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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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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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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9]张景华，《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2009.
关键词：汤方；用方理论；中医学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12.003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12-0011-03
Discussion on the Levels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Decoction Therapy BIAN Li-qun， TANG Xu-dong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CM Decoction therap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eatment method of TCM treatment for diseases. However， because of many theories of decoction application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for each differen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CM belongs to a technique system in essence，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CM decoction theory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idea， theory， theory-technique， and technique levels， and its essential factors of each levels were briefly described，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 and research.
Key words： decoction； theory of decoction application； TCM
中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其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文化因素，但从本质上讲，中医药学应该属于一门技术体系。在中医药学治疗体系中，中医汤方治疗始终是中医药干预方法的主体，相应的用方理论有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方证辨证等，内容较为丰富，完全学习及熟练应用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笔者现就中医汤方治疗理论体系进行解析，从理念、理论、理论-技术及技术层面进行论述，提出以宏观代谢为基础的中医汤方治疗理论体系建构框架，供临床参考。
1 理念层次
理念层次为中医药理论的较高层次，体现了在整体和宏观方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体自身的理解和把握。这一层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及人体的自组织性。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4BAI10B02）；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201407001-12）；北京市科委“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专项重点项目（Z141107002514018）
通讯作者：唐旭东，E-mail：
1.1 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内经》对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论述，《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说明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生物与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在方法论上要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1.2 人体的自组织性
自系统论及耗散结构理论兴起以来，关于人体的自组织性已得到了充分认识。所谓自组织，是指系统在特定的内外条件下，从混沌到有序，从有序程度低到有序程度高，并稳定在一定有序程度上的自我完成过程。而自组织的本质与代谢密切相关，即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目的是维持人体内环境的平衡[1]。
《内经》对人体的代谢也有较深的认识，如《素问・六节脏象论篇》“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最终达到“阴平阳密，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防治疾病则强调达到“阴阳自和，必自愈”的目的。
2 理论层次
上述理念层次阐明了人体是与自然相统一的以代谢为核心的自组织系统。而在理论层次上，则体现为对人体宏观代谢途径的基本认识。
2.1 相关概念
2.1.1 逆流挽舟 即“逆流挽舟法”，清代喻嘉言将此法作为治痢大法，其特点为强调下痢必从汗，先解其外，后调其内。在具体运用时，喻氏认识到：一为“失于表者，外邪但从里出，不死不休，故虽百日之远，仍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之于外，则死症可活，危证可安”；二为“久利邪入于阴，身必不热，间有阴虚之热，则热而不休，今因逆挽之势，逼其暂时燥热，顷之邪从表出，热自无矣”；三为“久痢阳气下陷，皮肤干涩，断然无汗，今以逆挽之法，卫外之阳领邪气同还于表，而身有汗，是以腹中安静，而其病自愈也”。该法的立意充分强调了邪从表出及解表法的重要性，说明胃肠道与表部的相关性。
2.1.2 提壶揭盖 原指盛满水的茶壶，要使水顺利倒出来，就须在壶盖上凿个洞或把壶盖揭开，水才能流出来。中医理论认为，提壶揭盖法为通过开宣肺气而通利水道的一种治疗方法[2]。对此，朱丹溪有明确论述：“一人小便不通……此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以药大吐之，病如失。”该法实际上强调了人体的水液代谢（循环系统）与表部（肺）之间的关系。
2.1.3 肺与大肠相表里 即表现为肺失肃降，气机不利，影响大肠传导功能，导致腑气不通，肠腑壅实，腑气不利，阳明浊气上犯于肺，影响肺脏的宣顺利排出。说明肺与胃肠道之间的关系。
2.1.4 利小便即所以实大便 见于《温病条辨》在解释湿郁三焦中“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脉象模糊”时用二加减正气散时所作的释文，曰：“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实大便也。”《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对下利的治法也提到“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这些阐述实际上提示了胃肠道与泌尿系统之间的关系。
2.2 对人体基本代谢途径的认识
对于人体代谢途径的认识有宏观与微观两种。微观方面主要指的是玄府理论，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提出“玄府”概念，认为“一名‘玄府’者，谓玄微府也。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间万物，尽皆有之，乃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有研究者认为玄府具有“广泛性”“微观性”“开阖性”“通利性”特点[3]。玄府的概念具有理论性的特点，对临床的指导价值并不直接。另一种是依据宏观功能分区的代谢途径，从宏观功能上来讲，人体的生命活动最为直观的有呼吸行为、饮食行为及排泄行为，从而形成功能明确但又彼此相关的3个系统。诚如《皇汉医学》所言，“表里之表者，指皮肤而言”，“里者，指消化管言（按消化管之一名词包括食道、胃、小肠、大肠等而言）”，“半表半里者，指胸腹二腔间，适当支气管、肺、心、肝、脾、胰、胃之所在”，将人体在宏观上分为表、里、半表半里部。而《内经》就有“开鬼门”“洁净府”“去宛陈s”记载，分别与发汗、利小便及通下法对应，也分别与人体的三大代谢行为相呼应。张子和《儒门事亲》将病因及治疗分为三类：“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并以其独特视角将这些治法标准化，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治疗学理论，认为“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
