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2 09: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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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和做法
我所在的活动小组的主题是关注民生民情，共筑和谐家园。我系这次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从2010年7月12日开始至7月 14日结束，前后经历了准备工作、实施部分、后续工作三个阶段。
（一） 准备工作。2010年6月23日，长江师范学院《关于组织开展2010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下发后，我系领导积极开展工作，确定活动主题，并把活动布置下来。2010年7月8日至10日，在系学生会、团总支的努力下，最后确定了总的活动方案，明确分工，共同行动，参与活动的志愿者积极热情，收集相关的资料和图片，形成宣传材料。通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为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实施部分。2010年7月11日，我们“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法学系2010年暑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团”一行15人来到了酉阳的一个千年古镇——龚滩镇，在岁后的三天时间里，我们积极热情地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实地调查了当地的民生民情，并深入到当地的一个模范村——艾坝村体验了农村生活，体会了社会和谐的真谛。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调查民生之就业问题，了解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外出就业、就近业的情况；调查民生之教育问题，着重关注“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调查民生之分配问题，了解居民收入状况以及当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调查民生之社保问题，前往当地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的情况了解当地和谐社会建设情况，并深入基层进行体验；与当地政府或村委会座谈，了解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并做如实的记录；在开展活动的同时，结合当地情况，做好宣传工作。
我们在龚滩镇艾坝村开展了改革开放30周年图片展、禁毒、医疗卫生、节能减排宣传、农村农业政策宣讲、农民工法律服务及咨询、关注留守儿童等一系列有关民生民情的活动，在与该村村长、支部书记和文书举行会谈时，了解该村的一些基本情况，结合自身专业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并在烈日下走进该村的烤烟种植基地，参观了烤烟烘烤的烤棚，详细询问了烤烟烘烤技术。我们在龚滩镇集镇进行调查时，得到了镇政府的大力配合，重点了解了当地政府在龚滩古镇移民工作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处理突发事件的办法，还访问了当地的革命老前辈。为了进一步了解民生的医疗合作问题，我们走进了龚滩镇卫生院，在院长的帮助下，深刻地认识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 后续工作。在活动结束后，整理在活动中获取的材料，包括文字材料和活动图片，并进行分析，做好统计工作；活动小组分工负责，撰写社会调查实践报告；召开活动总结会议，与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所得所感。
二、主要体会
自去年进入长江师范学院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活动。这项活动的开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不仅能让同学们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更能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活动中，我们明显感觉自己的知识结构还不够完善，甚至是缺乏，这让我们不得不在未来的学习中注意自己的知识的积累。这次活动能取得圆满成功，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我的体会是：
（一） 领导高度重视。暑期派遣在校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也成为高等教育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们这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得到了院领导和系领导的关注的支持，系领导还专门给作了相应的部署。同时，我们也得到了龚滩镇政府以及龚滩镇艾坝村村委会的支持和热情接待。
（二）活动组织开展工作严紧。根据院文件精神以及系领导的要求，我们充分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步一步地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采集了大量的资料、图片，为最后撰写社会调查实践报告奠定了基础。
（三）注重活动宣传。在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实践的同时，我们系专门安排了一名同学（何智勇，院记者站副站长，系通联部部长）进行新闻的宣传报道，及时把活动的开展情况向社会公开。
（四）团队合作精神十分重要。在这次活动中虽然采取了“明确分工，共同行动”的原则，但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大家一起行动，各取所需的资料，互相帮助，互相合作，顺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团队合作精神在这次活动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加深了同学们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了彼此友情。
三、主要成果与收获
（一）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增长了同学们的见识与才干，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阈与眼界，也让同学们更加清楚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在学习中的不足，重新审视自己，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去完善自己。 1
（二）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展示了我们长江师范学院经济与法学系学子的风采，向社会传达了我们在校大学生注重社会调查实践的讯息，让我们们从过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书本知识里解放出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走出学校，涉足基层。
（三）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我们基本了解了龚滩镇的民生民情，也亲身体验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果。纯朴的民风民情，让我们为之感动；和谐的社会面貌，让我们为之歌唱。
