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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以禅论诗，包藏了无限的机趣，使诗话进人到更高的审美价值境界，体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禅宗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人类性灵的自由抒发，将其引人到诗话当中，就充分表现了人的灵感与活跃的情慷，从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义的精神。以禅心点化诗心，通过神思，领悟诗的意境美，使主体内心体验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自身获得彻底解脱。
1渊源与发展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医学刚刚形成，是基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其理论性实践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长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已分别诞生了两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论成熟,临床实践丰富。
中医学术是一个历史性与时代性并存、公理性与学说性兼合的学术体系。早期的经验、方法、观点、思想被后世继承并成为后世学术的前提与基础，后世的经验、方法、观点、思想在传承于前代的同时又融入了时代的东西。历史总在现实中闪烁，现实又散发着历史的气息。被普遍接受的渐渐成为不刊的公理，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1］和“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2］；执着一端的被视为学派学说，如“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3］。中医学术中能成为不刊公理的虽不在多数，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系统的大轮廓，学派学说可以突出传统的规范，却终究不能也不曾走得很远。在公理性理论的框架下，各种学派各擅其说，异彩纷呈，洋溢在中医学术史的长廊上，彰显着中医学术万古罔易的特征——公理性与学说性并存。
从学术演变的历史看，中医学术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
1 早期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方技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家。“神仙家”为迎合秦汉帝室向往长生的欲望而繁荣，《汉志》载录《宓戏杂子道》等十家共205卷，按其“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4］1 780的意旨，实在与我们理解的医学距离甚远。“房中家”亦不同于今天的“性医学”，倒是与后世在贵族宦门中秘传的“房中术”有更多牵连。因此，《汉志》方技四家只有医经和经方算是医学。“医经”一派“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4］1 776，显然更关注医学的基础，而“经方”一派则径言“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4］1 778，于临床有更大的激情，两派各擅其能，又皆有所短，已是中医学术流派的雏形。需要注意的是，被后世奉为不刊之典的《黄帝内经》不过是“医经”之一，自然还不具有后来的权威。随着时光流转，医学的格局发生变化。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不曾直接提及《汉志》中的任何一家，可见文献的散佚相当严重。张仲景曾“撰用”的《素问》、《九卷》，经过《甲乙经》、《脉经》的征引以及皇甫谧对其与《黄帝内经》关系的明确肯定，大约在魏晋之际成为了医经派的旗帜。此后，南朝全元起作《素问训解》，隋代杨上善作《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作《黄帝内经素问注》，医经派沿着《黄帝内经》的脉络在充实、提高和趋向精致。
经方与医经不同，与临床直接相关的特点决定着它更具有活力，也注定会更加繁荣。《隋书·经籍志》载医书“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5］，其中以“方”为名的约70多种，经方派的繁荣可由此得知，至于2 600卷之巨的《四海类聚方》，更是经方派的盛举。东晋葛洪是大学问家，曾在《抱朴子》中表示过对医学的不屑，却编撰了《肘后百一方》，该书经梁代陶弘景补阙而传于今，即《肘后备急方》。葛洪萃集医方，但为救急，因此不讲太多的医学原理，自当是经方一派。孙思邈、王焘多有引用的姚僧垣《集验方》、陈延之《小品方》等，亦不越此范畴。南北朝的分裂导致了医学的隔阂，现实的需要却催促着医学的进步。方、药、法、术的不断积累，以及人们对理论的研究和传承，医经与经方在相通而又不同的层面上绵延着彼此的执着，当时的中医临床是一种异彩纷呈的景象。
唐代的统一与初唐至盛唐的百年繁荣，为中国医学的总结、归纳、提高提供了条件。《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不仅是唐代医学的双璧联珠，而且有着相似的特点，即将“方”、“法”统摄于相应的理论之下，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表现得尤为典型。与《肘后备急方》和只能从前代文献中略窥鳞爪的《集验方》等相比，《备急千金要方》以论统方，先论后方，方必据理，理以方明，表现出医经与经方融合的迹象。如果说隋唐以前数百年的医学还是在相对的艰难中前进的话，初唐至唐代的繁荣与稳定，不仅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为学术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孙思邈是善能综合的大家，于医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在似乎无意之间开创了医经与经方两派互融互通的风气。如果确认《汉志》四家是学派的概念，那么这种学派传承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融汇的迹象。这种融汇是医学长期厚重积累的要求，医学到了唐代已不能满足于学派在临床与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医学是一个从理论到临床的综合体系，学术学派则同样应该是一个由理论和临床构成的小体系，偏重临床或偏重理论，反映着医学的相对幼稚与贫弱。因此，从《汉志》四家到隋唐时期，中医的学派只能算是早期学派，而《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著的出现，为宋元及宋元以后成熟学派的蜂起创造了条件。
2 成熟学派
