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2 09: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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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应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提高投资者投资能力。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关键词：行为金融 投机 开户数 一字板 概念股 联动
一、概论
在开始A股市场行为金融的分析研究之前，我们先系统的回顾一下现代金融理论体系架构，以明确行为金融学的地位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存在的学术贡献。新古典金融理论建立于两大金融理论基石，一是以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1]为先的资产定价理论，另一个是以Fama对市场有效性研究为先的有效市场理论[2]，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体系架构。新古典金融最早的构建来自Markowitz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1]，该文于1952年发表在《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上，开创性地利用数理统计的语言描述了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奠定了金融学定价模型的基础，成为了现代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资产定价理论以外的金融学另一重要理论基石是有效市场理论。70年代 Fama等人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2]，并给出了金融市场价格运动规律的实证检验思路。
继资产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以后，金融理论的框架基本构建清楚，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与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正不断发生着冲突，基于投资者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的传统金融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金融投资受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投资者总是用有限理性的态度作出决策，存在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的现象。
Banz在1981年的发现[3]又打开了新古典金融理论的另一扇窗户，Banz发现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的异象，他首先提出了小公司效应异象，即小公司收益高于大公司收益，即使经过风险调整之后，溢价依然存在，该异象的发现无法从经典理论给予解释，随后发现的金融市场系统性的异象还包括时间异象等等，这些异象的存在需要更新的理论予以解释，在此之上发展出了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是金融理论领域的一个革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场革命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挑战了传统金融学的统治性地位，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行为金融学假设投资者具有系统性的行为偏差和投资决策的非理性，恰恰能够就资产定价和市场效率中的很多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基于行为金融的证券市场分析，可以为证券市场中大量的异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
作为一个刚刚起步10多年的新兴市场，A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具有高投机性、高换手率及个股波动剧烈等特点，心理因素严重影响着A股市场的投资行为。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分析A股的投资者的行为，从而对A股资本市场有进一步的认知。首先，A股投资者结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尽管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投资者结构组成在短期决定了市场行为。目前在沪深交易所开户的个人投资者近9000万人，其中50万元人民币以下投资者完成的交易约占股票交易总量的60%，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以中小投资者为交易主体的A股市场决定了短期投机氛围。基于此点，赵学军和王永宏研究了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即投资者有太长时间的持有亏损股票而太短时间地卖掉赢利股票的倾向[4]。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A股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存在机构通过操纵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这方面的研究包括：赵涛和郑祖玄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对定价机制的影响[5]；朱建民也讨论了券商的证券投资行为的演化趋势[6]；另外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刘俊阐述了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模型[7]。但是，A股市场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特有的现象。而对于这些A股市场的异象，目前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涉及。因此，本文从股票账户及活跃度、一字板个股现象透视、概念股板块现象分析等三个角度来观察A股的投机行为。
二、股票账户及活跃度的分析
1、新增股票开户数
自2006年初以来，考虑到券商经纪业务每年开发客户带来的增长，从股票开户数每年增速的变动率来看，股票市场指数对增速的影响非常大，最初几年两者关性极高，随着市场开发程度的增高，相关性有所降低，总体相关系数达到0.72。
从周度数据来看，新增股票开户数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达到0.6，在上证指数在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6124之前，周新增股票开户数在2007年5月率先达到历史高点178万户。
2、活跃度分析
截至2013年10月份，A股股票账户数达到1.74亿户。从2008年以来周度交易数据上看，平均每周有36%的持仓账户，参与交易账户大概占持仓账户的5.6%。结合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来看，每周参与交易的户均成交金额在6.4万人民币左右，这再次印证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以广大散户为主。
三、从市场表现看投资者行为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个人投资者容易受到群体情感的感染，倾向于采取与群体行为相近的行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偏好与习惯，并忽略自身可获得的信息，而对于个体来说这些行为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典型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包括认知的系统偏差（systematic biases） 、信息串流（information cascades）和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行为金融学认为，人们的此类社会心理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金融市场中热点频繁出现的现象，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从一字板股票打开后的表现，市场概念股联动效应两个方面来考查A股市场的羊群效应。
1、一字板现象透视
