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阶段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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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保险需求；商业性供给

1引言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业经营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使得农村保险保障制度也受到极大的威胁，必须要根据现状提出全新的农业保险制度，以确保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中在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保险需求的前提之下，对其提出商业性保险供给的策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良好的保险保障。

2坚持原则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商业保险而言给予发展机遇，同时也需经营与培育，而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从国外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予以适当的调整，抢占市场先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以下原则：首先，长期经营原则。针对农村保险而言，具体表现为暂时的，还有局部性亏损，这对商业保险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对其进行长期经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精简某些业务，但是不能放弃这个市场。首先，完善的任务强化市场基础投入，比如宣传企业形象，强化其在农村市场的宣传；强化人才培养，构建营销渠道；必须与当地相关部门予以有效沟通与协作，这样能够引导客户潜在需求，让农户对其产品及服务具有一定的关注度。其次，差异化原则。针对农村保险市场而言，一方面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存在有效性需求不足的状况，而这其中的需求不足，将很有可能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也或者是因为保险意识不强引起的，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消费习惯等特点，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制定差异化推广战略，给予差异化产品与服务。最后，农村及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现阶段城乡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农业产业化逐步加快，因而需要从市场一体化角度予以分析，从而全新审视农村保险市场，这其中需要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农业作为基础，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要获得政府的扶持与认可，这样才能推动农村保险得以有效推广。

3实施产品创新而

商业保险公司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根据当前农村经济与政策的最新情况，获取农村经济热点，并且配套供给产品。依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发展要求，则需要不断细化农村市场研究，针对不同层次，还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为他们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和农业及农民的要求。例如针对基层干部而言，需要为其开发乡村干部综合保险，而针对流动人口来说，需要为其设定综合保险、农村流通企业、设定物流保险等。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商业保险公司则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业务水平，开发不同的险种，从而保障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合理的保险保障。

4进行营销和服务创新

农村本身地域广阔，人们密度较小，直销成本极高，保险公司需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继而转变以往直销模式，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设置人出单，或是个人营销制度，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营销渠道，构建合适营销网络。除此之外，要按照农村点多面广，以及区域差异化不断拉大的特点，保险公司必须要调整自身的服务策略，实现创新，并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服务项目。例如针对专业大户，需要给予业务信息咨询，实施异地赔付；针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则需要给予天气预报、防灾技术咨询；针对投保养老的有健康保险，为他们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医疗信息咨询等。

5培养专业化人才

从发展角度来说，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储备及培养，是推进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相较于城市保险市场而言，农村保险市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根据特殊情况制定适合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全新策略，积极培养扎根农村并熟悉农村业务，而且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理赔人员，并且组织开展农业保险承保，还有理赔，再到技术培训，抑或是开展针对性专业技术培训，从而为农村保险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在人才储备完善的基础上，能够构建专职服务农村保险的队伍，这样能够促进农村市场发展具有良好的商业保险保障作为依托，全面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所以从整体角度分析，于农村商业保险需求的基础上培养专业化的农村保险理赔人员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够为农村商业保险的推广与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提高农村经济保险的有效实施。

6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正在不断上升，而商业保险发展的不断完善，促使其在农村经济市场的运用中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大大提升商业保险在农村市场的推广度。本文中从四个层面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还有商业性供给的具体实施。

参考文献

[1]张继军.生命周期视角下我国居民家庭保险规划探析[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3）.

[2]陈广.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机制及干扰因子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5（5）.

[3]李迪.影响农业保险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吉林省农安县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4（19）.

[4]尹成,远史拓.我国农村小额保险:需求、问题与监管[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2）.

