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4 16:33:03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然而，随着2015年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加强，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较大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求胜”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家应该在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制定政策以确保我国工业取得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以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
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
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
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业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国家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来刺激市场需求，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改革工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工业经济内涵式增长。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法治经济
一、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动力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状态，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在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这是能否实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关键。往往呈现如下一般特征。
（一）增长速度换挡
“新常态” 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后的 “换挡” 期状态，这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属于一般规律。上世纪，日本经济增速从五六十年代 10%降至七八十年代 5%，进而90年代后1%的水平；韩国经济增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从9%到5%的落差，都是经济“换挡”的典型表现。与日韩等国略有不同的是； 中国属于不平衡性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各区域板块、产业板块和消费板块具有梯度衔接、接续发力的特征。所以，经济增速会表现出“非典型” 的“缓降”特征。
（二）动力机制调整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稀缺资源 （如资本、技术）投入激发富裕资源 （如劳动力、矿产）的产出潜力；而随着闲置富裕资源不断调动，经济体产出基数不断放大。一方面，作为产出潜力的富裕资源的市场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作为动力来源的稀缺资源的边际产出效率逐级递减。所以“，新常态” 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其实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被动或主动调整的外部表现。要想延续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就必须将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调整为结构驱动、技术驱动和创新驱动――向结构要增值，向技术要效率，向创新要效益。
（三）经济在新常态发展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如果对于新常态利用不当则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即经济发展值忽高忽低、企业生产过剩、企业生产投入基金存在潜在的问题、企业间之间为提高生产值而形成不良的价格竞争、市场中不健康的两个极端、企业对大自然破坏性的生产等都将逐步显现，进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挑战并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内涵。在“新常态” 下企业生产能力不稳定、内部管理及动力如何进行平衡、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潜在矛盾怎么样建设成为了新常态经济发展下经济如何健康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目前，由于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式的冲击，外加内外市场经济发展力的挤压，市场经济正处于深刻的趋势性变化，所以为了将压力变为动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自己的经济进行调整和升级，目前，结构调整主有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的选择性，按照群众所需、进出口所需来确立物品主体的地位；通过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其积极的影响方面，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缩小不平衡间距；注意消费群体的差异性，尤其是注重下层次群众所占据的百分比的情况。
在此过程中，经济体系的收益结构将得以升级，风险结构将得以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将得以转换，政府调控的政策结构将得以优化。
二、把握机遇，在新常态下走出一条宽阔之路
（一）面对新常态
抛弃旧有的守旧理念，及时地更正自己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错误理念和理论，避免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以新常态的为根本发展理念，秉着不怕输的精神走在时代潮流的剑锋之上，用于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由于改变自己，接受新事物和新动态。
（二）面对新常态
积极掌握机遇，把握适时动态，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创出一片更为广阔新天地。在新常态基础之上，从国家的发展理念出发，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才方面的引进和培训，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正确结合。
（三）面对新常态
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拓展深度、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以互利共赢、多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充分利用新形态中有利因素，将自身劣势转危为安，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能力和应对能力，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把握机遇，重新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历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上竞争态势越演越烈，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找自我全新的发展套路，以避免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也全面进去紧张形态，以人为本，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以积极引进各方面的人才，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加强经济更深层次方面的管理，快速推进经济向着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此种经济形态不仅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如果将其进行恰当地利用，那么我们将在世界经济领域占领更多根据地，收获更多果实，并且能够在一波波的压力下逐步提升自我的抗打击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所以我们要换个角度重新研发经济发展的新形态。（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光远.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J].商界评论，2014 （6）：26.
[2]张慧莲，汪红驹.中国经济 “新常态”[J].银行家，2014（6）：11-13.
