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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且扰乱金融秩序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扰乱金融秩序被作为本罪的并列要件。另外，如果吸收的存款数额巨大或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犯上述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一）犯罪客体
本罪的设置位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大类下，说明刑法将其界定为一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从《刑法》一百七十六条的设置以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正常的金融监管秩序。
（二）犯罪客观方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具体进行分析，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不具备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而面向公众吸收存款；另一种是行为人虽然具备了有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资格，但其采取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并非以存款的名义而是以其他形式面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只要形式上具备以上两种行为之一，即构成本罪的行为要素。
（三）犯罪主体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为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一般主体，但凡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是单位都能成为此罪的犯罪主体。既然单位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金融机构是否能够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呢？对于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适格的犯罪主体这一点，目前在法律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四）犯罪主观方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此罪，要充分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由于该罪法条的宽泛，使得公民对于法条的预测性大大降低，在类似案件中，常常有很多的行为人根本不曾预见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例如，行为人实施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其是否对民间借贷行为有可能转变性质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违法性认识的预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待这些人的处理方式应该特别谨慎，稍不留神就容易造成司法不公，所以实践当中，要更加注意查阅相关的司法解释，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情感，综合多方联系考虑，力争在做到判决合法性的同时也要做到合理性。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区别
（一）借款对象和方式
由于我国法律关于民间借贷相关条文基本处于空白，对民间借贷的对象、范围等也没有作出限详细的规定。目前，仅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以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发放贷款；二是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四倍。
根据2010年11月2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其吸收资金的对象必须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方式是未在金融主管部门备案，面向社会公开宣传。因此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关系只要不是发生在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之间，也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宣传，而只是在亲友之间或是亲友间牵线塔桥，又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且给人借贷对象在30人一下，单位借贷对象在150一下都应该被视为是民间借贷，至于吸收存款企业的资格和性质问题，以及如何规范管理，则应该通过行政性法规来加以规范之，不该纳入刑法来规制。
（二）借款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而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覆盖面广，可以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缓解就业紧张的压力，因此其正逐步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然而，由于金融领域贷款渠道有限，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长期受正规金融机构的漠视，而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又不足，融资难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求发展，中小企业家们纷纷转向了成本低途径广又较为便捷的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往往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等经济犯罪案件交织在一起，合法融资与非法犯罪往往只有一步之隔。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一直都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若一直将无法得到正名的民间借贷处于灰色地带，该灰色性，一方面，给真正的诈骗集资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却使真正的为解融资之困的民营企业陷入泥沼之中。另一方面，一旦被权力所乱用，无疑就成为了打击民营企业的有利工具。因此，民间借贷需要阳光化，这样法律才能够进行清晰的界定。2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风险分析
2015 年年底，国内风头最盛的网络贷款平台e 租宝出事，中国最大的庞氏骗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P2P 平台鑫利源在其网站首页堪称奇葩的公告高调宣布正式跑路，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使得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再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常见的金融犯罪有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诚然，此类金融犯罪种类繁多，笔者能力有限，本文主要以最常见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等犯罪风险与民间借贷纠纷的区别做重点分析。
2.1 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以吴英案为例
2007 年2 月，吴英及其所管理的本色集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被立案调查，随后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合同诈骗罪两个罪名将其起诉。2009 年一审法院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集资诈骗罪，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后吴英律师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判。纵观整个吴英案，吴英一直辩称自己在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借款中并没有使用虚构事实等手段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案件中所涉及的被害人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不属于社会公众所得借款都用于公司活动，仅有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亦是为了公司形象，不存在肆意挥霍[2]。但是其所有辩词均未被采纳，看似十分在理的辩护词也成为公诉人眼中的强词夺理。其实，庭审中吴英与公诉人的车轮战的中心就是本文笔者所要论证的要点之一民间借贷纠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线。
2.1.1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对目的的正确理解是界定该罪的关键。对于法定目的犯而言，行为人对法定犯罪目的一直持希望态度。这种犯罪目的自始至终都在指引行为人的意志心理，并进一步支配行为的实施和结果的发生。[3]究竟何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不难认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只要具有情形[4]之一的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诚然用列举法无法穷尽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故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该问题。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前提下，只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或未完全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中[5]。
2.1.2用于投资经营的认定
诚然，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与非法集资有一定的交集。我国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活动，但如今中小企业借贷难的现状使得企业家不得不选择民间借贷这条危险但实用的途径。很多时候，借来的钱是否用于投资很难做出一个清楚的判断。借款一旦用于装饰自己就算是个人挥霍，就构成非法占有的目的吗?中国人好面子，喜包装，很难说通过豪车、珠宝等公认的财富标志，传达自己公司有实力的形象不是一种经营策略。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否定这种判断的判断力，但是笔者更偏向于为此类行为制定一个标准。俗话说，凡是都应有个适当的度，一个理性的标准能让我们更好的判断行为人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以比例为界定标准，即所花费的钱款占所得总借款的百分比。如果行为人用于装饰自己的钱款占总借款的百分比超过这个百分比，则可认定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则认为所得借款是用于投资经营的。这样既可以清楚准确的判定行为人的目的，也不至于太过主观。
2.2 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以兴邦案为例
2013 年8 月份，历经6 年起起伏伏的亳州兴邦案件在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最终在2014 年底落下帷幕。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主犯吴尚澧等20 名被告人十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数额的罚金。该案件可以说是继吴英案件以来的又一大撼动我国司法关于金融犯罪的案件，不同的是此次争议的焦点更多的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
2.2.1 对公众的认定
笔者认为，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的本意是指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广、程度重，可能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特定则说明了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以及可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是把握公众含义的重要向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构成犯罪须以向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仅在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兴邦案的审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该案件中部分被害人在为被告人伸冤，他们是拥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在他们眼中，吴尚澧等人的行为是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是心甘情愿，甚至是主动去投资的。若是把他们同其他被害人相提并论显然有些牵强，对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也会有一些不公的影响。故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对私人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将公众划分为合格投资人与一般投资人。其中合格投资人则要求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且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司法实践中，将具有投资意愿的合格投资人排除在非法集资对象之外，这样既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平性，又能为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良好的空间。
2.2.2 对口口相传行为的认定
在兴邦案件中，吴尚澧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律师一直主张兴邦公司的融资的对象大多是向公司内部职工，而其他人都是以职工亲友的身份进行融资的，这种行为应该被称为口口相传行为。《解释》中没有提到口口相传这一行为方式。口口相传是当前各类集资案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集资宣传形式，指行为人通过亲朋好友以及相关集资户，用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要求这些人员将集资的信息传播给社会上不特定人员，以扩大集资范围的行为。[6]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引导全国法院更好的办理非法集资案件公布的四起集资诈骗案件中，有三起涉及口口相传这一集资宣传途径。[7]《解释》用列举的方式列举了四种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仅因其后加有等字，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就因此将口口相传形式归为向公众宣传的方式之一，而不阐明具体理由，实在不具有说服力。中国人复杂的人情关系网表明了通过熟人的介绍进行资金融通是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活动的一大常态，若是单纯的对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采取全面否定、一刀切的态度，那么恐怕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可能会被冠以犯罪之帽了。
3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犯罪的防控措施
民间融资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如何更好的规避此类风险。《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老36 条，新36 条以及新36 条实施细则等国务院政策的相继出台，无一不表明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在民间合法融资中却未能得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有效庇护和保障。笔者通过访谈了解了我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立案、审理等方面举措，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存在着立法体系混乱、现有法律不健全和法律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缺陷。要想解决民间融资犯罪的风险，必须从多个角度深入解决而不能仅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去追求形式上的解决。据此，笔者有几点建议提出希望能被采纳。
3.1 立法机构完善防控机制
从现实影响角度上看，金融刑事立法的过度扩张，模糊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之间的界限[8]，导致了金融市场被刑法过度干预的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金融经济市场的发展。我国现在对于民间借贷的保护立法尚不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高利转贷等经济犯罪行为的界限模糊，虽有出台相关立法《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和非法集资活动的意见》予以区分、保护，但并未从本质上解决界限模糊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加以明确区分规定，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得到确切的运用。二、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立法处于零散、混乱的局面，应当加强规范监管，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民间借贷有其合法性。三、应在《中小企业促进法》中补充违法追责的相关法条，使其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以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3.2 政府主管部门预防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在我国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体系这一现状，正是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 偏见 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因此，要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必须从改革国有银行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着手，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来改善市场竞争结构。在与我国中小企业现状最为相近的韩国，各种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为支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如韩国中小企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来完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另辟道路。比如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其次，政府机关可以建立起专业化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机构。同时还需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合理的规定，并且完善民间借贷的担保制度的法律规定。明确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由监管主体实施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合理控制民间借贷的准入，完善制裁不法借贷行为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
3.3 中小企业家自防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从正常的民间借贷走向犯罪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企业家的民事行为触及刑事犯罪的过程，所以企业家必须具备强烈的自我防范意识。首先，从企业的内部出发，应当确定科学的融资结构和适当的负债结构，务必使整个企业的内部结构透明化，遵守法律法规。其次，慎重选择融资方式，减少融资成本。应当聘请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为其起草借贷合同，并讲明资金的用途。对于企业而言，有一份真实、合法的账目明细非常重要，既可以供供投资人随时查阅，又可以在民间纠纷中拿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家本身要具备一点法律意识，懂得区分民间借贷与经济犯罪，一有该苗头，应当立即停止自己的行为。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聘请法律顾问对企业的此类事物作一详细说明。
关键词：民间借贷 资金 利率 法律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和形式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
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一些持有闲散资金的人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暗地把自有资金借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物流行业者等人使用，以此赚取可观的利润。第二类是以寄卖行、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类似形式进行。即到当地工商部门批办一个经营寄卖、典当或开办担保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多数大张旗鼓的设立了门市，并悬挂明显的宣传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借贷者以一些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短期贷款。少数者，不开门市，不挂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却实际明晃晃的经营着贷款业务。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动向
近年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表现为银根紧缩，股市经历了“大跳楼”，楼市也遇到了“路障”，以高利贷为代名词的民间借贷便成了当前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民间借贷已表现的极其活跃。总结来，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规模大。仅河南一省，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间，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猛增至500多家。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的担保额度，仅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10倍以上，有的企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超过了20亿。二是利率高。2011年武汉健民对外委托贷款1.5亿，年利率为20%，每年利息收入高达3000万元，其上半年的净利润才只有3620万元。把高利贷发放方式比作金字塔的话，位于塔底层的老百姓以月息3%-5%放给上层的“中间人”，“中间人”再以1毛左右的利息放给更上一层的“中间人”，经过层层累积，到塔顶端的“爪王”手里利息已高达5毛，甚至更高。三是范围大。地域上，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产业上，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四是手续“简”，方式“活”。一般借款人和出借人经协商，填写借据，标明借款数额、期限、利率等事项。大多数的民间借贷还以投资、房屋买卖等形式为掩护，方式灵活多样。五是不公开或半公开。高利贷一直被政府政策打压，因此只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且交易地点不固定。六是人数众多，日益“基层化”。参与者众多，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七是民间借贷经纪机构应运而生。拌随着民间借贷的狂热，一批民间借贷经纪人应运而生，他们熟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以及调查评估等业务，他们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办理相关的借贷法律手续、诉讼等。甚至一些经纪人成立了专门的讨债公司，负责追回到期难以收回的借款。八是民间借贷向“银行”类型发展。举债者“坐地收银”，企业不是向民间借，而是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主动去“存”。九是纠纷频发，部分地区已成重灾区，引发犯罪。据了解，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坑蒙拐骗现象成为常态，刑事犯罪高发。十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尺度不统一。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当前，因民间借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而对于案件受理、贷款利息、司法措施等却没有统一的规定，造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到今天活跃、狂热已不足以形容其发展的程度，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危害已超过了其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一面，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畸形化。
