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6: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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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传统行业相融合。“互联网+医疗”是当下十分热门的一种思路。许多医疗类互联网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大部分产品的设计理念还是依照其他行业的界面设计逻辑来将医疗行业互联网化，这实际上忽略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服务的受众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知识背景鸿沟。因此，用户在使用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的设计理念往往难以提升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的可用性。
1可用性的基本概念
早在20世纪70年代，McCall（1977）等人将可用性定义为，“对某一程序的学习、操作、预备输入与解释输出所需的努力”。当然，那时候对可用性的理解还是较为死板与机械的。之后，随着人机交互系统的发展，可用性的评价标准被重新定义为系统的有效性、可学习性、适应性以及用户的态度四个方面。¨-近来，Nielsen在2013年出版的《移动可用性》一书中指出可用性设计所面临的4个方面难题，即为更小的屏幕设计、尴尬的输入方式、下载延时、被错误设计的移动端网站。由此可以看出，对产品可用性的研究离不开对交互界面的分析。
2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的特性
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不同于一般的互联网产品，医疗健康属性决定了其必须符合医疗服务的一般特性。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就像是医疗服务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区别一样。
（1）产品安全性。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通常会与使用者的健康息息相关，无论是健康数据采集、疾病信息帮助或是保健信息传播，这些有关使用者健康的信息往往会让使用者格外关注，并且新用户容易对这些数据或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产品的安全性是医疗健康类产品的最基本的特性。
（2）信息的有效性。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实际上是把大量和医疗健康有关的信息传递给用户，从而为用户提供医疗健康服务，因此这些信息是否对患者有帮助直接决定了这款产品是否有用。医疗信息是一类专业化程度高、包括范围广的信息，在提供这种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息过载现象，即太多的信息让使用者无法理解以至于阻碍用户的使用，席克定律指出：当选项增加时，下决定的时间也会随之增加。为使用者提供的有效信息才是这类产品的价值所在。例如，目前的医院网站在首页上将各方面的信息罗列得十分全面。但是对一般使用者来说，首页上的大部分信息都属于干扰信息，使用者登录医院网站想要了解的主要就是医院的医疗水平如何、网上挂号、就医流程等这些和自己治疗相关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却被隐藏在大量干扰信息当中。
（3）信息的全面性。这里的全面性指的是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在界面功能的设计上不能仅局限于与医疗相关的功能上。因为医疗服务对普通人来说依然是比较陌生的，大部分人对医疗服务的很多基本的服务都不是很了解。例如，目前已经上线的挂号类APP中，在提供挂号信息的时候都仅仅提供了和挂号相关的功能服务，忽略了如停车信息这类辅助信息，而实际上很多人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为了停车就要绕着医院转好几圈（很多大医院社会车辆由特定的门进出）。
（4）界面的逻辑性。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在界面的逻辑上应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使用者需求某一信息或功能时，这类信息才会出现，而患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受实体医疗服务所限制的。例如，医院基本固定的就医流程决定了挂号类APP的界面逻辑；医院常规的科室设置或是疾病分类决定了搜索类APP在搜索疾病时的界面逻辑等等。
3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案例研究
以下通过对几类不同的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的分析，结合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的特性，寻找目前这类产品在用户可用性层面存在的问题。
（1）医院官方网站。图1是某医院的官网首页，和绝大部分医院一样，医院首页的基本设计逻辑是按照目前常见的综合性网站来做的。对于综合性网站来说，用户登录是为了浏览信息，目的性并不是十分明确，但是对于登录医院官网的患者来说，其目的性相对统一，都是希望了解医院医疗水平、就医流程、网上挂号等和自己治疗相关的信息，显然其他的信息就会变成干扰信息，影响患者的使用。
（2）挂号类APP。挂号类APP所提供的功能是进行网上或移动端的医院挂号服务，挂号是医疗服务的人口。因此，这类产品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微医是目前国内用户量最大的挂号类APP之一，（如图2）微医的首页在界面设计上有意强调了挂号功能键，这符合患者对这款产品的使用习惯，用户在打开APP的时候立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功能，提升了产品的可用性。
（3）健康管理类APP。WALKUP是一款不同于其他类型健康管理类APP的产品，通常的健康管理类APP都是通过各种图表数据来向用户展示其健康或运动的状况，但是WALKUP改变了这一模式，采用了世界地图这一载体来显示用户的行走情况（如图3），在记录数据的同时为用户模拟了一场环球旅行。这一设计符合这类产品可用性的原则，同时又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4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设计困境
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要把“互联网+医疗”这一概念做好还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和普通患者一样设计师对医疗服务的了解也是有限的，这就使设计过程变得异常艰难，需要大量的观察与调研来让产品的服务或功能符合实体医疗健康的要求，设计师自身首先要变成半个专家。但是，这一过程同样有着不利的一面，设计师自身在学习了解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正是以后用户在使用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产品的界面可用性是否能够为用户带来优秀的使用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界面的时候是否带着学习的态度去发现医疗产品的特性，而不是按照其他行业的设计思维来设计医疗健康类互联网产品。
【关键词】 互联网医疗 阿里健康 资源合理配置
一、引言
基于医疗刚性需求的不停扩大，互联网医疗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快速成长。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当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5%，估计2030年该指标将达到16.2%。在可预见的未来老年群体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因人口老龄化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失衡的医疗资源配置将成功的为互联网与医疗行业提供完美切入点。
《2013中国医药互联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医疗仅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就达到19.8亿元，同比增长50.0%。而这一数值在2017年将达到200.9亿元，4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8.5%。随着产业链不断延伸，我国互联网医疗产业已经整合了医疗设备制造商、移动医疗服务商、IT巨头、移动运营商、风险资本、应用开发商、保险企业和数据公司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以可穿戴设备和在线医疗为主的产业格局。2016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并多次提及要利用“互联网+”力量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跟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成长、新产物开发的加速和企业筹划实力与立异能力的不停加强，互联网医疗将通过提高医疗机构效率、让患者掌握主动权、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方式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短板，将对传统医疗行业的服务模式产生倾覆式的影响。下面将以阿里健康为例来浅谈中国互联网医疗。
二、阿里健康发展的根本及前提
对于中国医疗的现状可以得出中国医疗问题重点突出表现为“看病难”及“看病贵”。
1、“看病难”：一方面是等待的时间，国外预约后的时间去看病就成，从预诊到就诊者中间的时间，患者可以有自己的各种安排，就算这中间的时间很长，患者有其他的事情做着，也不会觉得长，因为你没有漫无目的的等待；而国内的预约很不健全，很多都是去排队挂号，排队的时间全都是等待，排一个小时，会感觉过了一天，等待消耗着患者的耐心。另一方面，国内缺乏杰出的基层医疗体系与转诊制度。你知道2014年中国医生的工作负担量吗？来看表1。
