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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观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本文主要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古代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宗教性、审美性和功利性。通过探究中国古代时期音乐教育发展史上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对比今天的音乐教育并且给我们现今的音乐教育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音乐教育 功利性 审美性 宗教性 教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J6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音乐作为神与人相沟通的桥梁，音乐教育的宗教色彩甚为明显。不论是乐师、乐舞还是创作流传下来的古代乐歌，无不与神明、自然关系密切。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音乐教育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音乐教育的性质已带有宗教色彩。而从功利性与审美性来说，功利性占据主要位置。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活动多事巫师为了祈求神明的庇佑，而进行的一系列的祭祀、祈福活动。
尽管在现代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出土文物以及文献记载，追溯原始社会的音乐状况，但是毕竟是不完整的，因为时隔久远，我们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在古文献记载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的是，音乐从起源就一直与神、巫密不可分，这使得音乐教育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在《尚书・舜典》中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神人以和”。在我国巨大而辉煌的文化遗产中，神话传说是重要的部分。女娲、伏羲、夔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乐师。乐歌、乐舞活动的教习传承，必定经过一定的音乐教育活动，在这里音乐教育就被冠上了宗教的色彩。
二、先秦时期
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教化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多与政治相关联。礼乐教育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实施内容，是从原始祭乐礼仪活动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个阶段的音乐教育活动不仅传承着原始社会的宗教色彩，而且带有本阶段自身的特色，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逐步加强，此外，在学校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音乐教育的审美性也首次在音乐教育的活动中得到发展。
1、夏商、西周时期
周代乐教的美育特征是由乐教的具体实施活动体现出来的，具有很强的审美意识。周代的乐教是一种整体上的美育，是在与德、智、体并行不悖、共为一体的基础上的美育。
西周时期，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音乐发展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礼乐教育占主体，但当时的“乐教”并不同于今天的“乐教”，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乐语、乐德和乐舞。修海林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如是说：“西周的礼乐教育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是其历史特征。其教育从个体行为、观念的培养方式入手，达到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观念意识与感情体验的契合相一致。”因此，礼乐教育也具有审美教育的性质。
2、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明显带有政治性、审美性。音乐教育虽然具有自身的审美性，但这一时期主要看中的是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虽然在统治者的愿望中更多的是凸显音乐的政治功利性，但其审美性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现象出现，社会音乐活动繁盛。这时期儒家思想主张音乐和音乐教育应当紧密的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与政治、伦理及整体文化发展联系起来。实施礼乐教育的同时，注意到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教化功能，有力的配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历代统治者善于利用的一种精神武器。这也是历代统治者为何尊崇孔儒、重视礼乐教育的根本所在。
孔子的礼乐教化，建立在服务政治的基础上，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礼乐”本身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是，在主张音乐教育的政治性的同时，孔子也看到了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孔子既是音乐教化功能的提倡者，也是实践者。孔子把“美”和“善”作为音乐审美的两大原则，把音乐教育置于“六艺”中的第二位。他创办“私学”，在《论语・泰伯》中“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以在这一时期，音乐的教化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已经从官学中脱离出来，包括乐器的制作、乐律学的发展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实践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这时期的音乐教育逐步从“人”教育体系向“艺”教育体系转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重艺轻德”的音乐教育倾向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现象，音乐教育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审美性更加凸显。孔子主张音乐应该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尽管这种理想并未实现，但音乐的确在人民和政治统治之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汉至明清阶段，随着朝代的更迭，音乐教育活动总体上处于“人”教育向“艺”教育的转型时期。所以，此时的音乐教育更多的是为声色娱乐服务，而失去了周代音乐教育的重要地位。但在这种环境中，乐人们更多注意技艺的提高以及曲式的丰富，所以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这是一种利于音乐本身发展的审美性与功利性并存的发展环境。
秦汉时期，汉乐府建立，汉乐府是西汉重要的音乐教育机构，但其非官学，仅是政府的官办机构。汉乐府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祭奠礼仪中的音乐活动，以实施宴享娱乐性活动为主。因此，乐府的主要职责也成为培养乐人的技艺为主。
隋唐时期，从整体上来看，音乐教育主要繁荣在宫廷的音乐教育活动中，隋唐十部乐的发展，丰富了音乐的内容，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更具有兼容性，各个国家地区的音乐齐聚唐宫廷燕乐，促进了当时音乐教育的繁荣，同时，增加了音乐教育的音乐审美性，尤其在唐玄宗时期，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又一次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是注重音乐本体的审美教育，促进音乐本体的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转移到了民间，从隋唐后期到明清时期，音乐教育摆脱官学的束缚，自由发展。这个阶段，不论宫廷音乐的发展，还是民间音乐的发展，都促进音乐本体的发展，尽管与传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相脱离，但是这样的音乐教育发展道路也是值得称赞的，在这条道路上，音乐本身得到发展、丰富，加重了音乐教育的审美性质。
四、总结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具有政治功利性、审美性以及教化的功能。这在现在我们的音乐教育、教学道路上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陈其射教授在其论文中说到“纵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当下的音乐教学正在从应试教育、技术教育向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方向转型，正在克服种种急功近利的教学行为向“善民心，感人深”的情感世界转移，”我们应该看到古代音乐教育的特点，并在发展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古代音乐教育中的有助于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的优点和长处，在现代的音乐教学中关注这些方面，并结合现代音乐教育的特点，努力发展完善音乐教学思想。在今天的音乐教育中，要注重音乐教育的教化功能，把学生培养成情感完善、热爱祖国、身心健康的和谐人。
同时，促进美育与其他教育的和谐发展，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在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努力发展音乐教育事业，使其能够在和谐统一中得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05.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09.