三、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一步提高，各地为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徐州市为例，近年来，市政府致力于建立设施现代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公共设施适度超前化，发展良性循环化，运行从容化的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城市保障体系。据统计，仅徐州市城市建设“十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兴建了涉及道路交通、环境绿化风景区、新城区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工程。这些项目工程投资除了部分由国家拔款和地方自筹外，相当部分需靠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市政府通过大量的BT、BOT、BOOT、BOO项目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的介入。固定资产投资投入的增加，个体私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迅猛发展，在拉动内需，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金的极度紧缺。
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寒冬一叶，瑟瑟发抖”的惨淡历程，伴随着经济的回暖，急需大量资金恢复经营、扩大规模。据调查，在温州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但是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资本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大量的订单。“钱荒”、“等贷”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常态。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态，浙江省新增的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关闭的已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利润率在5%以上的仅有22.2%的企业。总之，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这是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的根本原因。
2.银行的“高门槛”信贷政策，中小型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遇阻。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体系缺位。“贷款难”问题问题已十分突出。原因主要如下：（1）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削弱了支行的贷款经营自。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管理，使贷款审批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分行甚至总行，从而大大削弱了二级分行及县（市）支行贷款经营自。（2）.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高上存资金利率，使其接近于贷款利率，鼓励基层行上存资金。（3）银行的内控机制阻碍了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过分客观强调贷款责任，挫伤了信贷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积极性。（4）贷款手续繁锁，费用负担重。银行每办理一批贷款一般要经过信贷员调查、甚至行社集体讨论、报上级行社主管部门审批、经土地管理或房产管理等部门对抵押物调查评估、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办理抵押物保险等环节，这些程序走下来快则一个月，慢则长达半年。同时，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抵押物评估金额的扣4-6‰收取评估费，要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抵押登记费，保险公司要按抵押物投保金额的2-3%收取保险费，县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及保险部门均设置有效期限，到期续贷又需重新办理。（5）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与2010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到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贷款手续的繁琐，成本的剧增，使得大批中小企业转而向民间借贷。
3.融资渠道狭窄、不顺畅。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使得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实行融资。一批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以及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等金融机构的相继撤并，再加上一些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集中使得中小企业狭窄融资的渠道雪上加霜。在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中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4.借贷者利益的驱动。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用“疯狂”来形容已不为过，不少温州人称：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炒钱最合算。于是，持有闲散资金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放贷的大军中，有的甚至采取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取利差等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到各种民间高息借贷机构。江苏省的泗洪县，是一个贫困县，这里的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十多“爪王”掌控几十亿资金，“中间人”坐享其成月收入百万，一时间几十万、上百万的世界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比比皆是，还造就了“宝马乡”。
5.银行行为为民间市场的推波助澜。一些银行为获得高额收益，也采取各种方法，使银行资金或多或少的流入了民间市场。大多数担保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授信，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等方式后，资金流入担保公司放贷。有些银行为实现“存贷比”指标，其内部员工会采取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员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有的银行员工则与民间借贷机构相勾结，把贷款放给这些民间借款机构，更尤甚的是有的银行员工则充当了放贷的“主角”。还有的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大理的信用卡，然后采取刷卡变现的形式放贷。在绍兴还出现了“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街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汇总存放到温州、台州等指定的银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同时资金中介也可获得大致1%的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利贷金字塔顶端参杂着违规银行资金，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纵容了民间借贷的猖獗。
四、民间借贷畸形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危害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社会闲散资金，缓解了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活跃了城乡经济。但当今呈现畸形发展趋势的民间借贷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
1.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其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产品结构单一，已明显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符合当今的产业政策，从而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为他们继续提供了资金，使得这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回光返照，再度繁荣。例如徐州市下属的县镇中大量的从事水泥袋制品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已责令其关闭停产，其在民间市场以各种方式吸收大量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这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违背的借助于民间资本维持生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对国家金融制度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1）民间借贷的活跃，分流了银行存款资金，使银行筹集资金难度加大，降低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能力。（2）流通中的现金流量的准确控制，是调节货币供应的前提，由于民间借贷需求大、利润高、手续简便且形式多样，使得大量资金长期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中央银行难以掌握其数量、投向、分布和运行情况，不利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控制。从而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货币政策的制定。（3）民间借贷形成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货币流量，产生了国家控制银行信贷与民间分流资金的矛盾。民间金融机构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不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4）民间金融机构会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水平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行放贷，基于这种利润的存在极大地降低社会公众对利率政策的信赖度，不利于中央银行对市场资金利率的统一管理，弱化了国家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5）民间借贷的介入，一些民间放贷者会在企业无法归还借贷的情况下，取得了借款企业部分资产经营使用权。这样就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银行贷款收回的难度。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3.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风险较大，易发生恶性案件。收益越大，风险越大，当放贷者坐等高利收益时，伴随他们的也许是天大的陷阱。海林市福禄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以月息7%的高息为诱饵，先后吸引徐州市4400余名投资者签订借款协议，累计非法集资6.5亿。四川广元警方仅在整治“高利贷”风暴中，就打掉10个犯罪团伙，刑拘125人。受害人数众多，影响极大。（2）利率偏高，借款人不堪重负而跑路，底层集资者流离失所。民间高利贷有行规：在借款上，实借8万元，但借据要打10万元，扣掉利息2万元，利息实行驴打滚，每天为300元，每5天结算一次，到期未还追加本金，每1万元另还3000元利息。有地方的利息更高，在温州还有年息为100%的。因此，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浙江仅9个月内就有228名老板逃逸，据统计，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于是就有群体性讨薪事件，暴力讨债等行为出现。同时，因为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受害严重、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特殊家庭便有了生存的困难，流离失所。（3）“官银”的渗入，纵容了腐败。“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实际上，不仅在温州，“官银”参与高利贷现象已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扭曲了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形象，纵容了官员队伍的腐败，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4）手续不规范，底层借贷者难以依法维权。高利贷手续简单，多数仅是双方合意，签订借款合同，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大多数的底层借贷者都被高利贷主高利的假象所蒙骗，东窗事发时才大呼上当，由于借款手续不规范导致无法维权的比比皆是，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时，其他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便产生了，这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之外非正规金融活动，多年以来受经济基础、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制约，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它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客观上，民间借贷实现了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当今的民间借贷已呈畸形发展，但堵不如疏，对民间借贷应积极规范引导。
1.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建议
（1）当前我过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目前调整民间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文件中。在适用时，因《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专门法，所以其中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成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案件中涉及当事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委托、借款诉讼时效等问题时，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时，因《合同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上述零散的法律条文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因民间借贷的自发、过于分散、不易控制性，及在现实中相关的案件的急剧增加等特点，在适用法律时会凸显各法律文件的冲突与矛盾。如，就关于民间借款利息的规定方面就有了不一致性：《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按《关于贯彻执行
（2）对民间借贷立法规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已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规制和防范已变的势在必行。《民间借贷行为管理条例》亟待建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立法规制：
①强调借款的书面形式。针对民间借款的随意，形式不规范性，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形式要求，民间借贷合同应规范其形式：即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并妥善保存好证据，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②规范民间借贷的用途。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因赌博吸毒借贷不予保护，即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为非法借贷，此时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护。因此，民间借贷应明确借贷的用途，不仅可以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减少因民间借贷助涨的犯罪行为。
③规正高利贷的利率。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有关，《合同法》“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不利于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应摒弃。对于合法的借贷利息应予以保护，但还要坚决遏制高利贷化的倾向。根据部分地区实践上的做法，民间借款的最高限不应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应禁止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可以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
④适时进行合理有效的行政干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高利贷村”的必要的行政干预权，如政府有对“爪王”进行解扣，将其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对一些严重欺诈、违法者有对其进行行政的、刑事的司法制裁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控制类似“宝马乡”“高利贷村”的出现。
⑤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时，便很难再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间借款的实践中，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来引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重新计算。
⑥规范民间借款合同中担保的相关问题。民间借款合同涉及到担保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应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包括：明确担保的种类、担保人须具备的主体资格、担保的财产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等内容。相关内容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保证期间，《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此时保证担保便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⑦“高利贷”严重者入刑。现在民间的“高利贷”已经成了一个毒瘤，有地方惊现的100%的年息，其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贩卖的收益，一面是“爪王”的肆意挥霍与“宝马乡”香车名苑的享受，一面是企业主“跑路”和一些优质企业被“高利贷”“蚕食”的悲凉，大批出借“高利贷”的家庭财富瞬间蒸发，“高利贷”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入刑已不足以威慑这种疯狂的行为，因此对于放贷严重者应入刑，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高利贷”严重者，根据这个罪名的定义，只要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罪设立的目的是用来防止立法之初所没有预见的，将来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专家学者反对其为“口袋罪”，在此，笔者认为应专门针对“高利贷”定罪，设立专门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探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途径
当前民间借贷所引发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使得人民法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度增加。诉讼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款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①加大审查力度，严格甄别、坚决打击“问题借贷”。法官应加大对借贷关系的审查力度，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真实性审查，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一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二是查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四是审查借贷中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聚众赌博、诈骗等犯罪行为。尽量发现、严厉打击“问题借贷”和虚假诉讼。
②加大对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涉及出借人和借款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情绪对立严重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等案件，要先调解，重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③及时审理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类的案件，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民间借贷已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行为，甚至引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民法院对此类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④做好沟通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效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对涉及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公安、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政府通报案情，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及时作出应对，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发展。
2.建立民间借贷的金融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良性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央行制定相关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应制定“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来规范其民间借贷行为。一是对借贷的限额和利率水平进行规定，并在相关的管理机构登记，由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二是坚决打击牟取暴利的放高利贷行为；三是赋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加强对自发形成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
（2）建立民间借贷监测机制，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和分析。定期采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对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变动情况。调节信贷资金供求，防范金融风险。
（3）建立民间借贷的保险机制。将民间存贷款纳入国家担保风险的范围，可以保障储户和贷款人的权益，可以保护小储户的资金安全，防止挤兑现象，还可以为严重现金流短缺、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利于加强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对濒临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从而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保护公众信心。①
3.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体系，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氛围
