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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借鉴与启示
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最后文本[1]（第7版）。同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部法案。该法案取消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旨在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混业经营的法律，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从而使美国金融业跨入了一个崭新时代。该法案的最终通过，将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融合铺平道路，使美国的公司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有助于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推动美国经济迈入21世纪，为延续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金融立法的重大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一、美国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的简要回顾
自美国独立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100年间，美国的金融业一直实行自由银行制度，混业经营。虽然联邦政府开始管理金融事务，但银行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仍然相当宽松；同时，证券业已成长起来，其交投异常活跃。美国这段时期的金融业混业经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溃，造成大批商业银行破产。1930年美国议会成立了银行调查委员会，对商业银行同时经营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该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不仅造成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股票、债券等）之间严重失衡，而且刺激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冲动，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对存款人存在严重损害，因此不宜混业经营。1933年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区别开来，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业务，不得为自身投资而购买股票，购买公司债券也有严格限制。
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和美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下降，美国金融监督当局采取了一些宽松措施，以提高美国银行的竞争力。如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2年施行的《加恩—圣日曼法》等一些法律，改变了原有的金融监管框架，赋予了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再如1987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销地方债券、商业票据和抵押证券；美联储于1989年1月又批准了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摩根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太平洋安全银行等5家银行的申请，允许它们包销企业债券，逐步考虑放开不许银行包销企业股票的限制。然而美国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对各类金融机构来说是不平衡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放松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允许它们经营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甚至允许美国的某些工商企业通过兼并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广泛的金融业务，而商业银行仍然受到分业经营的限制。
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历来对商业银行经营范围限制较少的西欧银行业务的综合化全能化趋势继续发展。由于这些银行可以广泛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体现出多元化经营的明显优势，如德国的商业银行可以从事全面的金融业务。据统计，在80年代初，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证券业务已达300多亿马克，成为德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商。英国经过1986年的伦敦“大爆炸”，传统金融业的分业经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银行开始涉足证券业务，证券资产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仿照分业经营而构建的日本金融体制也逐步放松了限制商业银行经营非银行金融业务的限制。
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共7章219条，分别为促进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营、功能性监管、保险、单一储贷协会控股公司、隐私、联邦住宅系统现代化和其他条款。这部法案体系庞大，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金融活动进行了规范，在实体权利和程度方面的操作规范作了明确规定。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施行的直接效果，将掀起新一轮金融业的合并浪潮。届时各大银行将建立“金融超级市场”，客户在同一营业场所可以得到各项服务。如以前客户须到甲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到乙证券公司买卖股票，到丙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而不久将来，只要客户愿意，所有金融服务均可在一家“金融超市”中办妥，不需客户来回奔波。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分业经营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发展有较大制约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摸索，1999年国家已开始逐步放松对保险业和证券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但对商业银行的限制仍然没有改变。
法院审理案件的变化是反应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今年央行连续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企业生产成本高企，融资难度增大，一些企业通过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矛盾纠纷隐患。本篇在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为基础，分析如何应对民间借贷纠纷高发对我市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一、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新特点
与传统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少、标的小、案情简单不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值得关注。
1、案件数量高位运行,标的不断增大。
与传统民间借贷案件数额较小不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标的也不断攀升，20__至20__年江阴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平均标的分别为16.04万元、15.71万元、20.03万元。20__年1至8月份新收民间借贷案件标的总额达到2.08亿元，平均标的22.51万元。此外20__至20__年8月，全院共审结企业间借贷案件149件，平均标的为169.13万元。
2、借贷主体多元化，民刑案件交织。
