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5 1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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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
宜居城市的构成要素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指数、城市安全指数、生活便利指数、生活舒适指数、经济富裕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城市美誉度指数在内的七项一级指标，四八项二级指标，七四项三级指标组成。总结一下城市宜居性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安全要素
安全是人的需求层次中除了基础生理需求之外的首选。目前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使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无需过多地关注基础生理需要, 安全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维护公共安全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 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和创造宜居环境的保证。因此, 宜居城市需要有完善的预防与应急处理机制和有效控制危机的能力, 可以将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有较高的安全感。
2、生态环境要素
城市宜居继而体现在环境宜居上。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空气质量恶化、水源安全性降低、环境退化等环境问题使公众对良好环境的追求更为迫切。宜居城市应该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建筑环境,实现二者的相互协调和有机融合,从而创造出怡人的城市景观, 满足居民生理和心理舒适的需求。
3、历史文化要素
在宜居城市里, 政治清明, 政局稳定,社会风气良好, 公众有归属感, 并且为身为城市的一分子感到骄傲。城市能够接纳外来种族、文化和事物, 但不盲目改变自身的文化特色, 社会各阶层相处融洽, 城市历史文脉与城市社区有机融合, 这一切都是城市宜居性的体现。所以, 社会文化要素是城市宜居性的基础要素之一。在宜居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维护城市文脉的延续性以传承历史、延续文明、兼收并蓄, 营造高品位的文化环境。
4、经济要素
经济要素是宜居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得到发展, 才能解决城市贫困、环境污染、就业不足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促进城市人居软环境的改善。
同时, 一个城市的宜居性应该是可持续的、不断发展的, 能够保证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 为居民及其子孙后代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而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前提是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要使一个城市宜居, 城市的经济系统应该运转良好, 在取得明显效益的同时又不会危及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可以为将来的发展预留足够的能动空间。
5、交通、通讯要素
城市的宜居性还体现在其便利程度上。城市生活便利度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交通、通讯的便捷程度。
同时, 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完善的生产性基础设施, 也包括完善的生活性基础设施, 以及以“数字城市”工程为标志的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 它是宜居城市的“数字基础”, 在资讯高度发展的今天, 其地位日益重要。
6、人文要素
宜居城市对居民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居民素质涉及公众的道德素养、文化程度、精神面貌等各个方面。
科学研究以系统的、实证的方法获取知识。科学研究要使用实验、观察、检验等实证方法，以保证所获得的知识是真实可靠的。科学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与逻辑法则，不符合事实或逻辑的知识是虚假的知识。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后者使用的是主观、思辨的方法，它对于同一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科学则是客观的，任何人只要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会得到出同样的结论。尽管科学是对普遍规律的说明，但是科学研究却是具体的、分析性的。研究通常是将是事物分解，然后对具体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最后才加以综合、概括。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它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具备一定的特殊能力，例如，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且还要受到个人主观因素——例如个人爱好、价值倾向、世界观等的影响。此外，现代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活动，通常它是许多个人的有组织的专门职业活动，不仅需要组织管理与协调，而且还需要一些共同的规范和规则。
科学研究过程并不以改造世界为直接目的，它的直接目的是认识世界。它要求认识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发现新对象，新领域，科学研究过程终了的时侯，不是要求重复已有的理论，而是要求提供新信息、新知识、新理论，将现有的理论和知识推向前进，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知识理论宝库。科学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过程的形式和特点：
①、科学研究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实际调查与研究，检验理论的假设的正确性，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人们一般的认识过程，虽然也用某些概念或假设，但是缺乏系统性和周密性，也不可能严格检验各种观点和想法。
②、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机制。科学研究中，人们具有自觉的继承性与创造性，并总是设法恒定或排除某些无关的因素，以便着重观察与分析有关对象的关键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找出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人们在一般认识过程中，很少会有意识的控制某些条件和系统地解释各种现象。
③、严密的分析。科学研究中总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寻求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象做出严密、深入的分析与解释；而一般尝试中对于某些关系的说明，往往是松散的、缺乏系统和比较表面的。有极强的探索性。科学研究是要认识未知世界，认识人类尚未认识的客观规律，因而决定科学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质，也就意味着它的道路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有成功也有失败。
科学研究的上述特点，必然明显地影响和制约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有些研究课题是在一般社会实践中提出的，这就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针对现实社会的特点采用一些特殊的观测、调查手段与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思考。有些课题只能先在实际社会和生产过程以外的科学实践过程中研究，即在科学实验中进行研究。科学实验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是从生产与社会斗争中分离出来的为实现一定科研任务而进行的特殊的观测、实践过程，既是科学认识的源泉，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方式，途径与手段。
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教育科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①、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和人的学习，教育存在包括教育现象、教育过程和教育理论。影响教育的因素不仅包括客观的条件因素，而且还涉及个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际之间的社会因素，所以，教育现象之间因果关系比较复杂。由于对人的内部世界无法向自然科学那样直接观察，对教育现象达不到自然科学那样，在有效控制或隔离某些相关条件和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实施研究活动，因此，事实上教育科学研究很难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观测手段。
