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源价值转化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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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中药资源;中药资源化学;中药资源循环利用

Research on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recycling utilization ways and goals and tasks

DUAN Jin-ao*， SU Shu-lan， GUO Sheng， JIANG Shu， LIU Pei， YAN Hui， QIAN Da-wei， ZHU Hua-xu， TANG Yu-ping， WU Qi-nan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National and

Local Collaborative Engineering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mulae Innovativ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objects of research on the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CCMM） are promotion of efficient produc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MM and natural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depends on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MM， hinges on the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for using and discovering medici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stand or fall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y chains， detailed utilizaion of resource chemical components by multi-way， multi-level. All of these may help to the recycling utilization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RCMM. In this article， five respects were discussed to the RCCMM researches and resources recycling utilization ways and goals and tasks. Fir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source scarcity， discovering or replacing CMM resources， protecting the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or resources. Second， based 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MM， realizing the value-added and value compensation， and promot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systermatic and detailed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Third， based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reducing raw material consumption， lowering cost， promoting recycling utilization and elevating utilization efficiency. Fourth， based on the stratege of turning harm into good， using the invasive alien biological resources by multi-ways and enriching the medicial resources. Fifth， based on the method of structure modific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exploring and enhancing the utility value of resouces chemical substances. These data should provide references and attention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cycling economy，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of CMM fundamentally.

[Key words]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CMM） resources;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CCMM）; recycling utilization of CMM

doi：10.4268/cjcmm20151713

中药资源是保障国民健康、发展民族医药产业的物质基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赖于中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药用生物资源可利用物质、潜在利用价值的发现技术和手段，有赖于中药资源类群中资源性化学成分的多途径、多层次、精细化利用和产业链的有效延伸，从而实现其循环利用的资源化学研究和资源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体现资源的可用性、多宜性的本质属性以及资源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

中药资源化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的有效生产、合理利用和产业的提质增效。因此，中药资源化学的研究思路将围绕立足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原则，以寻找发现或人工生产可替代性资源，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和自然药用生物资源;立足于中药资源的多宜性原则，从多途径多层次挖掘和拓展资源经济产业链;立足于资源节约型原则，提升中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业化效益;立足于环境友好型发展原则，促进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绿色发展;基于化害为利的资源化策略，研究开发具有药用价值的外来入侵生物资源;基于化学成分结构修饰策略，挖掘和提升中药资源性化学物质的利用价值等几个方面，在药用生物生理生态学、中药及天然产物化学、各类分析化学和生物活性及功效评价等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借助现代生物工程、制药工程等先进制造技术，以推动中药资源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中药资源化学及资源循环利用的研究思路与发展框架论述如下。

1立足于资源稀缺性原则，寻找发现或人工生产可替代性资源，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及自然资源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能够被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对物质需求欲望是无限的，这两者矛盾构成了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而资源稀缺性将推动资源科学的进步，推动资源节约、资源替代和积极寻求新资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资源的稀缺性也是资源评价的重要指标。

1.1从近缘植物类群中寻找和发现替代性中药资源资源的稀缺性是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中药资源的蕴藏量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剧增，中药资源的消耗量增加，其稀缺性日益突出，以致许多中药资源类群日趋衰减，甚至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一些自然选育的优良资源种质正在逐步消失或流失，成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制约瓶颈之一。为了扩大和寻找发现替代资源和新资源，依据“近缘植物中含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的植物化学分类原理^[1]，运用中药资源化学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从自然资源近缘生物类群中寻找发现替代性资源，为珍稀、濒危、紧缺和高含量、低毒性、高附加值资源性化学物质资源的提供替代或补偿，有利于协调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事业及中药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驯化培育和发展人工生产以替代和补偿自然资源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先贤智慧的指引下不断认识和利用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动物、菌物、矿物等自然资源，保障了民众的健康与繁衍，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体系。但部分自然资源品种由于生物种质或生态的脆弱性导致种群衰退、种群数量减少，蕴藏量不敷应用;有些多年生药用生物种类则由于形成药用部位的更替或再生周期长，生物产量难于满足利用需求;有些则是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中药工业快速发展的产业需求量激增，出现了竭泽而渔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窘境，造成了自然生物的更替周期与利用需求的允收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迄今，在中药配方饮片和中成药生产使用的近千种药材中，约有30%的种类已由原来依赖于自然资源提供而不得不通过人工驯化、占据大量农田和生产资料发展种养殖生产以替代和补偿资源的短缺，满足人口健康的需求。因此，通过人为活动影响逐渐将某些野生药用生物进行驯化，实施家种或家养以获得所需要的中药资源原料为人工药材资源。

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人工培育药材资源不仅从种类还是数量上来看，均呈现出必要性和迫切性。开展变野生种类为家种、家养种类，发展大规模的种植和养殖生产，以及药用生物资源的野生抚育等研究，可突破传统的中药材生产经营模式，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重建或恢复一些药用生物资源种群的更替和再生与开发利用间的平衡，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缓和人类无限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实施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及发展新兴的中药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2立足于资源多宜性原则，通过系统性和精细化开发利用，实现资源价值增值和价值补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中药资源具有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性能，物质的、精神的和生态的等。由于药用生物资源种类繁多，药用部位不同，新陈代谢产物多样，因而不仅可药用，也可作为化妆品、保健品、健康食品、调味品、环境健康产品、生物农药等资源性产品制造的天然资源原料;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的开发也是多层次、多途径的，可开发药物原材料，亦可作为有效部位提取的原料，或作为单体化合物或先导化合物分离以至化合物结构改造与修饰等的重要原料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源的多宜性特点在不断扩展和延伸，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和拓展。

2.1传统药材的再认识及其新用途、新价值的发现由于科技发展水平和对传统药材认识的局限性，中药材的生产与利用较为局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对传统药材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认识。每种中药资源往往具有多种应用用途，既可直接入药，又能从中提取制药原料，或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除供药用外，还可用于食品、保健品、日用化工品、轻工业产品、农林产品、园艺产品等的开发。药用动物或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及其所含有的资源性化学成分又往往具有不同临床功效、生物活性以及多宜性价值等特点。因此，依据中药资源化学原理和利用策略，开展传统药材的再认识和新用途、新价值的发现研究，提高资源产品的价值和产业化效益，延伸和拓展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2]。

2.2多途径开发利用及多层次精细化产业发展以消耗中药资源性原料为特征的中药资源产业属于我国传统特色经济产业范畴，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较为薄弱。药材的商品属性为农副产品，未能体现出特色资源的经济性和稀缺性特征;中药饮片的商品属性尽管是药物，但由于缺乏药品应有的、严谨的科学内涵系统揭示和精细化的生产制造和价值展现，仍处于低附加值原材料的状态;以中成药制剂生产为代表的中药资源深加工产业集群近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占据我国整个医药产业板块的三分之一，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3]。

然而，由于大多数品种的生产仍在遵循较为落后的传统生产工艺和标准在进行，表现出中药资源性原料提取过程转化利用效率低下，功效物质的转移率不高，导致宝贵的化学成分随药渣的排放进入废弃物环节。从中药资源化学的认识角度，更为重要和迫切需要得到中医药行业及其资源科学研究和资源产业领域关注的问题是：中药传统功效的多元化是先辈们长期临床实际的经验总结，每一元功效的实现均有其相对应的物质基础，这为医者处方配伍或是药者辨识其物质与功效之关联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若能集中各方力量和科技资源对常用大宗中药材的多元功效及其物质归属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将为当代社会科学认识和广泛接受中药资源性产品提供有力支撑，也将为中药资源的多途径开发和多层次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尤其是可促进将一味药分解转变为多味药，通过各自的精细化利用形成源自单一药材原料的高附加值产品群，推动中药资源产业向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精细高值型的绿色高效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通过科技创新将有限的药用生物资源所蕴含的资源价值潜力充分挖掘和释放出来并有效的转化为生产力，延伸资源经济产业链，提升资源产业价值水平^[4-5]。

3立足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原则，减少资源消耗，促进循环利用，降低资源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益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利用资源与节约资源、保护资源与开发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实现中药资源的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人们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建立节约资源的公约，寻求节约资源的对策，研究节约资源的途径和方法，发展资源节约型社会。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在发生着转变，最终导致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绿色产业的兴起。循环经济的内涵是减量化、资源化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绿色产业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资源利用合理、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安全、无污染的产业。核心内容包括在中药农业生产过程中建立生态中药农业规程，减少资源投入、减少废弃物排放和资源回收利用;在中药工业生产过程中推行和逐步实施工业废水的自然处理技术、水体富营养化的生态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处理以及污染治理生物技术等绿色企业标准。目的是推动中药农业、中药工业及中药产品消费等产业链在循环经济理念的引领下走向“绿色”和“无害”，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中药资源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6]。

3.1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节约土地空间和生产力成本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膨胀，与人们的生存和健康息息相关的两大社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其根本之道和解决之策就是要拥有充足的土地和空间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药物。然而，我国可耕及可开垦的土地面积和水土资源用于粮食生产已显得捉衿见肘，但现实问题是由于中药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药材原料的需求量在大幅攀升，种药材与种粮食争夺水土资源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一战略难题，那就是通过切实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生产（GAP）以有效提升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药材品质^[7]。通过对大宗常用中药材以生产区域的科学规划和基地建设，实施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有效提高生产力水平，真正改变目前千家万户、千差万别的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以提升资源的生产效率，节约宝贵的土地空间。提升中药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节约土地空间可借助的方法是多元的、创新驱动的途径是多样的。诸如，通过加强合成生物学、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和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大力提升和推广重要资源性产物的工厂化和工业化生产。

在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中，通过现代提取分离、精制纯化等工业技术集成和材料科学的有效运用，通过深加工过程的工程技术革新与工艺条件优化，通过生物活性系统评价，发现药用生物资源的多宜性价值和新用途，实现综合利用，减少资源投入和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节约生产力成本^[8]。通过适宜技术集成和工艺条件优化，促进药材中资源性化学物质的有效转移和得率提高，减少资源投入;通过对药用生物资源各类资源性化学物质的利用价值不断研究发现，以逐步实现有限资源的多元化、精细化利用，已成为减少资源消耗、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推广模式;通过降低原料成本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目标^[9]。

3.2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节约药材生产，促进循环利用通过药材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减量化使用，可有效改善和减少目前通过大量种植生产药材，再从药材中提取获得某一化学组分或成分而造成巨大浪费的线性生产方式，以有效节约水土资源，实现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促进中药资源循环利用和高效经济产业的发展。

传统中药材除全草类、昆虫和小型动物等以全体入药外，大多药材是取自于植物或动物体的某一部位或组织器官。植物性药材多以其根或根及根茎、叶片、花或花序、果实或种子等;动物性药材则多用其幼角或骨化角或洞角、骨骼、甲（壳）、皮肤及其衍生组织、脏器组织、分泌物或病理产物等。因此，在药材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非药用部位或下脚料常被作为废弃物遗弃或低值化简单利用。例如，中药人参的根及根茎为传统的药用部位，地上茎叶未被重视和加以有效利用。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人参茎叶、花、果序等均含有与人参相似的资源性化学成分，其药用或保健价值均很高。据此人参各组织部位的资源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人参资源经济产业链得到了有效延伸。人参叶作为新增药材品种也正式被《中国药典》所收录^[10]。

传统药材的形成具有动态性、传承性的演化特点。面对药材的生产已从采集于自然资源以满足行医者需要发展至大面积规模化栽培生产和养殖，并延伸形成庞大的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传统“非药用部位”被废弃而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压力，针对传统非药用部位充分挖掘和发现其可用性和多宜性价值，对提高中药资源利用效率，发现新用途，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近些年来，由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药用部位及非药用部位资源性化学成分的深入研究，对其科学认识及其资源价值有了新见解和新思路。有些传统非药用部位的资源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诸如银杏叶、杜仲叶等逐渐演化为药用^[11]，成为中药体系中的新增品种。