从对上述概念解释可以看出，中医看似众多的“神来之笔”，其实都与人体的宏观代谢途径相关，对其应用独到的医家包括张仲景、张子和等。人体的宏观代谢是可以观察和感知的，故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医诊疗技术具有实在性和明确性的特点，较之于以五行为基础的藏象学说更为直接。
3 理论-技术层次
中医在理论层面宏观体现的是以呼吸、饮食及排泄行为为目的环的代谢活动，通过代谢活动，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临证应本着“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的原则，以人为本，探寻病因病机。在实际应用层面，需从以下方面加以体察。
3.1 体、用、标
体为阴，包括血、津液等，为组成人体的有形物质；用为阳，为人体功能活动的内在动力；气为体用的结合体，兼具阴、阳的部分功能。阴、阳、气三者构成了人体的物质基础。标主要包括人体的各种病理性代谢产物，如水饮、瘀血、宿食、顽痰等。
3.2 代谢方式
对于代谢方式，如上述所说，是指以呼吸、饮食及排泄行为为基础的人体代谢途径的划分及其关系，是人体适应自然、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医治愈疾病的重要基础。
3.3 寒热关系
寒热关系是八纲辨证的重要范畴之一。寒热是人体代谢方式最为直观的反应，一般而言，寒是人体感受寒邪或代谢功能低下的反应，热是人体感受温热邪气或代谢功能亢进的表现。
3.4 升降关系
升降关系是人体总体功能活动在动态上的外在表现，一般而言，向上、向外的总属于升的范畴，向下、向外的总属于降的范畴。
3.5 特异性症状
除上述宏观上反映人体代谢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不能用上述4个范畴加以解释的内容，可归结为特异性症状。
从本质上讲，上述概念和范畴是八纲的进一步改进和具体化，将阴阳、虚实这两对相对宽泛的关系落到实处，将表里的概念以代谢方式进行取代，并将中医学对人体动态性的认识归结为升降关系纳入其中。
4 技术层次
技术层次是理念、理论、理论-技术、技术4个层次的最后一个，但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医师通过对症状、体征、诊断、药物等综合把握并处方用药，可以说，处方的不同及疗效的差异均来自不同医师掌握的技术体系不同。但作为技术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可以标准化，只有建立了完善和经过评价的中医药技术标准化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用药的分歧，提高临床疗效。
4.1 诊疗技术
主要涉及相关症状、体征在理论-技术层面（体用标、代谢方式、寒热关系、升降关系）这些范畴的解释。需说明的是，对诊疗技术的认识必须与对药物的认识相一致，以保证诊断过程与用药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靠的联系。
4.2 药物使用指针
中医用方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药物学的理解基础上的。而对药物学的理解大体上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医传统上对药物学的认识，主要包括寒热、归经、功效等；另一种是以日本汉方医学为代表的药征，直接明确指明某药物的使用指针。这两种方式应当相互借鉴，将药物的使用靶点精细化和明确化。
另外，俗语有所谓“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说法，提示了单味药物在治疗中的作用。在现代中医学发展中，应当注重对特异性药物的研究，如马钱子治疗骨性关节炎、雷公藤治疗免疫性疾病、砒霜治疗白血病、青蒿治疗疟疾等。
4.3 组方理论
在临床诊断与药物间有一个桥梁，即中医组方理论，只有配套的中药组方理论，才能顺利实现诊断-处方-疗效的传递。
另外，方证对应是一种重要的用方理论，其起源于《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即“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种将方剂的使用指针标准化，是扩大的药征的表现，在经方家中得到推崇。
4.4 强调专病治疗规律的探索
对于疾病的治疗，一种是基于宏观、整体上对于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另一种是强调在现代医学专病框架下的诊疗模式。两者不可偏废，《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分别是这2种诊疗模式的代表。
5 结语
以上从理念、理论、理论-技术及技术层面对中医汤方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重点描述了以宏观代谢为主体的中医汤方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技术体系的要素，希望为中医汤方理论的标准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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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种子移植理论；十四行诗；汉译
一. 引言
对于十四行诗的翻译问题，国内的学者谈得已经很多了，但是研究的焦点往往基于译文的好坏，而且多用经验思辨的方法，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本文以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十四行诗的特点，刍议了十四行诗翻译的方法和标准，希望在十四行诗翻译方面能抛砖引玉。
二. 种子移植理论
上世纪8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开始在她的论著中提出解决诗歌不可译问题的方法。苏珊・巴斯奈特是一位诗人兼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翻译家，在她的著作《文化构建―文化翻译论集》中她提出了种子移植理论。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是受到英国诗人雪莱的启发。雪莱认为诗歌不可译，诗歌就像是将紫罗兰放在实验室里研究以期再得到紫罗兰，但这是对紫罗兰的毁灭，光靠实验室的研究是不能开花的。对于雪莱的观点巴斯奈特却产生了新的理解，她认为只要种子被恰当地移植，在其他地方依然可以开花。所以，她相信诗歌和紫罗兰一样不能复制和照搬，但是却可以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生长。
可以看到，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是在以前的诗歌不可译的论点的基础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使诗歌翻译这一活动得到了该有的肯定，这无疑是诗歌翻译理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巴斯奈特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诗歌翻译时要移植的种子是什么，这就使得在该理论指导下的诗歌翻译只有最终的目标但缺乏明确可行的方法。
三. 十四行诗翻译的特点及其种子的确定
虽然巴斯奈特的种子移植理论没有明确界定种子的内涵，但是在其著作中论述种子移植理论时不断出现一些词：pleasure，function， target language ， role等，结合该理论出现的专著《文化构建―文化翻译论集》，我们可以看出巴斯奈特所说的种子其实是能够给人以巨大的美感体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首诗歌的命脉所在，而且这些东西在移植到目标语文化中时应该产生其在源语文化中相似的效果，而这些东西是值得译者集中才智移植的。也就是说，种子必须具有能陶冶读者情操，区别一种诗体与另一种诗体的特性，还应该能反映一首诗的文化与精华。所以在翻译十四行诗之前，译者应该仔细品读诗歌，把握其特点，找出其种子。