教育存在的异质性也给研究造成很大困难。自然科学家可以从一滴水或一个物体的研究中概括出普遍的定律，而教育科学则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适用的结论。这意味着，教育研究要抽取更多的样本，它的研究结论的概括范围受到严重的限制。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盐城工学院材料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材料学院开设的《科研导论》是自主学习的课程，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思维，是学生学会献检索方法和归纳总结方法，掌握科研成果的分析和处理方法，并能撰写论文，为后期专业课程的学习、毕业论文的开展和以后从事科研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自主学习；科学研究；创新思维
自2014年，盐城工学院材料学院开设了自主学习的课程，此课程主要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对科研感兴趣的材料类学生。本课程注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多方面、多渠道为学生创造学习环境，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互动，通过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从科研实际出发，结合科研特点，着重论述典型的科研方法与基本规范，举实例论述科学研究的战略战术与机智运筹，详细论述科研论文的撰写方略、专利申请、参加学术会议要求以及经典科研案例。课程将按照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式，注重知识性、哲理性和实用性，由浅入深地使本科生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初步掌握科研方法的实践与思维技巧，为其本科阶段参加课题研究、撰写较高水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做好本科论文（或毕业设计）以及今后从事深入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1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科研导论》作为本科生开设自主性课程的实验课程，通过学生主动性、自觉性和创新性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主动参与科研活动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对本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大学生科研的意义、方法、步骤、环节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和了解科学技术研究过程中常用的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科学研究成果的处理以及科技论文撰写的基本概念和主要作用，并能正确地应用这些知识，分析、思考和解决科研生产实际中遇到的一般问题，掌握科研论文的写作方法，达到提高本科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拓展知识的目的，为材料专业本科生开展毕业论文的科研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知识，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2课程的实践与探索
《科研导论》这门课程主要介绍科学技术研究过程中常用的感性方法、理性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的处理和科技论文撰写的一般方法，并以“自主学习”为主。科研过程是参与人员自主创新的过程，“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和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自由地选择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并通过自我调控的学习活动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模式[1]。设计建立完整的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的教案、电子教案和教学实施方案，并将教学团队的相关科研项目作为具体科研实例融合到教学内容中，引导学生主动、创新性的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全部使用多媒体授课，并建立网站实现与学生互动。教案内容包括：讲授内容、基础内容、拓展内容和典型例题等；全部课程资源上网，基本实现网上教学与互动。
根据课程的任务和培养方案，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教学内容：
1）科学研究概述[2]，重点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涵义、性质和任务，难点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2）科研课题的选择与确定，重点是确定科研课题的一般原则，难点是确定科研课题的开创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
3）科学研究的方法，重点是科学研究的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作用，科学抽象的一般步骤，理想模型和理想实验。
4）科学研究成果的处理，重点是和科研成果的鉴定方法。
5）科技论文的撰写，重点是课题和学位论文的综述的写法。
6）研究性学习科研，重点是研究性学习作用、本科生科研方略和具体学科的经典科研示例。
在本课程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建立一个教学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的教师队伍。由学术造诣高、师德好，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同时加强教师团队自身素质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自主学习”的原则，体系学生学习的“讲、练”合一，要求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进行课程教学专用多媒体教室的设备完善和维护、在教学过程中体系学生学习的“教、学、做”合一，教师根据教学过程中的效果进行总结和提高，确保在学习过程中做到“手脑并用”[3]。利用视频媒体，将抽象内容，用录像、影片等形式进行演绎。最后，认真开展教研、科研活动，推动教学改革，提高学术氛围，鼓励师生积极创作，提高作品质量。
3课程的实践效果
经过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本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对本课程评价很高，认为本课程非常重要，为他们后期专业课程和科研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学习，学生能积极查阅文献并整理信息资料，比较熟练的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网络查询系统，并能有效获取各种数据库所提供的科研和文献信息，为科研活动开展提供前提。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队伍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制定明确的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包括职称、学历、进修访学等；组织教学活动，广纳意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得本课程具备持续、稳步发展的潜力、为本课程的高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学生的“学生自主学习”，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对科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带着科研问题主动思考，查阅文献，并掌握快速学习能力，学会分类归纳总结。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科研项目过程的训练和科学研究，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能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己的思维分析、总结、归纳、推论。有效的处理实验数据并撰写科研论文，在巩固科学研究有关的理论知识，并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步奏，培养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4]。
4结语
在《科研导论》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科学研究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科研工作就是从不断失败中前进，在教师和学生的勤恳踏实的努力工作下，科学研究才会有所成功。科学研究讲究一点的研究方法，掌握了正确的研究方法会让科学研究事半功倍。本课程的实践与探索，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增长了学生的见识，让学生认识到了自身专业知识的不足，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并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科研素养、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为后期专业课程的学习、毕业论文的开展和以后从事科研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蔺婷.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财务会计》课程设计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4.
［2］杨军,石海洋.浅谈《科研导论课》教学内容创新及实践体会[J].教育教学论坛,2014,51:74-75.
［3］李淑英.兴趣教学法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课程中的应用[J].职业教育研究,2013,5:89-90.