同时，随着以消耗中药原料形成的产业集群不断扩张和日益庞大，中药资源深加工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废气等废弃物大量排入生态环境中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但这些由药渣、废水形成的废弃物是基于该品种生产过程未加以回收利用，或未形成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未形成有效的再利用资源产业链而言的。就资源学认识角度，废弃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若能采用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融入现代科学技术要素，发掘其资源价值并进行有效转化利用和产业化开发，这些产业链环节中产生的废弃物仍然是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可利用资源，需要全社会和相关行业加以关注和投入。

由此表明，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资源观念的更新，资源产业化过程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将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有力推动。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多学科、多领域适宜技术，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有效促进中药废弃物中资源性化学物质的转化与转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延伸资源经济产业链。针对具有一定资源化潜力的中药废弃物，可通过微生物、细胞、酶等生物转化，发酵转化技术等^[12-13];或可采用提取富集、化学转化等适宜技术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利用价值较高的资源性物质，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充分挖掘中药废弃物的资源化潜力;或通过技术革新或技术集成，提升资源性物质的利用效率等，实现中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14]。通过倡导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将可在中药资源产业链过程中节约大量的生物资源、水土资源、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资源等社会资源和生产力要素，将对我国医药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整体提升起到不可估量的战略性贡献^[15-16]。

4基于化害为利的资源化策略，研究揭示外来入侵生物资源的药用及多途径利用价值并加以有效利用，转化和丰富我国药物资源体系

外来入侵植物（alien invasive plants）是世界各国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国家贸易绿色技术壁垒，是实现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17-20]。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及其人员、商贸、旅游等交流的通道和方式的纷繁复杂，以不同目的、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的生物种类与日俱增。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我国的外来入侵植物共有107种75属，其中约有58%是以食用、药用以及农业、林业生产等目的主动引进或是被动接受的。这些外来生物资源种群中部分已成为经济作物得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资源价值。许多物种在入境时表现为中性，甚至良性，而当它们离开原来的生态系统后，在新生态系统中缺少了原系统中其他物种和天敌的制约，表现为生机盎然，甚至疯长蔓延成灾，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及人类健康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迫使人们采用强制清除的手段，或是简单、低附加值的利用策略。分析表明，部分外来入侵生物在其原产地就具有药用价值，或是我国药用生物资源的近缘种，有的已经成为常用药材。因此基于中药资源化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开展其资源化利用研究，不仅可拓宽外来入侵生物治理渠道，降低治理成本，变被动防治为主动利用，实现其资源化开发，化害为利，变废为宝^[21]。

4.1选择为害严重的生物资源类群，开展系统的资源化学研究，为开发利用提供支撑外来入侵生物的资源化可看作一个涉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等多个目标的连续过程，在其资源化过程中经济效益目标和环境效益目标之间的权衡及其动态演变特性决定着资源化模式及其合理性。因此，依据外来入侵生物的所含物质的化学组成与资源化潜力，可分门别类制定资源化利用策略。如对外来入侵植物可经简单加工处理实现饲料化、肥料化、材料化或直接燃烧等方式的粗放低值资源化利用;针对具有一定资源化潜力的外来入侵植物，通过生物转化等适宜技术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利用价值较高的资源性化学物质，实现其转化增效资源化利用;也可利用化学分离技术获得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资源性化学成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外来入侵植物资源转化为具有生物功能的资源性化学物质，实现其精细高值资源化利用。最终实现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分类、系统利用。充分有效地利用入侵植物将其加工转化，不仅对合理利用生产和生活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能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具有重大意义。

4.2借鉴原产地应用经验，采用多途径利用模式，形成特色资源经济产业调查分析表明，部分外来入侵生物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记载。因此，可借鉴该物种原产地及其他民族和区域的应用经验和资源价值，开展验证性和拓展性研究，将其为我所用，丰富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宝库。在阐释其药用功效的基础上，揭示其可利用物质及利用途径，从资源植物、药材、饮片、提取物、化学部位、活性化学成分多个层面实现其分级利用与产业化开发。依据该植物类群所处的系统分类学地位，也可通过比较性化学分析与生物活性评价，以发现其作为替代资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可定向富集、分离其可利用化学组分，用于医药产品、标准提取物及化学对照物质的产业化开发。

此外，依据原产地的应用经验，也可采用生物农药化、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质化及工业原料化等若干领域多途径开发利用策略，挖掘其在生物农药、天然色素、生物质能源、畜牧饲料、纤维材料及生态治理等方面的资源化潜力，以最终构建其资源化系统利用模式，形成基于外来入侵生物治理与利用相结合的特色资源经济产业链^[22-25]。

5基于化学成分结构修饰策略，发掘和提升中药资源性化学物质的利用价值和潜在利用价值

当前，人类发现新天然产物的能力已经得到空前提高。然而，在种类和数量浩瀚如海的已知天然化合物中被人类利用的仅仅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天然产物在被发现之后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甚至被束之高阁。因此，基于合成化学及生物转化技术已经取得的进展和科技成果，并结合中药资源性化学成分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对已有天然产物进行结构修饰或改造^[26-27]，挖掘其利用价值，改善其利用效率，最终提升资源性化学成分利用价值和产业化效益。

5.1提供制药原料和紧缺、难合成中间体目前，从天然产物中寻找活性先导物进而创制新药仍是全球药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有效途径之一，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由于多数天然产物结构较为复杂，人工合成存在技术难度大、合成成本高等弊端。因此，基于中药资源化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从中药资源生物中挖掘可供利用的资源性化学成分，采用化学/生物转化技术进行结构修饰，制备成制药原料或用于人工合成难以制备的医药中间体。如以存在于薯蓣科、百合科、玄参科、菝葜科、蒺藜科和龙舌兰科等植物中的薯蓣皂苷类化学成分为原料，经水解可制备成用于孕激素等甾体类药物生产的重要原料，解决了甾体药物制备过程中甾核结构难以合成的问题。

5.2发现利用价值和附加值更高的半合成修饰产物以资源利用价值为导向，通过对中药资源生物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结构修饰，使其转化为资源价值更高的修饰产物，提高其资源效率。如通过结构修饰一方面可使某些资源性化学成分转化为活性更强或副作用更低的修饰产物;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结构修饰，改变其理化性质进而改善其物化稳定性以及体内动力学行为，最终达到增强其成药性的目的。如以存在于中药五味子中，具有保肝和降低转氨酶作用的木脂素类资源性化学成分五味子丙素为原料，通过结构修饰获得其修饰产物联苯双酯，其活性远强于五味子丙素，现已开发为具有保肝降酶作用的临床常用药物;以苦豆子总生物碱为主要原料经氧化修饰，使其中含有的苦参碱类资源性化学成分全部转化为对乙型肝炎病毒活性更强的氧化苦参碱，从而开发为用于乙型肝炎治疗的临床常用药物，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此外，存在于中药千层塔（蛇足石杉Lycopodium serratum）中的石杉碱甲（huperzine A） 为胆碱酯酶抑制剂，用于提高老年性痴呆的认知能力，但由于其在体内易被质子化不利于透过血脑屏障，减少了脑内分布影响了生物利用度。目前有研究对其结构进行了修饰，获得的修饰产物mimopezil血脑屏障透过率显著增强，进入中枢后可水解释放出原药石杉碱甲，提高了石杉碱甲的利用效率。利用微生物Streptomyces griseus （ATCC-13273） 对青蒿素等的生物转化研究，得到一个新化合物9α-羟基青蒿素，体外抗疟实验表明该化合物具有抗恶性疟原虫FCC/HN的活性^[28]。此外，还可利用微生物假单胞菌B1、毛霉、禾谷镰刀菌定向的将喜树碱转化成10-羟基喜树碱;利用微生物中的脱烷基化酶、羟化酶等使甲氧基喜树碱、去氧喜树碱转化成喜树碱、羟基喜树碱等。

中药资源化学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框架见图1。

6结语

中药资源化学学科研究服务于中药资源生产与利用全过程，以药用植物、菌物、动物、矿物等再生和非再生资源为研究对象，从中药资源生产和利用目的出发，研究药用资源生物体不同生长阶段、不同组织器官中次生与初生代谢产物的生合成规律及其分布特征;研究生态环境诸因子影响资源性化学成分的积累动态与消长规律;研究濒危、珍稀、紧缺中药资源的替代和补偿;挖掘中药资源的多途径、多层次、精细化利用价值和潜在价值;研究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产生的传统非药用部位及深加工产品制造过程产生的固液废弃物等的循环利用与产业化;开展外来入侵药用生物的转化利用及其产业化等。其目的是科学合理的生产和利用中药资源，经济有效的延伸和发展资源经济产业链，实现中药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循环利用的核心目的是“变废物为财富”。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良性循环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中药资源的循环利用将推进我国中药资源产业向着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转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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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关键词： 技术代码；技术转化；生态化技术；人性化技术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03

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对于工业文明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人们从价值理念、经济理念和政治理念的变革等维度进行了诸多的批判与反思，并展望着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生态文明。本文尝试从技术维度着手，在分析技术代码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中技术在解放自然维度和解放劳动维度中实现转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这种转化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转化的具体途径。

一、技术代码与技术转化

技术是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在自然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设计、制造和运作各种人工事物或人工过程的活动，是工具性的物性要素（机器、工具、材料等）与价值性的人性要素（人的目的与价值）的组合与显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某种程度的统一。在这点上，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了技术与目的性、价值性的联系。他说：“一件用具不能用，这就暗含着：‘为了作某某之用’指向‘用于此’的指引构架被搅乱了。”[1]

技术代码，就是多样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导地位的特定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而形成的一定“构架”，是物性要素的配置规则与人性要素配置原则的综合，是“技术关系网图”与“社会关系网图”的交叉。技术代码中的人性要素包含不同的组分，其间有冲突，也有权衡。技术转化，就是指在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多样的物性要素进行相应的组合与配置，体现出不同的权重之别，从而使现实中的技术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正如拉普所言：“技术领域中一切事物是人创造出来，因而，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的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和目标。”[2]多样的人性要素与多样的物性要素复杂的相互作用方式，即意味着多样的“技术可能性空间”的敞开。技术的现实世界就是从多样的可能世界中转化而来的一种，同时又蕴育着技术未来转化的多样可能性[3]。如20世纪50年代，汽车设计的尺寸变大，重量增加，并配有各种小配件和沉重的保险杠，就是因为作为交通工具的速度和效率要求，让位于成功和物性威力象征的社会符号价值[4]，从而影响了其物性要素的配置权重。

忽视或者否认技术代码中人性要素的存在及其“指引”作用，就可能得出技术中立论或技术自主论的观点。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只是遵循着物性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体系，生态危机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与技术无关，从而否认了技术转化的必要性。技术自主论实际上也是只看到技术代码中物性要素的作用，认为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自主性和扩张性，能够并且正在将整个世界塑造成为一种被控制的对象。“自主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身就是目的”[5]。“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6]，而且更是造成了对人的总体控制和对社会的极权统治。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否认了技术转化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往往求救于“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式的“自然宗教”[7]。

现实中的技术体系，都是多样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配置而成的总体构架，是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一定社会的政治理念、经济理念和伦理观念等人性要素，插入技术的物性因果链条之中，就会影响物性要素的配置方式与相互作用方式，从而使技术的转化成为可能。现实中生态环境问题和劳动异化问题的实际存在，既表明了现行技术体系转化的必要性，也为这种转化指出了总体性的方向，即解放自然维度的生态化技术和解放劳动维度的人性化技术。

二、技术的生态化转化

我们知道，任何技术产品一般都具有基本属性、环境属性、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经济属性及社会属性等指标。基本属性指标，主要指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等最基本的性能参数。环境属性指标，主要指水环境指标、大气环境指标、土壤污染指标、噪声指标、固体废物指标等。资源属性指标，主要反映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有效利用程度。能源属性指标，主要反映着能源利用的效率。经济属性指标，主要指生产成本、用户成本和社会成本等。社会属性指标，主要指与文化、道德、人伦等相关的一些因素[8]。这些属性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物性要素和人性要素。人性要素中多样的价值追求，如经济的、生态的、道德的、审美的等，会使产品的这些属性之间出现不同的权重之别，从而使不同的产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功能。

