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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转贴于
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评论》突出了王国维新的文学观与美学观，他认为，“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文学则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这种新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强调了文学非功利性的一面，并且赋予着新的审美特征，这在无形中也突出了“消遣”与“游戏”的独特性。王国维的这种文学观集中体现在富有开创性的评论中，他站在美学的高度上揭示《红楼梦评论》的重要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批判了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时，《红楼梦评论》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它从人生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的文论诗学，这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主义；分析
【分类号】I207.411
1 独特女性意识
《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是在清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觉醒，这一现象往往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表现。受宋明理学中思想家王阳明著名“心学”的影响，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为女性抱不平，文学作品中纷纷显现出诸多女性意识突出的女性角色。传统理念中关于女性一直是一个附属品的存在，人们忽视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顾女性自身的优秀品质，无视女性对于社会作出的种种贡献。对于女生的歧视无论是裹脚还是三妻四妾制度，都严重压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期间，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融合了传统文学以及当时较为先进的创作理念，塑造出一个个融合实际的性格鲜活的人物角色，赋予了小说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将当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
首先，《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代社会中男权政治的霸权统治，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进而表现了女性在传统思维禁锢下，三从四德等腐朽意识的捆绑下，不甘被奴役、被统治、被封闭的现状，力求冲破当代封建思想中男权统治的堡垒，充分寻求自身价值，张扬女性个性，施展女性抱负的女性意识。
2 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惊世骇俗的女性崇拜思想与历代小说中女人祸水论大异其趣。《红楼梦》中所塑造的那种至纯至美、灵透唯美与清新圣洁的众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说都无法模拟与超越的。《红楼梦》对女性才智的赞美讴歌颠覆了刻板教条，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对性灵的抒写和象征性的表达，真正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可谓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说，《红楼梦》改写了中国主流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缺席的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然，《红楼梦》中的女性观绝不仅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这一观念上，而是上升到启发引导女性自尊、自爱、自信，拥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性角度。它极力赞美女性，否定了父权制的道德准则，讥讽了男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世间的污浊，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独立形象的审美缺席现象，也继而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价值。此外，《红楼梦》中作者最钟情的女子是林黛玉，这位绛珠仙子贵情尚真，“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可以说，她的重情和真实被作者视为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剧制度文化
本质上来看，《红楼梦》的女性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很多的文学家们试图揭示悲剧的本质，也都有过精辟的见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来，希腊的艺术兴盛正是来自希腊人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大文豪鲁迅也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们其实都赞同悲剧实际上就是再现人生的毁灭，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剧没有降落到强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爱的女性来承担，这又是何等的国家的悲剧。
《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内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爱无婚姻，晴雯等又展现了底层人的悲剧。实质上，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类似。上至贵妃，下至仆人，她们上演着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剧，共同编织出国家的悲剧，最终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
曹雪芹对女性悲剧描写的淋漓尽致，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连带引发国家、社会悲剧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说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实则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剧，进而引出民族与国家的悲剧本质。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窥探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灭亡的危机，只不过众多的女性担当了这个社会、民族的牺牲品，是国家悲剧的开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末日中天，反而乐在其中。小说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优秀，实际上越是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越是体现了小说的悲剧价值，悲剧的思想也越是明确，越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4 女性主义写作策略
可以说，题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这一特征又鲜明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从女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状态，进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等同于崇高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传达出日常生活才是人类生存本质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给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宝玉在解九连环；二十一回中，描写了宝玉一早来看望湘云、黛玉，湘云为宝玉编头发。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写地细致入微。而《红楼梦》对人物的塑造，就是在这生活的描写中表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旷世之处，不仅表现为历来被世人所仰慕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令人惊叹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结。它撇开“女性为祸水、为贱类”的偏见，公开地赞美女性、歌颂女性。这样的诗意表达既区别于历代小说，同时也在价值上独占鳌头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清奇的宝玉。值得我们品读学习。
参考文献：
[1]翁礼明.论《红楼梦》的女性主义价值诉求[J].江西社会科学，2004，09：127-130.