（1）政府应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机构，将分散的民间借贷机构统一起来。通过正规的借贷方式归集社会闲散资金，再投向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如组建民间借贷社区银行。通过给予其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从体制上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发展。
（2）成立地方金融监管中心。主要监管对象为寄售行、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使之不能过多的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4.对民间贷款机构进行规制，实现“地下钱庄”的阳光化
实践中，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民间借贷机构充当着“高利贷”的角色。实现对这些民间借款机构的统一、有效监管，严格贷款手续和制度，使之杜绝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建立信息报送平台，及时、真实、完整地披露相关担保的信息。加强对上述民间借贷机构的规范管理，整治非法借贷机构，扶持正规的融资性民间借贷机构，使之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缓冲带和纽带。使“地下钱庄”迎来阳光下的一片蓝天。
5.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遏制民间贷款的“高利贷”化倾向
（1）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2）清理纠正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3）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投资途径，丰富投资产品，逐步扩大中小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金融工具。推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4）细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5）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应建立再担保基金，帮助银行分担风险，承担这一义务，并允许其有一定的坏账。（6）积极推动金融租赁业，金融租赁市场目前在我国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本，而民间借款正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
6.其他措施
（1）加强相关法律宣传力度，注意识别民间借款的各种陷阱。民间借款披着各种伪装招摇撞骗，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警惕“高利贷”陷阱。例如仅非法集资犯罪形式就有以下几种：①以民间借款形式出现。多数是乡镇中小企业以经营、扩建、进行资金周转为名，向民间借款。②以投资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掩护的形式非法向社会集资。③以投资股权、国债为诱饵的方式吸收资金。④设立虚拟公司以传销模式进行集资犯罪。因此，进行适时的宣传和教育在当前势在必行。
（2）工商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空壳”公司一目了然。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监管，及时向银行和社会披露、通报“空壳”公司名单，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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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69-07
从学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实物交付借用人占有或使用，后者在一定期限内应返还同等数量的现金或同质的实物的协议[1]（P1416）。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的财产增值和流转制度，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财产流转领域中的微观显现。从理论上来讲，民间借贷行为应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相一致。然，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民间借贷概念本身而言，并非规范化的法律概念，我国立法也并未采纳，这就使得其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淆。其次，我国立法对高利贷的性质也未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时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空白。最后，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作用，我国大批中小企业急需资金，但法律又明文禁止企业间相互借贷，加之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所需之担保，使得中小企业被迫求助于民间资本，进而加剧了民间借贷运行的风险。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如何使民间借贷这一合法的财产流转与增值制度发挥应有的制度效用，如何有效解决企业间的融资问题，如何保护民事主体基本的融资自由而又不被公法范畴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所侵蚀等，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分析
“吴英案”使民间借贷在学界的讨论骤然升温。由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简单性，导致权利救济上困难重重；由于资金流动规模的巨大性和不易监管性，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力不从心；由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性，导致中小企业获取贷款出现瓶颈。在探寻民间借贷稳健运行的良策之前，应首先对民间借贷运行中风险频发的原因予以检视。
（一）理论研究桎梏
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的良性运行。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间借贷理论研究的正确与否应得到实践的检验，否则将成为制度运行的先天屏障。从目前实践对理论的反馈来看，民间借贷的理论研究中存在诸多疏漏，对此，笔者拟掘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两个片断以作例证。
1.民间借贷概念构成之逻辑缺陷
对于“民间借贷”，目前学界虽有论述并存在广狭之别，但“民间借贷”这一概念，我国法律文献中始终没有出现过①，在我国的立法上也没有被正式采用。“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学术界和实务界之所以称之为“民间借贷”，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以前先是国营、后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都具有“官方”因素，从而产生了与之相对的“民间借贷”概念。单就目前对民间借贷制度中权利义务的配置来看，也是借用“借贷合同”之内容，对民间借贷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的逻辑概念体系。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因为规范的法律概念需历经学术洗练之后方能出现[2]。所以，“民间借贷”要成为规范化的法律术语必须经过学术洗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十分精致的法律概念。这也意味着关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制度内在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等――也都要经过学术洗练、经过充分论证，是表征特别法律意义、应具有明确的性质定位和概念指向的，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作为一种模糊的言辞表述。
正是此种概念的非规范性，导致在实践中民间借贷极易与刑事公法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同。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笔者经过查阅刑法相关资料后认为，两者只能在宏观的角度上作出两点区别。一是两者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是对国家存款管理秩序的侵害[3]（P454）。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予以打击，旨在维护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民间借贷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流转和归属关系。两者调整的内容属性上是存在公与私的不同的。二是两者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权力为基点，旨在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而民间借贷则以权利为逻辑起点，旨在维护市民主体的权利，以实现主体的人格的存在。
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本无从区分。因为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架构是完全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概念实质所指是完全相同的，其区别仅在各自使用的语言表述不同而已（如都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融资行为，都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都是出具凭证的，都承诺还本付息等）。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构罪要件之“公众”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吸收存款为构罪要件，但对“公众”概念本身却并未明确界定。公众是指大多数人[3]（P455），对此刑法界无争议。但对公众具体的概念指向，刑法界却存在诸多说法。如有学者对其从“相对范围”意义上来界定[3]（P455），也有学者以“出资者与吸收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4]（P686-687）。但这种模糊性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中的债务人同时向多个债权人举债的情形无法区分。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以“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此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但此罪客观方面本身描述的内容也具有模糊性，这是有违刑法之罪刑法定之基本价值理念的。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其立案标准则倾向于户数、向社会大众吸收的数额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这就导致民间借贷本身已经成为潜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了。
简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民事主体面临着两难境地：一边是体现意思自治的民事基本法，一边是公权力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由限制市民意思自治的刑事基本法。这种概念自身的逻辑缺陷导致了这种两难的选择，从而使得民间借贷从产生到运行的全过程都处于一种模糊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最终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就不言而喻了。
2.利率条款规定的缺漏
《合同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法律规范设置的初衷是为打击高利贷。但由于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导致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并不能为正规金融机构有效监管。加之我国对利率性质的片面认识与定位，导致此条法律规范在我国封闭的市民社会环境下，也不过成为“毫无作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僵尸法条――而已。”[5]利率条款的缺漏具体表现在三点。
第一，利率性质定位上的片面性。在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市民主体间天然的财产占有不平等是借贷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这一财产流转过程中，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财产的安全与增值成为其首要之考量，作为对出借人成本风险之补偿的利息也就应运而生了。进一步讲，利息是财产所有权人之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基本展现，即此时利息只是市民社会下民事主体基本权利的逻辑延伸。但随着近代民法本位的嬗变，社会本位立法成为民法的逻辑起点，强调民法对社会公众福祉予以关注。所以，民法社会本位就为政治国家进入市民社会并保护市民社会安全提供了正当性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民间借贷领域，则以“法律父爱主义”的利率立法模式对民间借贷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矫正。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利率本身在性质上经历了两次嬗变――由纯粹的市民主体基本权利逻辑之展开，到不仅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体现、也是政治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之转变。然而，在我国当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定中，仅仅片面地认为超出最高上限的利率不受保护，仅看到了利率所肩负的政治国家之职能，却未能认识到利率同时也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体现。
第二，利率机制作用方式上的局限性。经过上述分析可见，利率的双重职能实质转变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在具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这种干预存在的方式是微观的。我国目前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采取“双线”、“则”制度，意即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资金流通情况制定基准利率；商业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之规定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相应百分点。所谓“则”，即在利率的适用上进行二元化区分，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利率标准，否则属于高利贷；但对于民间借贷则允许利率适当超出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而达到该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过四倍时才属于高利贷[6]。
相比我国静态的利率管制机制，国外主要有三种利率机制模式：一是与我国基本相同，实行固定利率机制的美国；二是适用浮动利率机制，由法官结合社会实践以自由裁量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三是可谓对前述两种折中处理的立法模式[7]。美国对于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处理模式是从民事制裁最终过渡到刑事打击，而我国法律仅规定超过四倍利率之后不予保护；德国、英国的浮动利率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法官造法的功能，更切合实际。可见，我国对利率的作用只简单地定位于四倍标准，并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的多元性，并且现行立法规定也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将高额利息部分写成另外的借款、作为居间费、担保费的一部分的做法。这样，利率规范本身就陷入了非功能的状态。
第三，对超过法定最高部分利息性质定位上的模糊性。目前我国对利率的显性规定见于《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对超过最高限额利息的性质并未言明其效力状态，使得学界对此争论不断：如邱兴隆认为，我国法律仅表明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但对超过最高上限部分的性质并未进行明确定性，而按契约自由之理论，利息是当事人意思之体现，理应受到尊重，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6]；也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立法例进行考察，认为我国现阶段需借鉴国外立法模式设置一个利率上限，作为政治国家介入的标志[8]。因为无论是古代苏美尔法律中对借贷利息的规定――利率以年为准，最低15%，最高33%[9]（P26-27），还是当代世界各国及一些地区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定[8]，抑或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曾对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7]。然而，目前我国立法不仅模糊，且未言明利率条款之性质，这就不仅导致了司法裁判的多元化，而且无形中更进一步促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
（二）实践运行困境
民间借贷之所以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究其原因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及巨大利益的刺激与诱惑，当然这也是人性之基本表现。当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市民主体的理性人成分不断地被侵蚀、从而不断地进入市场投机时，也导致了民间借贷在运行中障碍重重。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的制约性因素非常多，而目前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实践性因素主要有两点。
1.制度的疏漏使部分民事主体被迫性选择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目前立法所确定的制度存在诸多疏漏，从宏观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局限与制度的非合理性。制度的局限表现为垄断，即我国目前在金融体制上实行正规金融垄断。在具体的资金运行中，正规金融以维护利益垄断和资金安全为出发点，使资金流动倾向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资金闲置量较大的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此时难免会“乘人之危”形成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层就会出现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我国法律又规定，超过最高额利率上限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这一系列因素又进一步催生了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可见，制度的重重弊端使民间借贷的发展步履维艰。
除此种制度疏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例如，我国现行担保制度未能准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利益诉求――担保成本较融资成本高，这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运用担保机制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2.系统外因素的冲击
民间借贷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私法制度，不断受到私法系统外因素的干扰，导致其制度功能的发挥遭受种种阻碍，这主要表现在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评判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上。如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利益的驱使而进行一些非理性的投资，最终因无力履行义务而被以公法诉由追究公法责任。针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公权力对此严格审查。因为这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下自己责任的基本体现――利益与风险并存，不能轻易动用公权力苛处刑罚或者行政处罚，同时公权力的运行不能因为市场主体带有权力的符号而否认平等市民交易关系中私法行为本身的属性。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除了上述消极冲突外，还受到公权力的积极冲击。首先必须明确，公权力是私益的最后保障，公权的目的就是维护私权，是私权的守夜人，公权力能动地进入私法领域将造成私权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在民间借贷的实践运行中，若公权力对民事纠纷法律关系不严格审查，而以维护法的秩序、公平、正义等价值为由对私域进行肆意践踏，这种公权力在为秩序、公平、正义而否定私法自治效力的同时，无不是在践踏私法本身所构建的社会正义。“吴英案”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运行提出了拷问，巨额的利益诱惑之后，不仅仅是对正向制度疏漏的思考，还应当理性地思索市民社会中的非理本身的合理性（高额利益回报的诱惑），不能让市场主体中的一方去为双方的错误“买单”，否则将是对市民社会自己责任原则的最大讽刺，也是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彻底否定。
综上，民间借贷之所以在运行中风险频频，可以将这一原因回归至民法最初制度架构的逻辑起点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两者在民间借贷这一财产流转与增值的制度中介入的“度”，成为影响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理论研究上的桎梏还是实践运行中的困境，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相博弈的表现。
二、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对策建构
自由唤醒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时，秩序却“敲打着”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效率激起民事主体趋利的热情时，正义却拷问着民事主体的良知。民间借贷在自由与秩序、效率与正义的矛盾中彰显其独特的财产融通之魅力，但也显现出非理性的风险与诱惑。在民间借贷问题上，“放”或“不放”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第一，利益能否被均分。一旦民间借贷被“松绑”，意味着银行垄断利益的格局被打破，这也是目前民间借贷能否被放开的决定性因素。对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国家观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利益的占有当然成为首要。第二，市民社会是否会对政治国家的安定产生威胁。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权利的目的，在权利实现其目的性的同时盲目性必然开始泛滥，而利益诱惑的几何倍数越大，造成的危害后果就会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市民社会会对政治国家造成冲击，但这种冲击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是概然。因为政治国家设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后，一旦发现市民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借贷行为有逾越此限者，则直接认定其危害政治国家的安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将产生一个问题、两种态势。所谓一个问题，即对民间借贷国家基本上以压制为主，但现实中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政治国家并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的关键。所谓两种态势是，其一是在私法和公法范畴中，相对性设置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种法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的概念架构基本相同，导致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陷入一个“度”的权衡上，而目前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这个“度”本身的合理性有待考证，所以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上也就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变相压制民间借贷的态势。其二是对于民间借贷本身的规制，我国目前将其分为三段来处理，即对民间借贷本身法律规定其合法有效；对于民间借贷衍生的高利贷及变相的高利贷采取不予法律保护的观点，但并未言明其具体的效力状态；对于民间借贷诱发的洗钱、黑社会活动等犯罪采取刑事公法打击，这就使民间借贷又处于不确定的态势中。
简言之，问题的核心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中，是只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还是既要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也要兼顾市民社会的利益。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两者兼顾，在规制民间借贷时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和政治国家的有限介入相结合为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两者都要有所体现。
