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1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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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学管理;德育;失范;对策
在中学管理中，教师可利用学生身心共同参与中学管理过程的有利条件，完成教育、教养和发展三个方面的育人任务，使学生在知、情、意、行诸方面，都有更高的追求，从而自觉建立起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自己在德、智、体、美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中学管理作为一种塑造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教学手段，它不仅能使学生增强体质，掌握和提高运动技术和技能，同时还具有发展学生智力、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品质的作用。在中学管理中，我们进行了实施德育与素质教育的积极探索。
一、中学管理与德育教育的关系
中学管理是教育的基础目标。中学管理目标是指导学生学习一定的中学管理知识，掌握中学管理技能，锻炼健康体魄。学习中学管理知识、掌握中学管理技能都是为了获得健康的身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的活动，都需要人来完成，而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一切就无从谈及。
德育的首要位置来自于教育的历史。教育在开始时更多的是教授做人的道理，只是在后来才发展为科技文明教育。这潜在地隐含着教育首先要教人如何做人的根据。在德育过程中，要培养和生成德性主体，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和德育对象思想品德现状的矛盾。德育的直接目的在于把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变成对象的思想品德。
在中学管理中，教师可利用学生身心共同参与中学管理过程的有利条件，完成教育、教养和发展三个方面的育人任务，使学生在知、情、意、行诸方面，都有更高的追求，从而自觉建立起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自己在德、智、体、美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二、中学管理工作中德育失范的现象及原因分析
对于中学管理工作中的德育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爱国主义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在当前中学管理中都只是表现在形势上，并没有实质性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通过对部分中学德育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导致中学管理工作中德育失范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中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网络化趋势已成为时代潮流。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快速发展。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2、社会网络化的影响
由于信息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网络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都可以上网，可以浏览网页，从互联网来看，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给青少年学习和获取信息开辟了方便快的渠道;同时，黄、赌、毒、邪等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也通过网络传播，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网吧的不法经营者为了获取利润，引透未成年人痴迷网吧，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3、学生管理制度的缺失
中学管理制度中并没有针对学生的道德素养指标对教师进行绩效评价，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了德育教育的不健全性。当前，一些中学为了方便对学生进行管理，而忽视了对学生教师相关指标的绩效评价，为此，需要一套专门针对学校管理工作中的德育教育的体系。
三、中学管理工作中加强德育教育的对策
1、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是社会主义道德用以调整人与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根本指导原则。中学管理几乎都是集体活动，比如全校性的运动会、以班集体为单位的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以及班级群体竞赛活动等，这些活动形式就具有思想品德教育意义;向学生强调集体配合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进行集体观念和集体主义教育，使学生明白：一个没有集体观念的队伍，很难体现出战术意图，作战士气也不会高昂，也很难在比赛中取胜对方;而一个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即使个人技术再高。若不讲究集体配合就会失去同伴创造的好机会，也很难有所作为。竞赛能激发学生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评比能使学生比较容易地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或懈怠会影响集体的成绩，而个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力量，从而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为集体做贡献的责任感。
香港《文汇报》曾报道过，全香港范围的中小学校一直都把集体主义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突破口，学校开展了众多的特色活动，围绕这些活动，师生群策群力、出谋划策，确定各具挑战性的参与项目，如共同编纂一本校史，共同走向街头走向市民倡议一次节水活动，甚至是共同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设计一个地标并作为一度成为支持率最高的设计方案，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2、应坚持道德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在开展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这两个课堂，既重视课堂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既进行认知教育又开展实践教育，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了解社会，体验生活，感悟道德，磨练意志，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做到知与行的统一，不断优化和完善社会教育。社会是人生的大熔炉，社会中的任何事物都会潜移默化地在未成年人心中打下深刻烙印。
疯狂英语的李阳现定居外国，他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个案例：外国的家长见到孩子摔倒，会喊他自己爬起来，决不轻易让大人去抱。而中国家庭见到孩子摔倒，马上会一家好几口子人跑过去抢着抱。这看似温馨的一抱，实际上使孩子失去了实践教育的最佳机会。
3、要确立与时代同步的新观念
观念是实施德育行为的先导。在德育的本质上应该培养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伦理精神，树立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念，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在德育的功能上，在重视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应重视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学校德育通过培养受教育者使其具有适应时展及未来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思想道德素质，如：独立精神、公正观念、竞争意识、社会效能感与个人效能感等，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德育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规范形态的文化传承与保存，使社会文化得以整合发展，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适应性和创造力;在德育的内容上，重在培养“奋发向上、顽强拼搏、坚毅勇敢等进取性道德”和“平等、热情、互利互益等协调性道德”;在德育方法上，应以尊重人格为显著特点，反对强制的、反理性的做法，而采用活动与体验的方式，通过受教育者的自主选择和反省探究，提高道德能力。
