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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 资源型经济 税收
受益于丰富煤炭储量和产业的高增长，陕西产煤区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但是，这种靠煤炭资源单一发展的经济模式弊端已经初现，以黄陵县为例。
一、经济结构与税收缝隙
根据2013年数据，黄陵县探明煤炭储量27.3亿吨，煤炭产值为96.63亿元，占当年工业总产值（136.35亿元）的70.87%，占国民生产总值GDP（159.95亿元）的60.41%。煤炭产值所占经济工业指标比重之大，经济对于煤炭工业的高倚重度，表明黄陵县属于典型的单一资源型经济。
而过度依赖单一或寡数产业的发展的单一经济结构，无疑会增加经济的运行风险。
从表中可以看到，2008-2011年，煤炭市场处于上行期，原煤价格、产值和销售额都在上涨。到2012年，黄陵县原煤产值和销售额虽然在增长，但在价格下降的因素影响下，增幅开始下降。而到2013年，在煤炭产量同比增长3.51%和销量同比增长8.22%的情况下，价格每吨同比下降16.75%，产、销量的微小拉动无法抵消价格的大幅下滑，导致原煤产值和销售额缩水。说明黄陵县煤炭市场已经进入下行期，开始影响黄陵县整体经济。
根据198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该国的人均GDP呈正相关。利用黄陵县数据，以GDP为自变量，国税收入为应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线性方程：
Y=-4.057846+0.238146X （R2=0.978134 F=134.1976）
（-2.632035*）（11.58437**）
其中，“*”表示t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t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结果符合预期：自变量的系数为正，国税收入随GDP的变动而正向变动。GDP是税收的基础，经济发展必然增加GDP总量，扩大税收基础，使税收增加，反之，则会造成税收减少。
税收与GDP的线性关系说明税收对经济运行状况及GDP保有敏感度，但如果税收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即税收弹性（Δt/t/Δy/y）大于1，会使得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敏感度加大，经济的微小波动必然会对税收带来较大影响，增加税收风险。这有效解释了在煤炭资源型经济条件下，煤炭市场下行对税收产生缩减影响。
黄陵县国税收入从2008年的7.8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0.06亿元，增长1.56倍，明显快于GDP的增长。
三、政策建议
采取短、中、远期扶持手段，帮助煤炭传统产业度过难关。在短期，要降低煤炭行政收费，减轻企业压力，稳定煤炭市场供应；中期则加强政策倾斜，鼓励煤炭企业升级改造，降本提效，拓展市场；远期则要拉大煤基产业链，加快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煤能就地转化和煤化工项目，提高产业附加值，建立循环、多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具备发展潜力的非传统重点行业，推动经济和税源结构更趋合理化，从而有效分散风险。2013年黄陵县旅游业占全县第三产业产值的56.89%，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必须加快旅游景点开发和转型升级，延长旅游服务产业链条，实现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内涵式发展，带动酒店、餐饮、商贸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1]胡永远.从税收视角看工业化：以湖南为例[J].税务与经济， 2004，（3）
关键词：税收收入；生产总值；VAR模型
一、上海市税收超GDP增长现象的概述
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此后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税收收入也保持着高速增长，税收收入弹性从1995年的0.87到达2011年的1.45，17年的弹性均值高达1.25，出现了税收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现象。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每年纳税数额巨大，从1994年到2011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且税收收入增长率大于生产总值增长率，税收收入弹性基本大于1，呈现上升趋势。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国内学者多将其归纳为制度、经济、政治等因素。本文将从产业结构视角下，采用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兴趣，并从各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陈东等（2013）从税收征管角度，建立随机生产前沿模型，认为税收超长增长的根源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且东部沿海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安体富（2002）从经济、政策、管理和税款虚收四个方面分析了近几年来我国税收的超长增长和减税问题。乌兰（2010）认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税收的增长，从分税种角度看，工商业增加值，企业效益等因素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长。谷寒梅（2008）对税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协调税收增长和GDP增长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罗春华等（2010）用两种方法测算了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贡献率，认为符合实际的税收征管对税收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应该居于4.1%和4.4%之间。古丽娜尔 （2010）认为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有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税收结构优化及税收征管水平提高。陈修玲（2010）运用因素分析法对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和宏观税负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速度是合理的，但长期下去是有害的。
本文研究上海市税收超GDP增长现象，不同于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将在产业结构视角下进行研究。
三、实证检验
我国1994年实行了税制改革，因此本文选取上海市1994年至2011年税收收入、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数值进行研究。根据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GDP每年高速增长，税收收入也逐年增高，且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同时，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均逐年增高，且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小，并逐年降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逐年增大。因此，在本部分实证检验中，首先检验上海市生产总值是否为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接着检验三大产业中哪几个产业对税收收入的变动程度影响较大。
（一）上海市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影响的OLS模型分析
上海市生产总值为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之和，因此本文选取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ln（tax）=-4.40+1.26×ln（gdp）（1）
t=（-26.87） （68.00）
R2=99.66% F=4623.69