“生态化技术”，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维度上，能够节约能源和资源，对生态环境无害或危害小，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的技术。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就是指将生态效益始终作为诸多人性要素中的核心原则，去指引技术系统中物性要素的配置与构架，以自觉的生态理念为指导，始终突显产品或工艺的环境属性、资源属性和能源属性中的一种或全部。人性要素中不仅存在着生态性追求与经济性、审美性等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博弈，而且即便同样是追求技术的生态效益，也仍然存在着人们对于能源利用、噪音污染、废物排放等属性指标的不同偏好。这些具体、不同偏好之间的权衡与统一，恰恰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生态化技术，也表明了现实中技术的“生态化”程度总是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动态性，技术的“生态化转化”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就此而言，技术的生态化与否，与技术的经济效益无关。尽管技术体系中总是凝聚着人性要素中的经济性追求，技术的具体应用也会产生无法剔除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其它的一些效应，但并不是说只有追求“经济效益最佳，生态效益最好，社会效益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最优的四大效益有机统一”[9]的技术，才是“生态化技术”。理想状态的“生态化技术”，追求的是“最大的能源和资源节约，最小的环境危害或无害”；而技术的经济效益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则是“最少投入，最大产出”。所谓“四大效益有机统一”的“生态化技术”，在理论上仅是一种虚构，在现实中也并不存在。

技术的生态化转化是一项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种方式的综合应用与相互促进。首先是政府法规的强制性方式。政府关于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的宏观政策与法规，既要兼顾经济效益，更要突显生态效益；要根据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承受能力，从资源产业到制造业、废物处理业等进行长远的生态规划；规定一些环保方面的最低技术标准，迫使企业在材料选择、能源利用、生产加工、废物处理等各个环节实施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其次是市场激励的诱导性方式。要通过环境质量体系认证等手段构建生态消费市场，引导各类经济实体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生态效益，自觉进行技术的生态化转化。再次是舆论引导的伦理性方式。要通过各种大众媒介宣扬生态伦理，提倡生态文明，并内化为社会公众的内在信念，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技术创新者、决策者和应用者作出有利于技术生态化转化的评价、选择和决策行为。

三、技术的人性化转化

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用技术手段全面控制自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的控制，对自然的统治必然通过技术的统治影响到对人的统治”[10],因此，自然的解放与劳动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关联，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技术转化，不仅包含解放自然维度上的生态化技术，还内在地包含着解放劳动维度上的人性化技术。

谈到劳动解放，人们一般将其与异化劳动以及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联系起来。“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11]。但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异化包括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过程异化，仅仅止步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是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劳动异化问题的。如果说，变革所有制的政治革命是消除产品异化，实现劳动解放的重要历史前提，那么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也是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步骤。

我们知道，作为技术之体现的机器体系，并不仅仅是一套单纯的“工具”，它实际上还意味着一系列的分工原则和操作程序，就像刀叉之类的器具还意味着一系列的就餐仪式与程序一样，技术也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统一。技术的分工原则，使工人成为技术体系中的齿轮。在空间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一个生产部门，受之束缚，听其剥削，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某一环节。在时间上，工人的劳作、用餐和休息等活动，按照时钟的机械摆动被切割成细密的时段，受到流水线式程序的严格控制，并保持高度的紧张。劳动在工人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是强制的、非自愿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感受不到自在和舒畅，而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这种机械、片面、异己的劳作偏离了工人最初的意愿，生成和塑造出片面的劳动者和生产关系，并且最终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种源于技术的应用而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力控制现象，不像传统的政治权力那样是为某一个资本家所拥有，也不是仅仅通过去除产品异化的所有制变革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种能够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奴役现象，实现人的解放的人性化技术。这种人性化技术，就是在任何形式的生产方式之下，要求作为技术之体现的工具、机器体系，在使人适应、服从具体劳动过程中，能够不危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人舒适、方便、省力，并感受到劳动的自由和舒畅；就是在技术体系的人性要素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去指引技术体系中物性要素的构架与配置。

如何使劳动者感受到劳动的“感性的光辉和诗意”，实现技术的这种人性化转化，马克思从变革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人人参加劳动、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说：“不言而喻，没有每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快乐。”[12]但是，如何解决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重心。由此，在理论上马克思将分工和私有制等同起来，在实践中则更加注重消灭私有制和废除产品异化现象。“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3]。至于如何消除具体劳动过程中技术体系的奴役和控制现象，并不是马克思当时关注的焦点，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原则性的描绘，并将其推至遥远的未来社会。马尔库塞也主要是从着眼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宏观角度，来探讨消除劳动者的“单面化”现象，展望技术未来规划的。他说“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起来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个控制力将不妨碍个人的自，而是使得这种自成为可能。”[14]

我们认为，解放劳动维度的人性化技术，其实现与转化路径，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进行生产的社会化变革，消除产品异化的社会根源。通过这种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制变革，消除阶级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并克服作为技术控制之基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片面分工。要变革生产机制，使生产的目的服从于满足人们的根本需要，而不是将生产作为人的目的，将财富作为生产的目的。

其次，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扩大广大劳动者在技术选择和劳动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权利和资格，克服技术精英的霸权统治，并且通过教育的民主化和普及化所提供的智力资源，为技术选择和人性化转化创造条件。

最后，对应用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现行技术，变革其技术代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指引和配置技术中物性要素的核心原则。在具体微观的劳动过程中，变革管理理念，强调劳动者的有效参与，改善工作环境，注重劳动安全，关心劳动者的身心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并落实于从技术设计到技术应用的每一环节。

四、结 语

生态化技术强调的是人类在利用技术行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时，要注重生态效益，不打破自然界自我净化维持平衡的生态阈值。这样的技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必然是以人的终极价值为目的的技术。人性化技术强调的是人在适应技术规则的具体劳动过程中，要注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这样的技术实际上是将人的身心平衡与协调发展当作“自然生态”一样去关注。两者契合与统一的内在依据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和意义追求。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87.

[2] Friedrich R.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Dordrecht: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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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5.

[5] Ellul Jacques.The Technological System[J].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 Continuum，1980：125.

[6] 普兰.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信文化[M].冯 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7.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1959:240.

[8] 刘志峰,许永华,刘学平,刘光复.绿色产品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机械工程，2000（9）：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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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20.

[1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9.

[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1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1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 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4.

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Ecotechnology and Human Technology

FAN Hong-f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Jiangsu，China)

第3篇

一、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会计归属问题观点

(一)观点1：将生态效益整体作为一项资产该观点认为应将生态系统生态价值纳入资产类，持此观点的学者比重最大。但对于生态价值应归属哪类资产，学者间存在不同意见。许家林(2005)认为，应该把生态效益当作“无形资产”列为其他资产进行核算。王妹(2007)通过对《国际会计准则38――无形资产》(IAS38)、《国际会计准则4l――农业》(AS41)、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一生物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无形资产》的考察，认为生态价值符合无形资产定义，应划分为无形资产。岳上植(2006)将生态资产划分为有形资产(包括生物资产、土地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环境资产、文化资产等)，体现了生态价值归属于无形资产的观点。曾华锋(2006)则认为应单列“生态资产”，并提出由省级资源监测中心组织评价并出具证明，各生态生产单位据此核算的生态价值的具体确认模式。

持该观点学者已关注到生态效益是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并认为生态建设单位经过一定时期的建设活动，创造了一定的生态价值，这些价值要经过有关权威机构的科学计量并出具权威的计量报告之后，才能正式说明该单位的资产已经被该单位所拥有。根据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应当在这一时点确认一项资产――生态资产(乔玉洋，2008)。而对于生态收益的确认，只有当政府或有关管理机构承诺或正式表示要给予补偿时，才说明生态建设单位的建设成果得到了社会承认，政府的承诺可以认为是对生态建设单位的产出或环境服务的认可或购买表示，根据权责发生制，应当按照政府的承诺数额确认一项收^，――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同时特定会计期间“应计的”现金流已发生，“应收账款”应与“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同时确认。该观点还认为生态收入的实现不一定伴随着某种生态资产的减少，这一点与传统会计区别较大。因为生态效益的产出实质上是自然现象，常伴随着生态资产的增加，而不是另一种资产转化而来。

笔者认为：第一，该观点已注意到生态效益这种生态资源是生态系统经营(保护)单位生态建设活动和自然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营(保护)单位自行或依托政府授权可以对生态效益进行控制。关键一点是认识到生态效益能给主体带来未来的现金流入，并且能可靠地进行计量，因而符合资产的定义。第二，该观点一方面注意到生态效益是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同时又将其列入静态的资产，两者似乎自相矛盾。事实上，生态效益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如果假设空间(包括自然条件)为常量，生态效益总量就与时间成正比关系。第三，该观点将生态效益的入账与生态收益的确认相分离，一方面按年末的生态效益确认生态资产，另一方面平时按收到或应收补偿确认生态收益，这样似乎将生态补偿收入看作为一项政府补助，而不是政府作为消费者的代表对生态产品的承认或购买。

(二)观点2：将生态效益整体作为一项资产和一项权益该观点提出单设“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账户。“生态资产”账户按生态效益类别设置明细科目，即在“生态资产”科目下设“固碳释氧”、“涵养水源”等明细科目。“生态资本”账户下设“已收生态资本”和“未收生态资本”，“已收生态资本”反映会计主体生态资本中已得到补偿的金额，“未收生态资本”反映会计主体实现的生态效益未被社会认可而未得到补偿的金额。认为“生态资本”是会计主体产出生态资产时所形成的资本，包括“已收生态资本”与“未收生态资本”，是每年由于相关权威机构计量出该会计主体的生态效益增值部分的资本形态数额。“已收生态资本”是指有关政府机构已经对生态建设单位的生态资产实施了购买行为的部分，反映了会计主体生态资产中已经得到补偿的金额；“未收生态资本”指会计主体实现的生态资产减去已收生态资本之后的余额，即会计主体实现的生态效益未被社会认可而未得到补偿的金额。

当生态资产评估增值时，意味着一个新契约的成立，企业的生态资本增加，这时企业会计核算应按照双方博弈的结果，按其增加值部分，借记“生态资产”科目，贷记“生态资本一未收生态资本”科目。评估减值时，按其减值部分，借记“生态资本――未收生态资本”，贷记“生态资产”，直至“生态资本――未收生态资本”冲减为零(曾华锋，2006)。对于生态收益的确认，该观点认为收到生态效益补偿收入是生态资本实现的过程，按其实际收到的价值，借记“生态资本――未收生态资本”，贷记“生态资本――已收生态资本”；同时也是当期生态效益转化为收入的过程，借记“银行存款”，贷记“生态效益补偿收入”。见表1。

该观点注意到将生态效益纳入会计体系后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资产负债表的左方的生态资产总额等于右方的生态资本总额，体现了生态效益具有的资产和资本双重属性。在生态资本账户下设“已收生态资本”和“未收生态资本”二级账户，用以反映生态效益的价值实现，这一做法体现了生态补偿是一种生态产品购买行为的观点。但问题在于，主体在确认生态收益时，生态资本账户只是在内部的二级账户间结转，生态资本账户金额并不因生态产品的“销售”而减少。在同时借记“银行存款”、贷记“生态补偿收入”时。资产负债表因此而失去了平衡，即在资产栏增加了资产金额，而没有其他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变动，这与借贷记账法原理相悖。

(三)观点3：将生态效益确认为收入刘梅娟(2006)认为，我国传统林业会计在核算收益时，通常只对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货币收益进行确认，而对生态效益的外部经济性则不予确认，因为生态效益的外部经济性并不直接对企业的业绩指标产生任何影响。这样就使得大量的生态效益的价值游离于会计核算之外，产生了企业的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严重阻碍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只有将生态效益纳入生态建设单位会计核算体系，转化为生态经营组织的环境效益，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林业经营组织的环境财务绩效和环境质量绩效。传统财务会计确认收入的流人和流出概念，不能满足将生态效益完整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要求。将生态效益纳入会计核算系统，对其确认可根据“符合定义、能够用货币计量，并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等标准进行，凡符合标准的生态效益均可纳入收入要素进行核算。