我们不难看出，越高级别的医院，承担的医疗任务越多，形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这还只是医院级别，如果在考虑中国地域间的巨大差距，现实就可以浮现出――东部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生每天忙得没工夫吃饭，中西部农村小医院的医生，恐怕一个星期也没几个病人，他们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技术。所以看似是“看病难”，实际是医疗资源利用不合理。如果那个医生负担分布变成了一个正的金字塔，基层医院治疗最多的病人，而有需要的重症或疑难杂症才被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医疗资源分配合理了，看病也就并不存在难了。
2、“看病贵”：对于这个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及信息不透明化有很大关系，一种药生产出来可能只要一元钱，到经销商手里可能要五十，而到医院可能就要八十。商品中介的存在很大程度提升了一种产品的价格。如果信息透明化了，商品中介减少了或者消失了，我想能很大程度的消减看病的费用。
三、阿里健康面对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就提出“实施分级诊疗室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老百姓抱怨看病难、挂号难是因为信息的获取不对称，互联网大数据的存在可以帮助患者在选择所需医生时掌握主动权，将患者和医生相链接，将就医数据相连接，实现挂号、诊断、查房、缴费等数据共享。而通过接入一些基层的数据信息系统，可以为患者自动匹配一些合适的医院，这很好的迎合了国家推行的“分级诊疗”。所以互联网医疗出现了，所以“阿里健康”出现了。
“阿里健康”依托阿里巴巴的在线支付、金融解决方案、云计算能力、大数据平台等领域的优势，迅速的布局于互联网医疗。阿里健康的前身是中信21世纪，中信21世纪是中国第一块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牌照的获得者，并掌握一套完整的药品监管码体系，这表明其将获得药品流通过程当中的全部数据。阿里健康的原本的目的是作为一款吸引用户的软件，用户可以通过在医院获得的处方，于该软件上进行对应药物的比价，该软件可以将价格最低的合作药店推送给用户，而后用户可以自取也可以通过药店的配送拿到价格较低的药物，这样阿里健康便达到网售处方药的目的。仅仅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阿里健康必须扩大自己的产业链及多样化自己的服务模式，后来阿里健康成功的与新浪爱问医生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成功的接入新浪爱问医生业务，拓展了购药的上方产业链。天猫医药馆的接入，使阿里健康网上售药成为可能。2015年以来，阿里健康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与多家互联网服务与医疗设备方面的公司达成合作。由此可见阿里健康的目的是打造成一座医疗平台，集药房、医疗机构、医疗器材、保险公司等于一体的医疗平台。
而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阿里健康想挑战传统医疗必然会遇到挑战。众所周知医院和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处方药，阿里健康想让用户拿着医院提供的药方，通过药店竞价的方式来降低医疗费用，而医院和医生想办法拒绝提供处方。社区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医疗点等基础医疗服务机构或许是不错的合作对象，基础医疗机构缺少流量而恰恰阿里健康可以引入流量，这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中国看病难的难题。但如果无法与更高级别的医院达成合作意向，阿里健康便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平台，重病患者则无法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问题在于更高级别的医院重来都不缺少流量，他们不会愿意开放自己的数据接口。好消息是政策层面的支持，阿里健康可以将目光放于一些大型的军医院，邀请其开放数据接口。
四、互联网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冲击及其成长前景
（一）传统医疗的痛点
对于传统医疗的痛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得出：
1、优质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优质的医疗设施及医生过分的集中于三甲及以上医院，区域性的分布也不合理，大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这使得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率及技术水平下降严重，也使得大型医院的资源得到不合理的应用。
2、分级诊疗的推行效率低。医院都想得到更多的优质资源因而努力向三甲医院发展，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努力向三甲医院看病，扎堆现象因此形成。
3、以药养医问题严重。医院的主要的收入便是药品收入，而运营上的很多成本便被摊在药品上，这直接导致看病贵这一难题。
4、医保系统性风险，医保连续多年的支出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
5、医院、医生、患者这三者的关系复杂。
（二）互联网医疗的优势
而互联网医疗的出现为这些难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1、对于分级诊疗难推行，我们如今缺乏的是从三甲到中间、到基层的统一化信息平台，而互联网医疗中的远程医疗及医生交流论坛可以很好的促进分级诊疗的推行。
2、网上竞价售药对于消减药品的中间利润扮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的出现可以消除商品中介，消除中间利润、
3、医保的互联网化，可以精化医保的管理，减少医保的不合理支出，使医保的支付更加便捷。
4、在传统环境下，因事业编制的存在，使得医生和医院是隶属关系，医生和患者是服务关系，患者想见到医生就必须到医院。互联网医疗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改变了，一个医生可以看到更多的病人，解决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的问题。而未来，越来越多的医生会走出体制龋自由的服务于更多的患者。
五、研究结语
中国传统医疗行业“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催生了人们寻求一种崭新的医疗方式的想法，而当下最火的当属互联网，各种互联网+的出现，启迪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的快捷方便对很多行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很方便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对称，这可以消除很多成本，商品可以由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里，消除了很大一部分中介成本。互联网医疗是一个大的概念，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一存在，好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开发这一概念，我们已经可以具体的去感触这一概念。阿里健康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人们已经开始去发现去体验互联网医疗带来的快捷，市场导向已经开始。每一个伟大事业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摸索，去发现挑战，并克服挑战。我们可以从阿里健康的发展历程中感触到，传统医疗的阻挠，上下游壁垒的打通，各种层面的博弈等等。于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可收获良多。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然后倒逼整个体制进行改革，相信互联网医疗的出现对传统医疗的冲击能够加速中国的医改，为人民营造出贴心，舒适的医疗环境。在这里我想以一句话对如今的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做个总结：“关山路远，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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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条产业链均在进行线上线下融合，行业突破重构一触即发
2016年医疗行业暗流涌动，在“互联网+”的热力下，医疗行业的整条产业链均在进行线上线下融合，行业突破重构一触即发。
国内的政策环境促进医院信息化改革。很多医院通过如卓健科技等科技公司，开发医院自己的APP、SaaS系统，完善院内信息化的基础建设，为将来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等内容奠定发展的基础。
对于医务人员群体，2016年是“突破年”。随着政策、制度的慢慢改变，医生这一群体的执业模式、收入来源、工作内容等都发生一定的变动。有些医生开始探索新的执业模式，比如张强医生集团、华夏病理医生集团；有些医生在工作中愈加信赖如杏仁医生等行医辅助工具；也有更多的医生开始在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平台上，接触轻问诊，构建医患新关系，打造医生的个人品牌。
药械行业纷纷进行线上线下融合。线下连锁药房开始大举进军智慧医疗行业，构建智慧医疗生态圈，如七乐康，叮当快药等；线下连锁器械机构也自建线上平台，缩短流动链条，将医疗器械直接对接C端用户，如康复之家等。
医疗细分行业也在不断发力重构。体检领域有美年大健康和慈铭体检共同开发的“记健康”等项目，进行线上线下信息的打通和服务的一体化；健康管理领域有碳云智能等项目，通过生命大数据对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整合相关产业链资源。
移动医疗+保险成为行业热点。一些保险机构如泰康在线，通过人寿保险覆盖投保人出生、教育、投资、生病、意外、养老以及死亡的所有保障与服务，形成全过程的“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闭环模式，成为保险机构进军医疗行业的典型案例。这些保险机构与移动医疗项目的合作模式，也是今年创投圈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