其中，tax为上海市税收收入，gdp为上海市生产总值。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常数项和上海市生产总值前的系数即税收收入弹性是显著的；方程拟合优度高；整体是显著的。采用序列相关LM检验，发现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再采用White异方差检验，发现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方程只有一个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回归结果，上海市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影响显著，税收收入弹性为1.26，即生产总值增加1%，税收收入就会增加1.26%，说明税收收入的确超过生产总值增长。同时，上海市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高达99.66%，因此本文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三大产业分别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
（二）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影响的VAR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本文将选取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及税收收入数据，建立VAR（2）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记gdp_1、gdp_2、gdp_3分别为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tax为上海市税收收入。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并便于对最后结果进行解释，对上述变量采取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n（gdp_1）、ln（gdp_2）、ln（gdp_3）、ln（tax）。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都是平稳的，下面将采用ADF方法检验上述序列的平稳性，具体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gdp_1）平稳，变量ln（gdp_2）平稳，变量ln（gdp_3）二阶平稳，变量ln（tax）一阶平稳。因此本文将使用ln（gdp_1）、ln（gdp_2）、Δ2ln（gdp_3）、Δln（tax）这四个变量来建立VAR模型。由于税收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因此模型中按照变量重要程度重新排序为：Δln（tax）、Δ2ln（gdp_3）、ln（gdp_2）、ln（gdp_1）。根据滞后长度标准检验，本文将建立VAR（2）模型。具体结果如公式（2）：
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2.57
1.28
1.27
l0.21+-0.53 -0.48 1.08 0.13
-0.14 -1.00 0.55 -0.76
-0.09 0.54 0.71 -2.15
0.145 -0.39 0.47 1.45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0.39 -1.30 -0.55 -1.64
-0.10 -0.60 -0.24 -0.10
0.06 0.11 0.58 1.40
l-0.11 -0.68 -0.35 -0.72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ε1t
ε2t
ε3t
ε4t（2）
经检验上述模型中大部分系数的t统计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再检验模型平稳性，采用AR根方法，即如果模型中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落于单位圆内，说明模型稳定。单位根图形检验结果如图1。
从图1中看出所有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说明本文建立的VAR（2）模型平稳，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能够进行下一步分析。接下来将对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1.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上述VAR（2）模型，对上海市税收收入、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波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税收方程中，第三产业产值波动不是税收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产值波动是税收变动的Granger原因，三大产业产值波动联合起来是税收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方程中，税收波动不是第三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产值波动是第三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但三者的联合波动是其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方程中，税收、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及三者联合波动均不是第二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一产业方程中，税收及第三产业产值波动都不是第一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产值及三者的联合波动是第一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
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第0期分别给一个正冲击，变量的波动情况如图2。
从图2（a）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变量Δ2ln（gdp_3）一个正向冲击后，Δln（tax）在前9期内正向波动，在第4期达到最高点，从第13期开始小幅负向波动，29期后趋于稳定。说明第三产业在前期对税收收入有促进作用，后期对税收收入有小幅度阻碍，但总体会促进税收收入增长。
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变量ln（gdp_2）一个正向冲击后，Δln（tax）在前3期内正向波动，第2期达到最高点，第4期到第5期负向波动，第4期达到最低点，此后一直正负波动，到30期趋向平稳。说明第二产业冲击对税收收入的作用是交替进行的。
从图2（c）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变量ln（gdp_1）一个正向冲击后，Δln（tax）在前9期内一直负向波动，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后期有小幅度正向波动，第25期开始趋向平稳。说明第一产业的冲击对税收收入并没有促进作用。
3.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每一个产业结构冲击对税收收入变化的贡献度，本文接下来将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最大，约在40%左右，在第15时期达到最大，为45.58%，随后有减小趋势；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次之，约为20%，并且贡献率一直在增大；第一产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最低，一直维持在6%左右。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4～2011年上海市税收收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VAR（2）模型，从产业结构角度阐明了上海市税收收入超过生产总值增长的现象，结果发现：上海市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生产总值的增长，且税收收入的弹性较大，为1.26，超过1，确实出现了税收收入超过生产总值增长的现象；来自第三产业的冲击在前期会给税收收入带来同向较大的影响，后期有小幅度负向影响，总体影响为正向影响，来自第二产业的冲击会给税收收入带来正负交替的影响，来自第三产业的冲击对税收收入主要带来负向影响；在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程度中，第二产业的贡献程度最大，呈现抛物线状态，第一产业贡献度次之，但呈现递增状态，第一产业的贡献度最低，为6%左右。因此，上海市在面对税收收入超生产总值增长这一现象时，要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税收进一步增长。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技术创新，如金融业可以创新产品种类，同时要保持第二产业稳定增长，实现从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
参考文献：
[1]陈东，刘金东.从税收征管角度看我国税收超GDP增长――基于随机生产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1）.