[3]宋捷.孔子乐教思想的现实意义[J].艺术教育.2010.
[4]廖家骅.音乐审美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04.09.
[5]张新.中国音乐美育教育德历史沿革[J].民族音乐.2008.03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一)蒙学书法教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科举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对当代儿童书法教育的启示
2、死读书、读死书。
3、重文轻武、重文轻理，甚至完全不教授自然科学。
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5、老师相当严厉，不会背就用戒尺打。
关键词：古希腊；《九章算术》；《几何原本》
中图分类号：G623.5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史
中国的数学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丰硕的成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就有了分数的概念、整数四则运算和九九表。秦、汉时期成书的《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数学著作。约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成书的《九章算术》包括246个应用问题及其解法，涉及初等代数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中国数学理论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赵爽和刘徽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先河。赵爽是证明数学定理和公式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对《周髀算经》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刘徽对《九章算术》做了注释，不仅解释和推导了书中的公式、方法和定理，而且在论述过程中有所创新。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刘徽创立的割圆术，为进一步研究圆周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
隋朝时期，唐初王孝通撰《缉古算经》，主要是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的分工与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
此外，隋唐时期还创立出二次内插法，为宋元时期的高次内插法奠定了基础。二、古希腊数学发展史
泰斯勒是公认的希腊数学鼻祖。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始了命题的证明，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飞跃。
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学解释一切，他们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闻名于世。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数学中还有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他提出四个悖论，给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学派，认为线段、面积和立体，是由许多不可分的原子所构成。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的希腊数学，初等几何等已基本成为独立的科目。因此叫做初等数学时期。
三、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的经典之作比较
古希腊数学的经典之作是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所采用的公理、定理都是经过细致斟酌、筛选而成的，并按照严谨的科学体系进行内容编排，使之系统化。《几何原本》分13篇，含有467个命题，精辟地总结了人类长期积累的数学成就，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
而中国的经典之作是《九章算术》。全书分为九章，列举了246个数学问题，并在若干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影响，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远的。
结论：《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在世界数学史上都堪称经典，它们分别以其算法实用性和逻辑演绎的思想方法闻名世界。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四、古希腊数学与中国数学特点的比较
古希腊数学的特点如下：
1、希腊人将数学抽象化，坚持使用演绎证明；
2、希腊人在数学内容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与球面三角、数论，推广了算术和代数，但只是初步的，还有不足甚至错误；
3、希腊人认为数学是一种美；
4、希腊人认为在数学中可以看到关于宇宙结构和设计的最终真理，并认为宇宙是按数学规律设计的，并且能被人们所认识。
中国数学的特点如下：
1、中国数学最基本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2、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始终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中国的数学论著深受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潮等的影响；
4、中国数学是以几何方法与代数方法的相互渗透表现为数形结合；
5、中国数学理论表现在运算过程之中。
结论：古希腊数学属于公理化演绎体系，着眼于"理"--首先给出公理、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有条不紊地、由简到繁地进行一系列定理的证明；中国数学属于机械化算法体系，着眼于"算"--把问题分门别类，然后用一个固定的方程式解决问题的计算。
综上所述，漫长的数学历史发源于古希腊的公理化演绎体系和中国的机械化算法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傅海伦《中外数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01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关键词】古筝 流行音乐 艺术风格
古筝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中的大器，在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后，符合了大众对于音乐的新理解。这种“新形式”的古筝民乐表现形式，有着不一样的艺术风格与特点，在研究如何将民乐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顺应时代潮流，发掘民族音乐精华