宋辽金元是一个动荡多戕的时代。宋与辽、金、蒙古的复杂关系，不仅导致战乱频仍，而且将中国带入又一个南北朝的噩梦。战乱与和平的交错，人们不能不有更多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步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代。北宋时期，医学积累已相当丰厚，学科分化也已基本完成，临床手段更加趋于多样，加之印刷术为医学文献提供了传播条件，医家们可以不再重复孙思邈“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惆怅，于是便将更多的关注从寻找方法转向思考问题。以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的理解发挥为契机，成无己、庞安时、刘河间、张元素各名其家，由刘河间而荆山浮屠、张子和，由张元素而李东垣、王好古，再由荆山浮屠而罗知悌而朱丹溪，由李东垣而罗天益，学派在绵延中嬗变，医学在学说的繁荣中进步。“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6］，宋元医家不再重复当年医经与经方的理论与临床之争，而是在临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临床特色。他们所争执的非如医经和经方那样是两个层面的内容，而是在同一个层面展开真正的争鸣，刘完素与张元素、李东垣与张子和，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而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素问玄机原病式》、《医学启源》、《脾胃论》、《儒门事亲》虽各有侧重，却都能综合理论与临床，将理法方药贯串为一个整体。将宋元时期的学派称为“成熟学派”，依据也在于此。成熟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的成熟与丰满，推动着中医学术的不断创新。
学术流派表现为动态的过程。温病学派兴起于清代的江浙地区，而其萌芽则在金代的河北河间，其间经历了蜿蜒曲折的学术传承，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学术传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学术的嬗变。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强调五气化火和五志化火，其着眼点在于火热邪气为患。张子和承袭了刘河间对邪气的关注，将攻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对火热似乎缺少了刘河间那样的激情。在张子和眼中，邪气是可寒可热的，未必都是曾引得刘河间高度紧张的火邪与温热。到了朱丹溪，火热仍被关注，但更多的火热来自人身的相火。刘河间力倡火热病机，所以要寒凉，张子和紧盯邪气为患，所以要攻邪，而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要滋阴，中医在厚重的历史积累上进入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时代。
学派产生的根结在于见解不同，不同的见解必当引起争鸣，学派间的争鸣既是一种现象，也是学派乃至整个中医学术发展的动力。张子和为力证攻邪法的正确，对《内经》以下的相关理论不仅烂熟于心，且能融会贯通而出新说。朱丹溪为力证《和剂局方》之误人，驰骋于理学和医学两界而能进退裕如，虽然其将医学与理学挂钩显得有些勉强，但却着实为理论创新找到了一种方法。
3 现代学派
中医学术至近代而一大变。西医的传入与发展不能不对中医产生影响，于是中医学术的整体价值更为人所关注。中西汇通学派应运而生，有关中国医学的种种思潮纷纷涌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的企图更使得中西医论争趋于白热化。“中西医汇通”只是轮廓而言，其中各家持论多有不同，实质性的学派活跃在“中西医汇通”的大潮流之中。但是，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即使显性的学派传承关系隐没不现，但学术本身并不因此而真正消歇，学派学说以相对隐性的形式绵延，并发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如《验方新编》的问世归于“经方”的遗风，似乎未尝不可。在当代中医学术领域，广泛使用的“补中益气汤”时时传达着“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7］的信息，而六味地黄丸较之金匮肾气丸更高的使用几率，也使得“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更容易为人接受。今天，不仅由于中西医并存而出现了“经典派”、“现代派”和“结合派”［8］这样的轮廓性学派，当代名老专家基于传统而融会古今的学术，正在通过师承或私淑形成新的学派传承关系，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传布，形成新的实质性学派。当代学派具有传统学派的基本特征，其特色性的经验、观点、思想反映着现代条件下中医学术的创新与进步。
据此，中医学术流派可以分为“早期学派”、“成熟学派”和“现代学派”三种。早期学派主要完成了中医学术的渐进式积累，如药物的发现、方剂的创制、疗法的丰富、一般性理论的归纳梳理以及主要学科的分化。宋元医家在前述过程基本完成、医学需要新的质变式的发展的情况下，在传统的框架中开始了争鸣式的学术探讨，并通过著述传布思想，通过授学培养传人，以学说、医著、医家和传承关系构成成熟的学术流派。宋元学派较之早期学派要成熟得多，清晰得多，对现代中医学术的影响也深远和深刻得多，因而可称为成熟学派。近代以后，由于西医传入的影响，中医学术发生了较之此前要激烈许多的变化，传统的学派在绵延，新学派在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科技条件下产生，立足中医传统而融会现代科技，成为现代中医学派形成并发生影响的新特点。名老中医的特色经验、观点、思想既来自传统，又有所创新，并通过某种更可靠的方式绵延，形成新的学派。“学术流派的形成和涌现是激活理论创新的源头，学术个性的弘扬是形成理论建树、造就大师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学术繁荣的时代需求”［9］。因此，研究中医学术流派，对促进现代条件下的中医学术进步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8.
［2］张仲景. 伤寒论［M］. 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2.
［3］张子和. 儒门事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65.
［4］班固. 汉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62.
［5］魏徵. 隋书［M］. 上海：中华书局，1973：1 050.
［6］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上海：中华书局，1997：1 329.
［7］李东垣. 脾胃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307.
1探究“中医学延缓衰老体系”理论的重要性
人们追求防老抗衰、延长寿命是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医学在防老抗衰的悠久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法方药体系。例如，这个体系中的“延缓衰老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有的人认为补肾、补脾、或补肾与补脾相结合的延缓衰老的思想，有的人认为服食某一种药物的延缓衰老的思想等等，观点不一，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体现人们零散地记载延缓衰老的内容，确有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整理的必要性。
探究“中医学延缓衰老体系”理论的基本模式，是统一“延缓衰老的思想”的关键之处,具有指引人们健康发展方向的作用，形成系统化延缓衰老的理论。
2探究“中医学延缓衰老体系"理论的基本模式
2.1“体系”一词的含义、分类、辨证关系
依据我国《现代汉语词典》表明“体系”一词，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将“体系”划分为整体的体系和局部的体系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体系理论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唯物辩证关系。
2.1.1中医学的“整体的体系”理论 人们公认中医学具有独特的中医理论体军，从体系而言，这个“整体的体系”理论，包括阴阳理论、五行理论等。