[2]安体富.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的问题[J].税务研究，2002（08）.
[3]乌兰.产业结构视角下中国税收超GDP增长问题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04）.
[4]谷寒梅.税收增长超GDP增长的因素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12）.
[5]罗春华，吕普生.税收征管在税收超GDP增长中的贡献――测算方法、分析及展望[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01）.
[6]古丽娜尔・阿不都拉.我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02）.
[7]陈修玲.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0（10）.
[8]Aizenman J.，Jinjarak Y..Th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the Value Added Tax：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8 （03）.
【关键词】 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税制改革
一、研究背景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展,税收就越发显得重要。基于税收分配广度和深度的发展,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显著。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经济规模决定税源规模,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和制约税收增长速度,反过来税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使税收符合其发展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结构,即政府筹集的税收收入必须能够尽量满足其实现社会职能的需要。对税收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从结构上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做出一个很好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运用政策工具对税收结构进行优化,从而使税收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计量分析
(一)数据和模型
1.样本。本文采取1990年到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此来分析我国的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对相关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数据加权处理。
2.变量。(1)被解释变量(Y):税收收入;(2)解释变量。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比较多,由于某些因素缺乏相应的数据、或者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在这里我们只选择财政支出总量(X1)、进出口总额(X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国内生产总值(X4)、农林牧渔总产值(X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6)、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七个解释变量作为我们研究的需要。(3)模型函数式。在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建立了以下的基本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6+β7LNx7+μ;
R2=0.999613D.W=2.283312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知道,进出口总额(X2)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两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把这两个解释变量剔除掉,只考虑财政支出总量(X1)、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2)、国内生产总值(X3)、农林牧渔总产值(X4)、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5)并重新建立了以下的模型函数式: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
回归结果2
由此,可以得到:
LNY=-4.089+0.811LNx1+0.193LNx2-6.42LNx3-1.718LNx4+8.094LNx5
S=(1.438)(0.081)(0.066)(1.636)(0.618)(2.331)
T=(-2.844)(10.008)(2.918)(-3.924)(-2.78)(3.473)
其中R2=0.999576 ,D.W=2.445576 ,并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五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性都比较高,拟合优度极高,而且变量中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财政支出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则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
三、模型的经济分析
1.财政支出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即财政支出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81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必然的,也应该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控制,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结构。在坚持财政经常性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上,对各类支出的比重和数量进行协调,对行政管理类支出应该实行从严控制;对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要相应上升,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要保障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19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得以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提高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税收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3.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6.42个百分点。通过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低于税收收入的增长,而且虽说在税收的各个税种中,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课税对象,与GDP核算中的增加值相对应;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对应着GDP核算中的“总产出”而非“增加值”;其他商品和劳务税和经济行为无直接关系,如车船购置税以使用的车船为征税对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为征税对象,土地增值税的税基与转让次数有关,这些税种主要是对存量财富征税,与当期GDP之间几无相关。税收收入也会明显受到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譬如税收政策的调整,税种的开征、停征,税收征管能力的增强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等,都将直接导致税率和税基的变化,对税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变化和GDP的增减是没有关系。说税收的增长不会影响GDP增长,会存在GDP增长率的减少,税收增长率反而会持续增加的情形。
4.农林牧渔总产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1.718个百分点。继续减轻农业负担,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化,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支农的政策。在税收方面,对农林牧渔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是采用免征或者减免税。农林牧渔总产值增大对我国的税收收入没有多大的贡献。