该观点运用全面收益观，将生态效益作为主体在一定时期的生态经营成果，纳入损益核算，而不是简单地纳入静态的资产或权益核算。同时注意到生态效益补偿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补助，因此生态效益补偿应纳入收入要素进行核算，而不能视为一种利得。同时考虑到生态效益中未予价值实现的部分(即生态效益外部性)，并将其作为一项债权。但该观点对生态效益确认为收益的具

体问题缺乏探讨，如生态收益如何与生态支出配比，会计信息如何反映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互动关系，生态效益外部性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中如何体现等。

二、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实质分析

(一)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涵义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私人影响之差(张宏军，2007)。生态效益外部性等于生态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因此，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生态效益价值净额一生态收益。式中“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指采用合理的价值计量手段确认的生态效益价值，是生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公允价值。“生态收益”指生态产品的市场(含政府补偿)均衡条件下实现的实际收益，包括政府对生态效益的补偿和市场化的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生态效益是依附于特定的土地资产和生物资产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期间内所产生的一种外部效应，它属于一个流量概念。一旦这种生态效益能得以合理计量，便可借助对传统会计理论的突破，将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现行会计核算体系，扩充单位的资产、权益及损益内涵，融单位从事生态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演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动的会计逻辑。

(二)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实质分析生态效益属于主体在一定时期经营(保护)成果，生态效益应纳入主体报告期间的经营成果，但应将生态效益一分为二、“切块”处理。主体在报告期内的生态效益属于其创造的全部生态业绩，其中一部分生态业绩通过政府财政生态效益补偿和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在报告期内可转化为以货币资金等形式的经济业绩，而另一部分由于市场和政府失灵仍然以生态业绩形式存在。对于以转化为报告期经济业绩的生态业绩，不应再重复反映在基于嵌入式列报的财务报告的生态业绩中。因此，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确认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生态效益价值的确认，二是对生态收益的确认。生态收益可按收益来源分为各级政府财政生态效益补偿收益和市场性的内在化收益。随着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的深入，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的改善除了政府财政补偿外，还可借助科斯市场的生态产权交易(或产权合并)，由生态效益的施体向直接受体收费。生态收益的确认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在确认生态效益外部性时，同生态效益价值确认保持一致性。

三、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归属

(一)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所实现的生态效益应视为其生态经营(保护)成果。既然将生态效益总体上界定为经营成果，就应将生态效益体现于主体的利润表中。主体在会计期间内的生态经营成果中，有一部分得到了形态上的转化，即一部分生态效益价值通过生态效益补偿收入和生态服务产品交易收入转化为经济成果和相应的经济资产。另一部分生态经营成果由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尚未得到转化，仍以生态成果的形式存在，这部分生态经营成果即为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见图1)。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生态效益价值将以经济资产、经济收入、经济利润等项目进入现行会计体系，暂未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生态效益通过扩展现行会计内涵，以生态债权、生态权益及生态利润等项目进入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体系。

(二)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会计归属将生态效益价值分化归属的会计处理做法，有利于反映主体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化过程和转化程度，有利于主体充分发掘蕴含于生态环境中经济效益。努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生态经营(保护)单位的经营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生态经营(保护)目标不同导致在生态经营(保护)活动中对这两种资本的经营策略不同。如公益生态系统经营(保护)目标主要是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森工企业和基层林场经营目标应放在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利益上，既注重生态资本运营，也注重经济资本运营，使生态系统综合发挥生态经济效益。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实现具有阶段性和过程性特征，生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具有潜伏性，生态资本营运空间巨大。生态经营(保护)单位应同时重视两种资本的经营，将两种资本置于同等位置。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将生态效益价值按其经济实现状况予以分置，同时保留现存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向经济价值后续转化的会计处理空间，不仅能够反映两种价值形态的初始分置，还能够动态反映两种价值形态的后续分置和转化。

参考文献：

[1]岳上植：《森林资产的特殊性及其确认与计量研究》，《会计研究》2002年第11期。

[2]岳上植、惠晓峰：《构建以国家为依托的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新体系――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思考》，《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9期。

第4篇

关键词：草原地役权；公平；正义；生态；效益

中图分类号：D92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tO-04

一、引语

草原资源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合适的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实现草原资源这三大效益的平衡。现行草原法律法规更多的规定属于强制草原使用人保护草原植被、防止过度放牧的强制义务性规定，试图在更大限度上实现草原资源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制度设计是以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为核心的，忽视了私权的制度价值，难以通过义务制度的设计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究其根本是忽视了草原资源的经济效益私人性和生态、社会效益公共性的对立特点。只有以尊重私权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从私权构造的内部人手，使主体主动地去履行实现草原生态效益的义务。才能够间接甚至直接的从保护草原资源生态效益中受益。而在财产法中，制度功能与这一要求最契合的就是地役权制度。将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的地役权制度应用于草原资源构建草原地役权制度，固然会存在很多理论上的局限，为此，本文将从法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证成草原地役权制度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环境权益。草原地役权制度是指基于环境保护、生态公益、草原使用等目的，草原权利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或通过协商与国家、地方政府、公益性组织或私人主体签订地役权合同，赋予后者以草原地役权(以实现草原生态功能为主要内容)，由草原权利人保障实现草原的生态功能或允许他人对草原的使用，由地役权人支付报酬或履行其他义务。与传统的地役权不同，草原地役权不要求需役地的存在，为此，草原地役权在本质上是独立地役权。这种重构的草原地役权制度会极好地平衡草原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二、草原地役权制度的法理基础――公平、正义价值

草原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物，它产生的生态效益是由社会不特定的人享用的，并且这种享用是不需要付费的，那么对于草原权利人来讲，公平、正义何在?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法律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草原资源权利人的成本收益问题，同时又能保证草原资源生态效益的实现，私法必须有所作为。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

(一)草原资源物质利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草原资源符合民法上“物”的要件，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因此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人通过草原承包经营权、草原使用权实现草原的物质效益。草原资源提供的物质利益主要来源于牧草等“有形产品”。实践中，草原权利人通过在草原上放牧牲畜、种植牧草等形式对草原进行有形利用，由此产生的牲畜、牧草等通过市场交换转化为经济效益。对于草原权利人而言，草原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即是作为权利客体“物”――“草原”所具有的满足人们(主要是牧民)需要的价值的主要体现。牧民对其赖以生存的草原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

草原权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产生物质利益的部分成本，通过由物质利益转化而来的经济效益而得到补偿。在此，成本与效益相当，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但是，草原权利人在草原上的成本支出并非仅产生物质利益。

(二)草原资源生态利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现实困境

草原不同于一般的物。它在满足权利人需要的同时，还能够满足权利人以外的所有社会公众的需要。因为草原在产生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创造生态利益。草原资源所提供的生态利益主要来源于光合作用、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等“无形产品”。这些无形产品所带来的生态利益被包括权利人在内的不特定的主体免费享用。我们不必为我们呼吸的新鲜空气和生活的无沙尘天气付费。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牧民从事草原经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获取经济效益。草原资源产权衍生而来的生态效益收益或缺或失，由此导致的收益权不完整仍将直接制约产权激励财产最佳使用功能的发挥。

草原权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产生生态利益的部分成本。无法通过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市场途径得到补偿。目前，我国草原经营中基于生态利益的经济效益仅体现为国家对禁牧、轮牧所给予的补助。而这种生态补偿标准过低，在质和量上与草原生态利益的实际经济价值都相去甚远。虽然国家在不断加大补偿力度，但是即使对于财力十分雄厚的政府而言，草原生态效益补偿的高额支出也将越来越表现为高额的机会成本。在此，成本与效益不相当。违背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草原资源生态利益向经济效益转化的私法路径

草原资源在生态利益的角度而言属于“公共物品”，这一属性使草原权利制度必然不同于一般的权利制度。如果国家不创设一种或几种法律制度来实现牧民因草原生态效益所产生的价值，会极大地打击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是有效解决公共产品的机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机制。如果通过制度创新让受益者付费，那么，生态保护和创造者同样能够像生产私人产品一样得到有效激励。

在财产法中。制度功能与这一要求最为契合的就是草原地役权制度。尤其是其中的草原保护地役权制度。草原地役权的有偿性促进了环境外部问题的内部化，它能够协调解决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失衡问题，能够彰显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体现环境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样既实现了草原权利人的生态利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可以说，通过草原地役权制度保障草原生态环境，是对私人财产权最大的尊重。使草原权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产生生态利益的成本通过地役权报酬而获得补偿。这样才能实现成本与效益相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

小结：草原地役权制度可以平衡草原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问题。对草原权利人而言。其对草原所付出的劳动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能够通过草原地役权得到补偿，是公平的体现。休谟所倡导的“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完全忽视了个人的利益。同时。草原生态利益这种公共物品本不应由草原权利人自己买单，这是对正义价值的扭曲。通过草原地役权制度，可以使草原权利人的费用支出转嫁给他人，这是正义的体现。

三、草原地役权制度的实践价值――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一项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需要。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草原地役权制度作为一项私法

制度，在平衡草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能够发挥现有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草原地役权制度与草原经济效益

草原作为牧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牧民的主要追求。草原地役权制度通过其内在的制度设计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1　草原地役权报酬。草原地役权由草原权利人(供役地人)将草原地役权授予给草原地役权人，草原地役权人通过支付报酬取得草原地役权。该报酬是牧民草原经济效益的体现。目前，我国主要是由国家向牧民给付禁牧、轮牧补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2010年对阶段性禁牧区域内的牧民。每年给每亩草原5元的补偿。虽然国家将逐年加大草原生态补贴力度，但是。相较于草原地役权所产生的报酬而言。还相差甚远。通过草原地役权合同，草原权利人可以将草原地役权授予给国家、地方政府、公益组织及其它团体。这样极大地扩展了资金渠道，使草原地役权市场更加广阔。可以极大地挖掘草原地役权的市场价值。美国的草原保护方案中每年用于地役权购买和租赁合同的资金数额远远高于中国的草原补贴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草原地役权权利人并不单纯限于国家。美国2010年用于草原保护方案的购买地役权和租赁合同的资金共84，839，005美元，平均每亩253美元。在实施草原生态工程中，我国决定从2011年开始每年投入134亿元人民币，可见，我国政府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然而，由于我国草原面积大，平均分摊到每亩草原上的资金数额非常小。所以。单纯的国家财政投入并不能实现草原生态价值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通过草原地役权制度，并不能排除草原权利人的基本的放牧用途的使用及其它草原的一般用途的使用。2008年美国将草原保护方案的目的修改为帮助草原所有者和使用者恢复草原的放牧价值。并保护草原的其他价值。可见。美国草原保护方案并不排除草原权利人对草原的一般使用，相反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恢复草原的放牧用途。并非草原权利人在其草原承担地役权负担之后，草原的原有有形产品的经济价值不能实现。

综上，草原地役权制度可以通过报酬实现草原权利人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可以通过一般的草原利用行为。获取草原的有形产品实现经济效益。

2　草原碳汇交易。草原可以固碳吐氧，调解碳平衡。草地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CO2，并将大部分碳储存在植物体和土壤中，是大气中CO2的一个重要的汇。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重视森林碳汇功能，但是，仅依靠森林碳汇必然存在很多弊端，本文在此不予讨论。草原碳汇向经济效益的转化是实现草原生态补偿的又一个途径。草原的碳汇功能转化为经济效益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笔者在此尝试将草原地役权制度用于草原碳汇交易制度的构建。

首先，草原碳汇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分别为碳汇提供方(草原权利人)和碳汇购买方。当用草原地役权主体制度构造碳汇交易当事人时，我们发现草原地役权制度完全可以作为碳汇交易制度的基础。碳汇提供方作为草原地役权之供役地权利人，他能满足这一主体要求，即拥有草原权利。在承认草原地役权可以为独立草原地役权的前提下，碳汇购买方可以成为合格的草原地役权人。其不必拥有需役地。同样，碳汇市场的形成需要碳汇权具有可转移性，究竟碳汇购买人的碳汇权是债权、物权，抑或其他权利?本文认为将购买者的权利作为独立草原地役权可以解决自由转让的问题，这样自由流通的碳汇市场也可形成。

