，还与东汉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军事对抗，屡次侵犯辽东，显示出了高句丽逐渐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这个时期开始，高句丽开始摆脱汉朝的控制，逐渐开始集权化以及扩张的过程，自此后高句丽开始了与中原王朝长达五百多年的对抗的历史。鼎盛时期的高句丽其疆域“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南至朝鲜半岛中部地区，北到今天的吉林中部以北，东到延吉以东，西到辽河。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考古遗存来看，高句丽是一个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的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最高统治者一开始就使用的是标准的汉族式的君主称号——王。在汉文化中，王代表着天子（皇帝）之下的第二等级的爵位。高句丽立国之初，国小势微，采用王的称号是符合情理的。但是到高句丽建国后期，高句丽已经完全有能力在辽东与中原王朝争雄的情况下，还“屈尊于”王的称号，不愿意进一步称帝，在笔者看来，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高句丽统治阶级对华夏文明有很深的认同感。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是在周代的畿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朝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共主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制度化，作为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文明世界的准则。此后的秦汉时期中国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而秦汉两朝的皇帝将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进一步推行到已知的世界中去，逐步形成了影响了东北亚两千多年朝贡体系，而朝贡体系的核心理念就是天下共主的天下观。
地处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高句丽国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其在文化上和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有着显著的区别，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考古遗存，高句丽文化都显现出一种浓郁的汉文化的气息。高句丽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其语言形态至今已很难探知，但是其通用汉字记事。现已出土的牟头娄墓志、中原郡碑、好太王碑、及大量砖瓦铭文都是用汉文撰写。而“对高句丽壁画和中原壁画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它们在裁作工艺、风格、内客、技巧、材料上是同出一炉一脉相承。”，如果以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高句丽文化其实与中原华夏文明并无太大差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句丽人对汉族人的天下观有强烈的认同感是不足为奇的。高句丽王从来未曾像日本君主一样用过“天子”、“皇帝”及类似的字眼来称呼自己，且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也未曾像日本人一样用自负和傲慢的口吻来挑衅中国皇帝。与此相反，高句丽王族还一直自称天孙族，称其国为天孙国，而这正好比中国皇帝称天子低一个等级。而正因为此，高句丽立国七百多年而无一人称帝的史实，正好也印证了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文明的一个支系的事实。
此外，除了上述原因，高句丽君主七百余年无人称帝，也有其基于现实的考虑的部分。高句丽虽可在辽东称雄，但其势力也一直没有发展到可以像匈奴或者突厥一样可以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压力，甚至平起平坐的地步。更不可能像鲜卑人一样有问鼎中原能力。事实上高句丽一方面要面对中原王朝的巨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侵袭。其战略位置并不太好，可以说高句丽立国七百余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艰难的自保过程中，其中甚至曾两次经历来自中原王朝的致命性打击，几乎陷入亡国的绝境。而事实上存在了七百余年的高句丽最终还是在唐朝的打击下而亡国绝嗣。如此说来，高句丽王一直只称王而不称帝，也是迫于严峻现实而采取的一种明智的决策。
参考文献：
[1]魏学辉.浅析中原壁画对高句丽壁画之影响[J]延吉：东疆学刊·2006年第23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