在民间借贷案件主体中，既有公民个人，也有企业法人、集体企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特别是一些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小贷公司和公民个人，以担保、集资、“搭会”等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传统的民间借贷案件往往是“点对点”，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中经常出现“点对面”（同时向多人借款或借款给多人）的情况。
3、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利率，“专业化”倾向明显
为规避法律对高额利率的规定，一些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其中，“专业化”倾向明显，放贷人采取了多种手段：如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为借款协议，一份为咨询服务费；将利息计入借款总额；交付借款先将利息扣除等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行为。
4、虚假诉讼暗含其中，案件审理难度陡增
由于民间借贷案件在民事纠纷中较为常见，举证要求较低，当事人持一张借条即能被法院受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以达到逃避债务、转移资产、侵占他人财产情形屡有发生，当事人对抗情绪激烈，还有一部分资金流向表面合法，但实际上为赌债。此外，由于部分债务人自知无力归还借款或不愿归还，往往一走了之，法院只能缺席审理,导致案件真实情况难以查清，认定虚假诉讼难度较大，调解工作也无法展开。
二、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的原因
民间借贷案件高发既有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相关联，归结起来主要有：
1、社会诚信缺失
实践中，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又大量借贷，有些当事人借款目的是为了转借，获取高额的利差，毫无风险控制能力，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诉讼案件频发。
2、法律风险意识淡薄
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法律意识极为淡薄。表现在借贷手续不完备或者存在重大瑕疵，对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约定不明或者根本就没有约定；借贷案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设定了担保、抵押。所以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实现，特别是在借贷方恶意逃贷情况下，一部分诉讼到法院的案件即使胜诉也很难得到执行。
3、现行立法不完善
从立法层面上而言，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备。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的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部门无章可循，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规范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少而分散，不成体系。
4、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近年来，国家货币政策从紧，央行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银行贷款难度加大，同时，全球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我国出口压力增大，在资金链断裂和出口受阻的内外挤压下，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惨淡、利坡，甚至停产歇业，面临生存危机。
三、应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既给法院审判工作增加了压力，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掌握民间借贷纠纷发展变化的规律，有助于及时制定合理的司法政策，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应对民间借贷纠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法院应调整审判策略，加大司法调解力度
一是加大调解的力度。对一些正常的借贷案件，即使双方存在违规、违法情况，人民法院不应当轻易宣布无效，要多做调解工作，力争通过审判使原先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矫正。
二是合理调整利息和违约金。对于中小企业或个体经营者以民间借贷形式的融资用于企业发展的，如利息或违约金约定过高，法院应着力通过审判，引导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确定利息或违约金标准，使其回到合法、理性借贷轨道。
三是正确识别虚假诉讼。对于被告有异议的答辩，虽没有提供证据，承办法官一定要根据审理情况仔细甄别和调查，合理分配证据责任，力争使案件审理结果与客观事实相一致，防止虚假诉讼蔓延。
2、法院应延伸审判职能,密切与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
一是依靠党委政府防范群体性纠纷。对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隐患的群体性纠纷，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通报，请求相关部门出面协助做工作。
二是及时通报金融违法行为线索。在审理执行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保持对民间融资案件中隐藏的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问题的高度警惕性，对有证据证明有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嫌疑或者担保公司等违法开展放贷业务的，及时向公安、
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三是有效运用司法建议。对发现有引发系统金融风险可能的，及时发放司法建议，做好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络，统筹协调相关案件的处理和风险防范，从源头上减少因民间借贷而发生的纠纷和诉讼。
3、全社会应加强风险警示教育，引导公众理性融资
一是加强公民诚实信用观念、投资风险意识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法院要借助送法下乡、以案说法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其对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知识和风险意识。
二是要倡导民间借贷的规范操作方式。出借人在借款前应到相关产权管理部门查询抵押物的权属情况，以防借款人骗贷。在借贷时，务必要与借款人订立规范的借款协议，同时应主动采取抵押、质押、保证等方式来避免风险的发生。
三是加强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透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正确引导当事人对债权实现的期望值，避免社会舆论的误解。遇到典型案件审判时邀请社会各界旁听，使群众理解案情，引以为戒。
4、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鉴于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职能部门对民间借贷行为，既要给以地位，也要使其受规矩约束，让游走在边缘的民间借贷走向正轨。
5、建议政府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一是要着力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增强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争取各项国家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等，安排资金给予补助，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消息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据悉，本解释共三十三个条文，主要包括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等内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累叠加凸显，民间借贷风险渐增，隐患愈加突出。
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2015年上半年已经审结52.6万件，同比增长26.1%。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规定》赋予民间借贷身份合法化
