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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金融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Schumpter（1911）以及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将能加速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韩廷春（2001）利用全国的数据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冉光和等（2006）认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无明显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周好文，钟永红（2004）认为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中介机构为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应该扩大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本文依据东中西三大区域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199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的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信贷数量的扩张，而东部经济增长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三区域比较的经验分析
1、时间和数据的选取
在时间方面，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规范，尤其是西部大部分省份90年代初期证券方面数据薄弱，故本文选择1995作为起始时间，本文终止时间采用为2007年。另外，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将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平滑指数，1995-2007这个时间区间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本文采用各省区（自治区、直辖市）的年末统计数据。对于银行等中介机构，本文选取贷款类指标。对于证券市场，本文选取各区上市公司总市值，不但因为这个指标相对于上市公司数量能够有价格和数量的优势，而且相对于上市公司总股本能够动态体现上市公司市场影响能力的变化情况。对于保险市场，由于在2002年之前保险行业统计数据不考虑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因此本文为了数据的稳定行，统一采用《金融年鉴》上一贯沿用的保险费收入作为保险行业的衡量标志。
2、相关性分析
本文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对数多元回归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的三大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同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我国总GDP增长跟总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股票市场总市值呈正相关，尤其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相关程度非常高，分别达到0.954和0.945的程度，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保费收入相关程度也非常高，达到0.964，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金融行业的市场业务相关性。而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相对较低，这跟我国证券市场是在20世纪末期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有关。但是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在绝对程度上也较高，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健全有效的。
3、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对各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1nF_loanit，1nF_feeit，1nF_mvit系数在不采用虚拟变量的时候分别是0.519，0.306，-0.023（模型1（EGLS，PSUV）），结果显著。说明在全国总体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其次是保费，而股票市场的指标是呈现负相关的，也就是说，股票总市值越高，对GDP增长是有拖累的。在模型2（OLS）中，采取的是东部的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1nF_loanit?鄢D1，1nF_feeit?鄢D1，1nF_mvit?鄢D1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36，-0.051和-0.150，可以看出，东部除了金融机构贷款对全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的以外，其余两个指标都是负相关性，但是1nF_feeit?鄢D1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保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大有关。在模型2和模型3中采用地区三大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因此对三个金融行业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虚拟变量。在模型3（OLS）中，1nF_loanit?鄢D2，1nF_feeit?鄢D2，1nF_mvit?鄢D2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54，-0.007，0.026，但是结果都不是非常显著。由于在前两个模型中，区域保费收入对全国GDP的估计都不显著，所以，模型4（OLS）中，扣除区域保费收入变量，仅仅对区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股票市场总市值这两者与全国GDP增长情况进行估计，1nF_loanit?鄢D1，1nF_loanit?鄢D2，1nF_mvit?鄢D1，1nF_mvit?鄢D2系数分别是-0.059，-0.193，0.036，0.039，并且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这个结果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首先，一方面，在东、中、西部差异上，在金融机构在贷款使用效率上，西部仍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东部的金融机构贷款系数大于中部大于西部，从实证上验证了东部资金利用对GDP增长的效用是三个区域内最优的。中国东、中、西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领先于中西部，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西部由于在改革的进程中落后于东部，市场机制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投融资制度也不健全，贷款的使用效率较低。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非常关注西部的发展，投入增多，但这些投入多数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对生产性领域投入依然较少。西部的这种投资结构也决定了金融对经济作用速度较慢。
其次，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尤其是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准入门槛较高，因此国内企业上市比例不高，因而，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不作为企业首选的融资渠道。此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民对投资选择比较局限，股票市场虽然逐渐由市场主导，但跟政府相关政策（例如2007年5.30印花税的调整）、投机热度有关系，这就使得股票的总市值不能很好地反应GDP增长情况，甚至存在过度、或者不足反应企业实际价值。
三、有关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这一分析工具从区域的层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尤其是三大金融支柱行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结果使我们得出的启示：首先，要注重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推进既有区域针对性、又能保持区域间协调的金融区域化发展战略显得尤其必要。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地区的层面上，否则容易使得东西部差距拉大。其次，要注重提高金融行业之间的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金融行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当前，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各个金融行业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不断推陈出新，使我国各个金融行业走上和谐、共同发展的道路。最后，金融效率提升比金融规模扩张更加有助于经济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中部区市金融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很好适应经济需要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Shaw、Edward：Financial Deep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3]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
[4] 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与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6（6）.
