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6: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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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带热硫化焊接的基本工艺是在两条橡胶止水带搭接处放入止水带焊接专用生胶片，控制温度、时间，用硫化焊接机进行焊接，焊接机对止水带搭接接头进行加热加压，使位于两个止水带接头之间的生胶片熔化，生胶片与橡胶止水带接头处的硫化胶材料相似，亲和作用力大，生胶片里的硫化剂扩散至接触界面，与硫化胶内剩余的双键发生交联反应，形成共硫化体系，使接头处连为一体。再通过足够的挤压力，实现两条止水带之间的紧密粘接，从而达到止水带热硫化焊接防水的要求。
二、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工艺流程
止水带端头切割整齐并打磨平整，上下对正在止水带接缝位置放置止水带专用生胶片（宽10cm，长35cm）用手将接缝处生胶片压实密贴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将止水带平铺在焊机底板上，位置对正夹紧模具，用手轮进行锁紧接通热硫化焊机，温度调整至145℃将加热时间调整为10分钟，冷却时间调整为8分钟至指示灯亮起关闭电源对止水带焊接质量进行检查，合格后进行止水带安装。四、焊接工艺操作要点
1准备阶段
在进行止水带焊接工作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工作场地应清除现场易燃易爆物品、强热源、油类或强烈氧化作用溶剂等，保持场地整洁。准备好磨光机及焊接设备，本标段采用的焊接设备为温州泳恒科技公司生产的YH-8030型号止水带焊接机。首先将水箱内所有配件取出，把水泵放好，并向水箱注水，注水后水箱水位应高于水泵，低于出水口。然后将热硫化焊机进行线路连接，热硫化焊机采用三相四线交流电源，电源线与温控箱电源接头连接，将控制电箱与焊接模具进行连接，再将焊接模具打开，上下两面均匀涂刷机油，防止机具在高温条件下与止水带粘结。将两条止水带接头切割整齐，用磨光机将需要焊接的两个接头上的胶梗及污渍全部打磨，使止水带粘合面平整且无污渍。纵向打磨长度为10~15cm。
2热熔阶段
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时间短、效率高，全程自动化，非常方便。事先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预热的温度没有固定的标准，可根据现场气温的高低以及施工条件来定，一般的情况下预热不超过20分钟。先将一条止水带接头放入热熔模具中，使其打磨面朝上水平放置，取出专用生胶片（生胶片是随焊机一起购买配置），生胶片长约35cm，宽10cm，将其粘在止水带上，然后将另一条止水带打磨面朝下放置，位置对正，与第一条止水带搭接长度不小于10cm，用手将止水带与生胶片压实密贴，夹紧模具，并用手轮锁紧。将水泵电源接通，在热硫化焊机温度控制箱的温度调节器上将热硫化焊机加热温度调为145℃，将加热时间调整到10分钟左右，将冷却固化时间调整到8分钟左右，按下电源开关，再按下启动开关，焊接机开始工作，直至指示灯亮起，焊接完成，拆除加固装置检查接缝处质量。
3质量控制要点
由于橡胶止水带在隧道施工缝中具有重要作用，应严格控制其焊接接头质量。焊接质量的控制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注意：
（1）作业工人必须熟悉操作流程，工具准备到位。橡胶止水带接头热硫化焊接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操作；
（2）清除焊接场地周围存在的易燃易爆物品、强氧化剂、油类等物品，防止橡胶止水带受到氧化侵蚀和污染。热熔焊接不宜在低温环境施工，适宜温度在5℃~30℃范围内；
（3）止水带连接前需对连接位置的两端止水带进行打磨处理，使其表面清洁，宽度不小于10cm。焊接前，止水带摆放时止水带肋纹应与底板对应凹槽对齐，焊接时需控制好焊接温度，防止温度过高造成止水带起泡；
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
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汉画像石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在徐州博物馆的设计中，虽然其布局和空间上体现了西方古典精神。但是，主入口两侧的巨型阙式构图抽象于汉代双阙，并在上部刻以汉代典型的“十字穿环纹”，形成立面上的肌理变化。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贯穿了这一母题，十字穿环纹还经提炼、抽象设计了外窗防盗铜花饰、灯柱及室外广场铸铁围栏花饰等。入口两侧大片石墙下部的装饰浮雕无论从题材到雕刻手法也都借鉴汉画像石艺术起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也传达了徐州的文化特色。
徐州汉文化景区三期是结合光影利用现代施工工艺打造一个具有现代意蕴的建筑空间。在建筑顶部的处理上，巧妙的运用了汉画像石的装饰纹样，人们在参观空间的同时，与光影进行了沟通交流，强化了空间的意境与气氛，使整个空间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
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对环境艺术是这样定义的：“环境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己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景观设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现代景观设计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讲究历史文脉的延续，因此在设计上更应富有通俗性、趣味性和层次感。
1.汉画像石长廊
徐州汉文化景区中楚王陵狮子潭东岸的汉画像石长廊，依地形变化而变化，两端连接了水下兵马俑和交流中心。该长廊一侧为临水开敞空间，另一侧为墙面展示空间，主要陈列展示了“汉代三绝”之一的汉代画像石。游客可以在长廊内欣赏展品，也可以到长廊外欣赏湖景，也可将长廊视为去下一展馆的通道，增强了文物陈列的整体性，也增进了游客对汉文化的了解。此长廊既满足游客驻足观景的需要，又起到文化交流的功能，使其艺术性凝铸在历史时空中。如此设计既增加了观赏性，又提高了空间的综合使用性能，同时又解除了游客徒步的疲劳。
2.汉文化交流中心
汉文化交流中心是楚王陵景区中一座借鉴汉代建筑神韵，建在水塘上的干栏式建筑，里面有开阔的厅堂，上层建有观景平台，周边的展厅倒映在水池中，营造出静谧、含蓄的文化氛围。汉文化交流中心院落中铺满静静的浅水池，池中静卧着汉画像石文物的复制品，供游人漫步细品。其设计手法的现代的，传达的精神是传统的，与徐州的地域特色与传统文化相协调，达到了景观与艺术的有机统一，烘托出周围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简洁、明快的装饰风格。将传统设计元素体现在现代设计中有较强的文化性，也应更时尚，更富有人文色彩和生活气息。在墙面的处理上，河南仲景会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元素相结合，运用中国传统的卷叶纹和汉代画像石纹饰和颇具古意的中草药方为墙面装饰，展示企业文化，弘扬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中医药文化。曲阜阙里宾舍在酒店服务台的立面采用代表吉祥幸福的羊纹和辟邪祈福的辅首衔环，在墙面上采用马赛克以及金银丝镶嵌天彩等多种现代工艺。
在室内装饰壁画的处理上，阙里宾舍的《孔子圣迹图》由左、中、右三面墙壁组成，刻画了孔子的一生，借鉴了济宁嘉祥的武氏祠画像，都是相互衔接的一个画面整体。左右两块壁画把画面分成两层，采用仿汉线刻，上层描绘的是车马，中间和下层是以描绘孔子的生平为主要内容，且每个故事旁边有题榜。用题榜刻画人物典故名称，并作画面的空间隔断，
在陈设艺术中的应用
