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16: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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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由前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并被全面引入该学院的法律课程，后来也被引入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教学中，目前已成为美国教育中使用最广泛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就是在授课过程中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一种教学方法。《教育大辞典》将案例教学法定义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某些科类的专业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即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案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界一直认为高等本科教育是一种素质型教育，而非职业教育。这导致长期以来，我国本科教育中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到底何种教学质量更高，近些年一直存在争论，不同的学校也偏重不同的教学模式。比如，同是本科教育，一所学校定位偏重于学术型，要求学生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但学生的实际知识和操作能力就可能显得比较弱;另一所学校面向职业应用，对学生要求打好比较专门的应用知识基础，实际操作能力强，但知识视野较窄，理论功底不高。③认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布鲁纳(JSBruner)认为，学习任何一门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学生对该学科的良好认知结构，而构建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常需要经过三个过程:习得新信息、转换和评价。认知结构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为了使学生学得好，掌握提供的信息是必要的;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掌握这些信息本身并不是学习的目的，学习应该超越所给的信息。学生的心智发展主要是遵循他自己特有的认知程序，教学是要帮助或促进学生智慧或认知的生长。由此，他提出了发现学习法。发现学习理论基本观点:强调创设问题情境;注重内在动机的激发;注重学生的自我发现;注意信息的提取。④从布鲁纳的观点可以看出，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注重学生的自我发现能力对于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至关重要。而案例教学法通过在法学课堂中引入案例，针对案例进行启发和引导式教学，对于学生既掌握良好的理论知识又具备相应的案例分析能力具有很好的效果。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势必对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法学教学中越来越多开始引入案例教学法，国际法教学也不例外。
二、国际法的特点及要求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⑤国际法不同于调整私人之间或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除了国籍、引渡、人权等部分内容涉及个人之外，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民法、刑法等国内法，学生往往对国际法的印象是“高冷”，即与现实生活关联度不高，适用性不强。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是系统的传授知识，会导致学生愈发觉得“高冷”，这就需要为学生创设一定程度的现实感和实用感。国际法内容体系庞大，国际公法就涵盖很多部门法，包括领土法、海洋法、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法、条约法、国际争端解决法、战争法等。每一部门法又包括诸多国际条约、宣言、决议等，比如《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人权公约就包括普遍性国际人权公约和专门性国际人权公约，专门性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保护种族权利的国际公约》、《保护妇女权利的国际公约》、《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等等。而国内法往往都有相对简单的法律体系，比如《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对于刚开始接触国际法课程的本科生而言，相比国内法，整个国际法课程就会显得体系繁杂，内容繁多。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发展，对国际法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国际法教学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各个高校也都对国际法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一直非常重视“案例法”的教学，教师在讲解国际法相关理论的同时，穿插一些典型案例在课堂上分析讨论。案例教学法的运用，能够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学生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国际法案例教学法的概念及改革思路
国际法案例教学法就是国际法教师在具体讲授课程中运用与其讲授有关的国际法案例(包括已作出判决、裁决的案例或者正发生的尚未作出裁决的案例)，结合相关的国际法原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国际法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国际法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关系，是一门理论性强、实践丰富的课程。由于国际法的内容浩如烟海，相关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案例非常多，对于刚刚接触国际法知识的本科生而言，激发其内在兴趣尤为重要。如果教师一味追求国际法知识点的介绍，平铺直叙的灌输相关内容，学生的兴趣和信心未建立，教学效果肯定不好。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国际法知识，在讲授既有经典案件外，通过结合近年或当前发生的国际时事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教学模式上可采用“案例－理论－案例”模式，根据不同知识要点，有针对性的讲授。教学手段上，除了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外，还可结合“苏格拉底讨论式”教学方法，一问一答，启发学生思考;也可结合实习模拟教学法，将学生分为原告、被告两组，针对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国际争端案例，展开辩论，锻炼学生法律推理能力和口头辩论能力。此外，为使学生对国际法产生更直观的感受，还可以通过播放经典影视资料，比如联合国网站视频资料，有效引导和疏导学生的爱国情绪，理解和把握我国和平外交政策。
(一)国际争端案例与国际时事热点问题相结合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了国际法的渊源，其规定国际法院在第59条的规定下，可适用“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的司法判例及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虽然司法判例不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它是重要的补助资料。国际法院的裁判活动及其判例，对国际法规范的确定和解释，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学习经典的国际争端案例对于学生研习国际法知识以及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十分重要。但基于国际法院或WTO争端解决机构判决的案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所涉法律问题都比较复杂，判决书达上百页。国际法授课过程中，应根据所讲内容重点，有针对性的结合既往案例。但是，由于学生往往对既往案例缺乏现实感，倘若结合当前国际时事热点问题，学生则会产生更强烈的现实感，会很有兴趣的参与讨论。比如在分析领土与海洋权益问题时，就可列举中日案或者中菲仲裁案，学生结合国际法理论知识，对这些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或辩论，提交自己的看法和结论。要注意的是，对国际时事热点的选择、问题的设计、小组讨论、总结归纳都要仅仅围绕所授国际法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并形成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
(二)“案例－理论－案例”模式
“案例－理论－案例”模式是指在讲解一部分(一章或一节)前，以一个经典案例作为引子，提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相应国际法理论知识，再结合理论知识分析该案例。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从国际法问题出发，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容易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并能够掌握案例分析的要点。比如讲到引渡和庇护内容时，可以先引出学生们比较熟悉的赖昌星案，然后讲授国家之间的三种引渡方式、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以及死刑犯不引渡原则。通过这些理论的讲解，再分析赖昌星案，学生就能融会贯通，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国际法理论和原则。在“案例－理论－案例”模式中，要注意对案例的选择需真实、可靠、具权威性和针对性。
(三)启发和引导相结合原则
启发和引导兼用原则是指教学活动应以启发为指导，并引导学生从事积极的智力活动，从质疑问题、答疑解惑中理解教学内容，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培养、训练学生良好的思维能力和积极主动精神。⑥国际法专业学生的学习对象是比较深奥的国际法学理论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应循循善诱，通过案例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通过对国际法案例所涉法律问题的仔细分析，理解有关理论知识。此外，教师应当改变单一的“自问自答”或“我问你答”的形式，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相互辩论或问答，或结合模拟法庭、辩论等多种途径，不断变换教学形式以唤起学生的积极性。
(四)案例法与讨论式教学法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偏重于运用经典案例分析相关理论，讨论式教学法偏重问题导向，学生讨论为主。武汉大学国际法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讨论式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一环。讨论式教学法主要是启发学生的思维，如在讲授《国际法》一课时，老师采用课堂讨论式，把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问题与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的承认、国家的继承、国际责任、民族自决权等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讨论十分热烈，既启发了学生的思维，也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⑦讨论式教学法重在锻炼学生的国际法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但因为讨论式教学所耗时间比较长，需要授课教师加以引导，分组讨论，并控制时间节奏。在整个国际法授课进程中，为保证国际法授课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考虑到本科生以学习基本理论知识为主，讨论式教学法的运用不用太多，其更适合于研究生阶段学习。
(五)采用实习模拟教学法
武汉大学国际法所在国际法授课中也一直采用实习模拟教学法(也称疑案论辩教学法)。实习模拟教学法，也是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重要方法。其做法包括，一是把典型的或正在办理的国际争端案引入课堂，结合教学内容把学生分成原、被告两个小组针锋相对地辩论。二是用“模拟法庭”教学，让学生通过模拟法庭学会如何用诉讼的方式处理涉外法律纠纷。⑧这种模拟教学法适合于在课程授课末期，在整个课程内容授课结束前，引入一正发生的国际争端，学生代表分为原、被告，由学生自行组织一场模拟辩论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国际争端中，让理论与实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六)影视资料
为提高学生兴趣，增强学生现实感，国际法影视资料可作为一种教学媒介。比如，《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的整段历史，授课过程中播放这一珍贵影视资料，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能学习联合国相关决议程序。而《东京大审判》、《卢旺达大饭店》等影视资料讨论了战争罪、反人类罪、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原则、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法问题。在收集和筛选这些国际法影视资料时要保证其权威性，同时要避免一些史料不实、误导性的影视资料。
四、结论
关键词：遗产信托；受托人；遗嘱继承；遗嘱执行人
作者简介：马新彦，女，国家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商法学研究；黄海洲，男，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076-09
已故香港富豪霍英东家族爆发的遗产争夺风暴而引发的遗嘱执行人纠纷暴露了遗嘱执行人制度的弊端。1遗嘱执行人制度是被继承人死亡后由遗嘱确认或法院指定的人直接参与遗产管理和分配的制度。遗嘱执行人在遗产分配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法律为了确保遗嘱执行人以被继承人意志为主旨，合理公平地管理与分配遗产做了巧妙的制度安排，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纷争，严重者将导致被继承人辛苦一生挣下的家族资产无法依被继承人的意志有序传承、发扬光大。相比之下，洛克菲勒家族历经150年的风风雨雨，几代人的传承与努力，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家族基金会。探其原因，在于其运用了遗产信托制度（testamentary trust），有效地避免了家族资产的分刮与破裂。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民营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如何避免在企业的创始人作古后出现遗产纷争，使民营企业发展陷入不利，需要法律人竭尽智慧寻找良计妙方。在笔者看来，英美遗产信托制度在企业的传承与发展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不无启示。研究借鉴这一制度，在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将遗产信托制度与遗嘱继承制度在立法技术上予以有效的衔接，将继承法与信托法予以合理的架构，是法律人当下的重要使命。
一、英美传统遗产信托制度的缘起
英美法信托制度的精髓在于所有权的质的分离1，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而另一方当事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或者为实际意义上的所有权）。
信托制度发源于中世纪[1]， 是在土地用益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中世纪的英国处于封建的农业社会，土地与封建身份紧密相连，土地的垄断是强权的标志，统治者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绞尽脑汁确保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加强军事优势而谋求其他相关利益。调整土地流转的法律制度为了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目的，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态度，土地不仅限制自由转让，更限制依被继承人意志的继承， 以此确保土地永久集中于少数的诸侯手中。[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炉的继承法采取了限制继承的立法态度。第一，严格适用嫡长子继承制。即被继承人死亡，只有嫡长子享有继承权，其他任何晚辈血亲不得继承。第二，死者配偶亦不能合法继承。虽然土地所有人的遗孀依法律保障能够在被继承人死后预留维系其生存所必需的土地份额，但是待其死亡后，该土地之上的所有权仍然只能归属于嫡长子继承。第三，严格禁止遗嘱继承。即土地所有权人不得以遗嘱的方式于其死亡时将土地交由嫡长子以外其他任何晚辈血亲或其他任何家庭成员继承。第四，土地所有权人不得将其土地转让或赠与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如果土地所有权人将其土地转让给其晚辈直系血亲，国家将课以巨额税费，以此方式限制转让。[1]
严格的限制继承的立法态度阻碍了土地所有权人寻求私利的欲望，为了规避这些苛刻的封建束缚，实现自己私利的诉求，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时起土地所有权人尝试利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制度规避法律的严格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将其土地的用益权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尽管没有所有权，但如同所有权人一样有权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同时，负有义务将土地经营获得的利益交付给土地所有权人指定的受益人（he for whose sake the use exists）。[2]土地所有人死亡时，无论土地依照当时的法律由谁来继承，受托人对土地的用益权不变，仍有义务将土地经营的利益交付给原土地所有权人指定的受益人。[1]这样一来，土地没有自由交易，也没有影响嫡长子继承制，但嫡长子的继承权形同虚设，土地的实在的权利转移到了原土地所有权人指定的人手中。2
以规避限定继承制度为目的而产生的土地信托，起初并未得到普通法承认与救济，于受托人背信弃义损害土地所有权人或受益人利益时，土地所有权人或者受益人无法依据既有的普通法，这为受托人实施欺诈行为并获取暴利提供了便利，由此引发了大量纠纷，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2]为了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英国议会于1535年颁布了《禁止受托人用益权法案》[2]，试图以此防范因土地所有权人转让用益权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然而，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土地所有权人仍然对以此方式实现土地的自由继承给予极高的热情，“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在试图执行这一法案时发现，自己将站在曾经广泛适用这一方式，并且坚决地准备继续适用该方式的民众的对立面”[2]。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现实需求，英国衡平法院同意向受益人提供衡平法救济，“衡平法承认，尽管土地的经理人（即受托人）享有土地的相当于所有权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必须受到另一种财产权的限制。即衡平法院赋予受益人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3]。这就意味着在土地之上存在双重权利，受托人的法定所有权和受益人的衡平法所有权。由此，遗产信托制度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与公平保护。
从遗产信托制度的形成过程可知，传统遗产信托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真正摆脱现行法继承的限定性规定，最充分尊重土地所有权人处分自己遗产的自由意志，最大限度地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的土地流转中实现其个人意愿。
二、英美现代遗产信托的制度优势
美国现代信托制度根植于英国的遗产信托，自1792年美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之后，信托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起来。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以后，信托公司无所不能。如今美国是现代信托制度最为健全、信托产品最为丰富、发展总量最大的国家。信托制度的设立被广泛认定为是英美法为世界法律体系作出的最为重要和突出的贡献。[4]在名目繁多的信托中，遗产信托是最具有普适性的一种。今天英美的遗产信托之所以还广为适用，是因为较之遗嘱继承以及遗嘱执行人制度有其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
（一）可以规避遗嘱继承的弊端
1. 合理回避遗嘱认证程序
遗产信托制度有别于遗嘱继承制度之处在于它不必经过遗嘱认证程序。在美国，遗嘱认证程序为遗嘱继承的法定必经程序，程序烦琐而复杂，需经过若干个步骤：首先，要将归档的死者遗嘱交由遗产法院受理（美国法中称这一过程为“surrogate”或“chancery”），并向法院提交死者的遗产清单；法院受理后要对遗产进行评估。遗产法院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后，在遗产中支付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包括应当缴纳的遗产税。最后，遗产法院方可以依据遗嘱指示对剩余部分遗产进行分配。即使死者未订立遗嘱或者经认证遗嘱无效，其死后所留财产也必须经过遗嘱认证程序。这一程序被称为“未留遗嘱的死亡”（intestacy），所留财产经遗嘱认证程序后，法院依据州立法将遗产分配给近亲属。
遗嘱认证程序目的是在确保遗嘱真实有效的情况下依据遗嘱的内容分配遗产，从而真正实现遗嘱订立人的真实遗愿。在美国法学界不乏遗嘱认证程序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主张遗嘱认证程序可以有效地防止遗嘱继承中的欺诈行为，切实保护“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并及时解决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对遗产主张的债务清偿纠纷。但是，遗嘱认证程序的实践却并不尽如人意，文件整理工作的复杂和管理流程的烦琐，致使任何一个遗嘱认证程序均需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有的甚至要长达七年之久。除了耗时之外，遗嘱认证程序还要付出高额的费用，通常遗嘱认证程序要求有遗嘱执行人（部分州立法称“特别人”）和专业律师参加。而遗嘱执行人在遗嘱认证程序中更多时候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如在律师指示文件上签字以及质疑等琐事。除了花费遗嘱执行人费用和律师费用以外，遗嘱认证程序还需花费遗产法院受理费用、资产评估费用及其他费用。1尽管很多州立法对遗嘱认证程序做出了相应改善，如规定简易遗嘱认证程序，限制律师费数额等，但仍难以解决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的付出，致使真正从中获益的只有处理相关程序的律师，而美其名曰要保护的受益人除了能得到少量的家庭补贴（family allowance）外，几乎什么都拿不到。[5]而遗产信托制度无须经过烦琐复杂的遗嘱认证程序，无须因为律师介入而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又可以真正实现被继承人的意愿，是财产所有权人待见的以其意志转移财产权利的方式。
2. 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财产信息
没有人喜欢将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世。遗嘱继承最让商贾权贵诟病的是遗嘱认证程序要求必须对遗产法庭公开遗产数额和遗产清单。这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变相侵犯，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遗产信托的原因。遗产信托无须公开自己的遗产数额和遗产清单，信托关系一经成立，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即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信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受益权。一些不愿意公开遗产数额和遗嘱分配内容的家庭仅因遗产信托的隐秘性宁愿设立遗产信托，也不愿意通过遗嘱继承分配财产。
3. 避免高额的遗产税
遗产税是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而言美国的遗产税占被继承人遗产的18%～50%，采超额累进制。[6]（P40）不愿意屈于税收的强制性上缴自己财富的财产所有权人，宁愿选择遗产信托，依自己的意志将财产转移给意愿转移的人。美国弗吉尼亚州法院在2010年8月2日判决中认为：与遗嘱一样，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遗产信托发生效力，且不能被撤销。这种信托通常被用于在家庭内部分割信托财产。与遗嘱继承所不同的是，它不必缴纳遗产税。1合理避税不能不说是遗产信托制度颇受美国人民喜爱的非常重要的原因。2
（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被继承人在继承人未成年时死亡，即便是由继承人继承财产能够满足被继承人的遗愿，因未成年子女没有管理财产的能力，而有因管理不善遭受损失或因他人侵犯而受损害的可能。现代意义上的遗产信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而设定的。被继承人于生前签订信托合同，将未来遗产授予受托人管理，于被继承人死亡后，其未成年子女按期领取收益，从而能够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避免遗产交至未成年子女手中所造成的不当挥霍或其监护人的不当利用和侵害。[7]被继承人还可以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为受托人，指定未成年子女为受益人，待未成年子女成年或者到达被继承人规定的年龄，遗嘱执行人的信托义务完成，将财产交由继承人管理。3
（三）确保企业的传承和发展
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是其一生苦心经营蒸蒸日上的企业，于其死亡时由继承人继承可能出现两个弊端：第一，继承人对企业经营无兴趣、无能力，或者天性挥霍无度，企业落入该人之手，便落入万丈深渊；第二，继承人人数众多，为继承遗产大打出手，反目成仇，继承财产之后，财产分散、权力分散，不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长远发展。而设立遗产信托有利于防止后代的肆意挥霍或管理无力。纵览全球富豪家族，最成功运用遗产信托制度的典范便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的家族产业缘起于石油，仅20世纪初其家族资产就已经超过了十亿美元。然而，洛克菲勒家族的后代却不再是石油大亨，可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旧控制着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命脉。他们的子孙没有因争夺财产而反目成仇，即使不愿子承父业，也不会挥金如土，奢靡一世。而这一切，都源于其家族遗产是通过遗产信托的方式被传承至今的。其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为其子嗣设立了五个遗产信托，而这些信托的受托人实质上管理着洛克菲勒集团90%的股权。无论美国总统几班更迭、世界经济如何动荡，无论是股市的雪崩还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洛克菲勒家族均依然屹立不倒，百年基业无人可以撼动，其中的奥秘即是洛克菲勒家族组建了自己的信托公司来打理家族成员的私人财产。4