[3]张占仓，杨迅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河南的新机遇[N].经济视点报，2014-11-06
[4]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期刊论文]《商业故事》，2014年 钟经文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进一步减速？我们可以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生产的角度看，2014年GDP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工业增长放缓。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较2013年下降1.6个百分点，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7.8%下降至2014年的7.3%。第三产业增速从8.3%降至8.1%，降幅要小得多。
但这不意味着服务业大发展将取代工业大发展成为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基本上都在持续下降，都从2007年的高点（分别为14.9%和16.0%）下了一个台阶。那种当前服务业的发展好于工业，中国经济结构在优化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放缓了，净出口的增长则有所加快。
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降至个位数，但由于进口是负增长（按人民币计算），贸易顺差创下历史纪录，较2013年大幅增长，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正，大约拉动GDP增长0.02个百分点，出口低增长并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近年出口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但外需占GDP的比例小，已经没有影响GDP走势的能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03年以来长期维持20%以上的增长，2009年达到30.0%的高点，但之后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两个行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2014年“仅”为13.5%。2014年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跌至10.5%的低点。综合来看，2014年投资拉动GDP增长约3.6个百分点，较2013年下降，是2014年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
“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
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消费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较平稳。消费不是近年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看，它也不是可以拉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力量。
展望2015年，导致GDP减速的因素仍然存在：制造业仍然要消化产能，投资增速很难提高;房屋销售情况不会很快就好转，而且开发商面临消化库存的压力，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仍然会比较低。而且，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净出口则可能从2014年的高位下降，对GDP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此外，由于2014年收入增长率较2013年进一步下降，2015年居民消费能力将有所下降，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将小幅减弱。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2015年GDP增速有可能较2014年进一步下滑。 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过10%的超高增长，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现过4次共10年。
中国经济此前经历了3次“波谷”，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与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这次GDP增长减速主要是由经济自身调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时间不长，而且很快就恢复到10%以上。这一次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滑，“波谷”的长度前所未有，显示出经济走势与此前3次有很大不同。那么，这一次，经济还会不会很快就从“波谷”向“波峰”攀升，再现10%以上的超高增长呢？
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导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经济就能重获动力;此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将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这也将是强大的增长动力。
这些分析当然很有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重化工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已过了快速增长期，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只会是平稳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例如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相关的投资，但这些新领域的投资规模不会像房地产、基础设施那样大，即使短期内超高速增长，也不太可能带动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
投资最终要兑现为消费，消费是投资的根本动力。之所以今后难以出现大规模、高增长的新投资领域，是因为各种基本消费形态―吃穿用住行游―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再通过投资创造、推动新形态消费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投资也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动力。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住的发展;前几年，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又促进了行的发展。与居住和汽车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是前几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汽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额增长率都曾超过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这反映了一个趋势：与住房、汽车相关的一次性支出较大的消费已过了快速增长期，10%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而这又会将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拖入平稳增长的节奏。
今后，会有一些新型消费品在出现之初经历高增长，但对消费整体的影响会比住房、汽车小得多。例如，2014年，可能是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讯器材销售额的增长率高达32.7%，但其总额只有2685亿元，远小于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的销售额。可能有人会说，网上销售会是潜力极大的消费增长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率高达49.7%。电商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并没有创造新的消费形态，它在高增长的同时，也会抑制另一些消费方式的增长，对消费总额增长的拉升作用有限。
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从有到优”的阶段。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各种消费形态逐渐发展，消费增长快;同时，投资先于消费发展起来，增长得更快。这使GDP增长的空间很大。而在“从有到优”的阶段，会有很多创新，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但难有普遍而且规模很大的新题材，因此，经济增长潜力会大大低于“从无到有”阶段。
“从有到优”就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多次提及的一个概念，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个概念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通过这个阐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从有到优”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上文中展开论述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消费和投资―“从有到优”可能带来的变化。
“新常态”带来的突出改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形态的变化。中国经济将从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减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很难再现10%以上的增长率。透过2014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旧常态”分配倾向于资本
既然有“新常态”，当然就有相对应的“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状况，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长。与这种状态相关，“旧常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在需求端是消费和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在供给端是“人口红利”不断释放。这样的现实条件是“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未必就会导致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人们有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充分甚至过度利用现实条件。这样的观念和行动普遍存在，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观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在越快越好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过度利用现实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主要办法是刺激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每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资发动。例如，从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GDP增长率低于1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蹿升到26.7%，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GDP增长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14.2%的高点。在经济可能减速时，投资又成为强行拉升经济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刺激计划很快出台，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
