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1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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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合规管理的政策引导
保险监管机构、保险公司以及保险职工应共同努力，构建一套完善高效的合规管理机制。严格根据国际金融保险监管机构的通行做法，制定相匹配的合规管理办法，方便合规工作的顺利开展，构建起企业可遵循的合规机制。所以，应不断强化合规管理指引，对保险公司的合规工作予以规范，这是现代市场环境下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二）组织机构体系
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实施合规管理工作的时间较早，且构建了相关的组织机构。比如，AIG采取双重合规管理领导与监督机制，在董事会下设规则、合规以及法律委员会，在管理层中配备了首席合规官。荷兰国际集团在总部中构建了合规部，在集团各个层级任命合规官等。组织机构体系是推行合规管理顺利运行的重要组织保障，一套完善高效的组织体系是促进组织保障作用全面发挥的前提。行之有效的合规管理组织机构体系涵盖了纵向的合规管理机构与横向的合规执行部门。保险公司中的所有机构和从业人员都是合规管理组织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组织体系的纵向环节具体涵盖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合规负责人、合规管理职能部门以及合规管理专业岗位；横向环节具体涵盖了：公司的业务管理部门、承办实际业务的工作人员、基层机构。在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组织构架中以及公司合规负责人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基层机构、从业人员均属于合规的执行者，共同进行合规管理。
（三）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构建制度体系过程中，应确立公司和从业人员实际所要遵守的制度的范围，构建详细的制度清单，以确保公司各机构和工作人员充分的掌握了解和自己业务活动相联系的外部规范与内部制度，这样，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时就会严格执行。由于外部规范的编制和整改不取决于公司，所以，公司必须时刻观察外部规范的变化情况，同时，更新公司中现行的制度清单，防止因执行制度错误而导致风险的发生。在制定内部制度过程中，应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实时观察外部规范的立、改、废实况，确立公司所要严格执行的全部规范；其次，按照外部规范的具体要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制度，比如，按照保监会对信息披露、关联交易规定等编制行之有效的相应制度；最后，结合自身业务发展与内部管理实际需求，制定一系列完善的管理制度，如违规的处罚制度等。
外部规范通常是对公司行为予以规范，比如，保险法中关于公司经营方面的规定，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另外，外部规范还明确指出公司对职工行为进行规范，公司有义务把外部规范所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内部对从业人员行为的约束，此情况是内部控制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若缺少了这项工作，那么，公司所构建的制度将存在很大漏洞，进而造成合规风险的发生。外部规范也好，内部制度也好，不管有多完善和清晰，必须开展相关的培训与合理的方式公示，增强职工的认识度，以将其变为约束职工行为的准绳，只有这样，所构建的制度才会充满活力，才会意义非凡。
二、结论
[关键词]外资公司；监管策略；市场准入；公司治理；偿付能力
一、外资保险公司发展的概况
(一)入世以来外资保险公司的发展
2006年已经是我国入世第五年，到目前为止，除了外资产险公司不得经营“交强险”、外资设立寿险公司必须合资且股比不得超过50%等限制外，保险业基本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
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10月为止，共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性机构，135家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了近200家代表处。 2006年1—10月期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191.12亿元，占市场份额4.07%。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四个开放较早、外资较集中的保险市场上，外资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已分别占到18.15%、18.62%、10.73%和9.68%。
我国保险业开放以来，共有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资金，通过设立外资保险机构或参股中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外资保险机构进入我国保险业，带动了大量保险相关资金投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使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促进了中资保险公司深化改革，保险行业发展质量得到提高。
(二)外资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及监管状况
实施“引进来”战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强大的竞争和国际市场动荡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外资保险公司在大举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包括超范围经营、损害合资伙伴的合法权益、公司组织结构和内设机构职能不健全、向境外非法转移利润和逃避纳税以及地下保单等。例如，广州市地税机关对在广州注册登记的27家外资保险机构于 2003年—2005年度纳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后发现，有13家存在涉税违法问题，共查补税费l359万元，其中一家2005年才注册开业的外资保险机构查补税费达230万元。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水土不服，经营不善。
因此，在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才能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全面开放，进一步开放的余地不大。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国民待遇已经使监管的焦点由过去如何有序地开放，到现在的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引起的特殊问题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主要由《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组成。加入wto之后，为满足新形势下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需要，我国先后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由此，以上四部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宏观监管。但是，从目前看，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基层监管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对外资的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监管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保险业的财务警戒系统：iris和rbc
美国的保险业相当发达，其保费收入约占全球保费收入的1／3，保险监管也由美国保险委员协会(naic)和各州保险局共同完成。
naic要求保险公司有统一的财务报表及会计准则，并按时递交年度报告。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naic建立了一个全美范围内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包括近5 000家保险公司最近十年内的年度财务信息。
naic通过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早期警戒系统 (1ris)。iris主要分析以下比率：(1)资本金和盈余率；(2)总收入和净收入；(3)佣金与费用和保险费与最低资本金； (4)投资收益率；(5)保费变化；(6)准备金变化。如果iris对某保险公司的分析结果超出预期正常结果，州保险监管部门会对该公司密切注意，追查原因和规定其限期改正，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为强化偿付能力监管，naic在1993年、1994年分别对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实施风险资本(bbc)监管要求。它是借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要求，对保险公司按其面临的不同风险分别规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额，将各种财务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一个最小资本金数额，然后将这个数额与保险公司经过调整的资本金比较，以确定该公司的资本金是否充足，并授权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naic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每年提交rbc报告，根据rbc比率的范围，各公司被分成五个“行动等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二)台湾地区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经验
台湾地区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历史并不长。台湾是在岛内保险市场发展了二十多年后才逐步对外开放的，其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次开放和9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两次。80年代中期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促进了保险业的开放进程；1990年，台湾仍然严格限制进入岛内的外资公司的具体条件，防止外资进入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直至1995年，台湾才全面开放保险市场。
尽管引入了外资保险公司，但台湾本土保险业却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站稳脚跟，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台湾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限制进入岛内保险公司的资格，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进行严格审核监管，防止不合格的外资保险公司给岛内保险业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十分重视保险业的法制建设，早在开放之前，就对相关的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做了充分研究，这些规定对稳定市场开放秩序、促进保险市场平稳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一直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控制对外开放进程，使岛内保险业主体能够获得较长时间发展成熟的机会，进而得以增强自身的抗衡能力，有效地避免市场份额的流失。
(三)俄罗斯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1992年11月27日，俄罗斯审议通过《保险法》，俄罗斯保险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国保险公司在俄罗斯境内不能从事保单中介和服务，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外资公司和俄罗斯本国保险公司进行了相应的业务合作。俄罗斯联邦政府于1993年2月26日又签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在俄罗斯联邦设立经营商业保单的跨国公司》的法令，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了保险市场。外国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俄罗斯保险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和退休金的建设中，促进了俄罗斯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但是俄罗斯保险市场过快、过急地向外资开放，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加剧了资本外逃。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仅为200万卢布，过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使层次不一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加大了监管难度。由于保险市场改革缺乏配套的资本市场改革，大量资金流人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三支柱”
外资保险公司蜂拥而人对我国保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保险监管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的观念逐步增强，监管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为适应保险市场开放和发展的需要，保监会建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但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可以有侧重点。
(一)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监管