（四）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我们了解了目前在基层民生问题中存在的问题，也了解了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突显的一些问题，在与政府及村干部召开座谈会时，我们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共同探讨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也给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在座谈的过程中，让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更加认识到了现实国家社会管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但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假期前，院团委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向全院同学发出了《关于开展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并召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活动动员大会，认真落实文件精神，根据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实践形式。
二.以人为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经过院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我院准备了200份居民健康调查问卷，并成立了血压测量小组。
首先向村民发放有关糖尿病，高血压，和夏季保健知识的宣传材料，挨门挨户宣传医疗保健科普知识；其次集中开展为村民测量血压，并且运用在学校所学的医学知识，耐心的解答有关了村民的一些健康问题，并且为村民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饮食和保健知识。均得到了村民的充分认可。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乡居民的①家庭人口数；②15岁以上成年人吸烟及饮酒情况；③常见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地方病（如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粗脖子”病）以及精神性疾病的患病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涉及居民87户，345人。
三．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5份，剔除无效问卷13份，有效问卷172份，问卷有效率为86%。
1.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数
本次调查87户居民，345人，男性163人、女性182人。平均每户3.97人，其中每户2口人的有5户，占5.75%，每户3口人的有31户，占35.63%，每户4口人的有33户，37.93%每户5口人的有10户，11.49%，每户5口以上的有8户，占9.20%。调查中，我们发现随着每户家庭人口的增多，也影响着居民的健康状况。人口数多的家庭的疾病发病率也较高。
2.乡农民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个人情况(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态度等)确定。一直以来我国农民的基本任务就是农业生产,且绝大部分属于重体力劳动,对身心健康水平要求较高。然而,由于受传统的自给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形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问卷调查显示(具体见表1),受试者中有饮酒习惯的农民有15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4.6%;抽烟习惯的农民有14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1.1%;既抽烟又饮酒的农民有11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4.2%;平时喜欢打麻将和扑克的有10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1.3%；兼有上述所有习惯的人多达65人,占总人数的18.8%。因为农民大多从事强度较大的体力劳动,所以大多数男性通过抽烟和饮酒来维持体力和精力,女性在农闲季节或者农忙之余喜欢打麻将或扑克来消磨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对于自己身体健康的忽视比较严重,某种程度上对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表1 乡农民日常生活习惯统计
生活习惯饮酒抽烟既抽烟又饮酒打麻将和扑克 兼有上述习惯
人数(人)154 142 118 108 65
比率（%） 44.6%41.1% 34.2% 31.3% 18.8%
3.乡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3.1常见疾病的调查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中患有高血压、低血糖、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及其他常见病的人数分别占总样本的6.67%、5.80%、8.70%、2.90%、1.45%和4.93%,具体见表2。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形成一些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疾病由于发病隐蔽,患病时间长,人们容易对之疏忽和放松警惕,一旦发病,将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健康状况。
表2 乡农民慢性病种分布统计
疾病 血压 低血糖肥胖症 高血脂 糖尿病 其他疾病合计
人数(人)23 2030 10 5 17 102
比率(%)6.67 5.80 8.70 2.90 1.45 4.93 29.60
随着转型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再加上农村体育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身心健康水平的下降。各种亚健康患者不断增加,缺钙、骨质疏松、疲劳无力等现象呈快速增长趋势,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群往往是慢性疾病的潜在患者。
3.2精神疾病的调查 精神健康对农民的社会适应性有着较强的影响。有资料显示,当个体长期处于精神疲劳时,患病的几率大大增加,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有效地使身体保持较高的健康水平。在本次调查中发现,乡农民的精神状况大多很好，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名大有十岁的男孩存在精神问题，使我们受到了震惊。经过询问了解到与其家长外出打工，深深的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3.3地方病的调查 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一直以来，在东北地区的偏远农村存在着缺碘的问题，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病）发病率很高。但可喜的是，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患者，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居民补碘的关注，以及居民自身通过食用碘盐和含碘食品，提高对碘的补充。
4.乡农民的医疗保健状况
市乡村级诊所医疗条件较差,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很少经过正式的培训,所用的药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但绝大部分农民生病时只能依赖村级诊所就医。本次调查的农民中,生病时去乡以上医院就医的占总样本的20.19%;去村级诊所就医的占66.35%;还有13.46%的农民由于经济收入及其他原因,拖延治病,往往小病拖成大病,致使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家庭更加贫困,详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农民并没有意识到合理的体育活动能够增进身心健康,预防疾病。可见相当部分农民的就医条件和健身意识较差,有的已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水平,不利于吉林省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
表3 乡农民医疗保健状况统计
去乡以上医院就医去村级诊所就医 拖延疾病合计
3322 28 345