首先，十四行诗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由十四句诗行组成的诗体，所以如果不保留其形式上的特点，无视十四行诗外在形式美，恐怕这种诗体的美也就会有一半被损害。此外，十四行诗第一节要“起”，第二节要“承”，第三节要“转”，最后一节要“合”。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不遵守原诗的诗行特点，随便增加一行或减少一行都会影响十四行诗的结构，使其结构不完整进而影响到意义表达的流畅和完整。其次，十四行诗是一种具有严谨韵律的诗体，所以这种诗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押韵。济慈创作的十四行诗大多数采用的是莎士比亚式末韵和比特拉克式末韵，较少的几首结合了莎士比亚式和比特拉克式末韵。而用韵是古典诗歌的特色，所以在翻译时应该尽量保留，正如朱光潜先生说“格律不是束缚天才，它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如果真是诗人，格律会受他役使；如果不是诗人，有格律他的诗固然腐滥，无格律它还是腐烂”。再次，十四行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这种诗体所具有的音乐性，即节奏。在济慈创作的十四行诗中基本上都是英语诗歌中很普遍的五步抑扬格。而诗歌部分怡情效果也正是来源于它的节奏，所以，节奏也是十四行诗的种子之一。最后，十四行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表达情感的方式有时很特别。这些十四行诗在表达情感的时候有时并非是单一不变的，有时在前两诗节表达一种情感，但是在第三诗节中表达的情感会出现变化，第四诗节又会是对第三诗节表达情感的升华。而这些美好的情感也是诗歌中具有怡情作用的因素，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传递出这种感情的微妙变化。
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济慈十四行诗歌时，应该将其诗歌中所包含的种子――诗行排列、韵律、节奏和情感变化，移植到译作中去，而将这些恰似灵魂一样的东西移植才是译者的责任，因为唯有这样读者才可以欣赏到济慈诗歌的魅力。
四. 具体分析屠岸先生翻译济慈的《白天消失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石油科技工作者在已有理论的基础和生产实践的指导下，逐渐发展成了一套适合我国石油地质情况的理论———陆相石油地质理论，其核心为陆相生油论、源控论、复式油气聚集带理论，在这一系列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陆相沉积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近年来，我国石油地质理论不断丰富，进一步推动了岩性地层油气藏、天然气勘探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
2我国石油地质理论及其意义
2.1我国石油地质理论
2.1.1富油气凹陷“满凹含油论”。
满凹含油论是在陆相石油地质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套地质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指在富油气凹陷内，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一方面优质烃是油气资源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陆相沉积多水系和湖盆震荡，促进了湖水面积的收缩和扩张，增加了砂体和烃源岩的接触面积，给各类储集体提供了成藏机会。实践证明，斜坡区与凹陷部分都有油气成藏和分布，造成了凹陷含油的现象。满凹含油理论除强调富油气凹陷处可能含较为丰富的油气外，还对油气聚集的丰度和品味的变化进行了强调，这对寻找具有经济效益的油藏是十分有利的。富含油凹陷具有满凹含油的特点，但油气藏的分布却存在极大的差异，主要受最大湖泛面、不整合面和断层面的控制。仅以断层面的控制作用为例，断层面发生的错位可形成阶地，有利于河流的下切并去流动，导致断层某侧及其走向轨迹处形成堆积河道；断层的同沉积活动会加快湖盆沉降的不均匀性，提高了两侧储集体和烃源岩的接触概率，方便油气运移；断层可把油气运移到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储集体中，形成油藏，这种油藏无法用源控理论解释；断层面发生的涂抹使断层变为封闭状态，这对油气的聚集是十分有利的。
2.1.2叠合盆地。
叠合盆地是指在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下还存在中生代早期、晚古生代及早古生代盆地的现象，多种盆地的时代不同，类型不同，但却相对集中的发育成一类沉积盆地。叠合盆地并非不同时代沉积层系在垂直方向上的简单叠合，更不是一个盆地多种发育特点或多个成藏期，而是不同层系中油气的生成、排烃机理和排烃过程、成藏机理等各种要素发生变化后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经典石油地质理论无法解释叠合盆地反常现象的原因。叠合盆地油气分布的反常性要求我们在对叠合盆地深层进行勘探时，要用于创新，采用新思想、新技术、新工艺对其进行勘探研究。就我国而言，叠合盆地主要包括继承性叠合、研变型叠合和改造型叠合三类。第一类是在相对稳定构造条件下，多套沉积层系连续发育而成，具有发育时代跨度长、各阶段盆地性质相似、多套烃源岩空间位置规律性强、油气生成-运移-聚集连续性强的特点；第二类是在较长的跨越时代内，发生明显构造活动，导致沉积间断的发育系统，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盆地性质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油气相态含量及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等。第三类盆地各个阶段的盆地控制机制、沉降及沉淀中心分布规律、成藏过程和藏气分布毫无继承性。
2.1.3高效气藏。
高效气藏是指储量多、丰度高、产能优的一类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气藏，一般来说，储量应在100×108m3以上、丰度高于3×108m3/km2、千米井深产量在5×104m3/d的气藏满足高效气藏的定义标准。高效气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如生烃灶、成藏过程、成藏要素均对气藏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气源灶具有高效性，如气源岩的生气潜力大，丰度高、类型好，可生成大量的油气；其次，成藏过程中天然气运移通道具有一定的动力优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运移工作；最后，天然气的运移期应与成藏要素具有最佳的时间配置。一般来说，晚期或超晚期对成藏较为有利。
2.2石油地质理论在拓展勘探领域中的意义
2.2.1满凹含油论的意义。
富油气凹陷“满凹含油论”已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理论改变了传统的勘探理念，使油气勘探跳出了正向二级构造带的限制，扩展到满凹勘探，极大的开拓了石油地质勘探的范围。此外，该理论的提出暴露了二级构造带理论的缺陷，为岩性地层区带的划分及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了可靠参考。满凹含油论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岩性地层区带油气地质规律。
2.2.2叠合盆地的意义。
叠合盆地概念的提出，使得在深层盆地油气的工艺发展具有实际意义。据统计，我国陆地剩余的油气资源中，36.2%的分布在深层，这是我国今后发现新储量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叠合盆地存在的反常现象，对于提高我国深层目标的勘探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如生排烃滞后现象、液态深度和宽度的改变都有利于深层油气的储藏。
2.2.3高效气藏的意义。
高效气藏定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对于寻找我国优质潜力的气藏具有指导意义。高效气藏主要分布在高效气源灶，主要包括的类型有：①低地温场背景下的中西部前陆含煤盆地，这一类型的盆地是在晚期快速埋藏，使得煤系气源岩在晚期生成大量的油气，从而形成裂解性高效源气灶；②低地温场背景下的新近纪高咸化水湖盆地，该类型盆地适合厌氧细菌的繁殖，从而形成了湖相-泥岩-生物型高效气源灶；③低地温场背景下的克拉通盆地，这一地区碳酸盐分布较多。该类型盆地的早期形成的古油藏在晚期由于急速沉降和新构造叠加作用下裂解形成原油-裂解型高效气源灶。
3总结