更值得说明的是，随着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遗产信托不再仅仅是美国的权贵们用来作为传承和维系家族产业的工具，更多的普通百姓也开始运用遗产信托制度来管理、传承自己遗留的财产了。
（四）规避限制继承的法律规定
现代法已经取消嫡长子限定继承制度，但仍不乏限制继承的相关规定。例如，依据美国大多数州的立法规定，未婚同居者相互之间不能继承对方的遗产；同性夫妻关系在一些州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被定性为未婚同居关系，相互之间不享有继承权。1而且即便一对同性夫妻是在马萨诸塞州（认可同性婚姻）合法结婚，若他们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不认可同性婚姻），那么他们的事实婚姻虽然可以被法律认定为有效，但一旦发生配偶一方死亡需要遗产继承等涉及具体民事权利的问题时，该项由婚姻赋予的基本民事权利却不被该州法律所认可。2对于上述没有合法婚姻关系或因合法婚姻关系不被法律所认可而导致不能合法继承相互遗产的爱人而言，这无疑是极不人道的。如果运用遗产信托制度，将自己财产的法定所有权交付给受托人，受托人再将经营所得利益交付给受益人（同性配偶），便可以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夙愿，向爱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忠诚。美国加州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未婚同居关系一方配偶（因不承认同性婚姻而被认定为未婚同居关系）称遗漏了其作为合法配偶的部分遗产利益。一审旧金山高等法院认定其签订的遗产信托协议因未结成同性婚姻关系而无效，另外其作为一方配偶也已经放弃了任何取得遗产利益的权利，原告上诉。上诉法院审理后作出改判，认定未婚同居关系中的遗产信托协议的效力不会因缺少一纸结婚证书而失效，因为其强制执行力来自于《统一婚前协议法》（Uniform Premarital Agreement Act），而任何弃权行为也必须在遗产信托文书中明文记载。3可见遗产信托制度在规避限制继承中所凸显的作用。
（五）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
被继承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可以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然而法律也规定被无故剥夺继承权的继承人可以对被继承人的部分遗产提讼。这样一来，被继承人决定其死后财产归属之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其彻底地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如选择采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方法直接斩断财产与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美国父母选择采取留很少一部分财产给该继承人，而将大部分财产置于遗产信托中。同时在信托合同中规定“不可争产”条款，即一旦该继承人不接受所留部分财产份额，那么任何争产行为和争产诉讼的失败都将导致其一分钱也拿不到。[5]
三、英美遗产信托制度的内容
设立遗产信托须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在公证机关的公证下签署信托合同方具有效力。遗产信托合同中须具备最主要的两项内容是信托财产清单和转移法定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对于无须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动产，只要列入信托清单，所有权即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对于需要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的财产除列入信托财产清单之外，还需在合同签订之后，在权属文件上由委托人更名为受托人。[5]
遗产信托的制度内容由制度内在的权利义务所构成。遗产信托中有三方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每一方当事人在各自的立场上享受权利或履行义务。
（一）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义务
委托人是将自己未来的遗产交托给受托人管理的信托授予人，委托人除需对清单中列举的信托财产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外，更多的是权利。例如，他对于受托人怎样管理遗产，将信托利益以何等条件交付给何人等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甚至有权规定限制受益人配偶的4、有权约定受托人或受益人的义务等等。
受益人享有依照委托人的约定接受信托利益的权利，如果委托人对其接受利益赋予一定的义务，受益人需履行该约定的义务，但受益权始终是受益人的标志性权利。1
（二）受托人的权利义务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定所有权，以及经营管理信托财产的权利，同时，因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而接受报酬的权利。受托人的义务由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义务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1. 忠诚义务。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应当本着最有利于受益人的方式管理受托财产2，不得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受益人之上，或者利用受托人的职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受托人以少于信托财产的价值变卖信托财产，尤其是受托人从该处置行为中获利的3，或者受托人内部自我交易行为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擅自买卖信托财产的行为均属于对忠诚义务的违反，受益人有权主张该行为无效。4但是，如果受托人自我交易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受益人获益，并且受托人交易前及时通知了受益人，则该处分行为有效。
2. 披露义务。是指受托人应当及时、完整、精确地向受益人告知信托合同的全部内容，汇报信托财产经营情况等。如果受托人所披露的信托内容遭到质疑，受托人必须对自己披露事项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并须证明其在信托财产的运营中具有良好的信誉。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过这样一个经典案例：伊利诺·弗莱彻设立了一个遗产信托，指定其三个孩子詹姆斯、安德鲁和艾米丽为受益人。亨利·弗莱彻和一家银行为受托人，负责向三个受益人按月支付生活费及医疗费用。在委托人伊利诺死后，詹姆斯作为受益人受托人，要求他们公开遗产信托的全部内容和细则。受托人只提供并公开了很少部分的信托内容，并声称委托人伊利诺不希望该信托内容被公开。法庭判定，受托人负有披露义务，而且应当积极履行披露义务，而不是在受益人请求后被动履行。詹姆斯作为受益人有权查阅全部的信托内容和遗嘱细则。5
3. 谨慎注意义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尽如同管理自己财产一样的注意义务（fiduciary），因过失或疏忽大意致使信托财产损失的，为谨慎注意义务的违反，受托人应当向受益人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于信托财产损耗恶化时通常以受托人是否尽了谨慎注意义务判断受托人在信托财产的管理中是否违反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信托人伍德先生将其价值800万美元的股票，以其妻子为受益人与美国银行签订遗产信托合同，合同约定：“受托人必须以原来的形式持有所有股票……除非情势明显变更，继任受托人才能依据法律规定以合理适当的方式持有现金不做投资之用途。”美国银行作为受托人按信托要求持有并管理相关股票，占受托总资产的80%。在信托人死亡后，股票行情大变，伍德夫人作为受益人要求受托人在股票升值时出售部分股票以获利。受托人忙于并购另一家银行，而忽略了受益人要求，此时股价从每股21美元上涨到35美元。最后，股价一路下跌至每股16美元，此时美国银行才做出最终决定出售了相关股票并将收益转给受益人。受益人因此诉请法院要求受托人赔偿因怠于履行特殊情况下的谨慎注意义务而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6因未尽此义务而被诉的案件还有受托人因未能及时对受托财产交付保险费用致使遭受意外损害无法获得保险公司赔偿所遭受的损害，以及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受托房产进行合理的维修等造成的损害而引发的诉讼。
四、英美遗产信托对完善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启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余年，经济生活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最显著的成果便是一批民营企业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公民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不再是自行车、手表，而是房产、厂房、办公楼、公司、股权等各种名目的资产。改革开放早期颁布实施的继承法已经远远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遗产继承问题。借鉴英美的遗产信托制度，确立多元化的遗产处理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是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遗产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现实需求
我国尚未有遗产税的规定，美国现实生活中以遗产信托合理避税的问题不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实需求。笔者所主张的现实需求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1. 维系民营企业兴旺发达
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功的弄潮儿多半现已进入花甲之年，他们是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历尽千辛万苦将企业做强。民营企业不仅创造了绝大比例的财政税收，还造就了广大的就业平台1，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传承企业不仅仅关乎家族的事业，更关乎国家的事业。遗产信托便是解开这一世纪难题的金钥匙。遗产信托制度发展至今，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均广泛地应用这一制度来管理家族产业、传承家族财富。
威胁民营企业长远发展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众多继承人争夺遗产的纷争，纷争的结果是财产分散于各个继承人，当然公司的权力也分散于各个继承人，致使无人能够掌控公司，公司的衰败指日可待。倘若企业的创始人运用遗产信托合同，指定受托人在其死后将股份收益平均分配给妻子和子女们，股份的投票表决权赋予其指定之人，在妻子和子女都死亡之后再将股份平均分配给孙辈，即将财产与收益相分离，子辈只享有收益，财产由孙辈继承。这也可以称为“隔代信托”（Generation skipping Trust）[8]。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事业的传承，又保证其妻子和子女的生活，并使公司免遭一劫。
2. 防范家族财产被继承人挥霍浪费
中国人将一生所得留给子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几乎无人能够改变和克服。而独生子女能否珍惜并审慎使用从父辈继承所得的财产，令其父辈担忧。遗产信托制度既可以实现父辈将自己苦心经营一生的财产转给子女的遗愿，又能够防止子女的挥霍浪费。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表明遗产信托制度在我国有广泛的适用空间。
3. 避免家族产业外流他人
目前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都面临这样的窘境：自己离世之时，仍然年轻的妻子在继承丈夫一半甚至更多的遗产之后，如果改嫁，将容易导致家族产业外流的状况或基业毁于一旦。而遗产信托却可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遗产信托除了在维持家族产业传承方面独具优势之外，还可以通过遗产信托协议中的特别条款来限制家族产业因继承了遗产的配偶改嫁他人等原因流转到被继承人不愿意流转的人手中。委托人只要在信托合同中约定“若配偶改嫁，受益停止，或减少受益”的特别条款，一旦配偶改嫁，她将丧失受益人地位，不再拥有获得信托利益之权利，有效地保护了家族财富不外流，真正实现了被继承人的遗愿。当然这种特殊条款的设置应当予以相应限制，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效。例如BOWMAN v. WEER et al.案中委托人因为没有子嗣而将其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指定为其侄女，但是在信托文书中规定其侄女不得结婚，以防其结婚后家族财产被未来侄女婿瓜分，如果其侄女结婚则剥夺其受益人身份，遗产信托的受益人转为其侄女的孩子。2但马里兰州上诉法院认定此条款无效。另外，如果有因为宗教等原因限制受益人结婚的条款也将被宣布无效。3
4. 缓解再婚配偶与自己子女之间的矛盾
丧偶或离异的老年人再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再婚父母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再婚配偶与自己的子女之间的财产利益的平衡问题。子女担心父（或母）死亡后，自己父母生前的财产被父（或母）的再婚配偶继承，而再婚配偶又担心对方死亡后，自己无所依靠，又无财产赖以生存。于是在再婚配偶与子女之间发生争夺财产的激烈战争，受到影响的是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如果父（或母）将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将经营管理财产的收益在再婚配偶与子女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待再婚配偶死亡后，财产再由子女继承，则完全可以避免再婚配偶与自己子女之间的矛盾，令辛苦一生的老年人享受幸福的晚年。
（二）遗产信托制度与遗嘱执行人制度的衔接
时下正值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在修改继承法的诸多论著中不乏学者对于遗嘱执行人制度的讨论，主张合理设置相关规则以完善遗嘱执行中的相关规定。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我国继承法关于遗嘱执行人的规定过于粗略，没有对遗嘱执行人法律地位的认定，也没有关于遗嘱执行人相关权利义务责任等可供操作的具体规则，更没有关于遗嘱执行人出现纠纷的救济方法，这些都有待补充完善。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法律大都有对遗嘱执行人制度的相关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2197至2228条对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权利、职责、责任、解除以及报酬等做了相关规定。尤其是第2197至2198条规定，遗嘱执行人由遗嘱订立人指定或委托第三人指定，同时其可以指定继任遗嘱执行人，还可以授权遗嘱执行人再指定一人或数人为其共同执行人或继任执行人。另外，法院依遗嘱订立人申请，也可为其选任遗嘱执行人。《法国民法典》第1025至1034条也有相关规定，其中第1025条规定，被继承人的遗嘱指定的一人或数人为遗嘱执行人。《瑞士民法典》第517条规定与其相似，《日本民法典》第1006至1021条也都有遗嘱执行人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继承法对遗嘱执行人的规定却显简单。1
虽然笔者在文中着重研究遗产信托制度，对遗产信托制度较之遗嘱执行人制度的优越性进行了更多的分析，但并不否认遗嘱执行人制度的重要性，在一些情景下遗嘱执行人制度具有不可代替性。例如，被继承人生前债权债务关系复杂，遗产的种类繁多，在遗产分配前需要遗嘱执行人作为遗产的代管人代替继承人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遗嘱执行人制度必不可少。从另一个角度讲，不乏被继承人因为诸种原因愿意将遗产直接交给继承人，而不是交给受托人，因此，建议我国遗产继承采用双轨制，给予被继承人自主选择权：既可以选择以订立遗嘱方式传承和遗留自己的财产，并指定遗嘱执行人来执行遗嘱内容，也可以采用订立遗产信托的方式来维护家族产业的延续。两种制度各有所长，同时确立，取长补短，真正实现被继承人的自由意志。
（三）继承法与信托法的合理架构
遗产信托实际上是以财产信托的方式实现遗产的分配与处置，因此，遗产信托制度须继承法与信托法的巧妙结合与合理架构方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高度需求。我国现行继承法尚未有遗产信托的规定，《信托法》第十三条以遗嘱信托的称谓对遗产信托做了粗略规定2，《信托法》第二条规定，受托人可以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又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法人方可以作为受托人，自然人不可以成为受托人。可见，现行法无法满足现实社会实际需要，应当尽快修改继承法与信托法，赋予继承法与信托法不同的规范区域。
笔者认为，继承法应当在以下区域内予以规范性规定：第一，赋予被继承人将自己的遗产交由继承人继承或者交由受托人管理的选择权，被继承人一旦选择了遗产信托，任何法定继承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辩，即继承法要确认遗产信托的不可撤销性。第二，赋予被继承人对遗产信托性质的决定权，即被继承人有权在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两种不同属性的遗产信托中予以选择。如果被继承人根据自己财产性质选择民事信托，则被继承人可以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自由选择自然人或者法人作为受托人；如果被继承人选择商事信托，则需依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选择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第三，赋予被继承人遗产信托形式的选择权，即被继承人可以选择遗嘱的方式指定受托人，也可采合意的方式与受托人签订遗产信托合同。如果遗嘱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接受信托的，被继承人死亡后，可由受益人另行选定受托人；被继承人与受托人签订遗产信托合同的，受托人接管信托财产的时间可根据被继承人的意愿确定，或者合同生效之日，或者被继承人死亡之时。
在继承法规范的上述问题之外，其他事项均由信托法予以规范。诸如：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范围，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受托人于被继承人生存期间即接受财产时被继承人作为委托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受托人职责的终止、信托的变更与终止等问题。信托法是财产信托关系的一般性规定，因此，在遗产信托关系中信托法不足以规范的问题，仍需要继承法予以特殊性规定，或者由最高法院在具体实施继承法和信托法时予以司法解释。
1 霍英东长房三子霍震宇，以遗嘱执行人身份入禀高等法院，指亲兄弟霍英东集团总裁霍震寰侵吞至少14亿港元遗产，要求撤换霍震寰及姑姑霍慕勤两名遗产执行人，并建议高院委任退休法官罗杰志或其他合适人选与他共同管理霍英东遗产，同时要求霍震寰对遗产情况进行清点交代和重新估价。详见陈凯：《遗嘱执行人能否随便解任》，载《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8日第18版。
1 所有权的质的分割源于十三世纪的土地用益制度（use），是在英国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当时，英国的土地主们还受束于封建土地制度，一旦土地主们要去参加，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替他们来管理自己的土地，以便在自己东征归来后不会丧失原来的土地。然而，当土地主们载誉返乡时，他们归还土地的要求却遭到他们指定的管理人的拒绝。开始，普通法并没有考虑他们的诉求，直到王国法庭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处理，受托管理人才依法履行其义务，将土地归还。而归还与否的主要依据却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而是王国大法官基于公平和正义的个案判断，这也促成了公平原则的诞生。但是不久之后，王国法庭发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大量的土地归还诉求，因此大法官决定让土地的现实占有人继续占用土地，将土地收益给予真正的土地主，并在他们诉求归还的时候返还土地。那么这些返乡的战士（即过去的土地主）就是信托受益人，土地的现实占有管理人就是受托人，而这个制度就是最早的信托制度的雏形。参见Elizabeth Prine Pauls， ed. （15 July 2008），“primogeniture and ultimogeniture”，in Encyclop?dia Britannica，Retrieved 1 November 2012。
2 亦有学者认为英美的遗产信托制度源于十四世纪古罗马的信托遗赠。“信托遗赠”于罗马帝国末期由国王奥格斯德士创立。当时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使外国人、俘虏、异教徒等非法继承人能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对遗产的继承。其具体内容为遗嘱订立人通过遗嘱，指定一个具有法定资格的继承人先继承遗产，然后再由这个法定继承人依照遗嘱订立人的意愿将遗产转交于遗嘱订立人要赠与的受益人。由于这一制度有规避当时遗产受赠法之嫌，因此在最初设立时并不为罗马法所承认，直到古罗马帝国后期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罗马法》规定：在按遗嘱划分财产时，可以把遗嘱直接授予继承人，若继承人无力或无权承受，则可以按信托遗赠制度把遗产委托或转让给第三人处理。古罗马的信托遗赠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托概念，并且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参见斯宾思（A.Michael Spence）和斯托雷（Joseph Story）相关论点，Story，Joseph，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urth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874等。
1 Section 10800. Cal. Prob. Code. 在加州，遗嘱认证费用由州立法规定。房产的遗产认证费用是基于房产增值后价值计算的，同时这也将产生大量的律师费用。例如，几年前的一处房产价值150 000美元，而几年后它的价值已达900 000美元，那么遗嘱认证费用就基于增值后的价格比例确定为23 000美元。
1 Charles O. MILLER Jr. and Dorothy M. Miller， Petitioners，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2010 WL 8335147， at 17.
2 HMRC Inheritance Tax （’iht） Thresholds.
3 Rosenberg， Scott D. （2009-2010）.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4 参见张伟湘：《家族信托：富豪家族财富传承秘密印记》，http：//，2013年5月31日登录。
1 同性夫妻关系的法律地位及相互之间的继承权问题各州有不同的规定。在加州认定为未婚同居关系，不具有相互继承权；康涅狄格州为民事结合、合法婚姻关系，双方具有相互继承权；夏威夷州为互惠受益人关系，具有相互继承权；马萨诸塞州为合法婚姻关系，具有相互继承权等。（Denis Clifford：Make Your Own Living Trust，NOLO PR，March 2009.）
2 Kern v. Taney，2010 WL 2510988 （.Pl.），11 Pa. D. & C. 5th 558.
3 Antipas Johnlang Konou v. Stephen M. Wilson et al.，211 Cal.App.4th 1284， 150 Cal.Rptr.3d 699， 12 Cal. Daily Op. Serv. 13，682， 2012 Daily Journal D.A.R. 16，734.
4 Shapira v. Union National Bank. Common Pleas Ct. of Mahoning County， 39 Ohio Misc. 28，315 N.E.2d 825 [1974].
1 Simpson v. Calivas. N.H.Sup. Ct.， 139 N.H. 1， 650 A.2d 318 [1994].
2 UTC Section 808（d）.
3 In re Rothko. N.Y. Ct. App.， 43 N.Y.2d 305， 372 N.E.2d 291， N.Y.S.2d 449 [1977].
4 Hartman v. Hartle. N.J. Super. Ch. Div.， 95 N.J. Eq. 123， 122A. 615 [1923].
5 Fletcher v. Fletcher. Va. Sup. Ct.， 480 S.E.2d 488 [1997].
6 Wood v. U.S.Bank， N.A. Ohio Ct. App.， 828 N.E.2d 1072 [2005].
1 据统计，2012年民营企业500强的纳税总额为4094.34亿元，占全国纳税总额的55%；吸纳就业人口629.51万人。参见贾中山：《中国民营企业纳税总额4094.34亿 “追平”总利润》，引自搜狐财经网http：///20120830/n351939007.shtml，2013年5月30日登录；另参见蒋正华：《当前国企只占企业总数1% 民企纳税更多》，引自凤凰网，http：///hybd/special/myqynh/20100125/1752127.shtml，2013年5月31日登录。
2 BOWMAN v. WEER et al，Court of Appeals of Maryland，No. 121. April 26， 1954，204 Md.344，104 A.2d 620.
3 In re HARRIS’ WILL，Surrogate’s Court， Queens County， New York，143 N.Y.S.2d 746.
1 《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2 《信托法》第13条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参 考 文 献
[1] John H. Langbein. “The Contractarian Basis of the Law of Trusts”， in Yale Law Journal， 1995， December.
[2] John H. Scheid. “Down Labyrinthine Ways： A Recording Acts Guide For First Year Law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2002， Fall.
[3] Henry Hansmann. “Ugo Mattei： The Functions of Trust Law：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in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8， May.
[4] Roy Goode. Commercial Law （2nd ed.）.
[5] Denis Clifford. “Make Your Own Living Trust”， in NOLO PR， 2009，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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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thur D. Sederbaum. Setting up and Executing Trusts.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1988.