（一）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的发挥
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对资本的需求，是目前解决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其效力来解决。在解决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在市民社会下的资本融通问题时，不仅需要运用正规金融的效用，也应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从而达到规制民间借贷的目的。
1.完善制度设计及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
从现行立法来看，二元化立法导致民间借贷中有关司法解释、批复等矛盾重重――不能为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提供规范化依据[10]。因此，需打破这种二元制立法，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民间金融利率概述
利率，又被称为利息率，是指借贷期满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出的本金额的比率。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也称之为到期的回报率、报酬率。从借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反映了使用资本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借款人使用贷款人的货币资本而向贷款人支付的价格的高低;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 利率是贷款人借出货币资本所获得的报酬率。因此，民间金融利率也就是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率。
与正规金融利率相比, 民间金融利率具有层次性、区域性、对象性、高利性四个特征。首先，民间金融利率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有学者将其分为零利率、中间利率、高利率三个层次。完善发达的民间金融利率不可能是统一的利率， 一定是应不同需求而设置多层次的利率区间。其次，民间金融利率与地区经济发达与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这与正规金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有着明显差别。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利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较低。再次，民间金融利率还与交易对象和用途密切关联。相对而言，如果贷款用于商业用途， 其具有鲜明的营利性， 则利率较高;如果用于生活消费，具有一定的互质，则利率较低。最后，民间金融利率相对于正规金融利率而言是比较高的。美国甚至还有PaydayLending(发薪日贷款)高达455%的年利息。由于民间金融往往具有高利的表征， 因而有学者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高利贷。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误区。一方面，要看到民间金融往往是针对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贷到款项的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一般会设定比正规金融高的利率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很多的民间金融形式是具有互甚至公益性的， 这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比正规金融利率高。
同时， 高利贷作为一种已经具有特定含义的民间金融形式， 其内涵是设定利率明显违反一般社会正义的民间借贷，因此，法律所许可的高于正规金融利率设定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被称为高利贷。民间金融的高利性，在激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 满足不同行业和主体对资金融通需要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不足
目前， 关于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 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均有涉及， 但民间金融立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较脱节。
(一)法律规制现状
⒈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中仅有此条文作出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却未明确，缺乏操作性，尤其是没有规定明确的利率标准。
⒉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 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仅限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并采用了无息推定原则。《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包括第122条、第123条、第124条、第125条等。但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这些规定现已不再适用。
⒋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 已成为区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与非法的重要界限。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也做了同样的规定，并将超过四倍利率标准的，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些民间金融利率方面的法律文件在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⒌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本金、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如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27条规定了本金的认定，第28条规定了复利率，第29条规定了逾期利率，第30条规定了出借人可主张的利息和费用， 第31条规定了自然债务， 第32条规定了提前偿还的利息，等等。自此，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脱钩，四倍红线标准废止，并且国家承认复利，明确了复利、逾期利息、利息约定不明情况下利息的计算方法。
(二)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⒈利息、利率计算标准不统一。例如：对借贷双方利息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定不统一。《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要求：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通意见》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合同法》则是视为不支付利息。从效力上讲，《合同法》为法律， 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民通意见》。
⒉对民间借贷的分类规定不一。《民通意见》就利率区分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但缺乏具体的规定。而《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合同法》则未区分借款性质。在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的用途大多是生活性消费或救急，主要是为解决个人生活困难，其互助成分居多;而当前我国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则以经营性用途为主，营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高利率进行规制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弱势借款群体的保护， 防止其因自身紧急的财务资金需求而深受放贷者的剥削。在生产性借贷中， 借款人借款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一般来说借款人通过借贷是能够从生产经营效益中获得利润收入的， 在借贷交易中并非如生活性借贷的借款人一样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是否要设定特别严苛的利率上限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⒊对于利率的规定缺乏灵活性。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第6条相比，2015年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了较大进步。具体表现为：一是不与银行利率挂钩。二是将民间借贷的利率划分为三档。其中将24%-36%的利率区间设定为自然债务，法律仍然予以承认。这就使得有关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定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上限，放松了利率管制，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但由于进行动态调整，缺乏弹性空间，也会存在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的问题。所以，此规定的施行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民间金融的发展目标，是要建成多层次、多元平衡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民间金融包含多种形式且各具特点。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 也要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区分为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 根据贷方的身份不同而区分为一般性、偶发性的民间借贷(即简单形态的民间借贷)与职业贷款人从事的民间借贷(即中间形态或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其具体利率都应有所不同。不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区分，统一规定一样的利率水平， 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同时，强制适用这项法定的利率标准，有悖于民间融资短、快、灵的属性，既无法反映市场对资金需求的真实状况， 也压制了资金的自由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天性。因而，要通过法律规制，建立分类引导、动态调整的民间利率管制体系。
⒋超出利率上限的高利贷仍然仅是不予保护，惩戒力度不够。根据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 民间个人借贷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以上部分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高利贷仅是不予保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利贷采取的是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解决个别借款人的资金急需，但从总体和长远看，高利贷弊大于利，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多有呼声应将高利贷界定为犯罪行为。 这既有利于打击高利贷活动和相关犯罪行为， 也能够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加强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路径
民间金融利率存在区域性和多样性， 与实体经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利率设定取决于多种因素。所以，对于我国民间金融利率进行法律规制，要在考察民间金融利率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明确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制度举措，构建起适应多元化金融市场、动态灵活、多层次的民间金融利率体系。
(一)我国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理念原则
⒈设定实证化。民间金融具有复杂性，在加强利率管制时，必须进行实证分析。民间金融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和自身类别的多样化， 自然要求利率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分类动态规制。如果没有数理实证作为基础并对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加以区别， 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民间借贷的高利率进行严厉打压，这种利率规制不仅没有效率，也难以令公众真正信服。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但不会有促进作用，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⒉稳步市场化。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 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发展的经验和现状表明，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利率的基础是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换言之，是经济效率而非资金供求。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完全的利率自由化，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在坚持利率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遵循市场规律，通过法律规制让利率以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民间金融的状况， 合理分类设置利率上限，确保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⒊利率区分化。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必须是区分规制， 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不能适用同等的法律规范制度。在民间金融利率领域，同样适用这一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定应当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区域的民间金融利率规制也应当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仅仅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划分为三个区间，并没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之予以规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样态，这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还有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的群落、层次、偏好不同使然。因此，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若均按照整齐划一的利率水平要求， 会有损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民间金融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化也要求对不同的民间金融活动适用不同的利率限制标准。
(二)完善民间金融利率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⒈区分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借贷，进行不同的利率规制。对民间金融的利率规制必须区分不同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根据民间金融行为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是否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是否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可以将民间金融区分为简单形态、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三种形式。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是发生于直接当事人之间的金融行为，其具有规模小、偶发性、平等性、个性化的特征，行为人使用的往往是自有资金，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其主要奉行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私人治理原则，应当纳入民商法进行调整。法律强制性的干预应当尽量减少，尽可能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短期调度、资金需求量不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借贷行为，在民间往往以月利率甚至日利率进行约定， 立法没有必要进行过多干预。
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即吸收和经营公众存款的组织或机构的金融行为。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是介于简单的民间金融和复杂的民间金融之间的金融形式。相比简单的民间金融来说，中间形态和复杂形态的民间金融的资金融通行为是经常性的而非偶发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贷出资金的人将借贷活动作为其职业。此类民间金融主体的贷款活动类似于银行的贷款业务，对其利率的规定就要施以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应当适用一定的利率限制和一定的利率区间，当然这种利率的上限规定应当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规定宽松。对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或类似功能的法规规章时， 应该对职业放贷人的利率进行限制性规定。借鉴发达国家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定，其利率的上限设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经营性的借贷行为，对于纯粹的私主体之间的偶发性的借贷行为，其利率应当更多遵循私法自治的要求，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目前，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对于私主体之间偶发性的借贷行为限制过于严格，其规定实际上应当适用于经营性的借贷行为。
⒉区分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进行利率上限分类规制。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依照其借贷目的的类型进行系统划分，只是在《民通意见》第122条的规定中涉及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内容。其具体规定为：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按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由此可以看出，该规定在制定之时已经意识到了生产经营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中借贷人身份、财产状况的不同以及借贷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借贷利率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该完全一致。只是该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及不同借贷类型应适用不同利率上限标准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赞同， 但以后的立法上却没有对这一要求予以呼应。
笔者认为， 民间金融利率立法应该合理制定利率上限的指导标准， 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融资， 由于商业经营活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其偿付能力有一定的保障且商业活动中对于资金的需求刚性不强， 经营者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分析， 因而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上限。另外，实业生产领域的利率更多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对预期利润的分配，为鼓励、引导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各个实业生产领域(但应防止其进入楼市、股市等造成泡沫)，这类利率应相对较高。利息管制的唯一合法性前提是借款一方仅仅是为吃饭而借贷的普通农民， 企图将该管制扩大到资金充沛的市场上， 从而固定工业资本价格的任何尝试必定归于失败。而对于生活性的借贷，由于不产生利润，不创造附加价值，因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照顾到借款人的利益，适当降低最高利率上限。因为生活消费类借贷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且多属于居民生活上的刚性需求，法律应严格采用较低的利率上限以保护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消费信贷利率管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所以不能仓促放开消费类利率上限，以免引发过度的负债消费。
⒊构建多层次民间金融高利率法律责任体系。从发达国家利率规制情况来看，民间借贷高利率的规制应有一个民事、行政、刑事逐级递进的责任体系。我国其他领域的法律规制也有类似的层级。这样的责任体系设计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及时、适度的规制，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这一现象在民间集资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对民间金融利率的法律责任确定上， 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即只有民事责任，缺乏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年利率36%的上限，超过此上限不予保护，但对于高利贷放贷人没有采取其他的监管措施或者明确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秉持分层次的立法思路。首先，寻找高利贷泛滥与金融秩序紊乱的原因， 利用经济法律政策对制度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其次，通过民事、商事、经济与行政法规的作用对违法行为进行消解， 避免蔓延和升级;最后，经过分层处理，通_______过刑法惩治犯罪行为。即对于高利贷行为应当设置行政监管和刑事责任。如果在利率越滚越大的情况下设定行政管制的界限， 及时为借款人或放贷人预警， 会大大降低高利贷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刑事犯罪的比例。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置一个禁止利率，这一利率界限应高于目前我国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36%这一标准，以此作为政府监管民间借贷高利率的标准。超过此利率进行放贷，可以对放贷人进行行政处罚，以平抑民间高利贷无人监管、借款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局面。设置政府干预的利率上限，可以改变过去月息1成、年利超过100%也没有任何干涉的局面。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7-56-4
Research on theRisks of SME Financing based on Internet Financial Mode
Yang yixiao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financial model is gradually and rapidly developing in China and abroad as an emerging network lending model. Its loaning isfast and convenient with wide coverageand low cost，providinga new perspective and channel of financing for those rapidlydevelopingSM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big risk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financialinnovation modelin SME financing. setting up national standard mode of the credit system， making the Internet finan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constraintof the Internet financial，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of SME financial risk.