作为室内设计的点睛之笔，陈设在室内环境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所谓“细微处显真情”。设计做得到不到位，考虑是否全面周到，直接关系到主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因此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陈设艺术，小到一个靠垫、花瓶、壁饰、到大到家具的设计、器物的摆放无一处可以不纳入设计之中。现在陈设不仅要具备实用功能，将一些设计元素和艺术符号加以提炼，产生一个具有感召力的物化空间，重视空间“意境”的塑造，丰富人们对空间的审美需求。汉画像石艺术内容丰富，其中许多传统造型包含了吉祥如意、幸福安详的主题，可叙事可单独使用。利用画像石做成的拓片，在玩味观赏的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空间的气质及主人的个性。
在各种风格、潮流充斥的今天，汉画像石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为现代艺术设计增加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汉画像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和有地方特色的设计面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艺术学院）
【关键词】丝绸之路 理想信念 辐射力 执着精神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早在公元前2世纪，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这条商品交汇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展现了人类跨越阻隔、探索未知领域的胆识和毅力，在推动东西方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人类文明多样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起成就了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穆天子传》等文献记载可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便与西域地区有了经济文化交流。从俄国阿勒泰省巴泽雷克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墓葬中所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刺绣、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品也可说明中国古代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已流通于此地，并经此地西传至西亚、欧洲各地。刘迎胜先生依据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刺绣的技法、图案风格推断，春秋战国时代，西北诸部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这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提供了良好条件。
丝绸之路之名，初见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先生于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一书，原德文写作“Seiden Strassen”，而英文译为“Silk Road”，指称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127年中国与西土耳其斯坦、西北印度取得联系，进行丝绸等贸易的中亚交通道路。不过，丝绸之路的真正开辟乃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人的袭扰，欲联络被匈奴人逐出河西（今甘肃省）而迁徙至妫水（今西亚的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共击匈奴而“募能使者”，汉中郎官张骞便应募出使西域。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并非一帆风顺，可谓是曲折险阻，九死一生，历“十三岁”之久才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得归都城长安。为表彰张骞的功绩，武帝特授其太中大夫。此次出使，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政治目的，却获得相当多的有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一带）、康居（哈萨克斯坦乌尔河下游一带）等西域诸国“多奇物”、“颇与中国同俗”、“贵汉财物”等地理风俗信息，为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起到关键作用。此次对西域诸国的深入认知，激起了汉武帝欲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极大兴趣，故此次出使意义非同凡响，为成就汉武帝决意开辟西域交通，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派遣霍去病率军由陇西（今甘肃临洮）向河西走廊方向出击，欲斩断匈奴右翼，结果大获全胜。元狩四年（前119年），随着匈奴势力不断被削弱，为达到“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目的，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劝说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与西汉王朝一起共抗匈奴。汉武帝在急欲认知西域诸国的刺激下，授张骞为中郎将，令偕持节副使多人，携牛羊万头与数千万金帛，向西域进发。从此次出使的结果看，尽管说服乌孙东归河西、共讨匈奴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却促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一带）、身毒（今印度的印度河流域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等西域诸国相继归附西汉王朝的效果，致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为了保证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于河西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四大军事重镇）控制河西交通，横贯欧亚非大陆、沟通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由此_辟。
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辟的初衷，虽是出于联络西域诸国、夹击匈奴的政治愿景，但无意间却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交通，促进了横贯欧亚非大陆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汉书》曰：“益发使抵安息、奄蔡（哈萨克斯坦的咸海与里海之间一带）、屿y（即大秦国，罗马帝国）、条支（今伊拉克东南一带）、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可以想见，西汉派往西域诸国的使臣，以及西域诸国遣使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于丝绸之路上的壮观景象。