这里并不论述涨跌停板制度本身带来的暗示作用，仅从一字板个数及之后开板表现来管中窥豹。2000年以来截至2013年11月8日的数据统计显示，发生过涨停一字板股票次数为4299股次，持有30个交易日后绝对收益率为3.68%，相对上证综合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平均为0.75%，表明整体上一字涨停板股票在打开涨停后动量特征明显。同期发生过跌停一字板股票次数为1985股次，持有30个交易日后绝对收益率为7.1%，相对上证综合指数的超额收益率平均为4.59%，表明整体上一字跌停板股票在打开跌停后反转特征明显。从收益率上看，跌停一字板反转特征强于涨停一字板动量特征。
2、概念股板块现象分析
概念股相对业绩股而言，主要依靠某一种题材比如资产重组概念，自由贸易区概念等支撑价格，不需要有良好的业绩支撑。概念股通常具有某种特别内涵的，而这一内涵会被当作一种选股和炒作题材，成为股市一时热点。从近两年的85个Wind概念板块交易数据上看，这类股票爆发时的特点有： 短时期大幅上涨、 超额收益明显、集群效应明显、高换手率等特点。具体来讲，统计分析的85个概念板块，在各自的爆发期间，持续周期平均在41个交易日，对应的日历周期在2个月左右； 板块振幅平均达到44.12%，最高达到147%；区间个股平均绝对收益率达到44%；相对上证综合指数，概念板块爆发期有非常明显的超额收益，区间个股平均超额收益率达到20.84%，最高达到77.65%；个股的平均换手达到1.47倍，最高达到3.65倍。
四、结论
从投资者结构上看，A股是典型的散户市场；在交易行为上，投资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从一字板股票交易数据上看，涨停一字板动量特征明显，跌停一字板反转特征明显。A股市场上持续的主题的是概念股的炒作，最近2年的Wind概念股统计数据显示概念股在爆发期间具有短时期大幅上涨、 超额收益明显、集群效应明显、高换手率等特点。从这些现象，人们应该从更高层次上思考；在股票市场牛市时期，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对投资者风险和证券市场基本知识的教育，而在证券市场熊市时期，监管机构更应着注重立法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以保持二级市场活性。
参考文献：
[1]Harry Markowitz. Protfolio.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52， 7（1）， 77-91.
[2]Fama E F.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105.
[3]Rolf W. Banz.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market value of common stoc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1， 9（1）， 3-18.
[4]赵学军、王永宏. 中国股市“处置效应”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1（7）.
[5]赵涛、郑祖玄. 信息不对称与机构操纵[J]. 经济研究， 2002（7）.
[6]朱建民.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行为研究[J].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5）.
[7]刘俊. 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模式与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J]， 新金融， 2002（1）.
[8]张雄等 投资者结构与期限结构对期货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 证券市场导报 2010年4月号
[9]朱伟骅 中国投资者结构、交易策略与股票价格泡沫分析 财经市场
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之后，Blume、Easley(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分析了圣达菲人工(SantaFeArtificial)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关键词：实物期权；Ito引理；Bellman方法；或有债权分析
引言
作为20世纪末2l世纪重要的研究成果，实物期权（RealOp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金融学界“反哺”经济学界的经济理论。它的创立为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思维，同时也更好解释了一些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投资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投资理论的不足。
实物期权由金融期权演变而来。Bachelier（1900）首次使用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和鞅（Martingale）来描述证券价格在连续时间中的运动过程，Sprenkle（1961）引入了几何布朗运动（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之后在Boness（1964）、Samuelson（1965）等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Black and Scho～s（1973a）、Me～on（1973）正式解决了金融期权定价的问题。
Black-Scholes（1973a）之后，期权定价成为金融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文献开始另辟蹊径，利用期权定价的思想研究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问题，克服了传统NPV法则的不足。在新古典的投资理论中，企业投资决策往往会用到Jorgenson（1963）和Tobin（1969）的理论，而Dixit and Pindyck（1994）认为这两种理论背后的渊源均是NPV法则，也即当NPV>0时企业选择投资，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项目价值被低估，因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投资决策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中将偏离最优的决策，而且这一偏离将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变大。Dixit and Pindyek（1994）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实际投资中不可逆、可延迟、未来现金流未定的特质决定了NPV法则的无效性。为了更好解决不确定下投资决策问题，学者们将期权引入到分析当中。Black-Scholes（1973b）首先引入期权定价的方法研究了公司负债的定价问题。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具有较强不确定性时，NPV法则将低估实际投资成本，认为企业拥有的投资选择权也具有价值。在此基础上Myers首次提出了实物期权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投资选择权也应包含在投资成本之中。Ross（1995）、Trigeorgis（200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进一步拓展了实物期权理论。
在模型的建立上，主流文献一般使用Bellman方法和或有债权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或有债权分析法涉及寻找孪生证券（Twins Secu6ty），即在金融市场中找到一种能够刻画项目现金流的证券组合，将其市场价格直接作为投资期权的价值。Manson and Merton（1985）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孪生证券，实物期权定价就将迎刃而解。但是Trigeorgis（1996）指出，要找到这种证券相当困难，而且也涉及到折现率确定上的问题，因此或有债权分析法在文献中并不常见，这也是实物期权文献与金融期权文献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从方法论的角度，主流文献一般认为实物期权能够有效改善NPV法则的不足。Myers（1977）认为，当投资环境不确定时，企业投资的选择权具有价值。从机会成本的角度，企业应当将这一价值考虑到投资成本中，在这种观点下，单纯使用NPV进行投资决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过度投资。Trigeorgis（1996）用实物期权的思想改进了NPV法则，引入了战略NPV，将其定义为项目NPV加上投资机会的价值，弥补了传统NPV法则决策的不足。在实物期嗫蚣芟拢每个项目都会存在一个阈值（Threshold Value），当决策变量触发该阈值时企业就进行决策，否则选择等待。
除了解决投资问题以外，实物期权在很多领域都有用武之地，正如期权的英文Option原意为选择，只要涉及到选择，从本质上就是实物期权的问题。这个选择可以是选择是否投资（见McDonald and Siegel，1986），是否融资并且以什么方式融资（见Haekbarth，2008），是否合并（见Lambreeht，2004和Tarsalewska，2015）。