要促进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又导致了向资本倾斜的行为。早期是给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导致了所谓“超国民待遇”的问题;后来是通过宽松信贷，最典型的是“4万亿”刺激计划。近年则是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促进多种融资方式发展。只有提高价格，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某些领域、扩大投资。但这些措施可能的后果是积累金融风险、推高物价涨幅。
向资本倾斜的行为还包括社会保障不足。一方面，许多企业为员工―特别是农民工―少缴养老保险费;另一方面，养老金的替代率比较低。这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红利”，减轻了资本的负担，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向资本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资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与消费。“人口红利”本应属于“人口”，实际上却被资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这是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从2002年到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还有一个后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与环境负担过重。现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快、交通拥堵严重、空气质量差，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这些不良后果长期存在而且难以缓解，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新常态”意义不亚于反腐
“旧常态”―包括现实的经济条件、普遍的观念和行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认识到“旧常态”也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不但是对现实条件变化的适应，也是对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追求。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我们应做的不只有适应“新常态”，还要去努力开创“新常态”。
从现实条件来说，“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将要逐渐耗尽。近年来，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会使劳动力供给增长减慢，今后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增长。“新常态”的另一个特征已在上文中阐述：在“从有到优”的阶段，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大大放缓。而且，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还将受限于环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纪吃的大发展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然环境不支持人们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费增长;近年来很多大城市限车牌，城市环境已难以支持行的持续快速发展。
没有了现实条件的支持，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就难以取得成效，就算刺激力度像以往那样大，换来的经济增速也不会高，而换来的风险则会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而使政府部门有精力和资源去开创一些与“旧常态”相反的“新常态”特征，摒弃越快越好的观念、刺激投资高增长的政策、向资本倾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促进发展观念转变，实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新常态经济形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公共管理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其中包含社会资源、社会问题等多个内容。公共项目主要是按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采取的相对应行为规范。社会问题实际上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文化、基础设施、交通等，这些内容都属于公共管理范围之内。
一、新常态发展和理论内涵
新常态实际上是借助全面变革形式，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及模式，构建全新思想观念及模式，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新常态是一种经济术语，第一次出现在2002年美国主流媒体中。我国在对新常态理念研究内，首先也是按照国际经济态势研究，逐渐赋予中国经济本土化内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具有四个特征，分别为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公平收入划分、平衡经济结构。笔者在对新常态理念在国内外历程梳理之后，发现新常态理论内涵已经初步成型。新常态有效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吻合，将经济建设转变为常态化，通过有效规范手段，构建社会经济发展途径，指导不同领域界定自身角色，进一步保证问题决策选择科学合理。
二、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的现状和困境
（一）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及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分别为，博大精深及源远流长，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建设内，文化发展速度要远远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同时由于受到外部文化因素影响，部分传统文化逐渐丧失。
（二）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困境
我国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人才就业、电子政务及社会农村服务。公共服务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主要具有三方面优势：首先，政府优惠政策制定之后，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大众就业压力；其次，政府在制定电子化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最后，公共服务政策在制定之后，公民生活水平可以显著提升。但是就现阶段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情况来说，城乡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就业难度较高，百姓疾病治疗难度较高，这些公共服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困境
在社会经济新常态整体环境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逐渐表现出新常态特征。就以金融经济层面来说，金融体系市场化建设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制度。除此之外，金融市场在快速发展建设中，市场内主体范围逐渐拓宽，金融市场逐渐向多层次方向转变。
三、规范公共管理措施
（一）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
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建设历程中，我国在弘扬传承传统文化情况之下，也应该借鉴西方文化内精髓，去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糟粕，积极创新文化，推动我国文化多样化及多元化建设。积极提倡文化创新建设，提升对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视程度，构建具有重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建设
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人才就业难度较高，医疗资源紧张，公共服务电子化发展进程缓慢，这些问题都在约束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想要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就必须提升社会公共顾问质量，解决公民在就业及就医方面存在的生活问题，减少公民生活中存在的基础常见问题，进而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最大程度缩短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推动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
要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推动社会经济建设，构建多样化金融市场体系，减少社会经济出现动荡问题。提升金融监管制度管理水平，为金融体制建设提供公平公正投资环境，真正做到诚实守信，提升金融市场资源分配合理性，保证收支相平衡，让价格适中处于稳定状态下，积极转变社会资金流动困难问题，有效降低市场经济运营风险。
四、结论
摘 要 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之路，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客观规律。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这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制约因素。文章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特征入手，就新常态下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
关键词 新常态 影响 经济转型 制约因素
一、新常态视域的中国经济特征