这些“相望于道”的使者，以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为媒介交流往来，既顺应了当时丝路上的诸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契合了汉武帝与西域诸国加强联系的愿望，故《汉书》曰：“自敦煌（今甘肃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渠犁（今新疆渠犁县西）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对于西汉王朝而言，自张骞开通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后，西汉王廷相当重视，竭力经营，“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物利害”，请求出使西域，以至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西诸外国，求奇物”，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由此观之，缘于政治因素考量而与西域诸国的交通，却无意间开辟出倍受世人赞誉、瞩目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极大地成就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足见汉代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已全然超出汉武帝的政治预期，因此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时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功绩称之为“凿空西域”，这彰显出张骞“凿空”之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认知西方世界的窗口
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开辟，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时展的必然。无论如何，汉代丝绸之路所呈现出的政治张力与经济文化辐射力，以及它的兴衰嬗变、经验教训，都在述说着一个名垂青史的千古佳话，故此，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嬗变，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
坚持不懈的理想信念追求是汉代丝绸之路成功开辟的主导因素。张骞出使西域可谓是磨难丛生，意想不到的困局，接踵而至，一出陇西便被匈奴人“得之”，受困匈奴“十余岁”，令其娶妻生子，安于游牧生活，但张骞初志不移，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不辱西汉王朝使命，始终“持汉节不失”，等待继续西行的时机。经十有余年的慢长等待，终于天降机缘，趁匈奴看管松驰之缝隙，迅速脱离匈奴人的羁伴，由大宛、康居而至大月氏。由于大月氏所居之地，土壤肥沃，户口繁衍，对与西汉王朝结盟共击匈奴的愿望并不强烈，致使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而不得不还归汉廷。事有不测风云，本欲避开匈奴，绕途经由羌地，却“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趁匈奴汗亡国乱之机，终得归长安。张骞此次出使的政治目的虽化为泡影，却意外地激发出汉武帝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浓厚兴趣，“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于是，在匈奴势力不断削弱的态势下，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诸国，成功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交通网初显规模。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正是汉武帝、张骞等君臣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信念追求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超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因素。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势力坐大，控弦北疆，并联合降匈奴的韩王信引兵南下至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将兵往击之”，却为历史留下“白登之围”的汉匈故事。鉴于汉初的政治、经济实力，西汉王朝不得不“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以和亲，以减轻匈奴人的压力与袭扰。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时，已“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于是，武帝不再姑息迁就匈奴人的袭扰，自元光二年（前133年）始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间，先后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与匈奴展开三次大规模战役，导致匈奴“幕南无王庭”，还彻底打通了西汉王朝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列亭障至玉门矣”。西汉王朝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凿空西域”后，汉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奇物流通顺畅，互利贸易发达。自此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可见，凭藉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货物域外之产，交通八方，互通有无，殊方异珍，尽为西汉王廷所拥有，而西汉王朝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诸国。
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外部因素。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后，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始终掌控在西汉王朝的手中，呈现出怀柔远人，羁縻不绝，四海贡献，八方朝觐的盛世景象。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后，乌孙使者“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派遣使者“献马”，朝贡于汉。大宛国思汉威，“遣子入侍，质于汉”，汉武帝也遣使“赂赐镇抚之”，还令西汉王朝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安息国闻西汉王朝使者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安息使者“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而且还带动了大宛以西的欢潜、大益，大宛以东的苏薤（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捍A、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在西汉王朝强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感召下，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国，“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接受西汉王朝的管理。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打开了通往西域诸国交通的窗口，遣使奉献，络绎于路，故东汉史家班固评论曰：“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虽然建武指代的r间乃为东汉建国初，但也足见西汉王朝的“威德”之影响已有益于后世千代。