Study on Inheritance Trusteeship System in Anglo-American Law
——Also on the Perfection of Inheritance System in Our Country
MA Xin-yan，Huang Hai-zhou
（Law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关键词：信托制度 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改革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借鉴西方所谓先进制度的力量成为了我国社会的主流。尤其是近几年，对于我国固有文化传统、法律制度、民间秩序的反思逐渐形成了一股积极借鉴西方思想的内在力量。2001年，我国制定信托法，正式从法律上引进信托制度。信托制度根植于英国，以衡平法的良心基础为出发点。所谓信托，是一种财产转移和管理的方式，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信托法在我国实施几年来，财产管理的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并不明显。本文旨在探讨信托制度移植与固有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强调应当重视制度变迁过程中与民族的特性、社会习俗、惯例的融合。
信托制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思考
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开放和崛起的标志性词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导向的标准。所谓和国际接轨就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接轨，其逻辑结果就是尽量借鉴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些甚至是直接移植。在我国建立信托制度作为一个经典的移植案例，无疑对于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效率具有“标本”意义。一方面，吸收信托制度是我国在财产管理方式上趋向国际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信托制度如何能真正和原有财产管理制度（如家庭继承、委任、合同）融合，成为经济社会的“有用”制度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制度变迁的路径一般是渐进的过程，所谓跨越式发展，只能发生在技术进步方面，制度的跨越式发展初期成本也许很低，或许只是一部法律文本的设计，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市民社会原有的文化、法律环境、原生态的制度自觉性与之磨合的成本将会很高，毕竟法律是民族文化的个性，但也有人类文化的共性，文化不是由本能而是有后天的学习和创造形成的。任何制度、规则、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信托制度以及正式规则的移植必然和原有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或冲突。由于人的理性选择，为经济人提供了选择空间，即可以选择也可以摈弃。因此，制度的移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执行和选择适用则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认为，制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领域中，尤其是贸易、经济合作等涉及到的交易行业，国际化意味着全球适用的游戏规则，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且国际化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在家庭、财产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当注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这个领域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传承问题。本文认为，信托制度在我国国际化不足和本土化有待加强同时存在。相比较而言，本土化尤其应当加强。
信托制度本土化的原因及理论分析
（一） 制度的效率方面
正式制度，尤其是制定法，包括授权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是授权、许可主体进行法律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是禁止主体进行某些行为的规则，一旦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则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交易行为提供行为准则、行为方式，确保交易各方的基本信息，在对交易对方的信息掌握少的情况下完成交易，减少交易成本；二是通过禁止性规范，形成对违约方的威慑，同时为交易提供一个解决争议的有保障的外在强制力。就信托制度的现有规则来看，为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开创了全新的发展空间，以授权性规范为主，为行为主体提供了利用信托规则开展业务，进行财产管理的选择渠道。但是作为外来的规则体系，仅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无法回避行为主体规避法律、选择性适用其他相关制度的现象，这对制度的效率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就家庭财产管理的方面来看，我国有长期的传统，家庭财产的继承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而在广大的乡村社会，遗嘱继承还未形成主流，继承在习惯上以男性后代为主，并为当地社会广泛认可。信托管理遗产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信托作为授权性规范和工具，和传统社会现有的非正式规则严重脱节，信托制度的效率无法体现。相反，主体选择适用信托来管理财产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社会总福利水平不升反降。
好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是有溢出效应的。行为的形成和原有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选择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理。全社会都认可和接受并实施的制度对于减少交易摩擦是有益的，制度和传统文化、民间习惯如果一致，制度的溢出效应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比如，我国传统的“定分止争，息诉求和”的观念对于解决纠纷并减少诉讼有利。“息诉求和”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漠视，而动辄诉讼也未必就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相反，信托制度如果脱离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生活习俗，将会是无效率的。
制度包括以规则和管制形式对行为施加的一系列约束、检验行为是否偏离了规则和管制的一系列程序、一系列的道德和伦理规范。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放到经济增长的视野中考虑制度，制度的效率直接影响到交易成本。正式的规则，包括制定法是追求效率的。制度的设立关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规则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和熟练程度也影响到交易成本。
（二） 制度的适用对象
按照对信托制度选择适用的概率和范围看，可以划分为三个群体：市民社会、商业社会、乡村社会。这种划分法比较笼统，其中的边界也不科学，但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本文依照此划分。
商业社会对于信托制度的使用将会非常广泛。一方面，信托制度已经在现代的演化中从被动的财产管理逐步变成主动的融资工具；另一方面，商业社会和外来的经济交往非常频繁，对于新事物的学习和接受能力很强。商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迫使其“干中学”的效果非常好。即使是全新的移植制度，只要能够产生经济效率或降低成本，这个群体不存在制度本土化后才能适应的问题。
市民社会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比较强，接受新知识的渠道比较多，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比较少。容易也愿意学习新制度、运用新制度，况且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广大的信息交换和传递系统。比如，媒体的宣传、律师对具体案件和项目的法律服务，都会加深市民社会对于信托制度的接受程度。同时，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市民社会对于财产管理工具也会越来越重视，这都会加快信托制度与原有制度的融合。
对于乡村社会，信托制度完全是个全新的概念。乡村社会的交往范围不大，有其自身的生活习俗。交易也按照其区域的原有逻辑进行。对于新生事物，受制于多种因素，学习和接受都存在诸多障碍。最重要的，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其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深深地融合在一起，本身已经达成所谓制度的均衡，强行改变制度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信托制度本身只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财产管理的选择工具，不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一味追求国际化的所谓先进，忽视或根本漠视本土的现有制度结构，失败是不言自明的。另外，乡村社会的交易范围和规模制约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也影响了信托制度在乡村社会的适用。
（三）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按照诺斯对制度的解释，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制定法和其他明文规定的社会运行规则，非正式制度则是长期以来社会赖以运行的习惯、管理、习俗、道德约束等等。如果正式规则脱离人们的原有传统，脱离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正式制度的实施效果将会弱化。其实，正式制度本身不外乎是通过法定的程序对自发秩序的确认、强化，并赋予国家强制力。在法律上，自发秩序称之为自然法，即自然法则。合乎自然法则逻辑的正式制度由于切合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其实施效果将会是最优的。
在我国，文化传统的力量非常大，而且文化传承的效果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不是一部制定法所能改变的。制定法尽管有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但是，这需要时间，因而短期内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信托法实施以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未见明显。近两年来，房地产信托成为热点，显示了信托制度的生命力，但是，客观地说，这正好证明了法律作为工具而扩张的事实。在房地产领域，没有原来制度的束缚，从事金融信托的人员都是专业的人员，不受其他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反而显出了制度移植的效果。这种效果，应当归结于国际化吗？还是应当归结于本土化？本文认为，房地产开发的中国特色与融资环境的制约造就了金融信托的扩张，反而是一种本土化力量造成的。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土地、技术水平构成自然禀赋，人力资本被纳入自然禀赋的框架。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历史、习俗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作为一种本地知识（local information）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尚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而这应当被纳入新制度境界学的框架中。哈耶克讲，一切价格都是本地信息，同样，一切制度都是本地制度。正是由于人类文化存在共性，制度同样可以产生全体人类共通的交往规则。但是不能用存在全人类共通的规则来解释、要求全人类应当适用共同的规则。在特殊中产生一般，而不是用一般来抹平特殊。
制度的效用最大化目的
技术进步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着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对于制度的作用存在两方面的误区：一方面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是盲目夸大制度的效果。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起因在于对当时法律的规避，而后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融资工具。那么，我国要引进的是信托制度的哪个方面，是首先应当明确的。在财产管理制度方面，我国有合同制度、委任制度、遗产继承制度等，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作为财产管理的功能，信托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为融资工具的功能，信托制度对于促进流通、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间。另外，我国在信用管理、产权登记、诉讼证据的确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把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功能全盘引进将会造成制度的混乱。实践证明，信托制度在我国财产管理方面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诺斯认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都是贸易收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贸易规则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贸易和商业领域，信托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实现。
信托制度不是要置换原来的制度，而应当是补充，同时填补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说的本土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苏力.法律的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
综合这两条理由，法官们驳回了安顺的请求。安顺的失败正是在于对法条的理解不准，诉讼的请求不当。2012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征求意见稿)中对“作品”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固定的智力成果。”［1］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以某种形式固定”。如果原告以影片中的两场具体地戏曲目作为对象来提出诉讼，那胜算的可能性要大很多。［3］在当前专门法律缺失的前提下，诉请人应仔细研读《著作权法》，区分《著作权法》中保护对象和涉案权利主客体的异同，寻找合适的诉讼角度，有策略地进行诉讼，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言之，在对民间艺术进行保护时，既要注重其抽象的艺术体系，更要注重具体的作品。在《著作权法》“重作品，轻表达”的特点下，突出以作品为代表的保护思路更加切实可行。
正确衡量所付出的劳动，区分“创”和“编”
“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著作权法》在第十一条中表明该法保护的是“创”而非“编”。对发掘利用民间艺术作品的艺术家而言，只有自己在作品中发挥了创造性的作用，才能依法享有对作品的著作权。此时的作品也由民间作品转变为再创作的作品。案例二:乌苏里船歌案《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是世代流传在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20世纪60年代，民歌演唱家郭颂在这两首曲子的基础上改编成了《乌苏里船歌》。1999年，在一次艺术节上，央视主持人说这首歌是郭颂创作的，而郭颂也在出版物上把自己署名为作曲。为此，黑龙江赫哲族乡政府将郭颂和央视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乌》应该是赫哲族的民歌，是郭颂由赫哲族民歌改编而成，而非作曲。2002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该歌曲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报纸上发表改编声明。2003年1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从作曲的专业角度对《乌》进行了技术分析鉴定，认为该歌曲是在赫哲民歌原主题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应属改编或编曲，不是作曲。虽然《乌》中有郭颂创作的部分，并且因为郭颂的演绎和歌唱才广为人知，但这并不等同于这首民歌就是郭颂的个人作品，并以此享有著作权。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王洛宾身上。20世纪90年代初，在记录和传播西北民歌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王洛宾公然表明自己是这些民歌的创作者，并将10首民歌作为个人财产卖断给台湾商人。这一举动“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乃至愤慨(……西部地区的许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胞闻此消息后义愤填膺…准备提出抗议或状告王洛宾)。”［4］案例三:京剧脸谱案［5］1992年，画家赵梦林出版了自己的美术作品《京剧脸谱》画册，该书中收录了他绘制的272幅京剧脸谱和部分京剧人物画。2002年至2010年间，赵梦林相继在某房屋销售公司广告、一家设计公司主办的网站、某出版社出版的VCD封面、某通信公司的彩信服务、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某公司销售的瓷器中，发现了自己《京剧脸谱》画册中的京剧脸谱，他认为这些单位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故向法院提讼，要求这些单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近十年来，赵梦林围绕《京剧脸谱》打了一系列官司，索赔的经济损失从10万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画家赵梦林是否享有这些脸谱的著作权?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京剧脸谱》是否具有创造性。显然，案件中众多的公司和商家在这之前都一致认为京剧脸谱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是属于被鼓励开发和运用的民间作品，可以无偿地公开使用。但法官却认为原告“这是利用京剧脸谱艺术这一民间艺术进行的再创作，体现的是一种智力创造性劳动，具有独创性，而并不是简单地将已有的脸谱收集在一起。”［6］所以，案件中的大部分法院都对原告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编和创有着本质的差别，“编”主要是形式上的变动，使得艺术作品通过外在排列组合的变化来表现出不同的主题，而作品的主要构成元素、表现的主旨和情感、呈现出的美学风格是没有变化的。“创”则是由著作权人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在借鉴民间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元素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意图，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呈现出一定的智力成果。作为艺术家来说，不能认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劳动，就可以将民间艺术作品变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应积极思考如何将民间艺术和自己的思想、情感相结合，使民间艺术融入当代社会，使之表现出独特的风貌，这才从收集、整理转变为创作，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作为企业和商家来说，让民间艺术为商业运作添色加彩的同时，要主动区分民间艺术作品和再创作作品，给予作者充分的尊重，这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加强权利保护意识，做好证据的留存和收集
民间艺术大多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主要依靠口传身教得以传承，这一漫长的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在传承的过程中，民间艺术既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也可能因为某些艺术家的杰出贡献而产生创造性的发展变化。《著作权法》中，只有创作性的作品才能受到保护，因而举证出能体现创作性的证据成为法院判定的关键。案例四:黄梅戏唱腔案严凤英是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她为《天仙配》中七仙女的许多经典唱腔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上海电影制品厂以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为基础拍摄了戏曲电影《天仙配》。2005年11月，严凤英的丈夫及子女在书店发现有《天仙配》的光碟和录音带出售，于是将书店和音像出版社告上法院。原告作为严凤英的法定继承人，以严凤英享有唱腔设计著作权和表演权为由提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严凤英是否享有唱腔的著作权?“戏曲作品中的唱腔设计和唱腔表演是该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部分，因而相应的唱腔设计者和表演者有权单独行使其所享有的著作权和邻接权。”［7］严凤英在戏曲《天仙配》中，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及对剧目的理解，对唱腔进行了独立的处理。她所付出的是一种智力创造性劳动，她的唱腔设计理应是对传统黄梅唱腔的再创作，因此理应享有唱腔的著作权。但被法院驳回的原因在于，严凤英的继承人未能举证原唱腔的设计，无法将前后唱腔进行对比，从而不能体现出严凤英唱腔的创造性。［8］艺术工作者对民间艺术作品进行了再创作，应该享有新作品的著作权。但在向法院主张这一权利时，必须能提出自己的作品和原作品的差异性，举出自己所做的创造性的变化和改动，才能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对民间艺术进行再创造时，艺术工作者们应当加强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保留创作过程中的各种证据，例如原始收集的文稿、图案、曲调等，便于将来面对法律纠纷时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
挖掘民间艺术的技术资产，利用专利制度进行主动保护
很多被纳入民间艺术范围的对象实际上包含了技术的属性，能够应用于生产或者与产品相结合，这类对象包括民间传统工艺和民间艺术中众多富有美感的设计。积极挖掘民间艺术中具有技术属性的资产，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进和发展后，申请专利权，这是利用专利制度对民间艺术进行主动保护的有效方法。以民间工艺为例，很多民间传统工艺由于流传已久，不符合《专利法》中对于新颖性、创造性的规定。但一些优秀的传承人根据传统工艺的特点，结合自身的理解和现代技术，对工艺进行了新的改进，此时该工艺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技术，符合了《专利法》的规定。这时民间工艺的创新者就应当利用专利制度对这项技术进行主动保护。但现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远未认识到从这方面对民间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以我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工艺蜡染为例，在“SOOPAT”中输入“蜡染”，对涉及蜡染的专利申请进行统计，与蜡染有关的专利申请量的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知，从1985年至2012年，全国共申请了159件涉及蜡染的专利。随着近年来专利意识的觉醒，专利申请量逐年攀升，上升势头迅猛。从申请人的角度来看，统计数据得到申请人有84人，其中大部分是企业，特别是青岛凤凰印染有限公司和昆明市蜡染工艺美术厂，分别申请了18和16件专利。由此可见，专利意识在逐步增强，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用专利的手段进行主动保护的观念。但从总专利数和平均专利数的绝对数量来看，159件的专利和申请人均1．89件，应该说专利保护的意识还有待提高。需要强调的是，在知识产权制度下合法保护和利用民间艺术不仅仅局限于著作权和专利制度。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两组织共同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国内法示范法条》，它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指导方向。示范法条提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专有权利保护，并且将之作为并列于其他知识产权的特殊模式，凡民间文学表现形式构成“作品”的，可适用著作权法;作为外观设计使用的，适用于工业产权法;作为商标、产地标记使用的，适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建筑艺术表现形式的，适用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
结语
这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一则深入人心的台湾大众银行的广告：五位平均年龄81岁的台湾老人，骑摩托车环岛13天，完成各自心里的“骑士”梦想。
不管是皇家趣事，还是品牌传播立意，故事之所以那么鸡汤，那么感人，无非是有一种东西触动了大家的心灵――情怀，一种对某种心愿、梦想痴迷的情怀。
而在北京，就有一个热衷中国传统文化，对书法的普及推广一直抱有极大热忱和情怀的“写字派”。他们的故事，要从近年来国家持续关注普及书法教育，但实际推进举步维艰说起。
书法进中小学课堂被写进提案，终于在2015年两会上通过，但缺教材，缺师资的实情却让这项文化大业面临窘境。据统计，仅从师资来说，如果全国每个学校配备一位书法老师，全国至少还有40万老师的缺口，毋宁说那些边远和贫困地区。
而这个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团队，成立了一个写字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写字派），搭载“互联网+”的科技力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表――书法，做成了一份事业，不仅承载了书法教育的社会责任，还实现了“书法+大数据”的商业谋变。
众所周知的是，做文化事业并不容易，而写字派不仅打造了现有App手机应用、书法云教室、云书院和线上商城四大产品线，更是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校内和校外相补充的书法教育生态体系，130万汉字储备、2000节课程、16000段书法视频、16万张碑帖图片，团队规模近百人，并成功引入优酷集团入股投资。
写字派联合创始人、培训部CEO刘琳琳打趣说，本是几个高龄的“文化老干部”，抱着一股传承社会责任的初衷，将中国书法情怀做成事业，没想到，竟然还成了！
“老干部”打造书法数据库
2015年两会上中小学课堂书法普及的提案通过，是源于背后政协委员们已经连续了九年的坚持。
2014年，写字派正式成立。
刘琳琳对《中外管理》介绍，核心创始人中一个60后，三个70后，分别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出版社以及国企宣传部门，多年浸文化产业，有热忱又有政策敏锐度，他们坚信书法进课堂是必然；而另外一位核心成员，是曾从联想集团离开的80后IT科班生，对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驾轻就熟，他发现文史大数据库太少了，书法数据库更是闻所未闻。
本着希望解决书法教育困境的初衷，写字派成立之初，就决定做一件事：建起书法大数据库。
厉兵秣马，只有先把书法教学方法、成型的课程和书法文章、书法常识、书法出版、书法资源以及高清的碑帖的图片搭建成一个数据库，将来书法教育的普及才有源头活水。
然而，编撰工作量之大，数据库建模专业度之高，着实令大家“头痛”了好一阵，刘琳琳介绍说，高龄团队就是“爱较真”，从中国书法定义的溯源，到考察自甲骨图片开始的书法字样，再到按照朝代进行编年的书法字帖、按照书法名家的朝代、书法派系的排序，以及细化到如何对毛笔进行分类，从材质、产地的分类，何谓湖笔、何谓徽笔，何谓狼毫、何谓羊毫……每一步必细致严谨。其间，团队很多次深入毛笔制造加工厂、宣纸制造的现场采访调研拍摄，为了确保数据库建模的专业度和方便管理，写字派还专门收购了一家技术公司。
历经一年多的努力，写字派的书法数据库成功搭建起来。现在从数据库的资源就可见一斑：收集经典碑帖图片16万余张，知识库、原创稿件、书法课程、题库等130万字，中小学及爱好者课程2000余课时，书法课配套视频16000余条，几乎涵盖了全面的书法学习课程与素材……
而此时恰逢2015年两会传来正式确定中小学书法进课堂提案通过的好消息。外人看来，这家创业公司似乎是赶上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风，但只有写字派知道，这个偶然是必然。
“云教室”让更多人受益于书法
迎合“主旋律”做正能量的事情，写字派的这帮人忙得不亦乐乎。
书法教育课程启动首先得有教材。
通过与全国11家教育出版社的频繁沟通和洽谈，写字派最后与七家出版社一同搭建书法课程互联网合作教学的协议尘埃落地。要知道占据90%教材市场的这七家出版社，对书法教育的普及和推进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
很快，2015年7月，写字派就势在安卓和苹果同步上线了同名“写字派”的移动App应用。将初始的书法数据库内容和签约的出版社中小学书法数字教材，同步上线做配套教辅。写字派承诺所有对书法文化有兴趣的人群，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App工具。
后来写字派又陆续补充了大量书法教材视频，甚至请专业书法老师将写字的过程拍成视频录入App，学生和会员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字的运笔和笔法。
然而，有书法教程，没有书法老师怎么办？
截至2015年9月，本应按照教育部的红头文件要求，书法教师、教材一并到位，但近70%的学校并没有开课。有些学校甚至让体育老师、美术老师来兼任书法课教师，“学校也有苦衷，师资力量的短板是不争的事实。”刘琳琳有些无奈地说。
在中小学书法课堂线上课程展开后，写字派就陆续接收到多所学校邀请，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这期间差不多跑遍了全国200个城市、乡镇、村子的中小学，最偏远的甚至还到了黑龙江、青海、新疆、广州最南部等。到目前，由写字派专家队伍培训的各地教师数量达一万多人。”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刘琳琳说，辛苦，却很值得！
线上教辅、教师培训等工作井然有序，硬件配套也不能落后。
紧接着，写字派在全国的中小学开始了“云教室”布局。首家书法“云教室”落地安徽阜阳吕寨小学和插花镇小学。孩子们可以在标准、专业的书法环境中学习了。
据刘琳琳介绍，云教室，就是从搭建网络环境到教室内的碑帖挂图，再到书法授课数字教程、教学的课桌板凳以及一些相关的标准硬件配套。在全网络环境下，老师可以使用写字派的线上书法数据库教材，而学生写字的桌椅也是按照书法书写的人体力学特别设计的。
为了让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写字派通过考察，选择了青海乐都市海东区城镇学校、青海海晏县寄宿制民族小学，专门为其捐赠了云教室。同时也以与慈善基金合作的方式，让辽宁沈阳等地的更多学校能够在云教室环境上书法课。