新常态是异于旧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它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判断。学界认为新常态是一种无法回到过去高增长状态的新的经济态势。新常态下的经济表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人们的物质消费相对减少，社会储蓄数额增加，企业利润相对稳定，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和再监管能力一再加强。从新常态视域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实质特征上是客观经济运行与主观政策调整叠加作用的结果。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一旦经济潜在产物难以维持原来的水准，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回落或疲软现状，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态下制约经济转型的因素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有关调查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薪酬结构大致固定的情况下，我国工资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日渐下降，民众工资性收入表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数次再创新低；长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如2012年，我国工人平均货币工资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长了将近30倍，但是同时期人均GDP却增长了将近35倍。专家分析，我国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难度现状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资增长困难，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还不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
（二）劳动力结构变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所以采取减速策略，除了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外，还有就是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发展给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育理念也出现了变化。2012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净减少约400万，60岁以上人口同比净增加约900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资源净减少严重，老龄化人口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减退。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发展困难。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心理，加大技术创新步伐。
（三）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为了鼓励科技创新，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这极大鼓舞了企业和个人的研发创新能力，许多企业都加大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和股权、债权融资，在宏观经济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响，企业现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现的更加缺乏规律性，企业创新研发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冲击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管理风险，企业股权融资难度也不断加大，企业借贷成本、短期融资成本也相应加大。受此影响，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研发增幅。
（四）地方经济较为脆弱。就目前来说，我国地方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始终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会对刺激性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国家对粗放型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渐减弱，财政金融的去杠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此一来，地方经济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如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地方债务增长过快，公共债务扩张无序，地实体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会更加小心，在稳中求胜心态的影响下，他们会将经济重心放在房地产、地方资源优势行业上，使得地方经济体系更加单一，地方经济结构趋同化严重。
三、新常态下消除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强供给管理，提高供给效率，改变过去那种以劳动力、资本高投入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减少环境、资源对经济的束缚，减少落后产能供给，以解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结构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整中，变需求管理为供给管理，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管理创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让社会群体共享改革红利。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正视利益调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改变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会福利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大众，增加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以实现更加全面的社会公平，增加人们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地方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方经济繁荣兴盛是消除国民经济转型制约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尽快找准定位，提高地方经济管理和服务能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放宽市场进入限制，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提高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务能力，完善市场责任制度，争取在多样市场主体的参与下减少市场对资源、人力的以来，提高投资和市场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新常态下的主要体现和预期
记者：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何理解新常态？
王小刚：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现象。
首先从增速上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 和人民财富成倍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按照经济规律，经济规模大了以后，传统的内生动力在减弱，增速有一个逐步趋缓的过程。其次，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经济增长是传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巨大代价，高速增长的背后也积累了深层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第三，国内的投资拉动、国际的外需拉动这两个增长的动力要转换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向创新驱动转变，把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出来，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推进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转变，换句话说，我们也要面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寻求我们自身的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三个方面都促使我们进入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下四川的经济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王小刚：对四川来讲，新常态还有特殊的含义：一是和全国一样进入新常态，二是回归四川自身的“新常态”。四川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部大开发以前，四川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相对速度比全国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发挥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全国都对四川大力支持，4万亿投资中有1万亿用于灾后重建，使得四川经济出现一个非常态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速达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国50%-60%。灾后重建结束以后，四川经济有一个回归自身常态的问题，从灾后重建这个非常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常态。
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有需要且有可能
记者：魏宏省长称四川经济既必须坚持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又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那么我省如何在转型升级和合理增速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王小刚：增速高于全国，一是有需要。从国家来讲，加快西部发展是国家战略需要，否则全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受影响;从四川来讲，总体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尽管我省经济总量达到了全国第8，是经济大省，但人均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4位，属于欠发达地区，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速来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为国家整个区域协调发展做贡献。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撑。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资的潜力很大，对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的吸引力也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四川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快速提升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较强。