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8.094个百分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法―超额累进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收入的增加与税收的增加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居民纳税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人民手中的钱多了,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他们对各类商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政策建议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机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众所周知,政府要实现其职能,必须依赖与财政收入。税收足额稳定和税收适度合理这两方面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目标。立足于这两个目标以及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应建立健全合理的税制结构,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合理的税制结构应该是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指导原则的一套宏观税负水平适中、满足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与国际规范相适应的新型税收制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措施出发:(1)通过改革增值税,以加大对民间投资的刺激。利用消费型的增值税来促进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对消费税进行前瞻性的有增有减的调整,并适当扩大税基,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对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做进一步的调整。(3)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与经济形势更加相符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适当调整税率。在加强监管,发挥税收的社会公平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从而加速经济的发展。
此外,上文提到我国国家税收增长高于GDP 增长,针对这一事实,国家还应对税种进行调整,通过宏观政策和税制调整的手段,使国民收入和税收保持同比例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康华.《1978～2005 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 06(4)总第251期
[关键词] 创新 税收激励 理论溯源
一、引言
一国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历来是各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对于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由于受较多非政策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究竟能否激励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很难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实证检验。本文力图另辟蹊径，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学说的角度，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
二、理论溯源
1.内生增长理论
国外文献多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分析创新活动的水平和意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说明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来自技术进步，并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给定，并未解释技术进步源自哪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需要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并建立解释技术进步的模型，由Romer(1986)、Lucas(1988)开创了使增长率内生化的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按照内生增长模型：Y/Y＝K/K＝sA－δ（Y为产出，K为资本存量，A为常量，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只要sA>δ，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经济收入也一直增长。由该模型可以得出，那些能永久提高投资率的政府政策（如税收政策）会使经济增长不断地提高。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将技术创新活动视为内生，所以一国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政策影响本国的R&D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企业家行为，以刺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分析、实证经验研究均支持创新活动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其重要性已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决策部门所广泛认知。
2.创新理论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理论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首创，他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建立了自己的“创新理论”。Schumpeter指出，创新可以理解为“是把一种以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即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另外，Schumpeter强调通过“创新――模仿――适应”这种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Schumpeter (1942)指出，企业家活动能够产生新的观念，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强调了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来激励创新活动，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2)纳尔森和阿罗的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和阿罗（Nelson，1959；Arrow，1962）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况。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存在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源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创新的外部效应一般是正的外部效应。创新收益的外部性体现在溢出效应上：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创新市场的溢出效应、创新收益的溢出效应，由此影响到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外，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也限制和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创新活动的特点为政府介入企业技术创新，制定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以减少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差距，矫正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基础。
纳尔森认为，一般理论意义上，在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在内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技术的主要供给者和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者；中介机构是科技成果传播和扩散的桥梁；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快科技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