江苏省中小学校结合我国出台的 “限塑令”
以及油价价格不断上涨等社会现实问题，在德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了有意识的教育，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担当，学会生存，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和世界，有时代感和危机感和责任感。
4、利用网络导向作用进行德育教育
青少年学生的德育教育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导向作用，建立既能发挥德育宣传教育功能，又能监控有害信息传播的适合校园德育教育的网络体系，德育网络的内容应从传播道德知识逐步转移到引导、启发、解疑释惑上来，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并针对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以其乐于接受、感兴趣的方式，教育、鼓舞、激励和塑造青少年学生，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行为修养。
德育教育要注重双向交流，鼓励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交流。例如，目前很多中学都在学校的网上张设立电子意见箱，倾听学生对学校管理和教师在教学方式、内容上的一些意见和要求，达到互动共进的目的。
主流文化网络还要注重效果，保持青少年学生的注目率和点击量，在网页设置上要图文兼俱，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色彩、动画、影视剧等网络媒体功能，坚持贴近青少年学生的特点和学习生活，推陈出新，不断更新网站面孔，开发新技术和新花样，增强德育网站对青少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好奇心。例如，清华大学非常受学生欢迎的“红色网站”严格履行“宗马列之说，承毛邓之学，怀寰宇之心，砺报国之志”的宗旨，网站页面清新宜人，贴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效果非常理想。
总之，学校只要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充分重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就会使德育工作具有实效性地嵌入互联网中，明确切点，抓到重点，打造支点。
结论
从学生管理的意义上说，学校是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课堂，优化和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是加强和改进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因此，应把优化学校软硬环境和搭建教育平台，作为加强中学生德育建设的重要保障性工作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朱晓春. 浅谈中学德育工作的内容和途径[J]. 现代阅读（教育版），2012（18）：92-93.
[2]尹雪.中学德育教育失衡困境及路径抉择[J]. 时代教育（教育教学）. 2011（01）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方向中，要想找出新的研究途径，就必须研究行政学的内容，公共管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要作为政府的组织机构；二是要以发现具有实效性的原则和管理方法为重点；三是以执行力作为重点；四是在相关的领域要取得一定的进展。无论是从行政的角度去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的方法去分析，都能够对传统的管理方法进行革新，能够对过时的理论做出一定的反应，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理论是在行政学范式的基础上，还是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其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官僚体制，是以组织为基础的，其注重机构，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过分得讲究程序和原则，片面的追求行政效率。在20世纪70-80年代，公共管理的方法得到了创新，在美国的商学院进行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一种是采用政策的方法进行管理，还有一种是采用商业的方法进行管理。但是，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在实践中也发现了缺点，管理只是注重政策的制定，但是政策在执行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量的分析，也没有对重大的政策进行设计。公共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新的范式。在1991年，公共管理研讨会中，将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对最新的公共管理成果加以关注，通过对理论的分析，找出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并可以针对实际的工作管理，实现了公共管理政策的交流，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2.公共管理的特点
公共管理新范式兴起后就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主要在公共管理研讨会呈现出来，当时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相关的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一门全新的学科，是一种管理的新途径，其与政策的分析还是存在不同的，而且会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经验。
2.1拒斥公共行政学和执行分析
公共管理学从刚研究出来就对公共行政学和执行方面提出了异议，是一种反传统的研究，大多数公共管理学家都不是行政学家，而且也不是研究政治的，公共管理学者是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局限于行政背景，他们在所学的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出新的理论，他们刻意将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放在一边，站在其他的角度去分析公共管理，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对公共管理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中描述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而且所描述的场景比较消极，不利于人们工作。很多公共管理研究者都是经商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公共管理学是从商学院发展起来的。
2.2乐观规范的研究领域
公共管理学不同于其他的行政研究，而且二者的政策和目标也存在着差别，从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进行执行研究的时候，强调的是对执行力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是政府绩效的关键。2.3以最高层的管理人员的决策为重点公共管理的执行单位是以最高层的管理者为重点的，是由高层管理者制定策略，但是，公共行政学却是由部门的管理者来决策的，现在对实践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2.4通过案例的分析来拓展领域
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演绎的方法、情景再现的方法将一些案例摆出来，从案例中获得经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认为，不通过案例是很难做出决策的，仅仅通过观察不能推出管理者所运用的方法。
2.5为管理研究取得与决策研究做贡献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对政策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部分内容在经济学中也是核心内容，决策在任何的管理中都是重点问题，通过对成功的政策分析，在管理中要重点对决策进行分析，让单位做出正确的决策，公共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既应该注重发展战略，又应该注重实施的过程，将焦点以外部的形式呈现，要注重管理方法，而且要注重技术分析，也要结合实际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而且要着重发展资深的公共管理人员，在公共管理中，应该把握好“公共”一词的定义，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也划分到其中，注重对理论的分析。公共管理应该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分析，对实际的应用进行概括，要提供理论和规范，要理清管理的脉络，可以采用干预的形式来指导，而且要确保有充分的执行能力。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都可以分清事情的因果关系，然后按照流程对事件进行干预。