在市场准入方面，目前《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规定：合资保险公司、独资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且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为了引进资金雄厚、经营稳健的外资保险公司，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短期内不会有变化，因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很大，市场准人的限制是保证公平竞争与稳定经营的基础。
但是从长期看，固定的资本标准会不适应市场的变化。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借鉴美国保险公司资本金的“rbc"标准，设立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需要的基于风险的资本金标准，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市场行为方面，针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违规经营问题，一方面要对数据真实性进行自查，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机构的内审稽核力度，对于假报表、假数据、假赔案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另一方面，要联合海外特别是港澳地区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地下保单活动，防止资本外逃和洗钱行为，维持保险市场有序发展。
(二)偿付能力监管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提出的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的原则，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应该和强化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要求结合起来。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框架必须设定资本和负债的匹配要求，并能够对风险做出敏感反应。
目前，保监会对偿付能力不足和监管指标超标的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包括：要求提交解释报告、增资扩股、监管谈话、限期整顿等。这种分类管理的层次过于简单，界限也有些模糊，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对不同财务状况的保险公司实行更细致的分类管理，遵循“优松劣紧”的原则，提高监管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公司治理结构监管
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关键在于确保董事会对总体决策负完全责任并保证公司按照适当的业务和财务实践标准进行有规划和审慎的经营。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确保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保险公司的生存发展负主要责任的制度体系，以明确保险公司内部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强化，促进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更好地合作。
四、走向国际化的保险监管
我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保险业务、保险机构、保险风险都开始国际化，由此产生了保险监管国际化的要求。我国作为新兴的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制度与国际监管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实现国际化的监管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构建完善的法律规章体系和会计、审计制度，联合其他监管机构是当务之急。
(一)构建严密的监管规章体系
我国的保险监管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阶段，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国内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在内容上已经基本符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规章体系。特别是各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还缺乏协调，有些规定不尽合理。特别是，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时滞性，跟不上实际保险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很多市场行为无法可依，例如网络保险法律的空白就给监管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目前，《保险法》正处在第二次修改中。今后的方向是建立一个既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又符合国际惯例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内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和监管活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化轨道。
(二)完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由于各国的会计制度和惯例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国家公司财务信息的可比度很难实现。对于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其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应该满足相关性、实效性、可靠性、可比性、一致性等会计要求。我国保险业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自2007年1月1日起，保险业将统一执行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此外，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还要建立规范统一的保险统计指标体系、报表体系和报送制度，统一业务数据统计口径。这样才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公众对保险市场的信心。
(三)加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
入世以后，面对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趋势，保监会在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并于2006年10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 iais第13届年会。2005年，加入了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 (i0ps)，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保监会还加强了与亚洲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2005年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督官讨论通过了《亚洲区域保险监管合作北京宣言》，为今后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保险监管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保监会还需要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的各项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我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关键词：偿付能力管理 资本管理
一、中国偿付能力监管的背景和整体规划
（一）中国偿付能力监管现状
我国现行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与欧盟SolvencyI框架一致，欧盟的Solvency I体系始于1979年，主体思想为最低偿付能力要求为准备金负债和风险保额的一定比例。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资本/最低偿付能力要求。在该体系下偿付能力资本要求主要基于业务规模。然而，基于业务规模的资本监管标准，不能科学反映公司和行业风险状况，不能满足行业防范风险和发展改革需要。
（二）偿付能力监管改革的整体目标
根据《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要求，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改革的主要目标为使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水平既与国际接轨又与我国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使得资本要求和实际风险相关；推动行业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制度，探索适合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行业的国际地位。
（三）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的步骤和规划
保监会高度重视偿付能力监管，不断推进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建设，保监会对于现有偿付能力改革分如下几个步骤进行：
1、构想提出阶段
2003年至2007年底，基本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近年来，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几年是重塑国际保险监管格局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看，国内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对防范风险和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现行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监管需要。
2、总结评估阶段
该阶段通过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评估我国偿付能力体系，已经启动并完成。该阶段主要评估两方面内容：评估我国现行偿付能力标准是否符合实际市场特性；与美国与欧洲资本监管制度做横向比较。2012年1月，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金融监管要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成果，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保险业要强化偿付能力监管。为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保监会决定启动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以下简称“第二代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出台了建设规划――《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
3、专题研究阶段
2013年5月，保监会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整体框架》明确提出用3至5年时间建成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使用三支柱：定量资本要求，定性风险管理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作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和美国及欧洲的偿付能力监管经验，建立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构想。预计保监会将于2014年底形成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的制度，该制度预计于2016年开始实施。
二、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和公司现状的差距
（一）三支柱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和公司现状的差距
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提出了三支柱的理论：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通过全面分析并量化保险公司存在风险提出对于保险公司定量资本的要求。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通过风险评级和对于难以量化的风险的评估，如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通过三大支柱建设，逐步实现从基于业务量的监管要求向（二）第二代偿付能力负债评估方法
当前法定负债评估完全是静态的，仅考虑死亡风险，通过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之差计算实际资本，使用该资本数值比最低偿付能力资本要求得到偿付能力充足率。
当前财务负债评估基于公允价值原则，在最优估计负债的基础上增加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的方法计算财务准备金。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将基于财务准备金，通过公允价值资产-（最优估计负债+风险边际）计算自有资本。基于公司风险情况确定最低资本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资本。以确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三）资本要求涉及公司面临的所有风险，因此偿付能力资本要求将影响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根据欧洲Solvency II实施调研发现人寿保险公司资本要求当中市场风险占比最高，最主要的风险来自市场风险（67%）承保风险资本成本占据第二，比重（24%）。针对上述研究结果，第二代偿付能力体系要求限制公司投资策略，控制权益类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
三、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对于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的影响
（一）权益类投资波动会显著影响市场风险资本，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策略