Keywords：Internet Financial;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The financing risk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传统的、依靠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及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方面均效果不佳。互联网金融对学术界及业界来讲，都还属于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这一尚属于新生事物的基本内涵还没有进行统一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谢平、邹传伟于2012年提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可能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1]。综合不同学者的定义，互联网金融可定义为：是企业借助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先进的支付技术等，来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运作的新兴金融模式[2]。
1 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
互联网贷款融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而出现并快速发展。随着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网络经济导致金融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网上银行目前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金融市场例如银行机构的地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是偶然的，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现代技术的发展
大数据创新了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用户特征、信用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处理和运营管理模式。借助于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等积累的用户群体及其交易数据，能够了解用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和偏好，再通过创新、整合和定制化服务，将有越来越多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得以建立，金融行业将迎来信息快速消费的黄金时代。
1.2 市场群体的驱动
互联网金融凭借自身优势，能够快速聚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中小企业用户群，互联网金融模式提供的是一视同仁的投资受益权和服务，对被忽视的用户群的关注具有典型的普惠意义，是互联网金融平等、民主、普惠的精神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1.3 政府政策的推动
由于金融业态长期的畸形发展态势，引起了政府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及决心，2013年6月，央行掀起了利率市场化的面纱;当年8月份，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的意向。2015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互联网金融，并明确提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伴随着国家全面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政策的放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也都迅速进军金融领域，将来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2 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作为一匹金融市场的“黑马”，互联网金融正在改变着现有的金融运作模式。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有阿里金融、百度、宜信、陆金所等，具有交易成本低，渗透范围广、用户体验性强等特征。
2.1 借贷双方交易成本低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借贷交易双方能够搜集到全面、有用的信息，打破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资金借贷双方通过互联网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的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借贷信息的收集成本、信用等级评价成本、贷后风险管理成本、双边签约成本等都比较低。
2.2 借贷渗透覆盖范围广
由于极低的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的参与面更为大众化，可以渗透到人数众多、金额较小但总量可观的小微群体，成为一种更为民主化、而非少数专业精英控制的金融模式，所产生的巨大效益覆盖到普通百姓，同时还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金融交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顺利进行。
2.3 用户体验性强
互联网金融模式以用户为中心，强调追求用户极致体验的精神。互联网金融能够给个体和企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便利、交易成本低的服务;可以根据用户的资金规模、风险承受能力而迅速匹配出营利性最好的产品;业务处理速度快，大大节省了客户排队等候的时间成本;安全性高、操作简单易懂。
3 互联网金融的模式
根据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发的发展，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3.1 第三方支付模式
第三方支付模式是指具有一定实力与信誉的非银行机构，通过网络通信和信息安全技术提供交易的支持平台，与相关银行建立签约关系，在银行与用户之间建立连接的电子支付模式[3]。到目前为止，全国真正从事网上支付公司的国内第三方支付产品主要包括微付通、支付宝、财付通、腾付通、通联支付、中汇宝、网银在线等。最具代表的是阿里集团的支付宝，已经形成了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主要格局。
3.2 P2P贷款模式
P2P（Peer to Peer）网络信贷是一种在互联网上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贷款模式，也被称为“人人贷”，这种方式通过网络信贷平台给有投资需求的投资者贷款，将资金借给有需求的人。其中，网络信贷平台收取一定的账户管理费和服务费等收入，网络信贷平台由具有合作关系的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进行担保，只提供金融信息服务，本身并不参与贷款和存款。
3.3 供应链金融模式
供应链金融模式是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通过银行互相联系起来，以提供各种金融信贷服务的一种模式。近年来，B2C电子商务公司的快速发展，导致供应链金融业务包括京东商城在内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互联网公司对金融业务的参与不断深入。供应链金融的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为中小企业创造了融资新渠道;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收益带来明显改善;集合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多种方式的结合。
3.4 众筹模式
众筹模式也叫大众筹资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团购或预购的方式，募集项目筹措资金的模式。中小企业或个人利用互联网的传播途径，可通过众筹的方式面对公众展示创意，得到的支持越多，将会获得资金援助。众筹模式具有依靠社会大众力量，注重创意，门槛低、多样化等运作特点。在国内已上线了五大板块，分别为众筹网、众筹制造、开放平台、众筹国际、金融众筹。
3.5 金融网络营销
金融网络营销（On-line Marketing）是基于互联网，通过数字化信息和网络媒体金融，以帮助中小企业的新型模式[4]。在不断成熟的互联网营销以及客户网络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趋势下，一般银行、保险等机构会投放网络金融广告，相关采取措施的金融企业会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也将吸引大批容易被忽视的网络营销组织加入。
3.6 互联网货币
互联网货币也称作虚拟货币或电子货币，在网络社会虚拟情况中，网民由于同样的需求一般会表现出相同的信用观念，互联网货币也在此基础上形成。虚拟货币通常没有商品的实际价值，社区成员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活动来赚取虚拟的货币[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忽略信用卡刷卡积分、会员卡积分、航空公司里程、手机使用积分等累积，其实这种积累的信誉计分也是虚拟货币的一种表达形式。目前，互联网货币的主要代表形式包括：比特币、Q币、亚马逊币、FACEBOOK币和其他各种虚拟社区币。
4 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的风险
目前学界和业界人士都认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互联网金融正在冲击着传统的金融市场融资体系，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然而，我国中小企业在利用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融资时还有比较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法律与道德两大方面。
4.1 法律性风险
互联网融资实质上还属于民间借贷性质，市场进入门槛低，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尚未纳入法律保护的轨道。从网贷企业角度看，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大多数注册的却是网络信息服务公司或咨询类公司，难以规范，不少经营者没有借贷行业从业的经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的发展太快，在我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条款规定中，相关法律还未对互联网融资做出明文规范。但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却是非常明确的，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互联网信贷模式属于民间借贷，更没有相应法律条款加以规范、保护、监管、约束，导致中小企业互联网融资中面临业务定位、纠纷处理和风险防控等存在无法可依的漏洞。
4.2 安全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必定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深化，网络安全漏洞方面的隐患对借贷各方都存在着风险。
有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在线下直接签订合同转账给中小企业，就是为了完全规避非法集资风险;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则没有完全规避非法集资风险，而是向资金供给方募集资金，代签借款合同。另外，有些信贷平台的利率很高，甚至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有的借贷平台注册虚假信息欺诈骗取资金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导致了互联网融资平台资金的安全性较低，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3 信用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模式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还算比较权威，新兴的互联网信贷平台还不能介入到此征信系统中，只能根据中小企业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状况、财务往来等材料判断还款能力，确定信用评分。但这种方法有诸多缺陷，中小企业自身提供的相关信息很可能隐藏了真实情况，影响信用评级的准确度，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缺乏征信系统，容易存在欺诈、违约等风险现象。
4.4 监管性风险
互联网借贷平台运行以来，一直游离于法律边缘，很少受到法律的约束。目前，互联网借贷平台是由银监、工商、公安、网监等部门监管，还是几个部门协调监管，都没有准确说法。而互联网金融模式不同于传统银行借贷，互联网信贷平台作为第三方公信平台，它不属于金融机构，而且并没有金融机构的直接参与，这说明互联网借贷业务还未纳入“正式”金融体系的监管范围中，这就导致监管无处着手，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或银监会派出机构都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模式，自行融资、自行放贷，借贷风险本身就很大，又没有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致使互联网金融公司肆意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其资金流动的不透明性加剧了信贷风险的产生。
4.5 其他风险
由于采用线上交易，使得金融欺诈更易发生，成为金融犯罪的新工具。网络金融的实时性和扩散性更强，更容易引发风险扩散，成为风险扩散的助推器。另外还存在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5 互联网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风险防范措施
5.1 加强融资需求方中小企业的风险防范
5.1.1 健全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完善的征信范式，在运作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对中小企业信用的打分评级主要依靠研究影响信用评估的硬指标，例如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以往的交易记录、信用记录等以及研究影响信用评估的软信息，例如还款意愿、行为评估等。而这些信息主观性太强，不利于准确评级判断。互联网金融模式在运作过程中无须担保，无需抵押，是一种完全的信用交易机制，因此，建立中小企业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以及评级机制对于防范和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是关键环节。
5.1.2 加强中小企业自身的管理建设
中小企业要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转变经营方式，尽快转变为产权明晰的企业经理人管理方式;加强财务管理，更加透明和公开进行财务信息披露，降低传统银行、互联网借贷平台双方的借贷风险;此外，中小企业还应积极主动学习相关融资知识，加强借贷信用风险观念，了解互联网借贷的业务流程和原则，诚信交易，降低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的违约风险。
5.2 加强融资供给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风险防范
5.2.1 加强互联网信贷审核的控制
互联网信贷平台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中小企业的营业执照、财务往来、经营状况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分制度，坚决执行信用等级越高，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额度越大，期限越长的原则，从源头上控制风险。通过建立与第三方资金监管平台合作关系，加强借贷资金的安全保障。另外，从国家层面上看，也需要经由顶层设计一些规章制度加以引导，通过外部环境来有效遏制贷款违约风险的发生。例如，从宏观上将一些互联网信贷平台的控制流程加以合理规范，杜绝流程盲点;采用先行试点的办法，在一部分地区设立试点，综合国家的政策开展规范合法的互联网借贷业务，通过这些试点地区不断积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验，总结提炼出好的做法，引领其他地区互联网平台的规范发展，更好的控制违约风险的发生。
5.2.2 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应该设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来促进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健康发展，或者在小额信贷联盟及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下设互联网专业委员会。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应包括：牵头建立行业信息、数据共享资源库，注意让中小企业切勿过度负债、重复借贷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建立行业标准或自律公约，推进行业自律。
5.3 加强政府当局的风险防范
5.3.1 加快出台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法律法规
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参照国家对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加强立法速度与创新程度，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独特情况进行修订、调整、借用，从而尽快完善立法。例如，可以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时的法律约束等。此外，针对互联网信贷平台的海量资金流，也应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防止平台资金的盗走与挪用。
5.3.2 强化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行为
监管过程中，政府要对互联网金融平台本身以及中小企业贷后管理进行监管。首先，可以考虑借鉴央行规范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方式，由相关部门将互联网信贷平台纳入监管范围，发放牌照，重点就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准入、合规经营等方面进行监管。或者可以考虑借鉴小贷公司监管方式，下放监管权，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其次，要对平台上的资金加以监管，可以通过实时监管、跟踪调查第三方资金借贷平台等方式来完成;最后，还要对中小企业的借款行为加以监管，对于其异动表现加以预警，防范信贷违约风险的发生。
5.3.3 适当提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互联网信贷公司，可以参照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办法给予其相应的税收减免，如营业税的减免。对于资金供给方的收益，可以根据互联网企业出借人的投资额度大小、户均贷款额给予个人所得税税收豁免或减免。中国人民银行还应加强对第三方支付的管理，第三方支付应加强对申请公司的资质审核，资金划转程序上应尽量杜绝P2P清结算方面的漏洞，避免用于贷款发放和本息回收的资金在公司虚拟账户归集引发的潜在风险。
5.3.4 借鉴国外成熟的互联网信贷平台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管理办法
首先，要把在交易成本、运作模式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找到的差距和不足，与国内平台发展的现状特点相结合，会更高效地避免或解决我国互联网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出现的问题。其次，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登记系统，已记录了我国85%的信贷业务数据，应该以这些系统数据为基础，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分散的信用数据资料实现共享，同时发展专业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可参照美国的FICO，由社会征信机构对信息优化整合，负责信用记录、征集、调查和评价等，为中小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作为其获得贷款、担保等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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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重.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与协调[N].金融时报，2012-10-22.