和时兴与战时衰是汉代丝绸之路兴衰嬗变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汉武帝时期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昭宣时期的经营，商旅、使者穿行其间，处处响起驼铃声，繁荣兴盛，欣欣然，前古未有。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时，命郑吉经营西域，镇抚西域诸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贾使往来，畅通无阻，绵延不息。可是，汉末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遂使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一时中断。东汉初，政治、经济实力增强后，班超奉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汉武帝所开辟的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又勃然而兴，再次呈现出繁忙景象。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衰与西域的“和战”紧密相连，如影随形。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打开西汉王朝认知外部世界窗口的必由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王朝始对西域诸国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提升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的信心。自此之后，西汉王朝使臣与西域诸国使者相踵于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如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Y宾同。”“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大夏国，“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东汉史家班固皆能对西域诸国的地理、山川、风俗、人物等均能作翔实的描述，确实得益于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流往来。可以说，横贯欧亚非大陆的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成为西汉王朝认知西方世界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与途径。
深入挖掘存续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的思想内涵，正如陈尚胜先生所云，实际上就是东西方之间、中国与海外诸民族之间传统政治、经济及其文化交往的雅称，起源于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古人之间的相互吸引，起源于古人对遥远地区文明的好奇与向往。当然，也是古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险之旅”与“互通之旅”。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关键词：汉代民间舞蹈；汉代宫廷乐舞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1-01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由周王朝建立的区分等级的礼乐制度，把社会各阶层分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由宗教祭祀乐舞、宫廷乐舞所构成的属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又称俗乐文化，俗乐在汉代摆脱周王朝制定的先王礼乐而形成的文化偏见，在汉王朝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自汉王朝以后，不管是上层文化的雅乐还是下层文化的俗乐，在中国舞蹈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俗乐自汉王朝以后的发展更为卓越。汉王朝的乐舞，正是在这种雅俗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发展成为汉代独具特色的艺术。
一、汉代乐府机构
（一）乐府的建立
汉代是继秦王朝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公元前221年，西汉建立，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一系列措施，社会生活秩序完善，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日益增多。西汉初期统治者设立的乐舞机构主要分为奉常的太乐、少府的乐府。奉常的太乐主管汉王朝宗教祭祀的雅乐；少府的乐府主要收集民间乐舞，经过重新的编排、整理形成供统治阶级欣赏娱乐的乐舞。
（二）乐府的兴盛
汉代被历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在此期间先后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帝王统治。汉代乐府的建立是在汉高祖时设立的，当时，战时刚息、百费待兴，统治者把稳定封建经济秩序、发展社会生产为重心，对乐舞的发展不是很关注，只是在重要的典礼中使用乐舞。随着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裕、国家的强大，乐舞活动普遍兴盛，乐府机构逐渐扩大。在武帝时期，在乐府的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其一，扩建乐府编制：汉初时，统治者主要加强封建统治建设，对乐舞的发展关注极少，只有在重大典礼中运用乐舞，到武帝时，乐府设立在长安西郊专供帝王游乐的上林苑里。其二，增加乐工：汉初乐府的编制，只设令、丞各一人。武帝时期，乐府的编制已定为“乐府三丞”，同时曾加乐工。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生活日益富裕，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更大，乐府的职责逐渐扩大。
二、乐府的活动内容
1.主要采集、汇集民间标志性音乐、诗歌，创造、改编音乐、诗歌，创造具有欣赏价值极高的乐舞，组织乐妓进行表演。乐府在收集民间音乐、诗歌时，把各地的民间乐歌汇集到乐府后，由乐府的夜诵员在夜晚朗诵这些民间诗歌。
乐府在收集各地民间乐歌时，范围之广。从乐府收集民歌的范围看，民歌的收集范围大概东到黄河，西至西域，南至长江以南，北至匈奴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
