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6: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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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管理 奖励惩罚
奖励与惩罚是现代企事业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实践证明，在整个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中，随着《院长目标管理责任制》、《职工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正确操作和实施奖罚机制，已成为各个单位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它对促进医院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然而，据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由于奖罚不当或不讲标准、不计效果地评先发奖，不仅大大影响了有关科室、班组和个人争先创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还使原有的奖励“含金量”大为降低，应有的荣誉感变成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屑，应有的示范作用也化为乌有，实是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就奖罚不当的主要表现、产生原因、负面影响及对策谈几点粗浅看法，以与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
1奖罚不当的主要表现
1. 1奖罚制度不完善
据笔者对6家单位调查发现，没有一家单位有完善的职工奖罚制度，3家单位仅在一些管理制度中有“视工作表现给予奖励”的笼统阐述，显然不能也完全不适应现代科学管理。如在奖金的分配上，不少单位仍然采取以考勤为主要内容的平均分配方法，解决不了“出工”与“出力”的矛盾;有的单位虽然以科室为奖金核发单位，虽然解决了科室吃单位“大锅饭”的问题，却仍然解决不了个人吃科室的“大锅饭”问题;有的单位采取了计分核奖的办法。可是由于这些单位人员结构或科室设置不合理，以及定额核算方法不完善等致使有的科室容易增收，有的科室不易增收。另外还有诸如考核办法不够科学等因素，致使在同一单位付出相同劳动代价的职工，得不到相等的奖励，使奖金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很难得到解决。特别是一些行政职能科室，工作无定额，考核标准又缺乏可定量的客观尺度，造成有定额的科室奖罚分明，无定额的行政人员“早涝保收”的极不合理现象，以至于出现了许多原先为坐科室的人员要到临床第一线去，而一些临床医护人员挖空脑筋想坐办公室的不安定现象。
1.2奖罚不够分明
主要表现为该奖的不奖，该罚的不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也来个平分秋色。常常是在与科室、班组签订责任状时，把怎样进行奖罚兑现条款说得头头是道，致使许多科室、班组开始有些喘不过气来，可时间一过又来个急转弯，让人又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例如，年终评奖时，不间这个科室、班组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律照样下发20%的先进指标，免得分出个你高他低，影响情绪。而到了下边，科室班组的领导为图省事，怕麻烦、得罪人，干脆“删繁就简”轮流做先进，使得有些被轮流坐上“先进”的一上光荣榜，还出现过真正够格当先进人员要求不上光荣榜的事。
1.3奖罚不够严肃、严格
这主要表现在有极少数单位在实施奖罚时太轻率，动不动就罚、就惩，好像不奖不罚就没有“杀手钢”了;有些单位则把奖罚面搞得太宽，次数太多，奖励有月奖、季奖、半年奖、年度奖、竞赛活动奖、科研奖、单项奖等等。惩罚的有:除了违犯院规院纪的以外还有如延误承诺的、协调不好的、卫生不达标的、无故不参加学习的等等，五花八门，凡事都有奖罚。可就在这也奖，那也奖，这也罚，那也罚的同时，医院整体工作仍无大的起色，常常使医院内部发生一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处境尴尬，十分被动。
1. 4领导层获奖过多
调查发现，在每项奖励中，班组、科室、院级领导所占比例占整个年度奖励的90%以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奖励几乎全奖给了大小干部。评奖时，总是把头头们作为第一人选，一人发言，大家附和，其实很少有人说的是真话。这里不是说干部就不能获奖，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比如，一个职工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超过本职工作范畴且有利于人民和集体利益的事，则该职工就应该奖励。而作为一个科长、院长，自我工作非常出色或几乎完善，但科室、整个单位或分管部门的工作成绩一般，奖励也就失去了意义。
2奖罚不当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2. 1领导干部思想方法片面，主观因素干扰严重
主要表现为有的领导以为奖得越多，成绩就越大，医院工作就越好;有的则认为罚得越多，管理就越严格。常常以奖罚论是非，在实施奖罚过程中，不能全面地从勤、绩、德、能等多方面综合评定，总是受他们自身经验、智能、情绪、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或是掺人一些亲疏好恶和主观爱憎等因素。再有者，有些领导特权思想严重，习惯于个人说了算，不按组织原则办事，不经集体讨论研究全凭个人意愿决定奖惩。
2. 2管理教育虎头蛇尾，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
一些领导干部常常借故工作忙，单纯依赖奖罚，有的会议一开，任务一布置，好像就万事大吉了，最后用奖罚来吓唬人，忽视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忽视做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遇到问题绕道走，怕得罪人，碰到钉子怕戳手，不敢面对现实，为自己留下后路，不是脚踏实地地去解决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而是在不同场合宣布一下，奖罚了事，结果奖也奖了，罚也罚了，可问题依然存在。
2. 3工作不实不强，优劣心中无数
有的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忙在嘴上，动在会上，写在纸上，浮在面上，类似葫芦掉下井，看上去落实下去了，但实际上没有沉下底，差在何处，摸不到点子上。有的检查考核，做做形式，看看样子，不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打分，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不给领导出难题就好。
2. 4奖励也爱搞综合平衡，照顾方方面面
特别是奖，这个科室有的，那个科没有不行，职工有了，干部没有不行。团员有了，党员没有不行，结果是这里出一个，那里冒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奖总比惩罚来得容易，皆大欢喜。
2.5不正之风渗入奖罚体系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出现了五次较大水平的经济周期，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2012年，中国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俯视全球，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国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政府在这场经济华丽转变的舞台上扮演者什么样角色，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着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分析，因此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经济指标，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经济指标。选取样本期（1978年―2012年）的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把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计为Y，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为M，把财政支出计为F，价格指数计为P。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同时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3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mson协整检验方法时，本文运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趋势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协整似然比（LR）检验法显示LNY、LNM、LNF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关系，采用LNGDP、LNF、LNM这三个变量作为VAR系统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值的原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此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图的上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的变化量对GDP自身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的脉冲响应。下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自身的增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对GDP的变化的贡献度。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GDP增加一个标准误差，会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达到最大，而后趋于下降趋势，而在第二年内，货币供应量则会增加0.02，财政支出会增加0.008，二者分别在第三年，第五年达到最大。同样，在方差分解的图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贡献，货币供应量做了17%的贡献，财政支出做了3%的贡献。从上述的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比较明显。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关于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不仅消除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研究分析关于财政支出（F）、货币供应量（M）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把第一个模型独立出来：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从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国内生产总值（Y）之间不但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短期内，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0.159，表明误差修正项对GDP的一阶差分值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而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20，由于数值较小，这表明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而货币供应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365，大于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较明显。从估算的长期均衡关系看，政府支出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具有正影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更能推动GDP的显著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更加明显呢？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从“大财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财政”转变，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更加注重金融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了金融货币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据资料记载，平均来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就会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