关键词：复杂性；复杂性研究；哲学
中图分类号：N9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48-03
从传统的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复杂性是认识的消极因素，是阻碍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障碍。事物在未被人们认识之前是复杂的，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经过对事物所表现出的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复思考、甄别，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形成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人们一旦获得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事物就会变得简单；而存在的一些尚未被完全认识的部分，只能归结为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和局限性，它们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手段的改善、认识能力的提升，而逐渐被认识。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人们越发感到事情远没有那么乐观。复杂性，不仅仅是事物呈现给我们的十分丰富的表面现象，而且是事物本身，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构成事物的结构、功能、环境和发展所具有的规定性。自然科学研究表明，复杂性及其各种分叉衍生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已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认识过程中的消极因素，而是必须承认并重视对复杂性的研究和探索。就复杂性而言，它本身具有特有的规定性，即便已经被人们认识的事物，它依然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在复杂性与简单性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这便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领域。
一、复杂性研究的提出及主要流派
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研究。随着系统科学的研究不断获得进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混沌理论和超循环论等陆续创立，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当前尚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沃菲尔德认为，在美国就存在系统动力学学派、适应性系统学派、混沌学派、结构基础学派等。我国的戴汝为认为，国际上研究复杂性科学，按其所用术语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欧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开创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二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为标志的工作；三是中国钱学森提出的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主线的研究。综观当前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四大主要流派：
一是一般系统论学派。一般系统论学派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贝塔朗菲开始自觉地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概念来认识和处理存在于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他力图从对立、斗争和一致性中发现系统演化的机制，从系统内部说明何以能够出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国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考温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肇始于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
二是自组织理论学派。自组织理论学科群涵盖了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论和分形理论等新兴学科理论，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兹洛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自组织理论研究组成元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如何自主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组成元素致使单一的中央控制成为不可能，使得整个系统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此外，自组织理论还探讨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涨落、分叉、相变等现象，使得人们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复杂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可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
三是复杂性范式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1973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发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在批判传统的“简单化范式”的同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认为，经典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还原式、分离式、割裂式的“简单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简单性，是从德谟克里特以来在西方科学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下，经典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但是，简单化范式在探索认识基本粒子、气象等等方面现象时，由于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显得越来越无力。为此，埃德加・莫兰认为新的复杂性范式的萌芽已经出现，要用复杂性范式发展自己，迎接挑战。由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四是复杂适应系统学派。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时就以“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所活动的旗帜，旨在通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斐然，陆续提出了“适应性主体”、“可变图示”、“混沌边缘”、“适应性景观”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多样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欧美影响很大，发展很快。
综上所述，当前复杂性研究的这四种流派都从各自研究领域揭示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既相通，又互有区别。一般系统论从系统理论出发，聚焦于研究系统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则作为一种超越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学”代替“存在的物理学”。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复杂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进而拓展至探讨建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方法，其复杂性理论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则主要是指其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世界上生物层次以上的高级的复杂系统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演变内在机制。
但是，无论是1928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思想，还是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亦或是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范式”，均未能对“什么是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研究”，给出统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因为在这一阶段研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涌现生成理论、混沌理论等。当然，复杂性科学诞生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把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复杂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划时代变革
复杂性和复杂性科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于复杂性或复杂性科学，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肯定的方式给出界定，但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勾勒：
一是复杂性科学只能通过研究其运用的方法论来区别，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标志就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研究方法论来进行界定或定义。复杂性科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学科中，是学科交叉互涉的，从传统的学科分类到现在的交叉学科，从研究政治、经济、生物等的分类学科，过渡到研究语言、大脑、市场、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别于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才被称为复杂性科学。
二是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分类学科之间那种互不往来的状态，努力寻找并试图建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协调机制。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线性理论的统治和主宰，打破了还原论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梦想。
三是“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复杂观念”。复杂性科学力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范式，并应用新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世界给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关的学科群，“是一群具有复杂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理论丛林”。在这个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学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个理论：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从未来发展看，构成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是：涌现生成理论、遗传进化理论、人工生命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理论等。