20.19%66.35% 13.46% 100%
5.乡农民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5.1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医疗费用负担过重
农民的经济收入与健康状况关系密切。当前,农民疾病经济负担重,医疗保障水平低,医疗费用增涨过快、医疗保障覆盖水平低、经济收水平低是造成农村居民健康得不到有效改善的重要原因。经济上的窘境导致广大农民“生不起病”,“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怕病”心理,给诊治疾病带来很大困难,而农民诊治疾病的费用增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迫使一些有病该住院治疗的人放弃住院,使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5.2农民体育健康意识淡漠,认识存在误区
调查发现,许多农民的体育健康意识淡漠,错误地认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专门的体育锻炼。虽然体育锻炼和生产劳动在让人流汗、消耗体能、提高身体素质等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本质上有根本区别。适度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提高机体呼吸系统的功能,还可以改善心脑血管的机能,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对有效控制慢性疾病的发生和病后康复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农忙之余,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也能促进心理健康,缓解精神疲劳,联络乡邻感情。在受试的农民当中,52.5%的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就没必要进行体育锻炼,58.4%的人认为增加营养或改善饮食与保证睡眠才是促进健康的主要原因。可见,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并没有意识到体育锻炼在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上的重要作用。
5.3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减少了广大妇女体育锻炼的时间广大妇女在农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维持日常家庭事务的灵魂。当前,许多农村,男人大都外出打工,家中内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家庭妇女来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使得广大妇女很少有时间从事体育锻炼,再加上农村卫生条件不理想,各种慢性病、妇科病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广大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
6.调查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6.1．1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健康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相对贫困农民长期的营养不良及生产生活的压力,使得身心健康状况较差;另一种是相对富裕农民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导致营养过剩和运动不足,使得体育锻炼对身心的健康促进价值日显突出。
6.1.2农民健康状况堪忧，患各种慢性病的比率较高，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升高，地方病的发病率下降。
6.2建议
6.2.1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身体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生活和谐,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吉林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发挥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优势,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
3月20日至30日，以“情系农民工兄弟”为活动主题的我校社会实践队完成了为期10天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圆满结束，达到预期目标。
我校社会实践队以调查“农民工面临的诸如生产生活环境如何、权益是否屡受侵犯、负担是否过重、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否受社会歧视”等问题为活动核心，分别在江苏无锡昊天建筑工地，德州双德纺织公司工作车间以及昌乐宝石鑫都建筑工地等单位做了调研。
在社会实践结束后，队员们总结了农民工现在面临的主要4个问题，一是农民工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道怎样维权。希望有关部门将《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印成宣传单，送到外出农民工手中，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运用法律知识维权的水平；二是农民工不能与家乡保持联系，在外地打工遇到困难时，家乡难以积极协调解决农民工这些问题；三是农民工虽然不能享受到养老保险等待遇，但为了就业，只能忍气吞声，这点也是调查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不少农民工说：“我们最盼有保险。希望将来年纪大了没有后顾之忧。”四是农民工希望法律服务宣讲队经常下乡。不少农民工深有体会地说：“青壮年夫妇大都在外打工，在家的老人和孩子遇到难题不知道咋办。希望家乡帮助我们解除后顾之忧。”
在这10天中，队员们印象最深的是农民工的憨直性格和生活工作条件的恶劣，同时也对民工不得不肩负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充满同情。队员们通过这次实践活动，并结合网上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新闻认识到，现在，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在过渡发展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作为大学生，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
队员们在完成实践任务过程中，积极准备，及时总结，团结互助，虽然遇到一些阻碍和困难，但都没有退缩。活动结束后，队员们纷纷反映有很大收获，尤其自己是对社会现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调查范围：随机调查
调查时间：上午9：00到下午3：00
调查地点：各大超市、商场、居民社区等
调查人：
调查报告：
人们对大多数的公共设施采取满意的态度，比如高女士对海港公园的娱乐健身的设施比较满意。“不但让我们锻炼了身体，而且健身设施的质量过关，不会发生在运动时因设施不完善而造成的事件。”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对公共设施不满意，一位先生认为路旁边的公用电话应该拆除，他的理由是现在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人手一部手机，甚至有的时候看到许多小孩子都有手机，公用电话在现在这种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落伍了。
一位老爷爷说他经常看见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整治这些破坏设施的人。笔者也曾在纪念路超市旁边的小花园里发现原本是类似于“过桥”的健身器材竟然被一些人改成了秋千，本来应该有两个的脚踏器变成了一个！
我们都认为破坏公共设施是不齿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来管这件事情呢？李先生说在公司门前的路上原本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公用电话竟然被人拆除了，他原以为是政府派人把它给拆除掉的，可是询问了几个人，都没有听说政府了这样的公告，他才意识到有人把电话给拆除了。