从上述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结论，说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从作用力大小来看，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财政政策来说更显著些，由此中国政府更注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摘要】
目的 通过膝关节X线片的测量，完善西北地区人群的膝关节影像学资料，为国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全膝关节置换术提供参考。方法 随机选取200例西北地区中老年人，年龄大于40岁，男女各半，拍摄膝关节正、侧位X线片。用AutoCAD软件系统标识并且分别测量记录：胫骨平台内翻角(PT角)、小腿机械轴垂直线与双侧股骨髁远端切线的夹角(FT角)、髌骨厚度和胫骨内侧平台最低点至腓骨头尖端高度的差距(DPF)。将所得数据分别按男女组及左右侧进行统计学处理，并将所得数值同国外相关研究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PT角及FT角、髌骨厚度(H)及DPF在肢别上没有统计学差别(P>0.05)。PT角及FT角在性别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髌骨厚度(H)及DPF在性别上有统计学差别(P
【关键词】 膝关节；测量；膝关节置换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anatomic parameters and Xray data of adult knee joint for the Northwestern Chinese people through measuring the knee joint of Northwestern aged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prosthesis design， selection and skills of surgery. Methods Totally 200 Northwestern Chinese aged people， aged above 40 years old， 100 males and 100 femal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Xray films of knee were shot in the anterioposterior view and lateral position. Measurement and recording: angle PT， angle FT， patellar thickness， tibial plateau to fibular head distance (DPF). When the values were obtained， the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gender and side. And we compared them with foreign data. Results Angle PT， angle FT， H and DPF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sides (P>0.05). The differences in patellar thickness and DPF between patients of different gender was obvious (P0.05). The differences in patellar thickness， DPF， angle PT and angle FT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eigners were obvious (P
KEY WORDS: knee joint; measurem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和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RTKA)治疗膝关节疾病日益增多。TKA目前已经成为一项较为成熟的手术。多种因素决定了TKA手术的治疗效果，如患者术前关节状况、手术医生对TKA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术后功能锻炼是否积极适当等，其中假体的匹配程度和手术中假体的放置位置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当前我国临床应用的人工膝关节假体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尚无我国独自开发研制的人工膝关节假体系列。进口假体费用较高，且都是按照欧美白种人膝关节参数进行设计的，有时会出现与国内患者膝关节不匹配的情况，而且膝关节几何形状是膝关节假体设计的必要基础之一。为了更好地设计出符合国人的膝关节假体，对国人正常膝关节进行骨形态学测量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本研究中，我们对西北地区中老年人一些膝关节常见的影像学指标进行测量，以便于后期指导临床手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国家“十五”和“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攻关课题“中国中老年人骨关节炎状况研究”中的西北地区城市、农村被调查的1000例中老年人的膝关节X线中，选择200例中老年人。其中男性100例，女性100例，平均年龄54.31岁(40～87岁)，平均身高167cm(145～178cm)。入选条件：①无膝关节疼痛、肿胀、绞锁，运动征阴性；②无既往外伤及手术史；③膝关节X线检查无明显骨骼发育畸形，无骨质退变，无内外翻畸形；④排除按照美国膝关节骨关节诊断标准诊断为骨关节炎的患者。
1.2 X线拍摄条件及其
KordarCR机，X线源距离X片夹100cm，曝光条件为75kV、15mA，不应用滤线器。放射计算估计：总计量
1.3 测量项目及方法
将挑选出的X线片通过数码相机翻拍后数据输入电脑，首先应用AutoCAD软件系统标识出需要测量的指标，包括胫骨平台内翻角[1](PT角，在膝关节正位片中，沿胫骨平台面内外侧缘作其切线，沿平台面内侧缘作小腿机械轴之垂线，两者相交之夹角)、FT角[2](在膝关节正位片中，小腿机械轴垂直线与双侧股骨髁远端切线的夹角)、髌骨厚度[3](在膝关节侧位片中，首先确定出髌骨关节面，在其中点作其垂线，垂线距离即为厚度)和胫骨内侧平台最低点至腓骨头尖端高度的差距[4](DPF，在膝关节侧位片中，先画出胫骨的解剖轴线，再经过胫骨内侧平台最低点和腓骨头的最高点分别向胫骨解剖轴线作垂线，这两个交点之间的距离)，之后再通过AutoCAD软件测量这些指标。
1.4 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测得的角度和距离的数值(平均值±标准差)输入电脑，并标明性别及肢别，首先对所测得数据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分别将男女组和左右侧的FT角、PT角、髌骨厚度和DPF数值进行统计分析，同时与国外测量值进行统计学比较(t检验，α取0.05)。
2 结果
2.1 测量值与肢别的关系
将全部测量值分为左右侧两组进行t检验，发现PT角及FT角在左右侧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髌骨厚度(H)及DPF在左右侧也没有统计学差别(P>0.05，表1)。表1 PT角、FT角、髌骨厚度和DPF与肢别的关系（略）
2.2 测量值与性别的关系
将全部测量值分为男女两组进行t检验，发现PT角及FT角在男女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髌骨厚度(H)及DPF在男女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本次测量值与国外测量值的比较
将本次实验测得的结果，PT角、FT角、髌骨厚度与国外所报道的数值进行统计学处理(t检验)。结果表明，正常国人(西北地区)的PT角、FT角均明显大于正常西方人，髌骨厚度明显小于正常西方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测量内翻角对TKA手术的意义
TKA目前已经成为一项较为成熟的手术，其手术成功的关键之一便是股骨假体的适度外旋位放置。这是由于在正常膝关节中，胫骨近端关节面相对于下肢机械轴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翻，理论上以股骨后髁轴为参照，股骨假体的外旋放置角度应等于该患者膝关节病变前的胫骨平台内翻角。国外文献报道[5]，正常西方人胫骨平台内翻角平均为3度，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时，当股骨假体相对于股骨后髁轴外旋3度并适当偏外放置时可以获得满意的假体放置。
本次实验测得PT角为(4.06±2.03)°、FT角为(5.00±2.14)°，与国外测得的3度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2 测量髌骨厚度的意义
在进行髌骨置换的手术中正确切除髌骨关节面、保留合适的髌骨骨床的厚度及恢复髌骨置换后的原有的总厚度对减少术后并发症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正常髌骨厚度的测量，FURMAN[7]等从髌骨轴位X线片上测量髌骨的厚度；MARMOR[8]用游标卡尺术中测量髌骨实体的厚度，正常为25～30mm，较小的为20～25mm；尚未见直接从膝关节侧位X线片上测量的报道。国内资料报道，台湾人的髌骨厚度为19～23mm，外国人的髌骨厚度为25～26mm。周殿阁等[9]报道，国人正常髌骨平均厚度为(21.84±0.16)mm，最大厚度27.12mm，最小厚度16.28mm。周飞虎等[10]对国人正常膝关节三维几何形态进行测量，其中报告髌骨宽度为(43.49±3.79)mm，髌骨高度(42.20±4.31)mm，髌骨厚度(19.21±2.66)mm。本研究测得的我国西北地区成人髌骨厚度为(21.32±0.12)mm，最大厚度为26.79mm，最小厚度16.16mm，要小于外国人的髌骨平均厚度。从国人髌骨置换的手术实践中，我们感觉到选用国外髌骨假体时，若按国外的手术原则切除髌骨软骨面并保留髌骨骨床15mm，即使选择10mm的髌骨假体，置换后的髌骨总厚度亦将大于中国人的平均最高值；同时在髌骨置换中我们发现，国人髌骨软骨面最低凹处的厚度常常只有13～14mm，要保留国人髌骨骨床厚度15mm，那么国人的髌骨软骨都难以清除干净。
因此要保证髌骨置换术后髌骨原有的厚度，只有通过减少髌骨假体的厚度或增加髌骨切割厚度两种方法。通过手术实践和术后随访观察，我们认为术中保留髌骨骨床厚度为12mm较为理想，但置换后的髌骨力学性能和髌骨置换术后的远期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随访观察。
3.3 国人的DPF特点与假体厚度的选择
在人工膝关节置换术中，每个膝关节系统要求从胫骨近端截除的骨量都各不相同，但是总的一个基本原则[11]是：胫骨近端、股骨远端和股骨前、后髁的截骨量应该和植入部件的厚度一致，这样可以重建膝关节原本的关节线，术后膝关节生物力学改变小，可延长假体使用寿命。
本研究通过大量的膝关节正位片的数据测量得出，DPF的95%可信区间：整体人群为8.09～8.49mm，男性8.16～8.56mm，女性7.13～7.53mm。因为外侧副韧带位于膝关节外后1/3，分为长、短二头，长头起自股骨外上髁，短头起自豆状体，同止于腓骨小头高度，所以对于大部分女性患者来说，当从胫骨近端截骨8mm时就有可能伤及腓骨头(FH)尖端和腓侧副韧带(FCL)在FH的止点；而男性以10mm截骨时也可能伤及FCL。但由于本实验测量的是FH尖端，是其最高点，大部分FCL附着点和胫腓关节面尚不会被涉及。