2.用乐府俗乐配祭郊祀以致宗庙的礼仪。汉王朝的雅乐体系是继承周王朝的先王之乐即《六舞》，用其作为汉代的宗教祭祀乐舞。周代的《六舞》是先代流传下来的古乐舞，上古乐舞由于战事离乱、时代久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随着汉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宗教祭祀乐舞不能适应当时政治需要，当时统治者极重视宗教祭祀的雅乐，宗教祭祀已成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统治者改编、扩大乐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雅乐的俗乐化。
3.促进中外乐舞交流。汉王朝地处中原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实力强大，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融洽。汉王朝统治期间，周边少数民族传入优秀的百戏作品到中原地区，乐府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乐舞精化，进行吸收、改编，融入到中原乐舞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乐舞的发展和提高。周边少数民族舞者学习中原优秀乐舞，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推广，促进周边少数民族了解汉代中原传统文化。乐府在中外乐舞交流中，促进了汉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汉代中原地区是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是周边少数民族与汉代中原乐舞交流中心，是汉代整体乐舞迅速发展的集中地，也是汉代民间乐舞优秀作品的集中地，这些促使汉代中原民间舞蹈的繁荣发展，乐府对中原民间舞蹈的加工、整理，使汉代的宫廷乐舞高度发展。
汉代乐舞热潮现象是由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以及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探析其现象及原因，可以给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同时汉代乐舞是秦汉以来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想象力和巨大创造力。它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而广泛的社会交流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创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是5～18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交流荟萃之地。石窟开凿在秦岭山脉西段北麓状若麦积的红砂岩崖面上,现存洞窟211个、各类造像7800余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尤以石胎泥塑最为传神精美,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在规模上仅次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所保存的佛教题材的雕塑、壁画以北朝最为齐备,以盛唐最为绚烂,反映了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的完美结合。洞窟形制主要有方形“人”字坡顶、四面坡顶、平顶、穹隆顶、方楣平顶及方形四角攒尖佛帐式龛、圆形小浅龛等,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洞窟内部及外部大多为仿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
水帘洞石窟位于天水市武山县鲁班峡中,拉梢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拉梢寺最为著名的是大佛崖北周巨型摩崖造像,总高42.5米、宽43米,浮雕一佛二菩萨巨像,为小乘佛教题材。佛结跏趺坐,禅定印,着圆领通肩袈裟,佛座由莲花、卧狮、卧鹿、立象相间共七层浮雕组成。胁侍菩萨立于佛两侧,戴三瓣莲式宝冠。这种形式明显受到了中亚艺术形式的影响,是北周与西域、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和繁荣的景象。在拉梢寺大佛崖佛座正中龛内,有一佛二菩萨像,为宋代重修,形象端庄秀丽,朴实自然,富有艺术感染力,其中左侧菩萨像温婉秀丽,楚楚动人,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宋代塑像中的优秀代表。
炳灵寺石窟―下寺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境内丝绸之路黄河古渡口之滨的小积石山沟崖中,濒临刘家峡水库,是甘肃中部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群。始凿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420)以前,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诸代,不断有新窟营造或重修、重绘,西秦、北魏、唐代和明代是炳灵寺历史上佛教最为兴盛的四个阶段。现存窟龛主要集中在下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附近的佛爷台、洞沟、上寺等处也有零星窟龛分布。炳灵寺石窟以石刻造像闻名,现存窟龛216个,彩塑和石雕造像776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在169窟北壁保存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造窟题记。元、明之际,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时人利用原有洞窟进行了大量的重修、重绘,从而形成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共存的局面。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今敦煌市境内,为汉武帝时设置,因输入和田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遗址包括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与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两部分。玉门关为汉代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治所遗迹,河仓城是边防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玉门关北依天山余脉,南邻阿尔金山麓,疏勒河自东向西流经关北,沿河两岸水草丰足,为天然通道。汉晋时期,玉门关在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玉门关道上留下过许多名臣武将的足迹,如西汉赵破奴率骑破车师,李广利两度伐大宛,东汉窦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俱经玉门关出师。在玉门关道上,有西域各国使臣和商队人马络绎不绝,也有高僧学者相望于道,充当文化传播的使者。玉门关也是一个永久的诗家话题,许多诗人对它做过精彩的描述,写下千古名句绝唱,使玉门关声誉远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关隘。