[2]李玉靓.《红楼梦》译本的女性主义色彩[J].青年文学家，2013，01：154-155.
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关键词 描述性翻译研究 《红楼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规范性的翻译研究要求把文本置于研究的中心，力图探索语言转化间的普遍规律，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描述性翻译研究则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途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巅峰之作。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也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1描述性翻译
“描述性翻译”区别于“规定性翻译”。“规定性翻译”理论是指从微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源语为中心，通过文本对照来探索语言的转换规律，并规定一定的价值标准以此指导翻译实践。“描述性翻译”研究则从宏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目的语为中心，视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对翻译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个案分析，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联系。描述性翻译理论始于霍尔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译研究图谱。霍尔姆斯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后来，以色列翻译学教授图里，作为当前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遵循霍尔姆斯规划的翻译研究路线图对翻译描述性理论进行了潜心的研究，他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描述性翻译理论。图里以翻译行为及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社会中产生的翻译作品进行客观描写，分析译品生成的原因和译品在译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当前我国所引述的翻译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图里的理论为基础展开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翻译的定义扩大，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描述性翻译理论视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形式存在的或是目的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为翻译。诸如转译和伪译此类不与原文完全对等的文本也被纳入翻译研究。其次，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语码转换，而是将翻译研究的目光定位于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之中。最后，描述性翻译研究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描述性翻译研究通过翻译个案的分析探索翻译对于社会文化的阐释作用，对于了解目的语社会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描述性翻译研究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描述性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我国的译学建设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其众多的译本出现之后，翻译研究数不胜数。据统计，从2000-2010年，国内16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关于《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132篇，研究主题众多。然而，对于《红楼梦》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只有少数。
陈宏薇运用描述性翻译理论对近160年中的《红楼梦》9种英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梳理，并且证明了以下几点：（1）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更能解释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2）《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述性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英译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翻译研究应同时包含规定性和描写性翻译研究理论。李锦霞，孙斌运用历时研究方法对跨越150多年中的三种俄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以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他们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功能也不同；《红楼梦》俄译本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也随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张绪华结合定性定量的方法，根据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语料库翻译研究理论对《红楼梦》的英译全译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描述；李凡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10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讨论了译本各自的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影响因素；任彩和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中的被字句翻译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具体翻译行为背后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将《红楼梦》不同译本的研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影响译者翻译的综合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 《中国翻译》， 2003（5）.
[2] 冯全功. 新世纪《红楼》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 红楼梦学刊， 2011（4）.
[3] 李凡. 《红楼梦》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4] 李锦霞， 孙斌. 别求新声于异邦――《红楼梦》俄译事业的历时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09（1）.