当然，增速是相对的，四川经济是全国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观环境影响。从历史轨迹看，今后四川经济增幅高于全国10%-20%应该是合乎规律的状态，比如全国7.5%，四川8.5%。坚持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是可以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和决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临既要保持发展速度、又要加快转型升级的双重巨大压力。一是到目前为止，四川经济的下行通道还未结束，仍然有1-2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保持高于全国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产业必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四川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大规模的灾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而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培育阶段，所以四川面临的压力更大。
记者：我省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
王小刚：四川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发展阶段，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内生动力较强。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水电等能源资源丰富，回旋空间较大。三是改革开放，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祥地，四川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都曾走在全国前列，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力促发展。四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天府新区的批复等，都为四川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转型升级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先导型服务业发展。
优势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经验
记者：魏宏省长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怎样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难点在哪儿？
王小刚：这些问题和风险与全国一样，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较突出。比如政府债务排在全国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务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园和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是负债搞建设搞发展。要逐步化解这些矛盾，需要一定时间。
记者：怎样看待四川的产业发展现状？优势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王小刚：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四川的产业。四川的产业能否支撑经济发展？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四川的传统产业比重大且竞争力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而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还没有形成支柱。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支柱产业上，形成了一个“断档”，也就是魏省长说的“空窗期”。因此，我们必须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探索用新的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并从传统产业中派生出新兴产业，将二者结合好，促进融合发展。
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结构也要改变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的“态”，意味着一种区间与状态。“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高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经济增速“减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总量基数增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原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可以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缓，但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道。当前，转型压力势必导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又好又远”、“稳中有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个特征：优结构。从结构失衡转向结构优化，是新常态的最明显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世界产业格局经历重大调整，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低端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是需求结构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投资能力降低，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务完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日趋紧张，推动产业转移领域扩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提速、农业人口转移缓解了生产和就业难题，区域差距逐渐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者成为“稀缺品”，人口红利优势渐失，而现代服务业对人力资源需求旺盛，劳动力越来越“贵”，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个特征：新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最核心要求。几十年来，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时至今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当前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下降，资源利用率低，单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主导，转向以生产工艺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个特征：多挑战。从隐含风险转向多重挑战，是新常态的最宝贵机遇。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受市场力量、区域差异、全球化影响的巨大冲击，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逐渐显现，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地方债务风险、体制矛盾、产能过剩、动力弱化等挑战复杂交织，钢铁、水泥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不断萎缩。挑战不容忽视，但机遇蕴含其中。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发展空间巨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有智慧化解“成长的烦恼”。
新常态下经济行稳致远要有新动力
迈入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必须激发新动力，营造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动力一：改革红利。改革是促发展、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重要红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改革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转变，实现经济市场化、增长理性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着力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构建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生产潜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动力二：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掀起，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能否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集聚、培养、用好创新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同时，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干部队伍，为全民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软实力与好环境。
动力三：转型发展。新常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因此，大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激发新动力的关键。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以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推进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链条向高利润区延伸。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要有新思维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要改变思维方式，用新思维看待新问题，用新办法化解新旧矛盾。
