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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依据所能检索到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对于群力岩画的记述主要是民国时期编撰的《依兰县志》和《宁安县志》中对群力岩画做过简单的记录。1921年的《依兰县志》中记载:“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宁安县志》中记载:“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牡丹江)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天气晴朗，人多见之，惜不知为何代何人遗迹。”民国时期的《依兰县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宁安县志》3年。《在依兰县志》对群力岩画记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非字也”。而《宁安县志》则进一步记述为:“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在记述岩画的地理位置时，《依兰县志》将其误记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其实群力岩画所处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区，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宁安县志》则明确记述了字儿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谓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离今宁安市200里，呼尔哈河，即忽尔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尔哈河东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则说明了当时从今宁安市，或清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通往依兰(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为主。今群力岩画恰在距今宁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处在由宁安市通往依兰的牡丹江水路之要冲。由此看来，《宁安县志》较之《依兰县志》而言，对于群力岩画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岩画着色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当时撰写《宁安县志》的作者曾经对群力岩画的现场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否则对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岩画的道路、岩画的着色的色彩都不会如此准确。然而，《依兰县志》在对群力岩画的记述中，却有着更值得注意的细节。“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这段文字是与描述群力岩画(字儿砬子)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历来撰写群力岩画的考证与考察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到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认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个引用《依兰县志•金石条》关于群力岩画(字儿砬子)的记述，而遗漏了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说，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释义为石碑:墓碣残碑、断碣，属于刻石中的一种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碣”①。目前有关《依兰县志》中记述的“字儿砬子”附近的这块碑碣，至今为止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了字儿砬子上的这幅群力岩画，而忽视了对这块碑碣的调查和研究。遗憾的是牡丹江因为莲花水库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经由原来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来的群力岩画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现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现在去寻找群力岩画附近的那块碑碣也是徒劳的。因为那块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却已经被江水淹没了。如果我们继续审读群力岩画山脚下的那块碑碣的话，似乎可以对其文字进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号的话，那么在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尚没有发现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渤海国只使用过“永德”年号，也无“永和”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次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③。然而，这些在历史上使用过永和年号的政权却与群力岩画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无关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达的到底是何意，碑碣与群力岩画有何种关系呢?恐怕这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但是，从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岩画的话，似乎可以扩大对群力岩画含义研究的更有意义的视野。总之，《依兰县志》所记载的群力岩画附近有一块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样的事实，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即使是为时晚矣也不应无视它曾经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二)笔者对群力岩画年代与族属的新认识群力岩画的命名要予以规范化。笔者认为，其称谓应该为“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因为群力岩画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就是孤零零地处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悬崖上。牡丹江是这幅岩画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则是临近岩画最近的村屯，具有人类传承意义的常住居民的聚落点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讲，群力岩画，既不是崖画，也不是崖壁画，更不能称之为摩崖壁画。群力岩画还不能脱离牡丹江这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岩画”是比较完整和确切的。盖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的题目，就是充分考虑了群力岩画的命名需要规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岩画”的称谓省略了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地名，这一点笔者与盖山林的认识是一致的①。此其一。关于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我则认为:如果从宏观意义上看，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应属于西汉中期至公元5世纪，在这一时间段里恰恰是挹娄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属当属于挹娄或勿吉。若是从更加具体和细微处观察，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时代当为西汉末—东汉初年，此时挹娄人虽臣服于夫余，却正在为逐渐摆脱夫余的压迫而积蓄力量。当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丽人一味争夺辽东之时，挹娄人则在牡丹江流域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完备的制度。