通过历次考古发掘,玉门关境内出土了大批量汉简,涉及内容广泛,其发现使后人在观览汉晋疏勒河流域边塞风貌的同时,充分领略到前人经营西北边郡的艰苦情形。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位于酒泉市瓜州县境内,是古丝绸之路咽喉道上的一座古城址,始建于汉代,唐代为河西重镇――瓜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历十一年(776)陷于吐蕃。宋景三年(1036),西夏占领此地,仍名瓜州,得以振兴。元灭西夏,州废;明代更名苦峪城,曾缮治其城,供流寓之哈密驻军居之,明末城废。锁阳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西夏古城之一,在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锁阳城遗址汇集了古城址、古寺院、古墓群、古渠道、古垦区等多种遗迹,集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国内少有,尤其是保存基本完整的大量灌溉系统,显示了这一地区古代灌溉农业的发达及其以后沙漠化的进程。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位于张掖市高台县,地处古代甘、肃二州之间,地当丝绸之路要隘。始建于东汉晚期,为酒泉郡表是县,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河西建康郡治,北凉政权即发祥于此。唐代在此设建康军,巩卫丝绸之路,名将张守曾任军使。据《唐六典》载:“其时建康郡有田一十五屯。安史之乱后,代宗大历元年(766),甘州、肃州并陷吐蕃,建康军随而陷,废。”汉至唐是骆驼城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其后逐渐衰落。现保存有以古城为中心,周围墓葬群、古窑址、农耕区、防护工程等环绕的分布格局。骆驼城城址分南、北二城,城垣为黄土夯筑,基本保存完整。遗址东南1.5公里处,分布有占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汉至唐代大型墓群。遗址西南1.5公里处,在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约34座夯土台式封土墓葬,规模高大,形制独特,地方旧志中一度误称之为“点将台”。遗址北2公里处,分布有9座窑址,呈弧形排列,反映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兴盛。
果园―新城墓群
果园―新城墓群位于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之间,是一处面积约60平方公里、墓葬数千座、自魏晋至隋唐各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这些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世俗生活静态而且集中的保存和展示,通过这些墓葬,可以了解魏晋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状况及居民生活状况,故有“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百科全书”之称。该墓群已发掘的墓多为家族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墓室多有二室或三室,也有部分小型的单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器物和装饰墓葬的画像砖。画像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包括农桑、畜牧、酿造、狩猎、屯兵、出行、宴乐、驿传、六博和建筑装饰图案画等,均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农业生产活动、手工业活动,以描写墓主人的奢华生活等为主,与魏晋、隋唐时期河西繁荣富庶的史籍记载相一致。大量身着少数民族和外国服饰的人物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的历史场景。壁画用墨线勾勒,用石黄、红、赭石、浅绿等施彩,线条粗犷奔放,色彩明快,艺术价值较高,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成就的生动再现。
张掖大佛寺
大佛寺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区西南隅,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明、清两代屡有修葺,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的典型佛教寺院建筑。在东西中轴线上,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有山门、牌坊、钟楼、鼓楼、大佛殿、万寿殿、藏经阁、土塔等8座建筑。大佛殿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楼,抬梁式构架,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占地面积1370平方米,是甘肃境内现存的最大单体木构建筑。殿内彩绘泥塑像31身,四壁绘有内容为佛教故事的明代壁画。正中卧佛身长34.5米,高7.8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举哀群像,前两侧塑优婆夷、优婆塞,南北近壁塑十八罗汉,均身形高大,过于常者,基本保存了西夏彩塑风格。大佛殿后为藏经阁,内有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皇帝敕书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一部,及明正统初泥金书经600卷,弥足珍贵。藏经阁后为土塔,为砖土混筑的密宗覆钵式金刚宝座塔,主塔高33.37米,结构精巧,设计新奇,气势宏伟,为同类塔中所罕见。
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千佛洞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山北麓。金塔寺石窟、千佛洞始创于北凉,是马蹄寺石窟群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金塔寺分东、西两窟,皆属流行于北凉到北魏、西魏时期典型的中心塔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链中的重要一环,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窟内的大型彩塑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而降,素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美誉。
榆林窟