从FCL的止点位置考虑，对于大多数西北地区中老年人，合适的胫骨假体厚度在6～9mm范围内，男性患者最好选择7～9mm厚度的胫骨假体，女性患者应选择6～8mm厚度的胫骨假体。目前器械公司提供的假体系统要求胫骨截骨厚度在8～10mm，对于西北地区中老人偏厚。随着材料学技术的发展，应该研制更薄、更适合西北地区中老年人使用的胫骨假体。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再次证明，在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前，应该常规测量胫骨平台内翻角、髌骨厚度、DPF等影像学参数，以确保手术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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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保险文化；财政支持
近年来，积极探索发展农业保险已在我国形成共识，全国一些地区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农业保险不断萎缩的态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从现有的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总体上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要持续高效地推进农业保险，必须着力解决一系列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体制风险和生物风险等多种风险的威胁，农业风险损失非常严重，农业自身的承灾能力较为脆弱。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在发展的环境、条件，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少农业风险，反而使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压力越来越大，农业风险的扩散和传播加快。巨大的农业风险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建立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的农业风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灾害救济、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保护等，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都提供保障选择，从而较好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其中，农业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临时性的事后救济和农民分散的自我保护为主，农业的风险保障程度很低。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使我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在全社会分摊风险损失，较之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且，农业保险具有综合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分散风险，促进生产，增进投资，提高收入，而且还能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突出和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应该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坚持发展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大量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保险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公共福利性，农业保险的这些属性为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面临的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失灵等现实矛盾，也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政府运行机制的农业保险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运行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时，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财力还无法达到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营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农业保险虽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私人保险难以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我国目前还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鉴国际国内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发展政府诱导型保险机制。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既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即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也非政府运行机制(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不是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它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通过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平台，创造经营环境和条件，降低经营成本和控制风险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人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三、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刺激农业保险需求
保险文化是在长期保险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保险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经营哲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范畴的总称。保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保险精神文化、保险制度文化和保险物质文化三个方面。保险文化决定人们对保险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行为规范，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构成的保险关系。因此，保险文化不但影响保险供给，更影响保险需求，保险文化在保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保险文化发展和传播滞后，农民保险知识匮乏，对保险了解较少；保险意识落后，保险的认同度很差。保险是一种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产品，特别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制度和规则十分严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险知识。农民对现代保险知识和文化的接触较少，缺乏对保险功能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合同与契约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例如如果没有发生损失、没有赔付，那么购买保险就是浪费钱财；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遭受损失，就应该退还保费等，显然这些认识是对保险缺乏基本了解。
农村保险文化发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非市场性，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人们在面临风险损失时，缺乏运用市场手段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传统农业文化重视家庭保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意义上的风险意识，而缺乏全社会普遍保障的思想，这种思想几千年延续下来，使家庭保障变成一种思维惯性，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相信、信赖于家庭单位，不太容易接受现代社会保险。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认为保险不吉利，宁愿以血汗钱去祈求菩萨保佑，也不愿花小钱获得保险保障。
因此，加强保险文化研究，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改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是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业保险的经营来看，保险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应输出保险文化。保险经营者承担着创造、传播和经营保险文化的职责。保险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应切合农村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交通与通讯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较差。因此，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较为困难。在保险文化传播的途径方面，可以选择广播、当地闭路电视、农村科普读物、农村的黑板报、标语以及专门的农业保险专题讲座。在传播的形式上，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逐渐理解和接受保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要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行重点分析，让农民知道风险和灾害损失可以预防，可以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保险的价值认同与接受。此外，当前应重点加强保险制度文化建设，特别是《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保险法规是保险制度的核心，是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应当尽快制定农业保险相关法律。
四、建立农业风险信息系统，创造农业保险发展基础