在调查人群中建议加大公共设施的管理力度占近60%。有一位孕妇建议公共设施在建设时应该多多关照一下像孕妇、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她还建议在马路旁边的红绿灯上安装一种设备，让看东西有障碍的人知道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笔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林爷爷和这位孕妇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保持相同，他说前些天**为了争取在全国文明城市中胜出，在检查团来临之际，让各个单位在门前的台阶上建造供走路有障碍人上去的无障碍通道。可是这些无障碍通道纯粹是为了应付差事，根本不管残疾人的实际情况。其中有些无障碍通道很陡，健康人要走上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林爷爷建议既然是建了无障碍通道，就应该建好，不管**有没有评选上全国文明城市，都应该考虑残疾人的情况，不能只在那里摆摆样子，给领导看。我想林爷爷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实践；社会调查；践行性机制
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在大力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各级高校同样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通过各级相关教育部门的努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的熟悉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社会认识和阅历，增进对社会和工作的理解；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开拓视野，为以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培养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增加工作经验和经历，有利于更好地适应实际工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切身实践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获得所谓的“发言权”。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大力开展的现阶段，如何丰富社会实践的手段，充分达到社会实践的理念和实质成为重中之重。社会调查是通过调查手段了解和熟悉社会的有效手段，通过社会调查的开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沟通能力和交往能力，更能促进学生团队协同与合作意识，同时能够培养学生坚强意志与克服困难的勇气，提高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社会调查是了解社会实际情况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各大高校尤其是社会科学教学的重点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契合性，社会调查是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社会调查顺利开展的重要载体。本文对社会调查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践行性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社会调查专业化指导是社会实践开展的前提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的核心内容，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将很好的指导调查的组织、实施和开展。社会调查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将会是社会学专业知识的具体体现，同时会使大学生社会实践获得专业化的指导。目前各高校基本都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都会获得社会调查相关领域的基础性知识。各高校可以将社会实践项目与相关社会学专业的教师进行结对活动，让专业教师作为社会实践团队的指导老师。大学生有社会实践项目需要专业指导的需求，教师同样有课外指导学生的任务和责任，社会调查可以将教师与学生的互为“需求”和“供给”联结起来，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的合作，学生们不仅会获得专业指导，教师们同时会丰富课外教学课堂，并且这种专业化的指导将会使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取得较高成效。
二、社会调查团队化运行为社会实践奠定基础
团队是社会实践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是社会调查组织实施的核心部分，团队化运行成为连接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沟通基础。开展社会调查，团队组建是重中之重。团队中需要专业指导老师，项目技术指导，项目后勤指导、丰富经验的督导及访问员。广大的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经过专业培训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访问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团队其他角色的选择。高校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一定要与社会学科等拥有的调查中心等部门进行合作联合开展此项活动。高校等部门的调查中心已经拥有开展项目研究，尤其是专业社会调查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和实践指导能力的项目负责人或督导。通过与该类部门中心的合作，构成了项目的核心团队，这不仅会有效促进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同时会保障项目长远的良性运行，为后面的社会实践开展提供团队化保障。
三、社会调查项目化运作是社会实践的重要依托
社会实践的团队都是以项目的方式开展工作，项目的选择是实践实施的关键。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各高校逐渐开始意识到社会调查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制订相应政策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申请项目，而项目开展的重要形式就是社会调查。面对这种转变，社会实践可以很好的与项目社会调查相结合，从而实现双赢的结果。项目的来源可以是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其他科研机构委托等多种途径，充足的项目来源务必需要开展社会调查，而这将成为开展社会实践的契机。学校需要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专业教师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收集数据、完成课题研究，学生需要通过调查来获得数据进而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学校和教师的支持将为社会实践项目提供制度和资金的保障，学生的参与将会获得真正了解社会的机会。在相结合的过程中，坚持“一项目一实践”的做法，做到项目调查与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
四、社会调查制度化建设是实行社会实践的保障
社会调查的实施，是需要精确计划和有效预期的过程，制度化的建设是有效开展社会调查的保障。调查项目的选择和确立、调查资料的准备和讨论、调查访员的召集和培训、调查地点的沟通和联系、调查过程的计划和安排、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和完成，这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到项目调查实施过程中的难题，做好处理相应突发事件的预案等等。这些复杂的过程的有效实施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在开展社会调查前，要成立应用的负责机构，制订相应规章和制度，组建社会调查实施团队，购置和准备调查必备物品，获得有效资金来源保证，这些制度化的建设成为有效实施社会调查项目的关键。社会调查的制度化建设的完善，同样将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和广泛实施。