（一）稳增长首先要稳心态。适应“新常态”，先要有个“好心态”。当前，有的同志还存在“惯性思维”，对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缺乏发展信心。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积极发力。一是以积极心对待变化。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落回稳，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二是以进取心主动作为。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以责任心抓好发展。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做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重质量必须要重环保。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没有环保的质量不是高质量。适应新常态，既要走出高速纠结，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路径依赖。《人民日报》11月24日报道苏州河治理时说：先污后治，得不偿失。苏州河水由黑臭逐渐变清，是20年来持之以恒科学治理的结果，既可喜可贺，又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保作为项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三）抓发展一定要抓民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可以不必纠结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落实到群众身上。速度的底线是保证就业、是保证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们还有不少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抉择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发展县域经济，更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新常态、探索新路径作为工作新要求、发展新目标，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坚定绿色方向，推动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坚定不移地守住生态底线，更加重视生态建设和保护，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把绿色作为城市底色、发展主色，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努力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路子。在实践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在任资兴市市长期间，以“东江湖”的开发与保护为载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了资兴由资源枯竭型城市向休闲旅游城市转型，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到国扶县、限制开发区汝城县任职后，按照“美丽汝城，绿色崛起”的总体思路，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兴县，建设现代田园温泉城市，实施全域旅游开发战略，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健康产业，进一步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关键词：新常态土地利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利用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035-08
2014年4月，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2014年度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科学评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加强开发区用地管理，并为开发区扩区升级提供科学依据。《规程》指标体系虽能层次清晰地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经济效益和土地管理绩效等方面现状，但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无法反映开发区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内在联系；（2）无法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动态性特征，仅能反映出土地利用某一阶段的静态水平；（3）缺乏反映生态效益环境的指标，反映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指标不够全面；（4） 仅关注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缺乏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综合考察。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多地考虑土地利用结构和合理布局、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等驱动因素，却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宏观驱动因素很少涉及，这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出现偏差。本文结合经济新常态特征及新常态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提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并以成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为例展开实证研究，以期评价结果对新常态下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
为了便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土资源部《规程》从狭义层面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统一界定为：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应该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1）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强调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1，2]；（2）从宏观层面出发，强调开发区内部土地与区际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3，4]；（3）从存量土地挖潜视角出发，通过土地合理布局和用地结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土地投入产出率[5，6]。国内学者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一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二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最大化；三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途径是挖潜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四是从时序特征上看，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化过程。
然而，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却未能直观地体现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向关联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8]。在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动力改变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原内涵无法体现新常态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新要求，即：（1）土地利用结构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不适应；（2）土地低效产出与新常态所要求的经济集约发展不协调。
因此，在我国“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阶段，笔者将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界定为：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开发区生产要素质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创新土地供给制度和完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实现在兼顾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前提下的土地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加的一种土地可持续利用过程。其内涵主要包括：（1）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质量，有效发挥其要素替代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增量土地的投入，实现存量土地的充分挖潜；（2）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优化土地空间布局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在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土地需求放缓的特殊阶段，以土地供给制度创新为驱动力，通过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
二、新常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内容
1. 指标构建思路和原则。一是指标构建思路。本文在对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指标化处理时，对土地利用管理、投入产出、产业结构、能源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可量化因素设计计量指标，对土地供给制度等无法用指标衡量的变量，结合评价结果提出建议。二是新常态下指标体系构建要遵循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指标选取要符合开发区土地利用实际情况，计算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2）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构建要紧扣新常态特征，充分反映发展水平，各层次目标构成系统有机整体。（3）重点突出原则。指标选取要具有代表性，突出主要影响因素，利于纵向和横向比较。（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设计要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强。（5）动静结合原则。指标体系要包括静态指标、动态指标和弹性指标，要能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情况，且有适度的弹性。
2.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指标体系设定，以《规程》为基础，参考部分学者的指标构建方法[4，910]，并紧扣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共计设定7大目标：土地利用状况、土地管理绩效、要素投入质量、产业结构状况、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市场化率和土地利用趋势，19个子目标和30个具体指标。本文设计的指标（见表1）具有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系统化等特征。虽然整个评价过程会加大数据获取和计算的工作量，但能相对全面反映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具有实际意义。
三、案例佐证：来自成都经开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成都经开区创办于1990年7月，并于2000年2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经开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东南方向，其主区面积927.61公顷，发展方向区面积3 770.67公顷，综合发展水平列全国132个国开区前列、西部第2位。2014年，成都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4.6亿元。成都经开区聚集了如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等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确定的以汽车整车（工程机械）及关键零部件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因此对其展开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采用从管理部门收集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调查表格，通过实地踏勘、座谈问卷、统计调查等多种途径实现资料的收集工作。