其次，草原碳汇交易的内容是碳汇提供方提供碳汇额，由购买方支付价款。购买方支付价款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碳汇提供方通过草原经营管理产生碳汇额。当用草原地役权内在逻辑结构构造碳汇交易内容时，我们发现草原地役权制度完全可以作为碳汇交易制度的基础。碳汇提供方作为供役地权利人负有经营管理草原并产生碳汇额的积极作为义务，碳汇购买方作为供役地人通过支付报酬获得生态产品，实际上是地役权的权利内容。

如果单纯的将草原碳汇交易作为一种商品交易合同，那么需要解决碳汇作为交易合同标的物的性质问题。目前将草原碳汇交易作为商品合同对待的观点实际上赋予碳汇购买者的仍然是债权物权相比较而言，效力性要低。而债权通过与物权性权利相结合。可使债权性契约获得强大的物权效力。因此，通过地役权制度来构建草原碳汇交易制度，可以赋予草原碳汇购买方以物权效力，更有利于草原生态效益的实现。

通过地役权制度构建草原碳汇交易制度。使草原碳汇交易市场更稳固。也会保障草原生态产品向经济效益的转换。

(二)草原地役权制度与草原生态效益

在现行草原法律法规和草原行政管理实践中。存在许多与生态草原建设、退牧还草、防沙治沙、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活动有关的草原地役权。只是没有采用草原地役权这一名称。从某种意义上说。草原地役权是出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而设计的。

1　生态功能区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包括“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等工程。20l 1年。国家开始在内蒙古等八个草原牧区实行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将部分草原列为禁牧区。草原权利人要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来履行禁牧、退牧还草等义务。

我国目前在草原管理中实施的禁牧、轮牧、草畜平衡的政策都属于国家的行政行为，禁牧、退牧还草等义务在本质上属于行政强制义务。是国家为了公共生态利益而强加给私主体的义务。纵观草原法的各项规定，很多一部分从行政强制的角度规定了草原权利人的公法义务，这也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进行权力寻租、侵害牧民权益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可能性甚至法律上的途径。为此，恰当的、切实可行的私权制度的设计，必然比行政强制会更能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

地役权对土地使用的控制属于私法上的限制。在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现可以通过设立地役权合同为国家、地方政府设立草原生态保护地役权来完成。而且，在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中并不以GDP为考核指标，仅以生态效果为考核指标依据，为此，当地牧民的经济收益就更应当通过私权制度的设计来保障。草原地役权制度可以多渠道筹集维持生态所需资金。对于牧民的经济利益而言是一大保障。否则。如果牧民的经济收益无法保障，那么我们无法想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牧民会舍弃经济效益而单纯追求生态效益。

可以说，即使没有保护法规，地役权也能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

2　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原作为我国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其孕育着丰富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资源，对于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例如蒙新高原荒漠区中的锡林郭勒草原区，重点保护牧草种质资源。可见，不论是公约还是发展战略，都旨在

保护草原资源的生物多样性。

草原地役权制度可以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地役权中，禁止供役地人在鸟的筑巢期从事割草、放牧行为，禁止挖掘草原上的野生植物如苁蓉、发菜等。另外在所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役权中，必须包括草原管护条款。地役权人要积极地管理草原，包括防火、维修设施等行为。

(三)草原地役权制度与草原社会效益

草原资源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尤其是民族和谐。我国绝大部分草原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草原资源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今年，在锡林郭勒盟所发生的“5.11”、“5.15”案件典型地说明了草原资源的社会效益问题。在我国。草原上的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破坏草原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型机械、重型卡车在草原上行走必然会影响到草原。虽然我国在草原法等相关法律中也规定，开采矿藏占用草原的要征收草原恢复补偿费，并及时恢复草原。但是只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并没有赋予草原权利人私法上的参与权。草原权利人只有在草原被侵犯之后进行救济的权利。在美国的草原保护地役权协议中有这样的条款：“从财产表明取走土、沙、矿产、石油等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如果利用只对土地表面产生暂时妨碍的技术来实施采矿、采油的行为是被允许的。经过授权者同意的采油采矿的设施在地表以下的采矿采油行为是被允许的，并且任何破坏表面的行为都应当及时恢复”。美国的草原保护地役权的该项条款是可以借鉴的。

在矿产开发和油气开发过程中通过设立草原地役权，规定地役权人的恢复草原破坏行为的义务，或者向草原权利人支付草原植被恢复费用，由草原权利人完成草原植被恢复行为。这样，可以避免因为草原破坏行为所引发的民族问题和社会和谐问题。

小结：草原地役权制度在平衡草原权利人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说，草原地役权与草原原权(主要是草原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生态公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平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草原地役权在实践中价值体现也是其在草原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体现。

第5篇

关键词:能值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保护;评价;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7;X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0-2457-03

Agro-ecosystem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 Sichuan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SHU Liu1,WANG Bo1,ZHOU Shun2

(1.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Deyang618000,Sichuan,China;2.Chengdu Industry College, Chengdu611730,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in Sichua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ergy analysis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as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value release. Moreover, output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Key words:energ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system protec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能值是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提出的新的科学概念和度量标准,是将一种流动中或被储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能量数量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形成过程的投入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值。能值理论是基于系统生态学观点提出的能量价值理论,从根本上定义了自然资源拥有的真正能量和价值。由于各种资源和产品的形成都需要太阳能量,因此以太阳能为基准能够衡量各种能量。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矛盾的日益凸显,农业生态系统能量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主要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反映生态与经济能量值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益的双重评价。但由于不同性质的能量不能直接相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值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农业生态系统不同于简单的自然资源能值分析,其不仅要求输入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同时也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输入劳务、机械、化肥等非自然属性能量,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管理就是通过上述投入的管理来实现的。

1农业生态系统中的能值应用

总体来看,能值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资源能值评估。能值分析能够提供评估环境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更加关注货币的作用而忽略环境和生态的因素,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和环境外部性,GDP和GNP也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但能值分析能够同时衡量人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更好衡量某一地区财富标准的是创造经济财富的太阳能值。根据Ulgiati等[1]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15年鲸鱼的平均能值的货币值高达2.6亿美元,可见从生态能值的角度讲,越稀有的物质形成需要越多的能值投入,因此对应越高的价值。此外,Ulgiati等[2]还指出,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评估。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及其与外部资源、经济及环境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物质关系、货币关系以及信息关系。如何在分析系统中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目前仍然是生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原有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能量分析等生态学框架容易将各种利益分离讨论,无法完整反映系统的内部机理和动态过程,能值分析则是在对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定量分析方式。第三,国际交流能值评估。自然资源自身所含有的能值要远远高于购买该产品所付出的的货币价值,因此,从能值角度来看,当一国大量出口自然资源产品时,国家受到了巨大的财产伤害。因为原始产品的能值比较高,而出口产品的价值通常仅仅是对为取得该产品而付出的劳务价值的补偿。

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指标及能值分析体系的构建

2.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Brown等[3]的理论建立能值转化基本模型,太阳能值M=B×T。其中,T为太阳能值转化率,B为可用能量。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结果建立能量体系和能值系统,并根据一系列衍生指标对四川地区生态农业系统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要《四川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农业全书》(四川卷)。

2.2四川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的建立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分,是承接华南、华中以及西南、西北的重要交汇点。四川位于东经97°21′~108°31′,北纬26°03′~34°19′,其土地面积为48.6万km2。从投入产出两方面建立评价体系,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和产出进行分别评价。其中,对投入的评价主要考虑3个方面:环境能值投入,包括太阳能、风能、雨势能、雨化学能、地球旋转能和土壤损失;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化肥、农药、机械和能源等后期非自然投入;可更新辅助能值投入,包括有机肥、农膜、种子和人力。对产出评价主要按照行业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4类[4-6]。选取2012年四川省相关年度数据,综合上述指标对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总能值进行综合评价。

在指标计算方法上,按照能量(J)概念对各类投入产出要素进行能值列示,然后以太阳能为基准对其他投入产出要素能值进行转化,其中太阳能转化率(T)为1,其余按照能量关系给予相应的转化系数。宏观价值=该投入或产出的太阳能值×四川省2012年农业总产值/总能值。根据上述方式,计算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投入产出能值指标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3基于能值体系的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评价

从四川农业生态投入情况来看,不可更新辅助能值所占比例较高,约达50%,这主要由于四川省自身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征所决定的。四川省属于盆地,太阳辐射密度较低,积温低于同纬度其他地区。同时,盆地丘陵地形也决定了四川地区农业难以进行大规模农机投入,因此,在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更多的是化肥等。此外,从太阳能值角度分析,四川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能值投入与可更新能值投入比重基本一致,各占约23%,这一环境所占比例与传统经济学中认为的环境因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在10%~20%的经验数据差异不大。但从宏观价值角度来看,产值分类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则为41%和32%。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中环境投入与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较高的特征说明,四川地区农业产值仍然较大地依赖其自然环境,四川地区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进行了较好的经济补偿。

从四川农业生态产出情况来看,种植业仍然是四川地区农业的主要形态,产出能值所占比例超过50%,其次是畜牧业,约占37%。种植业与畜牧业在产出能值中所占比例的高企对投入特征进行了有力解释,在4项考察的子行业中,种植业与畜牧业均不仅要求自然资源投入也要求后续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

4四川农业生态系统保护策略

通过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能够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角度了解农业生态体系的整体和各部分的投入产出情况、运行经济效率以及环境负荷程度[7]。应该根据上述能值分析体系中指出的四川农业生态体系特征,对四川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完善的保护,因此提出如下保护策略。

1)要增加科技辅助能值投入,优化系统能值的投入结构,从而实现产出效率的优化。由于四川地区盆地地形环境复杂,适宜居住和生产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加之工业辅助能值投入能力偏低,从而制约了人力能值效用的发挥。同时,低人力效率也导致了对环境开发的低效率和浪费。四川省地形沟壑纵横,海拔高差较大,太阳辐射密度较低,水土热的配合存在一定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能值与产出效率均较低。因此,要积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方式提高辅助能值投入的效率。

2)要积极调整系统能值产出结构,提高系统产出效率[8]。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四川省农业产出的主要方向,其中种植业所占比例超过50%,成为引领四川省农业经济的主要动力,畜牧业虽然近些年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所占比例远远未能超过种植业,林业与渔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发展水平不高的特征表现更加明显。考虑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牧产品的消费需求会不断上涨,应该继续加强畜牧业的能值投入。此外,四川盆地地区林地资源丰富,林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发展林业一方面能够进一步调整四川地区农业的发展结构,另一方面也是以农业带动当地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针。四川地区应当以现有林地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林地面积,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同时也能够实现防风固沙、遏制水土流失和涵养水源的保护作用。提高环境资源质量对实现四川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与环境能值的双重提升。

3)加强环境资源保护,扭转当前四川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能值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四川农业生态系统虽然整体上较为健康,但仍然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不可更新辅助投入所占比例过高,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对自然资源中的水、土壤均形成恶性和难以逆转的破坏,未来可能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以及耕地退化等不利的生态结果[9,10]。因此,应该从根本上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逐步减少不可更新辅助投入中化肥与农药的投入,依靠科技投入的同时,还要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ULGIATI S,ODUM H T,BASTIANONI S. Emergy use,environmental loading and sustainability an emergy analysis of Italy[J].Ecological modelling,1994,73(3): 215-268.

[2] ULGIATI S, ODUM H T, BASTIANONI S.Emergy analysis of Italian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role of energy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inputs[A].BONATI L.Trends in Ecological Physical Chemistry[C].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3.

[3] BROWN M T,ODUM H T,JORGENSEN S E. Energy hierarchy and transformity in the universe[J]. Ecological Modelling,2004,178(1):17-28.

[4] 武志杰.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体系及其产业化[J].中国科技成果,2003(24):23-26.