“每个地市的教育局都有书法教研员，各地书法老师聚集在一起，在移动互联时代，用写字派的App和网上教程探讨怎样去继承和发展书法文化，大家一起从实践里探索如何利用工具把书法教学做得更好。”刘琳琳对《中外管理》说，每当想起这番场景，整个团队都格外欣慰。后来中国书协的一位专家在提到书法教学推进现状时，直接提出：“信息化时代，书法教学能否搞好，要看写字派。”
商业变现，将书法事业生态化
在商业界，各行各业都有巨头，但书法行业少有翘楚。传播书法文化，秉承社会责任，相信有这种情怀的人不在少数。但迄今为止，成功的书法商业化案例却鲜有，确实，光有情怀永远不能成事。
写字派能够活下来，并且还活得不错。为何？
刘琳琳解释说，移动互联时代给书法的传播带来更全新的改观。搭建书法大数据库，配套书法教材教辅，实地安装“云课堂”，广泛传播书法文化，社会责任和商业变现不但不相矛盾，也可以相辅相成。
从线上看，写字派推出的庞大书法数据库资源，等于用技术的壁垒将竞争对手甩在身后，以独有的数据库资源优势迅速抢滩市场高地；与出版社的书法教辅的配套签约合作，是一种基本的基于知识产权交易的商业方式；功能全面和内容丰富的App实现了流量收益，大数据分析技术会根据用户行为分析实现线上电商的分流，电商业务又会是很大一个利润版块。
从线下看，写字派的书法专家资源为有此需求的学校提供针对性教师培训和软件硬件服务。云教室的配套设施的推进也是采用捐赠、公益合作以及半商业合作进行。很多商业模式也在逐步探讨，据刘琳琳介绍，仅山西省就即将签署200多所学校的书法进课堂的教师培训、教程软件、云教室等配套服务，辽宁省更是达到600多所学校的签约服务需求。
除了针对中小学生的书法授课，写字派还推出成年人书法培训班，线下的教室里不仅有十岁以下的小学生，更吸引了都市白领、孩爸孩妈等成年人来此学习书法。
由纯资源型的数据库转型为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书法教学生态体系，写字派短短半年来的商业模式探索已经小有收获。到目前为止，写字派书法云教室和云书院已实现近千万元的销售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产业中的“商业奇迹”。
写字派有一个愿景，就是要以独具中华元素的汉字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切入点，以“汉字书写”作为业务本宗，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中国传统的汉字书写文化高效传播，力求打造一条“空中文化丝路”。将这条以书法数据库、书法云课堂，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的“书法生态化”路子，走得更稳。
媒介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和道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为了使青少年能够适应在各种媒介包围下的健康成长。迫切要求我们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一种具有综合意义的语文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开发媒介语文课程资源符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
新课程明确提出了开发课程资源的新理念，将课程资源建设纳入课程改革计划。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就要引入多维媒介资源，拓宽文本平台，培养学生具有全面的信息鉴赏、批判和加工的能力，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审美表达。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学生可以从语言艺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视觉艺术（美术）、多媒体技术等角度去探究实际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对语文课程的意义重大。媒介素养教学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听说读写活动了空间。首先是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学习内容。电影、电视成为语文教学的学习媒介。网络媒介更是为学生获取海量信息，开阔视野，增强认知的重要渠道。学校拥有书籍、期刊、视听资源、可以进行文字处理、图形设计和科学活动的计算机并且附有支持图书搜索与信息检索功能的图书馆，可以为学生的听说读写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印刷和非印刷文本的资源。如果能将媒介素养所涵盖的诸多媒介引入语文课堂，学生的学习内容将会更丰富。其次是为教师的教学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今传统平面媒体较之新兴媒体的最大弱项，一是时效性差，一是很难解决与受众直接面对面的互动。网络使文字、声音、图像融为一体。而这为我们理解新课程所提出的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高中语文课程的“总目标”被确定为“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语文教学的总目标也同时指出了培养和发展媒介素养的目标。
媒介素养教育与当前语文课程的整合
1、阅读
（1）阅读叙事性作品，能梳理故事情节大意，简单描述重要的场景、人物和情节，能抓住细节，分析人物，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欣赏作品中的生动形象和精美表述，领会思想，说出自己的深切感受。
（2）阅读诗歌，找出多个意象，想象文字描述的情境，揣摩诗人的情感。鉴赏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从优秀作品中受到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热爱和谐的社会和自然。
（3）欣赏抒情或阐述哲理的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领悟作品的内涵，培养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厚情感。
（4）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进一步了解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信息平台。能够区分写实作品与虚构作品，评价媒介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5）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了解图画主题思想。
（6）增加阅读量。通过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拓展阅读。实现探究性学习。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
2、综合性学习
（1）观察自然与社会，用口头或图文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所得。
（2）关心学校、本地区和国内外大事，就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能通过各种媒体搜集资料，展开调查访问，组织班级讨论或举办专题演讲。能撰写心得或用图表、图画、照片等制作媒介作品表达观点交流思想，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3）分析电视、电影、广播中的故事和形象，讨论创作意图和表现效果，收集整理影评、作品评论文章等，观察社会反响，能批判性的看待媒介信息，学习辨别是非善恶。
（4）能提出学习和生活中感兴趣的问题，经过讨论，选出研究主题，制订相应的研究计划，从报刊、书籍或各种媒体中获取有关资料，讨论分析问题，独立或合作写出简单的研究报告。
（5）能自主组织文学活动，在办刊、演出、研讨、采访等活动过程中，体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3、口语交际
（1）讲述媒体事件，阅读、解释和说明媒介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评价媒介信息。遴选有偏见的、不可信的信息，进行反思和批判。
（2）组织演讲、课本剧表演、朗诵、辩论、采访、新闻评说等多种媒体形式的活动。通过口语交际的训练，形成人际交往与社会沟通的能力。
三、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体现媒介素养教育
（一）板块教学
1、阅读教学
（1）阅读教学的学习目的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拓宽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能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文化专题研讨。”“课标”关于阅读教学的目标阐述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语感；二是学习阅读方法；三是提高鉴赏能力（包括思想内容和表达方法）。
媒介素养的能力要训练学生通过各种文体的语文阅读，形成读懂媒介信息的能力。能够积极的思考、辨别媒介信息，了解媒体中的文化、经济特点。具有欣赏各种媒体独特的美学思想、美学形态的能力。能够主动科学的使用媒介，与媒介积极互动。建立表达、沟通、主动探索、独立思考的能力。
（2）阅读文本
（a）文学类文本：
文字类：古代、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外小说、戏剧名作欣赏
阅读文字类文学作品，可以提高学生的信息感知能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还可以在对人物形象分析的过程中，提高习得信息的能力，培养辨证的善恶观。
教学案例
a.学习《荷花淀》，学习《边城》，通过两篇小说的比较鉴赏，学习作家熟练驾驭语言文字，为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服务。同样是清新的语言，不仅可以表现豪情，也可以表达伤感。熟悉祖国优美的民族风情画卷。
b.学习《荷塘月色》，学习《故都的秋》，通过两篇散文的比较鉴赏，学习用细腻的笔触描写所见所感，体会作者绵密的情感。培养爱国情感。
c.学习的《咏梅》，学习陆游的《咏梅》，通过古今两首同题词的比较鉴赏，学习文人借自然抒怀，表达志向。树立积极高尚的价值观。
视像类：电影、电视、话剧、歌舞剧
影视与语文联系非常紧密。与高中语文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源很多。其中涉及到大量古代诗词、文言文、中外小说戏剧名著等等。
通过观看电影，学生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了解了文本内容，并对文本中的人物、情节、环境有了直观地认识和初步的理解评价。这种方式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观看影片和阅读名著的基础上，学生会主动去交流观感，积极写影评，在和谐轻松的气氛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
与课文背景知识相关的有具有浓厚文化底蕴，能使学生受到文化熏陶的电视节目有很多。这些被学生喜闻乐见的节目，拓展了语文教学的视野，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的道德情感。对学生形成美好人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合理地利用影视资源，指导学生对电影的主题、风格、演员表演、摄影、背景音乐、美工、制作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情节顺序和角色动机等影视固有程式进行辨析。辨识媒介元素传递的信息，进行影评的写作等等活动 。
教学案例：
观看《林黛玉进贾府》，让学生仔细观察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林黛玉的“弱”，熙凤的“笑”，宝玉的“痴”，贾家姐妹各有特点的描述，让学生们一一对号，体会曹雪芹精心刻画人物的精妙和良苦用心。学习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画人物形象。
观看《祝福》，让学生分析电影中祥林嫂拿刀砍土地庙的门槛这个细节是否恰当。学生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发现这个细节，而原文中没有。启发讨论。学生提出质疑，激烈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地参与课堂，充分认识到祥林嫂的悲剧其实是旧社会、旧思想、旧制度造成的。多年挣扎在重压之下，反复遭受命运捉弄的祥林嫂们根本无力也无心反抗。学生对小说深刻的主题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观看《雷雨》，学生发现剧本中侍萍把周朴园给的支票撕了，而电影中则是在油灯上点着了。让学生对比这两处细节，激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讨论得出意见，“撕”比“烧”表达的内涵更丰富，感情更强烈。学生不仅学会了质疑，还懂得了借助细节分析人物的内心感受，体会了语言文字的美丽，提高了艺术鉴赏能力。
观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作品中没有明确说林冲是怎样的隐忍，但演员的表演无疑将他的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只求苟安的心理和性格外化在形象中。认真仔细的观察，深入细致的分析，能够使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提升。
（b）实用类文本：新闻体裁类：消息、通讯、访谈、时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人物传记类；科普类；调查报告类
新闻阅读是属于实用文体范畴。
学习新闻采访的步骤和技巧，掌握新闻的写作技巧，模拟采访并写简单的新闻。要学习批判性的阅读，能够在阅读时对新闻事实做出自己的思考，能辨别真假，能读懂新闻者的目的。更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教学案例
学习社论《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
教学过程设计四个环节：
一、说出本文的基本内容：
1.灿烂辉煌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三个显著特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2.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创造。
二、说出本文主要的表现手法：
从中华民族文化内容的广度和时间长度，一横一纵两个方面来说明它的特征，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民族自豪感
三、思考讨论：
1.小组讨论介绍任一课文中提到的文化现象或文化作品。
2.展示课前制作的民族文化小报。
3.拓展探究
①“古典民族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现代生活中还有哪些民族文化痕迹？
② 端午节和中秋节被列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为了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度过这些节日？
学生整理出现代生活中的民族文化痕迹：饮食、书法、音乐（流行音乐中融入传统曲风，如王力宏的《花田错》《龙的传人》、周杰伦的《东风破》、《青花瓷》、《中国风》、陶哲《苏三说》等等）、服装（唐装、旗袍、手工刺绣、印花布）手工艺（剪纸、陶泥塑、宋锦、竹编、草编、手工刺绣、扎染、蜡染、手工木雕、泥塑、剪纸、民间玩具）、装潢（雕刻，镂空）、影视、杂技、武术等等！
弘扬民族文化就要学习民俗风情，了解节日传统，积极宣传、开展和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学习民族艺术和技术，传承民族文化精粹。
本节课活动设计和活动实践中注意媒介素养教育与语文学习的结合，注重对媒介语言的解读与信息积累的学习。学生通过查找资料、深入思考、拓展讨论，习得大量知识，拓宽了艺术视野，陶冶了情操，培养了热爱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情感。
（c）文化经典：古代“四书”、“五经”、《百家讲坛》《读书》《大家》《讲述》等。
文化经典，既称经典，就是因为保留了无数珍贵的人生经验和处世哲学，学习古代文化经典，可以开悟，可以提高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可以增加智慧和生活经验。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文化、经济、历史，从而启迪未来。可以训练学生的理解能力，发展美学思想，培养创新力。
教学案例
学贽《童心说》引导学生思考这篇文章在当时和现在的意义。
“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与初步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就当代来说，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育贯通了中国古代文化和现当代文化，包含着不同渊源、不同背景、不同发展经历、也各有建树的多种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学文化体系。通过对多种题材、多种体裁、多种作用的文本的阅读和鉴赏，学生获得了认知、理解、比较、鉴别、评价文本的能力，也掌握了批判思考的方法，同时建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也就实现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
2、写作教学
利用写作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对媒介作品的解读和思辨能力。要引导学生关注身边媒介环境中的语文资源。看新闻、广告、电影、电视剧、听歌曲等时学会留意并积累有价值的语文学习材料，积累鲜活多样的生活素材。学生习作展示可以通过小组班级交流的形式，也可以通过板报、自办文学小报、等形式，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给学生提供发表交流的平台。
（1）文字材料作文：
学生要了解社会，积极思考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善于寻找立意角度，能深入剖析问题实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恰当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才能在高考作文中立于头筹。
（2）图片材料作文：
20世纪传媒技术迅猛发展，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发展到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读图识图说图的对象可以是照片、绘画、漫画、连环画节选、地图、明信片甚至请柬等等。
教学案例：
课文文本《祝福》中祥林嫂的画像，《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别里科夫的画像，文本人物：看图分析人物。
请学习小组搜集反映“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给作品拟标题，作简要的文字说明。说出你向大家推荐这幅照片的原因和目的。
学生搜集到的一部分照片。“我看社会”“我们的家园”“战争与和平”
学生们从和谐、发展、亲情、交融、环保、战争等角度，展开联想与想象，分析社会现象，说出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他们视野的宽度和思想的深度得到开发，语言表达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通过小组合作，搜集照片，拟题，表述图片内容和自己的感想，学生主动的科学的使用媒介，欣赏媒体独特的美学思想和美学形态。他们积极地思辨媒介讯息，主动探索，独立思考，明白了受众在大众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位置，和自己与媒介互动的作用。锻炼表达和沟通的能力。
（3）文学作品鉴赏：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从而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打开他们的思维空间。使他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文学鉴赏，开展文化专题研讨，整理出有价值的文学评论作品。
教学案例
指导学生专题赏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冯友兰《人生的境界》、蔡其矫的诗歌《川江号子》、庄子的《尊生》。写出自己的感受。
读《我与地坛》，懂得：当一个人能够豁达的面对死亡，以平静的心态看待和谈论死亡的时候，他当然就获得了坚强活下去的自信。
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懂得：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是轻佻的，逃避现实是卑怯的。
读庄子的《尊生》懂得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不能让任何东西损害和拖累生命，要珍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理解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和对人的大关怀，是庄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读蔡其矫《川江号子》懂得：苦难的生活铸造了纤夫号子手的坚强性格。雄浑悲壮、跌宕起伏的号子，是川江船工的生活写照。人类就是这样用不屈的精神、伟岸的体魄谱写生命的最强音。
读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理解了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懂得：幸福始终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是在做事，不是在表演。我们的一生不是在创造奇迹，而是用自己的“心”在实实在在的做事，这就是我们对人生境界的最好解读。唯有用人生的“意义”来铺路，才能走出自己的境界，实现从“平凡”到“伟大”的飞跃。
经过这样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专题阅读，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命之于我们的重要，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有所作为”，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为人类。学生的情感态度、思想观念、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培养。
（4）影视作品评论：
影视作品能够反映历史现象、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能够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理解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就能从中吸取思想和艺术的营养，提升艺术欣赏品味，丰富精神生活。
教学案例
欣赏《阿甘正传》，谈谈你怎样看待阿甘这个形象。又如何看阿甘一直在奔跑。本片的表现技巧是怎样的。
本片展现历史与个人的约定，以阿甘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纯真，而又缺乏主见的小人物的经历透视美国政治社会史的史诗片。导演运用长镜头和蒙太奇手法，再现了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营造出轮回交替、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的历史氛围。塑造的阿甘形象，不仅具有高度的代表性，而且是对历史的直接图解。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不怕挫折，尽全力去尝试的人生信条和宠辱不惊、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他的奔跑在这里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它象征人类的积极向上、执著向前的行为能力和一种主动出击、坚持不懈的实干精神。
学生通过分析人物情节，体验人物的语言及内心世界，分析人物形象，从而明白“英雄源自凡人”，从中领悟到人生真谛。学到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解读影视作品的方法，提高了欣赏水平。
（5）博客、论坛、自办刊物
指导学生在网络上开博客，发微博，进入论坛，浏览别人的说法，发表自己的观点。随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媒介途径，随时随地发表个人意见、上传帖子、博客发言，直接参与媒体进程中，与网络媒体在线互动，随时掌握媒体动态，体会到媒体融合的好处。使用论坛交流.（可以是网络空间的，也可以是真实环境的）分享关于学习内容的研究成果或媒体作品。
指导学生组织文学社、诗社、话剧社、朗诵社等，创作文章、诗歌，改编撰写话剧剧本等。自办社刊、办刊、校刊，展现当代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媒介素养。
3、语言文字应用
（1）新闻类：
新闻点评、消息概括等
（2）实用类：
编机短信、贺词、赠言、颁奖词、串联词、给活动拟名、编写宣传标语、广告词、解说词、新闻衔接词、接受采访、图文转换等
近年来高考命题中媒介信息事实越来越被关注，是考查学生语文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在语用题中出现，综合不外乎以下几种内容的考查：
1）提取概括信息能力：一句话新闻，拟标题；
2）表达的准确、鲜明、生动和连贯、简明、得体：包括词语的辨析选择，词句的改错等，如新闻报道语言的准确性及一些常用应用文的表达；
3）看图表达：图（表）文转换，看图会意，看图作文，；
4）修辞能力：拟广告语，手机短信等；
5）感受生活，体悟生活，判断生活的能力。
目前我们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考核越来越倾向考查学生主观理解、感悟与表达，联系生活，注应用。比如其中读图题的增加，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读图能力是现代传媒社会必须的语文阅读能力，读图它能够考察学生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以及语言的组织能力。如2007年高考语文进一步强化了语言文字实际运用能力的考查，图文转换类题目，全国卷、广东卷、四川卷、山东卷等都设计了这类题目。
教学案例1 公益广告的欣赏和创作
观看“绿色出行”公益广告，说说你都看到了什么？广告创意有什么特点？请你试着构思，做一个广告策划，拟出公益广告语。
学生评价：简单的线条，清新的色彩，动画的设计，贴心的提示，既能很好的表现此广告作品的主题，又生动活泼，引人注目。真正起到倡导节约能源，降低排放，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的作用。创意好，形式新，为人们喜闻乐见。
学生拟广告语：1.多种一棵树，世界就多一片绿色。2.我是有生命的躯干，你是有德行的贤者。3.尊崇自然，敬畏生命。4.自然不可改良，生活可以选择，选择绿色生活，健康适度消费。5.草木无情皆愿翠，行人有情多爱惜。等等。
教学案例2 商品广告的分析和认识
观看361°的商品广告，说出其广告语。谈谈你的认识。
广告语：“不屈服天生的高度，不甘于平凡的态度，不重复自己的角度，不追随别人的速度，不满足昨天的难度，有勇气你就可以挑战每一度。”
评论：好的商品广告，不单单是将产品的优点告诉观众，还要倡导健康的消费理念，宣传企业文化，弘扬社会风尚。如果单单是为了宣传产品，故意夸大产品的功效，或者画面粗制滥造，内容平庸低俗，只会遭到消费者的厌恶，就谈不上广告应该具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了。
通过对广告作品的观看和分析，学生更进一步认识到广告的创作要求， 能够用批判思考的方式对广告这种媒介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对广告制作的过程和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够了解广告语言，读懂广告潜台词。能分清媒介讯息中事实与虚构的区别。能认识到媒介讯息中的商业性，识别广告传播的根本目的。懂得媒介的宣传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初步掌握简单的媒介讯息制作的方法和过程。可以指导学生制作班级文化宣传短片。进行班级交流和校内展示。
4、语言表达
演讲、课本剧、朗诵、辩论、采访、新闻评说等
教学案例
（1）指导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课本剧《雷雨》
（2）举行 “爱我中华，勿忘国耻”主题演讲；
（3）展开关于“网络是把双刃剑”的辩论；
（4）指导学生对校长进行关于“科学减负，发展学生素质的举措”的采访；
（5）举行关于“理想 信念 追求”的主题自创朗诵诗会；
（6）观看《大国崛起》，展开讨论等等。
利用语言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多元的审美观，提高他们对传统媒介的认同感。可以班为单位，或在班际，或以年级为单位展开，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实现学生锻炼语言表达、实现语文素养和媒介素养的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以下策略，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的培养。
诱导式的授课方式
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激励者和共同学习者。教学要善于利用学生任何可能的直接经验。教育家Jerome Bruner提出课堂媒介教育可以采用螺旋式课程的概念。即以简单的方式引进，辅之以适当的方式，使学生由认知的基础层次，随着探索的进一步深入而逐渐走向能力的成熟。如随着学生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师从指导学生区分食物与广告产品，鉴别广告的目的，到试着评价广告的效力，到引导他们分析广告的技巧和影响力，到对广告的细节进行研究，考虑广告内容和技巧的经济效果，再到自己来设计和构思，甚至动手制作广告产品。这就帮助学生完成了了解媒介产品的内涵意义、提出问题、进行研究、甄别模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媒介产品的过程。
询问模式组织学生专题讨论
为了激发学生积极的探索情绪，开放式的思考和提问，教师要善用询问的方式。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周边世界的好奇心，能及时的把大部分学生感兴趣的议题集中起来。如组织讨论如何看待明星炒作的现象。教师设置问题：请说说你知道的网络红人？说说他们是怎样走进人们的视野中的？他们在哪些方面很优秀？…… 当学生开始热议这个话题时，就会在学生中间形成一种共同的较强的意识，想要分析一些现象或问题。这时，集中研究和批判性思考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解读媒介环境
要是学生真正了解媒体，与媒体交流，教师必须要使学生明白，传播领域的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都有自己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有各自的特点。这就要想清楚一些问题：这种媒介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用途是怎样的？这种媒介目前的惯例有哪些？谁是它最重要的使用者，怎样交流，交流什么？媒介与使用者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有没有其他的媒介可以替代？这种媒介的技术要求？目前面临哪些限制？应该如何更进一步开发？获得关于媒介环境的详细深入的解读，是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媒介、形成媒介素养的前提。
批判思考策略
批判思考又叫对话式思考。它使人理性的决定应该相信什么、采取什么行动。使人公正、理智，思维开放，追求真理，自我约束。太多的媒介信息会让我们在互相冲突的观点中举棋不定，而批判的思维模式能使我们避免迷失。运用批判思考策略，首先从媒介信息中找到其价值认定，然后鉴别这种认定的可靠性依据，接着要认清这些依据背后的隐含信息或缺失条件，避免加入习惯看法或偏见，通过这些得出这个信息逻辑上的矛盾，最终就能获得有力度的观点和论证。
创造性的经历
当我们的学生具备了对媒介信息进行解码的能力之后，还要训练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进行重新编码的能力。创造媒介产品的活动是媒介课堂的必要部分。学生只有在进行了复杂的操作之后，才会能真正领会媒介信息的内涵，掌握媒介产品制作的方法。如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教师节感恩主题的多媒体作品。学生们用相机或手机进行拍摄，抓取精彩瞬间，遴选表现力强的画面，运用多媒体技术，将照片组合、剪辑、修饰，编辑文字，配乐解说，当作者和观众看到这作品为之感动而潸然泪下的时候，可以说，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媒介素养能力，他们也得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升华 。
强调大众媒体积极的一面
