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5 1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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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义分析视域下的律学、法学和法理学
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而不是法律的，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也有着久远的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实然法（规范、技术）……‥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应然法（原则、理想）……‥自然法
法理学……‥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恩格斯指出：“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注释：
①参见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历史课上讲得生动有趣，能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但这种兴趣仍处于自发兴趣阶段，而自发兴趣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即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在初中学生的精神世界里，这种需要尤为强烈。如果这种需要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消失。因此，要将自发兴趣转变为自觉兴趣，就必须设法将教学的主体――学生置于“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位置，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能得到保持。
二、分层施教，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初中学生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学情比较复杂，历史教师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对学生分层的前提是教师要对全体学生有全面的了解。这是因为学生的基础情感、能力是有差别的，同是爱好历史的学生，也分别对人物、战争、科技、经济、文化、国别等内容各有所好。分层次就是要兼顾这些因素，使每个学生不同的内在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分层教学不仅指在课堂教学中讲述、自学、提问、解疑等环节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还指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和考核等各个方面都分层安排，使每一个层次上的学生都能够接受，都有所发展，都能够得到成功的快乐。这种成功又是一种人格力量的体验，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并迁移到整个历史教学过程中，从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三、多途径激发兴趣，树立学生学习历史的自信心
要想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历史教师首先必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内驱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乐于求知的前提。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要让学生对历史课有兴趣，就得使学生感觉这个学科值得学。要做到这一点，历史教师就要结合社会上和学生中的热门话题进行教学，使教学内容联系社会实际，联系国际实际和学生实际。例如，针对目前中国和日本、菲律宾国际关系紧张的现实，可以介绍黄岩岛事件和事件，并结合史实向学生说明黄岩岛和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这些问题学生很关注，它就会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学生，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众所周知，历史学科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是生动有趣的。但对教师来说，应该灵活处理教学内容，善于捕捉激发兴趣的有利时机，使每一个内容都让学生感到趣味盎然，使每一节课都让学生流连忘返。要使历史课变得有趣味，有吸引力，那就得整合教材内容，巧妙地使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使历史教学具有时代气息，让每一个学生都深切地体会到：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有了这面镜子能知兴衰存亡，能明是非，辨美丑，知善恶。例如，在教学“王安石变法”这个内容时，可以让学生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什么、变法的意义是什么、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王安石变法和当今的法制建设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借鉴意义。这样，学生就会认识到：只有懂得了历史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正确地认识今天，才能眼观时代风云，正视现实的改革，展望并创造美好的未来。
四、及时反馈，强化训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的应用和能力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前进的。为提高学生的能力，随着教学进度，要精心设计习题，力求习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够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攻克难点，促使学生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目的。习题还要有新意，避免简单、机械地重复。要让学生通过诸如选择、填空、材料解析、识图填图、列举、问答等题型的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评价和论证等方面的能力。学生通过这种自我反馈，能发现自己在掌握知识中的缺陷，并检查出自己各方面能力的高低，从而促使自己更好地掌握和巩固所学的历史知识，进一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能力，发展智力。通过这种信息反馈，教师可以检查自己的教学效果，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方法，使学生当堂学习，当堂消化，当堂巩固，教师当堂指导，当堂检查，当堂矫正，真正减轻学生的课外负担，提高教学质量。
具体地说，“先学后教”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它的实施途径是：
一、转变教育观念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根本前提
转变教育观念的源头是“以人为本”，就教育工作者来说，转变教育观念的核心是真正贯彻落实“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地位。必须正视，长期以来，我们在“以教师为主导”方面做得很到位，甚至是有些“越位”了，而对于“以学生为主体”方面做得不够，甚至是相当不够。课堂不能只传授给学生知识，更应该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给学生主动探索、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创设对学生有挑战性的问题，使教师所教与学生所学所需有机结合。为此，我们大胆尝试了把时间交给学生、把课堂交给学生，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热情，激发学生内在潜质的“先学后教”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
二、做好课前教学准备是获得课堂最佳效果的关键
多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备课是关键，而备课最重要的是备学生、备方法。
1、提高课堂效率前提是备学生
备学生就是要求教师走近学生、了解学生、熟悉学生。由于学生地理基础知识参差不一，作为教师只有了解基础状况、学生的心理状况，才能因材施教，根据不同情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指导好他们做好课前的自学指导。“先学后教”，“先学”是基础、是关键、是硬道理。先学完成得好，后教也就不难了。“先学后教”，绝不是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了，而恰恰相反，是要求教师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用在辅导、指导、检查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情况上。