[5] 张雪萍,郭艳清,高梅香,等.黑龙江省西部沙地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以泰来县为例[J].经济地理,2005,25(9):651-654.

[6] 董孝斌,高旺盛,严茂超.黄土高原典型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能值分析――以安塞县纸坊沟流域为例[J].地理学报,2004,59(2):223-229.

[7] 杨国栋,孙立宏.我国农业环境保护研究的现状和展望[J].农业环境保护,2001,20(1):62-64.

[8] 陈艳.湖南省土壤污染现状与修复[J].湖南农业科学,2002(6):31-33.

第6篇

关键词：知识流动 生态系统 实践基地 MPAcc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对高级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简称MPAcc）所具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和应用性的特征逐渐被实务界所认同，其社会吸引力不断增加，这为MPAcc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于201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等文件，前者指出“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后者将“加强实践基地建设”作为第五条单独列出，强调了“培养单位应积极联合相关行（企）业，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由此可见，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一体的实践基地对MPAcc教育的健全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9年教育部全面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至今，关于MPAcc教育的研究愈加趋向于多元化、案例化发展，实践基地的建设开始引起培养单位的高度重视。谭旭红、章金霞等在分析了MPAcc“双轨制”培养模式在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区域经济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王琳、范傲杨就具体的实纲制定、实习过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

生态学以科学系统、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生态系统作为该学科的成熟理论已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所应用。颜维花、张立新等分别基于虚拟学习社区对远程学习生态系统进行了结构、功能的设计和功能运作等方面的研究。虽然MPAcc实践基地模式建设相关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培养单位的广泛重视，但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且多把实践基地与培养单位等相关组织割裂开来，缺乏从系统角度的研究，而生态系统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与高校相关的知识生态系统和学习生态系统可以为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二、MPAcc实践基地建设与生态系统的契合性

MPAcc教育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人才为目标，由于全日制MPAcc学生普遍缺乏会计实务方面的实践经验，因而培养单位与实践基地的跨组织协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鉴于在会计专业的应用领域，高校的MPAcc实习实践活动的开展多以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为主要载体，而高校和事务所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在知识的获取、转移、共享和创新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与以生物、环境间能量流动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理论类似，基于高校、事务所等组织主体和学生、校内外导师等个体主体间存在的知识流动，高校与实践基地之间实质上构成了跨组织协同的生态系统，高校和事务所内部的知识获取、选择、整合和创新以及知识在不同主体间转移、共享和扩散形成的链状过程组成了不同的知识链。知识链与由知识链增加和交错形成的知识网络作为知识流动在生态系统内实现的渠道，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交叉穿行，形成知识闭环的迭代演化。同时，各知识主体之间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和专业性知识与应用性知识互补性的存在，产生了知识的需求与供给，形成了知识势能的高低，知识势能的不同进而引起了知识在实践基地各知识主体之间不断循环流动，呈现出与自然生态系统中营养位级间能量流动相似的非线性与交叉性特征。此外，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由于目标趋同性形成的协同创新模式，以及绩效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维持生态平衡的机制相类似，二者的实质均为实现自身的和谐与发展不断动态演化的系统工程。

三、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构建

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以下简称“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实质上是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多主体、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动态体系，其关键是形成以MPAcc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等为核心知识主体，学校、培养单位、实践基地协同支持的知识获取、外化、融合、内化和反馈为核心过程要素的多元知识主体跨组织协同创新的生态模式，通过知识主体间的知识流动，产生知识叠加的非线性效用，从而使知识主体的知识螺旋化增值发展。

（一）MPAcc培养过程中知识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类似，知识流是整个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运作基础，是整个系统功能的重要主体和实现系统间交流的载体。按照知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可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识呈螺旋状在知识主体之间流动的SECI模型现今被普遍认可，它包括知识的群化、外化、组合和内化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以及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主体可以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而每个知识主体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随生态链节点的演化而变化。

1.生产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是知识的输出者，可以是授课教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也可以是学生自己，主要负责知识流动的产生、组织、维护以及完善。知识生产的过程主要是将高校和事务所的教师或学生以及团队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些显性知识以演示文稿、实务应用、论文报告等具体形式表现，可以提升学生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应用能力，也存在促进事务所发展的潜力。

2.消费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利用生产者生产的知识，获取优质资源，以学生为主体的资源获取主要以专业知识储备和职业素养的提升为表现。同时，以事务所为代表的实践基地也可作为消费者，MPAcc学生在教育阶段所学习的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的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事务所提供财务服务。

3.分解者。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分解者根据所获得的显性知识，通过知识的内化和融合来实现知识优化，并将新知识外化，传授或共享给其他知识主体。扮演这一角色的主要是学生，也包括培养单位、实践基地等知识主体。

（二）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构建。在生态学中，能量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动力源泉，也是整个生态系统保持平衡发展的前提。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即是知识流动，包括知识主体对于知识从吸纳到最终反馈的全过程。在高校与实践基地跨组织协同的背景下，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动主要由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外导师等知识主体构成，知识流动既可以在校内、校外单独组合为知识流动的子系统，又可以通过跨组织的知识流动组成新的循环。根据生态系统定义与实践基地的系统本质，本文建立了一个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模型，如图1所示。

由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带来的知识流动演化，该模型将知识共享、知识增值和知识优势产生纳入同一体系，揭示了MPAcc实践基地的生态系统特性。

（三）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运行。多主体下的知识主体间的知识流动包括个体g知识流动和组织间知识流动两大类，其中个体间知识流动主要产生于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授课教师、学生和校内导师、学生和校外导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以及学生和校内导师、校外导师三者之间；组织间的知识流动主要发生在学校研究生处和学院、学院和实践基地、各实践基地之间，如下页图2所示。

在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涉及不同利益目标的知识主体，是一种跨组织的知识流动体系。各主体利益具体目标虽不尽相同，但在对提高MPAcc培养质量方面的目标趋同性使合作的信任机制得以达成。跨组织协同的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特性，在组织和个体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特征，推进系统由知识耗散的无序状态向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序化可持续发展。基于SECI模型可知，知识在知识主体呈现螺旋式流动跃升，结合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况，借鉴涂振洲、顾新提出的知识流动视角下的协同创新阶段演化三阶模型，本文进一步将系统中的知识演化划分为知识共享系统、知识增值系统和知识优势形成三个递进阶段。

1.知识共享系统。知识共享是基于学生和实践基地之间知识扩散和转移的过程，它在知识资源和知识增值系统中起到桥梁作用，强调知识主体对系统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从知识共享系统面对的知识个体和系统运作过程看，主要包括学生与基地、基地与基地，以及学生与学生间知识共享的过程。学生将从学校和实践基地学习到的知识资源进行汇集和整理，在实习过程中以面对面的形式实现与其他学生及实践基地之间的知识共享。由于实践基地的集群化，不同的事务所或企业等也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等方式协同学习，实现知识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2.知识增值系统。知识主体在交流与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吸纳新知识，将其分解内化成个人知识纳入个人知识体系，转化为个人隐性知识。经过个人的加工处理，得出新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融合。之后，知识主体将新知识外化为能够被其他知识主体接受的知识，即显性知识，并将其通过反馈体制进行优化，这样知识主体就完成了一次知识流动。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各知识主体通过组织与自身展开知识的内化和外化，不断地完成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循环往复的转化过程，如图3所示。

本文将以学生这一知识主体为例来说明知识流动的运作体制。（1）知识群化。在以学生为本的培养模式下，知识环境的建立有利于提升知识主体的自我认知度，拓宽其思维模式，在保证获取从校内授课教师和校内导师传授的会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避免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缺乏人际交流、被动学习的窘境。此外，实践基地实行了动态积分制，即按学生的实习时间进行动态积分，最大程度地将学生的自主性和事务所的不定期需求相匹配。（2）知识外化。在实践基地的知识循环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实务环境会促使学生在专业方向相关的工作中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提升归属感与成就感。在学生参与审计项目或者咨询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与校外导师以及其他组员的交流、互动和学习，以及对自身工作中问题的处理，会使其主动运用自身所学习的会计专业知识，将自己的隐性知识外化，实现知识的转移和共享，也可从别人的知识转移和共享中获得新的提高，从而实现知识主体间知识流动的持续运转。（3）知识组合。学生在会计师事务所内将会面临大量的人际交流和部门沟通，在此期间知识共享与转移不断发生，它不仅要将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或审计实务结合，还要接触和吸收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专业前沿发展信息、业务信息等多渠道来源的多种类知识。为适应知识流动下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知识的归纳整理和融会贯通将成为学生自我提升、适应实践需求的必由之路。这也构成了学生对所学习的专业性和应用性会计知识的整理融合，为显性知识的内化奠定了基础。（4）知识内化。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建立后，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事务所审计或咨询项目的全过程。当知识主体的主动性得到激发，将导致其主体定位发生转变，由消费者向生产者或分解者转化，以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价值实现的激励可以促使学生不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固化。在知识的不断内化中，个人效用也得到不断提升，且多个体知识能力提升也会带来组织知识能力的升华。同时，组织的知识内化也会促使知识环境的升级，进一步推动组织内个体向更高自我价值实现的持续发展。

3.知识优势形成。知识优势同竞争优势一样，本质上是价值的创造。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对知识主体而言，知识优势的形成主要针对学生、培养单位和实践基地三方，其表现形式主要为三方协同目标的实现。对学生而言，通过知识共享和增值实现在会计专业知识和财务业务应用能力以及个人职业素养的提高，在面向就业时这种综合能力将以竞争优势表现出来。对培养单位来说，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会对招生生源优化和提升培养单位MPAcc教育的口碑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形成知识优势。同样地，实践基地一方面可以将熟悉自身业务流程的人才直接引入企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高校的合作扩大自身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声誉，为企业创造价值。

四、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类似，包括以知识流动、价值流动和物质流动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基本功能，通过系统内多种知识流动循环的网络结构完成个体和组织对知识吸收和应用的任务，为知识的共享、增值和知识优势的形成提供必需的环境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是指在时间与空间内，知识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内的变化状态。具体而言，知识流动的特性包括动态交叉性、协同性和自组织性三个方面。

1.知识流动的动态交叉性。知识流动不仅存在于知识个体内部，也存在于由知识个体组成的知识组织内部以及知识组织之间。一方面，基于SECI理论，在知识流动过程中，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动态交叉转化构成了知识群化、外化、融合和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知识主体在知识流动中的不同定位和定位转化，会导致知识流动随着知识主体定位变化而发生变化。以学生为例，其不仅是校内专业性知识和基地内应用性知识的接受者，同时也作为基地内知识共享和扩散的提供者，呈现显著的角色交叉性。此外，伴随反馈体制和评价体制的监管强化以及个体知识内化、外化的程度动态交叉变化，也将带动整个知识流动呈动态交叉特征。

2.知识流动的协同性。知识流动只有在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受者双方具有一致目标时才能实现，而且双方还需要长期的合作关系来维持知识流动的可持m性。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本质上是学生、授课教师、校内导师和实践基地的校外导师各自拥有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和提升过程，三者存在目标的一致性。首先，学生需要专业化的会计前沿知识和应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对加强专业硕士质量保障的要求，培养单位在提高学生教育质量和扩大品牌影响力方面也有所需求。最后，企业在扩充人才储备和增强企业影响力方面也存在对以实践基地为纽带的校企合作需要。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目标促使知识流动循环视角下的合作关系得以建立与稳固。

3.知识流动的自组织性。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流动同样由组织能力形成的核心监控调节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体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例如，根据学生能力按阶段划分实习内容，使之与个人培养计划相辅相成，避免因能力不匹配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知识流阻塞。另外，以实践基地为学生实习评价的主体，可以通过专业角度分析学生的综合表现，规避学生自评产生的可信性不足等风险，并且通过显性反馈和学院共同分析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方法，快速反应、动态调节，不断完善实践基地的知识流动体系。