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共同为企业发展“输血”，其中民间借贷满足了诸多中小微企业、个人的借贷需求，成为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散乱分布的资金“卖场”。由于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操作灵活，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监管与行业标准，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跑路现象层出不清，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也逐年上升，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大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
业界人士表示，此《规定》的出台，让民间借贷走向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民间借贷一直是在民间存在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并没有一个合法身份，而《规定》则给了民间借贷一个合法身份，这对于提升民众信任度、提振行业正能量来说都是利好，更有利于阳光化民间借贷的发展。
《规定》明确民刑交叉案件处理办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规定》明确利率界限摘除高利贷帽子
一直以来，在民众眼里，民间借贷始终与高利贷的称呼纠缠不清。一家出现问题，整个行业发展都会受到信任危机的重创，严重制约了规范企业的发展。而最新的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定义范围、事先未约定利率、逾期利率及复利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正视了广大中小微企业对阳光融资和正当投资的渴求，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重新定位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范围，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受法律保护，36%以上视为无效合同，在24%到36%之间的合同视为自然债务。而在此之前，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上限规定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规定》出台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一场金融改革。以24%、36%两个具体数字划定了利率的‘两线三区’：一个是年利率24%以内的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24%-36%区间是自然债务区，借贷双方意思自治，可自由发挥，超过36%的才是高利贷。可以说，这一利率范围的重新界定，更符合当下的现实情况，给合法的民间借贷松绑，与高利贷明显区分开来，有利于合规企业更广泛的开展投融信息中介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让企业迅速获得所需资金，满足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规定》明确P2P网络借贷再去担保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 社会危害 债权人权益 对策与建议
一、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涉及民间借贷问题的分析
广东省湛江市嘉粤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嘉粤集团”）注册资本5000万元，下设16家子公司，为湛江地产龙头企业。根据破产程序，嘉粤集团资不抵债提出重整申请。经审计，嘉粤集团负债约70.35亿元，涉债权人333户，是全国涉案债权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
亚太城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谢逸枫对21世纪网表示，“嘉粤（濒临）破产的根源是开发商过于深入商业地产与销售资金回收缓慢导致的结果，而导火线就是民间贷款，高利息与商业地产项目投资超过开发商的承担能力，招来破产恶果。”
嘉粤集团破产重整案件涉及债权人333户，人数众多，债权金额70多亿，金额特别巨大，对湛江当地的金融、房地产、酒店等行业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有直接关系，也是全国标的额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因而得到湛江市委、市政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湛江中级法院高度重视。如今，嘉粤集团在管理人的监管下，重新步入正轨，重整后或将得以”化险为夷”，或将得到 “重生”，债权人的权益或将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然而通过对该案件的探究，民间借贷所显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2009年至2011年，湛江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225件，二审民间借贷案件231件。三年来，在审结的一审案件中，三年审结数2010年较2009年上升23%，2011年较2010年上升41%；三年审结二审案件2010年比2009年增长15%，2011年较上年增长17%。民间借贷正是因为具备了手续简便、随需随借、甚至无需抵押、无需担保、资金快速到位等绝对优势，使得民间融资市场越发有生机。但是，首先由于法律界限的不明确、体制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各层面的认识的不一致，以致很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处于非法或放任失控的状态；其次，民间借贷虽具灵活方便特点，但带有盲目性，容易在多个借贷关系之间产生交叉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民间借贷手续过于简便，甚至不考虑资信，无需财产担保，所以当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解决；另外，一些人借机进行高息放贷活动，干扰了金融市场。
经过笔者资料的搜集及整理，我国《宪法》第13条，《民法通则》第85条和第90条，《民法通则》第135条，《合同法》第196条和第211条等比较零散的一些条文规定，力度不够；相对而言，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就已经是其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一个最直接的指导性文件了。
由此可见：首先，民间借贷相关立法散乱，无专门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并且在适用问题上，既可适用民法通也可采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其次，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据认定是难题。如借贷合同的订立是借贷双方的合意行为，我国并未强制要求使用书面合同，甚至可使口头约定形式，借贷双方一般都比较随意，以“借条”、“收据”等形式进行；再次，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模糊，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条文相对不清晰；另外，“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或已不适用。
二、对民间借贷债权人权益维护机制的探索
民间借贷虽然是必须的普通的经济行为，但也可能诱发不良的社会问题，甚至异化成经济犯罪。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尽快出台专门针对民间信贷的法律，使其有法可依
出台专门法律，是使民间信贷实行有法可依的最有效途径，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在民间获取信贷资金，打破目前银行垄断信贷资金的局面，并保障出借人的放贷权利，将使民间信贷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和保护。
（二）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犯罪的界限
首先要界定两者的目的，民间借贷是为了弥补生产经营或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资金缺口，而非法集资一般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其次界定两者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放贷资金源自债权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集资来源于非法吸收的公共存款、国外热钱等。
（三）加强法律监管，完善机构机制建设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指导，将民间闲散资金引向国家鼓励的行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鼓励民间借贷行为尽量采用完整的书面借贷合同，维护债权人权益提供合法有力的依据；构建企业诚信系统和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设立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将民间借贷纳入我国金融监管范围。及时掌握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和利率水平，指导民间借贷合理合法进行，使得民间借贷风险可控。
