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1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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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由于思想观念及教学观念所限，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教师在实际接触学生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迫切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将“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中，教师则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伙伴，一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需要、思维和行为方式，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及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精神。
一、了解学生、关注学生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
现在的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大量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新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大学生接受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导致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笔者在教学开始前和教学过程中采用师生交流等教学方法，或问卷调查，让每位学生写出自己的思想困惑和理论疑难；或通过主题谈话，师生之间各抒己见，进行各种思想的交流；或课后利用网络论坛、邮件和QQ等形式，师生双向讨论交流，及时反馈课堂教学效果，摸清学生所思所想。通过了解发现新时期大学生有以下特点：一方面，他们思想积极敏锐、健康向上、崇尚奋斗、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有较强的自尊心、自我表现欲、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有较强的自学和思考能力、理解能力；喜欢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碰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均有一定思考，能够试着去分析和理解；只要理论具有说服力，他们愿意去学习和接受，也就是说不存在与之间的天然隔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集体主义观念淡化，法制、纪律、诚信观念不强；价值目标取向错位，趋实用化、短期化、直观表面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抬头；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力不足，不少大学生对基本原理课有厌学和抵触情绪。
二、“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最大限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在摸清学生所思所想基础上，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将传统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小老师”讲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课程辩论赛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结合起来，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尽可能给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发挥与思维参与的空间，让学生愉快地思考，大胆质疑，鼓励学生间的合作学习，营造生动活泼的气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学习经验，在群体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从而真正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小老师”讲堂教学法
此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尽情在三尺讲台上分享见解和感悟的平台，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者，而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在学生讲堂开始之前，笔者从教材中挑出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浅显的内容让学生选择，并对主讲人进行了培训指导，引导学生自学，进行大量阅读，查找资料，完成知识重构，提前准备好讲稿内容和多媒体制作，在保证其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订正错误的知识点，增加准确度和趣味性，保证内容的可接受性，体现学生的中心作用。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引导学生从熟知的事例及所学专业出发，运用适量典型的影视资料，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多媒体的展示时机一般是在突破难点、阐释重点的时候，以及学生学习兴趣淡化和思维抑制的时候。在“讲堂”中，主讲人不是纯粹地讲授，他需要结合其它教学方法与教师、同学之间进行相互讨论、辩论，相互学习，杂取百家，互为补充。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引导作用。“小老师”讲堂因主讲人是学生，所讲内容大多为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通俗易懂，所以学生很爱听，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探索和思考，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推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2.专题讨论教学法
笔者在运用此教学法教学时，首先把基本原理某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按照内在逻辑组成一个专题。然后提前一周把上课的所有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10人左右），让每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围绕专题阅读文献、准备资料、写好发言提纲或讲稿，制作好PPT。选举一名代表到台上进行8分钟左右演讲，小组其他成员可以随时补充，学生只要能自圆其说或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都是回答正确。对于抽象性和概括性强的内容，为了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可引导同学们通过案例，让学生听得懂，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最后可让小组外的同学为本小组同学打分，同学代表和教师分别点评。每个小组整个过程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尽可能创造让更多的学生广泛参与的机会，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参与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课程辩论赛教学法