榆林窟又称万佛峡,位于酒泉市瓜州县西南70公里处,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始建时间不晚于唐初,现存洞窟43个,分布在东、西两个崖面上,东崖分上、下两层,分别开凿于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清代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了重修。榆林窟宗教活动自洞窟开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明代闭关停止佛事活动)。现存壁画面积5200多平方米,彩塑200余身,石窟寺前遗有塔、化纸楼等文物建筑21座。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西夏、元时期的壁画无论从内容、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独到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晚期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榆林窟艺术门类众多,诸如人物画、风景画、图案画和建筑画等,画技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唐、西夏、元代壁画艺术具有独到风格,体现出显教和密教结合、汉密和藏密艺术特点,山水画笔法具有中原画风的笔墨神韵,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也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榆林窟上层唐、宋时期洞窟多,前面有进深较长的甬道,且横开连通毗邻各窟的长穿道,建筑形制独特。榆林窟还曾出土过一尊稀世珍品――象牙佛,雕刻技法精美,艺术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微雕艺术精品。象牙佛来自古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交流的实物见证。
关键词：唐代；铜镜；葡萄纹；瑞兽葡萄镜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78-01
一、瑞兽葡萄镜及其纹饰的特点
“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另外，亦有少部分学者称之为“葡萄瑞兽镜”、“葡萄海兽镜”、“葡萄天马镜”、“葡萄鸾兽镜”、“瑞兽葡萄镜”。本文将引孔祥星先生所称“瑞兽葡萄镜”之名。
（一）葡萄纹
葡萄是西来的，但多子多福的思想是中国的。葡萄早在汉代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种在上林苑。而“葡萄”一词也是外来语的音译，《史记》、《汉书》中均称“葡萄”，《后汉书》中称“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一词。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唐朝，中原地区葡萄种值业和酿酒业得到大发展。《太平御览》卷844中记载，唐太宗“及颇高昌，收马如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食其味。”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内地用西域的方法酿造葡萄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葡萄早已在汉代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是在唐代，葡萄的种植才得以普及。而铜镜作为日常生活所用之物，所选用的花纹的初始意图定然会采用当时较为普遍流行之物，因此将其纹样铸于铜镜之上也就是当然的了。
（二）瑞兽纹
铜镜中瑞兽纹的发展经历了“禽兽--神兽--瑞兽（海兽）”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兽的形象是西来的，但是兽的意向是中国的。在汉代的铜镜中，大量的出现禽兽纹，此时的“兽”，大多受到以前青铜器纹饰的影响，饕餮纹、蟠螭纹数量庞大，也被引用到了铜镜的装饰中，这被视为是符号化了的兽的形象，是凶猛的禽兽。而随之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四大瑞兽的造型引入到铜镜纹饰中，兽的形象开始神秘化，成为“神兽”的代表。而到了隋唐时期，这些神秘的，符号化的神兽逐渐演变为代表祥瑞吉利，造型也不如先前那般凶恶，极富有人性化的“瑞兽”。而在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中之所以有“海兽”这一说法，是因为古时我国素有“海内”、“四海”的称谓，在缺乏知识的愚味时代，中国人将从遥远的地方引入的东西都冠以“海字”，以表示不是中国本土所产，比如：海棠、海石榴等等。瑞兽葡萄镜也被称为“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并非这种兽就一定是海上的物种，或者就是海马，只是表明这种造型奇特的“兽”不是本土所产的物种。那么究竟这种兽是哪种动物的原型，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狮子，也有说是狐狸、马，还有说是鹿、虎，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认可的，因为“瑞兽”本来就是一种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就和中国传统的龙一样，是很多种动物的综合体，那么，对于唐代瑞兽葡萄铜镜中出现的瑞兽形象，被认为是狮子为原型的动物可靠性最高。因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在铜镜上出现过，又称“狻猊”（传说是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中国大陆的狮子都是西域等国贡品，并且随着佛教艺术的传播发展，狮子被再次神化，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结合在一起，“狻猊”，（就是传说中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好吐烟，常立于香炉坐之上）。而且佛教壁画中也有文殊菩萨骑狮子的题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狮子是真实存在的，是西来的，但是狻猊是不存在的一种神化了的意向，人们普遍认为狻猊就象征吉祥威严，也能辟邪。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镜子除了可以照面饰容之外，也常被用来置于宅中辟邪照妖，因此，将这样的瑞兽纹饰铸于铜镜之上，就理所当然的了。
二、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流行原因
（一）唐大开国门，受外来文化冲击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虽早在汉代就有在纺织品、建筑构件上使用过葡萄纹的记载，但都只是少数，而在古波斯、拜占庭帝国等西域地区，葡萄纹广为流行。唐时，这些国家频繁与中国贸易往来，基于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工匠们也巧妙的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并大量的运用到铜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仅瑞兽葡萄镜在当时备受中国统治阶级与百姓的热棒，远在日本（图一）伊朗（图二）等海外国家也是极盛一时。曾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二）唐王室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
唐朝的社会文化之所以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客观方面是源于适逢外来文化冲击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主观原因在于李唐王室因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了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同时也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对于异族和异国文化元素，不是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或者排斥手段，而是以一种有取舍的选择性吸收，将外来文化“取我所需，尽我所用”从这一点就很有力的说明了为什么在唐代，才将葡萄纹，这种来自于西域的纹饰与中国传统意向的瑞兽纹结合一起，铸造于人们整冠易装的铜镜之上。瑞兽葡萄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不仅传承了古老华夏的传统特质，与此同时又吸收与借鉴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唐朝出现并盛行。