本文首先对实物期权的方法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将实物期权的求解过程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之后，试图从模型的角度，结合已有文献提出自己对实物期权方法的一些质疑；最后，将介绍实物期权应用的几个经典的例子，以期让读者感受到实物期权在决策上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实物期权的数学原理
（一）基本假设
实物期权模型往往有如下的假设：
（1）项目期限为无穷大；
（2）项目期内状态变量连续变动（比如企业连续分红）；
（3）资本收益率要大于项目收益的增长率（在模型中表现为：r>a）。
这些假设保证了模型在数学上可解，但是由于其不符合现实（第1、2条），缺乏经济意义（第3条），也使得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将在后面对这些假设进行一些探讨。
早期的心理学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此时的心理学思想是由哲学家表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思辨的，心理学方法是非经验的，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地是哲学家和生理学家。
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其中五个早期的先驱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赫尔姆霍茨（1851)最早对神经冲动速率所作的测量;韦伯（1840)发现了韦伯定律，把物理刺激的增加量和最小可觉差联系起来；费希纳（1860)通过扩展韦伯定律，提出了费希纳定律并创立了心理物理学;冯特（1879)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艾宾浩斯《论记忆》(1885)最早对人类学习和记忆进行了开拓性试验。
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段时期，习惯上将心理学分成几个流派，其中主要包括构造主乂（structuralism)、机能主乂（functionalism)、行为主乂(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四大派别。有关四个主要心理学派别的概要可参见下表1。
随着实证主义原则逐步渗透到心理学的各领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得到深化。此时,心理学家更多地将其知识应用到了对周围各种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为此，心理学应用得到推广，各种专门化的应用心理学日益涌现。这种潮流，反馈性地导致心理学理论发生整合和分化。其中，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尤为显著。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思潮：（1)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分裂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坚持断裂性、局部性、多元化、个性化、具体性地对人的心理展开研究和应用。（2)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长期斗争中，科学主义逐步异化，而人本主义正在回归。为此，当代讨论理论心理学复兴和拓展的呼声日趋强烈。而这两种潮流具有互动性，共同推进着心理学理论及其流派的演变。
二、的一般性影响
按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解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个直觉性的判断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渊源。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仅从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单向影响效应来讲，“心理学对经济学就似乎像Boethius神一样是道路、动机、指导、起源与lt6”（Wicksteed，1987)。
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影响效应凸现于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应用传统。纵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主流的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在非主流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流派那里，都可以发现心理——行为分析的影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涉及研究消费、交换、生产和分配等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都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影响。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对于经济学研究就尤显重要。而有关心理——行为分析的经济学传统，则广泛地散见于从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费雪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
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人类“傲慢的自负overweeningconceit)对许多企业劳动力价值产生的低估效应。他认为，年轻工人往往倾向于对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过分自信，所以不会选择“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工作，而这种基于对工资差别进行套利机制的缺乏会诱发企业主对劳动力价格的压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则更多地吸取了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重视心理因素分析的研究传统。他把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归结为两种形式，即卩“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其中前者是激发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动力，后者则是制约人类某种经济行为的阻力。他甚至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两种动机所支配、以这两种动机为基础的，这两种动机的“均衡”是绝大多数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基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约翰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中对“货币幻觉”(themoneyillusion)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见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