课程辩论赛与通常意义上的辩论赛不同，它主要体现了课程和教学特点，内容为主，形式为辅，所以我们将课程辩论赛简化为三个环节：立论陈词、自由辩论、总结陈词。每位辩手需遵守“重在辩”的精神，赛前做好充分准备，辩论过程中要求每位辩手均发言，发言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尽量脱稿。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课程辩论赛正式队伍由六人组成，可以有两名替补队员，报名采取学生自愿的原则。教师鼓励班级其他同学为自己所在“方”收集相关资料，依据提供资料的价值大小为学生打平时分，这样可以让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参与进来。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我们将整场课程辩论赛的组织服务工作交给班级学生自己承担，由教师在班上指定一名班干部负责，其他同学协助，主要负责比赛计时计分统分以及比赛的影像资料留存、宣传报道等工作。如果条件允许，教研室各位老师所带班级之间也可以进行课程辩论比赛，成为全校学生参与的活动。实践证明，课程辩论赛为学生营造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团队配合的教学氛围，学生参与热情很高，同时，锻炼了大学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学生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4.实践教学法
此教学法是通过读书小组、社会调查或与学生党团活动结合等形式完成的。在教师指导下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读书小组，给学生列一些相关的参考书，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热情，加强学生之间的思想沟通；或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或社会调查，低年级学生可以开展一些参观活动、服务活动，中高年级同学可以开展一些社会调查、难点问题调查等活动；或把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学生党团活动的主题结合起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实践教学结束后，可让学生写论文或实践报告，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强化学生对原理的学习。通过实践教学法可以让学生获得直观的感性认识，让学生从具体的问题和事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理论，增加说服力和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学生对基本理论的认同感；同时，可促进学生深入认识社会，将所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三、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实施的保障
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但不能少了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教师如何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接受“原理”知识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条件在于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一是教师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应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支撑。新教材的课程内容经过了高度整合，其理论容量之庞大、任务之艰巨都是空前的，所以要求教师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研究能力，一专多通，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尽量脱稿讲授，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述深奥的基本原理，熟练地把教学与当前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教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二是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理论课教师与其他课程相比承载着更加重大的育人使命，在教学当中更应该关爱、体贴和帮助学生，建立一种平等、民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新型师生关系，创造一种情理交融的学习氛围。“亲其师”然后“信其道”，学生乐于接受教师所讲的道理，就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三是教师要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总结能力。教师组织、协调工作做得好，学生的兴趣就会被激发，感觉很自信，就乐于参加教学。在教学活动开始前，教师要做好学期的整体准备和每节课的准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如人格激励、分数激励等，或把高年级较好的做法展示给他们，用好班干部，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善于总结，在每次课上完后总结，针对课堂讲授后学生的反馈和教师的现场感受，找出不足之处，记录下来，下次予以改正；一个学期结束后也要总结，对反响好的部分继续保留，对教师讲授时“底气不足”、学生反馈平平的部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更换教学方法和内容，重新修订与完善。
“基本原理概论”的内容是既定的，但其教学法的研究却是无穷的、动态的。不断拓展、创新教学方法，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学会熟练地运用基本原理知识分析和解决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国炎，等.中国化与大众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冯刚.高校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3］ 陈占安.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J］.教学与研究，2004，（11）：7-9.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关键词:中医学本科;专业培养;专业核心能力;教学新体系