3.外部化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亚瑟・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研究市场机制是否一定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时，建立了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社会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当国民收入实现平均分配时，社会经济福利处于最大化状态，改进社会福利的最根本途径是增加国民收入，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资源最优配置。庇古以完全竞争为前提，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但是，庇古通过分析认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仍然会出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由此建立了其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这一背离表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自由竞争的机制下，并不一定就能引导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帮助经济达到最优配置。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低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可以采取公共的补贴或税收上的优惠以提高边际私人纯产值；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高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也可以对私人企业征税，从而实现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处处相等。庇古的外部化理论为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如税收政策）进行干预，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大多认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至于政策激励的效果如何，笔者认为，由于存在诸多难以剔除的非政策因素影响，很难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工业区创建于年6月，是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区级工业区，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首期开发5平方公里。年9月22日，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年第66号公告，提升为市市级工业区。工业区位于浦东国际机场与洋山国际深水港之间，与正在兴建的临港综合产业园隔河相望。区内现有企业30多家，年产值近人民币12个亿。
一、各项指标分析
（一）工业总产值指标分析
年镇尚未建立工业区时，有7家工业企业位于后来建成的工业区区域内，为了比较的方便，也为了使数据按照同一口径具有可比性，故将该7家企业的各项指标作为园区比较的基数（下文如无特别说明，都按此种涵义理解）。年，工业区原7家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7339万元，年度工业区预计完成总产值150000万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07000万元，工业区年工业产值比年增加了6倍多。年度全镇工业产值预计为218900万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5510万元），比年度的44377万元，增加了近4倍。工业区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镇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各年的具体工业产
园区内和全镇每年工业产值的增减情况如何，两者的变动又存在什么关系呢，请看下图：
图一：园区和全镇工业产值增加趋势图
由图可知，园区和全镇工业产值的同比增加数所走过的轨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年建园之初，增加比例小幅上扬，经年、年的大幅增加后，年、年渐趋平缓。但是两者又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同比增加比例数值的大小上，除年以外，镇工业产值增加比例都要小于园区该项指标，尤其是年和年两年，两者的差距尤为显著。
下面通过雷达图示来看看工业区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的变化情况
图二：园区内工业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比例图
图中很清晰的显示了工业区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一趋势，从年的39.1%，一直到年的68.5%。单从工业产值该项指标而言，园区经济在全镇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数量指标分析
企业数量的增减也能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趋势，尤其是较大型企业的数量。我们将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称为规模以上企业（以下简称规上企业），并以此为标准统计了全镇和工业区年到年的企业数量，如下表：
总体来看，全镇和工业区内规上企业逐年增加。年相比年，区内增加了18家，增长到原来的5.5倍；全镇则增加了30家，增长到原来的3.67倍。为了更好了解工业区内和全镇规上企业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请看下图：
图二：工业区内和全镇规上企业数量变化图
图中曲线代表的就是年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镇规上企业的比例，从年（也就是建园之年）起，该项比例就不断提高，从21%一直上升到年的61%，年稍有下降，为50%。说明全镇较大型工业企业有向工业区集中的趋势。
（三）工业利润指标分析
对一家企业来说，在其成熟稳定期，利润指标往往比产值指标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也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一项指标。我们对此也做了一下统计（其中年为计划数）：
图三显示，无论是全镇工业利润还是园区内工业利润，其增长趋势并不平稳，而是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全镇在年和园区在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6%和-13%。为了探究其原因，我们调阅了当年相关的资料，发现主要是因为某些较大型企业或受行业不景气影响、或因刚刚投产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导致当年的利润出现微利或较大幅度的亏损。比如年某某化工企业受行业不景气影响，利润从年的近500万下滑到30几万；又如某某电子企业年投产，当年产出近1.5个亿，却亏损近700万。
图四显示，园区内工业利润占全镇工业利润的比例有总体下降的趋势，03年之前，该比例在70%左右徘徊，03年之后，则基本处于50%的水平，这与园区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逐年增加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四）税收数指标分析
一个地区财政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该地区公共事业的完善程度和基础建设的建设力度，最终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工业园区在这方面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没法获取04年以前的相关数据，也没有按具体税种对税收数加以分解，全镇税收额也只是一个总数，没有按产业加以分类。虽然有上述诸多不足之处，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某些问题的。
由表可知，年到年，全镇和园区税收总额逐年增加，全镇从6812万元增长到15000万元（预计数，1-10月完成10727万元），园区则从2388万元增加到4100万元（预计数，1-10月完成3429万元）。年均增加的幅度虽然不太一样，05年全镇增长幅度大于园区，而06年正好相反，但两者的比例却基本保持稳定，在20%-35%之间浮动。
（五）就业人数指标
该项指标比较简单，又由于资料所限，只能获取园区04年到06年的统计数据，也就不再展开论述，请看
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区在解决全镇人口就业方面也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综合评价
通过以上的五项指标分析，我们发现工业园区无论是在工业产值、工业利润、企业数量（规上）还是税收总额、就业人数等方面都对全镇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工业产值方面，在更是占了全镇工业产值的近七成之多。但是，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工业区建区时间短，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总体规模不大，龙头企业缺乏，创税大户也较少。工业区年总产值只有12个亿，最大的企业年产值只不过4个亿，创税1000多万，而附近某镇的工业区年总产值超过30个亿，最大一家企业的年产值也超过10个亿，创税过4000万元，差距是全方位的。