大众媒介信息纷繁复杂，特征、目的和效用又都各有不同。教师要强调其中积极的特征。不应将自己的精英价值意识强加给学生，毕竟学生的阅历和认知水平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要鼓励学生去探索与他们当下的知识背景、文化处境相关的价值和品位。比如，在讨论清宫穿越剧、韩剧泛滥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时，比较演绎四大名著的新版、老版电视剧时，让学生充分的自主的阐述观点，探讨媒介信息的特征。从而获得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的提升和飞跃。强调大众媒体积极的一面，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态度，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体系。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用了概括式加开放式列举的矛盾模式，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无法界定侵权。义务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强制资格。债务是特定人的义务，是因特定行为发生的行为强制资格。过错是对行为人意志的间接否定，即导致欠缺必要注意的心理状态，可分为加害人过错和非加害人过错。必要注意是法律对变动稀缺资源归属关系的行为的要求，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或法官依法认定；或为义务，或非义务。行为人过错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包括发生义务，义务不消灭，丧失权利，不取得权利等。不履行意定发生之义务不存在过错问题。责任是违法之法律后果，即因欠缺必要注意而发生之债务。侵权是违法和责任之唯一根据。违约发生债务，不发生责任。
一、《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2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第1款实际上是全称判断：侵害任何民事权益，均须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例外。众所周知，违约行为侵害合同债权，当然侵害民事权益，但通常情况下，违约并不侵权。因此，立法必须限制第1款的适用范围，即必须加上“但书”。第2条的通常模式应是：“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但侵害某类权利除外。”如分立两款，就是：第1款是全称条款，第2款是除外条款。
第2条第2款列举了侵权适用的权利，多达18类。立法者显然希望第2款发生“但书”的作用。然而，采用列举模式限制第1款，必须穷尽侵权的适用范围。第2 款采用列举加“等”的模式，成为开放条款，无法限制第1款的适用范围，实属多余。当然，一旦穷尽了侵权的适用范围，第1款又多余了。
那么，为什么不采用“但书”模式呢？只能有一个解释：立法者似乎不了解侵权对象的共性，无法明确界定侵权，即：民法之侵权究竟侵害什么权利。或者说，侵害什么权利不构成侵权，因此无法明确规定除外条款。
在无法明确界定侵权的情况下，本来可以通过开放的列举模式规定侵权的适用范围，但这样就表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者无法界定侵权概念，这又是立法者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第2条最终包括了现在的第1款和第2款，采用了概括式加开放式列举的奇怪模式，可谓用心良苦。
在文字上，第2款完全成立，但第2款没有回答：未列举的权利中，是否存在非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权利：如不存在，第2款不仅多余，而且会造成误解，以为有些未列举的权利不是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如不存在，哪些权利不是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第2款的使命应该是限制侵权行为的适用范围，即界定侵权行为与侵害民事权益的其他行为的区别，但没有完成，如前所述，其实是一句废话。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本身显然不能成立；第2款没有限制第1款的范围，不属除外规定，不能为第1款辩护。最高人民法院的研究部门为第2条辩护：“对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利的确定，《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具体列举和一般概括相结合的规范方式，这种列举并非穷尽性的，而是例示性的。”[1]然而，《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一般概括（第1款）不能成立，这一辩护当然也不能成立。《侵权责任法》第2条是全文之纲，发生如此低级的法理错误，令人遗憾。由于不能抽象出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第2款企图穷尽之列举仍然存在问题：1．虽然多达18类，还是列举不全，如条文未列举相对身份权。相对身份权是自然人十分重要的权利，可因法律规定而发生，如亲属权、监护权；亦可因合同而发生，如配偶权、养父母亲权；无论法定发生还是意定发生，内容均由法律规定。现实生活中，侵害相对身份权时有发生，构成侵权。2.列举不当：第2款列举了股权。股权反映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两种关系均为特定人之间的关系，股权实质上是合同债权。[2]侵害股权通常构成违约，不构成侵权。[3]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部门认为：“相对权的存在一般难以为第三人知悉。如果相对权不作区分的都纳入到侵权责任法定保护范围，第三人可能动辄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将限制行为人的自由。故，相对权一般不适宜由侵权责任法保护；但是，如果加害人明知他人的相对权存在，仍恶意去侵犯他人权利的，应当承认侵权责任的成立。这也是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4]然而，“如果加害人明知他人的相对权存在，仍恶意去侵犯他人权利的”，是侵犯相对权吗？如是，第三人是相对权的义务人吗？如是，相对权还“相对”吗？相对权而不“相对”，是否违反逻辑呢？引文实际上主张侵权包括第三人侵害相对权，如此理解，该如何界定侵权呢？还有可能界定侵权吗？
《侵权责任法》第2条错误的直接原因，是立法者掩饰自己无法界定侵权，但根本原因是立法者不了解侵权与违约所侵害权利之区别。讨论这一区别，必须明确界定民事责任概念，弄清楚民事责任在民法逻辑中的地位。
二、责任概念的困惑
责任是民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民法学对“责任”一词的使用相当混乱，可以认为，民法学并没有明确界定责任概念。
民法学有多种责任，如：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自己责任、替代责任、有限责任、无限责任、保证责任、举证责任等等；侵权责任中，又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据此，侵害权利发生责任，如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未侵害权利也可能发生责任，如有限责任、无限责任；因自己行为可能发生责任，如自己责任；因他人行为也可能发生责任，如替代责任；有过错发生责任，如过错责任；无过错也可能发生责任，如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造成损害发生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未造成损害也可能发生责任，如举证责任。要在如此多样的“责任”中抽象出共性，建立民法之责任范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恐怕是民法学至今没有明确界定责任概念的原因。
近代以来，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之例外、“但书”不断增加，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对一些民事范畴，不明确区分，如：绝对关系和相对关系，绝对权和相对权，物权和债权；对一些民事范畴，不明确界定，如权利客体、人身、财产、物。责任与其近似概念债务、义务，可能亦属不明确区分之列。责任可能亦属不明确界定之列。学界甚至出现了一种“功能性定义”的理论，主张同一范畴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含义，无需抽象出共性，只需界定该范畴在不同场合的功能。严格地说，同一范畴在不同场合，表现形式可能不同，含义应该相同。思维必须从不同的表现形式中抽象共性。任何抽象都是从不同场合不同形式的对象中完成的。没有抽象就没有概念、范畴、思维。缺少界定明确的概念和范畴，无法进行严格的推理，更无法建立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词典》对“责任”的解释是：“ 1．分内应做的事：尽责。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追究责任。”这一解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其中之一为：法律以外也有“责任”。这就说明，“责任”并非法学范畴，法律责任才是法学范畴。换言之，汉语“责任”与法律责任存在区别，不能以汉语“责任”等同法律责任。类似现象很多，如民法之“物”与汉语之“物”，民法之“债”与汉语之“债”，民法之“人”与汉语之“人”，民法“过错”与汉语“过错”，均存在区别。为明确法律责任的含义，恐怕首先应该探讨：法律为什么需要引入责任概念，提出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责任）范畴。而弄清楚引入责任概念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弄清楚责任概念与近似概念的区别。
责任是行为的强制资格。民法学中，表示行为强制资格的范畴有义务、债务、责任。民法已经有了义务范畴和债务范畴，为什么还要引入责任呢？换言之，责任与义务、债务有什么区别呢？
义务是相对于权利的概念。权利表示法律确认的行为选择资格，义务表示法律确认的行为强制资格。义务可分为不特定人义务和特定人义务：不特定人的义务是不作为，即不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特定人的义务即债务，债务人须为特定行为（含不作为），以协助权利人行使权利。民法用义务表示行为强制资格；用债务表示特定人的义务，即特定人的行为强制资格。义务与债务的区别是清楚的。
责任是行为强制资格，因此属义务。责任是特定人的行为强制资格，因此属债务。可见，明确界定责任，其实就是明确界定：哪一类债是责任关系，哪一类债务是责任。
三、区分相关概念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明确区分下列概念。
（一）稀缺资源之静态归属关系和动态归属关系
法律是对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的规定。所谓资源，即价值之载体。此类规定至少包括两个含义：(1)任一归属者可在不侵害其他归属者归属关系之前提下，支配归属对象，即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包括履行允诺的意志和非履行允诺的意志；(2）任何人因欠缺必要注意损害归属关系，须恢复原状，受害人发生债权，加害人发生债务。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处之“恢复原状”是相对的、广义的：(1)归属对象之价值如可量化，恢复至等价状态，如侵害财产实行全额赔偿；(2)归属对象之价值如不可量化，为归属者恢复原心理状态，如侵害名誉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因此表现为行为规范、行为评价。据此，稀缺资源之归属关系可分为两类：(1)不特定人承担不作为义务，发生特定人与不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表现为静态归属关系，称绝对关系。(2)特定人承担特定行为义务（含不作为），发生特定人之间的平等法律关系，表现为动态归属关系，称相对关系，也就是债的关系。通说认为，债是典型的相对关系，言外之意除债之外还有相对关系，不能成立。[5]动态归属关系包括：(1)特定人为自己设定特定行为义务，是静态归属关系因归属人意志变动后的确认形式，即合同债务。(2]特定人欠缺必要注意而损害静态归属关系，须广义恢复原状，是静态归属关系因他人行为违反归属人意志变动后的救济形式，通称法定债务。
稀缺资源归属关系可参见图1:
（二）法律关系之发生和内容
法律关系包括权力义务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此处讨论之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内容为权利义务。权利义务是相对概念，各以相对方为自己的存在前提，同时发生；各自的内容均为相对方内容之逆向表述，明确了一方内容，也就明确了另一方内容。法律关系可分别从发生和内容的角度分类：
1．从因立法者意志发生还是因义务人意志发生，法律关系可分为发生法定法律关系和发生意定法律关系：前者可简称法生法律关系，如人格权关系；权利义务之发生均由法律直接规定，权利为发生法定权利，可简称法生权利；义务为发生法定义务，可简称法生义务。后者可简称意生法律关系，其实即合同关系；义务由合同债务人为自己设定，即发生意定义务，可简称意生义务；权利由相对人为自己设定，即发生意定权利，可简称意生权利。法生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内容必然法定。意生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内容通常由义务人决定，但存在例外：(1）如发生绝对权，内容法定，如抵押权、质权。(2）如发生相对身份权，内容法定，如配偶权、养父母亲权。需要指出，法律对合同关系的规定，包括明示规定和非明示规定，后者即附随义务。在法理上，两种规定均应视为对缔约人意思表示之肯定，或基于诚信原则之推定，本质上属意生之权利义务。可见，内容法定之法律关系可因立法者意志而发生，亦可因义务人意志而发生，须作区别。
法律关系从发生法定还是意定的角度分类可列表如下参见图2(法律关系分类表之一）。
法生义务包括特定人义务和非特定人义务，前者即法生债务，有两种类型：(1)原因行为为违法行为，即侵权行为，含恶意不当得利。债务人须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2)原因行为为合法行为，包括：①债务人行为直接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如善意不当得利。②债务人因受益而间接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如无因管理。善意不当得利人和无因管理受益人均须适当返还利益，即适当补偿。可见，合法行为亦可构成法生债务的原因。
法生义务分类可参见图3。
2.从内容法定还是意定的角度，法律关系可分为内容法定法律关系和内容意定法律关系，权利亦可分为内容法定权利和内容意定权利，义务亦可分为内容法定义务和内容意定义务，同样须作区别。民法之侵权，并非侵害权利之简称，而是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或者说，违反内容法定之义务。对此后文将作分析。
法律关系从内容法定还是意定的角度分类可参见图4(法律关系分类表之二）。
（三）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
法律是行为规范。所谓行为规范，即许可为哪些行为，禁止为哪些行为。为法律许可之行为即合法，为法律禁止之行为即违法。合法和违法均是对行为的评价，但评价的是行为性质，非行为后果。
前文指出，合法行为亦可构成法生债务的原因，如善意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这意味着法律可在肯定行为性质的同时，否定行为后果。否定行为性质，指禁止该行为；否定行为后果，指变动该行为后果所反映之法律关系；两者含义不同，须作区别。义务人因欠缺必要注意而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构成侵权，法律既否定行为后果，又否定行为性质，属违法行为。义务人不欠缺必要注意而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如善意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法律仅否定行为后果，不否定行为性质，属合法行为。但善意不当得利人明知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受益人明知受益，而不补偿相对人损失，均构成不作为侵权，不仅须否定行为后果，而且须否定行为性质。
（四）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过错
1．过错概念
民法之过错，历来有主观说和客观说。前者指心理状态，即意志；后者指外在表现，即行为。汉语“过错”之本义即错误、不正确。可形容意志，亦可形容行为。但法律之过错并非泛指一般的错误，而有其特定含义。
行为是意志的表现。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意志始终起决定作用。评价行为之最终根据并非意志的表现形态，而是被表现的意志，即心理状态。法律规范行为，实质上是规范表现为行为之意志。或者说，法律直接规范行为，间接规范意志。因此，过错应指心理状态。
为表示一种“全面”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了过错的主客观统一说。如，《中国侵权行为法》一书作了详细论证：“笔者认为，主观说和客观说各有可取之处，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完全否认主观方面的过错与不法行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机械的认识；将主观方面的过错与客观上的行为违法性混为一谈，又忽视和抹煞了其各自的特点和独立价值。……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法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如果当事人仅有过错（原注：如企图损害他人之财物），也不构成侵权行为之要件，进而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6]又如，《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在介绍了过错的主观说和客观说后认为：“我国民法的过错概念应当建立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错就是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忍的行为意志状态。”[7]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主客观相统一”，其实是主客观说相统一。
需要指出：(1)过错主观说与客观说的根本区别，在于过错指心理状态还是指行为，并非承认不承认过错与行为的联系。主张过错是心理状态的观点，与承认过错与行为有联系的观点，并不冲突。过错主观说并不否认过错与行为的联系，无须用主客观统一说来弥补。(2)未表现为行为之心理状态，无论什么内容和形式，均非法律上过错。耶林曾提出“客观的不法与主观的不法”，引文称“企图损害他人的财物”的意志为过错，属于耶林的“主观不法”说。然而，任何不法都是客观的，虽然法律实质上通过规范意志的表现而规范意志，但心理领域、意志领域不存在不法问题。“企图损害他人的财物”的意志如未表现，不是民法过错。
过错客观说认为行为之所以违法，是由于有过错，即视过错为违法之根据，但又把过错理解为违反义务的行为，即过错之所以为过错，是由于违法。这样就陷入了循环定义。
过错常被解释为未履行注意义务，如罗马法中为未履行“善良家父”之注意；按今天一些学者的说法，为未履行“谨慎之人”之注意。然而，注意是一种行为，并非一种心理状态，企图注意之意志才是心理状态。过错并非未履行注意义务，而是导致未履行注意义务之心理状态。或者说，导致欠缺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
可以得出结论：法律上之过错是导致欠缺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表现为欠缺必要注意之行为，是法律间接否定意志的范畴。
2．区分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过错
法律有强制性，法律过错区别于一般过错之根本所在，就在于法律过错表现为法律对过错人的强制性约束。但法律规定的必要注意有不同类型，法律上的过错也有不同类型：(1）加害人过错，存在于稀缺资源归属他人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是稀缺资源之不作为义务人，其必要注意是不侵害该归属关系，如其心理状态表现为侵害该归属关系之行为，该心理状态即为法律过错。侵权行为之过错即加害人过错。(2）非加害人过错，包括：1)受害人过错，存在于稀缺资源归属自己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是稀缺资源之权利人。如：混合过错关系中，受害人欠缺必要注意，抵消加害人相当过错。补充责任关系中，受害人欠缺必要注意，减轻补充责任人之责任。两类受害人之心理状态均视为法律过错。2)迟延行使权利人过错，包括：①物权人过错：如，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因欠缺必要注意，在法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导致取得时效完成，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心理状态视为法律过错。②知识产权人过错，如：商标权人因欠缺必要注意不续展到期商标，商标权人心理状态视为法律过错。③债权人过错：如，债权人因欠缺必要注意导致受领迟延或消灭时效完成，债权人心理状态视为法律过错。④债务人过错：A.作为形成权人之过错：如，因欠缺必要注意导致除斥期间届满，形成权人心理状态视为法律过错；B.作为失效权利人之过错：如，承租人不给付租金，继续占有房屋，出租人未解除合同，后承租人补交租金，出租人合同解除权消灭，出租人心理状态视为法律过错。(3)所谓“不真正义务人”过错：如投保人未告知保险人必要事项，理赔请求权不发生；或者，未通知保险人增加之危险，新增危险所造成损害之理赔请求权不发生；投保人心理状态均视为法律过错。通说有“不真正义务”理论，主张民事义务包含“不真正义务”，如投保人之“告知义务”、“通知义务”；合同解除权人对已受领给付物之“保管义务”，学界称为“强度较弱”之义务。[8]而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立。义务是法律规定之行为强制资格。所谓“不真正义务”，其实是：民事主体不为特定行为，将发生权利障碍，包括：(1)相应请求权不发生，如投保人之“告知义务”和“通知义务”。(2)正当行使此权利，构成侵害他权利。如合同相对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已受领之给付物所有权不移转。如未妥善保管，侵害相对人财产权，须损害赔偿。但权利障碍非行为强制资格，不属义务范畴。需要指出，合同解除权人未妥善保管已受领给付物，一旦解除合同，构成侵权，其过错应归入加害人过错。
上述诸关系中，侵权关系中之过错是狭义过错，包括加害人过错和受害人过错；非侵权关系中之过错是广义过错，包括迟延行使权利人过错和“不真正义务人”过错。
可见，必要注意或为义务，如加害人不得损害他人稀缺资源；或非义务，如上文中受害人、迟延行使权利人、“不真正义务人”之必要注意。[9]欠缺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为法律上过错，发生法律上约束，包括发生义务，义务不消灭，丧失权利，不发生权利，等等。[10]
作一小结：法律上的过错，指导致欠缺法律上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或者说，表示法律对导致欠缺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的否定评价，是间接否定行为人意志的范畴。必要注意是法律对变动稀缺资源归属关系的行为的要求，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或法官依法认定；或为义务，或非义务。行为人欠缺必要注意即发生法律上约束，或为义务；或为其他不利后果，包括义务不消灭，丧失权利，不取得权利等。
过错分类参见图5。
(1)从加害人过错和非加害人过错的角度（过错分类表之一）。(2）从侵权关系过错和非侵权关系过错的角度，见图6(过错分类表之二）。
（五）区分违法和违约
1．有无必要注意义务
在法理上，违法者欠缺必要注意，具有法律过错。那么，违约者是否欠缺必要注意，具有法律过错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合同债务人的必要注意义务是什么？
所谓必要注意义务，即法律规定之注意义务，或法官依法认定之注意义务。法律可直接规定行为人的必要注意义务，法律能否通过确认合同生效，规定合同债务人的必要注意义务，即间接规定行为人的必要注意义务呢？合同债务人的义务是履行合同，履行合同是意生义务，非法律直接规定。违约可因不同原因而发生，包括：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债权人原因、债务人原因、第三人原因。因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和债权人原因违约，债务消灭。因债务人原因或第三人原因违约，为保障交易安全，债务不应消灭：包括：(1)违约之原因行为违法，如因吸毒、赌博不能清偿。(2）违约之原因行为合法，如因经营不善、一物二卖、第三人原因（如第三人全责之车祸，债务人行为合法，非第三人行为合法）、救助行为等不能清偿。其中：一物二卖有失诚信，法律上不能否定，道德上可以否定；经营不善、第三人原因中之债务人行为，法律上不能否定，道德上也不能否定；救助行为，道德上不仅不能否定，而且应该表彰。退一步说，即使违法行为构成违约之原因，也不能推论违法必然导致违约，如不能推论吸毒、赌博必然导致清偿不能。可见，合法未必导致守约，违法也未必导致违约；甚至应该提倡之道德，均可能导致违约。这意味着合同债务人的必要注意义务难以认定。
前文指出，合同义务包含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义务，如配偶义务、养父母义务、义务人不履行此类义务，应视为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
不难发现，法生义务发生必要注意，意生义务不发生必要注意。可以得出结论：除违反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义务外，违约不存在过错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合法行为不欠缺必要注意，违法行为欠缺必要注意，那么，违约行为通常不存在必要注意问题。法律否定违法的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法律不否定违约之性质；如无法定事由，法律否定违约之后果。
违约原因分类可参见图7。
通说认为，违约采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无论违约人是否有过错，如无法定事由，均须承担违约责任。然而，前文指出，内容意定之法律关系不存在过错问题，上述表述不规范。关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下文将作分析。
买卖合同标的物意外风险之归属有两种立法模式：(1)风险归占有人，过错移转风险；(2)风险归所有人，过错移转风险。两种模式均主张过错移转风险。前文指出，合同债务通常不发生必要注意。买卖关系不存在过错问题，所谓过错移转风险，实为违约移转风险，与过错无关。
2.强制性不同
法律是强制性行为规范。合同是按当事人意志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为法律所确认，也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此即“合同必须严守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4 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在这一意义上，违约可视为间接违法。然而，违法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违约不存在欠缺必要注意问题，无所谓过错。由于这一区别，合同的强制性与法律的强制性存在本质区别，违约不是违法。
违法反映内容法定的法律关系，通常适用绝对关系。违法违反法律规定，是因欠缺必要注意而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法律禁止违法，即禁止为任何因欠缺必要注意而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之行为，也就是必须保持一种不作为状态。在操作上，法律可强制不作为。违法者须恢复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
违约反映内容意定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关系。从发生不同权利的角度，合同可分为狭义合同和广义合同。合同通常发生债权（变更债权可视为发生债权的特殊形式）；也可终止债权，如终止原合同；也可发生其他财产权利，如所有权移转合同、他物权设定合同、知识产权转让合同、知识产权质押合同。发生债权以外财产权利的合同，也可发生债权，如质押合同，质权人取得质权，也发生保管质物，以及债权消灭后返还质物的债务。发生债权的合同为狭义合同。终止债权的合同，或发生其他财产权利的合同，为广义合同。广义合同如不同时发生债权，不存在履行问题。违反广义合同，通常构成侵权。狭义合同义务人允诺为特定行为，存在履行问题。所谓违约，其实指违反狭义合同，即违反自己之允诺，不为特定行为，损害稀缺资源动态归属关系。
需要指出，在操作上，法律无法强制作为。财产可强制执行，但并非由于可强制债务人作为，而是可强制补偿债权人损失。
前文指出，违约行为通常不存在必要注意问题，合法行为，道德上肯定甚至提倡之行为，均可能直接导致违约。因此，如果说合法行为是法律许可之行为，违法行为是法律禁止之行为，那么，违约行为本身不存在法律许可还是禁止问题，如无法定事由，法理上应视为法律允许债权人接受或拒绝违约之后果。这意味着法律并不禁止违约。
实际上，人身性合同不能强制履行；财产性合同如执行不能，债权人也不能强制债务人人身。有清偿能力之财产性合同有两种情况：(1)合同债权人同时也是标的物物权人，如借用合同，出借人可以合同债权人身份请求给付标的物，也可以标的物所有人身份请求给付标的物；但只能以标的物所有人身份请求强制执行标的物，不能以合同债权人身份请求执行标的物。法院可强制执行标的物，法理上视为法院对出借人标的物返还请求权之救济，而不是对合同债权之救济。(2）合同债权人非标的物物权人，合同债务人是标的物物权人，如买受人请求给付标的物，法理上可否强制执行？《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并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此规定法理根据不足。
上述第2类合同中，买受人非标的物物权人，不能支配标的物，当然也不能请求法院支配标的物。出卖人是标的物物权人，可支配标的物，只受法律限制，不受他人包括买受人限制。出卖人曾允诺给付标的物，此意思表示是为自己设定给付标的物的债务，但并非即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因此，出卖人拒绝给付标的物虽然违约，但是合法。
违约即不为允诺之特定行为，如无法定事由，合同债务依然存在，仍须履行。需要指出，在法理上，履约应视为移转一价值，如无法定事由，违约须补偿未移转之价值，以及未移转价值在违约期间之孳息。这意味着，违约之法律后果—包括违约金在内，其实是违约人的允诺或推定允诺，是合同债务的转化形态，并非法律的制裁。违约后果是补偿而非赔偿。民法之赔偿是法律否定行为性质之利益平衡，适用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以债务人过错为要件，既否定债务人行为后果，又否定债务人行为性质。民法之补偿是法律否定行为后果之利益平衡，适用侵害内容意定之权利，或不侵害权利，与过错无关，仅否定债务人行为后果，不否定债务人行为性质。
因此，在法理上，如无法定事由，违约之法律后果是恢复稀缺资源动态归属关系，而不是强制为允诺之特定行为。《合同法》第107条之“继续履行”，混淆了物权和债权之关系。民法有自身的逻辑。民法的逻辑通过规定权利而表现。不同类权利有不同权能，突破权能范围的权利规定违反民法自身的逻辑。在补偿允诺移转之价值及孳息之前提下，或者说，在违约人不能从违约中获利之前提下，法律无须禁止违约。此时合同之强制性仅表现为必须承担违约后果。因此，所谓合同必须严守，不能理解为法律强制履行，只能理解为法律强制补偿。学界引入法经济学之效率违约理论，为违约提供论据，其实没有必要。民法以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为公正之唯一标志。在法理上，民法之合同强制性本来就不在于强制履行，而在于强制补偿，与有无效率、效率高低毫无关系。
作一小结：法律和合同均有强制性，违约可视为间接违法。违法须恢复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无免责事由违约须恢复稀缺资源动态归属关系，两者均发生债务，这是两者的共性。但两者的强制性存在本质区别。违法是违反法律，无免责事由。违约是违反自己之允诺，有免责事由。违法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违约并不存在必要注意问题和过错问题。法律禁止违法。法律的强制性不仅在于强制赔偿，而且在于可制止违法行为。法律不禁止违约。合同的强制性不在于强制履行，而在于强制补偿。
（六）区分侵权和违约
1．侵权概念之误解
(1)侵害了什么权利。侵权是民法基本范畴，有多种理解：侵害权利，侵害法定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侵害绝对权，等等，没有统一的表述，导致侵权行为也没有统一的界定。有学者赞成外国学者的看法：“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侵权行为的定义，至今尚未找到。人们的各种尝试不过是在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上取得了一些进展。”[11]
侵权可否界定为侵害权利？否。民法学中，侵权是相对于违约的概念，侵权行为不同于违约行为。债务人因自己原因或第三人原因违约，成侵害相对人债权，但不构成侵权，表明侵害权利未必是侵权行为。也就是说，侵权不是侵害权利的简称。
侵权可否界定为侵害法定权利？否。前文指出，“法定权利”一词含义不明：是权利发生法定，还是权利内容法定？发生法定之权利，内容必然法定；但发生意定之权利，内容也可能法定。如抵押权、质权、配偶权、养父母亲权。侵害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权利，构成侵权。