[5] Nouriel Roubini、Xavier Sala-I-Martin：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9，1992（5-30）．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45-62.
对于股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很多人都认为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实际中，尤其是中国的股市跌宕貌似与中国GDP的增长没有多少明显或是规律的关系。所以，存在着另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股票市场在风险分散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使其替代产品的需求减少———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股票市场发展会产生不利于储蓄率的现象，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以上两种观点中,虽然说第一种观点具有绝对性的优势,但是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没有规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国的股市相对于其他金融发达的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各种市场机制和管理制度都还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条我国股市历史客观上的落后，造成我国监管指挥当局决策行为常常比较滞后和失误率较高,政府在各个股市板块股票上市资格标准的制定上没有经验可参考，政策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依据性是导致我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规律的一项重要因素;第三,在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市价格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一种主导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们的心理预期、重大新闻事件、国内外政治因素、战争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国，非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第四,中国股市的异态，不仅是国民对股市理解不正确，“股民大于股东”的情况造成股市投机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参与主体，很多获准上市的公司将从股市筹措来的资金并没有用在生产项目或企业规模的扩大投资上,而是用于公司内部消费或再次流入股市进行风险性投资。另外,股市融资本身就是长期融资，上市公司利用发行股票把从股票市场上筹措来的资金投向的项目应该大多是长期投资的项目，其利润的获取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长期的，首期获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显示出来。
二、间接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
目前的金融中介机构的种类很多,比如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世界各国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唇齿相依、相互促进。参考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由于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存在，它对经济增长必然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很多数据模型也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中介的不发达与不成熟必定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或多或少制约,所以我国应该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改革。
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包群，阳佳余.“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对于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金融风险 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 。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巨大，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 。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 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 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 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基于经验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学家们已经在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 。”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 & 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
King & 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 & 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 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强大的金融做基础，金融的作用就愈强。区域金融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资金，其运作机制就是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是区域金融体系较完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则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达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沈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J]《经济师》2006（4）
关键词：物流发展；经济增长；面板协整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study bases on 2005～2012 panel data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Through unit root test and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there exists a confirmed long-term cointegra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usman test rejects the null hypothesis， fixed effect model is more efficient than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regression conclusions show the scale of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supply and logistics demand all have plus correlation ship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gistics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anel cointegration
现代物流业是包含了运输业、仓储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它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学者们普遍认为物流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带动物流业的发展。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中一股重要力量，而经济增长越迅速，对物流的需求越高，经济对物流的依赖度就越大，物流在经济增长中就愈显重要，经济对物流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2012年的GDP总和为126 117.32亿元，占全国GDP的24.4%。本文通过研究分析长三角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相关文献回顾
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赵立波（2012）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果，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会拉动物流业发展，另一方面，物流业发展能促进商品快速流通，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发现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贾海成（2012）对比研究上海市和天津市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上海物流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是物流业投资的格兰杰单向原因，结论表明不同的地区发展策略也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策略使得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处的主导地位也是不同的。
除了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者的相互影响以外，学者们也用其他不同的方法研究两者间的关系。冯云（2008）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依存关系，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最高。朱文涛（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江苏物流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当高。邵杨（2010）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物流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能促进全国和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李国刚、曹昱亮（2012）利用中国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电信业务、移动公司电话业务和网络业务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地促进作用。
总结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2005～2012年的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中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尽管物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国内依然没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实证分析只能从统计年鉴中选取反映物流业现状的指标，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水平：
（1）物流供给指标
物流供给指标指一个地区的基建设施、信息系统和企业服务能力。基建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各种运输方式。信息系统指信息网络基础传输平台，信息平台越完善，供给的技术水平越高。企业服务能力包括物流企业的数量、经营规模和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本文用公路、铁路和水运航道的里程数加总来衡量地区的物流供给能力。
（2）物流需求指标