投资机构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达成共识。从相关数据来看，2015年融资数千万级别的公司数是最多的，占45%，融资数百万的占比39%，证明投资者普遍开始对医疗行业赚钱慢、难的现状有了足够的认知，对项目的评估更趋于理性，也更倾向投资中早期医疗垂直领域的项目。比如普华资本投资了爱宠医生、好孕帮等项目，细分垂直且前景广阔。
面对行业剧变，从业者应该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加强沟通合作、勇敢的直面行业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本次医疗分论坛的主题定在“突破・重构”是因为主办方认为新的事物会对原有框架形成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很有可能不是对原有产业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搭建一个全新的产业链。
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医疗行业的未来趋势
谈到未来趋势，张锐在会上表示，未来医生开除医院会星火燎原，从今年从去年开始已经存在这种局面，医院是医生的组织体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会有一些问题，未来会有更多医生主动开除医院。
第二是草根医院逆袭。他在一线跑基层的医院社区医院乡村医院时了解到，看到乡村医院有逆袭的冲动，投资者也会对这样的趋势感兴趣。
第三魏则西分水岭。也许再过一年或许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中国医疗本身是阴阳两重天的市场，公立医疗是卖方市场，民营医疗是买方市场，要购买流量获取患者，最重要的流量来源是百度。一说起联邦和莆田医院很不屑，但是在中国，莆田帮的互联网营销真的很厉害。
但这个延续了5-8年时间民营医院的获客方式在今天魏则西事件后有巨大的分水岭，对患者来源形式将会起到很大的变化。无巧不成书，张锐在魏则西事件之后，接触到几方，了解到这个事件不是单单的百度公关危机的事件，是中国社会化办医的分水岭。
最后一个是医院的互联网“”。很多医院在做互联网，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王航做的互联网医院，微医做的互联网医院他们背后都有很深的动机，商业化机构或互联网公司做的互联网医院，模式介入互联网医院或医院盲目上互联网项目，或和互联网对接做互联网两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呼吁传统医院跟传统搞互联网的公司讨论一下互联网医院是什么，比盲目上好一些，虽然这里面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卓健科技创始人尉建锋：传统医疗如何连到线上
从国家今年年初到三月份前一季度出现很大的问题，民间投资下滑60%，国家在找为什么下滑的原因。移动医疗是典型的例子。
去年前半年发生了移动医疗非常热，现在冷静下来了，尉建锋说，“移动医疗除了存在很多泡沫，更多需要国家解决落实更新的一些制度。”八部委与企业一道做了大量移动医疗发展远程医疗发展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助推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为互联网医疗创业减轻负担或者扫清障碍。
尉建锋原本就是一个医生，作为行业内人士，他一直认为医疗的核心不仅是挂号和服务，真正的在于诊断和治疗。医院里的协同治疗包括手术和药物的处理，真正产生数据积累和垂直挖掘是有价值的。
传统医疗在转型，希望用互联网的新手段把服务搞好。公立互联网医院有95%和5%的区别，所有医疗资源增加大部分还在医院里。的包括医生集团、互联网医院产品，占5%左右。
5%如何颠覆95%？在近年实现具有一定难度。
如何让现线下的医院做到有互联网医院产品？卓健科技在这方面做了深入探索，尉建锋表示，他在医院用5年时间梳理了医院内部的需求。
“理论上来讲，除了必须要跑到医院的大问题，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能在互联网解决。”他说，“现在解决了几个入口，一个是网络诊间，通过APP等各种渠道可以进到网络诊间，通过配套后台可以配套各种服务。还有医护随访、医生自由排班，可以帮传统的大医院提高其诊疗体验。”
除此之外，包括对患者的远程视频门诊，这种需求是比较热门的。视频门诊包括各个渠道的入口，多种渠道的方式。还有预约诊疗，医疗核心业务还是在诊断和治疗，是基于医院的诊断治疗，检查是诊疗很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平台上提前预约检查，配有便捷的支付流程，提高了消费者的体验度。
还有一个方向，即云上病历，国家现在要求医疗机构要实现数据共享，要求把数据搬到云来，把数据共享给老百姓。因为只有数据共享才可以减少重复检查等很多方面的浪费，因存在壁垒，这是整个医疗市场的痛点。
关键词：价值共创；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7）04-104-2
0 引言
随着我国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加，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逐渐兴起，作为新生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医疗的体制问题，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成为群众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1 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内容
互联网医疗即在线医疗、移动互联网线上医疗，其定义就是将互联网的模式在医疗行业中进行创新应用，为就诊者不同形式的服务，包含线上会诊与治疗、健康知识普及以及电子处方的提供等[1]。本文中提到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主要包括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实践应用以及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创新服务。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少优质医疗资源、匹配资源效率不高，而互联网医疗以其独有的优势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互联网为医疗行业带来的增长价值提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因互联网有着信息共享、协作互助的特点，通过互联网连接，医疗资源能够合理配置、医患信息完美匹配，从而有效地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②因互联网有着智能的特点，利用其人工智能的方式在连续检测的病患大数据及诊断病例的基础上为医生的会诊、治疗方式提供可靠有效的支持。
③因互联网的便捷性，患者可足不出户在互联网上进行在线问诊、远程治疗以及网上支付，使患者节省时间，增加患者就医体验，提高医生会诊效率，有效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由此可看出，互联网医疗价值创造的基础是信息共享、智能以及便捷。进一步可了解到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创造的价值来自于对医院、患者以及医疗服务管理的有效结合，其具有流程管理性，极大提升传统医疗服务的效率，改善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
2 r值共创概述
早在1968年，美国的经济学家Fuehs就提出了顾客也是服务价值的创造者，为价值共创提出了最早的定义。到了1970年，另一位美国人Elinor Ostrom第一次对价值共创提出了概念[2]。作为价值创造领域中的最新成果，价值共创在近年来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消费者而言，价值共创就是消费者在体验中与企业互动，共同创造了服务价值。这一方式在医学领域表现为，患者在询医问诊的过程中，患者进行技能、方式和认知的转化，在享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对康复的每个环节一起创造了服务价值。重视顾客所创造的价值，是价值共创这一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医疗模式所提升的优势，与以往以产品为主的传统思维不同，而是要建立以患者的体验作为中心的新式服务模式，建立开放的、新颖的医疗服务生态环境，把医生、消费者以及设备等资源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价值共创。
3 价值共创视角下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分析
将互联网医疗的服务主体进行分析，互联网医疗通过以患者为中心，增强其体验，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看病难”和“看病贵”这两个问题，也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价值。因此，精简医疗行业的内部环节和外部程序，把主体的服务活动需要的优先条件完善，给患者就医提供良好的体验，是医疗服务行业在互联网模式下的核心工作。综上所述，在医疗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可将就医流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院外环节包括患者的自行用药、静养康复以及健康管理等；在院环节包括导诊、就诊、治疗和住院康复等。以上环节包含了患者在就医时的需求，互联网医疗就要从改善这些环节的体验来切入。对于患者，除去治疗环节，其余就医环节在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中都可进行深入优化，对于医院方面，互联网可扩大其知名度，能够更加系统化地研究患者病例，可提升医院整体运行效率，有效的降低医患矛盾。从价值共创视角下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机理方面分析，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应链是与传统医疗服务的供应链相似，可以细分成服务供应者、消费者和在中间相互服务的集成服务者。对互联网医疗而言的价值共创，应当是全行业、完整供应链一起进行价值创造。
其发展核心依然是消费者（患者）以及医生等的价值创造，注重顾客体验导向的模式。在互联网医疗的服务中，患者对每一项服务的体验和服务供应者、集成服务者进行互动，对全部服务环节给予客观有效的评价和建议，形成价值共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过程。
4 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实践发展