2、提高课堂效率的途径是备方法，过去常用读图法、列表法、比较法、联想记忆法、编歌诀等方法以提高课堂效率。“先学后教”这一教学模式，经过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感到效果很好，学生先自学，不仅培养了读图、读书的能力，还培养了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整体上表现出了对课外相关知识的涉猎兴趣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明显提升。
三、课堂上精心设计导语利于提高效率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每节课我都精心设计导语，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习兴趣。面对这些挑战欲望强烈，不时还产生一些逆反心理的中学生，只有精心策划，有效地巧设情景，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才能唤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习的热情。教学中我常用的方法：悬念导入法、歌曲导入、直接导入、故事导入等导入方法。新课导入，有多种途径，多项措施。五彩分层，千姿百态，看似信手牵来，实则全在事先的精心准备。以一首古诗、一段小曲、一幅图片开场，用名言警句、寓言传奇、身边小事引领，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是紧贴新课内容，都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四、巧妙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课堂效率。
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以图象和声音传递信息，使学生眼耳并用、视听并用，避免了枯燥，摆脱了乏味，使学生最大限度的处于主动激活状态。所谓形象化的东西，不仅有地理图片资料，还要注重与文化与现实的联系：比如，讲到长白山，就要辅以必要的满清发迹史；讲到吉林省，就要提及“一汽”、“吉化”、“通化药业”等。通过教师提供的补充资料，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有新奇感，通过寓教于乐，实现了润物细无声。
五、把课堂还给学生，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利于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效率。
学生在导学提纲的引领下，培养了读图读书，分析概括的能力，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他们能积极主动动脑、动口、动手。学生开始成了学习的主人，不再是接收的容器。通过学生对全过程主动学习，改变了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这一状况，效果很好。
六、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一、物理概念的教学
所谓物理概念是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认识，是以精辟的思维形式表现知识的一种手段，是物理现象的特有属性在人脑里的反映。这里讲的物理概念特指无量度公式的物理概念（如：平动、质点、惯性、简谐振动、电场、光的干涉、光的衍射、汽化、蒸发等）。
1.物理概念的教学是物理教学的基础
首先，理论体系的基础都在物理概念，它们占据了物理教学的大半课时。
其次，物理基础知识中的公式、原理、定律都是用概念作为引线，对有关基础知识作有机串联，形成系统化的概念体系。
所以，要重视物理概念教学。学好、掌握并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有利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物理概念的教学方法
（1）对物理现象、过程获得必要的感性认识。在教学中，要重视感性认识，为了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教师必须从有关概念包含的大量事例中，精选那些包括主要类型的、本质联系明显的典型事例进行教学，获得感性认识。
（2）在科学抽象中，突出本质，找出事物的属性。在感性材料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属性，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得出概念。
（3）明确概念，灵活应用。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的抽象”得出结论后，还要了解概念的外延，从概念出发，引导学生拓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二、物理定律的教学
物理定律是反映物理量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果关系与严格的数量依存关系；凡有关教材中的众多公式，重要推论和原理都可以由它引导与推得。
1.物理定律的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点
首先，物理概念，物理量的学习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物理知识，从结构体系上看，这些物理概念，物理量无主心骨，缺乏凝聚中心，所以只有以物理定律作组织的枢纽，物理教学才显得有起有合、能散、能收、内容丰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其次，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应用而学习，物理定律就是物理概念，物理量的具体应用。
此外，和物理量的教学一样，物理定律的教学同样能开发学习智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
2.物理定律的教学方法
（1）引入新课。在备课中思考，怎样循循善诱，巧妙而有效地向学生交代教学的目的，并转化为学生学习目的，引入新课。
（2）重视实验。物理教学的特点在于突出物理实验。在物理定律的教学上又有特殊性，就是突出定量的演示实验与学生实验，且要做好、做准。以提供学生发现物理规律的必要条件与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设计实验装置，学会运用物理实验方法来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3）弄清物理定律的物理意义与适用范围。学生认识物理定律后，首先要正面理解物理定律的语言表达；其次，要弄清物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的真正含义，把和它相邻的公式以及由它导出的公式从物理意义上划清界限，以免混淆不清。例如，就欧姆定律来说，它的数学表达式I=U/R要与电阻的量度公式R=U/I，电阻定律的表达式R=ρL/S和导出公式U=IR的含义都区别开来。此外，还要指明它的适用范围。任何一个物理定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运用物理的理想过程和理想实验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因此，每个定律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例如，机械能守恒定律（适用于只有重力和弹力做功的条件下）；库仑定律（适用于真空中的点电荷）等。只有知道了它们的物理意义和适用范围，才有利于学生掌握和应用。
三、物理量的教学
物理概念建立量的观念，有量度公式（长度、质量、时间除外，它们是人为规定无量度公式的物理量）的物理概念叫物理量（如：加速度、电场强度、电动势、频率、功、发光强度、折射率等）。
1.物理量的教学是物理教学的关键
（1）物理量是联系关联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物理概念与物理定律的桥梁，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物理量教学可以开发学生智力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心理学讲：“人的思维活动是凭借概念与词汇开展的”。在物理教学中最要紧的是活跃学生头脑里的物理思维活动，无论是物理思维或运用物理思想方法进行研究，都离不开明确的物理里。例如在教电学时，只有学生理解电流强度、电阻、电压三个物理量的基础上，通过演示实验，才能引导学生判断这三个物理量的关系，导出欧姆定律。这样教会学生运用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物理科学方法，可以开发学生智力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3）物理量教学在发展学生个性上有积极推动作用。历代物理学家的重大发现，都是由他们高度发展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兴趣、意志、信念等的智慧结晶。其中促使他们这种个性充分发展的因素，往往都是由于大量实验的物理现象中所形成的新的物理量作导航。例如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以力、质量、加速度等物理量为出发点，导出牛顿运动定律的结果；法拉第就是由于电动势，磁通量等物理量的提出而导致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所以就充分发展学生个性看，要使学生明确物理量。