五、社会调查成果化转变是社会实践的最终目的
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实效如何，成果是检验的重要指标。社会实践成果的体现形式不仅在项目本身方面，重要的是如何实效实践结果的转化，这将会更加丰富实践的价值。“挑战杯”是目前全国大学生的重要平台，社会实践类项目申报和评比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了成果转化的重要机会。社会实践项目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同学们把社会实践的主题明确好，利用参加社会调查的过程，实现社会实践的目的。社会调查结束后，利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进行调查报告的书写，进而可以去参加挑战杯的项目，这种实践形式目前已经被很多高校借鉴并且取得重要成果。同学们还可以利用社会调查的过程，去感受真正的社会，去描述、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去反思课程中获得知识的适用性，这些会更加丰富社会实践的成果和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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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社会调查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新生事物，意在为非监禁刑依法准确适用提供规范支撑，同时又是少年审判程序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的一项特色制度。
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内涵
1984年5月，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专家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该规则第16条规定，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随后，2001年4月12日，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首次认可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其后，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及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一些省市陆续颁布了有关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2012年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此前的2007年7月，湖北省率先正式确立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2011年5月23日，福建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在我省正式以成文形式确立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综合以上制度规定，在省内司法实践中，审前社会调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第二类是根据福建省《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指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审判机关的委托，对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向委托人民法院出具《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活动。
上述两类调查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一是调查主体，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为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主体也可以是公检法本身；二是调查对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而后延伸至非监禁刑被告人，即审前社会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成年被告人，两类互有交叉（见图1）；三是调查内容，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侧重于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犯罪前生活状况、犯罪原因、监护措施等情况，对于成年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则主要侧重是否适用社区矫正。
二、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现状
（一）2010-2013年审前社会调查适用人数与适用率的总体情况
2010年-2013年6月，长乐法院（笔者所在单位，以下简称“我院”）共对845名被告人进行了审前社会调查，占犯罪总人数的30.24%。其中2010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75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6.76%；2011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24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7.72%；2012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8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3.1%；2013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5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4.2%。如图2所示，我院在2010年-2013年6月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及适用比率均逐年上升。
而从2012年始，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力求全覆盖，至2013年，我院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率100%。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进一步核实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并获取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背景与其他量刑考量情节，从而提高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准确性。
（二）审前社会调查被告人户籍及受委托司法机关地区分布情况
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与被调查人的户籍有着极大关联。在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时，司法行政机关多以户籍地为标准考虑是否接收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如表1）。本地户籍人员大多能在长乐市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在适用非监禁刑时在本地进行社区矫正，而外地人口即使经常居住地在长乐市，也无法在本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更无法被本地司法行政机关接收进行社区矫正。