（二）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流动。价值流动是维系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各系统、各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纽带，其本质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价值链理论最早由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与企业的价值创造类似，知识优势的最终形成也是通过一系列相关联又不相同的活动组成，这些活动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链。具体而言，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知识的价值是知识主体对系统运行所产生的符合各自利益的期望，价值流则是指将各知识主体的期望实现的一系列过程。在生态系统内部，知识共享系统属于支持性的价值活动，而知识增值属于初级的价值创造活动，最终知识优势的形成是高级的价值创造，也是个体价值的最终实现。知识资源是价值活动的基础，基于知识资源在各主体间的非线性流动，价值流也呈多维网络状，由此构建跨组织协同的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价值模型如图4所示。

（三）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实践基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指通过对制度的制定，实现知识的反馈循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包括学生进入实践基地的学习安排制度、实践基地自身的管理制度、实践基地对学生表现的反馈制度，以及实践基地对学生的奖惩制度。制度可以为系统内个体行为提供保障，进而保证了知识流动在各个主体间的流通，还构成了对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水平的影响。物质流动同时也是对价值流动的反映，例如绩效评价会将个体价值的实现程度量化。首先，学生的实习制度采用以人本论出发的动态积分制，在保障实习时间的基础上，使学生对实习时间的选择更加自由，可以根据个人的培养计划动态调整。其次，实践基地反馈制是由基地对学生做出实习期间的评价，此举更具有客观性、专业性和准确性，规避了学生造假等可信性风险。最后，依托信息化的发展和人机交互等手段，在评价制度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绩效棱柱评价模型等，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建立全面的质量保障体系，实现科学管理，保证知识流动的良性循环，实现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资源优化。

五、结语

在当前我国不断深化研究生教育，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实践基地建设阶段对实现专业型与应用型并重的MPAcc人才培养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MPAcc培养院校与企业合作建立的实践基地实质上是跨组织协同的各知识主体间由于知识势能不同产生的知识流动循环网络。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与实践基地中知识流动的相似性，在回顾MPAcc实践基地和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指出了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各项特征与主体角色定位。从知识流动视角结合系统的自组织性提出了系统中由知识共享、知识增值和知识优势形成组成的息息相关、紧密衔接和动态发展的三个演化阶段，并对各阶段内知识活动和系统运行进行了解释。在深入分析知识流动系统演化的基础上，本文对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流动和物质流动均进行了剖析以全面阐释MPAcc实践基地生态系统的功能，以期对MPAcc实践基地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Z

参考文献：

[1]谭旭红，章金霞.基于“双轨制”模式下MPAcc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4，（1）.

[2]王琳，范傲杨.MPAcc专业实习与实践模式探讨[J].人才资源开发，2014 ，（24）.

第7篇

关键词 中国; 生态经济系统; 能值; 资源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037-08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能力,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标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价值却并不包括在内。H.T.Odum等人创建的能值分析法,通过尽可能全面的整合研究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计算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各项数据,以评估国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态势及其与资源环境的适宜性、协调性,为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已对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构成障碍。本文采用能值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展开分析,以研究其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现状,并对1985-2005年20年间中国经济系统资源环境利用的动态演变趋势展开分析。

1 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概述

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法是美国生态学家H.T.Odum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创建的,以动态、开放、整合的视角评估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和潜力,是目前生态环保学界公认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生态经济系统评价体系。该方法把生态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将生态经济系统内流动和储存的各种不同类别的能量和物质转换为同一标准的能值,定量分析研究资源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互动演变关系。其研究成果对于调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资源环境的科学评估与合理利用、国家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具体生产活动过程等,都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1]。

1.1 能值与能值转化率

由于现实生态经济系统中物质类型复杂多样,因此,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物资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往往难以找到同一种标准进行度量和比较,因此,H.T.Odum提出了能值(emergy)的概念,并说明:能值即“包被能”(embodied energy),产品形成所需直接或间接投入应用的一种有效能的总量;由于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物质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能,某一物质的能值就是该产品形成所需的太阳能焦尔总量。太阳能值(solar emergy)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 enjoule,缩写为sej)[1,2]。通过把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物资转化成同一标准――太阳能值,对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利用状况展开分析,以探索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能值转化率(emergy transformity)是将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物资转换为能值的媒介。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中,低质量的物质能量总是通过相互作用和做功,转换成高质量、高等级物资所含能量。在能量转化链中,随着能量流动和转化,其数量逐步减少,能值逐渐增高[3]。因此,不同物质组成的物资所含的能值量并不相同。处于能量转化链高端的物资有更高的能值转化率。因此,能值转化率也是衡量能量等级的尺度[4～6]。[KG)]能值-货币价值(emdollar value,Em$)是指某种能值对经济的贡献折算成货币,即能值相当的货币价值。其折算方法是将当年国家GNP与其所利用消耗的所有能值的比值,得到能值-货币比率,即单位能值对GNP的贡献率。不同类别能值的流量与能值-货币比率的乘积,也就是该类能值在当年对国家GNP的贡献价值。由于每年国家能值消耗总量与GNP都不同,因此,每年的能值货币-比率都不一样,相同的能值量对GDP年贡献值也不相同。H.T.Odum曾用“宏观经济价值”(macroeconomic value)来表达能值相当的经济价值,以表示资源能值对经济的价值[1,7],我国很多学者也沿用这样的说法。

1.2 能值指标体系

能值分析指标体系(见表1)是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指标体系,在反映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环境与经济关系、人地关系的同时,综合反映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效率。可在绘制区域能值图、编制和计算区域能值分析表的基础上,计算、分析和利用能值指标体系,分析、评估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

2 基于能值的中国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运营现状分析

能值分析能较全面的反映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率和运营机制。本文利用目前为止最新出版的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按照能值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将2005年中国自然、社会、经济数[CM)]据转化为能值分析数据,研究当前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运营状况,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其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

2.2 能值计算分析表

依据H.T.Odum的能值分析法,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2006年环境统计年鉴中2005的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编制、计算与能值分析指标表,并作进一步分析。

2.2.1 可更新资源输入与可更新资源产品产出能值表

表2是根据2006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的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可再生资源输入与可再生资产产品能值分析表。外部输入的可更新资源能值量由地理位置、地域面积、气候、地形条件所决定,由于在大范围内气象气候条件的相对稳定性,一般而言,其能值量年变化极小,因此属于相对稳定值。而内部可再生资源产品与消耗能值量则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力水平及国民饮食、生活消费水平密切相关。

表1中各项能值数据说明,种植业、畜牧业以及渔业的生产和消费构成我国可再生资源利用和消费核心组成要素总能值为9.69×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6 480亿$,其中畜禽产品、水产品、种植业(包括林业)产品能值产出和消费比重依次为59%、22%、19%,林产品消费所占比率相对较小,这说明多年来我国以林业建设与保护为核心的生态环保已得到社会共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依赖性减弱。因此,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实现了以“畜禽、水产养殖”为主,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种植业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中,肉、蛋、奶消费占主要地位,显示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畜禽养殖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禽畜养殖场排放的粪便及污水总量超过17亿 t,再加上集约化生产的冲洗水,实际排放的污水总量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城郊集约化大型鸡场、猪场畜禽粪尿污染已成为城郊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16]。

2.2.2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产出与消耗能值分析表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产出与消耗能值分析表,建立在以区域内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生产投入的基础之上,据此可以分析我国矿产、能源、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和经济投入-产出水平。

表3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内部不可再生资源能值消耗总量为1.63×1025sej,能值货币价值为10 300亿$,远远超过对内部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中,化石能源、金属、水泥、土地损失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全国范围内高速城市化引起的城镇扩张、交通设施建设的必然结果。而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例为70%,符合我国当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当年过热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目前化石燃料、矿物、金属、水泥等能值消耗量巨大。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能源、钢材、水泥消耗量却居世界第一位。能源消耗总量折合24.6亿t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其中煤炭消耗占全世界消耗总量的36.93%,比美国、前苏联、欧盟(25国)三者煤炭消耗的总量还多,钢材消费量为3.88亿t,水泥消耗为12.4亿t,占世界比值依次为30%、54%。资源巨量消耗的结果不仅仅是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形势也日益严峻。目前中国CO2排放量超过欧盟25国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同时,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化肥、农药生产、进口和使用国,化肥、农药以及耕地有机质损失在总不可再生资源投入中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是总量却足以引起我国大面积耕地土地酸化、板结和土壤肥力降低以及土地污染,并导致一系列生态退化问题。中国年化肥使用量达6 294万t(2005年我国化肥工业生产数据与进口数据之和),耕地每公顷化肥施用量高达610 kg/hm2,差不多是发达国家化肥平均使用量225 kg/hm2上限的3倍;每年农药使用量近120万t,但其中绝大部分农药残留在土壤、水体、作物和大气中,农业生产中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已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8,9]。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资源消耗、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已经迫在眉睫。

2.2.3 外部进口资源与产品能值计算分析表

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演变与世界的关系,利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5年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资源与产品相关数据进行能值计算分析。表4、表5分别为中国进口、出口资源产品能值计算数据。

表4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进口能值资源总量为6.54×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4 370亿元。进口资源以能源、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为主,其中,能源进口所占能值比重接近75%,其中石油能值占绝对核心地位。可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和消费量剧增,能源对外依赖性加大,自给能力减弱。在进口农产品中,主要以种植业产品为主,其中油料和粮食能值进口量最大。工业产品中,金属(包括钢材)、化学产品能值进口量较大,而其它产品进口量相对较小。另外,在吸引外资、发展对外旅游业等方面,也取得较好业绩。从总体进口物资类型来看,我国进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和原材料上,工业成品进口量不大,显示我国工业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实现了由资源、原材料出口、工业产品进口国向工业制造大国的转变。结合表3数据,可见工业化使中国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十分巨大,在大力开采本国矿产、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还必须大量进口国外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资源对外依赖程度加大,同时工业“三废”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形势必然更加严峻。

2.2.4 出口资源与产品能值分析计算表

表5中出口资源与产品能值分析数据,以《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2005年我国外贸出口物资类型及数量进行,用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情况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表5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出口物资能值总量为3.38×1024sej,能值货币价值为213亿$。相当于进口资源产品能值总量的1/2。因此,在资源产品进出口方面,中国目前已是能值资源净进口国,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加剧。出口资源产品类型众多,主要以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能源为主。能源出口中,石油及成品油、煤炭和焦碳出口量大;农产品出口中,棉花、谷物、肉类、水产品、植物油、蔬菜比例较高,另外中国机械工业制品、服饰(包括纺织品、服装、皮革以及皮革制品)等工业成品出口量大,对外投资和对外劳动服务发展形势良好。结合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出口物资发展情况,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出口物资已经实现由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转变,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实现了由消极被动接受市场变化向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中寻求市场、发展自我的重要变革。

但成品石油、焦碳炼制、皮革制造、机械制造等工业以及畜禽、水产养殖等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地环境,目前在中国已经造成十分严重而且难以恢复的环境后果。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工厂”,为世界大量输出工业产品的同时,把“三废”留在国内,经济发展是以本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2.3 基于能值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现状总体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分析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运营态势,将各项能值项目汇总后再进行总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出口物资与日俱增,很多生态环境学家担心大量物资出口以及工业化进程加快,会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加剧。表6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出口能值大大低于进口能值,大约只相当于进口能值的1/2,这说明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的依存度在加大,本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不足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内部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总量在总能值消耗中占的比重达47.5%,说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如能源、矿藏、土地等消耗量极大,而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将降低我国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潜力,从而加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总体情况而言,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是大批工业产品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输出工业产品的同时工业三废留在国

内,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资源低效率利用和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基础上的,距离可持续经济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3 1985-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经济系统运营态势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利用1986年、1996年统计年鉴中1985年、1995年、2005年经济系统的运营数据,整理分析并编制能值分析表,此基础上计算各年各项能值生产消费情况,汇总统计见表7。表7中的年均增长幅度是以1985年和2005年的数据计算的算术平均数计算得出。