第2篇

我国许多县市是农业大县。农业大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业产业面积大，大农业面积一般在几十万亩以上；二是农民多，一般占总人口的70%以上人口为农民；三是从事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四是农业产品数量多，粮多、猪多、棉多、菜多、林多、茶叶多。农业大县的优势是农业，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呢？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呢？发展什么工业呢？怎样发展工业呢？

工业有许多优势，一是比较效益高。旺旺食品所用大米加工后可以增值44倍；二是税收高。据对历史资源分析，我国每百元工业净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达45元左右，而农业只有2元左右。全国90年代以来，工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为40％左右，而农业只有4％，商业只有24％；三是有利于农民增收。浙江省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5％，增加部分的85％来自二、三产业，来自第一产业的只有15％，在第一产业占的15％中，养殖业又占40％。四是可带动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的许多原材料来自农业，并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五是大力发展工业有利于解决县域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因为农业劳动力已经饱和，且还有约几亿农业富裕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不在农业，而主要在工业和服务业。六是县域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gdp总量，而且可根本上提高绝大数人口的收入，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原来多数也是农业大县，它们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从产业层面看主要也是工业作的贡献。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是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占的比例只有11.8%，三产占比例为32.9%，二产占的比例最高达55.3%，最高的县（市）达77.7%。湖南县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主要差别在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高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醴陵市、耒阳市，就是因为大力发展工业，第二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高；相反，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低的桂东县、古丈县，就是因为工业产值占的比重很低。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和该县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呈正相关关系，县域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决定该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由此可见，农业大县完全有必要大力发展工业。

问题首先在于农业大县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首先，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原材料资源，各种农、林、牧、副、渔产品非常丰富。大米、油料、棉花、大豆、蔬菜、木材、水产品、猪、牛、羊、马、鸡、鸭、鹅、蛋等，都是大力发展工业的宝贵的原材料。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的电力、煤炭、淡水等资源现在多数县市也都有一定基础。

其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个农业大县一般有二三十万、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可以转为工业的劳动力达50%左右。且这些劳动力价格低廉，一般一个从事工业的农业劳动力月工资才500-800元，每小时工资3.3元左右。

再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的土地资源。我国土地总的说不算宽裕，但农村与城市比，农村发展工业用地还是有的，农业大县可以充分利用山地、丘陵、荒山荒坡，大力发展工业。

第四，农业大县有一定大力发展工业的技术资源。这些县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比较发达。一个县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在沿海的务工人员，他们中有一部份有一技之长，回乡后可以充当企业骨干力量。同时，加强各类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引进，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管理与技术人材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第五，农业大县中有小部分人员己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了原始积累，各个县市均有一定的民间资本，每个县市大约有上亿元的工业存量资产，有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的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同时，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资本。国家也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对农村贷款额度，这些都有利于解决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资金问题。

但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关健在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竞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资、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农业大县在把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必须走专业化协作之路，在各个县市按产品进行分工协作，同一产品有许多县市同时生产又规模都不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品种在县市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

农业大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工业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工业富县”意识，以工业的理念和方式发展工业型农业，实施“工业强县”或“加工强县”的发展战略。消除一切不利于工业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支持、保护与农相关工业的创业活动。

二是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确定几个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三是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有条件的县市也可以以农业、农村为基础，组建农、工、商，产、供、销联合公司。

四是为与农相关工业发展开创空间。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开放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农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链，培育规模经济。

五是增强农村工业化的后续力。工业化必须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第3篇

【关键词】发展； 农业广播电视教育； 思考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3-0108-02

1新形势对农业广播电视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1.1教育体制需要作出进一步调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传统教育观念正在经受市场冲击，在短期内，将冲击旧观念、旧体制、不规范的办学行为和落后的教育管理模式，办学体制将进一步面向市场，办学主题更加多元化，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将进一步发展。因此，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必须及时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根本，进一步深化办学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农业广播电视教育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2 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要求农村职业教育调整办学方向： 目前，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将更加提高，农村从业流动人口将会更多。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拓展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和境外劳务输出渠道。这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调整其办学方向和结构。包括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区域布局结构、课程结构，加强对市场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调查，积极为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以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

2农广校面对新需求应改革创新

2.1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农广校办学要着眼于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将学校定位到公益性、基础性事业上来，运用远程教育手段，大力发展农业远程教育，满足农民终身受教育的需求；将工作切入到党和政府关心的问题上，切入到农民致富奔小康上。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农业增收和农民增效的实现，都要求加快农民的知识化进程，尽快提高农民素质。针对我国农民教育规模大、基础差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传媒手段，大力开展农村远程教育，这是实现农民科技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比较可行的路子，也是时展的要求。农业广播电视教育遇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构建远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农广校积极承担和努力做好的首要任务。