关键词 民间 票据贴现 合法性
作者简介：王静元，华东政法大学。
一、民间票据市场产生的背景和成因
虽然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强调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呼吁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相继颁布，但事实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国有企业及一些大型企业表面上与中小企业的地位平等，但实际上，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还是更倾向于将贷款发给前者，而对后者，则要求较多，这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随着金融机构紧缩票据贴现规模，无法满足企业的贴现需求，企业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企业为寻求生路，遂转向民间贴现市场。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规范商业汇票相关业务操作，于1997年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在第十九条中规定了持票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贴现时，不仅需要提交贴现申请书和所持汇票，还要有与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甚至还需要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这表明，根据规定，金融机构贴现要求较高，审查严格，从而导致了贴现的效率较低。与之对比，民间票据贴现一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无需严格的程序，效率较高，能满足市场快速运转的需求。再者，民间票据市场相较于金融机构的贴现率较低，可以降低企业贴现的成本。
传统上普通民众倾向于将储蓄存入银行，但CPI上涨幅度大于同期银行利率，若还是把钱存进银行只会导致购买力的下降，许多民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转而寻求更有利的投资。一方有需求，另一方有供给，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民间票据贴现市场。
二、民间票据贴现行为合法性问题
民间票据贴现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在于――我国是否坚持票据的无因性，或者说，没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转让票据是否有效。
票据无因性原则是世界多数国家所承认和坚持的票据法基本原则，但我国现行《票据法》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在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笔者认为，这不代表我国不承认票据无因性的原则，而是我国坚持相对的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体现。“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等都体现了票据的无因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与之相对，第十四条则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仔细理解这两条规定，也能进一步看出，我国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持肯定态度，只是在我国，这一原则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持票人能证明其与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无论在其之前的票据转让行为如何以及是否有效，都不影响持票人的权利，持票人仍享有票据权利，仍能够向银行主张贴现。这也为民间票据贴现市场留下了一个“缺口”。
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民间票据贴现行为的规定较为模糊，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是否合法。而国务院于1998年6月30日并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这虽然明确规定民间票据贴现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应依法取缔，但该办法是由国务院的，属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法律的效率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也就是说，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在《票据法》尚未明确规定民间票据贴现不合法的情况下，由行政法规直接规定该行为不合法，是否妥当，有待考虑。另外，《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国务院于1998年的，距离现在年代已久，而票据市场千变万化，这一办法是否还能适应当代票据市场发展的现实状况，也有待考察。
三、民间票据贴现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2009年2月28日公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列为“非法经营罪”的表现形式之一。自此之后，部分法律工作者便认为民间票据贴现行为应归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因此构成了“非法经营罪”。
笔者认为，这是对刑法条文的误解，同时也不符合我国罪刑法定原则。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第六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而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 对比上述两个办法中的规定可得出结论，支付结算中的银行是作为中介机构参与进来的，而票据贴现则是银行与持票人之间进行票据买卖的直接交易，因此，银行票据贴现业务不属于其支付结算业务，那么，民间票据贴现行为亦非“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国务院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在此将办理结算与票据贴现并列，也证明了票据贴现业务并不属于支付结算业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民间票据贴现不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四、从现实利弊和法理学角度分析
民间票据贴现高度依赖个人信用，具有灵活、高效率、便捷化、随意性和隐蔽性、参与主体复杂化和多样化等特点，其利弊都是与这些特点相关。
首先，民间票据贴现不需要严格的手续，双方达成合意即可进行交易，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不仅符合目前国家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缓解了银行贷款压力；同时，也能自发形成竞争机制，推动贴现率市场化；另一方主体，则从低买高卖的过程中赚得利差，有利于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提升整个市场的活力。可见，如果规范化运行，民间票据贴现是个两利行为――既可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又可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提高市场活力。
其次，民间票据贴现过于依赖个人信用，以及其不规范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也使得其存在的弊端不容忽视。民间票据贴现主体复杂，涉及面较广泛，一旦出现无法贴现或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另外，由于民间票据贴现行为尚未被明确肯定，还处于“灰色地带”，贴现操作只能在暗中进行，没有统一的交易标准，更没有官方的统计机构，这使得国家不能准确掌握市场融资的规模和水平，不利于国家制定政策，做出宏观调控。
但是，法律规定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不能因某种行为存在弊端就予以否定。而应做出正确引导，规范主体行为，尽可能规避弊端，扩大利处。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源于社会而高于社会，法律的制定受物质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揭示的法律的物质制约性的原理是：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方式，是制约法的内容的决定性因素。”现行的一些法律，都是基于立法者当时的物质条件制定的，这也就决定了立法者不可能将未来的发展模式都写进法律，因而，法律具有滞后性，对一定社会行为的评价，不能仅仅看现有成文法的规定，还应结合现实的发展状况，做出合理解释。而票据市场变化较快，更应注重相关法律的时代性。此外，法律的秩序价值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部法律不能随社会发展而修改，那么，该法律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一部无法实施的法律，也就相当于该法律不复存在，这同时对法律的权威性也是一种损害。现实中，大量民间票据贴现行为的出现，足以说明票据市场有了新的较大变化，国家应在制度层面上予以明确回应。
五、应对措施
首先，理论和实务中不同地方，不同主体对民间票据贴现行为的认识不同，是因《票据法》及相关规定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产生的，如前所述，票据市场的变化要求国家在制度上应予以回应。具体来讲，应当修改《票据法》，删除其中对票据基础关系的要求，并明确规定票据无因性原则。
其次，民间票据贴现中出现的弊端，许多是由现行制度缺乏规范造成的，也是可以解决的。针对贴现主体复杂，涉及面广泛，出现问题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不稳定的特点，可以借鉴温州在金融改革试点中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做法，在全国有选择性的挑选几个试点建立民间票据贴现登记服务中心，待成熟之后在全国推广。这样，不仅便于监管，同时，民间票据贴现存在的隐蔽性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国家也可以通过票据贴现登记服务中心获得数据，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而针对其过于依赖个人信用的特点，则可以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甚至可以在网上建立全国票据查询系统，提高民间票据贴现市场的信息透明化，方便市场主体参与贴现时进行更好地选择。
再者，票据市场的完善应允许票据中介机构的出现，推动相关保险制度的发展。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实中对民间票据贴现的需求较大，与其不予承认，逼迫贴现暗中进行，不如进行肯定，将该行为纳入监管范围内，在疏不在堵。保险的基本职能是转移风险、补偿损失，民间票据贴现也可以引入保险机制，保险公司可以对此设立险种，这样，一旦出现问题，也不至于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太大冲击。
一、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现实困境
1.就业前景低迷。从2009年开始，致力于就业能力测量与评估的麦可思研究院，在对我国应届毕业生以及毕业三年后的大学生跟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就业进行了评估及数据分析。调查结果显示，2009—2015年连续7年，高职法律类专业都被列入红牌警告专业，即就业前景最不被看好的十大专业。以2015年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为例，毕业半年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电气化铁道技术(98.4%)，而在失业量大、就业率低的专业中，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名列第一，就业率仅为75%。同样，在2014年就业前景不被看好的高职专业中，法律类排名依然靠前，其中法律事务专业排名第五，而法律文秘专业名列第一。
2.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对2010届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高职法律类专业失业率排名第二。同样，其对2011届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后所撰写的《大学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报告》指出，高职毕业生失业率最高的两大专业第一是临床医学(失业率为30.7%)，第二是曾经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即法律事务(失业率为19.2%)，两者在失业率和离职率统计中都位居前列。
二、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
1.传统法律行业准入门槛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传统的法律职业，如法官、检察官、律师，都要求从业人员必须是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法律硕士毕业并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尤其是法官、检察官，除要求从业人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外，还要求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一规定显然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制约。高职法律类毕业生要想进入传统的法律行业，只能是参加专升本考试考取全日制本科，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自考本科毕业证并进一步考取研究生后，才能达到行业准入的基本条件。这对于基础较差的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2.自身能力欠缺。从现实情况来看，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学习迁移能力、实际操作能力、职业素养等远远低于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笔者认为，导致高职法律类毕业生自身能力欠缺的原因如下：第一，从高职法律实训科目来看，基本围绕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进行操作，对于近年逐步增多的行政诉讼很少涉及。同样，通过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分析及市场需求来看，非诉讼类法律服务如商标和专利申请、法律尽职调查等就业市场需求较大且准入门槛相对偏低，但大部分高职院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第二，就考试模式而言，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律类学生的考核仍然停留在名词解释、法条分析等传统题型上，这种传统的注重理论考查的模式显然不能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第三，就实训内容而言，法律类实践课的重点一般局限于模拟开庭阶段，但从岗位需求分析，仅通过开庭操作环节并不能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不符合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3.就业心理不成熟。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和高考生源的减少，高职高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逐渐降低，生源素质堪忧，这一问题反映在就业上是毕业生就业心理不成熟。在高职法律类学生中主要存在两种就业心理：一是部分学生积极就业，但对于如何规划其职业生涯或者结合自身水平、个性特质等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比较茫然，只能积极准备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专接本考试等，但最后往往由于精力有限，导致一事无成。二是部分学生存在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学历低，文凭含金量不足，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将就业的希望寄托在家长或者亲朋好友身上，最后导致就业困难。