3.1 1985-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各项能值利用动态变化趋势分析

表7显示,在1995年以前(包括1995年),我国经济出口能值量都大于进口能值量,在1985年时出口能值量差不多是进口能值量的2倍,而当时的出口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为主。大约在1996-1997年进出口能值大体持平。此后进口能值量快速增加,在2005年进口能值已相当于出口能值的2倍,出现了与1985年相反的能值进出口贸易形势。可再生资源的产出也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这和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及农牧业产业结构适时转变密切相关。内部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变化相对较为缓慢,但年均增长幅度也达到5.45%。总体情况看,长期以来,我国内部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量最大,其次是内部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同时都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态势。图3更加直观显示了同样的信息。

3.2 1985-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比较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分别计算了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见表8。

表8中的能值来源指标各项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进口能值的需求量在1995年以后迅速增长,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压力加大,对外依存度增高。社会经济亚系统能值指标显示我国人均能值消费量也呈增加态势,1995年人均能值消费量差不多是1985年的2倍,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物质财富的消费需求量加大。而国家内部资源的人口承载量的增加,则与科学技术进步使资源利用效率增大相关,但目前我国资源承载人口的能力仅为当前全国人口数量的一半,因此,我国人口依然使资源环境面临严峻压力。货币-能值比率呈下降趋势,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1995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状况。能值交换率数据显示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日益繁荣的发展形势,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能值投资率是衡量自然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容受力,表中显示变化不大,这与工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自然环境承载力增强有关,同样的原因也显示我国可再生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增加。

4 结 语

本文利用能值分析法,在收集整理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2005年中国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生产和消费情况做了运算和分析,以说明我国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运营机制和生态环境效应现状,并在对比分析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标体系的前提下,说明我国生态经济系统演变的动态趋势。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长足发展,对外贸易结构和规模产生了巨大变化,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以资源和原材料输出为主、工业成品输入为主转变为资源输入、工业成品输出为主,在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同时我国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生活消费结构改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资源自给能力减弱,对外依赖性加大,人口资源需求量大,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是建立在资源低效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距离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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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经济区；发展战略；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生态战略、经济战略、区域战略、流域战略等在内的复合战略，它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资源削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提出的，即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责任，并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其理论特征表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 使传统发展观从以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 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转向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对全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1]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手段、任务、意义等方面考察，可持续发展观是贯穿整个战略的一条主线，两者要求是一致的。如从战略意义看“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遵循产业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推广生态文化，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贡献，这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忧虑、怀疑和误解，有助于为我国开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台，展示作为大国负责任”，树立了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仅此即可以看出，它与可持续发展观意义是相同的， 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看，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对立统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态原理，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保持两者协调发展。生态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子系统发展的转化器，可以使生态子系统产生巨大的效益。生态经济系统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它的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复性和递增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富有弹性和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可以在压力不超过生态阈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功能和负载能力，不断增加产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化的生态效益，但当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便打破了系统内部的平衡机制，即外界干扰一旦超过生态阈限，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甚至瓦解。”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相匹配，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自的运动及循环渠道进行耦合，达到维持平衡状态，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有序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中介，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成为可能。

正是依据以上原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财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招商选资，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两者互相产生正向乘数效应。”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两者平衡和良性循环，其理论依据就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传统的人文思想。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开放的视角看，既包括单纯社会领域内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谐，又包括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及各自内部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自身和谐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期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奠定物质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体现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坚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制约和谐社会构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区域价值目标，就是实施中部崛起，使鄱阳湖区成为承东启西的枢纽、东西互动和南北合作的支撑点，对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和谐社会理念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把人还原到自然中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家园的价值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诠释，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生态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谐社会理念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价值目标。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生动的实践，是要遵循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方向，把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把生态和经济两大命题有机统一起来，把开发和保护两大主要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要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下决心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江西在科学发展的同时，环境更优美。

2.科学发展观决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本质内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这一本质内涵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科学发展观所决定、所影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必须把发展作为核心。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发展，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抱着“金饭碗”讨饭，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态，突出生态就是为了更好节约和有效利用。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为了眼前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科学性，决定了必须转变传统发展不科学的方式，使发展有新思路新举措。江西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积极实践，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世界难题，使江西人民既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又切实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江西的青山绿水。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处于指导思想地位。

参考文献：

[1] 刘蓉，梁云，田双全.生态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EB/OL].http：//省略/moba.aspx？id=32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N].江西日报，2010－02－26.

第9篇

关键词土地资源价值公共品退耕还林政策

1土地资源经济总值与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的过程就是资源价值转化的过程。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没有凝结人类劳动，所以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是有效用的，能够满足人类的一定的欲望，给人一定的享受，所以具有效用价值。土地资源又是稀缺的，稀缺性使土地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了经济价值。因此稀缺的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使用的效用。广义的价值是相对于个人的爱好、欲望、利益或志趣而言的。除了效用考虑以外，有些价值来源于资源的本身。比如，有些野生动植物的存在，可能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效用，但是其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人们从伦理的角度，善意的角度看待它们，愿意支付一定的货币来保护它们，也是一种价值。

根据价值的来源以及效用的实现方式等不同，土地资源的经济总值应包括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对土地资源直接消费所带来的价值。它分两类:一是作为资本品，比如用于农田、工业用地等，是生产要素之一；另一类是作为消费品，这主要指消费土地资源的一部分，如天然的生物资源的消费,不包括劳动产品。这部分价值是靠市场来实现的，是市场价值的大部分或全部。

间接使用价值，指的是对土地资源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使用起到维护作用，或着改善周围生产环境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并不是直接用作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它是间接的。比如退耕前的土地用来耕种农作物，是把土地当作资本品使用的，退耕后，变成了生态林地，木材不能砍伐，不能给人们带来经济收入，所以直接使用价值为零。但是生态林能够净化空气，保持水土，有利于周边的农业生产、人类的居住，具有很大的间接使用价值。这部分价值是外部性的，不能通过市场来实现。往往需要政府制定税收和补贴标准，依靠行政和法律途径来实现。

选择价值是指人们未来的直接和间接使用带来的价值。比如林地可以用做耕地。就短期来讲，耕地的未来使用，能够给生产者带来的收益，就是林地的一种选择价值。但从长期来看，毁林开荒可能带来水土流失，以致土地变成荒地，不能再开发利用时，这种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就是零。而林地与农田的使用价值就是这种土地的选择价值。因此，选择价值是一种未来的潜在的使用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除了宗教、文化、习俗、信息拥有量等影响因素外，还与土地使用的可逆性有关。如果土地使用是可逆的，如耕地可转化为林地或园地、交通用地，那么其选择价值可能很小。如果土地使用是不可逆的，如建设用地很难再转变成农业用地，其选择的价值就很大。从这点儿上说，选择价值是一种参考价值，不用于直接的交易。特别是在选择土地的使用过程中，根据它选择价值的大小，即其未来使用价值的高低，对比现在的使用价值，判断何种土地利用方式更好。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构成。其中前三种价值是效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或模拟市场的方法测算出来。而选择价值仅作为土地用途选择时的一种参考价值。存在价值，根据皮尔斯的定义就是对于某一种自然资源的存在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额。一般主要用于对一些野生动植物、或湿地生态保护的人们的意愿衡量，即人们愿意支付多大的数额来维护这类资源的存在。它是特定用途下的一种单独计算，以问卷调查方式取得。所以，土地资源价值主要还是看前两项价值。

从以上分析看出，如果仅仅从直接使用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土地利用方式是否合理是很不全面的。一般来讲，单单从土地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存在着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农田>森林>牧场>荒地>裸岩>废弃地的态势。可是就退耕还林来讲，耕地直接的经济价值大于生态林的直接经济价值，而生态林的间接使用价值又是大于耕地的间接使用价值的。所以从总的经济价值来说，可能二者差距不大或生态林的经济总值更大些。这是因为这些价值之间有着一种互相消长的关系。耕地用途转为林地用途以后，它的直接使用价值也转化为了林地的间接使用价值。只不过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能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它是外溢的，要求国家以税收的形式，从收益者手中转移到退耕农户的手中。

2林地的公共品属性与退耕还林的补偿政策

公共品理论认为，公共品又称为公用品或共用品，可以同时给一系列使用者共同服务。公共品与私用品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公共品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按照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的程度，公共品又被划分为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公共资源。

纯公共品既有非竞争性，又有非排它性，或者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难以排它的公共品。这类公共品如国防、环保等。

准公共品是指不具有竞争性，但具有排它性。这类产品就是布坎南所称的俱乐部产品。俱乐部产品只针对俱乐部内部人员使用，不是俱乐部成员的不能使用。例如：学校、游泳池、医院等。但是在一定的规模下它有一个最优的消费者数量。超过了这个规模，就产生拥挤现象，具有了竞争性。

公共资源是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不具有排它性。如空气、森林、草原、渔场、牧场等。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不具有排它性。但过度地使用，会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使用品的质量下降。

按照上面的解释，退耕还林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生态林则是环境品属于纯公共品的范畴。公用品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它的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它是有效生产，那么应该满足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条件，所以它的边际收益也应该等于零。这就是说公共品应该免费提供，这显然是私人生产办不到的。公共品的非排它性的含义是不能通过价格制度对消费加以控制，因为一旦公用品被提供，就不能阻止任何家庭对它的消费。因此收费变得很困难，公共品不适宜由私人生产。

如生态林建设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它可以在提高周边地区农业的生产，促进人们身体健康等上面体现出来。但是生态林建设也需要生产成本，如退耕农户的退耕的机会成本以及购买种苗、种植、管理树苗的劳动成本等。这些成本需要给予补偿。但是非排它性的特性是消费者涉及到所有社会成员，私人向这些人员收费变得十分困难。那么这就要求国家通过非市场机制给予公共品的生产者如退耕农户，以成本补偿。

我们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实质上就是国家提供公共品的政策。但是生产者是退耕农户。于是国家与农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委托———的关系。虽然国家规定林木的所有权为农户所有，但是生态林的直接经济价值几乎为零，农户缺乏足够的激励来提供这些环境品。尽管从理论上讲，生态林的间接使用价值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衡量，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性最终导致政府的定价也是偏离实际价值的。比如生态林的生态价值实现具有时间性、潜在性、长期性。消费者对它的评价也就多了一份不确定性。这样给予农户的补偿如果太低了，或者仅仅补助8年，那么退耕还林的成果就会变的很危险。所以退耕还林的补偿从现实上说，数额要够，从长远来说国家也应该补足。

3退耕还林补偿额的确定

农户每退耕1亩地，就意味着放弃1亩地的农业收入，这部分收入就是他们种植生态林的机会成本。随着退耕亩数的增多，机会成本在增大。同时种植生态林也要投入劳动和资金，它和机会成本共同构成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假设C是农户的生产成本，A是退耕的的数量,把C看作A的增函数，即C=f(A)，且f′(A)>0。同时退耕的受益者（环境品的消费者）随着退耕亩数的增加，环境品供给的增加，效用在增加。但是，如果他们必须为环境品的消费支付一定的代价的话，比如说交税，那么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他们就得在私用品与公共品的消费组合中作出选择，理性的消费者将选择使它们的效用最大。即

MaxU(X,G)（1）

s.t.X+PG=m（2）

式（1）代表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其中X代表家庭私用品的组合，G代表公共品。式（2）中，X的价格假设是1，P是公共品的价格，m代表该家庭的固定收入。用拉格朗日条件法，可求出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共用品与每一种私用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所有家庭的的边际替代率之和。它隐含的一个条件是，消费者对环境品的消费的边际收益是下降的。通过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与农户的边际成本的比较可以确定退耕还林的最优补偿额,见附图。

当MC=MR时，在A*、P*处，退耕还林就达到了均衡，这时退耕农户得到的补偿正好等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同时也等于他的边际成本。总之，从以上的分析之中，我们看到，由于林地的公共资源的属性，以及生态林的纯公共品、外部性等原因，政府必须始终是退耕还林的参与者，而不可能成为局外人。

所以政府应该制定更加长远的补偿机制，合理确定补偿额，使退耕农户和环境品的消费者都得到好处。

参考文献

1高映轸，潘家化，顾志明等.土地经济问题再认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

2黎诣远.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