2.物理量的教学方法
（1）物理量的引入。讲授物理量时，首先要介绍建立物理量的过程，搞清为什么要引入该物理量。新的物理量的引入，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为了获得最佳教学效果，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要反映学习这个物理量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二要巧妙的把它的教学目的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三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例如讲加速度时可以这样引入：“人走路、马拉车、汽车跑、飞机飞，除了运动快慢程度不一样，还有什么不同（速度改变的快慢不同）。不同物体、速度的改变快慢不同，尽管是同一物体（汽车），在不同时间（起动、刹车）速度的改变快慢也不一样，为了描述速度改变的快慢程度而引入加速度这一物理量”。定性的分析引出物理量后，还要定量的研究它的定义式。
（2）建立量的观点，导出量度公式。物理量定量的研究，需要由演示实验、学生实验测出精确的物理量值，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它与有关物理量之间的严格数量依存关系，给物理量下定义。例如电场强度，通过实验测出检验电荷在电场中某一固定点所受的电场力跟它本身电量的比值始终是一恒量，不同的点，这一比值不同。
定义：电场中某点检验电荷在该点所受的电场力跟它本身电量的比值叫该点电场的电场强度、方向跟正电荷受力方向相同。（公式：E=F/q方向：跟正电荷受力方向相同，单位：牛顿/库仑）
物理学中的物理量用数学形式表达成物理公式后，显得特别简单、明确，便于运用它来进行分析、推理、论证。所以数学知识是研究物理问题的工具，用好数学对解决问题是很必要的，但是却不可以单纯从数学角度看待物理问题。物理量的学习，不能死记、强背、硬套。要理解性记忆，实质性掌握，灵活性应用。
关键词：法理学 教学 思维转向 方法革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29-02
1 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主题变奏
法理学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是“以法的现象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和最一般的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认识和叙述法的现象辩证发展过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1]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被理解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甚至有人将法理学形容为法律的眼睛，并指出，“只有伟大的法理学才能成就伟大的法律传统”，其“绝不仅仅是告诉学生一种职业，一种技术，一种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并“能在人类社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荆棘丛林之中开启前行的方向”。[2]如此，法理学的学科使命就在于把握一个时代的文明脉动，凝炼一个时代的生命力要素，拓展一个时代法学研究的场域，引领一个时代法律发展的精神走向。[3]可以说，一个国家法理学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法学的发展水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有关中国法学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探讨，也带来了法理学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首先，从偏重政治理想到着力于法本身的研究；其次，从理论来源的单一取向到多种渊源的探寻；再次，从单纯的国内法研究到全球性视野；最后，从权力关注转向权利法学。[4]法理学从此走在了一个理性自觉的发展轨道上。
2 法理学教学的思维转向
法理学学科在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法理学主题的变奏，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如何使得法理学的教学符合其学科性质并适应当代中国法学主题的变奏。对此，法理学教学思维的转向是首先要关注的。
首先，从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转向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传统上，人们往往把法学教育仅理解为是法律知识的传授。在这里，教授被视为法学学科的真理发现者与传授者，在课堂上实行单向的讲授，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背后的价值意蕴；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与法律实践的接洽；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对于人的指向。[5]法理学的教学更是如此。法律思维是一个以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基础、以相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为背景、以法律概念和法律语言为思维分析工具和载体，通过具体运用特定的法律方法和技术，对法律现象进行观察、认识、理解、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处理的专门化的认识与思维活动及其过程。[6]透过法律思维的培养，法律知识的接受将变得简单而易行，法律知识的应用也将变得自觉而适切。单纯的法律知识的传授对学生来讲显然只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
其次，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封闭性教学思维意味着僵化、保守与一元的真理观。在教学中简单地运用单一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在教学的目的与功能预设上追求获得某种单一而确定的“唯一”的法学“真理”。老师惯于从本本上的教条出发来讲授与讨论问题，而不愿直面生活的现实及其所展现的问题。在教学的理论思维上基本是政治思维取向，在视野上基本落在现实政治的既定框架之内，并且人为地设置各种教学。[4]这种无交流、无互动、无交锋、无批判、无反思的教学环境，只能导致学生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鲜活个性的丧失。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要求法理学的教学思维应走出“画地为牢”的窘境，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老师应采取多视角、多维度、大纵深的授课思维，通过对法理学各学派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述评与比较、对法制现实与法制理论的深沉张力的论析、对中外法制理论与现实的不同径路的比较与甄别，从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开放式的教学思维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民主的教学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勇于批判而不迷信权威的主体意识，从而契合法理学的主题变奏。
最后，从注重理论传输转向重视法律职业培养。法学教育是一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律职业培养的重要途径。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其场所是为实现这一特殊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化设计，其典型就是法学院。所以，从培养过程和方式上看，法学教育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显著特点。故而，法理学教育在对法理学知识进行系统而抽象的概念讲授和原理教导的同时，还要进行法律实务的模拟训练，为学生提供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技能训练。[1]从法学教育的目的出发，法理学教育应从注重理论的传输转向法律职业的培养。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情况的出现，即把法学变成一种技能，将法学沦为“匠学”。“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程规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更夸张地说“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8]所以，法律职业的培养就既包括职业知识的培养，也包括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道德的培养。
3 法理学教学的方法革新
由于法理学学科内容的抽象性、思辨性，再加上传统上对理论法学学科的误解，法理学往往不能引起法科学生的重视与学习的兴趣。如此，法理学的教授者就应基于教学思维的多重转向，革新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法理学的教学成效。