偿付能力改革会将权益类资产的风险纳入偿付能力考察范围，根据欧洲的调研经验，市场风险当中主要的风险资本成本来自：
（1）信用价差风险（42%）：由于企业债违约导致的市场风险
（2）权益类投资风险（30%）：由于权益类资产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
（3）利率风险（28%）：由于市场利率波动导致的风险
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权益类投资资产更高的波动性将使其对风险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退保风险、长寿风险等资本成本计量也将响应提升产品开发的复杂程度，影响产品策略
承保风险当中主要的风险资本成本来自：
（1）退保风险（46%）由于退保导致公司未来利润和现金流的恶化
（2）长寿风险（44%）由于人口健康程度改善导致的预期寿命延长导致的养老金超额支付
（3）费用风险（22%）由于固定和变动费用的超支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退保和费用风险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
（三）新监管体系有望提升整体自有资本
EIOPA于2009年底开始进行第五次定量影响调研，该调研共有2520家保险（再保险）公司以及167家保险集团参加。调查发现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形成了较分明的监管干预梯度，即拉开了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水平的差距，同时，新监管体系提升了整体的认可资本，但是最终充足率略有下降。
（四）监管体制改革将推动保险行业发展由规模导向转变为风险价值导向
1、产品设计
寿险公司很多高保证收益、提供各种保单选择权的产品会导致利率风险成本较高，同时内含期权会导致增加负债的评估价值。这都要求保险公司在产品开发的时候审慎设定各种保证利益，并且在定价中评估其价格。
2、投资策略
寿险公司当前的投资策略出现过很多资产久期小于负债久期的情况，且权益类资产占比过高的情况。新体系要求寿险公司加强资产负债匹配，并控制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以控制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
3、公司治理
寿险公司当前的治理状况存在重业务，轻管控的问题，未必可以使资产的配置效率达到最高。新监管体系下对于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要求更严。要求风险管理和预算控制主导。
四、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对于保险公司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新监管框架尚不确定，新体系风险计量原则和方法、自有资本的认可要求、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要求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相关精算、财务人才也存在差距。保险公司还需要投入的软件和硬件资源，以满足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中国偿付能力监管改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机遇包括：长期可调控资本要求，提升充足率，新监管体系较现有体系更灵活，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公司战略、业务结构、资产配置实现资本要求变化。投入理论研究和模型技术，在新规则内进一步降低资本要求。
欧美两个体系针对寿险与非寿险的不同风险因素,规定了不同的边际偿付能力要求。对寿险与非寿险规定不同的边际偿付能力要求原因是：寿险由于保单期限长,资产风险很大,责任准备金必须以预定的利率增值,而赔款波动较小。非寿险则往往因保单期限短,资产风险相对较小,边际偿付能力主要取决于赔付的波动。
1.欧盟对非寿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欧盟对非寿险业应具有的边际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如下:
以保费收入为基础计算的保费指数或以实际的理赔额为基础计算的损失指数来表示,取其中数值较大者。
(1) 保费指数：
SB=[0.18×min(10Mil.;BP)+0.16×max(0;BP－10Mil.)]×man(;0.5)
其中, SB是保费指数,Mi1一百万欧元,BP为上年度总保费收入, 为自留比例,AWN是净赔额,AWB是总赔付额。上年度总保费收入1000万欧元及以下的部分风险系数取0.18,超过的部分风险系数取0.16,健康保险业可以再取它们的三分之一,即系数取0.06和0.0533。
(2) 损失指数
SS=[0.12×min(80Mil.;ZV)+0.23×max(0;ZV－80Mil.)]×max(;0.5)
其中, SS是损失指数,ZV为过去3年的平均理赔给付额。过去3年平均理赔额小于8000万欧元的部分风险系数取0.26,大于8000万欧元的部分系数取0.23,健康保险可再取其三分之一,即系数为0.0867和0.0767。
欧盟非寿险业边际偿付能力为：SM=max(SB,SS)。
例：欧盟某财产保险公司的上年度保费收入为5000万欧元,过去3年的平均理赔给付额为4200万欧元,自留比率为0.6。
在计算偿付能力时,按保费指数计算的边际偿付能力为：
SB=[0.18×min(1000,5000)+.016×max(0,4000)]×max(0.6,0.5)=492万欧元
按照损失指数计算的边际偿付能力为：
SS=[0.12×min(8000.4200)+0.23×max(0,-3800)]×max(0.6,0.5)=302.4万欧元
即按照损失指数计算的边际偿付能力为302.4万欧元。
按照欧盟对非寿险业应具有的边际偿付能力要求,该公司应具有的偿付能力为：SM=max(SB,SS)=max(492,302.4)=492万欧元。
2.美国的规定。美国对非寿险业应具备的边际偿债能力做了如下规定：
(1)资产风险R0：附属公司的担保与或有债务,根据附属公司的风险资本确定；
(2)资产风险R1、R2：其中指固定收益债券和短期投资风险,指证券、不动产与参股风险,均通过乘以规定风险系数加以计算；
(3)信用风险R3：以分保部分的风险资本的50%及其他应收款项乘以规定风险系数计算；
(4)承保风险R4、R5：其中R4指赔款准备金风险(通过准备金乘以规定风险系数加以计算+R3;R5指承保保费风险,根据公司的平均赔付率和市场赔付率确定。
非寿险公司总的风险资本为：TRBC=
可见,欧美对寿险业与非寿险业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边际偿付能力要求。
3.不同水平的监管措施。按保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风险程度, 各国规定了不同水平的监管措施:
(1)欧盟规定三种监管水平：
①1/3SM
②GF
③ARM
(2)美国规定四种监管水平：
①150%
②100%
③70%
④
尽管欧盟监管措施分为三种,美国监管措施分为四个水平,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将保险公司实际具备的边际偿付能力与应有边际偿付能力进行对比。两者差异的不同程度反映了保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风险程度不一,监管部门据此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二、我国对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的保险监督委员会(保监会)2003年3月24日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的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应具备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中数额较大的一项：
1.最近会计年度公司自留保费减营业税及附加后1亿元人民币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人民币以上部分的16%；
2.公司最近3年平均综合赔款金额7000万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0万元以上部分的23%。
综合赔款金额为赔款支出、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分保赔款支出的和减去摊回分保赔款和追偿款收入。经营不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保险公司,采用上面①项的标准。
中国保监会还相应地制定了一些处理措施,如规定：偿付能力充足率等于实际偿付能力额度除以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对偿付能力充足小于100%的保险公司,中国保监会可将该公司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1)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在70%以上的公司,中国保监会可要求该公司提出整改方案并限期达到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要求,逾期未达到要求的,可对该公司采取要求增加资本金、责令办理再保险、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向股东分红、限制固定资产购置、限制经营费用规模、限制增设分支机构等必要的监管措施,直至其达到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2)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在30%到70%之间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款所列措施外,还可责令该公司拍卖不良资产、责令转让保险业务、限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和在职消费水平、限制公司的商业广告、责令停止开展新业务以及采取中国保监会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3)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两款所列措施外,还可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
三、各国保险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的监管模式基本采用了美国的思想,即日常监管和最低偿付能力监管并重,某些监管指标也借鉴了美国的保险监理信息系统。但是,边际偿付能力的计算模型借鉴的是英国的模型。虽然中国保监会已于2003年初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提出了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和最低偿付能力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保险公司并未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结果造成现有的偿付能力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做法不能完全适应偿付能力的监管目标和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方法和规定仍是照搬国外相关法规,缺乏可行的资产认可和实际负债界定制度的支持。
2.没有建立完整的数据库。我国保险业才刚刚起步,没有出现破产或发生偿付能力危机的公司；与此同时,进入稳定经营状况的经营主体却是屈指可数。我国迄今还未建立起较为全面的数据库,有关中国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数据难以获得。欲建立预警机制或相关研究,无法获得足够的样本数。
3.没有建立符合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会计制度。目前保险业所遵循的会计制度均是财政部颁布的行业制度,这些制度所依赖的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与保险监管会计制度的假设、目标是有差异的。
保险监管的会计制度是保险监管部门根据谨慎原则,基于保险公司停止经营新业务、处于清算状态的假设条件,但保险公司仍然有足够的资产偿付其债务的制度,其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和认可。它与我国财政部门制定的财务制度有很大的区别。
4.为充分考虑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能力。对于资产的流动性问题也未能考虑在内,尤其是对公司的现金流量几乎没有分析,还有诸如经营管理风险等也未加考虑。
5.缺乏一套偿付能力预警系统。公司的偿付能力低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之前,公司财务的各个方面都应有所体现。美国用了两套财务指标体系作为公司偿付能力的预警系统,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公司的一些潜在问题。我国目前缺少这种规范的指标体系,虽然我国在《保险公司财务制度》以及一些保险管理规定中设计了一些财务指标,但这些指标还不能全面的说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而且指标值正常范围的设定也十分粗略。
6.预警性保险监管不及时,信息披露频率低。财务指标分析是一种静态分析,不能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变化,可能会丧失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时机。当前,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的信息建立在每年一次的审计报告、精算报告和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而报告的提交要到第二年度的前6个月内,时间跨度长,指标分析不能动态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对基层保险机构严重影响到偿付能力的行为更无法及时监控。
另外,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不能只考虑总额,还必须考虑资产的风险,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具体实施任何有关于实际资产的种类及其认可率的文件。如何规定实际资产的认可比率,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在偿付能力额度的监管方式上采取了欧盟的方法,没有采用风险比率。美国的风险资本系统是美国工作小组经8年研究而定的,其计算较为烦琐,且主要以对资产的监控为主,对资产按风险程度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中国的实际与此有一定的距离。中国保险投资一直受到限制,保险公司的资产类型比较单一,没有必要过细地划分风险。相反,中国寿险公司的风险更多地体现在负债一方,即各项准备金的足额提取和累积。可见,其他国家和地区若不根据具体情况,直接套用RBC可能会因公司组织形态、会计制度、财务制度等不同而对偿付能力状况造成扭曲。
参考文献:
[1]栗芳:英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九期
一、构建专业风险管理框架