诚然，在长期受到夫余人压迫的同时，挹娄人不断接受由夫余人转嫁而来的汉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娄人的文化中应该存在着表现出强烈汉朝文化影响的因子和特征，我们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叶茂的大树的那种流行于西汉时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的人物主题画面的风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汉朝盛行的绘画风格和当时的传统文化影响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尚左、尚右之习俗是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的姿态或姿势也与汉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龙江流域右岸用红色颜料实体涂抹的阴影法技术，在挹娄与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宾县所发现的红色颜料涂抹的人物图案陶片，距离其东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不过180公里，这正是夫余与挹娄人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区域。另外，在宾县的庆华遗址中也发现了绘制在陶器上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其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此其四。关于挹娄含义的解释，目前有两种观点，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挹娄在满语中解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据如何?或许是因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说明了鹿与人的关系密切。从三只鹿的姿态和形象上观察，其中的两只鹿是动态的，一只鹿则是静态的。静态的鹿就处在二人端坐的下方，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场面，恐怕与图腾或某种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挹娄”解释为“鹿”的含义的话，恐怕鹿在当时属于挹娄人的重要图腾崇拜。无独有偶，鹿在汉朝也具有神兽和图腾的广泛意义。如果群力岩画中的鹿的图案是一种图腾，那么此种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与挹娄人的含义，以及汉朝的鹿崇拜有紧密的关联性，二者相互认证，证明了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为西汉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一、房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原则
在落实档案管理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坚持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原则，具体分析如下：
1.全程管理原则。所谓全程管理原则，就是将数字化档案管理工作看作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的管理需求出发，建立管理体系，制定管理措施，将档案信息收集、保存、归档、销毁等各个环节都施行数字化，运用统筹管理的方法，每个管理环节都不可松懈，各个环节之间要做好无缝衔接，进而实现整个管理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最大化。
2.真实完整原则。档案管理的基础就是确保档案数据的真实可靠，在落实数字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真实完整原则，数字化档案的内容、结构都不能与原有档案出现差异，建立、使用之后也要保持档案信息与原始状态相同，并且要针对档案使用者的姓名、使用档案的时间等信息进行登记。档案使用者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权限，否则不可使用这些档案资料。
3.使用方便原则。数字化管理模式的构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提升管理的效率与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环境和信息使用环境，因此方便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数字档案经过储存、传输、加密等处理之后，必须要确保信息数据的可识别性，否则这些信息就无法被有效读出，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要确保具备相关权限的使用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应的信息，并可以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份电子档案。
4.安全性原则。由于数字化管理依托于计算机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技术本身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房产档案作为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一旦损坏或者丢失，有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要坚实档案管理的安全性原则，这是开展一切数字化管理的前提。为了确保档案数据的安全，必须要构建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采用更加有效的保密措施，才能够使系统硬件或者软件都能够免于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迫坏，减少档案数据丢失或者破损的可能性。
二、加强房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对策
在分析了执行数字化管理的原则之后，下面针对具体的数字化管理措施进行分析：
1.提高数字化管理的认识，建立完整规范的档案资料。构建数字化档案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档案信息，并为社会发展更好的服务，如果档案管理缺乏真实性与完整性，那么数字化管理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从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管理情况来看，通常房产管理部门都是计算机系统进行登记并发证，同时使用局域网以及数据库技术对各项信息进行管理。但是能够全面落实房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城市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数字化管理认识不完善，缺乏完整、规范的管理制度，因此必须要强化数字化管理的规范性，提升管理部门以及管理者对数字化管理的认识，保证资料要真实、完整，针对各种资料数据进行检查，确保这些资料没有问题才能够进行转化电子档案，为数字化管理做好准备。
2.制定房产档案馆数字化建设发展规划，并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在实现档案管理数字化的过程中，档案管理部门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各部门的建设发展，每一年的数据都在增加，因此要采取分层设计的方式，对现阶段的库存档案进行合理分析，并且充分发挥档案的使用纪律，将所有的档案进行分类和管理，使缺少数字化的档案库存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发挥效力。制定阶段性管理制度，并且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落实，确保每个时期的数字化档案管理都可以落实到位。
3.进一步完善房产权属档案数字化标准。数字化管理中标准化管理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由于档案管理数字化属于新型事物，因此国内缺乏完善的制度与标准，为了能够为数字化管理创造更加有力的环境，奠定更加有力的基础，国家档案局要针对电子档案的建立与管理出善的标准、规范制度，规范和指导各地的房产档案现代化管理工作，最终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房产档案数字化利用平台。
4.规范数字化档案开放范围和使用权限。数字化档案的查询与检索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在构建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必须要设置相应的访问权限，确保防卫的安全性，公众可以在公共网上对各种信息进行查询和使用，同时对内部人员开发相应的档案查看权限，在单位内部局域网中可以随时查询、使用和分享。
三、结束语
房产档案管理信息化，是房产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趋势，因此地产档案管理部门以及工作人员必须要认识到信息化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必须要积极强化信息化建设，制定更加完善的信息化制度，为档案管理信息化的普及提供更加便利的平台和条件。
作者:宋斌路 单位:齐齐哈尔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处
参考文献：
[1]孙嘉翊.房产档案信息化管理探索[J].现代国企研究,2015(16).
[2]李海瑛.浅析房产档案的公开查询利用[J].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浙江省基层档案工作者论文集,2012(00).