首先，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的有机结合。讲授法是我国法学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由于法理学是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具有体系化与系统化的理论结构。讲授法能够有效地结合法律传统与法理学教学内容，注重对抽象的概念、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直接地传播知识，有助于学生建立起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对大学生采用直接导入的讲授教学法，对法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予以揭示，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全面，引导学生掌握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也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与认知特点。但是，讲授法确实也存在僵化、无法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以及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缺点。如此，案例教学法就有了必要。鲜活、直观的案例有利于将抽象的理论形象化，能大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的热情，活跃教学氛围，提升理论知识的授受实效。但是，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又使得其在运用案例教学时必须与部门法的案例教学区别开来。老师所选取的案例应能针对法理学学科理论的系统性特点，并照顾法理学的抽象性、基础性，突出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怀。只有将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形成优势互补，提高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其次，情境教学法与实训法的有机结合。情境通常被理解为景物、人物、情节、场景和环境，以及由场景、景物所唤起的人的情绪和内心境界。所谓情境式教学法亦可称之为实践教学法，或是体验式教学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就是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教学中创设具体的生动的场景，使其自主自动地强化自己的法律职业者的角色，调动其思维，从而引导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法律思考、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情境加角色使学生从平面、纸面接触法律转向立体运用法律，充满形象感和实用性。意在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是一种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教育方法。[9]这种教学法对于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法理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解是非常有助益的。但是，情境教学法所创设的情境毕竟只是模拟，只是在课堂上创设某种情境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实践。如此，实训法就成了必要。实训是以实训基地为依托，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以真实的参与者的身份在实训单位及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应用法律知识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到法院、检察院等机关，以助手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处理。当然，这需要学校与实训单位有良好的合作，并保证学生在每个学期都能有足够的实训时间。实训法能有效解决情境教学法中的模拟情境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其与情境教学法的结合又能解决实训法对教学时间的苛刻要求，可谓相得益彰。
最后，诊所教学法与讨论法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10]诊所式法律教育突出了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了学生学习法学理论的兴趣，加深了学生对抽象而思辨的法理学基本范畴与原理的理解。目前，法律援助是最主要的方式与途径。但是，诊所式教学的成本较高，对老师的要求甚高，也因为此，学生的参与度就比较低。如此，讨论法就成为必要。讨论式教学法指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争论、商讨、弄清问题或提高认识的方法。通过讨论，能使学生在愉快、兴奋中吸取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达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由于诊所式教学法的参与度较低，所援助的案件又具有一定的类型限制，这必然导致其功能发挥的受限。讨论式教学就可以让这些参与法律援助的部分同学、老师将所参与援助的具体案件带到课堂中来，让所有同学参与其中，积极地讨论、交流，就案件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进而加深同学对相关法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与此同时，也能解决老师在设置讨论主题时材料的贫乏与僵化，如此相得益彰，必能大大提升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对法理学教学方法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教学实际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对法学学科的整体要求，与法学教育的整体发展相协调。无论是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实训法、诊所式教学法还是讨论法，它们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它方法的有机结合才能扬长避短而发挥其最大能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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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基础课之一的法理学，在大学四年本科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目前的课堂教学状况来看，老师难开展教学学生也不容易学懂。因此，在基本的讲授教学法不动摇的基础上，对于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改变还应该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适当通过诊所式教学来完成相应目标以及通过一种更加能符合实践教学模式的真实情景体验来达到法理学教学的最终目的。
一、目前的法理学教学状况
（一）法理学教学发展
我国的法理学教学大致经历了国家与收集整理法的一般理论层面，政策性向立法层次转变的法理学状况以及注重司法在法理学中的重要性改变。①从建国初期建立的一部分司法院校来看，法学教育中涉及到的法理学课程是以传统的前苏联教材为基础，以引进人才为重点的教学方式。这一时期的法理学教学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个开端，多与政治密切联系，具有一定的国家意志和阶级性。因此，称为是政治学研究范畴的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层面教学。以后，我国法理学教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开始形成一种囊括了法的概念、法律文化与法律意识，法律思维逻辑、法的运行、法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等内容方式，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法理学教育更注重对于整个社会法制建设的一种推动，法学教育更多的是为此服务。进入90年代后，法理学及整个法学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并形成定式的时期，西方法哲学的概念引入法理学中，并且注重对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其次，在法律的移植过程中我们的法理学教育也注重与本土法律问题相结合的关键，追求最终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的司法服务。基于此目标，我们也看到法律的职业化和精英化与我国司法考试的实施已成为法理学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法理学教学现状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法理学课程作为学科基础课在大一和大二下学期来开设，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来引导学生学习这门理论法学。在区分一般易懂的基本理论后，待学生在学习了一定的部门法知识以后再继续进行法理学课程的教学，这样有一个阶段性过渡，初级阶段是通过对基本法学专业知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培养。这一部分，主要是要求学生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第二个部分的教学放在较高的年级段开展，目的是在学生具有了一定的部门法基础知识之后，利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及原理来锻炼一种法学逻辑思辨能力，学会能动地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及纠纷问题。这一部分重点是突出思辨能力和实践性。