传统的古筝音乐不但对演奏者水平要求高，观众也需要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积淀和音乐素养，这在高节奏且讲究快餐文化的今天，很难吸引更多的听众，成了小众之器，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在现代古筝音乐演奏中，演奏者身穿靓丽的衣服，跟随旋律的变化来扭动身体，节奏简单、明快，使观众很快就能进入到音乐当中，享受其中的乐趣[1]。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而现代古筝音乐在保留原有优美的音乐效果、深邃内涵的同时，增强了新的时代魅力。很多人熟知的《沧海一声笑》就是用古筝演奏出来的，古朴的韵味符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
借鉴现代的流行元素，保留了原有的特色
1.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融入了西方式结构
国内现在包含古筝乐器的成功乐队无一例外地证明，只有摆脱传统音乐理念的限制，将西方与现代的流行元素，与传统古筝中的演奏技巧、精神内粹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现代的古筝作品，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又结合了新的表现手法和技术特点的时代作品。在题材上依然采用了传统常用的题材，如人物传记、自然场景等。在旋律上，虽然降低了高音为主的地位，加了大量弱化元素，但高音仍然是现代古筝曲目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在创作与演奏技法上，现代古筝音乐仍然保留了传统的五声音阶。虽然融入了大量现代音乐元素，但是不同的流派保持着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新的作品保持了原有的美感，同时加强了对细节音的处理，这在散板音符处理上尤为突出。在筝曲的结构上，很多都采用了三曲式的西方曲式结构。
在演奏技术上，适合现代表演的技法得到了保留，而那些过于舒缓、沉重的技法却很少出现在音乐会和新的作品上。托、抹、勾、撮四种技术保持不变，而不符合现代演奏要求的“劈”却很少被使用，而长音更符合现代音乐作品的需要，使用频率相比传统得到了更高幅度的应用。这些演奏技术的改变，也反映了古筝这一传统乐器为符合时代需求而发生的转变。
2.出现了“新筝”结构
古筝的结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固定结构，而“新筝”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与原有的相比，“新筝”的声音更大，拥有浑厚的低音，更加清亮的中音，琴弦由原来的二十一个增加到五十个[2]。筝码位于整个筝板的中部，可以在不改变古筝原有的技法前提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加以训练便可以演奏。音域从大D延伸到小b，解决了原有变奏的困难，增强了乐曲的表现力。还增加一个移弦的装置，提高了演奏时移码的准确性，使普通的演奏者也能弹出优美的筝曲。
3.学习了西方的曲调结构
传统的筝曲多为小型曲式结构，而现代筝曲的主题内容更为丰富，这就要求结构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采用更合适的曲式结构。因此，新的筝曲作品很多采用了二原则、三原则和双重结构划分的形式。新的筝曲没有一味地反复，避免了给听众带来厌烦感，而是根据情景再现，将原样再现，简单再现和动力化再现相结合，这种模式在一、二级曲式结构都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这种结构是曲调的西方曲调结构[3]。
古筝曲调、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1.新的定弦模式
传统的古筝定弦序列通常为五声音阶，但是一些筝曲作曲家大胆创新，创作出了包括七声等新的定弦方式作品。具体如：在保持八度一个周期的定弦时，根据主题的需要使用新的音阶；在与其他变体组合时，其中一组为传统的音阶，而另一组根据作品需要改变，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观众印象深刻；采用模式化的定弦，以半音数一个音阶，按照比例形成非八度循环周期；自由组合模式，没有固定的模式是最大的特点，具体的使用完全根据作品的需要而定，多种调戏的组合，大量地运用了变音等[4]。
这些新的定弦应用丰富了古筝的调声运用，扩散了运用的范围，使筝的“调”站在了新的高度，将传统调式和西方调式的限制消除，并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创作作品的整体风格与特点，让原有单一的调式变得丰富而又充满了饱满的效果。
2.运用了现代节拍
现代的筝曲大多采用小节解放的理念，在具体的小节安排上根据音乐的旋律来安排，第一个小节中都有强力拍节存在，让整个曲子拥有了强弱分明的循环。有的还采用了跨小节记谱的方法，将符尾直接穿过小节线，造成强音转移的效果[5]。
现代的筝曲节拍样式更多，改变原有中只有1/4、2/4和4/4的拍子类型，大量使用三拍子，八分之一音符也出现现代的筝曲演奏当中。
长音演奏方面，在传统的摇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游摇、扫摇、多指摇、多弦摇，摇指时中指演奏单音等，揉合了长音和音效两种音响，丰富了表现力。借鉴了琵琶演奏技法的轮指，以及带有颗粒特质的快速抹托等长音技法，这些技法的使用为古筝长音演奏带来了新的音响。
3.音色的创新
现代筝曲的音色多种多样，有的清脆悦耳，有的模糊不清，有的就像在近处鼓动，也有的有远在天际的感觉。由于借鉴了西洋打击乐的技法，更有了现代架子鼓似的震撼力。现代的筝曲相比原有那种低沉感有了更大的音乐力度，有的甚至达到四个层次的力度标记，有的在一个乐段就会出现明显的强弱变化，有的在上下层次作出声部不同的力度变化。
4.演奏形式也增加了新的形式
现代的筝曲演奏除了传统的独奏形式外，还采用了协奏、重奏多种形式，伴奏的乐器也增加了钢琴等西洋乐器。采用这种形式的音乐会，可以更加突出古筝的乐器魅力，大大提高了音乐的张力。在与其他乐器合奏时，古筝一般位于主角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专长，让观众沉浸在艺术的乐曲里。
结论
古筝在融进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尤其是与西方乐器和音乐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原有的音乐魅力，又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艺术风格，使这一中国传统的乐器和演奏乐器，在新的时代中焕发了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阎爱华.当代古筝艺术发展之轨迹[J].艺术百家，2002，3（1）：29-32.
[2]闫苏.由“新民乐” 产生引起的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3 （3）： 106-109.
[3]郁茜茜.浅谈中国筝乐的发展[J].艺术百家，2006，4（7）：55-57.
[4]王大海.谈民族器乐在流行音乐中的应用[J].戏剧之家，2010，2（11）：43-43.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