农业保险是以农业风险为经营对象，因此，对农业风险及风险损失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农业保险开展的重要前提。例如，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费率的厘定，都必须以过去一定时期的风险损失数据作为基础。农业保险的营运和管理，特别是保险的防灾和减灾都需要以准确的农业风险信息作保证。目前我国缺乏权威的、系统的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即使在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仅仅能够从分散在民政部门、气象中心以及部分统计年鉴中收集部分数据。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专门从事农业风险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和交换的中心，包括农业风险的预测，风险损失的测算、记载、加工、存储以及农业风险信息的和交换等环节。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连续动态地输入和输出各种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满足农业保险当事人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从农业保险的发展角度，农业风险信息系统不但是保险产品开发的基础，而且还是保险营运的重要外部条件。现代风险信息系统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断成熟的高科技技术，例如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农业风险信息的预测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在农业减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降低保险损失和提高保险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农业的减灾信息系统通过对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能够大大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农业风险信息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我国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家气象中心、民政部、商务部联合成立农业风险信息中心，该中心可设在农业部。
五、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关系，切实保障农业保险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农业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诱导型发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试点时期，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推广的重要条件。国外农业保险发展也证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进农业保险具有关键作用。在分级财政、预算约束的财政体制下，对农业这样一个具有全社会公共福利的基础产业，扶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出，应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关系，才有利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投入的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义务，但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大多地方财政相对困难，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弱。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较好，但农业的比重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财政具有全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功能，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应当承担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在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1)承担全国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经营补贴；(2)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经营补贴。地方财政的义务则主要承担养殖业、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经营补贴。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与40%的比例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实施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农业风险和灾害损失的区域性、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走区域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统一的发展模式将扭曲农业保险价格机制、弱化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机制、抑制农业保险的创新机制等，从而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所谓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是指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时，将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差异的政策，以促进农业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在相当时期客观存在，实行区域化的发展政策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的抗灾能力和承灾能力都严重不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对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是许多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原因。目前，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传统农业色彩较重，农村还比较封闭，农民的风险理念和保险意识落后。这些因素使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发育更为缓慢和困难。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很多地区只有长期依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因此，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农业在西部落后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应该实施重点扶持，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专项的农业保险支付资金，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灾基金的地方筹集比例上，给西部地区一定幅度的优惠。
七、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加快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
农业保险的复杂性对农业保险经营人才及技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专业人才匮乏，经营技术非常落后，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从保险人才的培养角度，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养农业保险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农业保险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热爱农业保险，具有经济学、保险学、金融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积极投身到农业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水平，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提供理论支撑。应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研究基金应向农业保险类的研究项目提供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过这些重大专项研究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科的发展；从现有保险公司、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等多渠道积极引进农业保险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稳定和发展农业保险人才队伍。近年来，国外农业保险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农业风险证券化产品、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增强农业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在全国的推广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经营风险和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进程、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于当时的急躁冒进，引起许多农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盲目推进农业保险，在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和有效管理情况下，结果造成很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少数保险公司拒绝向农民赔付，引起农民的不满，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这些教训都表明，农业保险的试点和推广，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品的设计要讲求科学性，要遵循市场规律，要赢得农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近段时期来看，应优先选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农业保险项目试点，待经验逐步积累，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农民的保险意识渐渐增强时，再深入推进。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是有条件的，主张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并不等于不顾实际一哄而上，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树立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
九、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运行