总体上看，目前我院的法理学教学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实际掌握知识的考核及其运用能力。为此，在教学中我们采用了案例教学法、辩论式教学法及情景嵌入式教学法来让学生更直接有效地掌握这门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教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本质上却还是无法改变法理学教学中的“两难”问题，我们进行了与学生的互动，也发挥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但整体上对于这门课程传授的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还需要更近一步的探讨与提高。学生在实施的这些教学改革方案中更多的还是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法理学市场导向性及知识导向性的教学理念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改变与完善。
二、法学教育中法理学教学的切实转变
作为一门实用之学，霍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一直以来，法理学的教学不在于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而是在于为他们灌输一种基本的法治理念，传播法律的精神，培养职业法律思维以及理想的法律人格，使法科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具备优良的法律头脑。这正是我们开设这门学科的目的，因此，作为法理学教学模式的转变不能只是单一改变常规教学法和举几个例子，讨论几次和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就能完成的，应该更加切实、具体有层次的进行。②
（一）保持应有的课堂讲授
虽然在法理学的教学模式改革中我们强调对学生法律思维及实践经验的重点培养，但这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实践经验的培养积累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功底来构建，所以，对于教师而言，担当着这个传授基本知识的重要角色。不能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任由学生盲目的自学，教师还必须把基本的课堂讲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作为成文法的国家，只有掌握了法律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和特征等基本要素之后才能形成一定的法律思维和实践操作的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教师引导性的直接课堂讲授，所以在开展法理学教学模式转变和改革的过程中仍然要注重和保留最基本的课堂讲授。
当然，目前的本科法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我们在肯定基本的课堂讲授之时，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例如多媒体教学方式和其他。可以在一般的板书之上，采用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将知识更直观更具体和系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另外也可以通过对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来增加基础知识的内容以及趣味性，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学习法理学原理的趣味性，改变原来所认知的枯燥、乏味和难懂的状况。
（二）有效的辩论式教学
在教学模式的改革中提出有效的辩论式教学这一方法，是因为开展辩论式教学的法学本科院校也不少，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辩论式教学并不是教师课堂上随随便便抛出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学生流于形式地回答几句。辩论式教学，是教师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学生经过自己自主性地思考，并在老师的引导下就某一法理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由学生之间及与教师之间进行交流，学生主动去寻求并找到解答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我们应看到，辩论式教学是集合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的一种教学方式和过程，任何流于形式的单一过程都不能成为有效的辩论式教学。因此，在具体的法理学教学实践中，辩论式教学应当定位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第一阶段互动，这主要由教师通过预先的设计来设置合理的问题，在以多种形式在课堂教学中及课下深入的探讨中完成，并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互相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
转贴于
当然，最终教师在这一环节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教师需要在学生所讨论的法理学基本原理中给予一个答案，这是衡量学生讨论和分析结果的一种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结果之中，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的正确与否，从价值的判断来看这更有利于鼓励学生再次参与到这样的辩论式教学中来。
（三）真实场景体验下的案例教学
基于我院已采取的教学模式来看，案例教学是法理学教授和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作为一门研究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性决定了教学过程中的抽象难点，这也是学生学习法理学最大的障碍。所以，在法理学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方式，从中引导和抽象出法的一般原理和法治理念。在此，要强调的是我们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实践案例教学方式，但我们的案例教学还没有达到一个近乎完美和有效的层面。因此，在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改变中，我们应该通过一种变相的深刻的案例教学来完成学生对法理学知识的认知、掌握和运用。
具体来说，就是首先，适当的选用由国外所提出的诊所式教学来进行典型案例的角色扮演，让学生通过假设的情景来体验作为法理学教学案例中的当事人的各种不同地位及可以为的相关行为，并以此来体会知识的实际运用。其次，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实践教学改革的第二阶段，即通过真实场景来完成深刻的案例教学体验。这一方式主要依托于我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模拟法庭和我们的校外实习点麒麟区法院和检察院。当然真实场景的创设，目的还是要学生通过分析案例来掌握法律思维和基本原理，因此，在模拟法庭进行演练时要求教师提供学生的是真实案例。另外，通过参与真实的庭审现场和了解一般的司法程序也有助于学生从最基本的直观的事件入手来掌握书本知识。
【关键词】法律哲学；法律方法；综合法理学
博登海默，190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盛顿大学研习美国法律并于1937年获得LL.B学位。从1951年开始担任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并于197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荣誉教授，在1992年去世。博登海默是综合法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主要论著有：《法理学》、《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正义》、《权力、法律和社会》、《责任哲学》和《英症状法律体系导论》等。这次有幸读了其中的一本《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由于现在学的知识有限，所以或许不能很好地把握，更不能将这本书很好的消化。下面我把自己读过之后的一些浅显感受和大家谈谈一下：