1、公司成立负责风险管控的专业部门（如风险管理委员会），明确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各专业委员会，风险管控部、各渠道部门，后援部门和资源部门等在风险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及工作职责，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加强分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保证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2、公司各部门结合部门的风险类别，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风险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推动分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各部门要通过对日常业务进行风险监控，收集风险管理信息，对风险点提出整改建议并及时报送风险管控部。依据风险管控部下发的风险管理建议书完成整改。
4、公司明确将风险管理纳入各部门日常经营的各个环节，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风险管理第一责任人，对于违反相关内容的部门和个人，依据公司下发的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给予追究和处罚。
二、公司各部门有效配合风险管理工作
1、风险管控部牵头组织，定期收集整理各部门上报的各类风险信息，以及外部监管信息，通过分析汇总，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后发放至各部门遵照执行。该部在年度风险识别和评估的基础上，对“内险分类标准”、“内险识别和评估方法”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建立公司风险管理库。制定年度计划，组织开展风险排查和制度执行检查工作，对各部门、各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效果进行评估，对需要整改的事项下达风险管理建议书。风险管控部年中、年末组织召开风险管控工作建议，总结公司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上报风险管理委员会。
2、人力资源部负责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对各级管理人员的考核，薪酬、奖惩、晋升等决定与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成效相挂钩。配合风险管控部每月定期组织开展风险排查和内部审计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级人员的违规情况报备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记入人员档案并纳入各层级绩效考核。
3、计划财务部根据下发的会计制度进行日常会计处理；依据预算体系，完成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分析与考核的工作；建立财产日常管理制度和定期清查制度，确保财产安全，配合风险管控部进行财务数据相关调查。
4、销售管理工作由营销业务部，培训部、银行业务部、团体业务部、健康保险部、保费部、财富管理业务部、各机构共同完成，主要负责建立并保持书面程序，对销售人员的甄选、签约、薪酬、考核、档案、品质管理、宣传材料管理等进行控制；定期对销售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销售人员失信惩戒机制；对于销售过程中已识别的风险，建立并保持控制程序；执行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
5、运营管理部和法人运营部主要负责核保核赔，单证管理及保全管理，建立明确有核保，核赔标准，实施权责明确、分级授权，相互制约，规范操作的承保理赔管理机制；明确核保核赔人员的适任条件，定期对核保核赔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核保核培人员具有专业操守并勤勉尽职；对单证的印刷、保管、领用、作废和核销及档案的保管实施控制。
6、客户服务部主要负责客户的咨询投诉管理、客户的回访、客户服务及柜面管理。建立并保持咨询投诉处理程序，对咨询投诉处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核实、分析、反馈、进行整改和跟踪监督，并对公司业务品质管理进行原则确定、统一管理；建立并实施业务操作标准和服务质量标准，对柜面活动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管理，并建立客户服务质量考评机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客户回访范围和内容，对客户反馈信息进行分析整改并定期跟踪。
7、信息技术部主要负责信息安全管理、建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对硬件、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操作环境实施控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用性；出入计算机机房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出入记录；对系统数据资料采取加密措施，建立健全网络管理系统，对网络安全，故障、性能、配置等进行有效管理；对完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程序等设置必要的日志。
8、办公室主要负责行政管理，负责建立并保持书面程序，对公司的印鉴，合同档案，职场管理，招标投标、文件、品牌宣传、固定资产及物料管理等环节进行控制，定期对固定资产及物料进行清查，保证财产的安全，对工作当中已经识别出的风险保持控制。
9、企划部主要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统一制定分支机构组织设置，职责权限，建立健全分支机构管控制度，实现对分支机构的全面、动态、有效管理、包含公司经营目标，经营计划的督导追踪、分支机新设、撤销、变更、晋级等业务。
三、树立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文化
关键词：问题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监管容忍度；监督力量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56－06
一、导言
金融危机背景下，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等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屡见不鲜。如何对这些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一直是监管部门的议题，也是理论界的一项难题。实践中，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至2008年底由于机构扩张过快、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导致巨额亏损一百多亿元。事实上，该财产保险公司自2003年起偿付能力充足率从未达到监管标准的最低要求70％，但监管机构并未及时按照相应规定采取监管行动干预该公司的运营。令人遗憾的是，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也从2003年底的5亿元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的147亿元。
监管机构为什么没能及时监管干预该公司的运营呢?监管机构为何没能严格执行自己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呢?其他的监督力量如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为何也对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熟视无睹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令人不解。当然，无论在理论或实务界，监管机构如何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是个难题。解决它的关键在于寻求合适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监管方式。国内尚无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经验，因此借鉴学习监管理念先进的英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做法，并逐步形成我国监管机构对危机保险公司实施正确监管干预的理念和程序，这将会是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监管机构干预问题保险公司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寻求实施监管干预的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英国Vehicle和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下文称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破产案例中监管机构采取干预行动的经验与教训，包括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和时点、不同监管方式下的监管效果、监督力量在监管干预中的作用等，对比分析我国保险公司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问题。
二、文献综述
保险监管干预的文献涉及监管干预决策、监管容忍度、监管方式选择等内容。国内的研究较多是关于保险监管框架、模式比较构建分析，对监管干预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的还比较少见。从事保险理论上的研究如赵利胜、胡玉芬(2004)认为保险监管的基础理论包括保险脆弱说、公共利益论、监管失灵论和监管成本论。一般监管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刘鹏(2009)认为，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是指国家在监管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府的监管既不是单纯服务于纯粹的公共利益，也不是完全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是在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策略性平衡，监管会随着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分配状况而出现不同的类型。谭福梅(2009)，郑长军等(2010)认为我国应通过积极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风险评级体系。
监管机构对何种监管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金融监管的相关研究。如徐捷(2010)认为，以美国银行业监管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监管(rule based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 based 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监管工作。而张士杰、蔡政宪(2009)认为，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就是让各公司能够依照自身特色建立属于内部的整合形态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财务与业务的自律规范。贾守乔(2009)认为，两种监管方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抛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国外关于保险监管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监管容忍度(Regulatory Forbearance)、增加监管主体的监管权等内容。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可分为监管容忍和及时校正(prompt corrective action)两种方式。Osterberg et al.(1992)以及Kane et al.(1995)认为，监管容忍就是监管机构没有按照规则行事。Schellhorn和Spellman(2000)认为监管容忍是没有及时关闭或者没有及时救助有问题的银行。而Patrick(2007)则认为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要求的放松。在发现商业银行出现问题时及时校正银行，以防止商业银行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监管机构在采取监管干预行动需要均衡考虑各方面的利益，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往往难以做出。监管机构干预行动也面临着监管容忍与及时校正的选择。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实施还会受到监管方式选择的影响。增加其他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和其他监督力量的参与对于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也很重要。但是，以上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关于实证和案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通过中英两国的案例研究来验证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理论，以及不同监管方式的监管干预行动等内容。
三、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法是通过对实践中典型素材的分析，以达到寻求能够解决目标问题的一般性答案的方法。本文选择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和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素材的双案例研究。这两家公司的主要险种、经营特点都很接近，都以车辆保险为主，都经历过高速扩张阶段并因此留下隐患，最终都陷入了偿付能力危机。本案例研究的目标问题是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时机、监管容忍度、不同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其他监督力量的影响等。
(一)案例一：英国监管机构在车辆通用保险案例中的干预行动
英国监管机构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干预行动包括：
第一次干预行动：是在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于1962年10月4日要求当时负责管理保险业的政府部门贸工部对车辆通用公司进行调查后做出的。
第二次干预行动：1964年9月，BIA再次致信贸工部，通过引用《INVESTOR CHRONICLE》杂志的质疑并与其他两家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认为车辆通用的未决赔款准备金不足。
第三次干预行动：1967年1月、5月和11月，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