侵权可否界定为不履行法定义务？否。“法定义务”一词同样含义不明：是义务发生法定，还是义务内容法定？发生法定之义务，内容必然法定；但发生意定之义务，内容也可能法定，如婚姻一方之配偶义务，养父母之抚养义务。不履行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义务，构成侵权。
侵权可否界定为侵害绝对权？否。（1)侵害相对身份权，如配偶权、亲权、监护权、亲属权，均构成侵权。(2)法生之债属相对关系，法生之债的债权属相对权，内容法定。法生之债当事人双方可就清偿事项达成合意，此时已属意生之债。法生之债债权人可减少或免除债务，但减少后为意生之债，免除后债即消灭。侵害意生债权构成违约，但侵害法生债权构成侵权。
(2)是否侵害权利以外之“法益”。通说认为，侵权行为不仅侵害权利，而且侵害权利以外之“法益”。所谓“纯粹经济损失”理论，就是这一主张的产物。《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引文采用的文字是“权益”，非“权利”。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所列举者均为权利，但称“权益”。原因只有一个，即认为侵权不仅侵害权利，而且侵害与权利并列之“法益”，也就是权利以外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又不作列举。
法律是行为规范。法律直接规范的只有行为。法律是通过规定行为资格规定行为的。法律规定的行为资格就是权利，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资格。因此，法律只规定权利（义务是权利的逆向形式），当然也只能保护权利。有名称之行为资格是权利，学理上称有名权利、典型权利；无名称之行为资格也是权利，学理上称无名权利、非典型权利，通常可归入人身自由权或一般人格权。除权利外，法律概不规定，当然也不保护。利益如受法律保护，只能存在于权利以内。如果法益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法益只能存在于权利以内，权利以外无法益。主张权利以外存在法律保护的利益，将法益与权利并列，是对权利的误解，也是对民法基本法理的误解。如果侵权包括侵害权利和权利以外之法益，即权利和权利以外法律保护之利益。那么，侵权就应改称侵权益，侵权行为就应改称侵权益行为，侵权责任就应改称侵权益责任。这显然没有必要，也不能成立。
2．区分侵权和违约
在民法学中，侵权向来是相对于违约的范畴。违约侵害的是内容意定的权利。作为违约的相对概念，侵权侵害的是内容法定的权利。或者说，违反的是内容法定的义务。侵权发生于内容法定的法律关系，违约发生于内容意定的法律关系。侵权行为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构成违法。违约行为通常不存在必要注意与过错问题，不构成违法。在民法中，侵权是违法之唯一根据，唯侵权构成违法，违法意味着侵权。所谓侵权行为，即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的行为或者违反内容法定之义务的行为。
侵害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的权利，如抵押权、质权、配偶权、养父母亲权，构成侵权还是违约？
抵押权、质权为绝对权，义务人为不特定人，侵害绝对权构成侵权。绝对权设定人侵害设定之绝对权，如抵押人毁损抵押物，出质人毁损质物，构成侵权，是否构成违约？否。前文指出，仅发生债权的合同为狭义合同；终止债权的合同，或发生其他权利的合同为广义合同。狭义合同存在履行问题。广义合同如不同时发生债权，不存在履行问题。这意味着，合同一方就相对方因合同发生之债权外权利，不存在违约问题。
养父母亲权通常因收养合同而发生，由送养人设定，合同相对人是送养人，但权利相对人（义务人）是未成年子女。在法理上，所谓侵害亲权，即未成年子女不服父母管教。显然，未成年养子女不服养父母管教不构成违约。
配偶权即夫妻的平等身份权，由婚姻相对方设定。所谓侵害配偶权，即夫妻一方将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从配偶权发生意定的角度，侵害人不存在必要注意和过错问题，构成违约；从配偶权内容法定的角度，侵害人欠缺必要注意，存在过错，构成侵权。这意味着违约和侵权并无绝对界限。在法理上，民事主体以特定人身份，为自己设定内容法定之义务，而不履行义务。或者说，为特定人设定内容法定之权利，而又侵害此权利；既违约，又侵权。民事主体为特定人所设定之内容法定权利，可为绝对权，如抵押权、质权；亦可为相对权，如配偶权、养父母亲戚。同一行为可能既违约又侵害相对权，如侵害配偶权；可能既违约又侵害绝对权，如加害给付和缔约过失，对此后文将作分析。[12]
3．违法性非侵权要件
《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损害的义务。”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有三要件：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有四要件：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
国内一些学者主张四要件说，如：“中国侵权法理论的通说及中国司法实践都肯定违法性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对此不应当有所怀疑。”[13]“考虑到……我们主张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为四个：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侵害行为）、损害、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过错。”[14]
前文指出，侵权是违法的根据，违法是侵权的结果。过错是对加害行为的否定，违法性也是对加害行为的否定。确认加害行为是侵权行为，无须两个否定性要件，违法性不能成为侵权行为要件。违法性与侵害性一样。或者说，与侵权行为一样，是侵权行为全部要件—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的共同结果。侵权关系中，过错是因欠缺必要注意导致损害事实之心理状态，过错要件实际上吸收了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可以认为违法性是过错的结果，过错意味着违法。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三要件说，又称“违法性吸收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被认为是“违法性吸收说”在现代立法上的代表。四要件说不能成立。
（七）区分损害和侵害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两条规定实际上认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有两种原因：（1)过错；(2)过错外事由。按反对解释，因过错外事由“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无须承担侵权责任。
杨立新教授认为：“立法者规定本条（本文按：指《侵权责任法》第2条），是要确定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因此，在草案的条文中规定，凡是‘侵害民事权益’就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样表述显然有误，理由是，侵权责任法定基本功能是制裁违法，保护权利，但侵权责任法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障行为自由。在历史上，侵权法最早实行加害原则即客观原则，凡是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样的侵权法无法保护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只有在《法国民法典》确定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后，侵权法才真正发挥了保障民事主体行为自由的作用，即有过错才有责任，一个人的行为尽管造成了他人损害，如果这个人并没有过错，那么就不承担侵权责任。”[15]
《侵权责任法》草案主张“凡是‘侵害民事权益’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两个条文含义并无区别。前文指出，《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不能成立，理由是：违约也侵害民事权益，但通常不构成侵权。杨立新教授参与制定《侵权责任法》，专门著文为第2条辩护，[16]但却认为草案主张“凡是‘侵害民事权益’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显然有误”，这令人费解。杨立新教授的理由是：损害未必承担侵权责任，过错损害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说成立，问题在于：草案采用的不是“损害”，而是侵害。杨立新教授混淆了“损害”和“侵害”。
需要指出，“损害”与“侵害”含义不同：“损害”指对他人之稀缺资源作不利变动。或者说，妨碍他人正当行使权利，属事实判断；“侵害”指无法律上抗辩事由而对他人稀缺资源作不利变动，或者说，无法律上抗辩事由而妨碍他人正当行使权利，属价值判断。损害之发生，如有法律上抗辩事由，加害人无过错，不发生侵权责任；如无法律上抗辩事由，加害人有过错，发生侵权责任。因此，严格地说，“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用词重复，实际上否定了“过错”是侵权之根据，导致无过错侵权之矛盾结论，应改为：“因过错损害他人民事权益。”
四、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之法理根据
（一）无过错侵权违反法理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说称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侵权责任法》第7条表述上修正了《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3款，实质上没有修正。所谓“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包括两种情况：或有过错，或无过错，条文的意思包含无过错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没有过错，表示法律对行为性质的肯定。承担侵权责任，表示法律对行为性质的否定。法律既肯定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又否定当事人行为的性质；或者说，既确认当事人没有过错，又确认当事人违法；这算什么逻辑呢？要一个没有过错，也没有被推定有过错的人承担侵权责任，其究竟该如何做才可以不侵权呢？才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呢？才可以不被法律追究呢？是否需要“过错”一下才可以免责呢？《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和《侵权责任法》第7条都是对当事人行为性质的双重评价，直接挑战形式逻辑。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之法理根据
前文指出：过错是欠缺必要注意之心理状态，在侵权领域，可分为加害人过错和受害人过错。加害人过错应有以下属性：(1)过错是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地说，是一种意志。(2)过错导致加害行为。(3）加害行为人未为必要注意。(4）不可归因于加害行为人以外之客观因素，即不可抗力或他人。此处之他人含受害人。(5)法律上必须否定。因此，行为人应对自己的过错负责。
在古代法律，包括早期罗马法中，侵权行为均适用加害责任归责原则，只要存在因加害行为产生的损害事实，行为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而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加害责任归责原则只考虑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行为人必须为自己行为造成的所有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包括非因自己的过错而产生的损害。这是一种非理性原则，无法体现自然人的平等人格关系。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增加了过错要件，行为人仅对因自己的过错而产生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是理性的胜利。过错是构成侵权行为要件的理性事由。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体现了自然人的平等人格关系。
在逻辑上，受害人是通过证明加害人欠缺必要注意而证明加害人过错的。如加害行为不可归因于不可抗力或归责于他人，构成侵权，加害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是自罗马法后期以来直至今天，侵权行为法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理由。但是，在近代以前，“必要注意”的范围相对明确，法律可直接规定以过错为侵权要件，以无过错为免责根据。而在今天，在某些领域，主要是高危作业、环境保护、产品责任等领域，“必要注意”的范围相对不明确，如仍然机械地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将使受害人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导致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法律为此类加害行为专门规定了免责事由，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必要注意”的范围，此即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又称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适用此原则，受害人主张加害人侵权，无须证明加害人有过错，而只须证明加害行为发生于法定领域。加害人主张免责，必须证明加害行为有法定事由。如加害人证明成立，表明不欠缺“必要注意”，无过错；如不能证明，表明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可见，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实际上并非主张加害人无过错也应承担法律责任，而是主张，在行为人“必要注意”范围相对不明确的领域，以法定事由界定“必要注意”的范围。
所以，在实质上，现代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只有一条，即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一般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都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特殊形式。一般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适用于证据在受害人一边的场合；一般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适用于证据在加害人一边的场合。一般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适用于行为人“必要注意”范围相对明确的领域；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适用于行为人“必要注意”范围相对不明确的领域。一般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是明示推定形式；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默示推定形式。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任何人都应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除非行为人已有必要注意。这一精神反映了民法的基本原理：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前文指出，过错吸收了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因此，现代侵权行为要件表面上是三项：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质上只有一项—过错。任何无过错而违法，无过错而侵权，无过错而发生民事责任的规定，都违背民法的基本逻辑和法理。
（三）关于所谓“公平责任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我国侵权行为适用：(1)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第106条第2款）;(2）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第106条第3款）;(3）公平责任原则：“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第132条）
《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条文不称“分担责任”，而称“分担损失”。权威机关研究部门否认《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独立的归责原则，[17]但仍认为：“公平责任的目的不在于对行为人的不法过错实施制裁，而在于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当事人适当分担损失。” [18]然而，既称责任，只能是欠缺必要注意而导致他人损害之后果。实际上，不界定过错、侵权和责任等概念，无法否定我国立法中公平责任原则之归责原则地位。
据《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4条，公平责任原则适用于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的场合。然而，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不过是行为人无过错的情况之一。在逻辑上，公平责任原则应为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之特殊形式，并非独立归责原则。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经典案例是：公路上的石块因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碾压而飞出，击伤人行道上的行人，司机和行人均无过错，应分担损害。此类损害不属不可抗力。如法院判决司机不承担责任，表明法院认为，司机不欠缺必要注意，无过错。如法院判决司机承担责任，表明法院认为，司机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法院的认识反映了法院的价值观。可见，问题之关键不在于如何分配双方均无过错情况下的损失，而在于如何界定双方之必要注意程度。
法律对侵权行为的规范，或确认行为人有无过错，或表面上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前者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后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如行为人对造成损害没有过错，其行为非侵权行为。因此，《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4条都不应成为侵权行为之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无论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均建立在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均是公平的原则。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可如图8所示。侵权行为要件可如图9所示。
五、债务发生的逻辑
（一）责任概念
现在可以界定责任概念了。
法律是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包括直接强制力和间接强制力。法律的直接强制力表现为法律对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的规定，间接强制力表现为对合同关系的确认。法律的直接强制力表现于两个方面：(1)特定行为之事前禁止；(2)特定行为之事后制裁。表示特定行为事前禁止之范畴即违法。显然，法律也需要一个范畴，表示特定行为之事后制裁，即违法的法律后果，这一范畴就是责任。据此，责任具有以下属性：
(1)责任是义务。责任具有强制性，是行为的强制资格，因此属义务。
(2)责任是债务。责任是违法人的义务，即特定人的义务，因此属债务。
(3)责任是法生债务。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即发生法定，因此属法生债务。这意味着责任是法律对责任人行为后果的否定。
(4）责任是欠缺必要注意之法生债务。责任是法律的制裁，这意味着责任人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前文指出，过错有两种法律后果：①加害人过错发生义务；② 非加害人过错或义务不消灭，或丧失权利，或不发生权利。法律规定了可支配稀缺资源归属关系。法律所禁止者，即因欠缺必要注意损害他人之稀缺资源，所谓违法即违反此类禁止，须损害赔偿。加害人过错发生之义务即责任。因此，责任是违法的法律后果。责任意味着法律不仅否定责任人行为的后果，而且否定责任人行为的性质。
前文指出，违约不存在过错问题。如合同债务人为加害给付，既构成违约，又构成侵权：从不为允诺之特定行为的角度，加害给付侵害内容意定之权利，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后果，补偿未移转价值及孳息；从侵害相对人内容法定之权利的角度，加害给付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后果，赔偿因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而造成的损害。
因此，违约不发生责任。所谓“违约责任”，并非违约后果之确切表述，实际上是不了解责任含义之通俗名称，确切地说应称违约债务。
无过错责任是大陆法的称呼，英美法称严格责任。在文意上，似称严格责任为宜。作为规定侵害权利后果之法理根据，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不仅适用侵权领域，也适用合同领域，可表示如下：行为人侵害他人权利，如无法定事由，即发生债务：如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推定有过错，构成侵权，须赔偿损失，即恢复原状（原权利可行使之状态），所发生债务为责任；如侵害内容意定之权利，不存在过错问题，构成违约，须补偿未移转价值及孽息。
需要指出，民法学中的很多“责任”并非责任。如：通说认为，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此说并不确切。公司是拟制主体，公司债务由公司承担，股东不承担。所谓股东有限责任，其实是股东承担自己的出资行为的风险，即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风险。此处之“责任”，实为风险的意思。
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人均应承受自己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包括积极后果一权利，消极后果—债务。如属财产性债务，债务人应以全部财产为担保，即承担无限责任。所谓“有限责任”，文字意义是主张欠债可不全还，违背债的性质，也违反民法平等原则，不能成立。
又如：所谓无限责任，指当事人以全部财产担保债务，此处之“责任”仍是风险。所谓保证责任，指保证人向债权人允诺之债务，非因过错而发生，不是责任。．所谓举证责任，其实是取得权利或不承担债务之条件。此类“责任”均非责任之本义。实际上，民事领域在违法后果外使用之“责任”概念，均属责任之引申义。
所谓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均是对行为之双重评价，不能成立。
通说认为：责任是债务之担保。其实，民法需要责任范畴，并非表示担保债务，而是表示因过错发生之债务，即违法之法律后果。不特定人无债务，如侵害绝对权，发生债务；特定人侵害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权利，也发生债务。两类债务均因欠缺必要注意即因过错而发生，不仅须否定行为后果，而且须否定行为性质，是法律对行为人之制裁，是违法之法律后果，区别于无须否定行为性质，仅须否定行为后果之债务，包括意生债务和无过错之法生债务，如善意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须用一专门范畴表示，此范畴即责任。
债务与责任关系可如图11所示。
罗马法没有区分债务和责任，日耳曼法作了区分，这是日耳曼法的贡献。但日耳曼法远未建立民法自身一元化的逻辑体系，不可能找到责任范畴在民法逻辑体系中的位置，对责任存在不少误解：
(1）日耳曼法中，债务不履行发生责任，即视责任为债务的担保和替代形式，不能成立。
(2）日耳曼法中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债权人可对债务人实行人身强制。债是一种民事关系，当事人双方人格平等。在法理上，债权人一旦可强制债务人人身，债务人即完全或部分丧失主体资格，债的关系终止。因此，严格说来，日耳曼法的责任已非民事范畴。
(3）债是一种法律关系，有强制效力。日耳曼法将债务与责任完全对立起来，责任有强制效力，债务无强制效力。在法理上，日耳曼法的责任概念将债务概念从法律领域驱入了道德领域。
同为法律之制裁效力，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有本质区别。刑事关系、行政关系，均是国家与当事人之关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均是作为关系一方之国家对作为关系另一方之违法行为人之制裁。民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民事关系任何一方不能制裁相对人。民事责任不是关系一方对另一方之制裁，而是国家对违法行为人之制裁，只是此类制裁表现为法律确认受害人享有债权，可亲自或通过人行使债权，受领和请求债务人之给付行为，以实现广义上的恢复原状；受领不成，可请求公法救济。当然亦可不行使债权，或放弃债权。
承担责任以法律主体为前提。通说认为，合伙承担无限责任。此说也不确切。合伙即全体合伙人之集合，系复数主体，非单一主体。所谓合伙之权利义务，即全体合伙人之权利义务。所谓合伙承担无限责任，其实是各合伙人均以全部财产担保全体合伙人之债务，即各合伙人均以全部财产承担风险。
（二）关于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程中，如无法定事由，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缔约人应承担民事后果，民法学称缔约过失责任。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不同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第三种独立的民事责任。此说值得商榷。
前文指出，责任是违法的后果，违约不发生责任，“违约责任”表述不准确。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独立的第三种民事责任，其实是主张缔约过失发生之债务既非侵权后果，亦非违约后果。然而，在逻辑上，民事权利或内容法定，或内容意定，不存在第三类民事权利；侵害内容法定的权利发生侵权债务，侵害内容意定的权利发生违约债务。据此，侵害权利不发生第三类债务。
缔约过失有两种类型：1．未订立协议；;2．协议不生效（包括“可撤销”，实为可决定其不生效）。[19]缔约人在缔约前，双方互以相对人为不特定人，均承担不侵害相对人绝对权之不作为义务。此类义务内容法定。因过错不履行内容法定之义务，侵害的是内容法定之权利，应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一意义上，缔约过失责任属侵权责任。
然而，根据诚信原则，缔约双方均负有为相对人提供缔约安全的义务。此类义务是作为特定人的义务。这表明在缔约过程中，缔约双方已从互为不特定人的关系进入互为特定人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双方的自主选择，并按缔约人意志发生约束力，应属合同关系。这意味着，缔约双方在订立希望发生之合同关系前，已发生合同关系，可称先合同，即在先之合同；双方希望订立之合同可称本合同。为相对人提供缔约安全之义务属内容法定之义务，又是先合同义务，即在先之合同的义务。可以推论，缔约人以内容法定义务为内容意定义务，相对人享有发生意定而内容法定之权利。侵害此类权利，构成侵权，亦构成违约。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亦可归人违约债务。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不履行先合同义务而发生之债务，此言成立。但通说之“先合同义务”为“先于合同之义务”，理解有误。主张缔约过失责任是独立于侵权和违约之第三类民事后果，不能成立。
以法生义务为意生义务，是否多此一举，没有意义？不能一概而论。以不特定人之法生义务为意生义务，可谓多此一举，如允诺不伤害他人。以特定人之法生义务为意生义务，意味着行为人自愿承担特定人之法生义务，从不特定人成为特定人，如为自己设定配偶义务、合同诚信义务，有民事意义。
（三）债务发生的逻辑
法律是对可支配稀缺资源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的规定，是定分止争的工具。“定分”表现为稀缺资源之静态归属关系，即绝对关系。“止争”表现为稀缺资源之动态归属关系，即相对关系，也就是债的关系，是静态归属关系因人为原因变动后的确认或救济形式。“定分”是“止争”的根据，“止争”是“定分”的宗旨。民法 “定分”的逻辑即绝对权的逻辑体系。民法“止争”的逻辑即债权的逻辑体系，也就是债务发生的逻辑，可从两个角度表述。
1．从债务发生意定还是法定的角度
稀缺资源的静态归属关系有两种类型:(1)稀缺资源归属自己，归属人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变动归属关系，发生意生债务。意生债务是法律对变动行为的确认，对变动后果的肯定。意生债务内容通常亦由义务人决定，但存在例外，如，配偶义务因义务人意志而发生，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
意生债务有两种类型:(1)单方允诺；(2)合同债务，即因要约或承诺发生之债务。意生债务人通常不存在必要注意义务问题，因而不存在过错问题。如无法定事由或约定事由，无论因违法行为（如吸毒、赌博）还是合法行为（如经营不善），故意（如一物二卖）还是非故意（如救助行为），自己原因还是第三人原因（如第三人全责之车祸），不履行意生债务，债务人均发生违约债务，不发生责任。
(2）稀缺资源归属他人，非归属人无法定事由擅自变动归属关系，发生法生债务。法生债务是法律对稀缺资源归属关系的人为变动后果的否定，是对变动的救济形式。法生债务之内容必然法定。
法生债务亦有两种类型：(1)原因行为为违法行为，即侵权，含恶意不当得利。债务人欠缺必要注意，有过错，发生责任，须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法律不仅否定行为后果，而且否定行为性质。(2)原因行为为合法行为，包括：①债务人行为直接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如善意不当得利。②债务人因受益而间接损害稀缺资源静态归属关系，如无因管理。善意不当得利人和无因管理受益人均不欠缺必要注意，无过错，不发生责任，但发生债务，须适当返还利益，即适当补偿而非赔偿。法律仅否定行为后果，不否定行为性质。
据此，从发生意定还是法定的角度，债务的发生可如图12所示（债务发生分类表之一）。
2.从是否侵害权利，以及侵害何种权利的角度
债务可因侵害权利发生，亦可因非侵害权利之原因发生。前者如违约和侵权，后者如善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违约侵害内容意定之权利，发生违约债务。侵权侵害内容法定之权利，发生侵权责任。善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不欠缺必要注意，无过错，不侵害任何权利，须适当返还利益。
据此，从是否侵犯权利，以及侵害何种权利的角度，债务的发生可如图13所示（债务发生分类表之二）。
民法需要义务概念，是为了表示法律规定的行为强制资格。民法需要债务概念，是为了表示特定人的行为强制资格。或者说，表示因债务人行为发生的行为强制资格，反映法律对债务人行为后果的评价：如因债务人允诺而发生，表示法律对行为后果的确认；如因法律规定而发生，表示法律对行为后果的否定。民法需要过错概念，是为了表示对行为人意志的间接否定，即行为人意志表现为欠缺必要注意。民法需要责任概念，是为了表示违法之法律后果，即因欠缺必要注意而发生之债务。或者说，因违法发生之债务。民法通过义务、债务、过错、责任等范畴，建立了债务发生即平等当事人人格，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完整的逻辑体系。
笔者过去认为，意生债务亦可发生必要注意；合同领域中，因合法行为违约，亦可能存在过错问题；过错违约发生违约责任，无过错违约发生违约债务，不发生违约责任；不能成立。[20]现特撰本文，以作修正。
注释:
[1]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2]参见拙著：《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3]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违反法理，不能成立。参见同上书，第245-247页。
[4]前引[1]，奚晓明主编书，第22页。
[5]参见前引[2]，李锡鹤书，第241-244页。
[6]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该作者在《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第68页）。
[7]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9]通说主张受领是义务，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参见前引[2]，李锡鹤书，第357-358页。