1.从“衣”中来人类的服饰选择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讲授到有关地理环境部分的内容时，可以用人们所穿的不同服饰作为课堂例证的素材。比如在讲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见气候类型时，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些不同气候地区的人们的服饰照片，如：我国地区藏民的“藏袍”；热带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饰；阿拉伯地区的人们的白色长袍；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让学生结合不同地区的服饰特点，推导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最终得出该地区的气候类型。不同地区服饰照片的展示，既调节了课堂气氛，又让地理课堂变得更具有生活化。
2.从“食”中来由于地域差异
水热组合特征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类型不一致。在讲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关“农业的区位选择”时，我事先掌握了我们班有南、北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的子女就读，在课堂上我就请他们各自介绍一下家乡的饮食习惯。比如，南方的同学喜欢吃米饭、甜食，而北方的同学喜欢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进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不同？从而推导出不同地区的农业区位选择的差异造成人们饮食上的选择差异，最终得出结论：“南稻北麦”“东耕西牧”。
3.从“住”中来民居的样式、材料常常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复习中国区域地理时，可以给学生展示我国不同地区的房屋图片，如：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黄土高原的窑洞；北方地区的平房；南方地区的斜顶房；云南的竹楼等，然后提问：不同地区的房屋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从而推导出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增强学生乡土地理的意识，我特意到我们本地的古镇上去拍摄了几张老式民居添加到课件的图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4.从“行”中来在地理学科中
人们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在讲必修二第五章“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时，我给学生创设了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理的交通运输方式。如：（1）从哈尔滨到广州参加贸易洽谈会，要求次日必须到，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从重庆到武汉，沿途观赏三峡风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从密云水库运20吨活鱼到北京，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4）从太原运200吨煤到武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5）从天津到上海运一万吨海盐，要求最经济的方法，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从以上生活情境中，学生可以总结出交通运输方式选择的原则，
二、到生活中去，学以致用
在新课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别强调要“以人为本、回归生活、注重发展”。而学习地理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学以致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地理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要求：“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让学生把所学到的地理知识真正地运用到生活中去呢？笔者在教学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创设生活情境去体验创设生活情境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相关的教学用具和教学资源，去模拟生活场景，使得地理课堂教学更加贴近生活，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强直观的感知，让每个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到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举例如下：衣：比如在学习完我国气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给学生创设了如下的情景剧：请一位同学扮演一位美国的中学生，利用假期来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8月1日刚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场暴雨，于是匆匆忙忙买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该同学又去了乌鲁木齐游览美景，在乌鲁木齐的三十天内一直没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赘，于是他就将雨衣送给了当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启程去了广州。可是没想到一到广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他气愤地冲天呐喊：“这是为什么呀？”观看完表演后，请学生根据已掌握的我国降水特征来帮助这位外国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并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课堂教学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更直观有趣地感悟到生活离不开地理知识。
2.组织实践活动去感悟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是生态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调控人类行为的科学决策依据。它广泛涉及到各地区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与合理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耕地保护与食物安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对今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资中县位于长江上游的沱江水系流域地区，是一个生态环境较好、资源相对丰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利用的类型、数量、结构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农林牧协调发展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寻求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道路，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轨迹与过程清晰地认识，从而找到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为决策者提供正确的土地资源规划、利用的建议。
为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理论，利用模型分析方法与数理统计方法对资中县土地利用从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且对影响该县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作了研究。得到结论如下：资中山区以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为主，平原区、丘陵区分布着六大地类。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后期大于前期，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增加。该县耕地变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用地类型；林地、建设用地和耕地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形式，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工矿用地增加明显，主要来自于农用地，其次为林地和未利用地的转化。从景观学角度来讲，资中以草地、林地景观为优势景观类型，镶嵌着耕地、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矿用地等斑块类型。通过对士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结构调整、政策等是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原因。同时，提出几点建议，为该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资中县