农业特别易于发生巨灾风险和巨灾损失，严重巨灾损失的发生将会使农业保险系统崩溃。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是影响农业保险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重大障碍。无论是从保护农业，稳定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方面，都必须重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业再保险、农业巨灾基金、农业灾害救济，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除了分别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灾保障体系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使三者相互促进。农业再保险的目的是分散农业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农业巨灾基金是为农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提供分散风险保障，而农业灾害救济则是起到补充作用，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十、强化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提高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体共同参与，而且模式在探索阶段，制度在形成时期，法律在酝酿过程中，机制在培育阶段，市场在培植时期，各主体在磨合阶段。因此，农业保险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经营监管制度。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保险行为的监督。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应严格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准入的经营范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业务，杜绝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作为“概念”来操作，避免农业保险业务空心化；二是监督政府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保证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到位，并切实保证财政资金真正在动植物生命保险中发挥作用，防止财政资金被挪用；三是监控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建立保险人的硬财务约束制度，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四是监督农民的利益保护情况。农业保险应办成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除国家和省级政府明确规定的少数法定农业保险业务外，任何保险人不得采取强买强卖农业保险的手段，更不得骗保拒赔。要通过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经济利益的诱导和良好的保险服务等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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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税；国际比较；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1-0158-03
[作者简介]魏通（1989-），男， 四川眉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投资。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达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资源消耗巨大和环境污染严重两大问题。目前，我国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刻不容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以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利用税收政策实现对环境的保护。本文立足有关环境税的基础理论，分析我国环境保护税种的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比，选取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国家税收政策提供支持证据。
一、我国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对独立的环境税，有“绿色成分”的税种主要包括：资源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是以资源的开发和占用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如，原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矿产品、黑色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和盐七种资源产品列入征税范围，与世界上征税资源税范围较广的国家相比，征税范围较窄；车船税是指国家对行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共道路的车辆和航行于境内河流、湖泊或者领海的船舶，依法征收的一种税。从车船税的征收情况来看，不论是从载客汽车还是载货汽车，每年的税额不超过1000元，这对使用汽车的公司和个人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激励或者惩罚作用；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城镇土地为征税对象，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面积为计税依据，是按规定税额征收的一种税。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率较低，对我国土地资源合理使用的调控力度有限，对滥用土地资源的抑制作用也非常有限。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实际缴纳的“三税”的一定比例征收，是专门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一种税收。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项投入的公共事业工程，是为了改善居民生活用水质量和生活空气质量，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我国环境保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其征收的税额从2010年的18871亿元，剧增到2011年的2777亿元。如此之大的征收幅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且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0年每年的资源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这4项“绿色税种”之和作为我国的环境税数据（见表1）；选取日本和西班牙两国与环境相关而课征的税收作为他国的环境税。随着各国经济的增长，税收将相应增长，同时，环境税也将相应增长。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国家重视环境，则其环境税的增长率与总税收的增长率将有较高的相关性。本文将对2000—2010年中国、日本和西班牙的环境税的增长率与总税收的增长率做线性回归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
从表3中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就环境税增长率和总税收增长率的相关性来看，西班牙>日本>中国。这个结果跟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在这3个国家中，我国的环境污染是最严重的，也是环境保护做得最差的，也是环境税征收环节过程中问题最多的；欧盟各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西班牙作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非常注重环境保护。此外，从线性回归方程的F检验量和t检验量来分析线性回归的显著性，中国>日本>西班牙。p检验量，西班牙>日本>中国，且只有西班牙的p检验量小于005。这些结果与现实情况是吻合的。
在以上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1]，结果见表4。
从R2、修正R2、F检验量和P检验量的结果来看，结果很显著，说明选为样本的3个国家的环境税的年增长率与总税收的年增长率有明显的相关性关系。
把环境税占总税收的比重，称为环境绿化度[2]。表5为近10年我国、日本和西班牙的环境绿化度数据。
数据来源：据中国税务年鉴和OECD数据库计算得出
从表5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环境绿化度明显低于日本和西班牙。这与我国的环境状况较差是吻合的，同时为我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制定相关税收政策的依据。
环境税占这3个国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我国的数据明显小于日本和西班牙这两个发达国家，而日本的数据也明显小于西班牙。这组数据更加契合了各国的实际情况，跟上文环境税的年增长率与总税收的年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相吻合。
三、政策建议
1适时推出独立的环境税，提高环境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提高环境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从政府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和资源税的改革发展来看，我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宜进一步扩大，应逐步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矿产品纳入征税范围。
2在推出环境税的过程中，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即不能因推出环境税而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应对各种税收进行结构性调整，使纳税人的负担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征收的环境税不应纳入一般财政预算，而应该是专款专用，即专门用于环境治理投资等专项支出。推出环境税的过程还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要重点考虑推出初期的社会影响，而且应该有相应税收制度的配套与衔接。
3与排污收费制度相比较，环境税在法律和征管层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费改税”， 深入推进排污收费制度改革，优化税收征收手段，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积极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完善排污交易体系，适时在排污权市场中引入期货期权机制。
4严肃立法，保证环境税征收过程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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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润婉）（上接第137页）
式进行售后服务，而由于B2C电子商务平台的虚拟性却很难实现并做到这一点，不得不选择通过在线聊天工具、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对客户需求及时反馈，提高售货服务质量。第三，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丰富产品种类。产品价格无论对于实体店还是B2C电子商务企业，都是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相对于实体店而言，B2C电子商务突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客户随时能够挑选产品和货比三家，所以更关注产品价格。追求物美价廉的消费心理使得价格始终是客户最敏感的因素。最后，建立健全巩固安全信任机制。对于客户交易过程中隐私的保护、安全保证、网站信息是否真实可信等问题，B2C电子商务企业有义务引进相关技术，确保网络环境的安全。国家也要针对B2C电子商务企业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公平健康的网络坏境，规范B2C电子商务活动，降低客户网络购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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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国情同时参照国际相关法律制定的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方面，对科技合作的跨国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科技成果的研发与转化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又出台了相应的具体政策。