[5] 任彩和. 《红楼梦》中被字句英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关键词：电视剧；新版；红楼梦
前言
关于重拍《红楼梦》，除了众多网民的热烈讨论之外，
学界也不乏热情和高见。早在2002年5月众多专家学者、导演以及传媒人士就聚集在一起，就《红楼梦》电视剧重拍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正如作者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笔者认为如果要真正客观地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我们仍需从文本出发，而对于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部经典来说尤甚。
一、解味文本《红楼梦》
悲剧往往被视为正剧，因其相较喜剧而言更具深刻的主旨意蕴。读者在欣赏这部“红楼悲剧”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悲剧中跳出来，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人生意义。“《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衰亡的悲剧，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而是在于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的矛盾。”关于曹雪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发生矛盾的分析，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888年4月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内蕴恰好印证了优秀古典文学家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生矛盾这一美学基本观点。“与其说《红楼梦》是对所谓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不如说是对假、恶、丑的一道檄文。”同时曹雪芹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太虚幻境，宝玉饮的茶叫‘千红一窟(哭)’喝的酒叫‘万艳同杯(悲)’为千万的女子，为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恸哭、悲伤。这是曹雪芹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在文化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也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丰富的审美价值。
二、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的改编
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考量前人的观点基础上，笔者在剧情设计、音乐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综合论述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贡献与不足。
剧情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第十三集黛玉葬花有层次地推进剧情，无论人、景、音乐、氛围，人物对白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特别是宝黛相见时的那一段对白情绪准确，内心活动丰富，再加之女高音的背景音乐烘托，把这场戏的艺术效果推向了极致。再看旧版《红楼梦》的这场戏，人物一登场就是悲情音乐，和着那歌声，黛玉一脸悲苦，观花，葬花，潸然泪下，最后见了宝玉只一声：呸!便扭身离开，弄得宝玉楞楞地站到那里不知所措。比较旧版《红楼梦》的这一场戏则比较简单和直白了些，况且景，花，特技处理，画面拍摄，美轮美奂的氛围，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等，新版《红楼梦》还是更胜一筹的。
人物塑造方面，很多人质疑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宝黛钗”三位主要角色的饰演者过于年轻化，但是我们回归原著就会发现三位主演的年龄符合《红楼梦》原著。在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表演上首先就给入予真实感。少年宝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曾在电影《梅兰芳》里饰演小梅兰芳，他所演绎的心境与状态，这是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的成年演员所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在听完别人呼唤不论是长辈或是丫鬟后的那一声“哎”既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又表现了其无志混世的性格。宝钗的理性稚气和知识通达，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大家小闺秀。黛玉、探春等角色也都赋予了不同性格的大家小闺秀，也是可以细细品赏的。
音乐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不只首次将120回的红楼梦展示给观众，还重现了失传百年的昆曲，这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配乐与八七版相比，缺少的是与原著神韵的契合。八七版《红楼梦》中除了原著中那部分有史可考的音乐，最能代表这部剧作，及与原著相契合的音乐，应该是王立平先生创作的片头曲《红楼梦》序曲及十二首《红楼梦》歌曲了。最具代表性的如《好了歌》是电视剧中第一首出现的歌曲。在电视剧中一开始用到这首歌曲就是对全剧最后结尾作一个前期的提示和总结。其音乐真正传神的表达出了《红楼梦》的意蕴及形上品格。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在原著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与超越的贡献，但是在音乐方面仍有不足，缺少与原著意蕴相契合。
三、新版《红楼梦》引发的思考
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大众传媒的市场力量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使经典地位更牢固；用得不好，会把“经典”变得畅销且“庸俗”甚至“恶俗”。大众传媒具有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威力，在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大众媒介能使作品超越时间和空间，拥有更多的受众，
名著的影视改编，同样也是改编者的一次理解与表现名著美学风格的活动。正如李少红导演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名著的翻拍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原著的理解和关注，使这部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品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改编源于原著又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使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名著，属于语言艺术。后人将其改编为影视剧，是把语言转换成了图像，即语言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文本为图像提供了形上品格，图像活现了文本的审美神韵。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是新时代对审美传统的要求。