[10]时效完成之效力，学界观点不一，笔者主张债权消灭。参见同上书，第222-224页。
[11]前引[6]，张新宝书，第25-26页。
[12]关于加害给付，见本文第五部分“债务发生的逻辑”之“（一）责任概念”；关于缔约过失，见本文第五部分“债务发生的逻辑”之“（二）关于缔约过失责任”。
[13]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司法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5]前引[13]，杨立新书，第5页。
[16]前引[13]，杨立新书，第3-4页。
[17][18]前引[1]，奚晓明主编书，第47页。
关键词：阿诗玛 他者 构建
石林具有最为多样的喀斯特形态。世界各地最为典型的石林喀斯特形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不仅有发育完美的剑状、刃脊状喀斯特，而且还有蘑菇状、塔状等形态，可谓集石林景观之大成，堪称“石林喀斯特博物馆”，具有极高的科学和美学价值。
号称“世界喀斯特的精华”的石林以喀斯特景观为主，以“雄、奇、险、秀、幽、奥、旷”著称，具有世界上最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景观，已形成历史久远、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发育完整，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地理迷宫”、“大自然雕塑博物馆”、“造型地貌天然博物馆”，在世界地学界享有盛誉。石林形成于2.7亿年前，发育经漫长地质演化和复杂的古地理环境变迁才形成了现今极为珍贵的地质遗迹；它涵盖了地球上众多的喀斯特地貌类型，分布世界各地的石林仿佛汇集于此，是典型的高原喀斯特生态系统和最丰富的立体全景图。
一、阿诗玛品牌建设
《阿诗玛》的成长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腾飞也不可能撇弃《阿诗玛》。石林旅游业对撒尼地区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主要表现对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农耕为主的产业劳作中增添了新的样式，即旅游；传统的农林产品中加进了旅游性民族礼品和纪念品；受旅游业推动，以往用于个人使用消费的手工艺品及服饰等现在转变成了商品；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劳作现在换成了导游和小业主职业等。这些都是旅游业兴起后为撒尼社会带来的剧变。石林旅游是石林撒尼人居住区内关于自然环境、自然风光的旅游，也是吸引和关系到撒尼人文化生活的旅游，因为石林的旅游业为石林阿诗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展示平台、创造平台、经济支持，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优良的动力机制；也正是因为有了旅游这一平台，因此也具有了具体的和实际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少数民族文化要围绕旅游来包装。
石林阿诗玛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推动文化的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也需要在现代得到完善、丰富和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只有按着现代文明标准创造出现代的撒尼文化，才是撒尼人文化发展的唯一选择。
“阿诗玛”是饮誉海内外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石林彝族自治县是“阿诗玛”的故乡。因此，在对“石林”、“阿诗玛”等品牌进行保护的时候，石林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以跨行业的眼光，实现着石林阿诗玛大品牌的跨行业塑造。例如，曲靖卷烟厂用了石林品牌，玉溪卷烟厂用了阿诗玛品牌，云南轮胎厂用了石林品牌，还有石林鞋、石林矿泉水等等都使用着“石林”和“阿诗玛”这些名称。但石林并没有简单地一刀切，把这些认为是商标侵权，而是通过分析予以处理。这些厂家、公司最初使用“石林”、“阿诗玛”作为品牌，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是宣传石林、宣传撒尼人。把石林阿诗玛文化发扬光大了，把石林阿诗玛的形象树立了，把石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强大了，这便是阿诗玛文化依托旅游业发展来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效应。
跨地区来塑造石林阿诗玛文化大品牌的形象是近年来石林发展的主要趋势。如石林阿诗玛头像已成为云南省的旅游形象，从撒尼传统音乐中创作的歌曲《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成为云南省的旅游歌曲，如云南曲靖市中心所在地塑造了阿黑、阿诗玛像，石林阿诗玛文化在许多地方得到认同等，就都是有力的证据。这是民族文化精华的升华、作用的扩大、价值的提升。扩大了阿诗玛文化存在的空间，延长了存在的时间，让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同。
二、石林阿诗玛文化
石林，作为一个以石林风景区为依托，以《阿诗玛》为背景来发展的小县城，虽然是创下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旅游佳绩，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把石林、把阿诗玛文化的对外宣传做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把石林阿诗玛这一品牌做大，才能更好的为当地的经济服务。
（一）推崇以《阿诗玛》为代表的精品力作
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和电影《阿诗玛》为宣传撒尼传统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它的成功，表明撒尼传统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文化间的互相交融和整和成就了这一文化瑰宝。经过撒尼人民一代代的口头传唱，到撒尼传统知识分子毕摩当经书传唱，再到汉族文人精雕细刻整理长诗，最终采用现代技术搬上银幕，《阿诗玛》的创造成功凝聚着多文化类别的努力。长诗《阿诗玛》和电影《阿诗玛》成为精品，给石林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就是借文化宣传了石林，促销了石林；就是借文化发展了旅游业，壮大了旅游业；就是借文化重塑了一个地区的形象，一个民族的形象。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出版，电影《阿诗玛》的发行，以及以《阿诗玛》为代表的撒尼文化推动了石林旅游业的发展，使撒尼文化发挥了数千年来未能展现的强力作用。因而人们常常用诗中的人名代替族名（撒尼人称我们都是阿诗玛或我们都是阿黑），以个人的形象代替群体形象（阿诗玛是撒尼美神的象征），以人名代替地名（石林是阿诗玛的故乡）。传统文化在这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光大，并没有零散而是系统化，民族认同感并没有弱化而是得到强化，民族凝聚力并没有减弱而是得到增强。
但值得深思的是，长诗《阿诗玛》和电影《阿诗玛》的出版、发行都是在四五十年之前，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无法跟今天比拟，但却出现了以《阿诗玛》为代表的文化热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富裕，科技大步前进，我们却没有产生出堪与《阿诗玛》以及这一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这倒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二）特色旅游――火把节
在石林，彝族火把节从以宗教内容为主的祭祀演变为以文体活动为主的庆典活动，从民间活动演变为政府法定节日，从小规模的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活动，发展至今，以至有“东方狂欢节”的称号，并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舞台、大天地。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作用之强，效果之好，已经超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活动。这表明火把节凭借本身内容的充实、形式的创新而成为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成为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
文化是旅游之魂。从火把节能办大、办好、办长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和人们的追求，并得到一些关于民族新文化的启示：每年的彝家乐、赛装节、密枝节等撒尼传统文化中突出的撒尼人的民间活动、审美观念和传统生态观，和火把节的狂欢构成完整的、系统的彝族撒尼文化。
（三）民居建筑
村寨是文化的载体，民居又是村寨的载体和组成单位。以民居为代表的建筑综合地反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性。
说到彝族撒尼人的建筑，撒尼民间广为流传的四句话，说明了石林撒尼历史上主要的四种民居建筑类型及其主要分布村落：“线日努拖黑，努黑努遮黑，顾黑查叶黑，格思拖拍黑。”即“海邑土库房，糯黑石板房，和合篱笆房，月湖茅草房”。因此，在现代化的开发建设中，要很好的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在标志性建筑上建出水平，在开发区中保留传统特色。
（四）民间文艺
石林县享有“歌舞之乡”的美誉。据初步统计，活跃在石林县城乡各村寨的业余演出队有600多支，参与人员近3万人。《阿诗玛》为什么会在石林撒尼人中产生，《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为什么从撒尼人中唱出，大三弦为什么被撒尼人舞出国界？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歌舞艺术在人民群众中有极其深厚的土壤和根基。
如果不能把这种民间的文艺活动规范化和市场化，而仅仅是民间的自娱自乐，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的各种艺术随之将很快丧失，就因为它没有跟市场、发展、开放联系在一起；如果一味地强调市场化和规范化，失去民间基础，也比较容易丧失。
三、小结
“阿诗玛”是遗产，也是资源，为了继承、保护和弘扬这份历史遗产，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利用“阿诗玛”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官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宣传、建构理念――石林阿诗玛文化（品牌）。政府已经看到了“阿诗玛”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石林阿诗玛文化在许多地方得到认同也促使政府加大了对石林阿诗玛旅游文化项目的投资力度，并提出了“石林”、“阿诗玛”的品牌推广概念，这些措施都将更好的宣传和弘扬阿诗玛文化。
石林阿诗玛文化的建构工作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还会有许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仔细地对待、解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需要与时俱进。但撒尼民众从观念上、心理上还没有真正地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他们热爱乡土却不愿离开乡土到外地无闯荡创业；农业文明时期的公房制已消失，但也因小伙子们相互之间抢一个姑娘而发生械斗，乃至发生伤亡的现象时有发生；撒尼人有着很好的合群团结的团队精神，但也经常发生讲情不讲法的现象等等。
要想更好地发展石林阿诗玛文化，就让民众在心理上、观念上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就要不顾一切地抛弃自己民族的精华，而是要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文化，看待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德光编《阿诗玛文献汇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卢义、黄建明编《石林文化景观》，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内容提要: 不可抗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责任抗辩事由，在我国相关法律中作有明确规定，但对其理解与适用仍有不少模糊之处。在侵权法领域，不可抗力抗辩的规范目的在于确定特定主体在多大范围内对自然现象、社会事件等外在原因引发的损害负责，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亦应依此进行细化解释。不可抗力为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与因时而异的法律概念，应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案情并进行利益衡量，以确定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及行为人能否免责或减责。不可抗力在不同的归责原则下有不同的发挥作用的机制，法律效力亦有区别，须进行类型化分析；《侵权责任法》中对不可抗力抗辩的一般规定较为合理，但在无过错责任领域扩大其适用范围的作法，在立法政策上是否妥当，尚有推敲的余地。
引 言
从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到今年的青海玉树地震以及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有关灾事纠纷特别是建筑物及其他构筑物倒塌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能否进入诉讼程序，官方、理论界及实务界都有不同的认识，也曾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实践中绝大多数灾事纠纷案件都经历了暂不受理或暂缓立案的命运，诉讼外调解、和解与协调这些非正式程序则被广泛利用来平息纠纷。（1）（P51）在此我们并不否定法院在特殊情事下采取消极姿态的合理性，也绝不怀疑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是解决灾后重建诸问题的有效措施，更不否认责任保险制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这都不能成为阻碍理论界对相关法律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理由，特别是考虑到巨灾保险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仅凭国家救助又会不恰当的使政府财政负担激增，其能否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存在疑问。另外，任何一个正义的法律体系均不能容许严重违法的企业或个人逍遥法外，法律上对有责任者的纵容可能会给将来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建立包括国家救助、商业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等在内的多元救济救济机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①]除了地震，近些年来在各地频发的巨大灾害如非典、雪灾、暴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也一再给传统法律提出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在灾事纠纷中侵权责任能否成立及其范围如何确定，而此与传统民法上不可抗力这个概念密切相关。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而不局限于地震）研究不抗力抗辩的效力及其限度，可对今后类似灾难发生后如何解决相关纠纷提供有益的思路。
依法律规定和学理共识，不可抗力为民法责任构成中一种重要抗辩事由，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刚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都对其作有明确规定，而在一些特别法如《环境保护法》、《电力法》、《邮政法》中，对不可抗力的范围与效力也有特殊规定。但学界之前对不可抗力的研究多集中于合同法领域，且对不可抗力的诸多具体问题如判断标准、构成要件、具体类型与法律效力等仍存有分歧；另外，与《民法通则》相比，《侵权责任法》可谓大大拓展了不可抗力抗辩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些条文的表述是否妥适，体系的安排是否合理，立法政策的选择是否恰当，均为立法论上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以侵权责任法为中心，阐述不可抗力的内涵与外延，为不可抗力抗辩确立规则、划定边界，明确其在过错责任领域与无过错责任领域适用场景的差异，并对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反思与展望。
一、不可抗力之概念检视与本质探究
（一）概念检视
不可抗力制度肇始于罗马法中的看管责任。罗马法中将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发生损害的情形称为或意外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交通阻断、法令改废等。分为轻微和不可抗力两种，不可抗力是指行为人通常不能预见或虽能预见也无法抗拒的外部事实，如地震、海啸、火灾、坍塌、搁浅、海盗、敌人入侵等。若因不可抗力而致使物品灭失或给付不能时，债务人可以据此免责，“被偶然事件击中者自担损失”之法谚即源出于此。（2）（P649）罗马法的这一制度为后世大陆法系各国立法所承继，我国亦不例外。我国《民法通则》除了规定不可抗力的法律效力，[②]即：“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07条），还对其概念与构成要件作出了立法解释（第153条）。1999年颁行的《合同法》第117条中沿袭了此种模式和基本表述，并在效力的规定方面有所完善，即“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而非不加区分的全部免责。新近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则只是在第29条简要的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中所作的立法解释，不可抗力应被界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这一经典表述并未完全廓清不可抗力的内涵与外延，至少还有如下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其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判断主体与判断标准如何？对此学界有主观说、客观说与折衷说三种观点。（3）（P313）主观说以当事人主观上应注意的程度为标准来认定不可抗力，即主张以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抗御能力为判断标准，当事人主观上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不能阻止损害后果发生的，则已发生的事件即为不可抗力。客观说认为不可能预见和避免的客观现象之要素有二：一是不可抗力与当事人主观意志无关；二是不可抗力为非经常发生的事件。但由于绝大多数自然现象与社会事件均与个人的意志无关，因此客观说又不得不用“一般人无法抵御”等术语限缩不可抗力的范围，这其实已将客观现象与人类防范风险的能力相联系，只不过在判断上采取了“一般人”、“理性人”的标准。我们认为，主观说过于强调个体差异，与现代侵权法将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客观化的趋势相悖，并会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客观说的缺陷在于完全忽视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除了过于僵硬外，也为一些具有专业技能或经验丰富而预见能力较高者逃避责任提供借口。所以，我们认为折衷说更为合理，可资采信，即对某种客观现象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原则上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判断，例外情况下采取较高的特殊标准。这一方面既可为法官提供统一简便的裁判规则，又能适度保障结果的公平；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抗辩的主要功能即在于否定行为人的过错，而折衷说与对行为人过错的判断基准相契合，法官也不至于在对不可抗力与过错的界定上出现断裂与矛盾。
其二，“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客体，是仅指客观现象本身，还是应包括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我们认为应以后者为是。因为不可抗力并非自然科学上的概念，而是要实现一定目的之法律概念，只有将客观现象与相应损害相联系，才能彰显其法律规范的意义。很多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本身均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但唯有那些严重干扰人类生活秩序并造成相应损害的客观现象才有资格、有必要被界定为不可抗力。比如飓风本身与法律无任何关系，只有当其吹倒某人的房屋又致他人损害时，才有讨论其是否为不可抗力的必要。可见，纯粹的客观情事并无法律价值，只因其关涉到人有价值的行为，尤其是它造成的损害与民事主体之作为或不作为密切相关时，才能成为决定是否归责的重要因素，若不将对损害的评价纳入进来，就会使不可抗力在实践中丧失作为法定抗辩事由的意义。
（二）本质探究
尽管《民法通则》对不可抗力的概念作出了立法解释，但仍未能克服此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因此须在个案中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而此又离不开对不可抗力之本质与功能的探究。如果说合同法中规定不可抗力的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从事交易时充分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在风险发生后合理地解决风险分担问题，（4）（P108）那么侵权法中将不可抗力作为抗辩事由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平衡个人之行为自由与处于不可抗力威胁下的大众利益。若强求行为人对其不能预见并不能避免与克服的损害负责，虽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但在道德层面却有失公平、违于正义，在经济层面也会限制自由、阻碍创新，更与整个私法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相悖。我们认为，不可抗力之本质在于确定特定主体在多大范围内对自然现象、社会事件等外来原因引发的损害负责，也即行为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抗拒自然灾害与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不受自然灾害侵扰的注意义务。在确定这个度时，不仅须考虑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的调和，还应顾及防范风险的成本与相应收益的比较。而这个度正是确立不可抗力抗辩能否成立的关键，也决定着对不可抗力构成要件的解释。总之，不可抗力非纯粹的事实问题，而是牵涉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因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使其在个案中进行政策考量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
还应当注意的是，不可抗力绝不是一静态概念，而是随经济发展、时代变迁与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首先，由于不可抗力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应否归责的问题，其效力必然随着损害赔偿法的功能变迁而有所变化。在自由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不可抗力抗辩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它有着广阔的适用空间。但时至今日，人们对社会安全的需求与日俱增，无过错责任开始与过错责任分庭抗礼，侵权法亦开始强调其填补损害与分散风险的功能，这必然导致不可抗力抗辩适用范围的限缩。由此在归责原则多元化的背景下去反思罗马法时代“谁也不能对偶然事件负责”、“只能由被偶然事件击中者自担损失”的法谚，应有必要。其次，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与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少在前人看来是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现在能够有所预见；原来无法避免与克服之损害，现在亦能以较低的成本与合理的措施加以防范，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因此，不可抗力的外延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二、不可抗力之要件分析与类型整理
（一）要件分析
1．不能预见。某类客观现象及其造成的损害结果能否被合理预见是判断行为人注意义务存在与否的关键。其一般应以善良第三人的通常认识标准来判断，但对于负有特殊义务和责任的人，则应以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的认识标准来判断，（5）（P260）即采取抽象标准与具体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完全不能预见当然构成不能预见，如突发之大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均属之；至于不能准确预见，则须在个案中结合不可抗力的其他构成要件综合性的予以认定，此在实质上为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的过程。如某一地区夏季多雷雨天气，则在此地经营高尔夫球场者就应对不时来临而又无法准确预见之雷电做好防范，否则应对被雷击球员事件所致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地震频发地区，建筑物的设计标准自应有相应要求，但对某一次不能准确预见的高强度地震造成的损害，建筑物之设计人、建造人并不会因未特别提高建筑标准而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关键在于不能准确预见的程度是否足以使行为人无法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害发生。
在实践中判断某类灾害事件的可预见性时，可参酌之具体因素除包括某特定地区的地质条件、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等情况外，还应注意的是该地区历史上是否曾发生过类似的自然灾害。英美法的许多判例使用“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突如其来”等词语限定不可抗力的范围，其反映了法官以曾经发生的事实为基础推定行为人对再次发生之相同事实应可预见的逻辑。我们认为，曾经发生只能作为事件可以预见的一类证据，但不可将其绝对化。比如史无前例之暴雨确实可以构成不可抗力，行为人对其依原来经验修建之堤坝无须承担被冲垮的责任。但即使非为前所未有，而是百年一遇之暴雨也可能构成不可抗力，在此应考虑的是某类客观现象的发生频率、间隔时间等因素。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知能力与防范风险的能力得以迅速提高，即使某类事件从未发生也并不代表其当然不可预见。判断时仍应以事件发生时的科技水平为依据，以一般人获得信息（包括气象预报信息）的可能性与及时性为标准，综合考虑历史与现今，以在个案中获得较为合理的结果。
2．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是指行为人不能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某类客观现象的发生及消除或减小其损害后果。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行为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和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仍不能避免损害事实的发生时，才构成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5]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明显偏高，并会不恰当的限缩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因为严格而言，绝大多数自然灾害与社会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是可以避免与克服的。比如汶川大地震中若设计、施工等单位“尽到最大努力”将建筑物等设计、建造的足够牢固，能够抵御八级地震，那么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这在理论上和技术上虽然可行，但其成本明显过高，而开发商又会将升高的成本分摊到房价中，最终可能对社会公众不利。其实只要开发商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即建造的商品房达到了《建筑法》规定的要求或合同的特殊要求，仍不能避免损害的发生时，地震就应属于不可抗力。
3．客观现象。不可抗力应为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并来自于行为人外部的客观现象。自然现象的外部性较容易认定，但认定社会现象的外部性却常遇到困难。不可抗力的外部性，是为了澄清行为人自己行为及他人或者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6）（P38）.我们认为强调不可抗力之客观性与外部性，主要作用在于肯定客观现象之介入，阻断人之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以此为据，当驾驶人突发心脏病导致汽车失去控制撞伤行人，即不能以不可抗力为抗辩；同样，损害结果若完全由第三人的过错行为或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引起，也非不可抗力，此与罗马法中将债务人之染疾、受伤、死亡等个人情况也视作不可抗力有别。
（二）类型整理
由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对不可抗力的规定较为概括、抽象，适用时易生偏差，因此民法学者更倾向于采取列举方式而为解释，详细列示不可抗力的诸多情形。（6）(P.38)在这份列示的“清单”中，不可抗拒之自然灾害毫无争议地占据重要席位，某些社会事件如大规模战争等也名列其中；有争议的如罢工、骚乱与政府指令等，尚需在个案中由法官结合具体情事进行利益衡量而作出恰当之认定。惟须注意的是，这份清单尚不完全，亦不绝对，并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另外，侵权责任抗辩事由中的不可抗力与合同责任领域的不可抗力，在“客观现象”的范围及其对责任构成与否的影响力上亦有一定差异。因此，这种类型化的结果只是为判断属于不可抗力的客观现象指明了大的方向，但若笼统而僵硬的认定某类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属于不可抗力却不做任何价值上的判断与细节上的考量，则很可能会出现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当时当地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弹性化的认定，即应区分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1．因事而异的不可抗力。自然界之各类现象，本身即有强弱之分，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亦有大小之别。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自不可一概而论。最难预见之自然灾难如地震，也并非全部都是不可抗力，因为地震的震级强弱和影响大小是有差异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792条即规定，只有“通常不能预见，并且绝对阻碍其履行其义务”的地震才属不可抗力。所以，震级较低、影响较小的地震，不一定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强震之后的出现的余震，通常渐次减弱震级并有起伏，对于哪些可以构成不可抗力，也仍要回归不可抗力之一般构成要件加以判断。