后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人们的心理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有三大心理规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这三大心理规律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其中流动性偏好又可以用人们心理上偏好现金的三个动机来表示，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会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自我均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要解决经济危机，政府就必须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然而很明显的是：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从事于建立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他们也并不必要如此。因此，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并没有像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那样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1)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点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1)中所言，“尽管政治经济学家的定理最终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往往将心理原理作为资料而接受，而不是将它们认定为自己的结论；除非他由于不占有足够详尽的前提而被迫涉猎心理学领域本身。》2)为了避免卷入并研究有着心理学源渊的各种争议性假说，经济学家们总是基于通常的感性认识界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行为假设——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和推理，而至于如何判断这种行为假设的正确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当代公认的“有用性”标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1)中提出，“即使人们能够详细地说明假设的经验相关关系，也与判断理论的有用性无关。而仅仅通过预言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理论将被暂时性地接受或否定。因此，结果——而不是假设——应成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关注点。》3)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将个体行为的最大化假设进行一般化来简化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每个个体行为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目的性和相似性特点时，个体行为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样:一方面，经济学就可以忽视个体的选择过程而集中进行选择结果的分析了，另一方面又便利于经济学家对集体性现象和制度体系的侧重研究。
凯恩斯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则开始适应性地、较多地应用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心理一行为分析理论包括:（1)金融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众多行为金融理论大师对投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Thaler,1981)，有关税收心理和逃税行为的分析（Lewis，1982;Robben等人，1984)，有关地下经济行为的研究（Wilensky，1981;Feige，1982)，有关通货膨胀的经济心理和行为分析(Ratchlor，1986;Kemp’1991)等。（2)产品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如有关企业家的经济心理与行为（Clelland，1961;Cyert&March，1963;Simon’1984;Davidsson，1989)，有关消费者的经济心理与行为（VanRaij，1984;Andreason，1977)等。（3)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Earl,1990;Furn-ham，1986)。（4)家庭中的经济心理与行为分析(Becker，1981;Katona，1975)。®总之，到了现代经济学，无论涉及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心理一行为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以此为立论基础，专门研究人类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性思维(heuristics)、心理框架（mentalframes)和铺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choiceofproblemediting)、参照点（referencepoints)、风险厌恶（lossaversion)和小概率效应（smallprobabilityeffects)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
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应用的强化，源于深刻的经济学发展背景：
(1)经济理论的一些发展已经激发经济学家去考察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首先，经济学中的信息革命已使经济学家着眼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微妙性质，这种信息革命以阿尔科夫（1970)、斯蒂格里茨（1976)等人领导的信息经济学革命为代表。其次，由于成功地识别了新的策略解概念，经济博弈论认为对几乎任何一种市场行为模式，都有合理的策略解与之相适应（NashEquilibri¬um)。内省法、决策原理、内在一致性和少数程式化的事实等等，均足以说明要搞出足够的理论指导具有可能性。经济学家们为此需要寻找更系统的资料来源和补充原理，以减少相持不下的经济理论数目。第三，以斯密斯（1962)、罗思（1995)等人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正在成熟，由于实验经济学可以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放在现实领域中进行检验，便利了经济学家根据相关经济背景来精确地衡量行为。而行为模式一旦确立，它就并不只是与经济模型相适应了，经济学家则被迫从心理学中寻求答案。
(2)随着心理学科的逐步成熟,心理学对经济学渗透的力度也在增强，而心理学家的好奇心正在驱使他们的研究更趋近于经济学传统领域的主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题。例如，心理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风险(或收益)分析和规范性决策分析，结果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决策理论相联系。现代心理学家正在积极地研究一些常见的经济两难问题，比如有关公共商品、外在性和诱因一致性问题，基于选择偏好逆转、条件反射、塑造和强化理论对需求行为的分析等等。
(3)现代经济学考察对象正在从传统的“经济人”逐步转向“现实人”而这种研究对象的转移为心理——行为方法的广泛采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最早从马歇尔（1890)开始，他就把人“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尽管这样的人与边沁主义者一样是利己的。但与“经济人”不同的是，它是有“欲望、憧憬和人类其他本性”的“社会人”赫伯特西蒙（1976)则基于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而在凡勃伦和加尔布雷希等制度经济学派那里，则用“制度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制度因素结构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独来独往的“经济人”到了现代最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受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影响，则更多地从认知偏差及行为偏差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人”。
三、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效应
基于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但颇具争议的是，有关这门交叉性学科的名称却是多样的，一说为心理经济学®，一说为行为经济学，一说为行为金融学。由于缺乏相关心理学背景，多数学者的理解非常狭窄，并常常将三者混为一谈。本文认为：这种理解的差异恰恰缘于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对经济学的不同影响，即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上。