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在消费物品“实用价值”本身之外，更在意商品意义的消费，物品的意义将决定消费的商品价值。因为“消费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消费与意义紧密粘连，在消费中含有意义、意义寄身于消费、在消费中交流意义的社会。”他的观点给我们看待美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美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存在于人的艺术实践中的，但由于人们消费其意义胜过消费物品本身，此时消费一种“美”，彼时消费另一种“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虽然存在一些方面不足之处，但它使大众接触到了美的力量：我们不能否认重拍《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既是对经典提供新的阐释维度也是时展的必然，故对《红楼梦》的改编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这部电视剧采用的主要演员还是80年代的原班人马，这些著名演员虽然都已在年龄上增长了十几岁，但他们精湛纯熟的演技倒确实也不见得比当年差。但续集在电视台放映以后，多数观众却认为，虽然续集的花样多了，电脑特技也使画面更逼真了，但却品不出原版《西游记》沧桑中饱含温暖的感觉。与之相对应的，整部戏无论是剧情或是原声音乐等，给人多了做作和浮躁的感觉。
反过来看这次的《红楼梦》重拍，其声势也可谓浩大，有著名导演，演员全球海选，其出发点也不能说是纯属商业利益驱动……但所有这一切能保证重拍的《红楼梦》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吗？恐怕未必。确实，经典的价值是需要后代人不断挖掘、延续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经典，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也是经典，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然则经典何以为经典呢？让我们来看以下一组资料：
87版《红楼梦》单单对演员的培训就用了3年；六小龄童用了十几年时间去钻研一个角色；88版的《西游记》拍摄了7年才完成……而这些过程所经历的辛苦自不必说。由此看来，经典是靠日积月累的辛勤努力得来的。再看重拍《红楼梦》的日程安排，从开始海选到开拍仅有一年时间，难免给人一种举办“红楼人物”速成班的感觉。
我们知道，《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部作品，主要是因为小说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分量。而《红楼梦》里刻画的各个经典人物形象，便是这些文化的代言人。因此，演员的素质和水平，无疑是拍摄《红楼梦》的关键。而这种全球海选加魔鬼训练营一般的速成法，实在很难让真正尊重红学的人接受。若照此方法，一两年拍摄一部《红楼梦》，二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再拍一部，此种浮躁让人觉得是一种对经典的亵渎。
因此，笔者在这里给重拍《红楼梦》泼点冷水，希望重拍经典的节奏放慢，并非认为不能重拍经典，而是看到很多对经典的重拍往往给经典涂上了不光彩的一笔又抹擦不去，毁坏了经典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对重拍经典的态度还是要慎之又慎。
关键词：当代“红学” 文学工具化 文学性 理论原创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viii刘再复.红楼梦悟[M].三联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中等职业学校的语文教材近些年来几经修改,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节选课均做了保留。这无疑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可以引导中职学生走进中国古典名著,在古典文化的海洋中遨游,从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中汲取营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多年来,每当课程到了这些节选课时,我都会对学生做一些调查,结果是一届不如一届,特别是《红楼梦》,读原著的几乎没有。不过,他们并不是不读书,也读,但读的大多是远离经典名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网络小说,以及街头乱七八糟的各类杂志,甚至是低俗刊物。更为严重的是,职业学校的学生非常普遍的存在重专业课轻文化课的现状,他们摆不正语文课和专业课的位置,理不清语文课与专业课的密切关系,不知道语文课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认为语文课没有多大用处,只要专业课好就可以走遍天下,却忘掉了自己之所以还有一些文化的根――语文,忽略了中国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或者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那么,如何利用好《红楼梦》节选课一《林黛玉进贾府》,让他们学会鉴赏中国古代小说,学会鉴赏小说的人物形象和小说的语言,学会自学,学会读书,读好书呢?德国教育学家阿道尔夫,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教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红楼梦》博大精深、委婉含蓄,个中深味单凭一个节选课《林黛玉进贾府》去分析人物形象、小说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初识《红楼梦》,从而激起他们对文本的重视,进而激发学生自觉读原著的欲望才是根本。因此,我做了一些尝试,增加了《红楼梦》相关知识的详细介绍,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学过不少文章,读过不少小说,从书中学到不少知识。但是,有一部中外闻名的古典小说,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恐怕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读过,它就是声誉之高,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奇书――《红楼梦》。
(二)知识链接
课件一:奇书《红楼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
1.天下奇书《红接梦》
①登峰造极《红楼梦》。这部书历来被列为四大名著之首。其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巨著,现实主义的光辉典范,达到了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峰。
②包罗万象《红楼梦》。它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到建筑园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家具器皿、典章礼仪、饮食烹调、服饰、医药等,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涉猎之广,表现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文化积淀之厚,储存信息之大,无所能及。