（二）园区企业创利和创税质量普遍不高。相对于全镇工业产值的高比例，在利润和税收这两项指标上，园区企业没能作出应有的贡献，相对偏低，参看下图：
图六：各项比例图
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从04年开始，园区内工业企业利润占全镇工业利润比例都要低于园区内工业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比例，而园区税收占全镇税收比例更是低于园区内工业企业利润占全镇工业利润比例
三、对策和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
（一）、积极利用有利政策，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注重引进优质企业。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年9月，工业区提升为市市级工业区，成为仅存的几个工业区之一。因此，一定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工业区工作的重点，采取多种方式，如联姻大企业和国际公司，鼓励引进相关配套企业，实施“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等，特别是要注重引进那些可以弥补产业空缺、多创利税、解决就业问题的优质企业。
【关键词】税收政策；建筑企业；影响研究李晓明
0.引言
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方向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收政策的影响，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从整体上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和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对企业经营和效益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影响有其重要性。
本文分为两部分内容，先通过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实现过程，结合现有关于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构建税收政策变化及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产生影响的一般框架模型。其以宁波市建筑业为例，结合行业特点和发展现状，分析并探讨税收政策变化对宁波市建筑企业经营活动和效益的影响。
1.税收政策变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理论分析
1.1税收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
税收政策传导机制是税收政策工具变量经由某种媒介体的传导转变为政策目标变量的实现过程。在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政策要素通过媒介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1]而这一有机整体的良性运作不仅影响着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还会影响政策所作用市场的发展以及其环境中企业的经营活动方向和效益。按照媒介体的不同，可以将税收政策的传导机制分为：以税收负担为媒介体的传导机制和以税收归宿为媒介体的传导机制，具体作用过程见下表1,2。
表1 以税收负担为媒介体的税收政策传导机制
表2 以税收归宿为媒介体的税收政策传导机制
从上表可见，税收负担的传导作用与税收政策对象的负担能力相关，只有当两者相适应时，传导机制的作用才是有效的。而税收归宿只有在税负易转嫁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中才起传导性作用，并存在不同时期的变动特点，只有适应税收归宿的时期性特点才能产生正向传导作用。同时还可以发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不管是税收政策目标的直接对象，还是税收政策传导作用的间接对象，在这一有机联系的整体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效益会受到影响。
1.2税收政策变化影响的行业差异性分析
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调整和改革，从整体上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有着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各行业生产和投资结构的特殊性，这些税收政策变化对于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影响力度和方向。以增值税改革为例，2009年1月1日，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来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但增值税转型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设备、工具类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的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建材、钢铁等主要制造行业，由于增值税改革为促进企业自我投资的积累意图，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增加，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下降。[2]而科技型企业固定资产设备折旧率高，增值税改革的成本一次列支有助于提升科技企业的投资意愿，降低企业成本支出，提升企业业绩回报。[3]但对于如大型煤炭企业等资源性开采行业，由于其增值额比重高，实际税率高于其他行业，其增值税价格转移又受到市场制约，因此改革对此类行业却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1.3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框架构建
从上可见，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存在影响，但具体政策内容对企业的影响与企业所在行业特性和整个经济大环境形式有着密切关系。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影响，将引起企业经营活动方向的变化，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政策目标的有效性，进而引起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形成一个循环的有机联系整体，因此，可以建立以下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影响的分析框架（如下图1）：
图1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框架
运用上面建立的分析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产生影响的分析框架，下面将以宁波市建筑业为例，分析税收政策变化对其企业的影响，发现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税收政策变化对宁波市建筑业企业影响的案例研究
2.1建筑业的行业特点和涉税情况
建筑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资产负债率高，涉及面广，运作程序复杂等特点。[4]其涉及的税种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教育费附加等税种，这些税种共同构成了建筑业的税收制度。[5]20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在建筑业营业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最主要的是调整了建筑业营业税的计税依据。“十二五”规划指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表明我国增值税将在“十二五”期间进行一次全盘“扩围”改革，增值税将全面覆盖营业税征收范围。这一改革从总体上有利于企业发展，但建筑行业作为与货物交易密切相关、与抵扣链条完整性关联度高的行业，其在税率设置、农民工工资抵扣、存量固定资产抵扣等方面的不同步以及在税收征管、发票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将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税收收入；税收预测；逐步回归
一、辽宁省税收收入与GDP总量的关系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选取了两个显著的经济总量指标分析辽宁省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GDP、辽宁省税收收入总量（TAX）。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对于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方面，在计量经济学领域，成绩卓越。本文采用了协整检验来分析辽宁省TAX与GDP是否存在稳定关系，从操作方法上分为单一方程的EG两步法检验和多变量联立方程的Johansen最大似然法检验。
1.平稳性和单整性检验
用ADF检验法分别对辽宁省1994年-2009年的TAX和GDP进行平稳性和单整性检验。首先观察时序图，如图1所示。