2.2强化教学改革，突出特色教学： 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教育视为一种服务业。所以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也尽力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品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教育，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突出特色教育必须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教育内容切入到当地经济发展的热点中去，为人热点开展教学，要研究热点、讲解难、突出实用。如我校围绕定西实际，对农民进行马铃薯良种、病虫害防治、丰产栽培技术培训。当前的重点就是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热点开展教育，打破行业界限，扬长避短，发挥农广校优势，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二是要把教育内容落实到农民致富的热点中去。目前，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民致富。农广校作为开展农业科技教育、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阵地，就应该脱胎换骨，彻底改革，找准定位，两眼向下，做到“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迈开步子到生产第一线去办学，引导农民致富，解决其致富路上的技术问题。积极开展农业新知识、新技术培训，开发农村人力和劳动力资源。专业设置上以农业发展对所需人才的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为依据，以实用、够用，为技能学习服务为原则，结合当地实际，大胆开设就业门路广、吸引力强、效益好的专业。

三是增强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和教学效果的实用性。农广校应坚持以能力为本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创业型人才为关键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革新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改革课程体系，尤其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专业设置的灵活性，经济发展市场所需的学科专业，着力培养具有战略思维，基础实、知识宽、素质强的新型农民。农民学员学习，不仅要弥补文化课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掌握先进实用技术，做到学以致用，学以致富。

2.3优化教师结构，注重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发展教育和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条件。农广校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培养“双师型”教师，从根本上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创新意识，保证教学质量。

第4篇

关键词：农业机械新技术；具体应用；发展趋势

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都不能缺少机械技术作为保障，通过运用新型的机械技术就可以从根本上降低操作强度，同时也符合了新时期的增收与增产目标。目前的状况下，有关部门以及相关人员都已经意识到了农业机械技术的价值所在，因此也在探求适合自身的机械农业新模式[1]。运用自动化的手段和措施来调控农业生产，此项举措有助于优化现阶段的农业生产实效，确保达到更高层次的农业效益。

一、新型农业机械技术的具体运用

(一)网络化与信息化的新型技术

与传统技术模式相比来看，建立于网络化前提下的新型机械技术体现为更显著的实效性，这是由于网络化的手段有助于提升综合性的农业效益，其中典型为农业生态学、土壤学及其他学科，此外还可能涉及到植物学等多样性的学科。在网络化手段的辅助下，针对农业生产构建了网络通信体系、全球定位体系以及地理信息网络，通过运用实时监控的措施来判断全过程的作物生长状态。每隔特定的时间段，实时性的监控网络还能帮助农户鉴别潜在的病虫害隐患，因地制宜实现水肥的优化配置[2]。在必要的时候，农户还能够运用集成的地理信息系统来完成精准化的全过程生产控制，提升了精准作业的水准。

(二)人工智能的技术

早在上世纪末，某些发达国家就创设了人工智能的新型农业技术，并且将其融入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具体来讲，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到挖土活动、放牧活动、采摘活动以及渔业活动等，从而在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都运用了智能化，提升了整体上的智能化层次。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拥有了智能化的激光拖拉机，运用智能操控的方式来操控激光农业设备，从而实现了精确度更高的拖拉机定位，以便于随时调控行驶方向。除了上述的技术措施之外，人工智能还能用来判断土壤本身具备的化学成分以及土壤湿度等各项要素，在全面检测的前提下再去进行实时性的信息反馈，因地制宜给出可行的种植模式，优化利用现有的各类农业资源。

(三)自动化的操控技术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自动控制技术正在融入农业生产的各个流程，运用自动控制的措施有助于突显更高层次的生产实效，对于整体上的劳动强度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减轻[3]。因此可见，自动控制有助于提升农业效率。近些年来，日本等国家正在尝试运用上述技术来研发新型的联合收割机，对于新型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半喂入的改进。在自动显示信息的基础上，对于收割机在各个时间段的收割状态、转速以及其他各项指标都能进行全方位的结合处理，对此进行实时性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控制。对于脱粒机如果能够予以自动化的改造，就能随时控制脱粒时的速度与负荷量，同时也避免了过高的运行负荷。因此可见，建立于自动控制前提下的新型机械技术拥有优良的推广前景，尤其适合运用于改造收割设备。