（三）适用审前社会调查案件案由分布情况
案由分布广，以我院2012-2013年受理案件为例，共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传播物品、贩卖、放火、绑架、组织、等16个案由。但同时，案由又体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依然集中在盗窃等侵财型、故意伤害、交通肇事这三类案由（如图3）。一是该部分案由在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大、基数大；二是该部分案由的自身特殊性，如故意伤害案件所造成的伤情多为轻伤，在审理过程中大多数能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获取被害人谅解。交通肇事案件因其为过失引发的犯罪，案发后也多能与被害人达成调解。侵财型案件所涉及金额较小，法定刑较轻，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
（四）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情况
2012年我院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的40%、60%；2013年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41.38%、58.62%。
（五）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反馈及采信情况
若以我院委托本地与外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率100%来计，2012年司法行政机关形成调查评估意见书回复给法院的反馈率为88.37%，而对最后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意见采信率为80.15%；2013年反馈率为75%，采信率为67.5%。从委托到反馈再到采信这一流程中，比例逐渐减少。委托后无法反馈比例相对较大，外地无法回复的较本地比例大。另外，反馈后采信率较高。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通过三年多的实践，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都进行了广泛而多层次的探索，在运行中凸显了以下问题：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立法相对落后，甚至落后于我国审前社会调查的实践。有法可依是法律运行的基础，但目前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仅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而对拟适用非监禁刑成年被告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则只有部门规定，尚未全面纳入法律层面，使得该制度在适用中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一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及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76条虽然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相关规定，但其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性，既没有审前社会调查的程序规定，也没有对调查评估意见书性质的规定及如何适用等的具体规定。二是对于非监禁刑适用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依托仍在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2012年关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省市地区自行拟定的相关规定。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1.审理期限与调查时间的冲突
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较为普遍。依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结案时间为20日内，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而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时限为10天，虽然规定中第18条表明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调查评估时间相应减少，但首先该情况下获取的调查结论可能因为时间限制流于形式，其次实践中常有因调查情况复杂或外地人口需要邮寄至户籍地进行调查的情形，其所需时间更长。若因审限限制，导致对外地人员适用非监禁刑限制较大，显然对外口当事人不公平；另则公正与效率无法兼顾，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体现了公正，而审限的限制则与效率相挂钩。在顾及公正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当庭裁判率甚至是结案率。在我院实践中，因调查时间与审理期限冲突而造成在案件判决前无回复的约占无法反馈总数的40%。
2.外地人口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困境
作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我院辖区外口较多，反映在刑事案件中，外口犯罪所占比例较大。2012-2013年，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外地人口占总人数63.76%。外地人口因其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的不一致，造成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因其长期不在辖区居住无法进行实质性审前社会调查，而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又因其经常居住地难以确定和证明，以属外地人员，流动性较大拒绝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出现两地司法行政机关互相推诿、法院无所适从的情况。另外，从时间上来说，外地人口如若发回其户籍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就常发生与审理期限相冲突而无法获得最终结论的情况，可能造成对外地人口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本地人口低。从程序上来说，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规定，在认定经常居住地时需要暂住证、村委会证明或租房协议等方可进行审前社会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外地人员由于“熟人社会”条件的限制，取得村委会证明的难度较大；或是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未能及时办理暂住证；或是由于流动性大及生活条件限制，无法签订长期租房协议。以上种种都将限制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从而无法在经常居住地对外地人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
案例1：2012年5月，我院审理了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1994年3月出生的张某某，户籍地为福建省霞浦县，因其父母先后出国，其辍学后于2009年开始住在长乐潭头的阿姨家，并在金峰上班。为此，决定在经常居住地进行调查，因被告人张某某居住多年却未曾办理过暂住证，亦无法得到其所在村委会证明，故我院向长乐市司法局出具了一份“关于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委托审前社会调查的说明”，并提交相关材料委托调查。潭头司法所通过走访，却出具了一份无法对被告人作出详细的审前调查的说明报告，并将材料退还至市司法局。后我院只能深入其经常居住地自行开展调查，通过走访村委，对其住所地邻居制作调查笔录，并向被告人打工店的老板了解其情况，最终获得调查结论。这一过程历时一个月多。其调查操作困难性可见一般。