一、首先，对这本书的一个大致了解，从这本书的理论脉络分析
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法理学历史的综合，其次对法律价值的综合，最后对技术、手段的综合。这三个部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构成了一个逻辑而严密的论述体系。
在第一部分中，博登海默先生首先对历史的梳理观点，法学等。古希腊和罗马的法学理论，中世纪的法律哲学，古典自然法学派、德国的先验唯心主义到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分析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自然法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博登海默先生所关注的法理学各种问题，紧紧围绕着关注的主要问题展开探讨，探讨了不同的法学认识论的基础上，以不同法理学的认识论基础展示出对法理学的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中的哲理、历史、社会和分析构成。最后，该书在小节中指出，法律理论大家的最关心的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应该就是回答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并且得出了结论，平等，自由，满足自然或上帝意志，幸福，安全，社会福利以及其他不同的答案。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的法学家的价值声称，对法律的最高值，但事实上，就是“法律像是一个大厅，房间，凹角，建筑物的拐角处，许多是在同一时间用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随着历史的的积累和沉淀，我们对历史知识范围的扩大，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判例，就要尽量避免基于在一个单一的因素或理由来解释法律，采取充分利用一切过去的知识，一个社会，经济，心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系列和价值判断上的一系列立法和司法作用的综合分析，将形成这个网络的各种线索法编织在一起。在建筑物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问题是综合法学的各个要素，即互联网的“点”为建设一个完全集成的判例准备充分的材料。
在第二部分中也就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在对前面对法理学的历史的进行综合的基础上，博登海默先生又全面讨论了法律的价值，以此表明综合法理概念。这部分的题目是“法律的性质和作用”；在本书中，“法律的性质”，是指法律控制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与题目密切相关的是，博登海默先生在第十到第十二章中对法律的性质进行了论述，认为法律的价值和目标还包括形式和内容，即秩序和正义的价值。秩序和正义在这里还包括自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多重价值观念的复合体。如果正义和秩序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那么这两个是如何综合在一起的？博登海默试图在第十三章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秩序和正义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下往往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又和谐一致的。秩序是价值的形式，正义和法律权力的稳定，以适应社会变革的价值造成了权力的变化，而秩序使法律远离无政府状态。当走向另一个极端秩序时，必须满足正义的基本标准，以获取制裁的效力，这其实并不是法的本质，而是法律援助的有效性。在于法律实现公正的秩序。到目前为止，博登海默先生基本完成了法律价值的全面综合。第十三章，在第十四章讨论法律的作用。第十三章通过法律与权力，道德，习惯，在控制目标，在力量，发挥法律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区别，事实上，它总是由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控制目标，控制方法，历史沿革等难以区分的社会控制的其他部队，描述法学要研究的其他因素。第十四章规定了法律的利弊，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以避免其弊端。
博登海默先生认为，只将法律价值，概念，事实的其中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看法是错误的，综合法理学则应将上述三者都纳入了法学的研究领域。因此，在第三部分，博登海默先生探讨了法律制度为实现其目标和工具，方法和技术方面的机制。分为法律溯源，法律与科学方法，司法过程中的技术展开讨论。这些章节的具体内容也体现了博登海默先生自身全面的想法。对于法律渊源，例如，博登海默先生的批评集中在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视为国家命令进而将法律渊源局限于法律正式渊源的观点，认为这必将导致法官独断专行。因此，他认为法律渊源还包括正义，理性与事物的本质，个人权益，公共政策，道德信念和社会取向的标准，以及对习惯法等一系列非正式渊源。
从对三个部分结构分别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对价值目标的圆满阐述和对法律作用的分析使得第二部分成为了全书的核心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第二部分的基础，而第三部分是围绕第二部分开始，即对实现这些目标的价值，技术的作用和手段完备。博登海默先生在这本书中描述现有的知识范围内的所有内容可能包括综合法理学的范围，其判例全面的设想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对“综合法理学”的再思考
通过对该书的摘要和内容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法理学这“一体化”的概念贯穿全书，而这正是笔者读了后迷惑的根源。
西方法理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到现在，期间逐步形成三个思想基础学派，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法律社会学派。能够区分这三种学派的存在，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相互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更是因为他们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或特定的社会，社会群体的需求，或反映不同的法律和文化传统。这三个趋势相互靠拢，紧密联系，但又正如沈宗灵先生所说，近年来所有学派互相靠拢，为的是取长补短，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而不是让自己消失，让位于综合法理学。盲目地追求完美的理念，也恰恰成为它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的原因。
首先，博登海默先生介绍了法律的价值所追求目标的观点。如前所述，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法律应实行“公正的秩序。“这里的“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实在法的法律秩序，即实证主义的所说的法律。关于法律的法学命题，消除一切价值判断，坏的法律是为了营造一个有序的社会目的的法律，而法律只是一种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且这里的“正义“有明确的自然法学派的看法。博登海默先生认为，正义是由许多最低标准的公平和合理的结构，没有这种标准法律制度是不可行的。法律旨在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一个公正的法律系统，如果它不能满足订单的最低要求，就不可能得以实现，相反的，没有秩序将无法保证公正。但在现实中，这两个正义和秩序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博登海默先生结合正义与秩序，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含糊其辞的表示正义和秩序在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中能在很高程度上融合一致。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综合法理学究竟持何种观点？赞成何种价值取向？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再看综合法理学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法学的各个学派的形成并相互区别，主要是在方法上他们是各有不同的。例如，以哲学方法为基础形成的哲理法学派;以分析实证的方法研究法学，形成分析实证主义学派;以历史学的方法研究法学便形成了历史法学派;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学，形成社会学法学。这本书中，除了“全面“，但没有看到任何形式的外来。正如上面对正义和秩序进行综合的例子中，博登海默先生力图综合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研究法律的方法，却让人无所适从，正如《天龙八部》中一心求成的鸠摩智，以逍遥派的小无相神功融合少林七十二绝技，却弄了个四不象，险些筋脉尽乱。