1929年《行知书信》中提到：社会的范围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点就是国家；再小就是一省，一县，一村；再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务社会，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这很适合对职业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信心。因为这些学生原来文化课学习成绩差，总是背上落后的包袱，老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甚至自暴自弃，所以在开学的第一天教师就可以告诉他们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未来的职业工作同样是为社会服务，很有意义，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们并不比同龄人差，只要努力学习技术将来定会取得成功。同时教师应该对他们实际情况作详细的分析，对他们的教育作好长远的规划，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明确目标，使学生有的放矢地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彼岸。例如我烹饪职高班在校期间就制定了循序渐进的计划，高一着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高二注重各项烹饪技能的提高，高三重视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这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使学生增强了自信，顺利踏上了社会，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良好的素质找到了较好的工作，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职业班学生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他们最需调整的是心态。常常听到一些教师在抱怨这批孩子真难教育，你对他们一般说服教育吧不管用，你对他们严厉训斥吧结果却换来学生的沉默寡言和强烈对抗。要知道这些学生原来由于学习成绩差或行为规范差等原因而经常成为受评的对象，所以他们的心理状态常常既压抑又敏感。对此类问题陶行知在1932年《斋夫自由谈》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训育上的第二个不幸的事体就是担任训育人员的消极作用。他们惯用种种方法去找学生错处。学生是犯过的，他们是记过的，他们和学生是两个阶级，在两个世界里活着，他们对于学生的问题困难漠不关心。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该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对此我深有感触，我班学生张某在原来的学校号称“小霸王”，刚进我校时依然我行我素，不时有欺负同学的事情发生，我对他教育了几次效果不明显。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特别喜欢足球，于是有空经常和他聊一聊球赛、球队和球星，慢慢地他对我产生了信任感，不知不觉中我把话题转向他的行为习惯上，出奇顺利地让他认识了错误。临近毕业时很多老教师感慨地说：“这些淘气的学生比刚入校时懂事多了，也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了，关键是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教师朋友般的关心和平等的对待，这在以前的学校里是无法想象的啊！”是的，这种友情方式的教育对心灵脆弱的职业学生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职业班学生不仅需要心灵的关怀，而且需要行为的感召。这些学生是未来的厨师，掌握扎实的烹饪技术是当务之急，但是他们平时是家中的宝贝，别说烧菜做饭了，就连碗也很少洗，那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呢？陶行知早在75年前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好谈到了这点，其方法论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十分重视“做”在教学中的作用，认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须做得好”；“要在做上教，做上学”。陶行知甚至把是否重视“做”作为衡量教育是否真实的标准。他明确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烹饪本身的实践性就很强，光说不练是不行的，所以与其说教不如在操作过程中启发、引导和教育他们更为有效。职业班学生不但学习能力较差而且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能力也不强，怕苦畏难的现象明显。如学生首先要练习的是站的功夫，通常一站就是半天，开始有一部分同学坚持不了了，有的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蹲在地上，作为班主任的我故意站在大家都看得见的位置，足足半天就这样和同学们一起听师傅讲课，放学后才找这些同学谈，未来做厨师可能站的时间要更长，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老师虽然不当厨师，但是愿意和你们比谁能坚持到底。没过多久情况有了改进，当个别同学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看看我，想想我说过的话，然后自己给自己鼓劲并坚持下去。刀功对亲手来说又是一道难过的关，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切伤手，鲜血直流，所以其中几个学生望而怯步，甚至想要放弃学习。我于是加入到他们一小组中去，照着师傅的要求由我先切，让他们在边上看，然后再强调一下要点，轮到他们去切，偶而我也会切到手，简单处理过后继续操刀操，而且提醒同学要注意刚才老师为什么会切到手，从中吸取教训结果每人都克服了原来害怕的心理，即使有时切到手了，也不会象以前那样惊惶失措了。于是这批孩子在实践中接受了教育，教师同样在实践中达到了目的。经过师生三年的共同努力，全体学生均通过烹饪三级考试，其中60%的学生还获得了烹饪二级证书，具备了一技之长，能为社会服务和发挥自身的价值了。
关键词： 德育 历史教学 情感态度价值观
一、德育在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德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学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
“借鉴历史、服务现实，创造明天”，这是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也是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文化中，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和气质，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和以丰富文化遗产为特征的精神、物质财富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遗产。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更应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因此，《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贡献的人生理想。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新的历史教学更注重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把历史教育社会教育功能与人的发展教育功能结合起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是遵循教育规律的体现；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渗透德育教学的好时机。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历史教学的特点，在教学中逐步渗透德育。
二、德育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方法
（一）利用课堂教学渗透德育。
1.我把历史课堂教学分为“触摸历史，探究历史，感悟历史”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辅相成。
触摸历史，以书本知识点为载体。在课本基础知识点之外，尽可能利用课本教材以外的内容，补充其他相关教学资料，让学生触摸到更广泛的历史。例如：本课的重要知识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进行德育的很好知识点。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每个人拥有的爱国精神是支撑民族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才能让每个中国人暂时抛弃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知识点，学生要掌握的也不仅是这条战线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知识点的讲述，让学生真正理解这条战线存在的意义。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在原有知识点上补充了新内容，以帮助学生进一步全面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形成了两个战场。这个知识点是书本上有的。而在两个战场之外，还有一条文化战线。其次，我在教学中通过补充了解中国二三十年音乐教育思想进一步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全民族的呐喊，中国人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在教育思想上，30年代的钢琴教育方针主要围绕“救国”。提供这些资料，让学生从更广阔的空间中理解，在30年代的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个学生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当时教育与国情密不可分。通过以上材料展示，以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的并不熟悉的事件调动学生好奇心，让学生了解这个时代人们的真实情感，了解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思想、整个时代的思想反映时代的主旋律，那就是救亡图存。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所在，是民族自尊心的体现。