（四）推进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建设
放开资金价格，把民间借贷引导到市场正常运行的轨道，让民间借贷利率真实反映金融市场不同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一方面充分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一方面使债务人及时获得借贷资金。在完善、有效的民间金融风险监控体系中，参考具体时间段的货币政策，货币存量等重要经济指数，由国家金融主管机构专门制定《民间利率分类动态指引》，实行分类管理和定期利率浮动的指引，引导民间资金流向，让民间资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参考文献：
[1]彭凯翔，陈志武.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J].经济研究，2008
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案件数量急增，借款规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经济纠纷案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总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远远超过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农村承包合同等传统经济纠纷案件，总体上表现出民间借贷案件急增的态势。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贷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2.12亿元，同比上升了444%，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规模都很大。其中，被执行人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涉执行标的3000多万元。再如龚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计标的达3500余万元。
国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银行贷款年利率7.5%计算，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间，有的甚至出现日息1%的约定，部分案件还出现逾期归还则每日借款总额1%的违约金这种变相高利贷的现象。
·借贷行为中违法、非法情况突出
部分当事人是为了赌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条中不会注明，庭审又拿不出证据，因此法院也很难查明。民间借贷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高利贷上，几乎所有的借贷都是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有的还会再约定高额违约金。这类违约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几来计算，与利息无异，实际上是变相高利贷。还有，很多借条上只写明借款数额，没有写明利率，诉讼时当事人也不主张利息，只要本金，但实际上贷款人在给付现金时已经将利息扣除，这也是违法的，违反了民间借贷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规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从本金中扣除。
讨债中的违法现象更是普遍而触目惊心。部分担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与黑社会势力有联系，因索取债务而导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质甚至绑架案件增多，成为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民间借贷形式下，还隐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
·涉诉的濒临停产倒闭企业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间借贷而濒临停产倒闭的有8家企业共164件诉讼案件，涉案标的达7954万元。具体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802万元，上虞市辉瑞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212万元，上虞市恒迪光电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200万元，上虞市五车堰纸箱厂涉案标的605万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厂涉案标的485万元，上虞市崧厦吉利羊毛衫厂涉案标的达335万元，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90万元，上虞市崧厦龙凯伞厂涉案标的125万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国际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使中国今年出口贸易量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营企业，很多企业因产品销路问题而停产倒闭。在国内，我国经济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小企业的生存日益艰难，以致出现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停产倒闭的现象。
·案件送达难，被告多不出庭
借贷案件多是贷款人多次催讨无着、借款人债务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债才进入诉讼程序的，这时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在程序上，因为被告外出逃债，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往往失败，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达。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时间为两个月，这样再加上案件的审理时间，一个民间借贷案件最少需要两个半月才能审结，这在如今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环境下，占用了很多审判资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审限，这正是造成法院现在 “三多”局面中“未结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实体上，因为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影响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审中质证、辩论两阶段原告方一方主导，具体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借款是否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难以查清；只写明借款数额未约定利息的借条难以认定贷款人是否已将利息从中扣除；是否为“阴阳借条”也不易认定；对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归还难以认定。
应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笔者针对民间借贷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认为当前应在把现有审判制度用好、用尽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和审判思路创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强学习和调研，深入研究新类型、复合型案件。
首先，着力提高审判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审判人员牢固树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诉讼案件，着力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大力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练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火眼金睛。通过召开庭务会，组织干警调查研究、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业务能力；认真学习法条和法律精神，保证法律准绳的公正性；同时在细节上下功夫，深入调查，增强对借条、当事人陈述真假的辨别能力，针对被告不到庭、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必要时主动调查取证，坚决查清是否为高利贷、资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动。