考察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经济学派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变迁,不难发现:心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三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流派性影响效应。其中，起源于欧洲的心理经济学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欧洲式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而在美国复兴的行为经济学，则更多地受到了根植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影响;相反,行为金融理论则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
关键词：创新结构；金融工程；运用体系
金融工程学是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的新兴学科，全球范围内首次金融工程学术会议于1989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召开，1991年起设立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从上世纪末开始，欧美高校纷纷设立金融工程研究项目。这一学科主要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达到资源和风险的再配置功能而进行特定组合结构或者集成。狭义金融工程是以目前各类基本金融产品为基础，实施各种形式的组合与分解，从而设计出客户满意的具有特定收益和风险特征的新型金融产品；而广义金融工程主要是指所有运用工程化手段来破解金融领域的相关技术开发问题。当前，要深入研究如何以创新结构为基础，加强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建设。
一、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的有利条件
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能够有效降低金融风险。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举措的实施，金融风险也在加大，金融市场参与者迫切要求运用金融工程以防范风险。同时，鉴于我国外汇市场中的金融工具及其业务相对单一，也亟待加以创新。为此，要通过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以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鉴于我国银行的资本准备金率不足、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下降等因素，迫切需要对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等实施全方位的改革，这就一定要有金融工程来做好后盾。同时，为了能够满足企业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应对企业锁定汇率、利率以及价格等方面的风险，实施金融工程创新均十分必要。
二、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结构的主要内容
创新结构是我国金融工程运用体系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理论研究创新。金融研究理论之发展，不仅来自于当前市场，而且要求理论对于市场中的各类新现象做出相应的解释，从而更好地分析其中的风险，并且在安全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之间找到最理想的结合点。同时，理论研究还来源于该学科本身的不断发展。当前阶段，金融工程学科依然为各种基本直觉所组成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涵盖，也就是有效市场假说、风险收益交替理论、套利定价理论以及企业财务理论。但是，如同其他经济学领域一样的是，新古典主义理论也具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金融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开展理论分析，并且和经验分析相互发生作用，从而对新方法加以检验，这主要是依靠其对于数据作出的解释能力以及对今后的预测。所以，随着近年来行为金融学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对金融工程运用体系理论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是金融技术方法创新。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处在管理学、数学以及工程学等学科之间，具有跨学科所带来的优势，但同时也对其准确定位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学与工程学是基础，通过长期以来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整套已经成型的科学化思想体系。作为管理学基础的经济学则仍需实施创新思维，在艺术与科学的两极当中找到与把握平衡点。就金融技术方法来说，应当着力提升建模技术，关注应用数学以及物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就实质而言，就是要从已经十分完善的数学与物理工具当中找到合理的理论工具，并且运用到现实的市场分析之中，这就需要在金融工程建设之中高度关注应用数学领域的研究，从而吸引更多的数学与物理方面的人才进入到金融工程前沿领域之中。
三是金融人才培养创新。西方国家金融工程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大批国际金融工程师均担任了投资公司顾问或者亲自组建起投资公司。这些金融高端人才在从事理论研究与高校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亲身在市场当中进行操作，并且检验相关理论。运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切实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我国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结构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高等院校的课堂之中，高校相关专业教师与金融专业大学生均可积极投身其中开展市场实践，以求获得相应的实践知识，这不但会促进我国金融工程理论的发展，而且还十分有利于培养金融工程专业人才。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金融工程学历教育时间往往相当短，通常为期一年到一年半，但是却能够培养出大量顶尖的金融工程人才，展示出极高的效率。同时，国外相当多高校在定量性课程中应用了计算机技术，使用计算机程序来直接解答问题，这也就对我国高校的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教学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将其融合于金融工程教学之中，有助于更好地培养专业人才。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基于创新结构的金融工程运用体系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为此，要努力增加对金融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致力于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健全法律政策机制，促进我国金融工程运用体系创新结构能够越来越趋向于完善，从而让金融工程运行得越来越顺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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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般认为，现代金融理论起始于50年代初马柯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论体系，则被称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