图标显示TAX和GDP都有很明显的上升走势，因而采用带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模型(2-3)进行检验，ADF法检验结果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TAX和GDP二者的T统计量值都大于1%、5%、10%这三个显著水平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表明他们之间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
按同样的方法，继续对其用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最终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AX和GDP都是二阶单整的。后面对他们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对TAX和GDP这两个变量建立协整回归模型如下：
TAXt=α+β*GDPt+μt
用OLS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TAX=0.1827*GDP-214.0129
(65.262 ) (-10.0746)
R2=0.9967 D-W=1.337
对以上方程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如下模型：
Δμt＝α+ωμt-1+εt
得到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T统计量值大于专用于协整检验的ADF临界值，序列TAX与GDP之间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前文检验出辽宁省TAX与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下面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看看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目前用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常用检验方法。由J.Grange在1969年提出的，在此以后，又有很大的发展。
在Eviews6.0软件中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99.2%把握水平下，接受TAX是GDP变化的原因的这个假设。然而在85%把握水平下，可以拒绝GDP是TAX变化的原因的这个假设，从而说明TAX与GDP的因果关系只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
二、基于逐步回归预测模型的税收增长分析
（一）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
根据税收理论，税收收入总额（TAX）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GDP（X1）、工业总产值（X2）、财政支出总额（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外贸进出口总额（X5）、职工工资总额（X6）、固定资产投资额（X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8）等。下面选取1994-2009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数估计法（简称“OLS”），建立税收收入总额（TAX）的非线性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确定影响TAX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多少。
（二）建立逐步回预测模型
非线性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为：
TAX=β0(X1) β1(X2) β2(x3) β3(x4) β4 (X5) β5(X6) β6(X7) β7(X8) β8ε①
①式中，β1-β8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项。β0为估计参数，对①式两端取自然对数。
能够得到如下非线性对数模型：
1n(TAX)=lnβ0+β1ln(x1)+β21n(x2)+β3㏑(x3)+β41n(x4)+β51n(x5)+β61n(x6)+ β71n(x7)+β81n(x8)+Inε ②
对所选的样本区间数据，对②式应用“OLS”法，得模型如下：
LOG(TAX)=-2.893+0.924*LOG(x1)+0.012*LOG(x7)+0.262*LOG(x4)+0.167*LOG(x3)+0.126*LOG(x8) +0.119*LOG(x6)-0.556*LOG(x2) + 0.248*LOG(x5)
(-0.727) (1.369)(0.064) (0.508) (0.62) (0.207) (0.291) (-1.446) (1.784)
R2=0.999 F值=899.95 D-W=3.193
上述方程有许多变量的符号与计量经济学原理不符，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尽管拟合优度很高，但表面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下面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不显著变量。
（一）登记情况：
20__年我市涉外企业正式登记注册的有217户。其中：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7户、“制造业”103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8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户、“批发和零售业”18户、“住宿和餐饮业”19户、“房地产业”5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4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9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34户、外商投资企业74户。
20__年纳税登记户新增30户，减少34户，为213户。其产业结构：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10户、“制造业”99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4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9户、“批发和零售业”21户、“住宿和餐饮业”18户、“房地产业”8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0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11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26户、外商投资企业75户、外国企业1户。
以上企业直接纳入我分局征管范围的户数：20__年70户，20__年66户。其他均在各县市区由当地税务机关负责税收征管和入库。
（二）经济税源及入库税收收入：
20__年全市涉外企业实现产值36.78亿。20__年实现产值32.23亿。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4863.55万元。其中：纯税收入4403.27万元（营业税1715.14万元、个人所得税808.55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154.34万元、房产税251.89万元、印花税191.47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71.89万元、土地增值税0.7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3.41万元、城市房地产税105.88万元）、教育费附加171.35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1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78.92万元。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5913.52万元。其中：纯税收入5290.89万元（营业税2900.23万元、个人所得税828.77万元、资源税0.66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03.55万元、房产税321.21万元、印花税207.26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82万元、土地增值税0.89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2.5万元、城市房地产税143.82万元）、教育费附加351.39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5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66.24万元。
重点税源户提供的税收：
20__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155.99万元、移动通信——公司691.89万元、昌盛石化419.36万元；
20__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275.99万元、移动通信——公司__5.08万元、中国联通——公司310.16万元。
二、——市涉外企业宏观税负基本描述：
1.宏观税负基本数据：
（见附表）
2.基本数据比较：
从税收总量比较：
20__年度：全省GDP为5641.92亿元，税收收入154.93亿元，税负2.75；——市GDP为590.31亿元，税收收入10.15亿元，税负1.72；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21.62亿元，税收收入0.45亿元，税负1.23，略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度：全省GDP为6473.61亿元，税收收入185.33亿元，税负2.86；全市GDP628.57亿元，税收收入11.32亿元，税负1.8；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25.81亿元，税收收入0.63亿元，税负1.96，高于全市水平。