博登海默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任何法理学派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适应时代和不同的政治或利益团体的需要，如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需要更好地适应规则集团在国内秩序的需要相对稳定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于惩治战犯和重塑法律理想的目标，自然发学派再度崛起。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一般综合法理学是满足什么需要？它的背景，能够蓬勃发展？是什么利益集团可能获得对它的支持？答案是混乱的。
因此，读罢全书，对沈宗灵先生关于综合法理学“这种目的尽管在思想上可取，但也许抱负过大”的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综合法理学也并非一无是处。严格来说，法律并不是一门科学，法律，在冲突中寻求利益的适当平衡社会利益的方法，而综合法理学的观点无疑是一个折中解决冲突的好办法。此外，《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有关的知识，几乎所有的因素，在现有的法理学的范围内，不仅纵向引进西方法律史，力求在较后的价值的讨论法律，阐述的概念和事实，对我们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译者邓正来先生在序言中道出他翻译此书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一些知识上的基本架构工作，很明显这个目标是圆满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登海默所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是我们走进西方法理学一本非常好的教材。
三、结语
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是一本阐述其综合法理学思想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许多法律理论和想法，是在古代所有的法律学校的关键整合思路上，形成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了“法律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法理科学的任务是把这项编织在一起的各种线索网络“和”建构一种充分利用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知识贡献的综合法理学“过去所做的贡献知识的充分利用。研究方法，多角度，多领域也提供了新的视野我们。尤其是他对法律的定义，“法律是一种秩序和正义的合成，是人们维持秩序，以实现正义的工具”，而我们一般法理学教科书中的法学在“法律是国家制定，认可的法律定义并依靠强制力，确保国家，权利和与人类的行为和为调整对象的行为义务的执行情况调整机制，以反映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特定物质（类对立在社会）或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意志，鉴别，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的一个系统的目的码值期望的目标”，相比，更具实际的意义，法学的法律定义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提出的，而在我国当今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公平，效率，福利，民主，法治价值，维护双方的结合，在与适当的位置放置的和谐与平衡值相互依存，以及建造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实现和谐社会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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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关键词 庞德 法律观 利益与价值衡量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当代美国社会学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法学家一样，对法律是什么的思考是庞德法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是天赋的自然的秩序，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律是者的一种命令相比，庞德对法律的思考则侧重于从社会利益及对利益的平衡的角度去理解。
一、法律是一种利益和价值衡量的过程
庞德的法律的概念实质是一种利益和价值衡量的过程。他认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以来，该问题就很难弄清楚。他认为，纵观法理学的历史，人们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认识法律：第一，法学家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节社会关系和安排人们行为的制度；第二，一批据以作出司法或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第三，司法和行政过程，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庞德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把三者统一起来。他指出，可以设想法律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豍 因此，庞德更多的是从法律秩序的角度去定义法律的，这与法理学长期以来是把行为和判决的权威性指引作为研究的唯一领域有明显不同。而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是指司法、行政、立法和法学等方面的活动，旨在调整各种关系和协调人们之间彼此重叠的权利主张，通过规定每个人可以安全地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范围来保障各种利益，发现那些能够在使更多的权利主张或要求得到满足的同时牺牲更少权利主张或要求的手段。豎这是一项以最少冲突和最少浪费的方式满足人之要求、保障各种利益或满足各种权利主张或要求的任务。虽然庞德认为他并不指望描绘出一幅可通过实际调整人际关系而得到实现的法律秩序的图景。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法律秩序乃是在不断地努力实现尽可能多的利益的进程中调整彼此重叠的权利主张和协调相互冲突的要求或愿望的一种过程，那么无意识的扭曲现象也会少得多。由此可见，庞德是从利益及对利益的价值衡量的角度去定义他的法律概念的。
二、以利益和价值衡量为研究对象
从法律的研究对象看，庞德主要以利益和价值衡量作为研究对象。既然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的任务是以最少冲突和最少浪费的方式满足人之要求，保障各种利益和满足各种权利主张或要求，因此，利益和价值衡量便成为庞德法理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也把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和此前的分析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派区分开来。豏他在法律史解释中，把法学比喻为一项社会工程，而作为社会工程，庞德认为，人们评判的工作标准是它是否符合该项工作的目的，而非它是否符合某种理想型的传统方案。因此，在研究法理学时，必须考虑各种利益、主张和要求，而非抽象的权利；必须考虑确保或满足的东西，而非我们据以努力确保或满足这些东西的制度。豐因此，利益和价值衡量问题便成为构建这项社会工程的最主要任务。基于对法律的这种解释，庞德在他的巨著《法理学》第四部分中把法律的范围和对象限定在利益和对利益的保护上，这一部分也是他的各部分法理学中内容最为宏大和丰富的部分
三、法律的权威渊源是对利益的保护