工部，举报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准备金不足。贸工部分析公司账目，初步打算干预车辆通用保险公司。
第四次干预行动：1970年2月，BIA与贸工部DTI举行多次会谈，讨论接管车辆通用的可能性，而DTI决定等收到1969年的账目再说。如图1所示。
1971年2月26日，DTI正式宣布调查车辆通用。调查结果：车辆通用至少需要850万英镑才能满足最低偿付能力标准。1971年3月22日，法院做出了强制车辆通用停业的判决，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破产了。
1.监管机构的干预行动为什么总是迟滞
从图1可知，作为英国保险监管机构――贸工部的监管干预行动总是迟滞，往往是在保险行业协会BIA或是媒体的要求质疑下进行监管调查行动，甚至以公司能够满足账面的资金要求拒绝采取任何监管干预行动。无论是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行动决策都是权衡各方利益集团的策略性均衡，各方利益集团包括监管机构自身利益、保险行业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等。因此，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忌，监管干预行动也因此滞后。
2.监管机构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
贸工部在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进行的四次干预行动，都是在其他监督机构如保险行业协会BIA、其他从业者的检举下进行的，往往以未收到财务报告等为拖延的借口，迟迟不愿采取处罚性干预行动，给予问题公司较多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在英国保险监管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规则导向监管主要是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管，偿付能力充足率就是实务中一个重要的监管指标。按照1958年保险法的相关规定，1961－1967年英国对保险公司法定偿付能力资本金的监管要求是保费收入的10％。
英国监管机构在1967年修改过保险法，修改后的保险法提高了保险公司偿付准备金的标准，从图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破产前，其账面偿付金额还是远远大于法定最低偿付金额。到了1968年9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车辆通用的偿付能力风险，贸工部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所以，以规则导向监管为原则，仅靠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等账面指标来监管保险公司，其效果并不理想。
4.监督力量在英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的重要作用
监管干预行动的效率还需要监督力量发挥作用，形成对监管机构的督促、约束机制。监督力量可向监管机构检举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督促监管机构及时采取监管、调查核实行动。英国保险行业的监督力量包括保险行业协会、新闻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在本案例中，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是最早注意到车辆通用的业务扩张和资产质量问题的监督机构。共有两家媒体(INVESTOR CHRONICLE杂志和时代商业新闻)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财务问题进行曝光。其他从业者的举报。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工部，举报车辆通用的准备金不足。正是在Mr.Barnby的坚持下，监管机构贸工部才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行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英国保险监管干预行动中监督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保险公司有问题时就会及时告知、要求监管机构进行调查，而公共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也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质疑，以此引起监管机构的警示和采取干预行动。
(二)案例二：我国监管机构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的案例
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2.56亿元，这时已经不需去看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指标(因为偿付能力已经为负值了)，监管机构应该在2003年实施监管干预行动。但是，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才对该财产保险公司实施了监管干预行动。
1.我国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干预行动的迟滞现象
监管机构是考虑了保险行业的利益、监管机构自身的利益，公司及其国有股东的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等，迟迟不愿公开采取监管干预行动。从图2可看出，虽然问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缺口在2003年就出现并为负值，但是监管机构并未采取监管干预行动。对照英国的案例，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至少在账面上是能够达到监管要求的，而我国的问题保险公司即便是在账面上都无法达到监管的最低要求。
2.我国监管机构给予问题保险公司更高的监管容忍度
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问题金融机构没有及时关闭，从而可能增加问题机构破产时造成的损失、也可能为问题机构赢得“重生”的机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第十六条规定：“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两款所列措施外，还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但是，在本案例中自2003年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负值时起，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并未采取合适的监管干预行动(如接管等)，给予该公司很高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方式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案例中的失灵。从图2的数据我们看到，自2003年起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就达不到保监会的相关规定，甚至在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值，令人费解的是各个监管机构并未实施任何监管行动，导致其偿付能力资金缺口在不断扩大。因此，规则导向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都不是很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导向监管注重静态的账面指标，这些单一的财务指标(如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很容易被保险公司通过财务手段蒙混过关，而监管机构根据规则也无法实施干预行动，最终造成公司资金缺口过大，甚至导致问题公司的破产。
4.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监督力量的缺失
与英国的案例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甚至偿付能力为负值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看到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以及其他从业者的质疑，监管机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失去监管力量与监督力量之后，该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持续扩大至2008年底的147亿元。所以，与英国的保险监管实务比较，我国保险监管缺乏不仅是监管机构如何实施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同时还欠缺的是多种监督力量和完善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本文以监管机构如何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对比英国车辆通用保险公司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行动，总结监管行动在实务层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建议如下：
1.监管干预行动是监管机构综合各方利益的策略性均衡。如果增加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等机构的监管权可以打破单一监管主体所造成的利益偏好倾向及干预行动迟滞现象。
2.缺失惩罚机制的监管决策者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应建立监管干预行动决策实施的问责机制，追究行动迟滞相关人员的责任。
[关键词]国际保险；保险公司；转让定价；关联交易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必要性
保险业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成为必要。保险的自由化表现为保险险种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创新，新险种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保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如银行信贷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发展 著关系，且其现金流量应大于保险人传统再保险安排的现金流量，所以实际操作中一般母公司为再保险人，子公司为原保险人。将融资为目的的再保险归类于借贷业务，是因为从目的、手段和效果来看，财务再保险都具有显著的借贷业务特点。
通常来讲，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借贷业务的定价都不同于无关联企业间的借贷业务定价。这种差异使得合理避税成为可能，但是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要求定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因素进行审核与监管，即假设无关联贷方的贷款价值(stand-alone basis)、贷款货币、贷款时 间、还款方式、信用风险和其他权利(比如优先还款约定)等。
(二)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
再保险主要是指传统的再保险业务，即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的合同关系中，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税制存在着许多差别，利用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无疑可以优化保险集团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可以调整集团内部的财务结构，降低责任准备金压力，甚至可以将仲裁地转移到监管更为有利的地区。
如何界定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再保险交易定价的合理性是保险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的难题。因为大量的临时再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定价，使得运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方法难度较大。国际经合组织《讨论初稿》将再保险的功能定义为无关联两方确保通过一个再保险合同来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实现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利用这一定义实现对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再保险业务定价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从税收中性原则看很难以通过第三方来证明在什么条件下的人力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物力对于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为充分的。
实践中采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的设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不考虑自己投入必要人力和财力的费用，而是考虑转移风险的费用(即预期的可预算风险资金值)。监管部门可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关联企业间基于风险资金值翔实的，可利于比较的建档定价文件，用于确认转移定价的合理性。
(三)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的使用费
无形资产对所有服务性企业都有着无可或缺的意义。所谓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工业资产(如专利、商标、商号、设计或模型)的权利，文学和艺术财产权利和诸如专有技术、行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就保险公司而言，典型的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物包括代表着公司整体实力和信誉统一的商号，使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风险和保证集团的最大利益的由母公司依借其丰厚实力与经验制定的《保险指南》，母公司设计的用于风险评估、定价等软件程序或者保险合同的样本。
子保险公司使用母公司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有偿的。但是对转让的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定价，是实务中的难点。在无形资产交易中，一方面很难找到可比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找到可比交易，由于无形资产交易时价值难以确定，并且即便当时是确定的，在其后的转让期间中也很可能发生变化，使得其正常交易价格难以确定。无形资产一般缺乏可比财产或交易，评估相当困难，而跨国关联企业为了实现集团内部目标，可以随意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价格，使得利润来源国税收可能流失。