3.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定性模糊
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和两院两部的意见及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报告）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属性为何仍有待确认，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对该结论是否需要进行庭审质证有着不同观点，因此各地做法不同。2012年，长乐市司法行政部门审前社会调查形成文书的名称由“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变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但名称的转变仍无法明确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应当作为证据中的鉴定意见或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仅作为一种参考，因此不需要进行庭审质证。为此，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的定性仍在模糊阶段，因此造成对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适用的可有可无，无法发挥其作用。
4.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效力纠结
审前社会调查为法院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获取未成年人准确信息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审前社会调查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调查报告（意见书）效力问题的不同看法。调查机关普遍认为，若调查结论为适用非监禁刑就可以判处非监禁刑，若结论认为不适用非监禁刑就不能判处非监禁刑，否则不予接收进行社区矫正；审判机关则认为以上做法危害司法独立性，但简单地不予认同，无助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落实社区矫正措施，也不利于判决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案例2：2013年4月，我院受理了被告人周某与毛某（女）罪一案。两被告人系夫妻关系，户籍地均为贵州省惠水县。经审查，被告人毛某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且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鉴于被告人毛某尚需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家中还有两老人，其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综合考量案件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有可能对被告人毛某适用非监禁刑。因被告人毛某及其家中老人与子女均长期在长乐工作、生活，我院决定委托长乐市司法局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提交了审前社会委托函、起诉书副本、村委会证明、租房证明等材料，司法局对毛某进行了调查评估后认为鉴于被告人毛某属外地人口，总体情况不稳定，同时所在村委会认为若其实施社区矫正对周围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同意在本辖区实施社区矫正，故司法局认为被告人毛某适用社区矫正的风险度为高，不适用社区矫正。法院经过审理后对被告人毛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执行阶段，考虑到被告人毛某的特殊家庭情况，我院积极与司法局进行沟通，建议接收被告人毛某在经常居住地进行社区矫正，但司法局以风险高为由拒绝接收。我院只能将执行材料重新寄至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并告知被告人回户籍所在地进行社区矫正。从具体情况看来，该做法无法做到最优适用社区矫正，不能根据被告人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有利于被告人的社区矫正方案，从另一方面来说或将造成社区矫正措施的无法落实。
四、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完善构想
（一）构建立法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1.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统一，即要有一个统领性法律对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全国性规范，实现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法律适用的一体化。区分，即要以对象与地区进行区分性立法。从对象上分析，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因此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区分，在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中加入对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及其个人信息的调查内容，建立具有特色的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函应当区别于拟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相应的调查报告内容也应有所区别，要增加对被告人家庭情况的详细资料及教育情况等内容。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实现刑罚的个别教育、感化作用。从地区上分析，关于审前社会调查的立法的具体实施可以地区特色为参考，构建适合于各省具体情况的立法体系。
2.实行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全覆盖为更好地兼顾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及社会各方的利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应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主、惩罚式司法模式为辅的组合设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同时兼顾了被告人、被害人以及社会其他各方（如村委会）等的利益，根据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立法方针以“教育、挽救、感化”为主，因此立法时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在表述时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由“可以”改为“应当”。从立法上保障对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100%适用率，以支撑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实践，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二）完善调查流程，协调相关制度
1.前置调查启动时间，改变调查启动部门。公安机关较法院与检察机关有着天然的侦查优势，在侦查案件的同时更易获取与被告人相关的各项信息。在实践中常有侦查阶段法定人或亲属均参与调查，但到审理阶段无法联系法定人或亲属的情况。为此，应当将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前置，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法院、检察机关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见图4）。这样既能有效解决调查时间较长与审理期限紧张之间的冲突，又能保障调查报告的质量，从而与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相协调，发挥社会调查的最大作用。