从产业结构比较：
20__年度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零，全市为零，我分局为0.04。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2.66（其中工业1.7建筑业7.47），全市1.51（其中工业1.01建筑业4.7）我分局为1.07（其中工业0.91建筑业8.28）；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4.24，全市为2.65，我分局为2.34。
20__年度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0.01，全市为0.02，我分局为0.01；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2.92（其中工业1.93建筑业8.33），全市2.04（其中工业1.33建筑业7.97），我分局为1.71（其中工业1.10建筑业5.48）；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4.17，全市为2.48，我分局为2.87。
三、——市涉外企业宏观税负比较分析：
从税收总量角度对比，我分局税负20__年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低于全省水平高于全市水平。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由于统计局与商务局均未对涉外企业做过相应的GDP统计，我分局取得的涉外企业GDP数字系——市工商局涉外科在年检验资时按各企业上年GDP乘以全市平均增长率（1.19）得出。该数据明显大于实际数，造成了税负比例的偏低。同时，工商部门登记在册的涉外企业户数和我分局实际征管的户数存在很大的区别。前面列出的登记数据20__年217户、20__年213户，而我局实际归口征管的为20__年70户、20__年67户，其他百余户均划归其所在地各县市区统一征收管理。我局在进行宏观税负分析时,使用70户左右的税收收入除以200余户的GDP总额，客观上造成分母过大，以致比例降低。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比：第一产业20__年我分局比例高于省市水平、20__年持平；第二产业20__年和20__年我分局比例均低于省市水平；第三产业20__年略低、20__年略高于全市水平。整体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在第二产业：由于我分局属于专业分局，纳入征管的都是涉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税收歧视”现象，缺乏统一性。内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内资企业以照顾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则以鼓励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造成这些涉外企业（尤其是负担着我分局全部税收收入的75％左右的第二产业）产值增长迅速，但是无论从税收收入总额还是营业税各税目的比重上都无法像内资企业那样相应地得到高比例增长，宏观税负水平自然也就低于省市平均水平。例如我局负责征管的“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0__年产值为__982.40万元，全年纳税总额为2025.99万元（企业所得税未在我局征收），税负为0.02，20__年产值为115234万元，全年纳税总额为1970.89（企业所得税未在我局征收），税负为0.02，远远低于省市水平。
四、从税负分析角度对提高——市涉外企业税收质量的对策思考：
（一）尽快与统计局、商务局、工商局共同构建一个指标分析体系，使各项指标趋于精确，是提高税负分析水平，从而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前提条件。
通过这次宏观税负分析发现我市涉外企业各类经济数据存在未共享、不精确的问题。统计、商务、工商、税务各自为政，你做你的产值、就业分析，我做我的税收收入增长分析，没有实现数据的共享。造成数据采集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目前统计局颁布的月度指标比较少，单纯就税收尤其是地税分行业的指标根本就没有。我们要与统计局沟通，尽可能的从其颁布的指标或内部指标中找到税收与经济能够连接上的统计指标。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也是做得越细越好。
另外，各有关管理部门计算口径不一致影响了数据的精确性。统计局每个月都公布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而税务部门在做税负分析时需要计算全口径的企业缴纳的税收，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是全部企业的增加值。在一般情况下，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要高于全口径增加值的增长，因此我们计算时还要进行换算，这就难以保证计算的准确性。此外，统计局公布的增加值是不变价的形式，而税收反映的是现价，因此要将不变价换算成现价。这种换算从全国来讲有一个方法，即不变价加上物价指数（即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而对于某个具体地方，其指数又不尽然相同，者就进一步造成了计算上的差距，制约了高水平的税负分析。所以，尽快地与统计、商务、工商等部门加强协作，构建一个高度信息共享数据准确的分析体系，应是加强税负分析提高税收质量的先决条件。
（二）要建立税收分析档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分析税收。
有感于此次税负分析数据采集的困难，我们建议平时应建立税收分析档案，全面记录、视同台帐管理，即可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当我们在进行税负分析的时候，应该剔出不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情况，把常规情况跟常规情况进行比较，即剔除非即期因素，比如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查补税收、清理欠税、缓交税款、政策性减免等等。如果不建立档案，非即期因素会使得本来应该有的函数关系失真。没有税收档案，就很难进行准确的税收分析。
另外，税收征管最根本的就是税源管理，我们搞的宏观税收分析只是从宏观角度判断税收是不是收足了，是相对间接的。如果微观税源管理好了，宏观上体现的结果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管理重点应该是在宏观分析与微观税源管理相结合上。
（三）充分利用已有的计算机系统，全面完善税负分析评估体系
【关键词】营改增 房地产
一、建筑行业与房地产业的联
（1）数据选取。为了科学的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我国近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本文选取2006～2011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总产值数据进行分析，如下表建筑业、房地产业2006～2011年总产值，其中房地产业的总产值收入来源范围广，但主要为房地产经营收入，所以在房地产总产值的数据时我们以房地产业经营总收入来替代。
（3）计算结果及结论。相关系数rXY的计算结果为0.98，趋近于1。rXY越接近1，表明两者的相关度越高。也就是说，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建筑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的计算，两者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建筑业的发展也会影响房地产业。基于二者关联程度的分析揭示了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内在的一定联系。当然，相关系数的计算建立在一次线性的假设基础上，我们无法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但是从最后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即使排除可能的误差，二者的关联程度依旧较高。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内在的联系不容忽视
二、营业税改革后建筑行业的税负测算情况
三、结论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环境：营业税改革增值税改革已经被国家提上日程，已经在部分城市试点运行，但尚未进入全面改革和确认阶段，论文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下消费者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关系到百姓安居乐业、过上稳定生活的房地产行业。论文借鉴外国税收改革的基本理论、实践经验、方案建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营业税改革增值税可能运用的方案、模式来逻辑推导营业税改革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
建筑行业税负构成了房产的开发成本，建筑行业在改革中税负的提高必将影响到房产价格，在规定中营业税改革在建筑行业的试行税率为11%，通过部分建筑行业的测算，建筑行业的的税负有所提高，主要是发票的获取和抵扣项目划分上，建筑行业税负提高，则房地产开发成本的提高，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