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都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于哲学思想等都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和影响。
首先，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它使自然科学研究从线性的、确定的、有序的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非线性、不确定、无序的研究领域。传统自然科学在获得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做法在取得了诸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学的领域，或者超越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对象，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科学研究的宗旨也随即从原来的探索寻求简单性规律，发展到了了现在的探索认识复杂性。所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
其次，复杂性科学的诞生，还对传统的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具体说，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组织的生成演化过程提供了分析手段。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个个被动摇。然而，复杂性科学研究绝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绝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剥离和理想实验的方法，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可分割性理论，简单排除逻辑推理，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要素和整体、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间，探求事物复杂性本质。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要把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论框架内，把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复杂性思维方式、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简单化范式”的对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简单化范式”的一种新的融贯的思维方式，新的融贯的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涌现生成理论、复杂进化理论、混沌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建构比较完备的复杂系统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
一、（略）
21世纪的复杂性研究要真正超越20世纪的科学视野,改变上述诸多研究纲领相互割裂的状况,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新的综合,就必须对体现信息因素和信息思维方式的信息科学研究纲领加以充分的关注,并给予其应有之地位。一种观点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等,都是复杂系统理论。然而,就上述理论最初起源的情境来看,它们都还不能算是标准的复杂性研究理论。复杂性研究纲领是在对上述理论所提出的各种纲领再度批判性综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尽管不能简单直接地把信息科学研究纲领就看作是复杂性研究纲领,但是,与系统科学研究纲领和自组织研究纲领相比较,信息科学研究纲领不仅更为基本,而且也更为综合,并且也能更好地体现出复杂性研究纲领的相关的基本特征。信息科学研究纲领之所以更为基本,是因为信息科学的发展首先在世界本体存在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并在哲学一般抽象的层面上,展示了一种物质世界和信息世界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全新世界图景,进而又构建了一种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信息科学研究纲领之所以更为综合,是因为信息科学研究纲领可以更好地将传统的“还原论”研究纲领、整体主义的研究纲领和自组织的研究纲领有机的统一起来。我们知道,复杂性研究纲领更注重强调系统的内随机性、要素的自主性,以及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既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的特征,从而把“还原论”和“整体主义”(涌现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内随机性和外随机性、内反馈和外反馈、要素和整体关系网络、质-能因素和信息因素辩证地统一起来。因此,正是信息科学研究纲领所阐释的基本理论,能够合理地体现出上述的复杂性研究纲领所具有的诸多基本特征。显然,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纲领的复杂性研究纲领,如果不能与体现信息思维特色的信息科学研究纲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具体而现实的结合,则无论如何也很难合理而全面地展开其研究纲领的具体内容。
二、信息科学研究纲领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存在论和认识论
体现信息思维的信息科学研究纲领首先建立在对信息世界所作的一般存在论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存在领域分割的理论方面,传统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存在=物质+精神。正是基于这一信条,恩格斯才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现代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则揭示了一种区别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精神世界又是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于是,对存在领域分割的理论便有必要重新予以阐释:存在=物质+信息[自在信息+精神(自为、再生信息)]。如果以直接存在来指谓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就可以相应地以间接存在来指谓信息世界的存在方式。据此可以确立一种新的存在观:世界是统一于物质基础上的、物质和信息(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双重存在的世界。与新的存在领域分割理论、双重存在世界的理论相一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应当实现相应的转换,不仅要说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且要说明物质与信息、信息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我曾把信息定义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同时,我又区分了信息的三个基本形态和一个综合形态:自在信息(客观间接存在,包括信息场、信息的同化和异化两种形式)、自为信息(信息的主体直观把握,包括信息直观识辨、信息记忆储存两种形式)、再生信息(信息的主体创造,包括概象信息、符号信息两种形式)、社会信息(人类社会的文化信息,即自在、自为、再生三个形态信息的有机统一)①。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和三个信息世界:物质世界(以实体和场的物质体的方式存在)、自在信息世界(以客观信息体的方式存在)、自为和再生信息世界(以主观精神活动的方式存在)、文化信息世界(以人类创造的再生信息的可感性外在储存的方式存在)。并且,在这四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以自在信息为中介的复杂交织的相互作用关系。显然,这样一个包括一个物质世界和三个信息世界在内的双重而多维的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比传统的以物质和精神二分原则所构建的世界图景,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世界图景,便不能不更具有复杂性的韵味。传统的演化理论都是建立在物质世界演化的维度上的。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理论,必然导致物质和信息双重演化的理论。事物是在相互作用的协变中演化的,而相互作用同时实现着双重演化效应:一是物质形态的演化效应(物自身的一种直接存在的样态向另一种直接存在的样态的转化,中介物的产生和运动,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过渡和转化),二是信息形态的演化效应(物自身的直接存在向间接存在的过渡、相互作用物的间接存在的相互凝结、新的间接存在样态的建构)。正是在相互作用中所实现的双重演化效应,将事物的存在方式二重化了,即所有的事物都是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都既是物质体又是信息体。正是由于演化和信息的观点的引入,正是在结构生成的信息凝结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时空内在融合的统一性的时空复杂性问题:相互作用中的时空转化、时空转化中的信息凝结,以及由此导致的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②。哲学中的演化范畴应当具有双重维度的规定:从物质活动的层面上来看,演化是事物秩序展开之进化和退化相统一的过程;从信息活动的层面上来看,演化是信息产生、耗散和积累的过程。这双重维度的规定同样可以合理地解释两种不同的演化方式和方向:向上的有序化演化——物质形态的进化、信息模式的创生和积累;向下的无序化演化——物质形态的退化、信息模式的消解和耗散。其实,物质形态的演化和信息形态的演化是宇宙、宇宙事物同一个统一演化过程的两个侧面。在宇宙事物演化的层面上,信息形态与物质形态具有同步演化性。与无机界、有机界——生物界——人类社会三大物质形态进化演化阶段相对应,信息形态的进化演化也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自在信息——自为、再生信息——社会信息。由于信息世界的发现,便有必要提出一种更具复杂性特色的认识论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识发生的信息中介说,二是认识过程和机制的信息建构和虚拟说。从认识发生的角度来讲,认识主体的产生必须以信息凝结为中介,这主要是指人是在漫长的生物种系进化过程中对适宜信息不断同化和异化、不断凝结积累、不断选择自构而生成的一个特殊信息体,人的认识能力的发生便可以看成是这一特殊信息体的特殊功能。个体认识结构的建构仍必须以信息凝集为中介,“受之父母”的遗传信息乃是个体认识结构建构的先天中介,对适宜环境信息(包括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的不断同化,乃是个体认识结构建构的“发之天地”的后天中介。人的认识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个以信息(自在信息、主客体信息的相互作用、主体认识结构中凝集着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信息)为中介的信息活动(对信息识辨、储存、加工改造、再生性创造)的过程。从认识具体发生的过程和机制的角度来讲,信息的产生是一种差异关系的显示,主体对客体信息的识辨同样是一种以主体特性为参照的对特定差异关系的把握。在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是被多级中介着的;客体信息场、主体自身的神经生理结构、主体先已建构起来的认识结构、主体认识的物化手段(工具、仪器、设施)构成了人对客体进行认识的现实而复杂的中介系统。通过中介的认识,必然是在中介中建构和虚拟的认识;正是在诸多中介自身信息结构参照的背景下,在中介信息对客体信息的复合和匹配的过程中,中介对客体信息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变换、选择、建构和虚拟。这一建构和虚拟不仅是针对认识形式的,而且还是针对认识内容的,在被复杂工具和设施所中介的认识活动中,这一情景体现的更为充分。据此,我们有理由用三句话来概括人的信息认识过程和机制:凭差异而识辨,依中介而建构,借建构而虚拟。
三、信息科学研究纲领对还原论、整体主义和自组织理论的新阐释