4.就业指导工作流于形式。目前各高职院校都有就业指导中心，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首先，就业指导教师大部分是其他部门的兼职年轻教师，存在就业指导经验欠缺、人手不足且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且其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主要采用会议或者就业讲座等方式进行，围绕的重点也局限于就业政策解析、就业形势分析等，这种就业指导体现了高职高专学生就业的共性，但缺乏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的专业特性以及个性分析。其次，大多数就业指导基本在大学三年级即毕业前夕进行，因为缺乏长期性和针对性，往往收效甚微。
三、高职院校法律类毕业生就业路径
1.积极推行分层次、分类培养模式。根据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人格特质、个性特点与工作环境是否匹配，决定了其工作流动的倾向性及工作满意度和认可度。因此，对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学生应当推行分类培养的模式。从入学开始，对学生的个人特长、爱好、兴趣等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价及价值判断和评估结果找出每位学生所适合的职业类型，帮助学生挖掘职业潜能并引导其根据自身合适的职业类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高职院校在完成教育部所规定的14 门法律专业核心课程外，应开设“政法干警”“公务员考试辅导”“速录”“法律文书”等选修课程，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质和发展需求选修不同课程，从而为就业打下良好基础。此外，在分类培养的基础上交叉进行分层次培养，即结合学生不同个性特质与不同岗位需求将学生分成高职高专学历层次的培养和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培养两个层次。其中，高职高专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是重点，其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法律基础知识扎实、实务操作能力强、能够满足相关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对于有能力、有兴趣进入更高层次院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自学考试”“专接本考试”，并设立自学考试指导办公室、专接本考试指导办公室，组织相关辅导课程，促使他们向更高学历层次迈进。
2.提升自身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首先，对法律实训课的实训科目进行完善，将传统的民事诉讼实训和刑事诉讼实训拓展为包括前两者在内的体系化实训课目，增设行政诉讼实训及非诉讼法律实务实训，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实训中要实现从传统的传授法律知识向培养实务技能的思维方式转变，教师仅需给出参考意见而非标准答案，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模式以及知识迁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法律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素养。其次，改变传统的考试模式，将传统的考查学生识记能力为主的名词解释等题型取消，通过让学生实际操作案例等形式来对其成绩进行认定，将是否具备实案操作能力作为划分成绩的唯一标准。此外，安排具有实务经验的教师组织学生到广场、社区等地进行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逐步提高学生的人际沟通、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专业实务操作水平。再次，传统的实训课程仅仅停留在模拟开庭阶段，需要拓宽实训阶段，使学生从案件发生即能参与到案件操作中来，为以后从事各个诉讼阶段的不同诉讼工作奠定基础。最后，学校应当开设人际沟通与交流、社交礼仪等与就业息息相关且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各类课程，通过实际演练、学生互评、教师指导等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积极干预学生就业心理。保持良好的就业心理状态是促进高职法律毕业生就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必须加强对高职法律类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干预。首先，要将就业心理的干预延伸在日常管理和授课中。辅导员以及任课教师要通过日常管理和授课潜移默化地传递保持健康就业心理的理念，针对学生中存在的消极和自卑心理，可以通过组织往届优秀毕业生回校交流、座谈，或通过 QQ、微信等学生喜欢的各种现代联系方式，建立毕业生和在校生的有效沟通渠道。一方面，可以使在校生通过榜样的力量树立自信心，保持良好的就业心理;另一方面，在校生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社会需求和最新就业信息，从而平衡自身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通。其次，组织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不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开展就业心理讲座等方式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具备良好、健康的就业心理，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4.构建有效、全面的就业指导体系。首先，高职院校应当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组建高素质、具备专业水准的就业指导队伍。这支就业指导队伍要具备就业指导实践经验，并具有创新意识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以及其他指导高职法律专业就业所需的条件，能够根据高职法律毕业生的特点、特长和市场需求进行指导，从而使就业指导工作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其次，对高职法律类学生的就业指导应从其入学即开始进行，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出就业行业建议，使学生入学即树立职业发展目标，充分体现就业指导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邀请就业指导专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法律行业一线工作人员通过担任就业指导员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使学生充分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水平。最后，积极组织教师参加职业指导师、人才测评师等就业指导培训，并安排其到兄弟院校或其他相关部门顶岗实践，通过这一方式进一步探索并学习就业指导经验，切实为学生就业提供服务。
5.引导学生自主创业。各级行政部门应积极发挥行政职能，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并引导毕业生创业。作为就业指导主体的高职院校教师应当结合法律专业的“公司法”等相关课程，在授课中渗透并积极宣传创业理念，引导学生自主创业。学生处和团委等可以尝试设立“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引导学生成立“创业者协会”等促进学生创业。对于创业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可以采用开设相关选修课、聘任已成功创业的往届毕业生分享经验、创业专家进行指导等方式，结合学生自身水平进行教育和指导。对于在校生自主创业的，可以对其进行学分奖励、物质激励等，并通过举行创业大赛等方式，鼓励更多的学生积极创业，加强对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力度，激发学生潜在的创业兴趣。
6.鼓励学生边缘行业或跨专业就业。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规范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人才，因此除传统法律行业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掌握基本法律知识、能够依法办事不单单是对传统法律精英的要求，也是对各行业尤其是新兴行业准入者的基本要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是高职法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据此可以以法律为依托向其他各个行业输送法律人才。例如，房地产行业需要懂房地产法、合同法等法律的人才，物业管理行业需要懂民法、物权法等基本法律的人才，环境检测行业需要懂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人才，因此边缘行业就业应当成为高职法律毕业的就业渠道之一。同样，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许多与法律行业表面看起来联系并不紧密的行业也需要法律人才。例如，经济社会中常见的民间借贷、P2P行业的合同设立、企业新三板等，其工作也要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也有大量法律的应用。因此，向边缘行业输送法律人才或者引导学生跨专业就业应当成为高职法律毕业生的就业路径。
法学专业实习报告【一】
一、实习目的
1、通过实习，将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巩固知识，发现不足，以求积累经验、指导学习;
2、通过实习，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实习，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4、通过实习，树立正确的法律人观念和法律人思维。
二、实习计划
1、熟悉律师事务所的各项管理制度;
2、熟悉与律师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律师执业纪律;
3、熟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来源、执业范围和执业环境;
4、掌握一般办公技能;
5、与律师接触和沟通，虚心接受指导;
6、整理卷宗、资料查询、法律文书撰写;
7、协助律师接待当事人，组织证据，开庭;
8、不断充实专业知识;
9、请实习单位出具实习鉴定;整理实习记录，撰写实习报告。
三、实习经过
由于实习之前我就已经明确实习目的和制定了实习计划，这使得我在实习过程中有的放矢，积极主动寻找锻炼机会，并有得于许多律师的指点帮助，我的实习内容丰富多彩。这些工作有助于锻炼我的各种能力，也是以后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方面。在完成一般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我注重以下实习内容:
(一)通过整理卷宗熟悉律师整个办案流程和司法程序
整理卷宗几乎是每个法学专业的实习生都要做的事。在安顿好之后，我接到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卷宗，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在你没做之前还是需要时间去熟悉和掌握的，比如装订次序排列就和办案流程紧密相关，也和相应的司法程序相对应。以民事卷为例，律师承办案件首先是要有律师事务所的批单，然后与当事人签订委托协议，取得授权委托书;然后是根据案情所撰写的起诉书、上诉书或者答辩状;接下来是组织调查材料以形成的证据，包括谈话笔录、证人证言和书证物证;最后再综合形成律师词。如果这个案件是法院已受理或者已结案，就还有出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法院材料。因此，只要你认真和细心，通过整理卷宗你就可以了解熟悉律师的办案流程及相应的司法程序，这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工作的繁琐而粗心甚至放弃，相反我很有兴趣并在其中受到启迪。
(二)通过协助律师咨询和律师开庭获得实务技巧
法律知识方面的欠缺，由于这两年来的锻炼，我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便是实务技巧，因为律师需要的是信手拈来，应付自如。而这方面获得的捷径就是跟随律师办案。虽然这次实习中跟随律师办案的机会不多，但我还是尽量把握。通过旁听律师咨询过程学习律师接待当事人的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思维特点;通过旁听庭审了解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律师在其中的辩论技巧、言行举止。有时我也学学组织证据和记录要点，有问题也随时请教。
(三)非诉讼业务在法律行业中的重大前景
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类型，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和多元化的发展，非诉讼业务已成为越来越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组成部分和市场发展方向。卓凡律师事务所与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集团建立了长效的合作机制，为其提供合同起草与审查、土地转让、国有资产管理、股票证券、银行业务、企业破产、法律顾问等非诉讼服务。这些项目的标的往往很大，它表明非诉讼业务市场之大。
(四)专业化在行业竞争中的重要性
卓凡律师事务所虽然是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但其每一位律师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能手，可根据需要随时组成不同专业领域的律师工作团队，为客户提供特定领域的专业化法律服务。这提醒学法学专业的我，对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选择要尽早明确，因为只有明确目标，通过努力学习过硬的专业水平，才能在未来的竞争和业务工作中取得优势。
(五)实习对加强和指导学习的作用
1、严谨、辨证与恒心。严谨、辨证的法律人思维在法律专业知识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只有以坚持的心态才能树立信心，取得成功;
2、发现不足，弥补欠缺。实习过程中无论碰到的是专业还是非专业领域，我都积极查找资料，虚心请教律师。同样这个方法也应该运用到今后的学习上，这对提高自己是非常必要的;
3、不要急功近利。虽然意识到学识上与经验上的欠缺，但也许是积累不足，我对有些问题始终找不到解决途径。我想学习上也一样，不要急功近利，凡事讲究一个过程。
我决定在今后的学习中根据这次实习所得到的经验，处理好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关系。
四、结语
通过各项实习工作及时记录实习心得，树立法律职业敏锐性和法律人思维律师的工作是严谨和实事求是的，律师的思维是敏锐与辨证的。面对案件，律师根据自身知识和经验往往很快便能着手解决。而面对问题的分析讨论，律师更是滔滔不绝，有理有据。我喜欢讨论，更喜欢与律师讨论。我观察律师的临场发挥，通过讨论获取知识、更新知识。
“好记忆不如烂笔头”，为了提高动笔能力和保存有益信息，我习惯将所见所闻所思记下来，有时也展开分析，这是为了树立法律职业敏锐性和法律人思维。比如实习期间我写了律师在和谐惠州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物权法与和谐社区建设两法学专业实习报告范文论文，又比如对证据规定、审判委员会、法院开庭等问题的思考，我都写下了不短的分析。我发觉法律的掌握和运用确实很有趣。
这一个月短暂而又充实的实习，对我接下来的学习和今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这一点在实习之前和实习之后都得到了肯定。这次实习还让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既要谦虚好学又要适当肯定自己。我要感谢卓凡律师事务所，感谢实习期间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虽然法学专业学生所面临的法律现状和就业前景仍然严峻，我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但实习带给我的启迪让我继续坚定了法律信仰和职业追求。既然我热爱法律，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学好。我相信自己!