对保险公司关联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可以参照各国和国际组织近年来发展的新转让定价方法——比较利润法。比较利润法的基本特征是根据可比的无关联企业之间独立交易的利润水平，而并不是根据价格水平，来决定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中应得的利润。可比利润法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可比交易的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利润水平却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关联企业利润水平的确定，德国学者knoppe提出关于许可证使用费在许可证所有人和许可证使用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公式。该公式认为，支付给许可证所有人的费用应当介于许可证使用人在扣除支付许可证特许费之前利润的1/3到1/4之间。该结论已经被许多实证数据证明是可行的。
(四)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跨国公司习惯于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某种服务，以节省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典型的中心服务包括定期的会计处理、税务和法律的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等管理活动。对于直接单一的服务，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都不难用传统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的中心服务还包括保险业务直接由海外关联企业进行承保。对于信用保险、运输保险、d&o保险(director & officer insurance)、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和巨灾保险等业务，跨国公司内部往往设有专门统一负责处理承保和索赔业务的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最优化的保险方案。基于跨国公司专门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他们所提供的保险方案一般都综合考虑了财务风险转移和税收筹划等因素。
对该类费用的转让定价监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税收的归属权和价格的确定问题。由于主要的保险业务都由海外的专门机构完成，而利润来源国的保险公司仅仅负责市场的推广和交易过程的协调，利润来源国如何依据现有法律或国际惯例对本国利润实施征税是问题的症结。许多国家均采用利润来源地征税原则，那么应该将利润来源国的关联企业方看作是跨国保险公司的常设机构。参照《oecd国际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规定，利润来源国有权对常设机构在该国取得的利润进行征税。由于风险转移主要通过海外专门机构完成，因此看作常设机构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对常设机构利润额确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可以参照国际保险经纪人对相关风险收取的佣金予以评估。
四、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常规监管措施
上文分析了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重要业务和定价合理性监管的主要方法。本部分将重点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如何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常规监管。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转让定价常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指南、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与保险公司内部的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报告。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
监管部门必须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关联方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将定价体系标准化、定价依据合理化。规范转让定价指南是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基础。关联方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应当首先将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业务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分类汇总的各项业务分析其无关联第三方定价，即规定计价依据，并且保证计价依据与同行业无关联第三方的定价具备可比性。作为转让定价监管的依据，定价指南必须规定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内容，并且保证关联方内部在实践操作中能够易于执行，保险和税收监管部门在审核环节中有据可依。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业务形式各异，总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业务：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投保业务、关联企业
间再保险业务、母公司总部精算业务、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会计业务、法律与税务和计算机信息业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对于内部转让定价指南没有涉及到的业务，保险公司应该通过单独建档加以说明。
(二)单一业务建档义务
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单一业务建档义务的规范。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主要针对大规模的再保险合同或者大型融资交易。单一建档义务的目的是便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税务监管部门的税务稽查和保险监管。单一业务建档需要说明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和商业往来中的关系，具体采用的定价标准和定价 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writing 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分摊目的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认定的分摊结果也会因之不同，即同一项费用在不同的分摊目的下会认定为不同的属性。此外，保险公司管理和核算水平不同，费用的细分程度就会不同，费用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保险监管中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系统至少应该包含以下要件：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重点分析可分摊共同费用的特点、种类和会计科目归类；共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重点分析母公司承担费用比例的界限，扣除母公司承担费用后子公司间可分摊费用的核算、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摊方法。
[关键词]问题保险公司；监管干预；保险公司；监管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165－06
熊进光（1965―），男，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基础理论、侵权行为法和金融证券法。（江西南昌 3300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衍生品侵权的法律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BFX063）、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SFB5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保险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使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等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屡见不鲜，并引发出保险监管机构（以下简称保监机构或监管机构）如何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问题。根据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关于问题保险机构处置机制的白皮文件，问题保险公司是指保险机构财务上出现问题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导致偿付能力不足，也包括财务尚未陷入困境，但有违反NAIC相关规定而足以发动任何低度监管行为介入之情形[1]（P107）。美国的保险事业通常由各州自行监管，当保险公司可能陷入失去偿付能力时，各州之监管机构可能采取的监管或退场机制包括：一是通过非正式的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如企业并购等方式完成退场；二是发动正式的行政监管程序，如监管或接管；三是向州法院依州法申请进入重整或清算解散程序。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市场，监管机构在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积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NAIC为各州监管机构提供了从低度介入、监管干预、接管到重整、合并、清算解散的问题保险公司退出市场的一系列法律文件。
一、美国NAIC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形式和特点
NAIC对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法律文件主要有1936年的《保险业统一清算法》（Uniform Insur-ance Liquidation，ActUILA）、1977年制定后来广泛被各州采用处理问题保险公司退场根据的The NAIC Insurers Supervisions，Rehabilitation and Liq-uidation Model Act（以下称Model Liquidation Act）、1993年针对风险资本充足率判断的Risk－Based Capital （RBC）For Insurers Model Act（以下称RBC Model Act），以及2005年NAIC另行制定的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等。这些法律文件为各州保监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与市场退出，提供了程序法和实体法依据。
（一）NAIC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形式
1．低度监管
低度监管的特点是注重发挥在监管机构督促下的保险公司自我纠偏作用，具体又可分为自行改善和低度介入两种方式。如果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低于200％但高于150％，或低于250％而高于150％但有不良趋势者，则视为触发公司采取自行改善行为。于此情形，保险公司必须在45日内向监管机构提交财务报告，具体指出造成资本充足率不足因素与状况、拟采取的改善措施等。监管机构应当在收到财务报告后的6日内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建议。
低度介入发生于以下情形：资本充足率低于150％但高于100％；或者保险公司处于前述自我改善阶段，但该保险公司并未在45日内提交财务报告；或者虽已提交，但其财务报告被监管机构认为不足而予以驳回，且保险公司对该驳回未提出异议者；或监管机构认定保险公司未依其所提交的财务报告之内容执行整改计划书，且将对该保险公司消除资本充足率之不足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经监管机构通知该保险公司而其未有异议者。于此情形，监管机构要主动采取监管干预，除要求问题保险公司提交财务报告并审查外，同时还要对该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进行检查，必要时整改命令，要求保险公司实施整改措施。
2．强制监管
触发强制监管的门槛是：第一，资本充足率低于100％但高于70％；第二，保险公司未能满足监管机构所要求的整改措施。于此情形，由于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率已明显不足，其陷入偿付不能的危险程度明显增加，监管机构基于保单持有人、公共利益及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而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强制监管。在强制监管期间，保监机构应设立“行政监管人”。依NAIC1990年制定的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odel Act第5条之规定，未经监管人事先核准，问题保险公司不得实施以下行为：就其资产或营业为处分、转让或设定负担；进行任何投资；进行任何资产交易；与其他保险事业合并，等等。如果监管机构认为问题保险公司“已经着手进行或即将进行任何行为或交易，而可能导致该保险事业陷入偿付不能之状况者”，应不经通知而直接以监管命令对其进行监管，受监管保险公司必须在60日内达成监管命令所要求的改变，否则监管机构可以迳行发动接管或清算解散程序。[1]（P118）接管期间，除非得到接管人的明确授权，否则保险公司之原有董事会及经理人的职权由接管人行使。
3．司法控制
NAIC除赋予保监机构一系列行政监管权外，还赋予其以程序转换权，即保险监理官或接管人认为保险公司应进行重整或清算程序时，有权向法院申请程序转换，由行政监管转入司法控制。作为一种司法程序，重整或清算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但根据NAIC的规定，保监机构在重整或清算程序中仍然具有主导性。例如，根据Model Liquidation Act第17条A之规定，一旦法院根据保险监理官或接管人的申请而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则法院应同时指定保险监理官为重整人，并应指示重整人接管保险公司的资产。重整人对于问题保险公司拥有相当广泛的经营管理权限，可采取任何其认为有助于使保险公司回复正常营业的必要行为，并有权向法院提交各项重整计划。依Model Liquidation Act第21、51条之规定，如果问题保险公司有清偿不能或其他足以发动清算程序的事由时，监管机构应向法院申请进入清算解散程序，由法院裁定并核发清算命令，并应指定保险监理官担任清算人。