二、我国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政策法规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国家政策方面，第一，我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发展起步较晚，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国家对于科研的财政支持、信贷支持、风险基金、税收优惠、成果价值评估的规定大多仅限于原则性规定而无程序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尚无配套政策。特别是亟需发展的中医药科技中介机构，由于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发展十分缓慢，严重影响了我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第二，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相关政策缺乏系统性。科技成果从产出到转化涉及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衔接欠严密，存在政策空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科研立项时对成果的要求不具体，不能根据研究的周期、方向等提出不同的成果标准，对成果的现实实用性缺乏考核。②科技项目没有设立成果转化专项经费，致使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成果的可转化性关注度不够，结题后经费马上全部回收，成果产出的后续工作无资金支持。③只对研究项目的验收明确了相关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成果登记是否要鉴定、验收，是否需要建立鉴定、验收的程序、规范，鉴定的主体是谁，权威性如何体现等均缺少政策规定[1]。④如何规范成果登记、成果奖励、及成果推广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规定。⑤对于公益性的科技成果（如中医药适宜技术、疾病预防产品等）的推广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⑥卫生技术产品推广中的风险归责如何界定，如何规范，也缺少政策依据。
2．在法律法规方面，由于促进和规范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缺乏对科技中介服务业的有效管理和规范，多头管理、政企政事不分，致使我国的科技中介市场的运行极度不规范。国家科技部在《关于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结构的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大多数类型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还未得到明确。”特别是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法律中空现象严重，由此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缺位、资本市场发展不规范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切实解决，从而导致我国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与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少，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也不完善。2002年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经贸委等三部门联合了《医药科学技术政策》。这是现行唯一的医药行业专门性的科技政策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是为医药产业发展的两大重点———中药现代化和生物制药产业化，提供相关政策保障。虽然其中有促进医药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要求，但并没有涵盖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部问题，并且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相应的政策要点，并没有具体的配套政策文件[2]。
3．在行业管理方面，仅有咨询、评估、技术市场等领域在少数地区实施了行业管理措施，其他大部分科技中介服务领域（包括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则基本没有类似的制度在实施。技术市场中科技成果转化所依据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技术转让政策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此外，科技中介机构准入制度的缺失，至使中介机构的交易撮合能力较差。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科技中介服务业中的行业管理十分混乱，直接影响了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由于缺乏前例，大部分科技中介机构只好参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没有建立起真正适合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特点的机构组织。政策管理不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业良性运行机制的确立和发展。
三、促进中医药科技中介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的建议
加快政策法规等外部环境建设是加速我国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加紧研究制定促进和规范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明确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组织制度和发展模式，理顺政府与科技中介机构的相互关系，形成法律定位清晰、政策扶持到位、监督管理完善、市场竞争平等的良好政策法律法规环境。制定与出台《关于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指导意见》，从制度与规范上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保证对科技成果的科学、有效管理。
2．要加紧制定对于中医药科技中介的相应扶持政策。要善于以制度的创新消除影响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的障碍，使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切实成为中医药技术成果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桥梁，增进政府与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研究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的政策框架,完善相关政策，确保中医药科技中介服务业的顺利发展。完善、规范技术市场，落实科技成果转让法。建立科技中介机构和职业技术经纪人的准入制度、评估制度，促进中医药科技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建立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推广、转化的信息交流平台，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完善中医药科技成果管理制度[3]。中医药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依托项目目标，以科技成果的研发带动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将科技成果的管理纳入项目过程管理，更新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观念，对科技成果实行科学化的管理。二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科技活动，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推动中医药科技中介作用的最大化发挥，拓展中医药科技成果市场，以积极的态度加强中医药科技成果的管理。三是加强对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规范化管理。一方面，应对中医药科技成果进行规范化的命名；另一方面，对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程度进行科学、严格的界定。四是对中医药科技产业给予积极地政策扶持，采取合理有效的激励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药科技中介的作用，引导、帮助医疗机构应用中医药科技成果，使中医药科技成果能够惠及卫生机构、惠及百姓。五是对不同类别的研究按不同标准立项、管理。六是将传统的、民间的、没立项的中医药成果的登记、认定、转化、奖励、评价纳入中医药科技成果管理范围。
3．要加紧建设健全的法制环境，营造稳定、繁荣的竞争氛围。我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发展起步较晚，而且是在一个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和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成长壮大的。纵观发达国家的科技中介服务业，其发展大都有着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注重通过建立法制规范化的发展环境，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提供稳定的保障，为行业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注重加快优化外部环境来推动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在这方面堪称杰出的代表，仅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先后制订了六、七部法律来规范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法制化管理方式，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也从根本上优化了科技中介服务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从而确保了科技中介服务业在法制的约束下健康快速发展。为了发挥我国中医药科技中介的最大的功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法规体系，为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4.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解决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以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到有效顺畅的实施。要结合研究与开发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当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使科技成果及时形成知识产权。强化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并把这一工作纳入到科技计划管理、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成果转化及其产业化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各个环节，引导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高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1中国中药新药开发政策[1]