2．因地而异的不可抗力。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影响范围极大，在四川、重庆、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广西、山西等地都有震感，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我们既不能将所有受到地震影响的地区都划为不可抗力规则适用的区域范围，也不能仅仅将震中造成特别严重损害的地区界定为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的区域范围，而应因地而异分别考量。国家应当根据地震损害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次地震的灾区范围，以国家界定的灾区范围作为适用民法不可抗力规则的基本范围，在该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适用不可抗力规则。[③]另外，即使是同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不同的地区也可能有不同的界定。如破坏力极强之暴风雨摧毁房屋致人损害，若发生在沿海地区，由于暴风雨较为常见且并未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则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即不能以不可抗力为抗辩；相反，在较为干旱之内陆地区，同等强度的暴风雨因其甚为罕见，就可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3．因人而异的不可抗力。上文已经谈到，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主体应采抽象标准与具体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这就决定了同样性质、同样强度的自然现象可能对某类人构成不可抗力，但对另一类人却可能不构成。如经营高尔夫球场的专业机构因未采取适当的避雷与劝返措施，致使球员遭雷击伤亡，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普通学校操场踢足球的孩子突然遭遇雷电袭击，学校便可以不可抗力为责任抗辩。再如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建筑物设计、施工单位，应保障其设计、建造的建筑物符合规定的抗震及其他质量标准，若因未达标准而在地震中倒塌，则不能免责；而依一般生活经验自行建造的普通民宅在地震中坍塌所致损害，即能主张不可抗力之抗辩。
4．因时而异的不可抗力。前已提及不可抗力之类型并非封闭，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有所变化，某些情况已从清单中淡出，某些情况又被吸纳到清单中来。前者如一般的流感、霍乱、鼠疫等传染病，随着相关疫苗及药品的问世，不再符合不可抗力的要件而被摈除，这显示了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后者如SARS、禽流感、A型H1N1流感等新型疾病，鉴于其突发性、严重性，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预防与控制，如果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级别则应可归入不可抗力。[④]但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此类病毒和疾患终将可以避免与克服，从而复又退出不可抗力的范围。
三、不可抗力效力的类型化分析
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言，侵权行为法抗辩事由是由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派生出来的，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就有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因而也就总是要求与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相适应的特定抗辩事由。（7）（P252）由此，不可抗力的效力在不同的归责原则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而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
（一）过错责任领域中的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与过错。行为人惟有过错才应负责的信条与不可抗力抗辩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或者说不可抗力抗辩主要应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如果说过错是从正面限定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那么不可抗力抗辩则从反面否定了行为人过错的存在。两者总体来说处于一个相互检验、相互反证与相互否定的地位。此点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论证：
第一，从注意义务的角度来看，由于过错是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未尽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而对侵害结果的可预见性及可避免性构成了必要注意的条件。（8）（P258）其中，对某种损害的发生能否预见是确定注意义务是否存在及是否违反的关键，而不可抗力及其造成的损害恰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与不能克服的。由此，不可抗力与无过错统一在了行为人对其不能预见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之下。
第二，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不能预见的经济学含义是某种事件发生的几率很低，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其发生，否则就是没有效率的。换句话说，当几率很低的事件发生并造成损害时，即使行为人未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发生，也是没有过错的。而不可抗力之所以能排斥责任的成立，正是因为其发生几率很低，而防止其发生又须付出高额的成本，因此正确的规则应是否定行为人的预防义务。如此不可抗力抗辩又暗合了汉德公式对过错的经典界定。[⑤]
2．不可抗力与因果关系。不可抗力还常被看作是否定因果关系的抗辩，因为其是人们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损害结果的发生源于外来原因，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此行为人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9）（P597）但根据不可抗力介入因果链条之时间与程度的不同，仍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讨论：
第一，因果关系的阻断。如果不可抗力发生之前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不法行为，如汶川地震前建筑商就有偷工减料的行为，那么不可抗力的发生就不足以否定行为人过错的存在，此时须讨论建筑商偷工减料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地震等不可抗力使得先前的不法行为变得没有意义，那么损害就是因为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构成因果关系的中断，行为人无须负责。（10）（P195）我们认为可以采用“BUT FOR”规则检验，即采用剔除法，将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如建筑商偷工减料的行为剔除后，看损害结果是否仍会发生；或者也可采用替代法，用适法行为替代不法行为，如假设建筑商严格依照相关标准建造房屋，看损害结果是否仍会发生。答案若为肯定，基本可以说明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间无事实性的因果关系，建筑商无须为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负责。若为否定，则为不法行为与自然力之累积因果关系的问题，下文详述。
在学界已有的讨论中有所疏忽因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纵使不可抗力阻断了不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使得行为人不必承担侵权责任，但未必能一并豁免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如大地震后才发现房屋质量存在明显瑕疵，发包人或购房人可依据建设工程合同、购房合同的约定与《合同法》的规定请求承包人或开发商承担修复、更换、改建、降价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质量瑕疵较为严重而构成根本违约，还可要求解除合同。这是因为承包人或开发商瑕疵给付的行为与不可抗力无关，自不能因不可抗力免除其不完全履行的违约责任。若非如此，将会使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的奸商的恶行因不可抗力的发生而得以完全掩盖，并由此获得不法利益（合同得到完全履行的对价），这显然是违背法律精神的。试想，若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建筑物被地震摧毁，在工程价款或购房款尚未全部清结的情况，遭受重大损失的发包人、购房人不能向偷工减料而导致建筑质量存在明显瑕疵的承包人、开发商主张瑕疵给付的责任，后者却还可以继续主张原来约定价款的清结，这是何等的荒唐！
第二，超越的因果关系。当损害事实由加害人的行为引起，但即使没有加害人的行为，损害同样会因为随后到来的不可抗力而必然发生，则加害人的行为为真正原因，不可抗力为超越原因。其典型情形是，侵权人在地震发生之前对他人财产进行了部分损害，如损坏他人房屋的门窗等，但随后发生了地震致使房屋倒塌，侵权人认为既然因随后的地震导致房屋倒塌，必然导致门窗的损坏，因此主张不予赔偿。我们认为，超越的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的阻断不同，后者加害行为的损害结果还未实际发生，潜在受害人的请求权亦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而不可抗力的介入使其归于无效；但在前者，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已经有效成立，自不能因为不可抗力的后续介入而使之消灭。有学者认为，在超越的因果关系情形下，侵权人虽不能免责，但应在赔偿数额上适当考虑超越原因，如被告酒后驾车撞伤原告，致其失去工作，一年后发生地震，原告即使不因被告之肇事丧失劳动能力而失业，也会因地震失业，那么被告仅须对原告丧失一年工作能力的损害负责。（11）（P14）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与全部赔偿原则似有违背，且因地震失业原告尚有东山再起之机会，而劳动能力丧失后却无法再行恢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第三，累积的因果关系。当自然灾害与行为人之过错行为结合，共同造成损害时，属于累积的因果关系或称共同的因果关系。比如承包人设计、建造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不符合防灾抗震的法定或约定标准，由于地震原因与建筑质量不合格之共同作用，坍塌后造成损害，此时应如何分配责任？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应由包括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在内的行为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应按照原因力的比例分担责任。[⑥]因为从法律逻辑的角度，由于过错行为与不可抗力处于相互否定的地位，原则上不可能出现两者共同引发不可分割的同一损害的情况。如上例中既然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建筑、维护等避免一定级别内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害，那么在此级别标准内的地震即不属于不可抗力，其未尽到保护特定范围内的受害人免受自然灾害侵扰的注意义务，应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负责，而不能以不可抗力为抗辩。另外从法政策层面考量，全部赔偿的规则比根据原因力的比例分担责任也更具有合理性。因为首先，全部赔偿能够更充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尤其考虑到与过错行为形成原因竞合的是自然力而非另一过错行为，而自然力本身是无法承担补偿受害人损失之责任的，此点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有本质不同；其次，全部赔偿可以更有效的遏制故意降低施工质量的严重违法行为，并促使行为人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范风险的发生，而若只是部分赔偿，对诚信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则明显不足；再次，考虑到实践中证明与确定原因力的比例十分困难，在特定情况下远不如“全有或全无”规则来的简单明了，如此可以大大节省司法程序中的举证、取证之成本。[⑦]
当然，所谓“全有或全无”规则，准确地说是指行为人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对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全部免责，并非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划分责任份额。若损害并非由不可抗力与行为人的过错行为结合产生，而是两者分别造成了部分损害，如不可抗力已经引发部分损害，而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又造成损害后果扩大的，或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侵权损害后果，由于不可抗力而又扩大损害结果的，应根据原因力的比例，由行为人承担其过错范围内的损害赔偿责任。[⑧]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不可抗力免除了侵权人的部分赔偿责任，但在本质上仍是“全有或全无”规则的一种体现。在诉讼程序上，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可将举证责任转由加害人承担，即由其证明过错行为与不可抗力分别造成的损害数额或比例，不能证明者就要承担相对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无过错责任领域中的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能否成为无过错责任领域中的一般抗辩事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民法通则》第107条与《侵权责任法》第29条应如何理解。对于《民法通则》第107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学者认为其统指法律中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即无过错责任均属“法律另有规定”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不可抗力原则上非为抗辩事由；（12）（P460）也有学者认为其仅指特别法中明确规定的那些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责的情况，如《邮政法》、《民用航空法》中的特别规定，除了这些特殊规定外，不管采何种归责原则，不可抗力均为一般的抗辩事由。（13）（P161）而此两种观点的差异又直接影响到对《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解释。若采前种观点，第12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责任即不得以不可抗力为抗辩，而若采后种观点，结论则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此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不可抗力发生作用的机制及无过错责任中因果关系认定过程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不可抗力抗辩主要是通过否定行为人的过错及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来达到免责效力的。在无过错责任领域，由于过错并非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不可抗力不能通过对抗过错要件而成为抗辩事由，但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仍为构成侵权责任所必须，因此确定不可抗力对因果关系的影响至为关键。我们认为，无过错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与过错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前者的认定一般较为宽松，只要行为人启动了某项危险活动或制造了危险源，受害人能够证明此危险与损害后果间存在盖然性的联系，之后证明责任即由受害人转移到加害人。其中实施危险活动作为损害发生的必备条件，与不可抗力结合共同致害，就能够被认定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即无过错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纳条件说。这是因为“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基本思想，不是在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行为之制裁，而是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即Esser教授特别强调之分配正义。”（14）（P141）不可抗力虽可表明被告没有过错，但在损害事实上确与被告的行为和物件有关的情况下，若全免除被告的责任，将使无辜受害人得不到任何补偿，从而不能达到对损害进行合理分配的无过失责任的目的，且考虑到被告往往已经设有保险，因此由被告承担损害将比受害人自己完全承担损失更为合理。（15）（P317）因此，实施危险活动而产生危险源的人，原则上应当承担给社会带来的一切风险，即使损害是由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直接引起，其在某些情况下亦仍应赔偿。[⑨]如此方能顺应现代侵权法日益注重“损失填补”功能的历史趋势。当然，无过错责任并非绝对责任，不可抗力抗辩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能否适用及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归根结底仍是需要进行政策考量的问题。从事危险性较高活动的企业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负责，一个重要的缺陷是可能会限制某些企业的经营，扼杀创新与创业热情，进而影响到高新产业等的发展。另外还须考虑一国的市场机制与保险制度是否足够完善，以使企业的部分成本得以合理的转移并由社会公众分摊。这些考量促使各国的立法者在面临此一问题时均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并多在涉及无过错责任的法条中对不可抗力的范围与效力作出详细的界定。据此，我们认为不可抗力非为无过错责任领域中的一般抗辩事由，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抗力能够免责的，应依特别法的规定。[⑩]所以，在解释论上，《民法通则》第123条既然仅规定了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那么不可抗力原则上不能成为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的免责事由。但由于《侵权责任法》、《电力法》、《铁路法》、《环境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不可抗力抗辩做出了特殊规定，可作为例外情况处理。其理论依据正在于不可抗力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否认作为致害条件之一的危险活动是损害发生的法律上的原因。如此，《民法通则》第107条及《侵权责任法》第29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就应是限指法律规定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而又未明确规定不可抗力为责任抗辩事由的情况。
四、不可抗力的立法检视与规则完善
（一）作为一般抗辩事由的不可抗力
如前所论，不可抗力因其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双重否定，应成为过错责任领域中行为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抗辩事由，也是过错推定原则下行为人用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重要理由。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的规范模式，未按原因力比例分配责任，与不可抗力的内在逻辑保持一致，坚持行为人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包括过错行为与其他客观情事直接结合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责任的原则，具有合理性，应予坚持。在王利明教授主持的学者建议稿中虽曾补充规定了“对于不可抗力造成部分损害的，免除侵权人相应部分的民事责任”，（16）（P57）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建议稿》中也有了类似规定，即“不具有全部原因力的，应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但我们认为其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并不相悖，或者说只是一种细化。因为若不可抗力与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可以分开，那么当然存在区分损害和限定责任范围的问题，此依然符合《侵权责任法》中行为人在不可抗力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不发生责任的规范意旨。
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的不可抗力的效力与《合同法》第117条的规定“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显有不同。我们认为《合同法》之所以对《民法通则》的规定作出改变，是因为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是复杂的，其既可能使得合同完全不能履行，也可能只是使合同部分不能履行或者仅使合同一时不能履行，对于后者，就只能相应的免除债务人的部分责任或免除债务人的迟延履行责任。因此与《民法通则》确立的规则相比，《合同法》的规定只是一种细化或补充，而非属实质内容的更改。在本质上，其与侵权法中行为人在不可抗力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不发生责任的规范意旨并无二致。只不过相比而言在侵权法领域中不可抗力的影响较为单纯，其或者是造成全部损害，或者是只造成部分损害，而正如上述，这两种情况均可涵盖于《侵权责任法》中第29条的文义范围内，因此亦无须如《合同法》一般做特别提示。
（二）作为特殊抗辩事由的不可抗力
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仅当法律明确规定不可抗力能够抗辩时，其才能作为抗辩事由存在，已如前述。当年制定《民法通则》时，立法机关在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责任条款（第123条）中删除了原民法典草案第四稿中的不可抗力抗辩，仅规定以受害人故意为唯一免责事由，此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立法者强化对受害人保护的倾向，所以不可抗力不是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的免责事由。（17）（P103）在梁慧星教授与杨立新教授分别主持拟定的侵权法学者建议稿中，均在危险责任中排出了不可抗力的抗辩；而在王利明教授主持的学者建议稿中对其则加以肯定，这显示了这个问题在学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1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0条至第73条的规定，除核材料和核设施、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外，其他高度危险作业人（包括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从事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等）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可通过证明损害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而免除责任。此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相比，无形中使不可抗力抗辩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也成为了一般原则，而不能抗辩则成为了例外。这显示了立法者在利益衡量上偏重于制造危险源的企业或个人，其立法政策是否妥当，尚值探讨。
我们认为，由于此一问题可能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衡量，立法者须慎重而为。应纳入考量范围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损害实际发生的概率及损害一旦发生，受害人的范围与受害程度的大小；潜在受害人对危险与灾害的抗御能力；此类高度危险作业对社会经济的整体推进作用和相关企业若对不可抗力负责将对本行业产生的消极影响之比较；是否存在相应的责任保险机制以分散风险，以及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未臻完善的背景下，如何救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受害人，等等。必要时可以进行相关的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与量化分析等实证研究，以求获得正确与理性的判断。我们主张，随着整个侵权法的功能从非难不法行为向填补损害与分散风险转向，特别是责任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高度危险责任更有理由成为纯粹的无过错责任。而《侵权责任法》中不可抗力抗辩在高度危险作业领域的高调复辟，其是顺应还是悖逆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其是对历史的纠错还是又将成为一次历史的倒车？殊值推敲！面对事关重大的立法政策的选择，我们建议最好不要搞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根据不同种类危险作业的特点及危险级别的差异，充分考虑上述诸因素后，进行类型化的规定。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专业性，将其从未来制定的民法典中剥离而交由特别法承担，应为较优的选择。[12]
注释:
(1) 胡建萍．涉灾案件审判和执行情况调查分析[M]．牛敏．破解——大地震下的司法策略[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2) 周枏．罗马法原论（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3)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4) 刘凯湘、张海峡．论不可抗力[J]．法学研究，2000（6）．
(5) 李显冬．侵权责任法经典案例释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叶林．论不可抗力制度[J]．北方法学，2007（5）．
(7)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8)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9)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 周友军．地震中工作物致害的侵权法救济[J]．社会科学战线，2008（9）．
(11) 梁清．地震作为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因力规则适用[J]．政治与法律，2008（8）．
(12)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3) 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4)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5)王利明．侵权行为法（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7)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1] 我国现阶段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应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其中完善侵权法制建设对于保护公民合法的权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作用日益突出。参见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第161页。
[2] 不可抗力的效力乃学界较为通用的词语，其实质涵义是指不可抗力抗辩对责任构成与否的影响力。
[3] 参见杨立新：《地震作为民法不可抗力事由的一般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8期，第5页。
[4]当然，同样不能笼统的说某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就为不可抗力，而应视此疾病的严重程度、影响大小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情况而定。
[5] 汉德公式由美国法官汉德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以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
[6] 对于设计人、施工人、监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立法建议与立法理由，参见梁慧星：《对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cass.net.cn/file/2009020921524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10-29)。其具体建议条文为：“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道路、隧道等构筑物，因设计、施工缺陷导致垮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设计人、施工人、监理人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但设计人证明其设计符合国家规定安全标准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参见《建筑法》第74条。
[7] “全有或全无”规则（das Alles-oder-Nichts-Prinzip）来源于德国法，意指只要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可适用过失相抵外，加害人就要对全部的损害负责。参见周友军：《地震中工作物致害的侵权法救济》，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第195页。
[8] 在杨立新教授主持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中，第五十条即规定，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行为人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对于损害的发生应当具有全部原因力。不具有全部原因力的，应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我们认为在立法目的上与“全有或全无”规则相同，即均在限缩不可抗力免责的范围，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惟在表述上其是从反面说明了若不可抗力与侵权人过错行为分别造成了损害，则侵权人对不可抗力造成的那部分损害可不承担责任。
[9]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在第522条即规定行为人从事异常危险活动，即使所发生的损害是因为不可预料的一项自然力的作用，也应对该损害承担严格责任。
[1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用还是的复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