物流需求指标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生产环节对物流的需求，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可以通过各种物流量反映出来，反映物流运输量的主要指标有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但是货运量可能出现对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数，夸大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因而本文采用货运周转量表示经济的物流需求量。
（3）物流产业规模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对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本文采用上述行业的增加值来反映市场规模，考虑到价格水平对物流产值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http：///）。
（4）区域经济发展指标
采用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存在着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如果考虑价格水平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会变得较为复杂，因此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采用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反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研究对象是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由于行政区域划分调整、年鉴资料缺失等原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长三角经济圈内20个城市，包括上海，江苏9个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泰州、扬州、盐城，浙江6个城市：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安徽4个城市：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样本区间为200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年鉴缺少的公路、铁路和航道信息由《江苏交通年鉴》、《浙江交通年鉴》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补充。
建立如下模型，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并且不改变时间序列变量的性质和关系：
lnGDP■=lnLIV■+lnLTR■+lnLNRET■+α■+μ■
下标i代表i城市，t代表时间维度。LIV表示物流业产值（logistic industry value），LTR表示物流业的供给（logistic total road），RTF表示物流业的需求（rotation volume of freight transport），α是地区差异带来的个体效应，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气候环境，μ是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在对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之前，先要对面板进行平稳性检验，非平稳的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伪回归。本文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对物流和GDP等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一阶差分值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确定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为一阶单整I1变量。
3.2 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为一阶单整变量，也就是说本文采用的变量是非平稳变量，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非平稳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两种面板协整的方法进行检验，分别是Pedroni方法和Kao方法，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除了在pedroni中的panel v-stat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其余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4的Kao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可以判断区域生产总值和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3.3 回归分析
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存在协整关系，进而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发现prob>chi2
=0.0000，拒绝“H0：截距项与所有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认为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4 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显示地区生产总值、物流产业增加值、物流供给和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方程回归结果中R2值分别为0.9159、0.9606、0.9331，由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
（1）体现长三角经济区的物流产业规模的产业增加值、表示物流供给规模的运输路线总长和表示社会的物流需求的货物周转量，估计系数的符号都为正，表明区域GDP和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面板估计结果来看，整个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供给规模系数为0.11和需求规模系数为0.24，物流供给规模和物流需求规模都能对地区经济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的增长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
（2）江苏组别中9个城市都在长江沿岸，地处黄金水道，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和区域GDP也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物流供给规模系数是0.57，是三个面板估计结果中最大的系数，可能和地区政府大力推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政策有关，苏南地区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干预模式。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系数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3）浙江组别中6个城市都在浙北，受到上海2小时经济圈的直接辐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物流供给系数是0.045和物流需求系数是0.34，且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物流需求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和江苏省城市相反，浙江的经济模式是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以家庭工业为起点，政府并不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民营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对物流的需求，也拉动了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根据对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增长和物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各地区的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需求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证实了物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扩大市场规模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而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但是通过江苏省沿江城市组别和浙北城市组别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区域所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物流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应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只能从物流业的基建设施即公路、铁路和水路航道对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而现代物流业不只是一个担负物资流转的社会经济角色，“现代”物流包括运输、储存、加工、包装、装卸、配送和信息处理等活动。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物流业正在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迅速转型。现代物流通过信息将各项物流功能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信息的实时把握，控制物流系统按照预定的目标运行。信息技术在物流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大数据时代只有对信息充分的掌握和运用，才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立波. 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2012（10）：41-45.
[2] 贾海成. 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关联分析――以天津和上海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3）：44-49.
[3] 冯云. 物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08（5）：146-149.
[4] 朱文涛. 江苏省物流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 开发研究，2011（2）：70-7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VAR模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LZUJBWZY051）。
作者简介：郭志仪（1949-），男，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赵小克（1977-），男，河南洛阳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金融理论的研究。刘那日苏（1979-），男，内蒙通辽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011-05收稿日期：2012-03-27
一、文献回顾
金融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在经济体系中起到了交易媒介、动员储蓄、配置资本、分散风险、监督公司治理等作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Schumpeter早在1912年就提出：功能良好的银行可以通过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来加速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Patrick （1966）提出了著名的Patrick假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模式，即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是需求跟随模式，即金融发展伴随着经济增长。Goldsmith（1969）创立了“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发展，大部分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同步前行的关系。之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议，相关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现有的观点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