③绝无仅有《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自问世后,大量文人进行研究,并形成一门专业的学问《红学》,有很多学者一生倾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并成为红学家。从清朝的脂砚斋评《红楼梦》至今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已超过1000多万字,是《红楼梦》本身的10多倍。
④无与伦比《红楼梦》。《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大英百科》评价说,《红楼梦》的价值等于一整个欧洲。《美国百科全书》把《红楼梦》评述为世界文学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有评论家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假如我们只有一部《红楼梦》,它的光辉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
这一展示立刻在课堂上引起了一番震动,大家议论纷纷,普遍反映就是一种震惊,就连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看在听。“想不到”“真厉害”是他们最多的议论。紧接着我就向他们展示课件二,我说,刚才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想不到,那个说真厉害,但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作者非同寻常的身世。
2.非同寻常曹雪芹
课件二:曹雪芹家世表
曹雪芹:名藩,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出身贵族世家,从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开始,经祖父曹寅到父辈曹、曹,三代四人相继连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江宁织造,名义上是给皇室采办绸缎的官员,实际上控制着江南丝织业,并且充当皇帝的耳目,要经常密奏江南地区的情况,很被皇帝重视。
曹家全盛时期是在曹寅任职期间,曹寅的母亲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曹寅自己又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曾经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南制造府为行宫。曹寅死后,南他儿子曹承袭江宁织造,但不久死去,于是康熙又让曹寅的侄子曹过继至曹寅门下,继续任职,可谓关怀备至。但是,等到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对自己的弟兄和康熙的亲信横加打击迫害,曹家也牵连期间,从此就衰落下来。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二、三岁时,其父曹被革去江宁织造,家产也被抄没,刚刚懂事的他从此也就失去了风光繁华的富贵生活。第二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从此曹家一蹶不振,日渐衰落。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几年,竟然流落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生活更加困顿,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由贵公子降为“寒士”,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痛定思痛,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揭示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没落的旷世巨著――《红楼梦》。
顿时,新鲜而又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曹雪芹身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课堂炸开了锅,“老师,是真的吗?”“老师,曹雪芹见过皇帝吗?”“曹雪芹可真牛!”也许是同学们看多了康熙、乾隆的清官电视剧,略知一二的清帝史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学生猎新、猎奇的欲望更加强烈。议论声此起彼伏,一时难以平静。“别吵了,让老师讲。”“老师,还有啥,你快讲吧!”望着同学们急切的眼神,激动的情绪,我打开课件三。
同学们,包括许多人,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凡读过或听说过的,有不少人说,《红楼梦》就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谈情说爱,家长里短,没劲儿,没意思。我要说,你们只说对了一点点儿,其实,这正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它既没有《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金戈铁马,也没有《水浒传》的刀光剑影、英雄豪气,更没有《西游记》的斩妖除魔,天地驰骋。作者却用他的生花妙笔,打破传统写法,不以离奇、曲折、跌宕、热闹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把众多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并且把高度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红楼梦》成为我国古典小说历史上的空前高峰,并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主题。那么,《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3,各抒己见《红搂梦》
课件三:各抒己见《红楼梦》
1.自叙说 2.政治说 3.反封建说
4.封建家族衰亡说 5.爱情说 6.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众多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
①自叙说。这部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就是描写他们家由富贵变成贫穷而衰落的家族史。
②政治说。近代教育家。书的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③反封建说。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认为,该书描绘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与婚姻不自由。”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恶的书。
④封建家族衰亡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本意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⑤爱情说。红学家蒋和森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青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爱情的颂歌。
⑥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红学家舒芜认为,该书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悲剧。”