2.注重教学方法。可以运用影视媒体展示教学资料。用更直观的方式通过视听等途径加强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如在这一课中我为学生播放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给学生讲述歌曲历史背景，进一步了解抗战时期的历史，让学生体会歌曲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且让学生合唱此曲，亲自感受歌曲的意蕴。
3.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现代人素质的重要特征。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一切教育活动都要服务和服从于主体。因此，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和研究性学习的兴起，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活力，教师由教学的操作者、主宰者变为引导者、激发者、组织者，让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愉快地学习成为当今教育必然趋势。
（二）在课外生活中不断渗透德育，让德育生活化。
关键词：理实一体化；物理教学；教学方法
中职物理教学必须同学生培养目标相结合，除了传授学生必要的物理理论知识外，更要结合社会需求及企业用人趋势，加强对学生实践操作运用能力的培养，致力于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探究能力、动手能力等，并将之运用于实际生活、工作实践中，以便为日后社会生产生活提供帮助。
一、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概念及特点分析
所谓理实一体化教学，即将物理理论知识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相结合，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物理理论知识学习同实践操作的有机结合。该教学方法以建构主义理论思想为基础，即学习并非只是教师简单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学生通过建构知识体系实现的；学生并非单纯地被动汲取知识，而是主动完成学习过程。由此可见，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并非只是物理理论知识教学同实习在形式上的简易组合，而是从学生掌握技能的规律入手，从内容方面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将技能培训作为重心，结合构建理论知识体系，通过教师理论教学及实习引导，确保这两方面同步进行，真正实现“学中做”，“做中学”。通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以及实践对理论知识的巩固，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同时能够更牢固地掌握实践技能。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理论课程时应遵循必需性与实用性的原则，在技能培训时应把握实践课程科学性、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特点。
二、理实一体化教学在物理教学中的运用
物理学科应用性极强，其最大特点即基于实验，为探究提供寻找规律及获取结论的途径。物理课程设置是学生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因此物理教学过程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为此，结合学生物理学习现状，教师应结合实践，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其操作能力，引导学生依据实际，抓住关键因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体现对实验的重视，也为学生提供了动手操作的机会。
1.理论实践相结合，科学制订教案
当前，中职物理教材多数是依据学科本位教学模式编写的，关注理论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难免出现同实际应用脱节的现象，实践内容相对较少。该编排方式虽便于学生全面掌握物理学科的知识体系，但难以很好地满足职业教育的要求。为此，教师必须以物理教学大纲为依据，同时不完全拘泥于大纲，全面考虑学生特点及教学目标要求，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系统研究教材，在制订教案时将理论知识体系讲解同实践操作及技能培训进行有机结合。教案不应单纯地堆砌理论知识，而应当突出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明确教学场地、设备及量具选择。对教学过程进行编排，特别对于重点内容，必须进行编排，充分考虑先操作还是先讲解。此外，还应涉及到安全事项及作业设计等。
2.理论实践相结合，开展教学活动
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的关键在于理论、实践的有效组合与穿行，教师合理把握教学尺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善于将理论知识讲解、操作技能培训、学习方法掌握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全面的教学系统。运用理实一体化方法，通过讲解、培训等形式，精心设计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自主探究、活动、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最终建构知识体系。如通过讲解“翻滚过山车”的原理讲解“圆周活动”，通过讲解“音乐喷泉”形象地讲解“共振”等。
3.理论实践相趣，善于引导学生
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敢于放手，使学生自觉参与教学活动中，体会学习的快乐与获取成功的艰辛，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解力的合成时，可设计实验――随机找两个学生用尽力气拉中间悬挂书包的绳子，看谁可以将绳子拉直。此时学生的兴趣被激发，纷纷自告奋勇，个个跃跃欲试，几轮尝试后发现原来绳子根本拉不直。此时学生将发现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顺势引入该课内容，便于提高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
三、结束语
总之，作为一种现代化教学模式，理实一体化教学对于中职学校物理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切实提高学生操作水平，仍需重视综合实习过程。就操作性较强的物理课程而言，理实一体化教学优势突出，而对于其他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能否采用该方式，仍需依据实际情况判断。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利益；刑罚一般预防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95-03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解读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国外相关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掀起了一股热潮。所谓刑事和解，根据学术界通说，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是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谅解、达成一致的私利合作方式来获得对加害人在定罪量刑上的轻缓化或去刑罚化的处理结果。这里的和解的主体为加害人与被害人两个私权利主体，不探讨国家公诉机关与被告人就被告人刑事责任以协商交易的形式达成刑事和解的公力合作模式。①