古典金融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以“货币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古典经济学“两分法”为手段，从实物经济的层面出发，对货币的职能、银行的流动性、信用机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决定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当成就。该阶段所出现的影响较大的理论成果有：甘末尔学说（1907年）、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1911年）、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数量论（1923年）、庇古的剑桥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货币理论（1931年）、莫尔顿的银行可转换性理论（1918年）、勒纳等的弹性理论（30年代）、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汇兑心理理论（1927年）、凯恩斯与爱因齐格的利率平价理论（1930年）等。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这不仅在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称为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特别在古典金融理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凯恩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把货币资产融入实际经济中，指出货币对就业、产出、收入等实际经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货币与实物经济之间的“两分”，创立了以货币经济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希克斯与汉森于1949年创立了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结合的IS－LM模型，鲍莫尔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在金融理论方面，不仅出现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理论，而且出现了大量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理论。尤其是，1952年马柯维茨提出了证券组合理论，创立现代金融理论之开端。以风险—收益理论、期权定理、有效市场理论与公司理论为四大支柱，构建了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并推进金融理论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该阶段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普鲁克诺的银行预期收入理论（1949年）、银行负债管理理论（60年代）、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58年）、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1958年）等。
60、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了较大的转变。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逐渐代替。此外，一批优秀的经济金融学家开始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该时期出现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孟德尔的国际收支与货币分析法（60年代）、讷克斯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以及布莱克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理论（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为了防范各种衍生金融风险，各种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国际汇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关金融工具的定价、风险估测及金融规避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汤姆与齐曼的股市风潮理论（1975年）、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布兰查与沃森的投机泡沫理论（1982年）。并且，一门以现代金融理论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分析方法，兼收经济学、投资学、数学等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金融工程学在西方兴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80、90年代，接连爆发了西方股灾、拉美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危机的生成原因、防范机制、监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奥布斯特菲尔德的危机预期理论（1994年）、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
综观百年，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古典走向现代，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分析工具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侧重于理性研究，进行问题的纯理性描述。而现代金融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法，侧重于定量分析，对问题进行较严格的科学论证。其二，问题研究层面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无论是对货币的供求，还是对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的分析，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问题进行探讨。而现代金融理论在宏观层面之外，越来越多地从微观层面对金融进行研究，成为指导微观金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领域的转变。古典金融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金融领域，而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已跨出这一领域而走向社会工程化。
二、20世纪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以来，金融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6个方面：
（一）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货币金融理论一直都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货币金融理论集中研究货币的本质、职能与作用。1936年，《通论》发表，凯恩斯率先在其《通论》中提出了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资产，可以进行选择与替代；在实际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非中性的，从而实现了对早期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相继形成。他们对货币金融理论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从而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利息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货币需求理论，从本世纪初以甘末尔与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理论等为代表，通过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对货币需求的决定，发展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新剑桥学派的货币需求三类七动机说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货币供给理论，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货币数量与银行体系》一文中用货币供应对货币供给与银行系统作出系统研究为标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间，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货币供给理论体系。在对货币供给的研究中，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集中于探寻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本世纪上半叶，凯恩斯在他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率先提出外生货币论。但随后的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都摒弃了这种论调，提出内生货币论。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除由中央银行之外，还要受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众行为影响的内生变量，使货币的概念更贴近真实状况。