2.1.2中医学的“局部的体系”理论 在“整体的体系”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划分了诸多的“局部的体系”理论，例如中医学的“心脏”是“局部的体系”理论之一，存在专项的“理、法、方、药”的情况，在这个“局部的体系”理论中存在心阴、心阳、心属火，表明了在阴阳理论、五行理论等指导下的阐述的理论情况，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唯物辩证关系。正因为古人在当时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整体的体系”理论和“局部的体系”理论，使今人清楚地看到这个体系理论的伟大成果。
2.2“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是“局部的体系”理论
2.2.1起源于《黄帝内经》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公认《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随之，历代人士丰富、发展之，前人处在科技设备底下的社会环境中，以实践经验为主，为人类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衰老是人类生命的必然规律，概括地分为两类：生理性衰老与病理性衰老。这两类衰老互相影响，形成一系列复杂变化。《内经》记载了“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及“四十岁……腠理始疏，荣华颓落……”，表明人四十岁开始衰变、出现的现象、人的寿命理论等。
2.2.2人们对衰老的系统抡述是从金元以后开始的，是“局部的体系”理论 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对衰老的具体的系统论述的资料，按照年限归类之，其数量与详细的内容是以金元以后居多，记载了在预防和治疗方面抗衰防老的一些有效的具体方法和具体途径。可见，人们处在年代的因素、积累经验、发现具有延缓衰老作用的具体药物的漫长的时间中，产生零散地记载了有效的延缓衰老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局部的理法方药体系。
2.3概述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经现代科技设备研究、证明对人确有延缓衰老作用的“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重点突出“延缓衰老的思想”
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中，经现代科技设备研究、证明对人确有延缓衰老作用的“中医学延缓衰老的体系”理论比较多，例如，对某个方剂的研究情况，对某个中草药的研究情况，对某个中医理论的研究情况，在本文中不能完整地表述之，只能概述之要点。
2.3.1在天、地、人三者的“整体”方面，笔者认为“延缓衰老的思想”是坚持中医学的整体观察的辩证思想、实施综合方法、防止单一方法的危害 人生存在自然界之中，人的寿命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本身的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是缺一不可的关系。唯有中医学整体观察的辩证思想揭示了这三个方面因素的辩证关系，符合天、地、人相应的自然规律。《内经》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一体〉、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内经》展示整体地把握生命规律、辩证地对待生命活动、从功能概括生命本质。《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表达了人与外界环境具有统一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和食物等，是生活所必须的，它们也可以造成自然灾害和疾病。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是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来完成的。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苏晶等人员通过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研究和1991、1992两年度北京地区地面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为《内经》的“时藏阴阳”理论提供了现代科学证据，证明了古人认识的正确性，说明了自然界时空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任何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与生物环境保持统一，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人有依赖于外界环境的一面，又有独立于环境的一面。人有适应外界条件变化的能力，有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许多疾病的发生是与环境变化有关的，如疫病的流行，使部分的人夭折；同时，人又能通过体育锻炼、药物调理等方法逐渐地适应环境变化而不发生疾病，因此，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整体，人体本身自成体系，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整体。在依法治国的社会发展中，应当科学地开发自然环境，应当保持生态平衡，建立科学化、法制化的管理体系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强调积极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延缓衰老的外在的、客观因素，强调人本身的因素是延缓衰老的内在因素。
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是中医人。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生存环境变了，中医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医要改变一定要创新。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中医要改变一定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创新绝对不应该以再去发掘“土中之物”、“复古遵经”为主线条，应该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者需要耐下心来，注重积累，顶住压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保留中医的精华，放弃糟粕，从疾病的“证”、“证候”特征、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干预作用……等着手，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中医理论，指导现实中医实践，着手于提高总体医疗疗效的高度，放弃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并从目前的中西医嵌合发展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使中医成为一门全新的医学，造福人类。
众所周知，中医起始于原始社会，逐步形成于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在汉代以后全面发展。前有神农尝百草，开始了人们对中草药的研究；后有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中医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坚持“天人合一”、“效法自然”等理论；还有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自然的产物生命活动具有生物学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中医学是在大自然中产生与发展的。