·充分运用调解制度、简易程序，最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
大多数民间借贷案件本身属于邻里纠纷，适用调解能让这种纠纷化解于和气之中，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针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我们应在立案、审理、执行的各个阶段，都积极主动适用调解制度，同时，与指导民间调解有机结合，与人民调解室形成互动，拓宽调解辐射面。实践证明，运用调解制度解决民间借贷纠纷十分有效。
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事实清楚，标的也小，在不影响案件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提倡与诉讼机制相结合，积极扩大简易程序审理范围，最大限度促成当事人对话和沟通，节约司法资源，这样也能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注重社会效果，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
鉴于这些企业在市民就业、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响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对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予以适当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对涉及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的借贷案件，我们在依法审理和执行的前提下，应慎重采用财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关门倒闭，尽可能适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动司法，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 调查
一、A市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一）银行仍然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在调查的20户小微企业中，2015年三季度通过银行、民间借贷及其他渠道发生的企业融资金额累计达16620万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52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2305万元，下降12.93%；民间融资余额110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1600万元，下降59.26%。民间融资占比继续缩小，为融资总额的6.62%，较上季度下降6.53个百分点。辖区企业没有通过互联网金融公司借入或借出资金的情况。
（二）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全为短期融资
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平均月利率为14.25‰，较上季度下降0.82个千分点。其中，工业类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月利率17‰，较上季度上升0.1个千分点，融资成本仍高于平均值。所有融资皆为短期借款，融资期限有延长的趋势。累计发生融资5笔，其中，2笔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内，3笔借款期限为1～6个月。借入渠道更加分散，依次主要从“民间融资中介”、“股东或内部”、“其他个人”和“其他民间融资”获得借款，占比分别为40%、20%、20%和20%。全用于“过桥资金”和“流动资金”所需，分别占60%和40%。
（三）民间借入资金协议形式、担保方式分别以借据、合同和财产、第三方保证为主
从民间融资的协议形式来看，主要为正式合同和借据。调查显示，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协议形式为正式合同、借据、口头约定的笔数占比分别为60%、20%和20%，各协议融资量占比分别为29.17%、58.33%和12.5%。从民间融资的担保形式来看，主要为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本季度民间融资担保形式为“第三方保证”、“财产担保”和“无担保，仅凭信用”，分别占比40%、40%和20%。
（四）民间融资偿还情况与上季度不变，还款潜在风险上升
从企业民间融资还款情况来看，辖区企业民间融资40%的能够“全部按期偿还”，20%的为“尚未到期等其他情况”，20%的为“有过延期情况，但大多能按期偿还”，20%的为“大多不能按期偿还”。总体还款情况与上季度基本不变。因多数民间融资企业当前经营状况不佳，加上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承受力下降，且经营困境短期内不会改变，民间融资还款潜在风险有上升趋势。再因企业融资过桥资金所需居多，且辖区已有个别投融资公司出现不能按约支付民间融资本、息的情况，密切防范一旦资金链吃紧企业还贷风险和融资偿还风险加倍显现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二、当前A市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具有独特的融资优势，诸如借贷方式简便、借贷条款约定比较灵活、民间借贷利率的高收益集聚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使资金需求者向社会寻求资金支持成为可能。但是，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加以规范。
（一）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快速递增
随着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发案数量快速递增。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借款合同多采用普通借条、口头协定的方式，借贷合同规范性不强，加之利息较高，还款压力较大，一旦借款人信用意识不够强，极易产生民间借贷纠纷。我们在A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抽取了2013年的26个民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发现26起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6起，占民事案件的23%。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诉讼案件所占民事案件的比重较大。
（二）易导致非法集资活动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2-3倍，有的甚至超出4倍。由于缺乏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范，高额的利息收入促使很多人假借融资之名，进行非法集资。由于非法集资的手续不规范，且涉及人员较多，金额较大，一旦不能到期偿付，容易引发突发性，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今年以来，A市陆续收到有关单位的情况报告，同时从舆情监测中了解到多则可疑信息，并就此开展了融资担保公司全面的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目前正在处置“中盛投资”事件。
（三）外部监管难度加大
一是资金监测难度较大。民间借贷活动的当事人，如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典当行和投资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民间借贷数量和方式。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是不想透露自己的隐私，企业是怕影响和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典当行和投资公司则是为了逃避监管，从而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二是监管措施有待完善。调查显示，A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涉及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与阳光化运作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措施，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融资服务中心和及类似组织，因此，有关部门往往只能被动地处理违约事件，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控制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