通货膨胀理论，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渐形成。凯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半通货膨胀理论”，他认为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此后，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西德学派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货币量过多。除此之外，经济金融学家们还对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较成熟的通货膨胀理论，例如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以及通货膨胀的北欧模型等。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广为流传，货币金融理论界由此又发展了包含预期因素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预期通胀理论。
利息理论，在传统的均衡利率论中以分析资本供求来研究利率的形成与决定机制。对于货币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各学派各有己见。后凯恩斯主义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量增加将会使利息下降，利率是传导枢纽；货币学派则认为货币量增加会在短期内降低利率，而在长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会使货币量的变动对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
随着本世纪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银行经营管理理论在短短几十年里也经历了几次变革。
首先，银行家们突破了古老的真实票据理论，莫尔顿于1918年提出了可转换性理论、普鲁克诺于1949年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前者认为银行贷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偿性项目，可将资金投入具有次级市场条件的证券，这样，就将银行的资产业务拓展到证券投资业。后者强调银行发放贷款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为基础，从而鼓励银行将资产业务从短期贷款扩展到中长期贷款。
此外，60年代银行学家提出了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强调商业银行以借入资金的方式保持经营的流动性。到了70年代，银行学家又提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如偿还期对称理论、资产分散理论、资产分配理论、缺口管理理论等，将银行的经营重心从负债方扩展到资产方，要求通过对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要求。
（三）金融市场理论横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统化
20世纪是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理论日益丰富并逐渐系统化。随着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等金融微观企业行为的关注，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也从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学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论方面，莫迪利亚尼与米勒于1958年《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
风险收益理论方面，马柯维茨于1952年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基础。6年后，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根据证券预期的收益与风险方差寻找最佳证券结合。1971年，斯蒂芬·罗斯从影响证券报酬率的各个因素出发，建立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模型），从而为实践中的证券投资决策提供良好的理论参考。
期权定价理论方面，1973年肖尔斯与布莱克发表了《期权与公司债务的定价》，1973年密尔顿又发表了《合理期权定价理论》等文章，为期权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价提供了可选择的计算公式，为今后金融定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股市投机理论方面，齐曼于1974年、汤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风潮理论，布兰查与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机泡沫理论。前者已经开始将股市参与者区分为“保守者”与“投机者”，将投机风险因素正式从股市中抽离出来。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投机孕育了虚拟的资产泡沫，并将成为股市崩溃的直接隐患这一思想，从而为更科学地对股市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今后的金融风险、金融安全理论的产生发展作了铺垫。
（四）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繁荣发展
国际金融理论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通货膨胀理论。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论。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产生了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解释了国际收支中贸易差额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吸收理论，解释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学说，解释各国国际收支的联系以及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过程，并通过强调货币供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直接影响，实现了对大卫一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的超越。这三种国际收支理论在很大程度是互补而非相互替代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弹性理论和吸收理论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条件分析，货币理论注重长期收支均衡条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对象上，弹性理论解释贸易差额，吸收理论解释经常项目差额，货币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论层面上，弹性理论是对商品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吸收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别是对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宏观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以传统理论为主流，即购买力平价理论（20年代）与利率平价理论（30年代）。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兴盛，使得一批新型汇率决定理论向传统汇率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论是：资本市场理论（70年代）、布朗逊·库礼的汇率资产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尔盖的汇率国际收支说（1981年）。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新旧更替之间，经济金融学家们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发展了收益—风险分析法，实现了对研究领域的层层拓展，即从最初的商品市场，拓展到货币市场，最终将证券市场也包括在内。
