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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裴斯泰洛齐生平简介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是世界影响巨大的伟大的民主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值瑞士社会处于封建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在家庭、学校中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教师及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裴氏成为一个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在青少年时便立志要献身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事业，并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
二、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思想
1、实验和著述活动
裴氏自大学毕业后，就开办“新庄示范农场”，他试图采用新技术、新方法的农业种植示范实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结果实验失败。裴氏以不折不挠的精神总结失败教训，苦苦思索，选择—条通过教育贫苦儿童的手段，用教育的方法去提高人民生活、改良社会的道路。为实现这一教育理想，他从1774年开办新庄贫儿教养院开始，直至1825年伊弗东学院关闭为止，前后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分别在新庄、斯坦斯、布格道夫和伊弗东等地，结合教育实践，坚持不懈地长期进行教育实验，作教育演讲，宣传新教育观，推广民主教育制度，同时还以惊人毅力，在接受前人和当代科研新成就的基础上，以求知探索精神，寻找教育规律，开拓教育理论新领域。
2、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理论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一种思想主张不是裴斯泰洛齐第一个提出来的，但真正付诸实践把二者的结合看作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却是他的功劳。
裴氏重视劳动教育，视之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裴氏所说的劳动教育包括：身体器官的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训练，手工职业训练，以及其它一切有实践技能训练意义的教育。裴氏认为，劳动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德、智、体（心、手、脑）的统一体。他从儿童个性发展的角度提出，教育不仅是向儿童传授知识并发展他们的智力的过程，还必须是发展他们的手艺、活动技巧的过程，以及发展他们的道德、德性、心性的过程，三者密不可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培养有智慧、能思想、能实干的道德完善的人。他从当时瑞士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突出强调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指出，劳动教育是发展儿童劳作能力的民众教育所必需，也是对儿童进行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新庄时期，他就开始试验，每天既教儿童手工劳动和园艺劳动，又进行初等文化知识如读写算的教学。他认识到由于发展了孩子们的劳动技能和技巧，必然能给他们以后谋生的手段。因此他更深刻地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放在教育心理化的基本原则下来进行，他深信这样一来，必将在培养全面发展个性中发挥真正作用。教老结合思想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对社会改革和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必将推动教育的面貌、人的发展出现崭新的一面。
裴氏还根据教育心理化原则，对劳动教育应如何实施和进行提出了看法。劳动教育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关节活动，家庭实施最早的劳动教育，就应从手、臂、腿等的关节活动锻炼开始，并根据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的原则，从关节活动，逐步扩展到全身的复杂的体力活动。裴氏还提出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应以家庭生活为教育中心，实施生活教育。他认为，意志的锻炼是人类才能的中心问题，也是其幸福的源泉。他把意志这个非智力因素突出地放在儿童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看到家庭从儿童幼小时起，有意识培养吃苦耐劳、顽强奋斗、持之以恒进行劳动的意志力，会激发他们主动进取精神，而这是儿童的才能发展和将来能有效地参加社会生活的重要保证。
由于时代的局限，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教劳结合没有反映大工业生产发展趋势，两者间的结合是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但他通过长期实践，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培养儿童能力全面发展上的意义，以及提出教劳结合是未来新教育的基本途径，这个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三、现实意义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目前学校存在的教劳脱离现象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市场规则的趋利原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功利主义的泛滥，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滞后性还没有来得及对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作出思考，一是思维中的陈旧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传统管年根深蒂固，因此，导致了教育中出现了只学习不做事的现象。家境优越、社会富有、时代进步为当代学生提供了优越的成长条件，但部分学生并没有充分利用，出现了好逸恶劳的不良发展倾向。有人说这种倾向的形成责任在于家庭的溺爱和事事包办。这不无道理，但学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部分学校一味抓升学率，重智育轻劳动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开设了劳动课，但往往被一些考试科目挤占，而有些学校则干脆不开课。此外，劳动在一些学校被个别老师扭曲异化成惩罚“问题”学生的手段，导致更多学生对正常劳动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进而躲避、厌恶劳动。劳动教育中的“好逸恶劳可耻”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观。它对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是非判断上，更表现在实践行为上。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