关于民间融资，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以规制。《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释都有涉及，较为零散而不成体系。因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主体、资金来源、最高限额、利率、监管部门、法律责任等内容，使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清晰界定合法活动的范围界限，使其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和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有序引导民间资金“脱虚入实”
民间借贷风险的积聚，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经济的过渡膨胀。从长远来看，民间借贷“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关键在于“脱虚入实”，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相关行业和领域相继对民间资本放开了限制。建议下阶段人民银行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发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目前正在暴露风险的民间借贷资金转化为有益的产业资本。
（三）切实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民间借贷问题的交织重叠，导致了民间借贷风险的进一步加剧。负债率高的中小微企业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很可能成为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例。因此，对于众多亟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而言，一方面坚持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继续给予适度倾斜，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业务发展，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外部监管体系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些缺陷也显现出来了，投资渠道较窄与充实的民间资本堆积的矛盾凸显。特别是目前商业银行的经营愈发呈现集约趋势，中小微企业融资艰难，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民间借贷近年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地位 监管体系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定义及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定义
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从现有文献上来看，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界说，外国学者大多是从与常规金融相对的角度来阐释民间借贷的含义，其判断标准为是不是在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规范之中，或者金融活动是不是属于正规金融体系。
笔者比较赞同张书清的观点，他认为民间借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第一，交易人基本上是那些不能从官方金融机构筹得资金的自然人或组织；其次，交易对象是非标准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再次，民间金融一般不像正式的金融中介一样拥有规范的机构和固定的经营场所；最后，民间金融一般处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外，因此，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二、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未形成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法令条文比较零散，民间借贷法律体系还没有系统建立起来，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众多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主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适用，而且现存的零散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 6日下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4条：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注意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努力做到依法公正与妥善合理的有机统一。该条只是表明要严格适用已有的相关规定，要求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也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并没有具体指导意义。
（二）民间借贷主体不明
民间借贷不再像传统上主要是居民之间的借贷行为，已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相互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资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依法向借款方收缴。”这一司法解释说明最高院不承认企业之间借款。而我国《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众多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主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适用，而且现存的零散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三、我国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一）从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间借贷
要从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间借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相关司法解释于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地位的合法性。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放贷人条例》重在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体现了国家对私人财产使用权的保障，通过国家法律使民间借贷光明正大地拥有稳固正当的地位，使其阳光化，并能对无序的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规制，同时也能开放信贷市场资源，将资金资源根据进行合理配置，而不至于被银行全部垄断。2014年11月22日，《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获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正式表决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法律，是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的重大突破，并且能极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明确我国民间借贷主体的资格与权利义务
1.立法确立我国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资格
我国现有法律有关民间借贷主体的内容矛盾重重，因此在立法中要解决哪些自然人和组织可以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即成为民间资金的出借人和借款人需要具有怎样的资格。我国目前已经普遍认可将公民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但是对是否承认其他组织参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却不甚清楚。
2.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借款人往往被视为弱者，而出借人的权利保护往往被忽略了，所以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应该要重视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出借人就是强者，这样主观的观念会将出借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应该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借贷双方。笔者认为，出借人的权利主要有：出借之前要求借款人如实告知其真实情况的权利；出借之后可了解借款如何使用；若借贷人逾期不归还，放款人立即地运用相应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三）明确行政干预的适用