好了,关于《红楼梦》的主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介绍。一部天下奇书,200多年来,无数的人还在不断地不舍不弃地研究它,因为它仍有太多的谜没有揭开。今天,我们也只是微微的打开了《红楼梦》的一扇窗,课文节选第三回,也只是全书序幕的一个部分,要了解《红楼梦》庞大缜密,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引人人胜,变幻发展的故事情节,为数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你们就必须先从我们课文的节选《林黛玉进贾府》开始,然后抽点时间,耐下心来,深入原著,反复阅读,才会有所收获。最后,请让我用曾任我国文化部部长的现代作家王蒙的一句话作为这节课的结束语:“《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至此,这一套关于《红楼梦》的饕餮大餐,让学生们似乎醉了。下课铃声响起,意料不到的是大家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意犹未尽,学生们是兴致勃勃,一些人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老师,这课听着真过瘾。”“老师,下节课你还给我们讲这吧。”“老师,曹雪芹最后咋死了?“老师,再播《红楼梦》,我一定好好看看!”场面热烈,令人难以招架。“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红楼梦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你们还是先把《林黛玉进贾府》预习好了再说。”最后艰难脱身。
三、教学反思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是全书序幕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学习本课对于了解书中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几个代表性人物性格及语言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着一群对此书很懵懂的,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为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宏观大略,还是微观细致的教学方式,都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则,有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鸿门宴》以及《雷雨》、《茶馆》等节选作品,涉及的相关知识很多,信息量很大。二则,现在,从上到下教学改革力度都在加大,课堂上增强学生的参一与性,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方式,很受师生的欢迎。但是,这种方式却因为诸多因素,使教学的进度在这些大课上,很难按照教学参考书上建议的课时完成。因此,吊起胃口,激发兴趣,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成为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课之所以链接了这么多《红楼梦》的相关知识,也是基于这种思考。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逢类似小说、戏剧这样的大课,我都会补充相当量的知识,借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唤起他们对名著的渴望。比如经典话剧《雷雨》的节选,介绍作家,必有封建官僚家庭的出身和好学的品质,因为这与先生23岁大学期间就能写出中外闻名的久演不衰的处女作《雷雨》有关。分析到周朴园和鲁侍萍,必然联系到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繁漪。因为,没有繁漪就没有鲁侍萍30多年后重回周公馆,没有繁漪就没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矛盾冲突,没有繁漪就不好理解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情还是假意,没有繁漪也就无法全面理解周朴园的人物形象特征。每每补充的这些东西,学生们常常听得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课外预习课文,上网查资料,看视频,看书,也就为后面教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课看似占用了一些课时,但是,它对学生兴趣的激发,潜能的激发是不可低估的,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经典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对经典文学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文学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经典文学尤其如此。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或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文化视野或审美品位上的种种局限，每个时期的经典文学解读都难免会有文本信息的漏读或误读，这就给重读经典留下了极大的可能性空间。这给续写《红楼梦》结局提供了可能。
文化还原也是解读经典的重要途径。任何经典作品，固然闪烁着创作者的个性光芒，但无一不是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晶。用心寻绎其文化原型及其演进轨迹，将会拓展经典的认识空间，也有助于把握文化传统的脉息律动。这为续写《红楼梦》结局出现的积极意义提供了可能。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文学中心的文学经典在整个文化格局下也难免不遭受挤压和抛离的厄运。当下社会，消费通过大众传媒的鼓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一种挥之不去的潜在文化心理。无边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弥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市场经济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使纯粹的逐利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文学经典走下神龛，成了大众满足消费欲望的一种并无特殊意义的对象。消费文化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与欲望渴求，把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全部打碎。对文学经典进行翻译、戏拟、拼贴、改写，追求经典文本的通俗性，这就是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所取的态度。这些作品的商业性动机和消费化倾向相当一致，而且操作方式十分相似。文学经典神圣性的消解与消费化趋势体现着现代性的世俗性要求。但经过戏仿、改编后的文学经典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充其量两者保持着一种互文性关系而已。续写《红楼梦》结局能逃脱这种祸福难测命运吗?
在我看来，续写《红楼梦》结局隐喻了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文学经典作为一个淡淡的背景，被消费的欲求所掩盖，剩下的只是一种空洞的能指的狂欢。文学经典以一种文化快餐的形式供人消费，成了商品社会打发时光、填补空虚的一种方式。对文学经典那种虔诚与仰视已经成了一种过去时。消费文化竭力通过戏仿及改写传统经典文本等滑稽方式，来瓦解其在历史中的尊贵地位，以弥合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