3.结语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2005年，公共管理专业成为教育部学科设置中的一级学科。在看到进步和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隐忧”。首要的无疑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目前存在以下值得重视的问题:
1.发展时间较短，知识积累尚嫌不足。如前所述，公共管理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虽然威尔逊1887年《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已经标志着行政学的诞生，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阶段性特征鲜明，以前的行政学研究范式对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作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潮流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也可称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却是最近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难免存在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学习者感到，就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其包含的知识还不够丰富，重要的理论、学说较少，整个学科没有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那样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状况。在教学活动中，不同课程往往有重复的内容出现，而有些课程又内容浅显、欠缺学理性，难以引起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兴趣。换言之，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成熟、积累深厚的一级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还显得单薄，没有形成由多种理论、学说构成的丰满的知识体系，分支学科尚未孕育出来，学科的基础还不够深厚和稳固。
2.理论更新跟不上实践发展。公共管理学科自兴起以来，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多元治理理论等新理论，对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绩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公民社会的功能，协同解决“公地悲剧”难题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和传播，这些理论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一些观点、主张也已经为政府或社会所实行，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成果似乎正在失去初创时期的新鲜感，实践指导作用和思维启迪作用下降。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这是一般的道理，尤其对公共管理这种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比，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显得滞后，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缓，理论更新的速度慢于社会变迁的速度，不能不引起该学科专业人员的重视。
3.知识积累不足，学科独立性不强。公共管理学科是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许多内容都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对这些学科的依赖性较大。但是，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尽管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但却必须将其作为“引玉之砖”，展开对自己学科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方法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并形成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机制，否则，学科的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目前的发展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虽然该专业的好几门课程都涉及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等知识，但只是介绍一些最核心的观点，而如何从这些理论出发，展开对社会公共性、公共事务、公共问题治理的深度分析，建构起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则进展不大，迄今也没有纯粹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出现，更不用说不同理论间的争鸣了。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从科学管理主义、官僚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都获得了改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启示，分析了这些理论对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义，但是，笔者这里想问的是，像政治学中的各种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理论、国家干预理论那样，纯粹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有哪些?这些基础性理论揭示了公共事务的什么特性?相互之间有没有激烈的争鸣?公共管理学科又为其它学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就说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
4.理论本土化不足。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曾经致力于发掘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规则、规律和组织构造的原则与模式。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本身也是对这种观点的纠偏，因为它同样坚持理性的有限性，反对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必须适应本土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其“注重管理的外部效果而不是内部构造”的自我期待。但不幸的是，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直接搬用国外的成果，本土化的成分太少，与公共管理学科注重实践的属性相悖。毕竟，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依赖的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都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学科?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更好地结合?如何增强理论的应用性、针对性?在经过20年左右的学习和引进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该思考这样问题了。以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既和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又和它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视野相对狭窄、研究主题集中且受到时代的较大限制有关，更和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落后有关。可以说，主要由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才导致了“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视野狭窄，基础不牢，学科知识体系单一，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还不够等方面的问题”［1］，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另外，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怀疑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公共问题越来越多，资源和制度的公共属性日益强烈，甚至以前被认为供给无限的空气、水、外太空领域，现在也有科学管理、合理分配的必要了。因此，可以说现在正是公共管理学科大显身手的时候。具体到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矛盾更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理论角度看，公与私、义与利、个人和社会、权利与权力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公共管理只不过是这些话题在当代语境下的再现而已。这些问题的恒久性，也决定了研究公共管理的恒久意义。只有加快学科的发展，为社会贡献更多有创见的理论成果，才能赢得公共管理学科应有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与存在的不足