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使本来一种有益的经济活动由其本身或伴随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如果对民间借贷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这种破坏，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目前应该对民间借贷市场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将其置于监督管理之下。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应注重预防，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违法行为之后惩治之上。对于民间借贷中有利于我经济发展的部分给予支持和鼓励，并指导其想健康方向发展；而对那些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非法民间借贷机构活动则必须坚决取缔，严格控制，防治发生风险。我国应该通过法律法规，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指导，明确对民间借贷进行用途规范，坚决取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借贷行为，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综上所述，只有先建立并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确立其法律地位，对其进行严格规范，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阳光化，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进而对民间金融市场积极阳光地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张静.中国金融前沿问题研究（2006）[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张庆亮.中国农村民营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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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J].中国法学，2009，（6）.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 利息支出 法律效力 风险 影子银行
一、企业间借贷有别于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尤其是司法系统中所称的民间借贷，都是与自然人有关的借贷，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必然有一方当事人为自然人，因此民间借贷并不包括企业间借贷。
民间借贷一般受法律保护。根据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企业间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比如两个制造企业之间的借贷。对企业间借贷，人们往往只关心税务风险，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效力风险。因为企业间借贷，在中国一直有着合法性问题的争议。这个合法性的风险，对资金出借方尤为不利。
二、企业间借贷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另外，关联企业间借贷资金，对借入方还有着接受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结构比例的限制，以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方式降低税负。非金融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即赖以计息的本金）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不得超过2：1，超过的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
（一）有权部门的相关规定
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风险，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文件规定。（1）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指出，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2）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第2号令）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3）1998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明确，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企业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企业间借贷纠纷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一般以无效来认定借贷的合同效力，要求资金借入方返还本金，并将已支付利息和应支付利息收缴国库。
（二）企业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
企业间借贷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一方企业有着大量的闲置资金，亟须盘活资金，因为资金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另一方企业却资金严重短缺，亟需资金“救急”。尤其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总是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于是民间借贷和企业间借贷就成为亟需资金“救急”企业的必然选择。
借贷关系实为合同关系，企业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在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公司法》和《合同法》施行以后，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与以前的司法解释以及金融规章之间存在冲突。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承认部分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完全放弃对企业间借贷的管制，企业间借贷的合同关系在不违背《公司法》和《合同法》的情况下应当有效。
（三）为企业间借贷适度“松绑”甚为必要
企业间借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如果不发生经济纠纷，法院就会“视而不见”。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要求，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非金融企业借贷已表现出谨慎且适度宽容的态度，但仍然担心“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地方人民法院也在适度放宽对企业间借贷的管控。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又如，200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1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以自有资金向其他企业出借，如确系解决暂时资金困难，且约定利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内的，可予以承认。
目前，企业间借贷的司法环境正在改善，地方法院不再简单地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但企业间借贷仍存在着法律效力风险。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间借贷合同关系可以认定为有效，而对于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均衡的“高利贷”以及“以借养借，赚取利价”等变相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输送资金的企业间借贷行为，则应坚决认定为合同关系无效。
四、企业间借贷与影子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