中医学本科专业开展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中医本科教育依然是向临床输送中医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对稳定中医队伍、持续开展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1］。虽说中医专业的教育体系建立已相当成熟，但是围绕中医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以下简称教改)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年2月，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工作会议召开，这标志着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正式启动，实现了与国际医学教育培训模式的接轨。其中涉及中医学本科专业的培训模式为“5+3”，即5年在校本科专业教育后，进行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临床实践、职业道德、专业理论知识、医疗政策法规等。新医改将对中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然而中医界一直存在“中医青年人才培养成熟太慢，青年中医改行较多，在校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学生信心不足”等问题。如何提高应届毕业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更多卓越的中医师致力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校教改工作探索与实践的重点。笔者拟通过分析近年来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教学环节的现状以及所做的改革，旨在寻求更好的教与学新思路，以期为中医本科专业教育改革提供一定参考。
1中医学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教学本身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中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教”的改革，而忽略了学习层面的改革。即便教改开展了很多年，但是效果总是达不到理想期望值。所以，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学会学习为核心的教改才是新的教学改革观［2］。中医学本科专业属于国家级特色专业，发展至今已有较完整的教学体系，但是依旧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医本科生普遍存在临床基础知识不扎实，动手能力不强、科研意识薄弱、创新能力差等问题［3］。扩招人数的增加引起教学资源的不足，生师比远远达不到教育部要求;而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就业机会的相对减少，又促成了近年来的考研热;教学形势的单一、学生疲于“题海战术”，真正的临床实践技能没有得到严格的训练和考核，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未被带动，又导致学生的专业信心、医学信仰未能得到树立;培养模式上仿造西医院校，课程分配未能突出中医特色;而中医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其思维和技能必须通过临床实践才能得到锻炼与提高，但临床见、实习时间有限，学校学到的中医知识在初期临床中很少有用武之地，短暂的临床实践反而被熟悉电脑操作系统、办理出入院、书写病程等医疗文书占据大量时间。所以，现有的教学体系未能与现代医学相适应发展。中医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4］，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理解中医［5］。但上世纪初兴起的，使传统文化日渐衰微，学生从小就接受现代文化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只不过是几篇古文而已。所以，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医本科毕业生出现了中医学术思想传承能力不足、临床思辨能力不强、中医思维功底欠缺和临床操作技能不扎实等问题。
2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教学改革不单是制度上的改革，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也同样重要。中、西医学虽理论体系不相同，但不能对立看待，应该相互借力，不避中西医之嫌。例如:随着医学的进步，儿科学上的重要内容已由祖国医学的四大证“痧、痘、惊、疳”逐渐变化为现代儿科的四大重点防治疾病“腹泻病、小儿肺炎、贫血、佝偻病”。是故中医专业的教改应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西并重，发扬优势，突出(中医)特色(改革图示见图1)。2．1创建培养传承能力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1．1以历代名医大家为引领，培养学生中医学术思想传承能力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这些抽象的思维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体体现于中医经典著作之中［6］。经典著作是中医学术思想的重中之重。第一课堂改革中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四大“经典”课程并丰富《中医各家学说》内容，专题阐明经典著作成书背景，作者简介，学术渊源与成就，以及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联系，帮助学生不断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培养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医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传承历代名医大家的学术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第二课堂活动，创建“岐黄学堂”学生学术社团，开展晨读四大经典、观看中医经典视频和养生保健运动等社团活动方式，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传承中医的兴趣，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中医学素养。2．1．2以省、市级名中医为典范，培养学生中医临床经验传承能力坚持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创新师承教育新模式，开展夜间和周末跟师见习，学生利用夜间与周末到病房和门诊，跟随高年资临床医师见习;创立“名医堂”门诊，让学生在临床跟随省、市级名中医坐诊;创立“名师堂讲坛”，让学生接受名师专家的现场指导和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通过上述方式，不仅发扬了中医传统“跟师学徒”的特有教学模式，还培养了学生对现代名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能力。2．1．3以中医古籍图书数据库为载体，创建中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平台依托2010年国家教育部课题“巴蜀特色中医药古籍抢救、数据挖掘及利用模式研究与实践”和2007年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巴蜀中医药学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等课题支撑，逐步建立了中医典籍图书数据库和名医数据库等，以移动式图书馆的创新形式，利用网络平台面向学生开放，为学生传承中医文化和名家思想提供便利途径，帮助学生融通文、史、哲、医，构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自身知识结构。