中国是传承并不断发展其传统医学的典型国家之一。但是，在世界传统医药市场上中国所占据的比重却很少，部分传统药物还需靠一些跨国企业倒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实施了中医药现代化建设，尤其加强了中药现代化工程。1996年，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九五”计划的重要内容实施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之后，1998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得到了“九五”计划的优先支持。1999年，国家科技部发表了中药现代化研究和产业化实施方案，同年仿制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也被反映到“973”计划里面。200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现代中药产业化专项实施方案，后来此专项被选定为“十五”计划优先扶持项目。2002年，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8个部门联合发表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中国自加入WTO以来把中医药产业视为了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中医药走向世界需得到包括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等的中医药现代科学证明，为此，200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发表了中医药国际化、中医药标准化等计划。
2韩国天然物新药开发政策[2]
韩国从制度上同样重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并重视天然物新药的开发。韩国的天然物新药开发政策是在如下情况下实施的：第一，在传统医药领域拥有相对的优势；第二，相比新药开发主流趋势的化学合成，基于天然物成分物质的新药开发成功率更高；第三，利用天然物的新药开发属于高附加值领域，有利于确保国家竞争力。韩国的天然物新药开发主要在天然物科学研究所、药学大学、企业研究所里进行，最近，韩医科大学和韩医学研究院也开始了部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天然物研究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持，科学技术部的“G7项目(先导技术开发事业)”和保健福祉部的“保健医疗技术研究开发事业”等成为了其典型。韩国政府发表了“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法”(2000.1.12)和相关实施令(2000.8.17)，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2000－2005)”。
韩国的“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从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至2010年开发5种以上的天然物新药，实现天然药物国家战略层次上的产业化。其最核心内容还是天然物新药开发，而天然药物产业升级为国家战略产业是新药开发的最终目标。“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确定了第一阶段(2001－2005)、第二阶段(2006－2007)、第三阶段(2008－2010)、最终(2010以后)等4个阶段性目标，见表1。表1“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的阶段性目标（略）
韩国“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领域重点课题可以概括为培育天然物科学、促进天然物新药开发、开发世界级天然物新药等。其中培育天然物科学部分包括人才培养、扩建设施、挖掘产学研合作项目、建立天然物成分D/B、制定政府相关制度、实施国际规格化等建设天然药物平台相关的领域。促进天然物新药开发部分主要集中于实现产业化、提升产业体研究能力、毒性试验、临床前试验、创新新药开发技术等实质性的新药开发技术和产业化。开发世界级天然物新药部分包括持续开发新药候选物质、剂型研究及具体的工程研究、临床试验、新药开发、开拓世界市场等新药产业化所需的具体程序。
以上天然物新药开发工作主管部门为保健福祉部，而合作部门包括教育人力资源部、产业资源部、科技部、海洋水产部、农林部、食品医药品安全厅等。实质性的研究参与机关包括各级大学、研究所、企业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关包括汉城大学天然物科学研究所等；事业管理机关为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
3中国和韩国的相关政策对比
中国的中药新药开发通过中药现代化工程来实现。这个工程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建设事业，它贯穿GAP-GLP-GCP-GMP-GSP等认证体系，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等相关领域。在这种巨大的平台建设过程中，中药新药开发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因此，中国的中药现代化过程远远超过了单纯意义上的中药新药开发。
韩国尽管发表了《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法》，制定了“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却不像中国系统规划的发展计划，只是聚焦于新药开发；也没有像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那样独立的政府部门，只是在韩国保健福祉部内设立了韩方政策处，因此，大部分的天然物政策包含了很多一般性新药开发的概念。在韩国，实质性的新药开发事业由汉城大学药学院下属的天然物研究所主导。
中国和韩国各自制定了符合国情的政策，一般情况下，中国的计划都能如期推进下去，相关政策的适用也非常活跃；相反，韩国的考虑因素太多，很难按照计划完成。实际上，韩国“天然物新药研究开发促进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如期完成率仅为整个计划的32.7%。
SWOT分析是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先行工作。从两国天然物新药开发SWOT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传统知识，国家也大力支持中药新药创新；韩国则善于利用IT、BT等相关技术进行融合研究和产业化应用。见表2。表2中国和韩国的天然新药研究开发SWOT分析对比（略）
4结语
目前，世界大部分的传统医药市场被拥有跨国企业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占据着。中国和韩国在传统医学领域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不仅形成了竞争关系，也意味着诸多合作的可能性。虽然中国的研究开发规模比较大，但其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和产品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很难开拓市场。相反，韩国拥有应用化、产业化优势。所以，两国应更进一步加强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关系。最近，中韩两国政府在天然产物新药开发领域开展了一些示范性的合作项目，这预示着双方合作的光明前景。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来京意愿；留京；社会实践
北京，这个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先进的科技水平于一身的城市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学子前来深造，对来京求学的学子们来说，北京是新旅程的开始，承载着满满的期待与希望。对“北漂”一族来说，北京是他们单程车票的终点，是梦想开始或结束之地[1]。为了解各地生源对北京的真实看法及他们在北京的发展生活状况，为计划来京学习或工作的人提供参考意见，特开展了本研究。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在读学生为研究对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专业包括中医、针灸推拿、英语、卫生法学、工商管理及公共事业管理。
1.2 研究方法
前期结合文献研究制定问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定300位同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后期借助计算机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3 研究内容
调查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年龄、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二是对北京的印象（气候环境、交通状况、学习资源及来京意愿）。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78份，问卷回收率92.7%，有效问卷251，问卷有效率90.3%，研究对象包括中医类、针推类、英语、法学、工商管理及公管专业的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的学生。其中男生占31.47%，女生占68.53%，男女比例为1：2.18。按地理位置不同将生源地分为华中、华南、华东、华北、西南、东北、西北、西南及港澳台地区，华东地区占20%，华南地区占4%，华中地区占14%，华北地区占39%、西北地区占1%、西南地区占12%，东北地区占9%，台港澳地区占1%。
2.2 气候环境方面
北京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四季分明。数据显示78%的学生对基本能适应北京气候（包括适应和一般适应），不适应者占22%，不适应者主要是低年级学生。究其原因，华北同学主要认为是夏天气温过高（34%），港澳台和西南地区主要认为冬天太冷，华中地区同学认为干燥（51%），华南地区主要认为风沙大（50%）。对生活用水意见，被调查者中满意、不满意和无所谓分别占33%、34%和33%，其中以华中地区生源对饮用水的满意程度总体最高（36%），而其他地区差别不大，而对饮用水不满意的前两位原因是沉淀和异味。以上数据反映北京环境质量一般，空气污染、风沙、干燥等因素成为影响北京环境的重要因素。
2.3 交通出行方面
被调查者常用出行方式前两位是地铁（52%）和公交（32%），鲜有被调查者选择机动车出行，86%被调查者认为北京交通网络发达，但仅36%的人对交通出行表示满意，其中拥挤、站点过远、车次太少成为影响满意度主要原因，分别占比78%、49%和42%。由此可知北京公共交通较便利，使用程度高，但拥挤等影响出行的问题依然严峻。
2.4 资源利用方面
对外地被调查者来说，来京考虑的主要因素有资源丰富（17%）、就业机会多（16%）及发展空间大（14%），尤其以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为重，这些优势成为影响择校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对北京资源的利用程度普遍偏低，主要表现在对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源利用频率不高，仅有17%的被调查者去过国家图书馆，大部分参观博物馆的频率仅为2-3次/年，约44%校内图书馆使用频率每周不到一次。由此可知，目前大部分同学对北京教育资源利用率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 进京指导意见
3.1 审慎考虑自身适应能力