二、刑事和解的利益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不是经由理论建构而走入实践的，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刑事案件解决模式。②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现实的利益基础，对于被害人而言，通过加害人的认真悔过、赔礼道歉可以减轻其受犯罪侵害的心理伤痛，与此同时，加害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可以更现实地解决被害人的现实困境和需要。基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率低下的现状，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能更有效地实现；对于加害人而言，和解意味着刑事追诉的终止或刑罚的减轻，通过民事赔偿减免刑事上的责任，免受牢狱之灾的痛苦，对其有如重获新生；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而言，通过刑事和解结案可以分流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对社会而言，以平和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有助于化解矛盾，恢复犯罪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概言之，对于刑事诉讼参与各方，刑事和解制度均能产生现实可得利益，正如有学者所言之“利益三方共赢”[1]。
三、刑事和解中被忽视的刑罚一般预防
上述利益产生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案件的成功和解。也就是刑事和解在个案中完满实现了，在此基础上总结每个成功和解了的案件所带来共性的利益和好处。显然，刑事和解在这里带来的利益是针对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是个案层面上的利益价值。而从每个具体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产生的好处来衡量和论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制度本身的价值和好处，显然是从个案的角度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然而，个案利益是否必然等同于制度利益？多方利益共赢在个案层面上实现了是不是意味着从制度角度看，与该项制度有利害关系相关各方都能有所裨益？基于利益角度支持刑事和解的论者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个案利益并不等于制度利益，一项案件解决方式的个案价值也不必然代表其制度价值。目前，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持支持态度的观点和理论都在从个案的层面分析制度的合理性和好用性，而没有看到作为制度本身，刑事和解的推行和适用可能引发的重大问题，其引发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刑事和解的适用将会造成的刑罚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对整个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破坏，进而造成整个刑罚体系的解构，最终导致法治区别于人治最本质精神的衰退。
为什么要有刑罚，刑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自刑罚产生以来应该考虑的首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也是刑法学界最为核心的课题。①一般而言，刑罚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报应，二是预防。②报应目的论是刑罚目的最传统和基本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犯罪是恶行，恶行应有恶报，而刑罚是给人痛苦的手段，因而作为恶行（犯罪）的恶报。报应论是古老的正义观念，强调犯罪就应该被惩罚，以此就是对正义的实现。“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论的经典表达。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老的报应刑理论逐渐显示出弊端而不为人们接受，以预防为目的的新的刑罚目的观开始产生并占据主流地位。刑罚的预防作用是指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刑罚的意义在于防止未来犯罪的发生而惩罚犯罪。正如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人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42刑罚的预防作用包括对被实施刑法的人再犯罪的预防和对其余未犯罪的人的预防。前者是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后者是一般预防目的。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相比，一般预防是刑罚预防中的关键和重心。一般预防的对象是被科处刑罚的人以外的人。对除犯罪人之外的人，刑罚一般作用体现为威吓，即通过刑罚的威慑作用，预防尚未犯罪的一般人实施犯罪。其逻辑根据如下：由于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动物，之所以人会犯罪，要么为追求犯罪带来的利益，要么为减轻不犯罪带来的痛苦，而刑罚会给人带来痛苦和损失，这样就可以使意欲犯罪的人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而放弃犯罪意念。
四、刑罚的确定性是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关键
刑罚威吓作用的有效性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刑罚与犯罪之间联系的必然性，即刑罚的确定性。贝卡利亚就认为刑罚的确定性对于一般预防的实现意义甚至大于其严酷性。“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法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其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50-60边沁则断言“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是由刑罚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3]59费尔巴哈认为“刑罚通常意味着痛苦”，它可以通过“心理强制”而使意欲犯罪的人自我抑制违法的精神动向，使之“不发展为犯罪行为”，这就要求市民确信“痛苦与犯罪不可分”，即确信一定的违法行为必然招致一定的刑事制裁，即刑罚要确定且必然到来[4]。刑罚的确定性主要从刑罚与犯罪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角度来预防犯罪的：由于人都存在侥幸心理，而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侥幸心理又是犯罪人实施犯罪前最常见的心理倾向。因为有犯罪不受惩罚可能性的存在，不论概率多大或多小，处于侥幸心理的作用，欲实施犯罪的人都会“铤而走险”地认为他会成为逃避惩罚的“幸运儿”。因而要排除这种侥幸心理，在刑罚和犯罪之间确立必然的、确定的、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因果联系就至关重要，只有使犯罪不受惩罚的可能性为零（当然，由于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犯罪大量存在，但是至少在立法层面上要如此）彻底打消潜在犯罪人的侥幸念头，才能使刑罚的一般预防能够有效地发挥，刑罚以一般威吓将犯罪“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才能够实现。