（二）NAIC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特点
1．实行分级监管
NAIC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确定了从低度监管、强制监管到司法干预的分级监管模式。低度监管注重发挥保险公司的自我纠偏作用，监管措施主要着重于对问题保险公司的业务、投资、成本、资本结构及财务报表等进行“改善监督”。强制监管强调对保单持有人、公共利益及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通过监管人整改命令、接管等形式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限制，并对董事、经理的行为予以制约。司法干预则适用于进入重整或清算程序的问题保险公司。通过实施分级监管，由此实现问题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
2．保险监管的主动性
当保险公司因资本充足率偏低而触发保险公司采取自我改善措施时，监管机构即应开始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进行检查，并整改命令；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已明显不足或者未能满足监管机构所提出的整改要求，监管机构即可不经通知而以监管命令对问题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对保险公司的营业、投资、资产转让、签订新保单或更新保单等行为进行限制。经法院核准，监管机构还得担任接管人；在进入重整或清算解散程序后，监管机构通过担任重整人或清算人而继续发挥其监管作用。无论问题保险公司处于改善监管阶段，还是进入强制监管抑或司法控制阶段，在整个市场退出过程中，监管机构都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
3．保险监管的专业性
保险经营管理具有较为明显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也需要专业化知识。为此，NAIC通过制定Model Liquidation Act、RBC Model Act、IRMA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积极推动保险监管的专业化。例如，制定保险公司陷于财务困境或偿付不能的专业判断标准；制定保险监理资讯系统及保险监理报告准则；赋予监管机构独立判断与监管权，在有关保险公司是否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的事实判断中，除非有认定事实不依证据或过于独断等情形外，法院也会较为尊重监管机构的专业认定。[1]（P113）
4．监管机构居主导的行政监管与司法控制的共治性
当对问题保险公司的处理由行政监管转入重整或清算解散的司法程序后，尽管作为行使行政监管职能的保监机构必须服从和尊重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但基于保监机构的专业优势和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对问题保险公司一般都已实施过监管干预的基础，NAIC赋予了保监机构在司法程序中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监管机构不仅享有程序转换申请权，而且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尽管监管机构的行动须得到法院的批准，但除非监管机构滥用了自由裁量权，法院必须同意监管机构的行动与决定，这实际了给予了监管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使监管机构居于主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形成了监管机构与法院的“共治”。[2]（P55）
二、我国目前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状况与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保险业正由一个新兴发展行业逐步转变为一个经营稳定并走向成熟的行业。保险监管也已经从简单的合规性监管转向了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中心的“偿付能力监管”、“合规经营监管”与“公司治理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但总体而言，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案例较少，缺乏成熟的监管经验。
（一）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相关案例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成为首例被保监机构作为问题保险公司而实施监管干预的案例。永安于1996年1月22日被批准筹建，同年8月25日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金为6．8亿元。开业当年，永安实现保费收入455万元。然而，由于该公司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有关未设立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只能在该公司注册地开展业务、不得跨地区经营的规定，特别是由于股东出资不到位，其实际到位的资本金不足1亿元，于是刚营业不到一年的永安即被监管机构宣布接管。在接管期间，永安完成了资本金重组和内控机制建设的任务。重组后的永安所有股东全部注入货币资金，注册资本由6．8亿元减为3．1亿元，资产负债率不到1％，资产质量得到根本改善。1998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公告，宣布结束对永安的接管工作，接管组将原接管的一切权力移交给重组后的永安。[3]（P52）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是被保监机构作为问题保险公司而实施监管干预的第二起案例。2004年8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中国人寿集团、太平洋寿险、新华人寿发出偿付能力不足的“黄牌”警告。之后，中国人寿、新华人寿迅速做出回应，尽力清除警告的影响，而太平洋人寿却始终保持沉默。2005年7月底，保监会向太平洋人寿发出“红色”预警警告，正式下达偿付能力预警《通知》。《通知》称，该公司目前实际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46．70亿元，存在90．16亿元缺口。《通知》要求太平洋人寿必须在10月31日前提交改善偿付能力的整改方案，同时要求其母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增加资本金。就在保监会限定的公司偿付能力整改的最后期限，太平洋人寿的母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集团）的股东大会通过了美国凯雷集团4亿美元收购太平洋人寿24．975％股份的方案，太保集团亦同时注资太平洋人寿额度为与4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是被保监机构作为问题保险公司而实施接管的又一起案例。中华联合由于过于追求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盲目扩张经营规模，2006年突然爆出了巨额亏损的消息，2007年亏损高达64亿元。为了解决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中华联合曾于2007年开始引资工作，法国安盛公司一度成为潜在收购者并成为最后的独家谈判者，但安盛终因自身受困而“撒手”、谈判无果而终，保监会于2009年5月不得不宣布接管中华联合。[4]事实上，中华联合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其经营已经出现重大问题并不断恶化，截至2008年中期，该公司净资产为－66．2亿元。[5]
（二）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缺陷
从以上仅有的几起案例来看，我国保监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的处理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为：
1．监管干预手段单一
在永安监管干预案中，尽管监管机构对该公司实施了接管的强制措施，但在接管后并未针对该公司跨地区经营、出资显著不足、未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等行为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主要是由永安采取自我改善措施。而永安的改善措施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跨地区经营的规定条件而增加资本金，并且最终是以资本金重组、减少注册资本金方式实现的。在太平洋人寿监管干预案中，尽管监管机构两次发出警告，要求其限期提交改善偿付能力的整改方案，但面临该公司对监管警告所采取的一贯沉默、不予回应的作法，直至太平洋人寿在最后期限之前才由股东大会决议股份收购方案，监管机构所能采取的干预措施也似乎仅此而已。
2．监管介入不及时、不主动
在对太平洋人寿的监管干预中，根据《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第16条之规定，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00％的保险公司，保监会就可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00％但在70％以上的，保监会可要求其提出整改方案并限期达到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偿付能力充足率在30％到70％之间的，除采取前款所列措施外，保监会还可责令转让保险业务、限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责令停止开展新业务以及采取保监会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保监会将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但事实上，在保监会发出“黄牌”警告之前，该公司的偿付能力早已低于100％。保监会本应及时启动监管干预程序，却一直未介入。当发出警告和整改通知时，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已降低为－93．06％。按规定，此时太平洋人寿应被接管，但实际上保监会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采取接管的监管措施，只是限期整改。[6]（P35）
3．监管过程信息披露不充分
在永安监管干预案中，公司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经历了从成立到被接管、延长接管、重组，震惊了保险界甚至整个金融业。但人们却几乎找不到有关永安的新闻或其他消息，即使在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永安之后，人们也无法从公开资料获得永安违法违规的具体信息，其监管过程和内容也一直未向外界披露，人们只能是“雾里看花”。而在中华联合监管干预案中，即使面对公众的质疑，监管机构自宣布接管以后迄今为止也未向公众披露监管的具体措施、内容和整改已取得的成效等，其监管过程信息披露不充分可见一斑。
4．监管程序缺乏层次性
依NAIC的经验，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的监管应是一个从低度监管、强制监管到司法干预的分级监管过程。但从我国仅有的几起案例来看，对出现偿付能力问题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保险公司，监管机构要么消极被动，不主动进行监管干预；要么出现问题后即简单地宣布接管，监管程序缺乏一个由低度监管逐渐到强制监管的递进过程，缺乏层次性。
三、完善我国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建议
结合美国NAIC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经验，针对我国保监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监管干预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进一步完善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相关立法和配套措施
目前，我国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主要有《保险法》、《破产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等。就问题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而言，新修订的《保险法》一是明确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的保险公司的具体限制措施（第139条），以及保险公司在整顿、接管、撤销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大风险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限制措施（第154条）；二是继续保留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整顿、接管等监管措施的规定；三是赋予保监机构对问题保险实施监管干预的规章制定权（第135条）；四是根据新修改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之规定，赋予保监机构得依法向法院申请对问题保险公司进行重整或破产清算的职权（第149条）。根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60条之规定，对于严重违法、偿付能力不足、财务状况异常以及具有保监会认为需要重点监管的其他情形的保险公司，保监会可以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并采取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则确定了以风险为基础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引入了资本充足率概念，并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00％的公司规定了统一的监管措施。《破产法》也对重整与和解、管理人和破产清算等市场退出制度作了规定。但总体而言，由于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涉及多种方式、多个相关利益体，其退出标准、处理手段和程序等异常复杂，这就需要进一步对监管机构的权限、接管处分、监管处分、勒令停业清理处分、命令解散处分，以及问题保险公司的并购、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等内容作出全面规定，完善相关配套措施。[7]（P615－623）