（二）指标理想值确定
理想值的确定结合成都经开区发展实际和自身特征，用多种方法确定理想值[11，12]：
1.目标值法，根据成渝经济区、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目标，结合成都经开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等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2.发展趋势估计法，结合成都市经济发展以及龙泉驿区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预估近5年的开发区发展状况，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3.先进经验逼近法，借鉴了新加坡、上海、武汉、重庆等国内外开发区[13，14]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验， 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4）专家咨询法，选择高校、成都经开区的10余位专家咨询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三）传统评价体系：《规程》指标体系评价结果
在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规程》方法计算得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指标和集约度得分见表2。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成都经开区土地整体利用水平高。在土地利用状况方面，工业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等指标尚未达到规划的目标水平，导致主区土地利用状况得分要高于发展方向区。在用地效益方面，以电子电器、模具、包装、食品等产业为主的主区开发较早，而发展方向区以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主，投入产出强度更大，用地效益较高。在管理绩效方面，主区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比例低于发展方向区，主区管理绩效集约度更高。
（四）改进后的评价体系：新常态指标体系的运用
1.FAHP方法确定权重。模糊层次分析方法（FAHP）是把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综合起来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15，16]。模糊层次分析法兼有判断矩阵的模糊性和计算的简洁性的特点，具有转化方便、快捷等优点。由于本文指标数较多，数据处理量大，故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可以确保计算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提高计算速度。
2. 评价结果及分析。利用FAHP方法计算出权重值，各个指标分值按照《规程》标准化处理方法，得出新常态下集约分值结果（见表3）。
表3的评价结果反映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具有以下优点与不足：（1）坚持以汽车产业为主导，以规划为手段提高项目用地效率，引导高附加值和现代化的汽车相关配套产业向园区集聚，形成汽车产业价值链，提高园区土地经济密度和经济运转效率。（2）开发区内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用地比重偏小，产城融合度有待提高。（3）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并未成为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4）开发区对技术驱动作用和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关注度不够。（5）企业能耗偏大，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节能减排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6）地价对土地供求关系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开发区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有待提高。
（五）《规程》指标体系与新常态指标体系评价对比
对比表2、表3，按照《规程》的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得分为96.20分，属于上等水平，而按照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得分为74.59分，属于中等水平，这说明新常态下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1.从具体指标上看：表3在表2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开发区要素投入、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体现出新常态指标体系是《规程》指标体系的扩展和提高，同时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指标替代了《规程》中的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指标，弱化了对开发区资本投资规模的衡量，更加注重开发区土地要素的利用质量。
2.从评价得分上看：表2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90.59分，而表3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100.00分，表3的结果高于表2，这是因为《规程》中，土地开发率只针对发展方向区进行评价，而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中，土地开发率的研究对象是主区和发展方向区，因为主区开发早，发展较成熟，故整体得分较高。表2中主区的土地供应率得分为99.62分，土地建成率得分为98.54分，而表3中土地供应率指标得分为61.95分，土地建成率指标得分为53.42分。这是因为表2中这两个指标只针对主区进行评价，而表3中对整个开发区进行评价，同时发展方向区起步较晚，土地供应和建设还没有达到规划水平，影响了整体得分。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比两种评价结果发现，新常态评价指标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性。新常态评价指标由于在《规程》基础上增设了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资源环境等指标，因此能够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方面系统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2.时代性。新常态指标体系较好地体现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我国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理念，但这在《规程》的评价体系中未能得以体现，而新常态指标体系则将其体现在新增的生态效益、能耗水平等指标上，从而能够将开发区快速发展中易被忽视的问题反映出来。
3.动态性。新常态指标体系在《规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单位人口增长消耗新增城乡建设用地量，经济增长耗地指数和建设用地扩张系数等指标，比较能够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新常态指标体系下的评价结果更能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度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二）建议
从新常态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和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特征的成都经开区的土地利用，不能与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相适应，需要在土地利用、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要寻求突破，因此本文建议：
1.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修建多层厂房，促使开发区发展向空间扩展，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强度。
2.打破现有单一最高50年期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创新土地供给模式，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业用地低效利用。
3.加快推进开发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增加科研投入，提升现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完善土地经营管理体制，从项目准入、土地利用监管、项目建设、项目产出、环保监管等环节，完善监督考核制度，从制度层面确保土地集约利用。
5.对投入-产出收益小的项目，建立项目退出激励机制，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现有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
6.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降低碳排放水平，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注重生态效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始终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土地利用全过程。
参考文献：
[1]孙伟杰，侯学平.广东省开发区土地利用模式研究[J].上海国土资源，2014（1）：1922.
[2]王昆，陈银蓉.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J].国土资源管理，2008，25（6）：22.
[3]卢新海.开发区发展与土地利用[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33.
[4]陈逸，黄贤金，陈志刚，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苏州高新区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6）：1116.
[5]潘锡辉，雷涯邻.开发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10）：3538.
[6]江立武.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及潜力预测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8.
[7]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C].中日经济学家2015学术交流会论文集，2015：6671.
[8]张军扩，余斌，吴振宇.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J].国研论坛，2014（12）：1220.
[9]翟文侠，黄贤金，张强，等.基于层次分析的城市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1）：96102.
[10]刘向东，高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0）：6 2856 288.
[11]王永峰，李保莲，宋利利.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新乡高新区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279283.