随着复杂系统研究理论的突显,关于还原论和整体主义之争也日益激烈。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主导性的观点,这一观点简单地将还原论归结为机械论、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把整体主义(涌现论)直接地等同于复杂性研究的方法。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绝对的整体主义同样具有机械论(整体机械论)的特征,而复杂性研究方法并不一概地否定还原论和整体主义,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综合统一起来,承认各自在处理复杂性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特定的地位和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还原论和整体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将还原论和整体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将有可能超越以往分别简单对立表述的各研究纲领的局限。其实,从信息思维的尺度来看,绝对的还原论和绝对的整体主义都是极端化、机械化的研究方法,只有将还原论和整体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合理地解释复杂事物的一般性质和特征。信息科学关于码元与码元序的结构化理论便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在这里,不仅是要素(码元)的还原,而且是关系(码元序)的还原,如果考虑到动态演化的问题,那么,还有必要再加上过程(演化程序)的还原。如从一个更为严格的尺度上来看,所谓事物整体的不可还原性,其实仅仅针对的是事物整体层面产生的新的性质而言的,也就是说只有整体性新质不具有还原性。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考虑,系统整体的性质正是在特定性质的码元所结成的特定“序”的关系中突现生成的,而系统整体性质的动态演化则又是由码元,以及码元序的改变所导致的。如是,我们便可以从要素、要素的关系,以及要素及要素关系的动态变化的考察中,追溯出产生整体性质的一般过程、机制和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还原论和整体主义并不绝对矛盾和排斥的根据。有必要指出的是,纳米科学技术和虚拟现实科学技术都是在合理应用信息科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还原论和整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纳米科学技术是一种在纳米尺度的微观层面上破译一般物的结构信息编码,从而能够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自由剥离、选择、拼接、重组和排布一般物体的结构,并制造出所需的相关材料和微型机器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性、应用性技术。在这里,特定的原子、分子微粒就是用于编码物的结构的码元,而特定原子、分子的排列组合的结构化方式便是码元序。虚拟现实科学技术则是利用0、1二元码的逻辑排列,通过计算机的相关设计,模拟和重组大量信息,进而模拟各类信息场、各类感觉,以及相关感觉转换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性、应用性技术。在这里,0、1就是码元,而其逻辑排列的结构便是码元序。自组织研究纲领揭示了事物有序结构生成、维持和增长的一般过程和机制。就自组织乃是新模式创生的质的进化过程的意义上来看,自组织显然不可能在纯粹的物质(质量或能量)活动的层面上得到合理的解释。系统模式并不是由质量或能量之类的因素简单规定的,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构架,是一种组织的方式、序的结构,而诸如关系、构架、组织方式、序的结构等只能用信息活动来解释,在这里,质量或能量之类的活动仅仅是信息活动的载体形式。从整体主义的系统科学纲领所强调的系统乃是元素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系统乃是关系的网络的相关规定来看,仅仅用质量或能量的活动是远不能清晰地阐释系统存在和进化的具体机制的。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行为具有动态性、开放性、长程相干或非线性、内随机性、要素的自主不确定性、内反馈性等基本特征。对于这些基本特征,只有从信息活动的层面上予以考察,才有可能更为真切地展示出其具体活动的一般过程和机制。具体说来,系统自组织的动态是信息模式的持存和复杂化重组的建构活动导致的一个结果;适宜的开放性是从环境引入系统演化的相关信息的必要条件;内随机性、要素的自主不确定性乃是系统探索新的信息模式的内在根据;内反馈、长程相干或非线性乃是建构系统整体性信息组织构架、整体性信息互动网络,以及整体性全息映射关系的一般机制。一般说来,特定系统的自组织创生和演化,大体需要经历分化、汇聚、成核、发育、复制、扩散、变异、选择、进化与毁灭等几个环节。如果从信息活动的尺度上对这些环节发生的内在机理予以讨论,那么,同样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出自组织行为的一般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展示相应信息活动与上述各个环节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具体揭示自组织行为的一般机制:分化——原有系统信息互动关联模式的退耦,汇聚——新信息互动关联模式的探索,成核——信息密码子的创生,发育——信息密码子指示的信息反馈互动链环的遍历性建构,复制、扩散——信息模式的量的扩张,变异——信息模式的创新,选择与进化——信息模式的复杂化发展,新旧结构的交替——原有系统整体信息互动网络构架的瓦解和新的系统整体信息互动网络构架的形成。由于提供了一个全息综合的信息维度,所以,对系统的创生和演化过程的理解和描述都更增加了复杂性的韵味。如果我们能够参照艾根所创立的超循环理论所提供的生命起源和进化的一般机制模式,那么我们便能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个信息维度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2］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3］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在阐发这一观念时，库恩特别述及一些年轻人对他成功发现范式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这种帮助是年轻人的“恩惠”。［4］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从科学史来看，托马斯·库恩对年轻人所持的这种谦恭态度，不仅是一种尊重后学的美德，也是一种崇尚科学的智慧，应当被视为任何（研究）范式结构“共同拥有”的一种“传统”。
范式发现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如库恩所说的，是“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呈现的两面性。库恩发现，科学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规科学”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学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维护者”，维护和巩固科学“成熟”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巨大成绩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为科学“革命”和创新提供了历史课题。库恩告诉人们：“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由此可见，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对于自身的两面就是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所谓范式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而已。［5］只要视范式为“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常规科学与范式这两个相关概念就将会得到澄清。”［6］
通览《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关于“什么是范式”所给出的“定义”不过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实际上，仅从范式发现的角度来给范式本义一个定义性的界说是很困难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并没有给出“什么是范式”的严格定义。这并不是托马斯·库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学学和科学史研究者惯用的定义研究之“范式”的。科学学奠基者之一的J·D贝尔纳认为，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的危险”。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借用中国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命题，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7］贝尔纳推崇的这种关于“定义”的方法见解，是适用对范式本义的界说的。
从本义看，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库恩说：为了避免“可能误导读者”，不能以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无奈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义”。［8］
库恩作这样的区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方式，方式是具体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设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确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甚至是可以用线形（直线或曲线）图示的，用衡器来度量和测试的。而范式却总是模糊的、宽泛的、不确定的，一般只能“意会”它的真实存在而难以言表它的确切形态，所呈现的是一种经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确定的方式，一种经由人工作用却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确定的因而是开放、动态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学、科学技术哲学将范式作为形上范畴摄入自己的体系。
概言之，范式作为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法论，推崇的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9］之诸要素“结构”状态的真实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义关注的不是其“结构”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强调唯有经由“科学革命”实现“范式转换”才能赢得“常规科学”的常态发展。这是范式的本义及其真谛所在。
二、范式的本质与范式“转换”
如上所述，要给范式本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范式本质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真实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由史而来并由当下而去的永不终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唯物史观视野里，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指出：“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0］
恩格斯在这里基于唯物史观描述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主轨迹的最高“范式”，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一切科学研究发展史的规律与轨迹。