通过以上理论阐述，本文将以西南地区互联网医院上线实案分析，研究价值共创视角下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一直面临着医疗与药品资源匮缺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西南互联网医院应运而生。西南互联网医院成立于贵州省普定县，是我国首家面对社区基层人员以及为偏远地区提供在线医疗的互联网医院，其以覆盖西南、面向全国的服务宗旨，实现解决基层人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西南互联网医院主要从三个方面改善西南地区基层医疗问题：
①通过互联网技术为患者提供就医便利，患者可通过移动客户端，预约联系来自全国各地的签约专家医生进行远程会诊，医生可远程开电子处方，可由地方各大药房进行药品配送。②西南互联网医院与地方医院合作，在线上诊疗过程中，如涉及到检查化验，患者可到线下合作医院继续进行就医。③减少治疗费用，降低患者负担，西南互联网医院通过面向贫困人群提供扶持帮助，在远程诊治收费项目中，按省制定的项目最低定价标准进行收费，部分地区更有医保政策支持。
西南互联网医院结合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以及医院在医疗领域的资源和经验，使人们体验到足不出户就能看病的便捷，实现真正的医药一体化，患者在家就可进行远程在线医疗、预约检查、开电子处方以及上门配送药品的流程化服务，能够有效的均衡分配各地医疗资源，缓解地区基层医疗现状，同时也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使得整体互联网医院的工作效率提升。
5 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互联网医疗在我国，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上升空间巨大，商业模式还没有固定，有待完善和提升（包括上文的西南互联网医院案例）。从医疗行业目前的环境上来看，该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和限制，如行业标准的规范数据不够完善。在目前互联网医疗中标准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移动端APP种类繁多。比如在线上的问诊方式中，医生普遍采用轻问诊，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消费者自身缺乏健康知识。价值共创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合作，很多患者对互联网医疗缺乏认知，使用互联网医疗中出现的相关操作技能不了解导致用户流失。为解决以上出现问题本文提出建议以及对策：完善行业规范，建立统一的行业数据规范格式，减少线上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执业行为；培养群众就医新理念，互联网医疗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流程。通过对互联网医疗进行宣传推广，改变群众盲目求医和大型医院、专家“供不应求”等现象，改变有病才治、被动就医的消极理念，不仅是提升群众对医疗的知识以及技能，更是对人们医疗理念的培养和改变。
6 结论
通过本文论述可知，互联网医疗能有效的解决患者就医困难问题，是互联网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我国互联网医疗虽在发展中阶段，但已具有逐渐成熟的商业模式，从价值共创视角来看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也是改善我国看病问题的重要发展途径之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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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互联网+在线医疗
在线医疗是继在线教育之后资本炒作的又一个热点，在线医疗一改传统医疗方式，无需医患面对面就能解决病患咨询问题，用互联网方式最大程度上解决患者需求。中国人口全球第一，医疗健康行业在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前不久，BAT三大互联网行业巨头进军在线医疗的新闻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在线医疗是互联网高速发展、解决民众痛点的服务行业，希望在互联网行业巨头的带动下，能为医疗健康行业带来不一样的曙光。
2、互联网+家居
互联网对家具行业的改造既是一个电商化的过程，又是打造O2O闭环的过程。国内的互联网家居企业对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比如，新窝网曾以Houzz对标，最早通过图片社区来汇集流量，后来也开辟了网上商城。传统硬件厂商、互联网巨头、系统集成商和第三方开发者围绕生态创造丰富的应用，去挖掘和满足用户的需求。互联网家居让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它带来的舒适、便捷程度，或许会超越我们想象，能够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3、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金融包括但不限于为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互联网金融模式在未来20年将成主流。
4、互联网+通话软件
移动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和WIFI的普及和QQ语音、微信、米聊等众多社交软件的兴起，都预示着“走流量”的网络通信方式将会逐渐代替传统通信方式。国内的网络电话技术也已经走向成熟，国外的通话软件因为在国内收费较贵逐渐不再主流，拥有较高性价比的国内品牌成为手机用户的优先选择。随着4G时代的到来，基于4G网络架构下的全新互联网移动通信将更令人期待。
5、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行业都充斥着数据的影子，现如今，大数据可以完全成为一种充斥企业的新型资产，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储存、处理、分析带动了大数据的发展。互联网企业对海量数据的深入挖掘，有助于加深其对于用户行为、爱好等方面的了解，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服务，并针对产品及服务进行优化。大数据的应用领域多种多样，对我们的生活将会越发凸显。
6、互联网+在线旅游
无论互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客户都不可能自己在无尽的信息中自己整理和分析，所以他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公司整理所有信息，但是这些公司提供的信息需要尽量客观中立，以便于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依托互联网，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信息查询、产品预定及服务评价为核心目的，囊括了包括航空公司、酒店、景区、租车公司、海内外旅游局等旅游服务供应商及搜索引擎、OTA、电信运营商、旅游资讯及社区网站等在线旅游平台的新产业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旅游方式
7、互联网+支付
网银、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是目前互联网支付的主要表现形式。互联网支付就属于那种需要特别“照顾”的。成为现实的是传统的现金支付已经“退居二线”，各种在线支付方式(支付宝、微支付等)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互联网支付终端也从桌面电脑扩展到移动终端和电视等多种形式的终端上，互联网支付变得无处不在。
8、互联网+在线教育
2015年12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去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这里举行，推动了网络创客、网上医院、智慧旅游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让这个白墙黛瓦的千年古镇焕发出了新的魅力”。
这家得到点赞的网上医院，就是在2015年12月7日开业运营的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
足不出户就能问诊拿药
“根据你在线上提供的检查化验资料来看，你的病情很稳定，可以继续按原来的方案吃药治疗。”2015年12月10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建安通过乌镇互联网医院平台，对身在桐乡家中的黄女士进行了一次远程复诊。
“两年前，我在做胃镜的时候，突然感到胸口剧痛，是王院长把我从鬼门关前拉回来了。”黄女士说，突发心梗的她经过紧急心肺复苏以及急诊介入手术转危为安，尽管身体恢复得不错，但她还需要定期去医院复诊和开药。
“每次一想到要去医院拿药我就心情压抑，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队伍。”感慨挂号太难的黄女士如今在家上网就可以轻松复诊，甚至足不出户就能拿到药物。
目前，浙江省食药监局已将乌镇互联网医院作为电子处方的试点。医生在线诊断后，为患者开具电子处方和医嘱，患者可凭借电子处方获得药品。
乌镇互联网医院已经和中国最大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国药集团签订了药品配送协议，患者可以到离家最近的国药药房自行取药，或等待配送上门。
在线诊疗结束后，王建安在办公室用鼠标按下保存键，便开出了全国首张电子处方；而黄女士在手机上完成付款后，2015年12月12日一早，两盒治疗心绞痛、心梗的药物便被配送到黄女士手中。
预约―在线诊疗―在线处方―在线医嘱―付费―药品配送，这一系列环节的完成，让王建安和黄女士成为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式运营后首次体验诊疗全流程的医生与患者。
“在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下，医生与患者在线就医的全流程首次实现闭环，这是中国互联网医疗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这一行为相当于第一次推开了互联网与医疗之间的“玻璃窗”。
为确保在线诊疗的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乌镇互联网医院平台目前主要为常见病和慢性病患者提供在线咨询和复诊服务。患者在实体医院取得检查检验报告并获得初步诊断，或者与医生已经有过线下面诊，就可以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平台上提出复诊请求。