2.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公检法部门审查拟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外口人员后委托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本地司法行政机关若无法获取准确调查结果，就可直接委托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节省返回法院后法院另行委托的时间。这一程序善既有利于保护外口人员的适用非监禁刑的公正性，也有利于调查结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3.明确调查意见性质，发挥量刑辅助功能。从证据的概念上来看，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从报告的形成方式来看，意见书掺杂着调查人员与参与调查人员极大的主观性，在实践中较大成分存在因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家属之间的人情关系，换取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的可能。为防止造成调查人员权力寻租现象，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也不适宜作为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立法中，应当明确其“参考”性质，充分肯定其在适用刑罚上的“酌定”作用。
（三）借鉴域外经验的理想社会调查模式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当前我国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国各地区和有关人士的重视。我国历来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虽然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惩罚和处置，制定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有上升的趋势，形势还很严峻。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理论的阐述结合作者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实践，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立法现状及不足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的运用要求。但是，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现行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只是涉及了调查主体、调查范围以及应当形成调查报告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调查报告的内容、属性、法律效力、使用、保管等诸多重要问题，在制度上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
二、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报告的效力未受法官重视
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比较原则，主要是对法律的强调，表明关爱未成年被告人的立场和态度，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法理上的困境。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必须制作，还是可有可无，应当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从体现量刑规范化工作的精神实质出发，为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量刑的准确和公正，全国要求应该统一和明确，即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具备，而不能可有可无。
（二）适用范围有限，不能贯穿少年司法整个过程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践中的混乱。首先在适用对象上有局限，从各地的做法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未成年犯罪案件都会适用社会调查，有的只是局限在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或缓刑条件。其次适用的阶段，从目前各地的规定来看，调查报告只对未成年罪犯的量刑具有一定作用。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要影响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定罪、量刑、减刑或者假释以及帮教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三）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构建思考
1.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检察机关参与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证据不可作为定罪证据使用。
2.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社会调查的工作重点确定为“三段式”服务，即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三个过程，基本作法包括五个方面：（1）调查员的选任。在笔者所在院青年检察官联合会中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工作，选任条件为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2）调查方式。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3）调查内容。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
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3.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
（1）社会调查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一般而言，作出不起诉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又如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心理测试的结论，综合判断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等，以此作为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提起公诉的依据之一，并制定出适合未成年人个性特点的帮助和矫治方案，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防止其再次犯罪。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主体；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从上述社会调查的含义及多重目的来看，社会调查工作应起始于侦查阶段，并一直延续到和审判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主导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职责，因此，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应当是社会调查的主体。但是，同时必须确定调查的主辅机关。根据我国实行的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确定以公安机关调查为主，其他机关、人员调查为辅的调查主体体系，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重复调查而浪费司法资源或者因相互推诿而材料不全现象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