库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史，既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本记述史，也不是与文本记述史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活动史，而是这两种“史”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交汇、整合而呈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范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质，一要看特定的社会所能给予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及社会已经提出的“社会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学研究的范式传统是否存在面临“科学革命”而需要适时地给予调整、重组乃至转型或转向的必要，如果存在这种必要，那也不可轻率地倡导“转换”，而应当因势利导、凭借其“共同体的成员”形成的“合力”，顺乎“自然”地去实现。不然，就可能会违反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违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以及范式传统维护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一句话，背离了库恩发现、描述和贡献范式的旨趣。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范式可以为人所认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顺其自然”地促其丰富和发展，但一般不可以“人为”地“转换”。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学和科学史的意义上探讨过范式转换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学术态度是积极又审慎的。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对“其他科学关心的问题”或本学科暂时感到“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加以“拒斥”。［11］库恩对范式“转换”问题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学革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J·D贝尔纳“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向前迈进了。”［12］
如前所说，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学革命”，每当这样的“革命”发生时范式就面临“转换”。
但是，库恩并不轻言“转换”，更不刻意鼓动“转换”，范式“转换”不是他著述“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目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常规科学即是解谜”中甚至强调，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在“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的问题上，应当持“热情和专注”的科学态度，不可随意“转换”范式。窃以为，这种主张本身就应属于范式“结构”的一个要素。［13］
这是因为，“范式转换”的命题容易产生误解。从范式的本质来看，“转换”不过是范式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其“自然历史过程”因由“科学革命”而需要调整方向和改变轨迹，实则是“转向”或“转型”。而从实际情况看，“借用”范式的人们对“范式转换”则多不这样看，他们所言说的“转换”是要“换药”而不仅仅是“换汤”。
从逻辑上来分析，视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转向或转型，是尊重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而“转换”却是主观给定的“思想过程”，不一定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转换”在“换”了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可能会“换”了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性。③
由此看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质的前提下，如果说范式“转换”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转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
如果说，发现和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不然。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论阈限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基于适应“科学革命”的“转换”，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科学技术提出的丰富“社会功能”和优化组织方式的要求，其学说主张显然也不应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领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隐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之中的规律，进而提出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规则，实现规则与规律的统一。任何规律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而反映规律的规则也都具有普遍的认知和实践意义。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适应于我们揭示和描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但须知，揭示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范式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受社会有效因素的影响与力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可以一样。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较多地受社会需求包括体现社会需求的国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关涉经济、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指导，其范式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权威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共同体”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类学科的研究范式的问题上，不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借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库恩那里，范式转换就是科学革命，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是否亟待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搁置基本原理的情势下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是需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因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创建和运用反映规律的规则，以发展和造福自身，却不可以创造和“转换”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反映两种研究规律的范式也不应相同。这也如同自然有生态，社会有生态，但不可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道理一样。
厘清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应是广义科学学（将所有科学作为自己对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种基本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义科学学对此似乎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和认知原则，是否适应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经多次涉论这个问题，但多为发现和描述范式之“一带而过”的过渡语。
据托马斯·库恩自己介绍，1958～1959年间他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度过的”，使他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未曾预料过的”。［14］在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究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没有细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中清楚地看出，库恩已经把两大科学领域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差异”问题，明白无误地提了出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总结其有史以来的规律和轨迹之“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握其方法论规则，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实践丰富，著述纷呈，亟待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体”进行开发和描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创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可照搬照用，必须经过创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神”（功能）与“形”（形体）的统一体。某种科学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借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发挥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传神”之处，才可能实现方法创新，不然，实际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毁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应有的逻辑结构。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同门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认为方法“移植”与方法创新是对立的，而是强调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还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区分研究范式与“文明样式”的学理边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在样式的意义上言说库恩范式和“范式转换”，如“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等。这其实是一种学理上的误解。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文明样式一般是指某种知识理论体系或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及其显露的形态或形式，如“道德样式”、“文学样式”等，而范式所指则是科学研究方法论，当“范式”搭配哲学、人学时，其语义和语形实则是“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学者倡导的“哲学范式转换”、“人学范式转换”，所指，实则是“哲学样式转换”、“人学样式转换”。
再次，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