“中国目前的心血管病患者人数正呈现上升趋势，平均每5个成人中有1名患心血管病。因此我们尝试互联网诊疗，对于医患双方都有很大意义。”王建安说，尤其是在一些慢病患者的复诊方面，互联网平台对于医生效率、患者就医便捷以及医患匹配度都能起到提升作用。
分级诊疗“样板间”
30多年来，我国医疗改革始终希望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富有效率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然而，对于各国政府来说，这都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
导致百姓看病难的关键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而解决之道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分级诊疗体制，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易程度，让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治疗工作。
为有效推进分级诊疗相关政策落地，国家卫计委于2014年12月1日下发《关于做好高血压、糖尿病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未来已经确诊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不能直接到大医院看病，必须先经基层医疗机构诊治，只有在病情控制不理想或达到转诊标准时，方可上转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治疗。
虽然分级诊疗已是大势所趋，且这两种慢性疾病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治疗方式，但仍有不少人担心，基层医疗机构能够胜任如此庞大的慢病管理工作吗？如果基层医生不能完全满足治疗需求，病人该如何快速有效得到进一步治疗建议？
如果说解决公众看病难的核心在于构建分级诊疗制度，那么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核心便在于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培育众多可供信任的基层医生。
那么如何才能让广大患者“足不出县”也可获得具有专家支持的治疗建议？怎样帮助广大基层医生得到“面对面”的专业培训机会？一个联通全国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可能是个有效途径。
乌镇互联网医院就是这样一间国家分级诊疗“样板间”――它是桐乡市政府主导的“互联网+”项目，也是乌镇互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的重大项目”，并拿到了国家卫计委正式批文。
相关政策规定，一切医疗行为必须依托于实体医疗机构。因此，乌镇互联网医院也无例外地挂靠于当地一所二级乙等医院――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作为中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虽然坐落桐乡，但它却可以通过互联网联通全国各级医院的医生与患者，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医疗服务平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医生主要来自于由挂号网搭建的微医集团。2015年3月，挂号网宣布启动微医集团项目，当时包括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吴孟超院士和国医大师P国维在内的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在互联网平台上率先组建专家团，以团队协作的方式服务患者，辅导团队成员。
在成为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合建方之后，微医集团上活跃着的5000个跨区域、同学科医生协作组织，将继续以多点执业的方式面向全国患者提供服务。甚至连这家互联网医院的院长都是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张群华兼任的。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数千只‘同病种、跨区域’的专家团队，大家通过团队医疗的方式彼此相连。”张群华介绍说，每个团队由一个顶尖专家做首席带头人，通过组建一个跨医院、跨区域的队伍，打造分级诊疗的“互联网模式”。
平台为每个专家团队配有分诊组，一旦收到患者的对症需求，分诊组会依病情疑难程度和地域特点，安排专家组中不同级别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实现有效精准的导诊和分诊。“这种模式是通过学科带头人到团队专家再到基层责任医生，组成一个协同的服务组织，为亿万家庭提供‘健康看门人’的服务。”张群华表示。
除了可以实现医生们的在线讨论与远程辅导，这个平台还可以在对症分诊的前提下，帮助患者就近找到医生，实现基层首诊；而当基层医生遇到疑难病症时，他们可以随时申请团队成员进行远程指导，如果病情超出自身医疗服务能力，还可一键转诊，交给团队中的大专家来进行诊断与治疗。
智慧城市代表作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乌镇互联网医院被作为“智慧乌镇”的典型代表推荐亮相。
谈到打造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初衷，桐乡市市长盛勇军表示，2014年世界首届互联网大会召开后，乌镇作为大会永久举办地蜚声国际，桐乡市政府也开始谋划互联网与行业结合的创新发展。
自“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如何借助互联网改变中国医疗难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国务院在2015年7月4日和9月11日先后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均明确提出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
于是，一直致力打造“智慧城市”的桐乡市政府便将“互联网+医疗”视为一项民生工程。
“从国务院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到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行网络强国战略，如何借力互联网实现‘健康中国梦’已成为一个时代主题。”盛勇军告诉记者，先行先试的乌镇互联网医院，便是利用互联网创造性改善传统诊疗与就医方式的一次大胆探索。
“当前医疗面临着如资源分配不均等明显问题，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互联网推动医疗资源的整合，让百姓看病少些周折、多些便捷。”盛勇军说。
能否打通医保是关键
实际上，在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之前，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互联网+医院”的案例。
2015年3月，宁波云医院正式启动；同年6月，贵州启动了互联网医院试点。嗅觉灵敏的互联网巨头在这个领域的发力则要更早。腾讯和阿里分别在2014年推出“智慧医疗”和“未来医院”的概念。
和乌镇互联网医院一样，优化流程、预约挂号、网络支付，分级诊疗、家庭医生、慢病管理也是这些“互联网+医院”的主要卖点。可惜的是，相当一部分概念医院的运行情况并不理想。
以最早接入支付宝未来医院平台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为例，过去一年中，使用过支付宝“未来医院”服务进行挂号的患者仅为13%，而通过这一服务进行结算的患者仅占2.6%。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过这种渠道无法实现医保实时结算。该院党政办副主任林辉曾对媒体表示，尽管很多用户反馈“未来医院”方便了大家的就医行为，但这些用户大多是自费患者。
北京鼎臣医药咨询负责人史立臣认为，此前国内的互联网医院一直处于同质化探索阶段，大多以预约、挂号等周边服务为主，一旦真正进入诊疗环节，就要面临政策限制以及医院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国家政策规定远程医疗必须由医疗机构来做，所以互联网医院的主体只能是医院。”史立臣表示，远程医疗会涉及利益分配问题，一旦分不清上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管理与利益，医院和医生不可能有动力打造并加入互联网医院，另外如果能否实现医保实时结算也是互联网医院的巨大掣肘。
在他看来，互联网医院要想真正落地，必须由政府牵头，形成一个区域的医疗资源共同体；或是让民营资本收购三甲医院，通过对接基层医院资源形成自己的医疗集团。
2017年初夏，两年来都在忙着攻城略地的互联网医院因为突如其来的一纸文件纷纷踩了刹车。
5月9日，一份由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出，仅限三级以上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传阅的征求意见函――《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下称《征求意见稿》）引发了业界震动。
由于上述文件中提出要对互联网医疗进行定义和规范，有些评论甚至将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解读成了“所有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将在办法出台后15日内全部撤销”。
对此，国家卫计委相关人士明确表示“这份文件只是在征求各方意见，以后肯定会有变化”。
曾被无数人看好、吸引了天价投资的互联网医疗面临的行业震荡看似一触即发。
并非要打击互联网医疗
国家卫计委真的要叫停互联网医院吗？
对这个行业最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会长金小桃在2017年5月19日召开的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上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正在积极征求各方意见，其目的是更好地进一步推动和引导行业发展，国家卫计委高度重视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会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走向更高境界。
“国家卫计委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完善、引导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管理。”金小桃说。