[12]何芳，张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理想值的确定――以上海市19个开发区为例[J].城市问题，2013（4）：1621.
[13]周静，朱天明.新加坡城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经验借鉴[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2，（1）：3942.
[14]赵宏伟.中国-新加坡城市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比较研究――以中国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加坡裕廊镇国际商务园区为例[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536.
[15]Mandani E H.Twenty Years of Fuzzy Control：Experiences Gained and Lessons Learned[J].Fuzzy Logic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Robert Marks，Ed.IEEE Technical Activities Board，1994：1924.
[16]肖辞源.工程模糊系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0190.
[17]徐泽水.模糊互补判断矩阵排序的一种算法[J].系统工程学报，2001，16（4）：311314.
[18]康钦容，唐建新，张卫中.改进模糊层次分析法在滑坡治理方案优化中的应用[J].重庆大学学报，2010（9）：98103.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动力和新机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科学制定战略战术，就能化挑战为机遇，变新常态为新风景。同时，新常态对创新环保工作， 谋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编制，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环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态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是创新推进“十三五”环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呈现下降态势。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在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是潜在增长率作用的结果。原有的以投资和资本扩张为主导、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想要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维持永动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做不到的，而且资源环境也承受不了。伴随中国高速增长的不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还有环境持续恶化、能源依赖迅速增强，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牺牲环境、健康的方式已无法继续下去。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重要性下降，要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思维定式，也预示着长期以来以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时，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容忍和主动承受短期的调整甚至阵痛，努力让民众享受到更现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经济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环境，这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标准。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在推进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危机加重，新问题累积，错失改善环境质量的良好时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机遇
改革红利释放，环境质量进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有望统一思想，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
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进入关键期。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较多地依赖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强度、产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
经济增速换挡，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GDP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通道，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粗钢、水泥以及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预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现峰值，传统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
能源消费增速趋缓，污染排放叠加进入平台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能源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业增长缓慢、能源强度控制增强，经济总量与化石能源需求将逐步脱钩。APEC会议特别是中美联合气候变化声明签署后，能源和碳减排任务日益明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均衡期。我国城镇化率已跨过50%的门槛，其增长率已从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长期，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国土空间优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缓解的机会窗显现，环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对下降。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挑战
世界环境利益多元复杂、争夺加剧。“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持续慢增长态势，脆弱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趋势明显。世界人口增长，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加剧，相关博弈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美国重返亚太等经济政治因素，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重大压力。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
布局性污染点状转移面上扩张、叠加明显。区域发展格局及城镇化形态发生转变，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区域型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征。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呈现不同特点，区域差异和分异明显，分区分类精细化管理挑战加大。产业区域梯度转移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空间结构的变化。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既要考虑东部沿海产业升级对污染排放的利好趋势，又要深刻认识中西部能源重化工产业增长带来新的污染压力。传统与新型环境问题叠加，出现农村环境叠加城市环境、生态退化叠加环境污染、国际环境叠加国内环境特征。
产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颈、加速转型。近年来，一些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发展成支柱，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许多产能由既落后又过剩转变为过剩但不落后，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企业有较大的抵触心理，政府赔偿企业损失带来的财政负担显著加重，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污染治理迟疑不决、患得患失。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关系成为难题，环保资金投入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变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滑，政府环保投入长效机制难以为继，污染治理主体承受力下降，治污决心和行动出现迟疑，有的企业可能不上治污设施、上了治污设施也不正常运行，甚至偷排漏排，监管难度加大。
环境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效率不高。社会公众环境权益观增强，环境公平正义的诉求与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可达、可行、可接受之间的综合平衡难度极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阵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财税体制等改革短期内对基层环保能力、重点问题的专项治理影响大，制度性供给能力亟待加强。
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
在深化环保工作任务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强化环境质量管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在健全完善环境监督方面，要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规范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禁止无证排污和超标准、超总量排污。大力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排污指标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权交易的组织机构和监管能力建设。贯彻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健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体系，改革环评制度，以环评作为结构调整的调节器、绿色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强化源头管理。扎实构建科学的环境监督体系，将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落到实处，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深化对企业的环境监督，严格环境执法，不断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严格环境保护的绩效考评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行政审计和离任审计。加大环保投入、发展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生态金融，建立稳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发展环保战略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