（二）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在处理问题保险公司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是一个从行政干预到司法干预的过程。相比较于法院司法干预的中立性、事后性、被动性而言，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前置性和主动性。法律要求监管机构始终成为保险消费者的“代言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并积极采取措施促使保险公司合法经营、防范经营风险。监管机构通过事前的积极、主动介入，就能以较高的可能性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减少当事人的损失、提高国家干预保险公司的整体效益。[3]（P52）同时，由于保险经营管理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技术性，导致保险监管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客观上需要具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保监机构在保险公司的准入、运营、退出中都能发挥主导作用。在问题保险公司的自我改善和接管、强制监管阶段，监管机构应处于积极、主导的地位；在问题保险公司进入重整、破产清算程序后，监管机构也通过担任重整人、管理人或清算人，在司法程序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三）进一步强化监管干预的层次性
对问题保险公司的处理是一个由“弱监管”到“强监管”的过程。从我国现有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来看，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层次性要求。例如，根据《保险法》的规定，监管机构在将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的基础上，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除可采取限制业务范围、限制向股东分红、限制资金运用的形式与比例、限制股东权利、强制转让保险合同等一般性监管措施外，还可以采取整顿、接管、并购等特别监管措施，直至通过重整、清算程序来处理问题保险公司，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的不同，将其分为不足类公司、充足I类公司、充足II类公司三类，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监管措施。但从实践来看，监管机构给予了问题保险公司过高的监管容忍度，当偿付能力出现问题但未根本影响其经营活动时，监管行动总是迟缓；而当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出现严重危机时，则又因担心事态发展严重而简单地宣布整顿或接管，监管程序缺乏层次性。为此，监管机构应当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中心，强化监管干预的层次性。
（四）进一步完善保险监管的信息披露制度
保险市场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性，为了保护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使其合法权利不被侵害，就必须强化和规范保险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保险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业务发展和资金运用状况，经营管理水平和售后服务质量状况，信用等级和偿债能力水平，保险产品的特性、购买方式、费率水平及风险状况，近期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等。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则是要使保险公司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全面实现业务经营信息处理电子化；加大对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信息披露的激励，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加大信息建设的投入。我国应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将监管重点转向信息披露措施不力、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保险机构。同时，监管机构也应当强化自身的信息披露，包括监管程序的启动、监管形式、监管措施及内容、监管过程、监管成效等，都应当通过监管公告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
（五）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的自身建设
一方面，我国应该通过立法授予保监机构在处理问题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方面更为广泛的权力，如进入整顿、重整的程序转换、合并实质审查、出售部分或整体市场退出机构资产等在内的行政权，决定暂停将被撤销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一定条件下限制司法审核在内的准司法权，以及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在从事与其职责相符的行为时免受不公正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免责条款等；[3]（P91）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高监管机构的人员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制定监管人员的从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高监管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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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翔．保险监管机构在保险公司强制退出市场中的角色[J]．保险研究，2010，（12）．
[3]沈南宁．中国保险市场退出机制比较研究[D]．厦门?押厦门大学，2008．
[4]黎德甫．法国安盛“撒手”，保监会正式接管中华联合[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5－22．
[5]中华联合保险国有资产巨亏数十亿，已经被中国保监会接管[EB／OL]．http?押／／bbs．xinjs．cn／read．php?芽tid＝520071， 2011－06－13．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司
合作医疗是由体现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保险公司可根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的特点，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发挥保险公司的社会管理功能。
一、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作用
(一)有利于保险公司发挥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险管理经验。保险公司在费率厘定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善于对征缴补偿标准进行测算、拟订合理的征缴补偿标准和办法，进行赔偿额度的设置。发挥理赔管控的专业优势，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通过成立专门的农村医保业务管理中心，选聘医保专管员派驻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参保人员的政策咨询、资格核准、住院登记、转院管理及现场现金结报支付等工作。利用保险公司的业务网络系统和专业人员的优势，在业务管理中心和各定点医院间建立远程审核结报网络平台。业务管理中心建立数据库．各定点医院设立工作站，专管员对结报人的医疗费用进行初审，然后将数据传输到业务管理中心，业务管理中心即时核准。农村医保专管员制度和远程审核结报网络平台的建立，缩短了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距离。业务管理中心通过制定支付管理、专管员培训与管理、档案管理及信息数据管理等办法，规范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可积累农村保险经验数据，便于保险公司设计和开发有针对性的农村保险产品及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实现保险公司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二)有利于政府发挥指导和监督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从办农医保向管农医保的转变。政府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公室，负责监督业务管理中心的基金运作情况和各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病人的医疗行为。加强对农保基金的监督，真正做到农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卫生行政部门不参与农保基金的运作和结报补偿等日常性事务工作，只负责监督管理和政策的调研与完善，真正实现监督管理与具体经办的分离。
(三)为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补偿支付服务。保险公司的参与可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使农民体验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增强农民群众的参保意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参保率，有利于改善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二、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方式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制度的困难在于资金的缺乏，农村在进行税费改革后，作为乡镇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农业税被取消，财政资金大幅度减少，有限的资金在维护公共卫生投入方面政府的力量就显得非常有限。而对保险公司而言，占据我国人口70％的农民却还是一个尚未打开的潜在市场，保险公司向农村市场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及责任保险必然可让保险公司与农民实现“双赢”。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委托管理”模式。保险公司采取基金管理方式，向政府收取一定额度的管理费用，按照政府确定的补偿方案为参保农民提供医疗费用补偿服务，不承担新农合基金的运行风险。在具体操作中，根据是否使用保险公司指定条款，又可包含“基金条款”和“委托协议”两种不同做法。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为政府提供新农合补偿费用支付服务，实现新农合“管与办”的有效分离，有利于基金安全；而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基金管理与运作风险，有利于规避政策风险，是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试点工作的主流模式。
(二)“风险管理”模式。完全按照商业保险规律运作，根据双方协商确定保费和补偿标准，保险公司为参保农民提供医疗费用补偿(报销)服务，承担新农合基金的运营风险，自负盈亏。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商业保险的保障功能，调动经办公司在风险管控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新农合向公平与效率的方向发展，但鉴于国家有关政策限制，目前仅限在个别地区进行初期探索。
(三)“风险共担”模式。为提高公司经办管理效率，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基金条款”委托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双方约定按一定比例，分享新农合基金盈余，共担基金亏损风险。这种模式具有平衡机制，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有利于调动双方共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但难以确定双方的法律、经济关系，具体操作相对复杂，保险公司面临较大风险。
三、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积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主体。虽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农民的应缴费用降低了，减轻农民的义务，但农民做为此项制度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上世纪90年代由卫生医疗部门主导重建农村合作医疗时，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导致资金缺乏并造成没有给参保农民报销医药费的现象。因此，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不高。
(二)政府和监管机关尚未完善制度保障。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还缺少政府有关的法律、税收等方面政策法规的基础支持。政府没有出台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没有明确的鼓励性税收优惠制度安排。保险监管机关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的产品开发、精算技术标准、基金运营管理、盈亏核算方法等缺少相应的保险法规和监管政策的规范与支持。
(三)保险公司缺乏经验和动力。首先，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缺少针对农村地区整体人群的卫生统计数据或经验数据的积累和储备。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情况的统计工作一直未能全面建立，没有详实的统计数据储备，导致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的保险费率厘定缺乏科学数据支持，无法确定合理的标准费率。其次，新农合建设遵循的不赢利原则，迫使保险公司对于服务“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缺乏长期的动力支持。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往往只能寄托于参与新农合建设所带来的农村保险市场开发的潜在附加效益。再次，对医疗机构在医疗费用使用上的管控，保险公司无法真正做到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督，往往只能依托政府的监督。最后，保险公司普遍缺乏长期开拓和服务农村市场的经验，对保险公司来说往往缺乏针对新农合业务的风险识别评估、服务流程、业务系统网络，没有针对这个特殊市场的配套人才、制度、流程和技术支持。
四、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