虽然他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的初衷并非要打击互联网医疗，但高速发展三年有余、被很多人视为“风口之猪”的互联网医疗即将迎来监管法规。
自2014年成为行业热点至今，互联网医疗已经从最初的网络预约挂号、轻问诊发展到具备更多功能的互联网医院。目前全国共有近80家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疗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在为患者带来就医便利的同时，也对医疗安全和质量以及网络和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龙表示，虽然原国家卫生部曾经过一些针对互联网医疗和远程医疗服务的管理办法与意见，但这些文件中的很多条款已经不太适应当前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趋势，在执业许可、安全保障、授权认证、保险支付和政府补助等方面缺乏明确、科学的规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一定会鼓励符合法律法规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卢朝霞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互联网可以帮助医疗行为变得更加准确和快捷，但医疗关乎生命，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格把关。
看病需要“面对面”吗
在线问诊一直都是支撑互联网医疗业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诊疗活动只能在医疗机构间和基层医疗机构的慢病签约服务中展开”。这被解读为，医生和患者的网上初诊服务并不被鼓励。
“物联网时代早已到来，我们不应该还困惑于医疗是否必须‘面对面’的古老问题。”曾主抓过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参与医政管理十余年的广东省卫计委原副主任廖新波在《征求意见稿》被公开后表示，信息化与互联网是很好的工具与平台，对于医院管理者而言，互联网可以改造就医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完善质量安全管理。
在他看来，互联网医疗无非就是把传统的医疗行为搬上互联网，在线上对就诊者进行诊疗。医生是医疗行为的主体，不管是在家里看病还是在电话里回答亲友的医疗咨询，这些都属于医疗行为，和网上问诊、看单、开方并无二致。
“有些疾病的确需要面诊，但是否需要所有远程诊断之前必须面诊，还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疗信息化分会副会长陈金雄对《t望东方周刊》说。
他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们对健康医疗的需求不断提升，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传统的“面对面”诊疗的医疗业务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在他看来，之所以要求面诊一是因为以前没有别的形式，二是出于医生的取证需要。
“面对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更真实采集体征信息，当医生认为通过互联网就足以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或者可以通过检查检验来进一步诊断而无需面对面时，就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手段M行诊疗。”陈金雄认为，互联网医疗和面对面诊疗完全可以形成良好协同，而非相互取代，尤其是，对偏远山区和海岛来说，也许互联网医疗是唯一的救命途径。
“实际上，完全线下的医疗行为如果缺失信息系统，医疗质量监管会更加困难。而互联网医疗天生是基于信息系统建立起来的，数据会更完备，监管起来会更加方便和到位。”陈金雄说。
在线诊疗与线下机构
除了是否必须面诊，线上诊疗行为是否必须要有线下医院作支持也是《征求意见稿》被热议的焦点之一。《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前提是必须设立线下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设置审批虚拟医疗机构。
“一直以来，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态度都是谨慎支持。”谈到《征求意见稿》的背景，一家互联网医院的管理者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最近这大半年因为互联网医院搞得风生水起，有关部门特别派出调研小组四处走访，虽然其中不少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鼓励，但近期有些地方“步子迈得稍大”，于是国家计划出台政策予以规范。
按照原卫生部1994年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各类医疗机构除了要有线下地址，还必须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床位编制。
2016年12月在银川落地开业的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是一家只有线上、没有线下的纯网络医院。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董事长王航此前曾对《t望东方周刊》介绍，相较此前数十家互联网医院都是通过企业收购或与当地某家医疗机构合作的运营模式，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一所没有线下实体医院、完完全全的零床位虚拟医院。
“银川市政府最初也问过我们，你们收购一家医院不就可以拿到医疗机构牌照了吗？但我们的本意是做一家具有输出能力的医院，而不是建立一个有门诊和病房、要跟其他医院竞争的医院。”王航表示，作为医改试点城市，银川可以在医疗服务项目上作一些创新，因此，市政府发出了全国第一张只做线上业务的医疗机构牌照。
多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正是这种纯粹的线上操作，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7年3月，在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牵头召开的互联网医院调研会上，不少人担心纯虚拟模式的互联网医院超出了国家政策的边界，有可能带来一些医疗风险。甚至有消息传出，国家卫计委在约谈有关人员后准备叫停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
尽管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一个月以后就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将后者设为线下基地医院。
“医院”的内涵
“现在大家都很少再提‘互联网医院’了，而是改用其他各种名称，比如设立医联体、建立诊疗中心，等等。”一位互联网医院从业者告诉《t望东方周刊》。
上述人士说，由于《征求意见稿》在“互联网诊疗活动准入”部分指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名称，不得使用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名称，所以就算最终意见尚未落地，为避免麻烦，业内已经在逐渐淡化类似名称了。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随之推出优化“互联网+”审批流程的举措，意在打通“互联网+”审批环节的障碍。但由于“互联网+”涉及行业相当广泛，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政出多门，造成政策不衔接、碎片化，有些政策早已过时等问题，以至于“互联网+”实际运作中有热度、没力度，落地运营步履维艰。
其中，如何发挥互联网在远程医疗领域的优势，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和解决、关乎民生的系统性问题。但这涉及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远程医疗准入、医保统筹、价格制定、HIS系统接入、评估监管等诸多政策，牵一发动全身，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例，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可以说是“互联网+远程医疗”推进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现实障碍
我国肿瘤确诊率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人口的第一死因。据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等共同完成的、近日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上刊发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新发肿瘤病例337万，比上年增加28万例;平均每天新发病例约9233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估算我国2015年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病例。肿瘤三大治疗手段，手术、化疗与放疗的国际适应症比例均为70%，而我国放疗开展不足30%，恶性肿瘤死亡率148.81/10万。
我国城市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死亡率高，西部肿瘤死亡率高于中东部，这些都与农村和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诊治水平不高有关。为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紧缺现状，提高恶性肿瘤生存率，提升基层医院诊治水平，减轻医保和个人经济负担，利用互联网对优质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实施远程诊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自主研发的“互联网+远程医疗”思维模式下的精准云放疗平台建设应运而生。