二、探析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进入新时期后，信息化正在融入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与之相应的农业机械也产生了全方位的转型。近些年以来，农业机械的新型技术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典型为联合耕作技术、液压技术、钻机技术以及水井技术等。相比来看，建立于机械化前提下的新型农业技术具备更显著的实效性，对于粗放式的传统农业模式进行了全面摒弃，进而推进了可持续的新时期农业进步与发展。因此可见，现阶段的新型农业呈现精细化的整体趋势，上述现状有助于提升农业机械技术的综合水准。从技术演进的趋势来看，未来阶段的新型农业技术将会融入更多的自动化以及智能化要素，在这其中也涉及到信息化的新型技术模式。例如：自动化控制运用于新时期的机械化农业，有助于提升农业产能并且增添其中的技术含量。近些年以来，农业机械的很多高新技术都运用于日常的农业生产，针对农业生产的实效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优化了各个流程的农业生产。因此可以得知，农业机械新技术在根本上符合了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趋势。未来在具体实践中，有关部门还需要致力于强化宣传，确保更多农户都能接受并且认可新型的机械化农业，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推广全新的机械化模式。针对多样化的新型机械技术都应当融入农业生产，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舒适度与安全性，简化原先繁琐的农业操作流程[4]。作为农户也应当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不断接受现阶段的新型机械化方式，并且尝试将其运用于自身的日常生产，推进增收并且保障持续性的农业发展。

三、结语

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得知，农业机械的新型技术措施有助于提升农业产能，确保农户拥有更高水准的经济收益。在现阶段的各个生产流程中引入智能化以及机械化的操作模式，有助于缩短整个流程消耗的时间，进而在最大限度内减轻了农户本身承受的负担。未来在实践中，有关部门还需要致力于推广全新的农业机械化新型技术。

参考文献：

[1]张静,杨宛章,张吉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新技术及其应用现状研究[J].中国农机化学报,2014,35(2):71-74+77.

[2]林本山,林杰.农业机械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之我见[J].河北农机,2014(7):19-20.

[3]李丽丽.农业机械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J].农民致富之友,2016(2):227.

第5篇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划分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参考文献:

[1]马传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

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292-297.

第6篇

关键词：青年教师；成长阶段；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27-02

高校既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又是科技人才展示才能的平台，它肩负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多项使命。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的职后培养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其培养机制的较少。本文以河北农业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深入分析不同成长阶段青年教师的需求特征及差异，并依此构建需求导向的高校青年教师培养机制。

一、高校青年教师的界定

青年教师指的是从入职后到具备一定工作经历，教育教学相对比较成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比较稳定作用的教工群体，它既是一个年龄范畴的概念，也是一个岗位范畴的概念。普遍认为，青年教师在岗位范畴上主要包括专任教师、行政人员和教辅人员。［1］就年龄范畴来看，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就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给出权威的认定。但结合教师职业的工作特征和高校目前实践，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限定在入职后到35岁是比较合适。［2、3］其中，河北农业大学公布的关于青年教师的各项政策文件中，通常也将35岁以下界定为青年教师的年龄范围。［4］