相传，在神农时代，人口碑渐多，炎帝就教人种植五谷，以充腹饥。据说那时有一只周身通红的鸟，衔一株九穗谷飞过天空，谷粒坠落在地，炎帝拣起种在五谷台边土地里，后来便长出高大肥硕的谷子。炎帝把谷粒分为五种，分别起名为稻、黍、稷、麦、菽。谷粒味美可口，天下人争相种之。后来神农还曾亲尝百草，发明草药，为人治病，被尊为祖国医药的创始者。《纲鉴易如录》记载：“民有疾，未有药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 ，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传说炎帝还有一条神鞭，名叫赭鞭，鞭打各种药草，就能显示药草有无毒性，功效如何，寒性还是热性，据此取有用的药草为人治病。到了汉代，汉人托名神农著成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书中收载药品3065种，系统地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药物学理论知识。该书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的“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的药物以及相关理论知识都是先辈们不断探索而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大自然是神奇诡异的，威力无穷的，其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都无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乃至于灵感。许多中医学知识正是古人通过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长期观察而逐渐地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其中不乏在实践中向自然学习、效法自然的结晶。比如《内经》中提到的：“提携天地，把握阴阳”；“法则天地”；“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春气之应，养生之道”，“夏气之应，养长之道”，“秋气之应，养收之道”，“冬气之应，养藏之道”；“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等观点每一个与自然都有着莫大的联系，是中医效法自然的体现。
《内经》中还把天地、上下、阴阳、气血、左右、水火等，统统包容在一起来论述人的生理、病理，并据此来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它把人体的任何一个“藏”（比如肝），都已经融入到了整个的自然界，而成了其中的一份子。因此它说： “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又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这个“得道”的“道”，就是自然法则和规律，是《内经》主张我们应当遵循和效法的。孙思邈也说过“太上畏道”，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敬畏自然，你才会去模仿自然，效法自然。这些无不在告诉我们中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说过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其中有一条便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阳光、空气、水、土壤等。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其相关因素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种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对自然的依存与适应关系称为“天人相应”。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存在的问题
界定中医原创思维，是一项相当棘手和难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义，还必须改变长期因循的理论定势，需要沟通众多自我生发的孤立观点，区分几个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论定势的偏向需要纠正
理论定势偏向其一，中医原创思维是哲学命题，认定思维活动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此等认识的结论，大都缘于中医学同哲学的思维功能基本一致，认为思维活动只是认识万物和宇宙自身。尽管认知功能是思维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维的功能还有指导实践和规范行为、梳理层次结构与构建实践规则，创造价值与进行评价的功能。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曾说，中医学不仅体现了认识论上的知识论，更是实践论。换句话说，中医原创思维，不是为了认识而去认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解决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二，中医原创思维与中国其他传统学科思维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天学、物候等学科的思维进行解析，能够从外部间接了解中医原创思维。笔者认为，从思维发生的认知基础与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应等认识的逻辑起点来看，这一思路并无不当。但基础和特征并非思维本身，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界限不应忽视。中医学是以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调控法则为对象，要认识的是生命的机制与原理，要解决的是辨证论治的实际问题，故中医原创思维与其他学科思维大相径庭。
2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需要通约
通约，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科学哲学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常常称之为“可通约”。关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如王琦［2］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刘天君［3］提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王永炎［4］主张原创思维具有“特有”、“与众不同”、“创造性”3个属性，“科学与人文交融”、“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两大特点。刘长林［5］曾指出，中医原创思维应以象思维为主导;“象”作为思维单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较各家观点，突出共性，体现个性。研究者应当反思:为何上述研究的对象均有“象”的因素?各类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如果这些结论的孤立情况难以打破，无法体现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面内涵，设法找出的共同的结构、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盖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统一的定义?