该平台旨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整合国际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研发精准云质控、精准云计划等一系列网络信息系统，为基层医院和患者提供精准放疗方案，并通过对放疗实施全程指导、实施、评估和监控，使肿瘤诊断治疗不出县，提高生存率，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放疗质控管理系统。同时，通过该平台，也可对物理师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基层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放疗水平。但在建设中却遇到各种障碍。
缺乏放疗规范化诊治指南和质控国家标准，诊疗效果难以评估，成为“互联网+”发挥优质资源规范化整合及标准化输出作用难以绕开的基础性障碍。
“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作用，如何使这一特性发挥得更好，缓解优质资源紧缺现状，首先遇到的就是标准问题。我国尚没有统一的精准放疗国家标准，各地规范化诊治和质控标准差距较大，精准云放疗平台跨地区执行很困难。在难以对各地诊疗效果进行保障和评估的同时，其本身的权威性和诊治质量将可能受到质疑。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肿瘤精准放疗国家标准，美国医学物理学会(AAPM)、美国放射治疗技师学会(ASRT)等就是代表国家负责制定这类质控标准的组织。我国国家癌症中心下属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准备制定相应标准，由于人员、经费、审批等多头管理，各相关机构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限制，困难重重。即使是出台了相关标准，鉴于目前国家质控中心行政主体和权力不明确，各省市自治区质控中心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执行仍是个难题。
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限制了肿瘤放疗相关设备的合理配置，基层医院设备严重不足和老旧程度较高。
2011～2012年，我国接受放疗治疗的肿瘤患者约为56.9万人，不到需要接受放疗人数的30%，放疗设备不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长期实行配置许可证制度，其中甲类如质子治疗系统、PET-CT等，乙类直线加速器等均与肿瘤放疗直接相关。我国目前医用直线加速器保有量约为1900台，能够开展精确放疗的仅500台左右，且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由于配额稀缺，造成无效需求被激发，真正的需求被压制。随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改革，医用直线加速器在2020年前有望达到4000台，但现有设备不断老化淘汰，仍然有较大缺口，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拥有量和合理配置仍存在问题。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高已有设备利用率，是重要出路。
我国现行远程医疗政策、法律责任和放疗定价体系不健全，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社会资本进入难，持续发展难。
依托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解决基层和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010—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8428万元，支持22个中西部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基层远程医疗系统。针对1999年原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又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进行补充完善，但仍然规定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会诊。由于大型优质医院少、专家时间成本高、远程诊疗法律和责任认定不健全、责权利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同时，远程放疗收费定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按照现行的专家会诊模式进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等问题，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远程医疗商业模式。这些问题导致我国远程医疗的开展初期热情较高，持续性不强，发展较慢。
我国各地医保与合作医疗标准不统一，报销项目与比例的审批和执行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医保标准不同，定价范围和标准也不同，对肿瘤放疗诊治项目的报销范围和定价，各地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仅有适形放疗定价标准，三维适形与调强治疗等新技术的定价和报销制度缺失，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低收入家庭患者没有能力得到较好诊治，难以享受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优质资源提供的好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发展较低水平治疗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各地医保报销项目和费用比例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但审批过程缓慢，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形成新技术推广和应用难，是“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缺乏远程医疗信息共享政策和规则，一些地方医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医院利益轻患者利益，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接入和信息共享困难。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HIS)，是利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进行联机操作，为医院提供病人诊疗信息和管理信息并满足授权用户需求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医院相继在100M快速以太网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院信息系统，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医院都建立了HIS系统。最近几年，大型医院建立起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简称PACS)。HIS、PACS等是远程医疗必须依托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一些地方医院基于防止本地患者资源外流等方面的考虑，通常以信息安全为由，拒绝打开HIS接口;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又缺乏利用该系统为患者服务的主动性和紧迫感。我国目前尚没有以远程医疗为前提的HIS接入和信息共享制度与政策保证，业内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实施规则，各地各医院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HIS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作用，制约了远程医疗的发展。
远程精准放疗人才极为匮乏，技术评价、考核和等级认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放疗效果评估、监督体系缺位。
目前，我国约有70%的确诊患者接受放疗，平均每人花费至少5万元，仍有1/5的患者死于癌症，这与放疗物理师人数匮乏、技术能力良莠不齐有直接关系。按国际标准，提供放疗服务必须配备的人员包括医生、物理师和剂量师，我国物理师则兼任剂量师工作。2011年，我国有大约1161个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放疗治疗的患者大约56万，却只有1887名物理师。2014年，国内放疗单位增至1579家，每年增长约12%，物理师约2400人，增长约10%，物理师匮乏形势更加严峻。放疗技术对物理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医院放疗医护人员、物理师专业培训需求强烈，但规范化的培训周期至少半年到1年，大型医院的培训提供能力非常有限，加上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培训方积极性不高，很难满足培训需求。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培训和培养人才，显然是“互联网+远程医疗”的优势之一。
如何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
针对现实困局，需要对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整合。
制定国家标准，建立“互联网+远程医疗”分级质控体系。一是利用专业资源，依据国外先进的放疗标准，参照RTOG\TG142\TG100等成熟标准，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委托专业学会研究制定详细的行业标准;二是选取试点单位，试行修订后确定为国家标准，予以实行;三是根据医疗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设备配置状况，建立与“互联网+远程医疗”相应的评级与质控体系，确定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远程医疗”的范围和项目级别，按级别提供诊治服务。