公共管理人才，即具备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掌握公共管理的知识、方法和能力，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才。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既通过运用本学科知识、提供智力服务、促进公共管理实践表现出来，更通过培养和输送大量受过专业教育的公共管理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表现出来。那么，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又存在哪些问题?
(一)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
1.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和品格。这里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品格，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而忘私、献身集体、自我牺牲等崇高的个人品德，而是指关心公共事务、乐于服务社会、善于与人合作、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自主、理性、自信的“公民精神”。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内，崇高的个人品德固然可贵，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事务要真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良好的人性上，而必须基于复杂的人性这一现实，培养普通公民具有“恰当理解的个人主义”意识(托克维尔)。也即:认识到公共的事务、公共的利益不是与己无关的，而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事务和自己的利益。具有了这种意识，才知道与他人联合的必要性，自主、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主动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只有这种“公民精神”在全社会真正扎下根，公共事务的治理从根本上才是可以向往的。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培养的人才来说，经过了几年的专业教育，即作为公共事务的专业管理者要为社会服务，必须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们应该更具有服务社会、关心公益、自主自信、善于合作、尊重和勇于维护权利、自觉承担公民责任的品格。具有“让人民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着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这种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为政理念［2］，实现从传统的依靠士大夫的一己美德与个人智慧治理公共事务向现代社会依靠千百万成熟的公民自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念上的转变。
2.掌握公共管理的原则、方法和能力。公共管理与一般的管理行为在管理对象、管理目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的管理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人的广泛性和事务的广泛性);管理目的具有多元性(追求公平、民主、效率等多重价值目标);管理原则包括必须服从公共意志、必须依法管理、具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管理方法包括要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公民的作用实行多元治理，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多种方式供给公共产品，以及管理理论中所讲的其它具体方法;管理效果具有影响的广泛性、效益的间接性、收益的公共性。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相对于一般的管理行为来讲，过程更加复杂，程序更为严格，更加依赖管理队伍整体的作用，也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对民主政治下政府的职能、活动方式与原则以及政府权能的有限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公共社会有更高的期待，更具有法治观念、程序意识、权利观念，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更能包容批评意见，更加相信科学决策并掌握其方法。至于其它的组织指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表达动员能力等，更是无需多言。
3.真正了解社会。与其它管理活动相比，公共管理是一种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者要接触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要依靠社会资源、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要由社会公众对自己的工作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民愿，认清社会发展的潮流，清楚群众的心理，能够洞察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总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才能做好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即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必须更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
(二)目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
与这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相对照，可以看到，当前公共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
1.公民精神的培养不足。公民精神或公民美德是公共事务能够得到良好治理的根本依靠，这是众多思想家反复阐述过的道理，也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道理很简单，社会是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土壤。如果社会构造得不好，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和多么巧妙的管理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在中国公民社会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公民精神的培养或公民教育是一项全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工程。作为专业研究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公共管理学科，更要把公民精神的培养作为学生素质养成的基本任务，切实做好，否则，我们培养的学生将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半成品”。但是，据我们了解，在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公民精神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有限的几门课程中，涉及到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其它课程，都是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作为重点，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很少将公民精神渗透在其中。诚如罗尔斯所说，“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是公民社会”［3］。公共管理教育如果不能为使社会———而不单是政府———变得更加优良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可以说就是它最大的失误。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对于公民精神都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