（三）重佛抑道使之流行
上文中已经提及，瑞兽葡萄镜在武则天时期最为流行，无论从出土器物的数量以及纹饰、铸造工艺都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因为，在武则天时期正好是唐代三百年来唯一一段崇佛抑道的时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慧乘传》记载，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词土先宗，释教后氽，宜崇客礼，令先老、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唐明开国以来，前三位皇帝对道家的优厚都达到了无以厚加的地步，但继武则天取李唐而代之，则极力推崇佛教，打击道教，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李唐为天子。”在其执政的几十年岁月中，大肆营造佛教寺庙，并以皇家之力开窟造像，尽力扶持佛教，在其影响下，社会各行业也必然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瑞兽葡萄镜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唐代众多铜镜中的一枝奇葩。独特的瑞兽与葡萄纹相结合，不仅传递出了多元文化相交融的信息，同时也见证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研究唐代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物，更是唐代断代的最佳物证。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映照出了唐，这个强大帝国的侧影，历代，也只有唐朝才能配得上如此铺张华丽的纹饰，后世各朝铜镜均不能出其右。所以瑞兽葡萄镜被称为唐镜的代表、唐代手工艺的奇葩，试想，如花般娇艳的女子坐在梳妆台前，对着这样一面精美的瑞兽葡萄镜轻描娥眉，梳理云鬓，该是怎样一副惹人爱怜的画面啊！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文物出版社，1984.
[2]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J].考古学报,1994(3).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对楼兰遗迹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了一座边长大约330米，呈不规则正方形的城墙遗址，出土了一些文物。在城周围的坟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钱币、金银珠宝、漆器、玉器和玻璃制品，还有源自西方的绘画、雕刻艺术品，而城尔的一座残破的高达10.4米的佛塔，是至今尚存的中国最早的宗教建筑。
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未。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依山傍水，作为亚洲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楼兰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山阳关后的第一站。当年，这条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交通之繁忙，城市经济之繁荣，盛极一时。繁荣的商业为楼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中原的商品和工艺也借着丝绸之路传入楼兰，给楼主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楼兰此时已经成了西域的乐土，沙漠里的天堂。
昔日的楼兰城占地约10 万平方米，在孔雀河下游。
城正中是行政官署，官署由土坯砌成，有粗而高的门柱，有涂朱漆的雕梁画栋，这里是古城的权力中心，也是古城最豪华的处所。
城南是居民区，居住着大约14000 人，残存的房屋显示出这里有中国宅院式建筑，分正房和厢房，屋后还有果园。
城东有一座高大的佛塔，2.5千米外有一座佛寺，这可以窥见当年这里的宗教情况。城东北还有残存的土堆，这就是汉代的驿站遗址。
城西北和西南有茂密的胡杨林。
城中街道纵横分明，还有一条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城周围有集中的墓地，这里可窥见当时的风俗人情。
大量的文物再现了楼兰昔日的辉煌。城里发掘了大量的文书及木简；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遣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绢网，也有波斯的壁画，甚至希腊、罗马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还有各国的陶器和漆器。
这一切都显示了楼兰在中西方交通、文化交流及商贸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经著名的敦煌，再西行至楼兰。楼兰的确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枢纽和前哨。它在当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国际性中转城市。中国客商到这里，便可选择不同道路前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再前往长安。正如史学家孔拉特所说：“楼兰古城的兴衰，是一面世界史的纪念碑。”
让我们想想昔日楼兰的辉煌吧：
1 中秋节的发展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历史久远，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节”。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中秋”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中说，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据记载，在汉代时，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雄粗饼的活动。晋时亦有出现中秋赏月之举的文字记载，不过不太普遍，晋时期中秋节在我国北方地区还不很流行。
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大约是在唐代。唐代时中秋风俗在我国北方已流行。《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使之充满浪漫色彩，玩月之风方才大兴。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时期，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
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普遍的民俗节日，并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到了明清时，中秋已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功利性的拜祭、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
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