目录
1研究背景...1
2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综述...2
2.1土地利用的内涵及研究内容...2
2.1.1土地利用的内涵...2
2.1.2土地利用的研究内容...3
2.2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3
2.2.1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理论...3
2.2.2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5
2.2.3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研究...6
2.3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7
3研究方案...9
3.1研究区域概况...9
3.1.1地形地貌...9
3.1.2气候特征...9
3.1.3河流概况...9
3.1.4森林植被...9
3.1.5社会经济情况...10
3.2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11
3.2.1研究内容...11
3.2.2研究方法...11
3.3数据来源及资料收集...12
3.3.1土地利用资料...12
3.3.2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2
3.4技术路线...12
4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13
4.1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分析...13
4.1.1农用地结构...13
4.1.2建设用地结构...13
4.1.1未利用地结构...15
4.2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15
5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7
5.1驱动因素的定性分析...17
5.1.1自然驱动因素分析...17
5.1.2人文驱动因素分析...18
5.2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构建...21
5.2.1主成份分析原理...22
5.3.1主成分分析...22
5.4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议...24
在现阶段高中地理教学模块中，进行国内外热点新闻的导入是必要的，通过对热点新闻的导入，让地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让学生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更有利于进行思想教育。比如在讲解天气及气候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学习以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的形式导入。又如在中国人口讲述过程中，可以将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引入学习，一点点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学生的积极性。必要时，教师需要针对实际，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教育。
二、趣味式教学及其相关导入模块的分析
（一）提升教学的趣味性
为了保证趣味式教学效率的提升，应用现代化图像投影技术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比如在“地形变化”这一模块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喜马拉雅山及其生物化石的视频、图片等。教师可以先提问学生对图片中的山脉有什么了解，接着再引导学生对于海洋生物化石的根源进行分析，如为什么陆地上的喜马拉雅山是海洋生物化石的集中地，以此来引发学生的认知矛盾。通过对这种矛盾的陈述，进行新知识的引导教学，使学生解决认知矛盾。教师可以应用投影图片，保证学生对疑问的探索，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在现阶段趣味式教学过程中，利用漫画的形式也是必要的引入手段。用简单或者夸张的手法来描述生活及时事资料，可以保证最佳的讽刺效果。当然，在当下课堂教学模块中，地理课本也引用了一些漫画。这样趣味性的漫画是导入新课的必要因素。比如在进行世界人口问题的阐述时，可以引入“苦难的母亲”这类型的漫画，引人深思，引出世界人口的问题。在进行森林资源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利用“大难临头”等漫画来引入，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提升是非常有好处的，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引发及表达。在当下新课教学模块中，进行简短的小故事串联是必要的，从而实现新课的顺利引入。比如在“世界陆地及海洋”这一章节中，教师可以利用航海家的故事，对学生进行启迪。比如麦哲伦，他能够进行人类历史上的地理旅行，说明他具备良好的素质及意志，具备良好的地理知识。正是依靠这些知识，他才能在欧洲、非洲等地来回航行。如果不具备良好的地理知识，是难以进行有效的航行的。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深入了解学习本节知识的必要性，保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当下地理教学模块中，选择短小精悍故事也是必要的。这种很有意义的故事，积淀了人们的生活经验，是一种地理知识的升华。比如在“早穿棉晚穿纱”的谚语中，可以看到我国内陆地区的气候差异。这些谚语的选择及教授，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相关的地理知识，保证学生地理学习兴趣的提升，保证其思维的启发，以满足当下教学工作的需要。
（二）情境式导入方案
在地理导入教学模块中，进行情境式导入是必要的。所谓的情境式导入就是进行课堂背景的优化，比如进行音乐等的导入，保证良好的气氛及环境，从而揭示课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又如，在现阶段地理教学模块中，可以引用一些与地理课本相关的歌曲，利用这些歌曲，更有利于学生的地理学习。比如“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用这样的开头，情景交融，主题鲜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明了地形对物候的影响的地理规律，把它作为“地形对气候的影响”一节的开头，能充分调动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又如，在“天气与气候”章节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有关地理知识的诗句，比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让学生沉浸在优美的诗情画意中，让学生更好地进行天气及其气候概念的分析。再如，讲授我国地势特点时，比如内蒙古高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串联《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下子把学生的思绪带到茫茫草原上。这种课前朗诵一段诗词，创造一种情境，营造一种气氛的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收到奇特的效果。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教师要精心设计好的导入语，使整堂课的氛围浓厚，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语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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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同时，在如今日益同质化的传媒竞争中，在传媒营收渠道单一的现状下，如何开发内容资源，如何开拓盈利路径成为构筑传媒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西方的传媒跨国公司也在经营中得出必须“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运作”的结论。开发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独特的传媒内容，不但能在品牌攀附、传播影响、优质客户开发、主营业务延伸上都占得先机，而且有可能通过开发。建立传媒产业链，引发盈利的乘数效应。这样，不仅能凸显其的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而且能开发新的盈收渠道和盈利模式。总之，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不但会实现传媒内容的开拓，获得新的盈利渠道，而且会成为推动一地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助力。
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可以从以下开发的思路中得到启示：
文化历史资源的影视内容的开发