国际通货膨胀理论，基本有两个分支，一是国际传递结构论，一是国际传递货币论。结构论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只是简单地概括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5类机制。而货币论从70年代初出现后，已自成体系，其理论分为4大类：社会成本推进分析、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分析、小国开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
（五）经济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以金融理论为核心的分析体系
金融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往往脱离金融而集中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注意到金融发展的滞后已成为阻碍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至此，金融与经济才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研究整体，并相应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经济金融发展理论：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1969年）、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的金融压制论（1973年）。金融理论也从分析体系的边缘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理论中将各国的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一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构成了该国的金融结构。他还提出以金融相关率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开创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则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统一，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形成广义的货币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应该放弃过份的干预与管制，以推进经济增长。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出于规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各种探讨创新原因的创新理论也相继形成，如技术发展论、货币因素论、财富增长论、约束一诱导论、回避管制论、交易成本下降论、制度因素论、结构变化论等。
（六）金融危机理论成为世纪末理论研究的焦点
自本世纪30年代拉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序幕以来，灾难性的世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对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是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以及一些相对零散的危机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在分析上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难以称为理论，而成为假说。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为代表的对危机产生的周期性解释，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危机生成的货币性解释两大分支。随着80年代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兴起，它们被经济学家作为有效的分析手段尝试着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层面中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从而将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机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鲁格曼的国际收支模型（1979年），说明财政赤字导致货币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第二代，奥布斯特菲尔德的预期模型（1994年），说明金融危机可以脱离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具有自促成性质。第三代，克鲁格曼的道德风险模型（1998年），说明道德风险对危机的产生有触发与推动作用。
三、跨世纪的两大金融前沿问题
21世纪，金融理论将面临以下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二是微观层面上的金融问题，即金融工程问题。
1.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问题是当今全球金融一体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金融稳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与根本保证。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包含了货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银行体系的稳健。币值的稳定与一国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关；银行体系的稳健则需要存在一个安全保障体系。21世纪，就此重大课题，理论界可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问题；（2）区域货币资金的流动问题；（3）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问题；（4）全球网络化条件下，银行的内控与外部监管机制的构建问题等。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在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效用；同时，每个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希望尽可能把风险转移出去，或者获得应有的报酬。那么，无论是推出禽流感保险的保险公司，还是购买保险的投保人，都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
不过在中国，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提到保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街头那些穿着西服，一遍又一遍地推销着保险的保险人。而对于保险的态度，多数人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排斥情绪，直到哪天风险发生了，才知道保险的效用，但为时已晚。
那么，在个人的财务规划中，保险有多重要呢？
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人们在规划投资组合时，并不总是按照传统金融学的方差-均值去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的。相反，每个人都受着心理账户的影响，即同样数额的两笔资金，因为其来源不一样，在对其处理时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通俗地讲，比如，你会用你的日常工资来储蓄一部分，而用年终奖去进行一笔大的消费，比如买辆车。实际上，你也可以用日常工资储蓄的部分去买车，把年终奖存下来。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账户偏差的存在，人们在规划自己的投资组合时，会根据不同目标，去购买不同的资产，最终形成的投资组合成了金字塔式的，即最重要的目标处于最下层，而为这部分目标购买的资产是最低风险的。
实际上，每个人在理财规划中，第一重要的莫过于把自己面临的风险对冲掉。在一个人的理财规划中，面临的风险有过早死亡风险—亲人失去依靠；过迟死亡风险—人还活着，钱却没了；收入损失保险—还没有退休，却已经没有了收入，或者由于意外灾害，或者因为疾病，失去了挣钱能力。
而保险，正好可以对冲此类风险。比如应对过早死亡风险，可以购买一份定期寿险，当一个家庭的支柱因为意外或者疾病去世后，家人还可以收到一笔赔偿金，能够继续维持生活。当一个人担心退休后没有足够资金来维持生活时，则可以购买一份年金保险，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担心在退休前失去收入来源，则可以购买失能收入损失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