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结构要素中的“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都是具体的，都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质，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民族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及“第三类科学”时指出，“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其间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一级学科统摄下的一门二级学科，无疑属于这样的“第三类科学”。这种学科属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将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中国国情、世情和党情。
如此来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会遮蔽其与库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陷落“未曾预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释
①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学的人目前的意见大体有两种：一是“整体科学”或“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门类乃至所谓中介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另一种专指自然科学。范式是库恩在考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故而笔者称其归为狭义科学学范畴。
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种带有“科学革命”性质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③这个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自然历史过程”，只能顺乎其发展规律和方向推动“社会转型”而不可强行“社会转换”一样。
④笔者曾用俗语对方法借用和创新作如是比方说：“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切菜、切瓜，可以用来宰鸡，还可以用来裁纸，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却在‘切’。在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种，但其功用却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广阔运用领域，同时又使刀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阈限。”（参见拙文：《略论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问题——兼谈逻辑悖论对于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阈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伦理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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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1)自然科学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
(2)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口、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美学、文化艺术、语言、民族、文化、考古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
(3)其他科学研究。包括管理科学、技术经济学、未来学、科学技术史、情报科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环境科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活动。
2科学研究事业投入产出分析
2.1中国科技事业发展速度快。但是与国外先进国家差距仍旧明显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事业的资金投人，特别是自1991)年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加大了对科技事业的投人力度。R&D投人额从1991年的159.5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895.7亿元，增加4倍多。科技事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门。
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事业起点低、底子薄，因此，尽管这些年来增速保持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无论从R&D投人的资金总量上还是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上来看，我国都同世界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以美日欧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近年来R&D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2%以上，而我国近年来比重虽然上升幅度很快，但是仍旧低于1%的比重。
2.2科学研究事业从部门结构上看属于最终消费型
高中间投入行业中间需求率是指各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和该产业的总需求之比。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原料为其他产业所需求。一般而言，中间需求率越高，则该产业越接近于原材料行业，反之则该产业更多地偏向于提供最终消费产品。最终需求率则等于1减去中间需求率。
中间投人率是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投人与总投人之比、反映了各产业在生产活动中对其他产业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中间投人率越高，其产业附加值率越低，但是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越强。最终投人率则等于1减去中间投人率(表1)0
如表1所示，我国1997年科学研究事业中间需求率为0.2502312，远远低于三次产业的平均中间需求率。这表明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主要是提供消费者服务，对生产过程提供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并投人到生产过程中。从将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提高，科学研究产业对中间过程的需求投人势必会增加，从而使得科学研究事业的中间需求率逐渐提高。科学研究产业的中间投人率为0.6122283，低于第二产业，但是高于其所属的第三产业。这表明在第三次产业中科学技术产业事普首榕拎咨力其附加佰较低。随着科学研究事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其中间投人将有下降趋势。
2.3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
直接消耗系数是指将各个产业的原材料投人额除以相应的各个产业的产值。反映了某个产业生产1个单位产品时需要得到其他部门的原材料投人量。从表2中可以看出，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其直接消耗系数0.25853377;其次则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关系则微乎其微。这充分说明，在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行业依赖角度来看，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需要118个部门的投人(总计124个部门)，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业。此外，如表3所示，在影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巧个行业(直接消耗系数大于0.01)中，第二产业为12个，第三产业为3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电子及通信及设备制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其他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商业、日用电器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六大行业，其合计达到0.249532，占全部行业的4196。说明上述行业是影响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关键性行业。从另一个侧面而言，房地产业对各产业的直接消耗关系，也反映了其对上游产业的拉动关系。
2.4科学研究事业对国民经济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
但是受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小.因此.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的直接投入影响力系数(表4)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当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当影响力系数小于1时，则表示该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
如表4所示，根据笔者计算的1997年国民经济40X40部门的影响力系数结果所示，影响力系数由大至小排名前10位的均为第二产业行业，而第三产业行业影响力系数排序均比较靠后。这一方面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拉动作用的仍旧是第二产业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影响力系数差距与第二产业差距较大，也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育程度仍旧较低，发展的空间仍很大。但是值得注意，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影响力系数达到了1.08，超过各行业平均值，在第三产业中排名第二位。说明目前科学研究事业属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推动能力的产业。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科技在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的认知逐渐加强，对科学研究经费的逐渐增加，科学研究事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逐渐加大。科学研究事业将很有可能成为带动我国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感应度系数(表5)是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该部门为满足其他生产部门生产的需要而提供的产出量。当感应度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部门收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感应度小于1时，则表示该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
一般来说，感应度系数越高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对该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如表5所示，第三产业在全行业排名中两级分化严重，既有像商业这种受国民经济变动影响较大的部门，也有很多感应度不高的部门。科学研究事业总体上看来属于受国民经济变动较低的部门，可见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部门，其所受到的拉动作用仍旧很低。这说明，紧紧依靠其他产业发展带动的影响，是不足以提高科学研究事业的投人水平的。因此，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是依靠政府或企业的直接投资。