法学专业实习报告【二】
今年暑期遵照学校教学计划，我们被统一安排至北京市xx区人民法院实习。本人很荣幸地被分配到xx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实习一个月。
xx区人民法院坐落于xxxx街地段，从外观上看，大楼的建筑风格宏伟气派、朴实严肃，顿时令人敬畏。走进里间，办公设施现代化程度高，卫生打扫得很干净，给人一种宁静肃穆的感觉。办公室里面也布置得体，桌椅书柜、书籍资料摆放整齐，凌而不乱。逛完一圈后才发现，整个法院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立案大厅和当事人通道，后面则是审判庭和法官的办公室，而正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却处理了周围方圆百里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案子。我不禁感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时也为法官的工作效率之高而暗自佩服。
带着一种敬畏感，我们进入了法院的大门，迎接我们的是民二庭的庭长和她的书记员。我们先被带到一个会议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说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随后我们就被各自分配到带我们的法官那里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这个新鲜而又刺激的环境中的法律工作。虽然需要我做的工作不多而且大多有些重复，但我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处理每项事情。
开始工作的头两天法官就叮嘱我要认真跟随书记员学习，服从她的安排，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都处于忙碌状态，基本无暇顾及我们，只会再闲谈交流中不时教导我们几句。
实习中有很多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让我从中汲取了不少经验知识。第一件事就是装订卷宗，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其中却包涵了很多法律知识。记得第一天，书记员就拿了一本厚厚的卷宗，并给我讲述了里面各种文件的排列顺序。由于挑选的案宗不够经典，她只能大致讲解一下，并让我多看卷宗自己总结。我便翻阅了一件件已经整理完毕的卷宗。虽然每件案子具体上大相径庭但案子包含的基本诉讼文书大致上却是一致的。经过几次训练之后我很快便能熟练地独立完成一件卷宗的整理装订。第二件事就是在一些法院日常工作的操作。在掌握了上述基本技能之后，我也便了解了一个案子从立案到结案的全过程。因为每个案宗的排列顺序都是按照法院的操作流程来办理的。有了这些基本知识后，我便接触了一些诉讼文书的写作一类的事情。如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然后还负责这些文件的编排、校对、打印等工作。期间还经常打电话联系当事人或接听电话以及接待来访客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这使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不仅应当具备专业知识，还应当具备社会交际能力和耐心热情的品质。而在发出票和运用电脑编排一类事情中又让我认识到掌握相关信息知识和技能的必要。这些基本素质应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就应该注意培养。
上面谈到的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形式内容，真正掌握知识的应该是在参加庭审以及事后与法官们的讨论分析中得到的。在短短一个月实习时间内我曾有幸多次在法官的带领下参与旁听。接下来的第三件事就是旁听给我的感性认识。我所见到的庭审与我想象中的庭审差别很大。可能是我欧美律政小说又或是电影看多了，脑海中呈现的是场面宏大、庄严肃穆的情景，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法院看到的审判庭是一个面积狭小、布置简陋的隔间，给人一种随意的感觉。法官也与当事人打成一片，完全没有律师当堂对抗、精彩纷呈的场面。庭审时间也很短，一般不会超过两小时。后来从法官处得知民二庭主要是处理一些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所以只需要在小法庭中即可，虽然简单但量大，因为这是日常生活中发生得最多的案件。
几桩案子下来，我感触颇多。首先，当事人大多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连律师都不用请，直接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下以期借助人多势众压倒对方，这使得严肃的法庭往往成为原被告双方吵架的地方，审判也多次被打断甚至重新审理，反映出我国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很大问题。其次，法官压力大。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审判庭这种正式场合法官们无疑不面临当事人的责难。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悲哀，而上级的指示和干扰无疑又加剧了这种悲哀。最后，审理工作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这与我想象中教条式处理方式是又很大不同的。例如，在一起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虽然双方对离婚没有异议，但由于被告拒不到庭，法庭就不能进行缺席判决，因为这涉及到人身关系，后来法官几经周折才拨通了被告的电话，在电话中询问了被告的意见之后才最终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这使我不得不佩服法官们的经验丰富，表面上看起来法官与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可一到工作中就会发现他们的厚积薄发和机智灵活。然而我的另一发现就是合议庭基本上是合而不议，每次记录都是书记员按固定模式从前面的审判记录中抄录一段话就完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灵活处理呢?
通过连日来的学习让我有了一个深切的体会:
理论知识掌握得还远远不够。很多理论上的问题都不是我目前就能够理解的，往往碰到一个案子的具体问题就得去翻阅法条，另一方面，实践技能也不牢，很多基本社会方面的能力仍欠缺锤炼。具体来讲就是课堂上的教学侧重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对实践方面却很少涉及。这致使我们在实践过程中经常捉襟见肘。很多情况下，一些司法操作过程中的小事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也经常使我们感到束手无策。后来跟法官们沟通中我逐渐明白，这次实习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任何法律工作者都必须在这些过程中点点滴滴地去积累。临行前，法官还大发感叹说我们实习时间偏短，要我们以后多找机会锻炼。因为法律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不断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然后从实践中得出新结论并重新指导实践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
或许这次实习最大的收获是我本人观念的转变。以前曾经认为法学这门学科暗淡无光，现在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愈来愈发现自己对法学有了兴趣和信心。从法官们的身上，我感觉到了他们对法律工作的热爱，而他们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强大的信仰力量使他们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如此压力和强度之下始终保持勤奋踏实的状态为社会为人民带来公平与正义。我想，要达到这种境界我的路还很长。当下所能够做的就只有用大量的理论知识武装自己，培养法律思维和其他基本社会人文素养。
最后，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过帮助和指导的xx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我的指导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实习虽然很短，但我从中感悟了很多，我相信它将有益于我的整个人生生涯。
法学专业实习报告【三】
前言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郑州市实习，深刻的接触了法律，了解了自己学了三年的专业，今年，我进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实习，在这实习时间里，我学到了比上次专业实习更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一、实习单位简介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于1949年3月，原为“南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司法科”，1994年xx月，南阳撤地设市，遂更名为“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辖邓州市、唐河县、桐柏县、方城县、淅川县、西峡县、新野县、社旗县、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和卧龙区、宛城区10县1市2区13个基层法院，包括94个人民法庭。内设办公室、政治部、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庭、审监庭、执行局、少审庭(赔偿办)等24个机构。其中，民事审判庭有四个，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民一庭和民二庭负责综合类的民事纠纷;民三庭负责大宗合同纠纷、公司破产等纠纷;民四庭负责知识产权类纠纷。
二、实习经历
民二庭作为法院的一个内设机构，主要负责综合的民事纠纷，例如: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离婚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劳动争议、医疗事故等。我是作为一名书记员，除了协助法官的一些琐碎的工作，比如:登记案件信息表，打印、复印、校对文书、加盖公章、邮寄法律文书等，主要是做庭审笔录、阅卷笔录、拟写审理报告、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整理卷宗等工作。对于实习经历我就只从整理卷宗、阅卷笔录、庭审笔录、拟写判决书这四个部分介绍。
整理卷宗是从事法律工作最基本的内容，它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这部分工作早在专业实习中已掌握，在此不需赘述。通过大量的实践，对卷宗已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接下来的阅卷笔录有很大的帮助。整理卷宗的的过程就是对一个二审案件的基本流程有初步的认识:(1)案件的案由，确定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圈定其所适用的法律;(2)原审判决书和上诉状可以提取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判决以及上诉人不服的理由及请;(3)根据这两样可以初步认定争议的焦点;(4)结合争议焦点和案由翻看原审卷宗的证据部分，原告起诉的理由和证据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性质，再看被告举证能否推翻原告的请求和理由，如此结合后看看原审判决书法官评析部分是否适当;(5)再看上诉理由通过对比分析，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知道一个案件的上诉结果。通过这五个步骤，案子基本上完成了三分之一。这个过程看似枯燥，无味，但是，它却是和书本联系的纽带，活学活用在此体现最为明显，也是对自己四年学习的系统复习。
阅卷笔录就是将上述过程记录下来。不过每个法官的的思路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大部分的还是一样的，比如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判决。李法官在写阅卷笔录的过程中要求包含证据分类，我在翻阅的过程中自己再把证据的分类、证明方向等总结一下，不仅是对书本上的一个应用，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案件，吃透案件。
庭审笔录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刚到就去记调解笔录，很是紧张，不知道格式，害怕记坏了，但是许法官就说没事，我说慢点，法官把笔录的格式、问的话、当事人回答的话都总结一遍让我记，虽然记完了，但是，我在笔录上边的好多字因紧张写不出来，写错的划黑了等，法官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记好。之后，我就去其他法官那里寻找完结但未归档的卷宗，反复的看各种笔录的格式内容等，结合上次实习时发现书记员开庭庭前都看原审判决书和上诉状的特点，我发现了记庭审笔录的窍门，通过这两样可以猜出庭审时法庭辩论的部分内容。我记笔录时写字速度还可以再加上多次练习记录知道每个案件有的法律术语、相关法条，我现在可以完整的记录一件案件的庭审全过程。通过实战演练，对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更深得理解。
拟写判决书是对自己法律应用的真实反映。不仅要求对法律适用的准确也要求一定的文笔。我发现判决书都是有固定的格式，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开庭审理的情形、原审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答辩称、本院审理查明、本院认为、然后是判决，真正需要需要发挥的仅是:本院认为这一部分，这才是核心和根本，也是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的依据，必须谨慎措辞，有理有据，有法可依。那是一份保险公司上诉关于交强险赔偿项目是否分项的判决，我当时借鉴了一份类似文书，写完后交给法官，法官更改部分并给我解释一番，受益良多。虽然，被改动了，当时很高兴，因为经常有法官询问我案子怎样判解决，我心中没底，不敢回答，在这之后我可以很好的好法官们交谈。
三、实习感受
这次实习，我明白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法院的民事审判庭接触的都是民事双方纠纷大到合同小到邻里纠纷都是人与人的纠纷，每个案件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尚未真正步入社会的学生来说，学到的东西很多，但需要学习的、需要实际应用的东西也很多。做事要先做人。作为一个实习生，我们不仅只是把领导交给我们的事做好，更要有眼力，有积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有所收获。没人会去督促你该怎么样做，只能靠自己在细小的工作上积累经验。无论是跟领导、同事、律师还是当事人接触，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摆清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学会了许多法言法语，结实了许多法官律师老师，他们对于我的实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悉心的指导，在指导我理论学习的同时，也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