从立体的、系统的角度，历史文化资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为二个层面：物质层、思想制度层、文化心理层，影视剧页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因此，文化历史资源可以为影视剧综合利用。成功的影视剧能使文化历史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创意之下，将历史文化资源用影视的方式呈现出来。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同》，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后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又如，数年来，传媒界投入巨资，陆续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等，获得成功，深受观众好评，不少国家向我国购买版权，不仅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联合摄制的41集大型人文风情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用电视这种科技手段抢救和开发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展示以及与国际影视接轨的艺术手法，举起了文化传承的火炬，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景观，将“博物馆”办到了电视荧屏上。它在我国宣传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其二是利用电视的影响力度大，受众数量多、启动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依托电视平台成功把历史文化资源与市场开发结合起来。例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就是以《论语》、《庄子》为资源，借助《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些大众化的解读为策略，不仅创造出令人羡慕的收视率，获得很好的广告效应，打响栏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历史资源的旅游业开发时，积极把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与电视业内容的开发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与电视业密不可分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模式，可算做另一种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与南京市电视合开办了全市第一个电视专题旅游栏目“边走边唱”；与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在南京早新闻中开播《南京旅游频道》。二、文化历史资源的出版内容开发
尽管当前大多数地区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旅游业和工艺品生产方面，但人们已经意识到，出版内容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比旅游和艺术表演广阔，它使千里之外的人们直观、形象、真实地了解客体，可以表达较深刻的思想和体验。所以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出版内容开发可以延长其开发的产业链，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图书出版内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图册、画册、字帖等图书，常常是图书市场的“长销书”，销量稳定、持久。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图书出版内容开发是可以考虑的路子。但更难能可贵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运用自己的创意和绘画技艺的结合对中国古代先哲思想的开发。
孔子、孟子、庄子、佛陀以及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是古代文明留给今天的一笔灿烂财富。它们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纸张上，流传了千百年。由于内容艰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书面语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语言也发生了极大的差异，所以现代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直接阅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漫画家蔡志忠采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创造性地解释了古代孔子、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让今人与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对话。他把中国古代绘画的朴实大方与现代漫画的浪漫调侃结合起来，用现代人都能理解的绘画语言，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地表达了古代东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画作品使当代年轻人能避开艰深隐晦的文字，在轻松愉悦中了解中国古老文化。他的漫画集以19种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总销售量达3400万册，被称为亚洲艺术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画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内容。文化历史资源的音像出版内容开发，市场广阔。音像制品《中华泰山》、《云南风光》、《纳西族古乐》、红色经典《红太阳》、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均受到不同层面消费者的欢迎。
不仅可以单项开发，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华风气象影视集团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视角，第一次真实而诗化地再现了徽州美丽的山水和精细雅致的人文景观，全方位地诠释了这方华夏名区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桥、书院、戏曲、绘画、医学、工艺、商帮、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号，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现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准则，同时还揭示了这些文化遗存背后蕴涵的内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播出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被称为“笑话王国”的山西万荣县，在政府的支持下，敛力于开发万荣笑话音像内容产品的案例尤为突出，值得借鉴。如县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的万荣笑话光髓，选用本县笑话大王柴振刚、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担当演员，选择县内农家院落、打麦场或田野为外景地进行拍摄，地方特色浓，笑料百出，十分畅销。相声大师侯耀文主讲万荣笑话的专辑，倾倒全国亿万观众，”2001年其笑话产品“销售额高达500万元，获利325万元。”
三、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内容开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日益走进千家万户，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开发不但为文化历史资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而且能实现其新的价值。例如，南京市将南京的文化历史资源搬上网络，创建了金陵旅游网等网络宣传平台。2007年，“网上游南京”网络虚拟旅游平台也通过了专家评审。
不但历史文化资源的网上开已成气候，游戏开发更是火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衍生的网络游戏就有《大话西游》、《梦幻西游》、《快乐西游》等多款主流游戏，受到了市场的追捧。
面对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大潮，笔者认为首先要实施“产品模仿”战略，直接借用创新者的成功经验是成功的捷径。
【论文摘要】经过二十年的新闻改革，中国报业从过去的三级党报一统天下发展为以党报为核心的纵横交叉的网络结构。而地市级综合日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人们对地方性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报业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地域性新闻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同时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1、警惕地方报庸俗化、低俗化。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几乎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节；过于娱乐化，或对犯罪和一些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以及对虚假广告、不健康广告把关不严等，这些疏于筛选或过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陷入低俗情趣，异化了公众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