3模糊的理论概念需要澄清
思维、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几个理论概念常常干扰我们对中医原创思维的准确把握。对方法、方式、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认识差异很大。在中医原创思维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够剥离开来单独加以研究?比如，辨证论治是方法，还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确了中医原创思维这个上位概念的定义，才能对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义并确立规则。笔者认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现中国原创文化底蕴
刘长林［6］曾说，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以时为正”。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侧重于时间维度，并基于此来统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整体生命状态的本质描述。中医原创思维的认识对象，是生命过程中的现象与运动、原理与规律，调整的是生命不断生成演化的动力与状态，应充分体现中国原创的文化内涵。
2充分容纳中医学术史上的原生意识活动
所谓原生，就是在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丰富与完善。这一过程就是中医原创思维的生发过程。在当前，必须从学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中医原创思维的界定问题。同时，在共时条件下，对中医原创思维进行深刻描述。
3充分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医学思维活动的特征，必须从面向临床实践的视角加以总结和归纳。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学思维，大约出现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黄帝时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汉和帝时代，才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4种模式进行总结，也就是医经、经方、神仙与房中4个流派特征。如《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义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虑中医原创思维的创造特性
鲜活的中医原创思维，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与规范过程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都会带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从临床处方论治视角来看，每一次面对病患都是思维创造的开始。因此，对于中医原创思维的总结及其对临床指导与规范作用、临床层面创新意识活动程序的描述，以及临床疗效的评价等方面，也应在中医原创思维定义中得到体现。
中医原创思维的结构性要素及定义的表述
中医原创思维，同其他思维活动一样，都具备符号—语言、秩序—规律、程序—规则3个最主要的结构性要素。
1符号—语言要素
思维活动是自始至终在符号或语言媒介中运作的思维活动。无论符号表述一种意象涵义还是抽象涵义，其总是作为一种指代流动于思维过程当中。中医原创思维关注的是一种称之为“象”的符号，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体、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思维活动单元。“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结果。中医学大多数的思维活动，都是以“象”为媒介发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气象、阴阳五行之象等，人体之象有脉象、舌象，以及证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难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围。“象”又是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以及外界环境信息两相交融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在认识与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时，将人体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实践中具体加以传递、交流和运用的意识活动。
2秩序—规律要素
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从混沌或无序中发现或建构秩序的意识活动。中医原创思维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类生命运动、现象的秩序与规律为解释中心的意识活动，是指导临床实践并促使临床行为与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有序化的意识活动，也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并促使价值模式和尺度标准化和有序化的意识活动。客观地说，中医原创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与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医原创思维也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价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与规律。
3程序—规则要素
关键词：中医学；藏象学说；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
一、提出问题与分析
据报告显示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关键且快速发展阶段，不可置否，城市建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在这样迅速发展过程中，城市中也频频出现了很多问题。像是以“功能分区”为主旨的城市规划和管理造成了城市功能之间的割裂，各功能分区之间界限明显，功能单一，造成城市内的职住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还有，就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新城建设运动，新城在设计建设的过程中，不考虑老城与新城之间的关系，致使功能配置重复，造成新旧两城恶性竞争的局面；此外，城市建设者盲目的求大、求新、求气派，根本不去考虑城市承载力及其城市的负荷能力，最终造成城市广场无人，城市的基础设施闲置等不良的状况。