对于外地打算到北京就读或工作的人来说，除了要了解自己兴趣、性格、适应能力、特长之外，还需充分考虑北京气候环境、交通、资源、学习氛围甚至人际等方面问题，切忌盲目跟风。通过调查发现一部分被调查者来京之前未充分了解北京，来之后发现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以致将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适应北京的环境气候等问题上，这不仅可能对其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也不利于其心理的成长，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因此预先了解来京后可能遇到问题并因此对北京有一个科学全面的了解是选择来京之前的重要一步。
3.2 客观对待北京资源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在资源方面占据优势，这成为吸引外地学生来京就读的重要因素，但就调查的结果看来，多数被调查者表示虽然来京之前有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的打算，但现实情况是被调查者对北京资源利用率普遍较低，可见能否获取足够多知识不仅与资源丰富与否有关，而且还主要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计划来京学习生活的人来说，应该客观对待北京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资源是相对的，加上如今发达的互联网已经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事物联系起来，人们很方便就能了解外面的世界。
3.3 来京前做好规划
对于计划来京学生来说，做好对未来学生生活的规划是一个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规划需立足于现在，体现对未来的定位和展望，根据时间长短可分为短期规划、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一般来说，可先制定长期规划，制定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学习规划、生活规划等。
3.4 熟悉相关政策
我国就业政策处于进一步完善过程中[2]，北京市每年针对招生和就业政策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变化，一般来说政府对相关政策的调整会对留京产生较大影响，在本调查中超过54%被调查者表示对北京对招生就业的相关政策不了解或不是很了解，由此可见很多人是在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而作为有来京意向的人来说，了解相关政策至关重要，例如从2013年开始对应届毕业生落户年龄提出限制：本科生24岁，硕士生27岁，博士生35岁，很显然这将对不符合年龄要求的学生就业产生重大影响。
4 总结
通过本次调研，作者对北京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如环境一般、资源丰富、交通拥挤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准备来北京的学生来说，来北京之前要详细了解北京的气候、环境、生活、娱乐等各方面的信息，制定人生规划，慎重考虑是否来京。在来京之后充分利用北京的丰富资源，如多去博物馆、展览、看演出、游玩等，享受在“”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同时，本调查小组在进行调研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本研究结果还有待于大规模、科学的调查试验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创业意识；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应对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普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为699 万人，2014年为727万人，2015年将达到749万人，大学生就业难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下，自主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医药院校承担着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使命，对于中医药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提高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不仅能够缓解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就业压力，还能够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并且有助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当前人民生活水品不断提高，大众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及保养也越来越重视，中医在保健及养生方面的优势簇生了许多新兴行业，中医保健、中医美容、中医减肥等行业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二、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现状的调查研究
为调查研究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我们对山东中医药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涉及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等专科共计500名在校生及应届毕业生，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有效问卷472份。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梳理与汇总，总结出以下结论：
1.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较高
据统计发现，有45%的同学表示会考虑创业，其中男生占多数，18%的同学表示无创业意愿，其余同学表示不确定；另外有42%的学生认为在校期间可以通过创业来增加相关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32%的学生不赞成在校期间创业，认为应当专注于学业，其余学生持中立态度。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较高，对于创业并非完全抵触，但创业率低却又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据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数字表明：山东中医药大学2014届毕业生共计4607人，自主创业18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0.39%。
2.创业知识与能力不足是阻碍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原因
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63%的同学认为创业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创业知识的缺乏与创业经验的不足，32%的同学认为资金不足是创业的最大阻力。由此可知，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缺乏创业知识来源与创业实践平台，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使得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不得不选择放弃。
3.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出台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不了解
据调查研究，对于国家出台的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法规，73.5%的学生表示不清楚，仅有1.7%的学生表示会经常关注，对相关政策非常了解，其余学生表示会偶尔关注，知道一点。另外，有58%的学生不知道“挑战杯”创业大赛，由此可知部分大学生对于创业政策及创业活动了解甚微。
4.学校提供的创业教育及创业环境不完善
对于学校是否应该开展创业教育问题，63%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并希望能够与创业成功者沟通交流，为具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创业知识与经验，11.8%的学生认为创业教育课程没有必要，其余学生认为无所谓。以上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对于学校开展创业教育课程具有强烈意愿，希望能够接触创业知识，为以后实现创业梦想做好准备。
三、解决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有效解决大学生创业意识问题，既要从理论上教育与指导大学生具有正确的创业意识，又要从实践上搭建创业平台为大学生创业树立明确的航标，更要在创业实践中解决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识问题。[1]具体途径如下：
1. 提高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创业将是解决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专业的特殊性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医药行业关系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获得医药营业资格的前提是拥有相关《医师资格证》或《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因此，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不仅需要提高自身创业能力，更需要提高自身职业道德与执业水品。
2. 加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首先，学校应努力培养学生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就业观念，指导学生做到“三破三立”：破除等待国家安置的旧观念，立自主创业的新观念；破一业而终的旧观念，立准备从事多种职业的新观念；破安于现状的旧观念，立开拓进取的新观念。[2]通过创业意识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选择创业道路的重要意义。第二，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加强创业导师队伍的建设，聘请一些成功企业家及创业成功者来校担任创业导师，造就一支专兼结合的创业导师队伍，分别为学生传授创业理论知识及经验指导。第三，与企业、社会联手，为学生搭建创业实践平台，提供创业实践机会，让学生更好的走进创业，了解创业，激发学生创业灵感，为将来创业积累必备经验。
3. 政府应当扶持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提供良好的创业服务及创业环境。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发挥相关部门机构的作用，实施鼓励与扶持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确保大学生创业的绿色通道，为创业学生排除阻碍、减轻顾虑，为学生提供良好创业环境与政策支持。
总而言之，提高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意义重大，学校与政府都应积极应对，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创业知识，更要为学生创造良好创业条件与创业环境，为中医药院校学生创业保驾护航。（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基金项目：山东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课题“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创业意识现状调查与研究”（课题编号14CY003）。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