2.实践锻炼的机会不足。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很强，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而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因此，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接触公共管理的实践，接受实际的公共管理训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缺乏实践锻炼机会的现象比较普遍。(1)学校与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的“距离远”，学生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些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去。即使在这些单位实习，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如接听电话、打字、收发文件等，了解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内容。(2)教学活动中实践课程少，理论灌输占了太大的比例。最多是请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做报告或到这些单位去参观，了解到的仍然是比较肤浅、表面的情况。(3)非常重要的毕业实习环节在一些学校有形式化、走过场的现象。(4)案例教学的开展情况不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学校、教师的责任以外，现有的职称评审制度中对教学的轻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等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公共管理总是包括人、资源、问题、环境等要素在内的真实过程，就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不可能人为制造一个场景，让学生亲身进行“管理”。但是，尽管有以上原因，却不能成为学生实践机会不足的借口。相反，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克服困难，尽可能为学生接受实践锻炼创造条件。
3.专业著作的阅读不足。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大量必须阅读的专业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治学者都有必要阅读专业的经典著作，另一类是在本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学术著作。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具有重要思想启发价值，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华”。研读这些作品，无论对于哪个学科，都具有启发思维、启迪心灵、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从中寻找精神和智力资源解决特定领域里问题的作用。专业学术著作是在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高声誉，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有重要创新，从而对一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研读这些著作，能够深化对专业问题的认识，获得教科书所不具备的教益，对于专业学习和专业研究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活期间，大学生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又没有家庭的压力和拖累，专门用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如果不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势必只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4］。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一方面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背诵英语单词、考托福、考GRE，考各种资格证书。另一方面满足于教材知识的掌握，临考试前突击背诵老师的课堂笔记，以应付考试，或者满足于短平快的“快餐类”期刊杂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4.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足。社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公共管理人才，就必须经常、深入地接触社会。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那样，完全将自己的大学生活局限在校园内了。他们与社会交往的途径更多、主动性更强。但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接触社会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研究问题的头脑，有准备地去接触社会，而这样想法的人就不多了。繁重的考研、考证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本科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带来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脱离趋向，甚至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学生从专业角度真正接触社会。
三、结语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
目前，诸多的研究者结合学科特点，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教学模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研究角度如下:
(一)国际比较视角进行国际比较是我们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常用方法之一，加之现代公共管理学科教育本身就起源于西方，学者们在探索国内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发展模式与方向的时候，必然要把目光投向国外。只不过，在公共管理实践教学方面，国外大学从一开始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学位设立、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公共管理学科教育与市场需要或社会需求结合十分紧密。国内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一般也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如王乐夫等人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51所院校为代表，专门比较了中西方高校在公共行政专业课程设置方面的差异，概括了西方高校这一专业课程设置的类型与特点，指出我国高校的不足所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杨列勋从整个学院的角度，重点描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KSG)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多样的学位类型，认为KSG课程设置的面宽量多、最大限度的交流与合作、强调特色和院校特点、以政策应用为研究导向和出发点［1］这四个方面给我们以较大启示。张钢对英国公共管理教育的特殊发展历程，特别是实践推动下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学科范式转变的过程进行了专门介绍。姚光亚和张少栋分别从硕士和本科两个层次比较了中美公共管理教育的不同所在，说明了美国高校公共管理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的特点。