城市中出现这种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管理者或者城市设计师对于城市思考出现了问题，他们没有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和系统来看待，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式治标不治本的思想，因而，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城市问题，本文引入了中医藏象学的思维方法，试图将整体观，系统论以及“藏象”的思维方法运用到城市设计之中，以引发更多人思考。
二、中医学藏象学说认知
（一）中医学
中医学是在中国产生，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经历过数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一门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养生方法、诊疗手段的传统医学。中医理论最基本的特色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1]中医学包括三大基本基础理论分别是：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
（二）藏象学说简介
藏象学说是以脏腑的形态和生理病理为研究目标的中医学基本理论，是中医学的三大基础理论之一。“藏象学说是按照中医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阴阳学说的指导下，研究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及其脏腑相互关系以及法时应天的生命运动规律和病理变化的学说，它是研究人的运动过程中，生命本质与现象统一的学说。”[2]
藏象，是指藏于体内的具有不同活动规律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解剖形态、生理病理征象以及自然界相应的事物与现象。
（三）藏象学说理论提炼
在中医藏象学说中有哪些基本的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对藏象学说进行了梳理与总结。
1、思维的提炼
（1）藏象学说的整体观
整体观念是“指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分析局势和做出判断”[3]。藏象学说源于中医的思维方式，整体观又是中医学的典型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又是以一致性作为看待问题的前提，认为由于整体是一切的根源，因此任何一个个体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各个个体之间因为某种关系有统一在一个整体内，所以对整体内的某一要素的分析必然要从整个全局出发，找出与这个个体有关联关系的个体，之后才能更加全面的掌握该个体在整体中的位置。
（2）藏象学说的系统论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而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强调人体各脏腑之间相互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强调人的健康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些都是系统论的观点的基本反映。
2、“藏”与“象”内涵
藏象，是“指藏于体内的具有不同活动规律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解剖形态、生理病理征象以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食物和现象。”[4]藏象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藏”与“象”。
（1）“藏”的内涵
“藏”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形藏”，一个是“神藏”。
“形藏”即是“藏器”，可理解为具体的人体的内脏，实质性的器官是一种形态性的结构概念。“神藏”即是“藏气”，即表示“藏”不在是实体性的器官，而是人体的整体之气运动变化状态的一种抽象，就是指内在包含着以五脏为中心构成五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作用，五个系统之间各具相对特异的生理活动规律，共同主导着整个人体的功能活动，它又是一种功能性的概念。
（2）“象”的内涵
“藏象”之“象”有多重涵义，既指脏腑的具体形态，又指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反映于外之表现，同时还具有取象思维的特点。”[5]
（3）“藏”与“象”关系
依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藏”是“象”内在的功能实质，“象”是“藏”一种可观可阅的表现状态；“藏象”把“形”或者内在功能与“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较明确的说明了中医学对人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的认识。
三、基于藏象学说对城市的思考
（一）对城市解析
由上文可知，城之中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两个方面，因而，本文主要针对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1、城市功能
城市功能又称城市的职能，是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发挥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城市已经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综合体”[6]，城市之中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功能，各种功能在城市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整个城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同时，考虑到与城市的功能结构性密切相关的，就是城市的空间结构。不同的城市功能结构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城市空间结构，也就是说将城市功能结构安排在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范围内，因而，城市功能结构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
2、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是城市功能活动的载体，从实体环境方面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
（1）城市空间结构
“结构”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反映，是无形的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结构也不是具象的。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功能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7]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反映形式，表现了城市中各种物质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8]实际上，由上文可知，城市空间结构是由城市的整体功能决定的，也就是说，城市之中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的各种功能之间，及其各种功能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组合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形成了城市的空间结构。