五、被害人选择和解主观上的随意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理论界研讨和实务界实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基本是刑事和解的私力合作模式，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或在公检法机关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和调解下形成的合作与谅解[5]。与西方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代表国家公权力与被告人的私权利的交涉、让步和协商不同，“私力和解”其实主要体现的是民事领域中私权利主体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权。根据私法精神，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就是权利人可以自由而为行为。区别于行政法权力不可处分要求，在民事领域中，权利人对待自己享有的权利没有被苛以必须行使的义务。权利人可以选择行使权利，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这种选择是无因的，即权利人做出的选择可以基于任何理由。只要没有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私权利主体做出选择不受任何外力的规制，完全凭借个人的意愿。刑事和解制度等同于将民事权利处分制度引入刑事犯罪制裁领域，强调被害人对其因犯罪而受到的权利侵害可通过谅解的方式以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即将对加害人的刑罚权以民事权利的形式变相转移给被害人，对加害人是否刑事追究以及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被害人在民事层面的谅解和权利处分，即在可以和解的案件范围内，被害人对是否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有自由的处分权。尽管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提出的放弃行使权利的意愿还需要公检法机关的审查判断，但上述公安司法机关的审查判断只是对“权利处分”的真实性、公平性起到保障和监督的作用，实质上对犯罪是否停止追究或减免刑罚的决定权仍在被害人手中。因而，刑事和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刑事案件民事化，犯罪行为侵权化的倾向。
由于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是否对加害人谅解其意志的绝对自由性，因而其同意和解还是不同意和解中的可影响因素十分宽泛且不具有确定性。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划分：一是被害人本身，二是其他影响和解实现与否的因素。就被害人本身方面，由于人在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生活经验以及性格特质本身等方面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做出的反应千差万别。被害人同样是社会人的范畴，只是由于其与犯罪行为的关联使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上有了特殊地位，被害人也有一般社会人的个性和差异。不同的被害人对犯罪的理解，对加害人的态度，对侵害的仇恨或容忍程度都因其本身生理、心理、人格、性格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仅从被害人个体差异角度讲，即使面对同一犯罪行为，受到同等侵害，遭遇同样损失，不同的被害人的反应都会大相径庭。
六、影响被害人选择和解的客观因素的不确定性
不仅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在主观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影响被害人谅解与否的客观因素也十分复杂繁多，实践中对被害人的意志选择一般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关于经济赔偿。多数情况下，被害人的谅解与否都取决于加害人是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在和解协议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经济赔偿的数额和标准方面[6]。由于刑事犯罪中，加害人是不特定的，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加害人根本没有确定性可言，而加害人的经济能力以及由此直接影响的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能力更是无法预估，这都加大了刑事和解的不确定性。而从潜在的加害人角度分析，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或是经济能力相对较强的人似乎可能因经济赔偿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加大了犯罪不受刑事处罚的盖然性，从而变向纵容和刺激了犯罪的发生。
第二，关于办案机关在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刑事案件中主要参与的三方主体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从刑事和解中所获现实利益都可以说是相对的，所谓“三方共赢”中，被害人得到了物质赔偿和加害人真心悔罪的精神补救，能否完全弥补其受犯罪侵害所遭受的痛苦与损失是有待思考的，而加害人即使得到了谅解而免受或减轻刑罚，其必然付出了物质赔付及行为约束等形式的代价，对于减轻刑罚的加害人来说，刑罚的消除更不是绝对的。刑事和解中，真正绝对的纯粹利益既得者是公安司法机关。根据陈瑞华教授在其相关文章中的分析[5]，公安司法机关是现实的受益者，案件和解可以节约司法资源，节省办案成本，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缩短办案时间。而且，对于有些进退两难的疑难案件，刑事和解给办案机关提供了一条两全的问题出路。例如，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孟广虎案件[7]，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但是在证据上仍有瑕疵，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的定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检法两家容易产生严重分歧。法院既难以根据瑕疵证据定罪，又难有魄力“疑罪从无”宣告无罪，造成两难的尴尬。而通过加害人主动认罪并赔偿损失，同时被害人谅解的平和方式，司法定罪不仅可以顺利实现，解决了“问题案件”的内在隐患，同时也化解了积怨，减少了矛盾，避免越级申诉、上访等不安定因素，保障了司法的安定和秩序。因而，可以说，公检法机关是刑事和解最大的利益既得者，这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自发适用发展，而非通常的由理论、立法到司法这一规律制度运作的原因。如果将办案机关视为一个理性主体，那么他应该也是一个经济人。即它也会以最求最大利益为目标，至少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刑事和解给办案机关带来的上述利益无疑会成为办案机关追求的对象。在追求刑事和解利益的过程中，由于理性主体的逐利本性，难免会积极促成和解的实现。办案机关能动的促成和解的过程中，是否会以公权力身份施加影响，迫使双方作出让步，或是违背当事人意志而“强制”和解，这些情形的可能性都难以避免。
第三，关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本来关系。刑事和解中可考量的不确定因素还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陌生人之间的犯罪，熟人犯罪中可操作性因素更多。因而刑事和解的过程事实上更像一个博弈的过程，理论上讲是双方互谅互让，体恤对方，达成一致，而操作层面，更像是基于双方各种因素的对比和较量的博弈过程。这其中，当事人双方的社会关系、经济背景、知识基础无疑都是和解能否达成或怎样达成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具体在不同案件情况下的不特定因素，在制度层面，或者从事前预见角度，都是不确定和不可知的。
七、刑事和解中刑罚的不确定性对制度利益的损害
追溯国家追诉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就会发现，在个人追诉阶段，刑事案件同民事案件一样由私人告诉，法官居中裁判，国家不充当刑事案件的原告人角色。这种情况下，犯罪能否得到惩罚，犯罪人能否受到追究，都取决于被害人是否可以抓获犯罪人，并有能力提出充分的证据说服法官对其做出有利判决。由于法官是被动消极的，案件裁判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个案件中原告人和被告人具体的力量对比和较量，因而即使是同一种犯罪，得出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两个具体的人的博弈中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是无法事前预知的。后来国家追诉主义取代个人追诉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关键和根本就是为了取消两个具体人博弈的不确定性，上升到公权力追究同一口径下的两个抽象的人的博弈。抽象的人是摒除了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色彩和背景的人，是仅仅充当一定法律角色的人。无论被告人和被害人有何种社会地位，在刑事追究中，均只是实施犯罪的人和受犯罪侵害的人。国家替代受犯罪侵害的人追究实施犯罪的人，仅根据事实和法律，同样犯罪行为的人受到同等追究，博弈考量的因素只是与犯罪有关的法定事实和情节。