二、高校青年教师成长阶段及需求

为搜集相关数据和信息，研究小组设计了“河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政策实施效果调查”和“河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需求调查”两份调查问卷，对河北农业大学相关管理者、教师进行分类调查。本次调查共向河北农业大学17个学院发放问卷560余份，回收问卷375份。被调查者中25岁及以下教师5人占1.3%，26—30岁教师172人占45.9%，31-35岁教师195人占52%；其余3人未选择年龄占0.8%；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青年教师118人占31.5%，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师213人占56.8%，最高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的青年教师40人占10.7%，最高学历为其它的的青年教师0人，其余4人占1.1%，未选择最高学历；具有初级职称的青年教师116人占30.9%占，具有中级职称的青年教师226人占60.3%，具有副高级职称的青年教师27人占7.2%，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青年教师1人占0.3%，其余5人未选择职称级别占13.3%。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将青年教师群体划分为三个成长阶段，分别为：入职适应阶段、蓄势发展阶段和最佳创造阶段。入职适应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第1和第2年，在该阶段，青年教师的普遍特征为努力转变角色适应岗位、注重培养自己的教学能力以及初步发展自己的科研能力；蓄势发展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第3-7年，在该阶段，青年教师的普遍特征为变简单适应发展到主动寻求发展、熟练驾驭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以及基本具备承担科研项目的能力；最佳创造阶段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参加工作的8年以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青年教师已经具备相当的工作经历，教育教学相对比较成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的统计，研究小组发现，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中青年教师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特点。其中，选择问卷中的9个项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青年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两方面：

表1中受访者中工作年限在2年以内的青年教师34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9.1%），工作年限在3-7年的青年教师266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70.9%），工作年限在8年以上的青年教师71人（占全部受调查者的18.9%），其余4人未选择工作年限（占全部受调查者的1.1%）。

（一）共性方面

无论是入职适应阶段、蓄势发展阶段还是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多数认为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很重要”或者“比较重要”；也认为自己最需要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

（二）个性方面

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高一级的学历进修的需求更为迫切；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同时，认为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充电学习的入职阶段的教师比率更高。不同于另外两个阶段的青年教师，更多入职阶段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需要在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技巧方面进一步提高。蓄势发展阶段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除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进一步提高外。蓄势发展阶段的青年教师对于学校提供的学习进修机会、发展与上升平台、学校对教师的关怀程度都更为关注。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主要集中在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提高、高一级的学历进修和学习进修机会方面。

三、基于成长阶段需求的高校教师培养机制探析

（一）适应青年教师发展阶段的共性需求，构建符合其发展规律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关注青年教师群体整体在学历进修和更新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需求，设置相关扶持鼓励政策、提供进修机会。

（二）适应青年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体个性需求，构建符合其发展特点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如对于入职适应阶段的青年教师除提供学历进修和更新本学科前沿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机会外，还应适当为该阶段的青年教师“减负”，并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教育教学的技能技巧方面的培训。对于蓄势发展阶段和最佳创造阶段的青年教师，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更多进修机会、发展与上升平台等。

综上所述，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应关注其职业发展需求，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体，构建符合其发展特点和需求特征的培养机制，并力求该培养机制具有阶段适应性、动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参考文献：

\[1\]范省太.从高校青年教师的需求谈激励机制的建立\[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2).

第7篇

关键词:农业

促进农业区域集群发展是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村就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与国际农业区域集群发展相比,目前我国农业区域集群发展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尽快做大做强一批农业区域集群,就显得十分迫切。

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三方面:一是关于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研究,二是关于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三是关于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有关农业区域集群引进的文献很少。

一、关于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对此,国外理论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论述。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勒(1966)根据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现实,把农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农业阶段、低资本技术农业阶段、高资本技术农业阶段。韦茨(1971)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经历,把农业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一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维持生存农业阶段;二是以多种经营和增加收入为特征的混合农业阶段;三是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商品农业阶段;四是以自动化生产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农业高级阶段。速水佑次郎(1988)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也把农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以增加生产和市场粮食供给为特征的阶段、以着重解决农村贫困为特征的阶段、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特征的阶段。

我国理论界在对农业发展阶段划分方面也提出了不少观点:一般意义上,把农业发展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从经营方式上,把农业发展划分为粗放经营农业和集约经营农业两个阶段;从农民收入和生活上,把农业发展划分为温饱、小康和富裕三个阶段,等等。尽管不同学者对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阶段名称的表述也互有差异,但这些丰富的理论充分说明,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如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 (2000)提出:我国农业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主要依靠传统投入的数量发展阶段;二是注重传统投入与资本、技术集约相结合的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三是高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和信息集约的现展阶段。根据这一论述,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我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已经进入了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