田蕴祥以职业型硕士为切入点，从学院归属、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和教学特色［2］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学公共管理教育的情况，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二)一级学科层次的探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都对应于具体的社会管理领域，虽然职能分工不同，但在内在规律上有着共通之处，因此，在整体上探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模式也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如卢增智在强调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指出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应该树立五种理念:全球化理念、市场化理念、实证化理念、学生本位化理念和创新化理念，可以从认知实践、实验模拟、案例教学、实习实践和教师队伍等［3］五个方面加以创新，以增强实践教学环节。章兴鸣等围绕“实践的课程范式”，强调公共管理学科教育中课程教学与实践情境的关联，提出实践教学的五个实施途径:“课堂———社会实践”一体化、拓宽实践教学内容、建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学实验室、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提高教师实践能力。［4］许吉从人才培养结果的角度，指出我国公共管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五个途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
(三)二级学科层次的探讨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开展情况看，能把所有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完整的不多见，大多是根据自己学校原有的基础开展本科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多见的情况是，多数进行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学校都设置了行政管理或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因此不少学者在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教学模式时是以其中一个专业为切入点进行的。如陈振明等人以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改革为基础，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公共管理学科教育中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杨述厚等着重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实习模式、考核模式［6］四方面说明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方向。彭忠益等从人才供求角度入手，说明行政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应该重视社会实际需求，从而建立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模式。此外，周湘莲、崔长勇、马杰等人则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四)结合院校特色的探讨从国内外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成功经验来看，重要的一点是突出特色，这一点一般是结合学校性质加以探索的，有学者从这一视角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如张力专门结合财经类院校的特点，从当前财经类院校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三方面入手，谈了自己的看法。卢海燕从所在学校(华北电力大学)的特点出发表述了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
二、现有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之处
根据对现在研究文献的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国内学者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的成果，但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际比较中的适用性研究不够国外的公共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问题在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如何借鉴?公共管理教育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独特的文化氛围，再加上现代公共管理教育发端于国外，我们在引入之后，究竟如何使之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国外高校中成功的经验在国内应用时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应该怎么克服?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让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教学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实践教学开展的实证研究不足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虽然可以感受到诸多同行都在为如何开展及强化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而进行努力的探索，但多重于理论或抽象的表述，到底在实践中如何操作?遇到了什么困难?则研究较少，或者仅仅是停留于非正式的交流，很少形成系统的理论思考。
(三)实践教学开展中的障碍研究较少公共管理学科与社会公共事务及公共组织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开展实践教学也是学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由于我国独特的国情，在广泛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实践中遇到的障碍是什么?哪些可以克服，哪些难以克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障碍的出现?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比较少见。
(四)特殊性研究不足如前所述，成功的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必然会体现出鲜明的特色，那么我国各高校在该学科实践教学中的特色如何体现?特别是如何与我国丰富多样的地区特点相结合?笔者认为这是我们探索的重点方向之一。
三、完善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思考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完善，并不只是从如何丰富和创新实践教学方法与手段入手，它是理论教学、实践应用、专业素养的综合体现。因此，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尝试与探索:
(一)强化理论基础实践教学模式的完善并不排斥理论教学。从根本上讲，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实践教学也不能很好地开展。因此，我们并不能在看重实践教学的同时忽略了理论基础的加强。难点在于如何让学生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如何提高理论教学水平以便于学生更好地学习。要通过理论课程的合理设置，达到既强化理论学习，又不过度挤占其他课程的效果。
(二)加强社会合作，拓展实践教学领域实践教学环节并不局限于课堂教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了解社会现实，以便应用所学理论把握现实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终提出解决之道。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走出校门，与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例如建立实习基地、顶岗见习等。
(三)加强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特别是与公共部门的合作实践，首先需要学生具备最基本的工作技能，如办公软件与设备的熟练操作、会议安排、文书写作、秘书实务、公关策划等，否则，会给合作单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从而影响合作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