总体来说，科学研究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属于高影响力、低感应度的行业，对国民经济有着极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却受其他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影响很小。因此，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发展，有必要加强科学研究事业行业的发展步伐。但是仅仅依赖其他行业发展的间接投资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要依赖于政府或企业的直接投资。所以，目前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科学研究事业的投资力度。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独创性和实用性
“教师即研究者”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新时代对教育培养人才的新需求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中小学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已势在必行。为此，中小学应把教育科学研究摆在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列入学校总体工作计划之列，坚定不移地走教育科学研究兴校、兴教之路。中小学如何有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本人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思考。
一、中小学教师应成为开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
教师不仅要成为塑造年轻一代心灵的教育者，还要成为开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所以，“教师即研究者”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就理所当然。每位教师对此都要有清晰认识，必须克服传统的教师职能观，将从事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作为自己教育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必须完成的任务来对待，努力成为开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
二、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必先了解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属大众型的教育科学研究。有人称其为田园式的研究或草根式的研究。它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紧密联系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探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各类问题，直接为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服务，不断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它与专业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的学术性教育科学研究相比，有诸多不同的特点。
1.就指导思想而言，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紧密、直接地为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服务，促进其发展，提高其水平。这就是说，它必须从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际出发，研究探索中小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将提升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从而达到科研兴校、科研兴教的目的。
2.就研究内容而言，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是以微观研究和引入研究为主，即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讲，就是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作为其研究课题进行探索研究。
3.就研究过程而言，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是将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和研究过程融为一体，即教育教学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它一般可分为选题、做题和结题三个环节。研究中，它要求重研究过程，以做题为主，力求做到“学习教育理论、反思教学行为—设计教学方案、实施教学策略—转化教学行为、提升教育水平”，从而达到研究过程与教育教学过程一体化。
4.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教育行动研究法为主，辅之以教育咨询诊断法及其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待目标确定后，要沿着“研究—行动—监察—反馈—思考—调整”的过程反复进行。它要着重解决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关系，着眼于改善教育实践活动，使教育科学研究与改进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为一体，将教育质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总之，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基于学校、基于教师、基于教育实践，采取“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思路。
三、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的教育实践活动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的实践活动，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也不例外。独创性和实用性是衡量教育科学研究价值的最本质特征，如果离开了二者，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来讲，一般不要提原创性，而以提创新性为宜。这样不仅可以使中小学教师树立搞好科研的信心，而且也会使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并不断在“新”字上下功夫，以取得新颖而又有使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1.通过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可使教师在原有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它包括学科知识、教育理念、思想观点的新认识和教育教学行为的新感悟等，达到充实自我、提高自我的目的。
2.通过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可更新教育教学过程，改革教育教学实践，形成新的教学思路、模式、方法和教学风格，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形成新的局面。
3.将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研究成果）应用于办学实践中，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四、中小学应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依据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和现状，要想尽快开展好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我认为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有力措施：
1.抓指导，提高认识，使教师懂得如何从事教育科学研究。
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有关教育科学研究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它不仅可以使教师了解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弄清教育科学研究的规律、特点、程序和方法，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克服对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些肤浅认识，以利教师扎实开展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还可以提高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教育理论水平和哲学思想水平，为正确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提供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知识基础和方法基础，保证教育科学研究思想观点正确、知识根基深厚、运作方法得当、实际效果明显。
2.抓队伍，形成力量，提高教师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能力。
教师是从事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必须抓好以教师为主力的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力量，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研究能力。具体来说应做到：（1）树立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识，“乐”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2）增强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信心，“敢”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3）提高教师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使他们“善”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
3.抓阵地，建全制度，确保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有序推进。
中小学应根据各自实际需要建立教育科学研究室，直属校长领导。教育科学研究室要配备专兼职的科研人员，负责对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实施全程、全方位管理，并承担学校主课题的研究；还要制定学校教育科学研究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监督，保证其认真落实。同时，学校各年级组、教学研究组应顺应科研兴校的趋势，积极调整职能，除了继续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外，还要强化教育科学研究管理工作，力求形成一个“校长—教育科学研究室—年级组、教研组—广大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系统性体系。
4.抓课题，明确方向，提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实效性。
课题是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发展；其任务是探讨教育实践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升华，指导新的教育实践，为培养新人服务。因此，要紧密联系中小学教育实践来选择课题，通过课题研究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直接为学校教育改革服务。学校应明确方向，确立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课题，组织精兵强将深入研究，努力形成学校特色，增强学校知名度。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推动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人事司.当代教育理论专题[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