之所以从个人追诉主义向国家追诉主义的演进是人类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就在于其使基于具体人、具体情形的个案层面上的刑罚是否实现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基于规则和国家控制的刑罚与犯罪之间的确定性的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从而保证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谅解与否作为决定刑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的决定因素，被害人的谅解正如前文所述，是私法领域不受刚性规制的自由意志的范畴，具有超出规制范围的可操作性，因而建立于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谅解基础之上的刑罚，正有如地基建立于浮动的沼泽之上的建筑，其刑罚一般预防作用时刻有崩塌的危险。刑事和解恰恰成为了对个人追诉主义的复归。在此基础之上刑罚的确定性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式微，最终导致整个刑法体系的崩溃，而刑事领域作为法治中最为刚性的部分的弹性化，将导致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本质精髓的衰退。因而，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有个案利益与价值的“好用”制度，并不等于其制度层面经得住合理性考验，正如刑讯逼供的个案利益并不能作为对其承认和适用的理由一样，仅仅根据其个案价值，刑事和解也不能上升为制度上经得住正当性考验的合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
[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英]吉米・边沁.立法原理――刑法典原理[M].孙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4]张卫平,邱兴隆.费尔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J].外国法学研究,1986,(1).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2006,(5).
[6]宋高初.当代中国刑事纠纷处理过程中的“破财免灾”现象评析[J].法学评论,2010,(4).
关键词：知识管理；研究重心；转移；全球化；数据挖掘
1 引言
知识管理的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斯威比（sveiby）博士将知识资本分为：雇员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三部分[1]，而企业知识管理的目标就是有效地管理企业这三类“结构”的开发和利用，为企业创造最大效益。知识是企业的资源，但任何知识只有当它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2]。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支持组织成功运营的重要力量源泉，很多企业已经实施或着手实施知识管理项目，但很多知识管理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gartner公司分析了十大原因，但本文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支持企业和组织的全球化运作，大量知识管理的研究仍集中在80年代提出的一些理念上，如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等，没有根据时代环境的迅速变化对研究重心及时做出调整。
全球化现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3]，从经济角度看，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从资源配置、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成了多层次与多形式的交织与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4]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管理信息系统成为企业管理的必备工具，已积累了大量数据。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开放运动及oa 等组织及运动的促进，信息的获取广度、深度、及时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网民数量的剧增，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分享的活动空间。良好的交互性使网络正在成为知识传播、民意表达和商业资讯展示的重要场所。
与知识管理研究初期相比，经济环境、信息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也必然带来知识管理研究重心的变化。分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资源的特征，从全球化角度审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及挑战，将对我国知识管理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企业寻求提高全球化信息利用率的方法和技术，扩大企业的全球化视野，从而提高组织的全球化竞争能力，并促进知识创新。
2 知识管理研究重心的现状分析
为分析目前知识管理的研究重心，我们首先对
3 全球化对知识管理的机遇与挑战
3.1 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以知识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重点，以跨国公司为载体[19] ，其突出的特点可归纳为[19] [20] [21] [22]：
1）高度的流动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等在全球涌动、流通和融合。知识、信息、智力资源等无形的“软”资源的价值越来越大，资源共享日益迫切。
2）高度的开放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日益广泛，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
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获得（以人的隐性知识分享使之显性化为主），二是从数据或信息资料中通过挖掘获取（从数据中获取隐含的知识并显性化）。在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和公开数据库中的大量信息中隐含着一类介于隐性和显性之间的特殊知识，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工具使之显性化就可以成为显性知识。数据挖掘是一种数学模型、人机系统和管理科学相结合的新的信息技术方法。这种方法利用关联规则、分类、聚类、预测、相随模式和时间序列等手段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32]，这些新的知识可以用来制定有效的商业战略去吸引新的顾客和维持已有的顾客、开发适销的产品等。近年来，数据挖掘在生物、金融、保险、零售等行业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成为信息时代决策支持的关键技术之一[33]，适合对全球化的海量信息进行挖掘分析。
随着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显性知识的综合集成与信息的挖掘利用成为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bbs、博客为个体隐性知识的自愿显性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博客已经引起知识管理学者的注意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管理工具[18]，2002年以来，博客在
[注 释]
①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成立于1966年，是国际科学联合会建立的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委员会，其宗旨是提高科技数据的质量，推动对科技数据的编辑、评价和传播，)。
②oa（open access，即开放存取,是近年来学术信息共享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机制.这一新的模式,使科学知识的传播更加趋于人性化、便利化，缩小了贫富之间人为的差距，实现人类信息资源共享的美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