二、关于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

杜能是最早研究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其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文献。杜能根据一系列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关系的计算和分析发现:市场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和农业集约化程度,以市场为中心,一个距离带一个距离带地发生变化,形成一个同心圆环带,每个圆环带各以一种农作物为主,形成各具特点的农作物组合、耕作方式和经济形式。杜能把“孤立国”划为六个同心圈带,从内向外依次是:第一圈为自由农作圈,第二圈为林业圈,第三圈为轮作农业圈,第四圈为谷草轮作圈,第五圈为三圃式作圈,第六圈为畜牧圈。

国内对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孙颔等(1994)认为,形成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差异;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并把我国农业分为九个一级农业区。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5年分别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草地、饲料工业、水产业等进行了区域开发规划,对每个行业都提出若干重点发展区域。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一2007年)》提出,合理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要素,重点培育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区,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专业分工。

三、关于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

(一)关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

国外学者有关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集群活动的角度,商务部(2005)把集群活动概括为农业生产、农业支持、增值加工;另一种是从集群的组成角度,如SurenKulshreshtha和WayneThomp(2005)认为,集群由三个子集群组成:农业生产子集群、食品加工子集群、农场投入制造子集群。二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则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三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消费需求因素、市场竞争因素。四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Dai Peters, Chris Wheatley, Gordon Prain, JoepSlaats, andRupertBest(2002)通过比较农作物加工企业集群、小猪生产和出口的企业集群,识别出发展约束和可能的解决方法。Stephan J?Goetz,Martin Shields and Qiuyan(Cindy)Wang(2004)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分析了美国东北部的农业和食品产业集群。五是农业产业集群政策。Lebanese Industry Stakeholders, SRI International and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1999)提出了黎巴嫩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并且强调了农业区域集群的规划。Korea Rural Economy Institute(2005)对农业企业产业集群提出了政策导向和政策建议。

文献搜索结果表明,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有两种观点: (1)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农业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共性或互补性的大量农业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通过产业链在一定区域内的大量集聚发展,并形成产业持续强势竞争力的现象(宋玉兰,2005);(2)侧重合作网络,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是一个统一的生产经营网络系统(臧良运,2006)。二是农业产业集群的类型。宋一淼(2005)认为,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基本类型有:根据地区区位优势建立的农业产业集群;依据科技、专业优势建立的高科技农业产业集群;以市场为依托建立的农业产业集群;外资带动起来的农业产业集群; 改制企业经过繁衍和集聚形成的农业产业集群。尹成杰(2006)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有种植业集群、养殖业集群、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农产品流通业集群、农业科技业集群五种形式。三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宋玉兰等(2005)认为,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诱因是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内在机制是合作需求,市场决定力量是规模经济,制度因素是路径依赖。由于主导要素、集群结构和发展环境的差异,农业区域集群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向会娟等(2005)提出培育农业区域集群的三种模式:农业高科技园模式、中心企业型模式、市场型模式。王秀忠(2005)总结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已呈现的四种类型:产业链延长带动型、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型、资源优势带动型、园区产业带动型。四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不少学者对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也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主要有梁海燕(2005)、兰肇华(2006)、李继红(2006)等。五是农业区域集群政策。刘春玲(2005)认为,政府应通过政策、财税等手段,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制定促进农业区域集群发展的政策。兰肇华(2006)提出,政府要加强农业区域集群规划,要加大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投入,为农业区域集群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关于中国农业产业带的研究

农业部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农产品产业带的概念,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建设优势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农产品产业带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研究》课题组提出,农产品产业带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有其内在的形成机制,资源享赋、市场需求、政策引导、技术进步、交通区位、环境状况是影响产业带形成和发展的六个主要因素;农产品产业带的成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经历四个阶段。这个研究课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农业产业带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定性描述,并初步提出了定量分析的指标。这是开展新阶段农业区域集群机制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尽管在农业阶段性发展、农业区域经济、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但目前还没有人系统地从区域集群的角度研究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而这是有关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BOUdeville JR:Problems of Regional Planning,Edingburgh,Edins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

[2] 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 .中国农业信息网,2003.

[3] 龚学琴,张洪吉. 农业产业集群最新理论研究综述[J]. 经济论坛, 2008,(18).

第8篇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第9篇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