（2）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形态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在自然环境、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发展所构成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狭义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指实体表现出来的具体机体空间物质形态。广义的城市形态不仅是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有形表现，是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而且指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是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去认识、感知并反映城市整体的意象总体。[9]
（二）基于藏象学说的内涵模型的思考
藏象学说的内涵主要是基于“藏”与“象”的内涵建立起的对于藏象学说的基本认识。对于城市或者城市某一区域来讲，城市的功能具有“藏”的基本的特征。伴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的某一区域就将其他区域内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中在该区域内，该区域就产生了一定的城市功能，具有某一功能的区域就开始行使它的基本功能，组织着城市内在活动基本的运行，优化组合产生能量集聚效应和辐射的效应，从而影响区域内的周边环境甚至会影响到区域以外的其他的城区。在整个的功能行使的过程，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内在运作模式，调整着整个片区的合理功能分布和功能运行，是隐藏在城市内部的控制因子；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就具有了“象”的基本特征，因为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是城市之中无论是城市空间特色还是城市活力的外在表象，而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在的城市功能活动要求相应的城市空间结构去配合行使它的基本职能，最终表现欲外部的城市空间形态。同时外部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产生问题的分析，就不能仅仅限于城市问题的本身，而更多的找寻内在的功能是否出现了问题。因而可得到下面的模型：如图1。
另外，对于城市功能而言，在城市中或者城市的某一区域内，不能该区域内的所有城市功能都并驾齐驱，而是应该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即：该区域内应该是以某种功能为主导，其他的城市功能相配合，因而在这一区域内，城市的主导功能与相应的配套功能形成一种层级关系，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 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市的配套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上层的城市主导功能，而上层的主导功能的变化可以对整个城市区域功能发生作用，影响城市功能结构及其内在的运行机制，甚至改变该片区的城市区域的性质，进而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因而在上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模型：如图2。
（三）基于藏象学的思维模型的思考
基于藏象学说思维主要特征――整体观和系统论，本小节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来分析城市的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
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特征的发展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城市空间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更是城市得以发挥功能的主要平台；二是城市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发展动力，城市功能的合理分级与城市主导功能合理定位能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不断调整，不断的完善；同时，不断完善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又反过来促进城市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两者之间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这个整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从两者之间内在的作用关系得以看出，对于城市功能方面存在着主导功能与配套功能之间的关系，配套功能本身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整体而言又存在着主导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之间的关系，配套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关系，还有整个整体与其他整体之间的关系，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尽管其内在的构成关系复杂，由于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去研究，就可以慢慢的梳理出其内在的机制，以及内在各种关联关系。
四、结论
通过对中医学藏象学说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模型的分析，搭建了中医学与城市设计两个学科之间桥梁，分析得到了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之间互为表里关系，并且构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为城市管理者或者城市设计师也提供了一个认识城市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进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司富春.中医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31-35.
[2]程昭寰.论藏象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J].中国中医杂志，1997，3.
[3]陈金.论中医学思维的特点[J].医学与哲学，2003，6.
[4]孙广仁.藏象的概念及其生成之源[J].中医研究，1997，5.
[5]王颖晓，李其忠.藏象之“象”涵义探析[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4.
[6]孙志刚.城市功能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64.
[7]A.B.Gallion.The Urban Pattern.Van Nostand：Van Nost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