法律的权威渊源问题即法律生效的手段问题，是法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了不同的法学流派，分析法学派仅对各种法律规则的内容进行逻辑分析，它认为国家必须以强力保证法律生效，若不生效，则问题不在法律，而在国家及其执行上。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从民众生活中自发地演变过来，因而它会自发地起作用，若不发生作用，仅仅证明法律没有正确地表达历史经验。19世纪的哲理法学派认为，抽象的正义就会使法律发生效力。庞德也非常注重法律的生效也即法律的权威来源问题，他的社会学法学的纲领中有一点便是强调社会学法理学必须研究使法律生效的手段。庞德认为法律权威来源于法律秩序对利益的保护，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下述各方面的手段：第一，如何在满足人们的权利主张和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减少浪费现象的手段；第二，如何在满足人们的权利主张和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减少摩擦现象的手段；第三，如何使这一过程在满足不断增长的人类需求的方面变得更为有效的手段。豑由于这些事情可以经由法律秩序得到改进，因此它们便被归进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如果文明要得以延续，如果社会不至于发生解体，那么法律必须对各种利益作出合理有序的安排，因此，法律的目的和任务在于确定、承认和保障各种利益以求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他说：“法律正在履行着排解和调和各种互相冲突和重叠的人类需求的任务，从而维护了社会秩序，使我们得以在这个秩序中维护与促进文明，所以它自始至终掌握了一种实际的权威。只要法律秩序做好这个任务，就会产生服从的习惯，而正是这种习惯使对那些需要强力的人采取强力成为实际可能。豒
（作者：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生，书记员）
注释：
豍豒沈宗灵译.[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关键词]分析实证主义 纯粹法学 新分析法学
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的一般特点是：研究“确实存在的”东西，在价值问题上实证主义或者认为价值不可知，或者坚持价值中立或价值多元主义。
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
分析实证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边沁和奥斯汀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边沁的最大影响在于奠定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这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由功利主义哲学、法学方法二元论和法的命令概念三部分构成的。
边沁是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的两句名言代表了现代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自然将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这两个至尊主人的支配之下，只有这两个主人会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评判正确与错误的，正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边沁还发挥了霍布斯的法的概念，把法视为“一国之中权威者的意志表达”，并明确提出了法的命令概念――法是国家权力处罚犯罪的威吓性命令。边沁的思想对英美法理学和整个西方法学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的分离以及注释法学和评论法学的划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创分析实证主义法理学体系的，是他的信徒奥斯汀。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奥斯汀主张：“法理学研究实在法或严格称谓的法，而不考虑其好坏。”应当的法只是立法学――伦理学之分支的研究对象。他还指出，法理学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而不是评论或批判。
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虽然奥斯汀承认许多法律规范源自道德，但他坚持认为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在确定法的性质时，决不能引入道德因素。关于法的定义，奥斯汀接受并发挥了霍布斯和边沁的命令概念，断言“法是无限者的命令。”
二、纯粹法学
凯尔森作为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他要把一切“非法律的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真正纯粹的法学理论。
1.纯粹法学的方法论
凯尔森解释纯粹法学是关于实在法的理论。它是一般实在法的理论，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法律秩序的理论。它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而不是去解释特定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纯粹法理论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样的，而不是去回答法应当如何。
2.纯粹法学的规范论
凯尔森强调指出，法学是关于规范的科学，即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规范，法属于“应当”的范畴。自然科学关注实然的问题，规范科学关注的是应然的问题。
法律的应当是实在的应当，它是由国家者实际制定和事实上存在的。而道德应当则是道德家向人们提出来的，不具有那样的客观性。
三、新分析法学
新分析法学不同于旧分析法学的三个特征：
第一，新分析法学放弃了旧分析法学试图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注解法律观念和法律概念的做法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上的排他性，承认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某些合理性，并把这些方法或多或少的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
第二，运用了新实证主义哲学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语义分析哲学的方法。
第三，新分析法学对司法程序进行了比旧分析法学更多更精致的研究。
哈特的法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学方法论，“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命题，法的概念或法的规则模式、责任与惩罚理论。
语义分析，亦称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而澄清语义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来源于语义分析哲学。
除了语义分析方法，哈特针对纯粹法学拒绝考虑包括社会事实在内的“超法律的因素”的极端主张，强调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哈特所代表的新分析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向自然法学说靠拢。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中。哈特指出，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目的和五个自然事实。与这些自然目的和自然事实相适应，人类社会必须有禁止使用暴力杀人或施加肉体伤害的规则，要求相互克制和妥协的规则，保护财产权利的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就是“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也是“和平和正义的法则。”
在法学研究中，语义分析法有其独特的作用和特点：
第一，语义分析法是以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来确认、选择或者给定语义和意义，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或从定义出发。这有助于克服法学研究中的“定义偏好”现象。
第二，在法学概念、范畴研究以至重大的法学争论中，在很多意见对立的场合，争论的原因和焦点往往是由概念、范畴的歧义引起的。所以澄清这些概念的含义和用法，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论。
语义分析方法也存在很多局限：
第一，纯粹的语义分析方法只是一种纯形式、纯语言的分析技术，而实际上语言也是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将其置于思想和文化传统中，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分析，才能精准把握其含义。
第二，语义分析一般说来只能发现问题，找出这些问题之所在，只能使问题的某一方面消失，而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何况在法学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因误解语言而产生。
所以在肯定语义分析方法的同时，也要注意语义分析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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