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审批制改为准入制。同时，严格“互联网+远程医疗”初期准入标准，进行规范化试点。一是参照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的相关政策，允许各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采购配置放疗设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可实行先购置后准入;二是严格肿瘤远程诊治的监管和准入体系，由国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对达到相应技术和设备标准，有条件进入“互联网+远程医疗”系统的，核发相应的医疗服务范围许可;三是由国家卫计委等相关部门牵头，选择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进行试点，可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试点项目，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配套出台“互联网+远程医疗”项目的定价范围和标准，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间，发挥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和整合“互联网+远程医疗”政策体系的节奏，尽快制定出台推动政策，修订障碍性政策;二是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限，在总体费用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相关的医保政策，按优化、便捷的方式调整医疗定价体系;三是把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可以按市场需求调整定价的，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定价。
打破医疗数据封锁、割据局面，加快建立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县级以上医院医疗数据联通共享。一是出台互联网企业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共享医疗数据的鼓励政策，拆除实现远程医疗的地域、层级间数据封锁的政策“藩篱”;二是出台医护人员主动运用互联网开展诊疗的鼓励政策，将“互联网+远程医疗”模式渗透到诊疗一线;三是通过专业的医联体等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分科医疗数据共享平台，首先实现专科诊疗数据共享，降低诊治成本，提高治愈率;四是逐步实现医疗服务消费者端的数据标准化和共享，通过满意度调查、患者跟踪回访等，为医疗机构的诊疗效果和医护人员水平评估提供依据，实现有效监督。
加强“互联网+远程医疗”操作规范培训，严格医护人员上岗体系，推动专业行会成为技术规范化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医护人员培训与考核评价需要从4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列入国家人才培养的相关规划，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委托相关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根据规划组织规范化的专业培训;二是作为医疗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之一，定期对医护人员“互联网+远程医疗”的操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三是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增加相关指标，提高医护人员学习“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充分发挥行会作用，鼓励相关行会成为“互联网+远程医疗”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既有利于推动行会自身发展，又有利于规范化标准的普及、落实和评价监督。
“站在风口，猪也能飞。”在近日“免费午餐三周年”活动中，互联网人士雷军的这句话被公益人士邓飞引用，恰到好处地说明了网络与公益的关系。
创新、跨界和融合成为公益组织的一个选择，大家已经意识到通过跨界可以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公益系统。通过合作，把自己和更多的机构部门纳入一起，提供一个让全社会共同取暖的环境。
互联网医疗企业热衷公益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5月27日的一份报告揭示，“互联网+公益”在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期，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指尖公益使传统公益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一大批网络时代的慈善项目涌现出来。
5月24日，医学界创始人陈奇锐在上海宣布，推出总额为1000万元的“医生站关爱医生援助基金”，为在伤医事件中受伤害或过劳死的医生及其家庭提供援助和支持。未来10年，加入到援助计划里的医生成员，如在执业过程中因极端伤医事件不幸殉职，医生站将从基金中拿出10万元捐赠给受害者医生家属。
近年来随着民众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强，医患间的摩擦愈发频繁，医生被暴力伤害的事件愈演愈烈。
2015年6月26日，专注于诊后康复领域的移动医疗企业“一呼医生”宣布，该公司将斥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国内首家由移动医疗企业创办的公益基金”，该基金将重点针对因为伤医事件而受到肉体、精神伤害的医护人员提供专项援助和支持。
2015年9月，国内专注医生群体的移动医疗公司“杏树林”，推出了全国首款专为医生执业意外伤害提供保障的“行医爱心险”，并面向全国医生免费赠送。
首创互联网医疗公益基金
民政部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60万家社会组织，基金会数量超过4600家，每年社会捐赠额在1000亿元左右，全民公益时代来临。随着公立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社会精英的投入和行动，一系列医疗公益基金不断涌现。
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就医160”，近期将成立就医160健康基金。与现行的医疗基金不同，就医160健康基金具有专注医疗健康领域、广泛覆盖医疗健康用户群体等特点，首创“互联网+医疗+公益”模式，是中国首个互联网医疗公益基金平台。
“互联网+公益”具有高效便捷、互动性强、透明度高等特点，效果更加显著，加平台力量，打造一个企业认可、公众喜爱的公益平台水到渠成，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依托互联网优势，为企业、机构、百姓搭建公益桥梁，让更多人参与公益，分享公益是现在很多平台的愿望。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力量，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其中，推进我国公益事业透明化的实现进程。
以就医160健康基金为例，它主要通过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专项合作方（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医药器械、保险公司等）注资、公开募集资金、爱心公益商城收益、基金收益等方式募资。就医160平台将负责就医160公益基金救助项目的策划、运营和项目推广。
就医160健康基金目前已经规划了专病定向公益援助、公益联合救治平台、社区公益健康馆、爱心公益微商城4个子项目，合作方包含医院、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器械厂商等。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的互联网+行动计划，让以就医160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看到了做公益的新方法。让公益借助互联网平台褪去神秘，进入大众生活，更好地持续发展。
政务互联网+医疗在行动
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
在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互联网+正成为促进各行各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有力引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更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将互联网+思维引入到工作中，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效能，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推动公共服务“互联网+”，政府机构在行动，以主动的姿态拥抱互联网。
放眼全国，深圳市走在了前头。5月31日，由深圳市人社局与某移动支付平台共同合作的医保移动支付项目，正式在深圳6家公立医院率先试点运行。参保人员通过该APP绑定金融社保卡后，即可通过手机完成医保的门诊挂号和缴费，避免长时间排队。后续还可扩展应用到实体药店、网络医院等场景。
有去过医院的人都知道，从排队挂号到医生诊疗，再到缴费做检查或缴费取药，中间的排队最为费时。有些医院虽然通过自有的缴费卡，可在医院设置的自助终端机上实现自助缴费，但问题在于，一旦人数过多，一样要排队，很浪费时间。对于患者而言，这无疑是个极为痛苦、漫长却又无法跨越的步骤。
在4G网络几乎全面覆盖、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无论医院提供多少台自助设备，显然都不如通过自己的手机操作实现自助挂号、缴费来得轻松简单。充分利用这些移动设备，相当于让每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在为提高医院的就诊效率和体验感作贡献，医院又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此前也有些医院曾和其他网络支付工具合作，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个例。这些做法在国外早已并不新鲜。许多国家的互联网几乎已经渗透到公共服务的每一个领域。例如，国外许多图书馆就通过推出移动APP把手机变成一个移动图书馆。每个人都能通过手机了解个人借阅情况，进行计算机位预约等功能。美国西雅图曾与科研机构合作，分析来自四个城区建筑管理系统的数百个数据集，以找出可行的节能措施，降低城市耗电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