2．2创建培养思辨能力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2．1以“经典”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辨能力学校温病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三门临床经典课程均为四川省精品课程。学校从2006年开始“经典”思辨的全面改革创新，依托2006年四川省教学改革项目“在《金匮要略》教学中提高学生辨证思维的改革方案”等系列课题研究，明确了“经典”课程为临床提高课的定位，在教学中追本溯源，帮助学生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医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内涵实质基础下，训练临床思辨能力。中医学专业教学计划中除“经典”课程外，增设实验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与临床1．5学分，探索“经典”理论与临床的“本源”关系，培养学生基于“经典”的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图1实践教学创新体系2．2．2以“中医思维原理”为核心，建立中医思维训练实验教学新体系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医思维训练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创立了以“中医思维原理”为核心的中医思维训练实验教学新体系。通过中医思维原理互动式讲解，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的中医基础各类课程的知识，有机地串联、疏理和整合，将孤立的课程知识融为一体，成为一套完整的诊疗思维程序和模式，并能自觉合理地运用这套思维模式来指导具体的临床实践活动。2．2．3以《中医学与辨证法》为平台，帮助学生进行思维碰撞与交流《中医学与辨证法》是学生自创的学校内部刊物，由学校高年资的教授、副教授统一审稿、编辑，从源头上保证了学术交流的质量与品质。其专门收载中医学及中医相关专业学生中医辩证思维方面的文章，为学生思想交流提供平台，帮助学生在思维的碰撞中不断提升辩证能力。2．3创建培养临床技能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3．1创新实验课程体系，优化技能培训方案中医临床教育的课程设计应该使基础理论、专业理论、技能教育相辅相成，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理论密切结合实践【7】。首先创新了课程设置，增设“中医四诊技能训练”1．5学分和“中医内科能力训练”2学分，编写出版专著《中医基本功手册》和《中医望诊彩色图谱》。其次，坚持培养中医学生具有运用西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临床诊治的主张，在教学计划中设置“诊断学实验”1学分、“临床基本技能训练”2学分、“内科病案讨论与临床诊治思维训练”1学分和“外科常用技术实验”1学分，强调中医重思维，西医强技能的“中医融合”教学模式。2．3．2强化实验课程平台，更新实验教学理念依据我校中医学科优势，结合实验教学特点，培养熟练掌握中医诊疗技能、正确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中医临床人才为目标，建立了“中医学基础”、“中医学临床”和“针灸推拿”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泛引入先进医学模拟教学，建立了模拟医院，成为“四川省中医临床技能示范基地”，使临床技能实验设备的内涵和实验水平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求任课老师更新实验教学理念，积极参与到学生“开放性实验项目”中去，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第2课堂，还提高了学生基本的诊疗技能。2．3．3开展“国医之星”系列竞赛，搭建学生技能展示平台“国医之星”系列竞赛是学校的大型学术类竞赛，旨在加强医学生理论联系临床的能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和技能展示平台。其内容涉及中医经典、中医诊断、中药学、方剂学、西医诊断、学术交流、科研创新等方面，活动涵盖了中医药学术，中医药科技，西医基础知识3个板块，分为8个单项，增强了学术竞赛活动的系统性和品牌性，在竞赛中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技能与思维方式。2．3．4创立暑期临床见习，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中医学生的不同学习层次，前3学年暑期开展见习活动，通过临床应用，巩固既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依托2007年和2010年学校教改课题“高等中医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研究与实践”和“‘三点一线、两位一体’，中医特色型见习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研究，建设完善了临床见习基地，构建了中医特色型见习体系，并编制了《暑期临床见纲》。2．4创新临床考核模式的实践教学新体系医学生的临床实习阶段在整个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医学教育的质量、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8］。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改项目“‘一载体、两优化、三强化’的岗前培训模式再改革研究与实践”，并以2006年四川省教改项目“中医院校临床教学质量标准和监控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和2009年重点项目“中医本科临床技能评估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等课题研究为支撑，创建了实习技能监控体系，内容包括:严把入口关－创建了中医特色毕业实习岗前培训新体系和实习准入考试机制;严控过程关－创建了中医临床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和动态技能评估体系;严守出口关－创建了模拟中医执业医师考核的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体系。此外，中医本科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体系充分发挥了“以考代训”的作用，让学生熟悉并提前预演了执业医师考试，帮助明确了规范化培训阶段的学习目标;也让教师充分掌握了学生的薄弱环节，及时修正和规范教改计划。我校还坚持学生评教、校领导听课、专项评估、教学检查等监督体系，充分保障了教学质量的过程与目标管理的协调发展。
3改革的结果与结论
3．12007～2010级实习准入考试成绩分析见图2。图2显示，在我校教改过程中，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在实习前绝大部分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符合学校的实习生标准，并有逐年提高的趋势。3．22006～2009级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成绩分析见图3。图3显示，2006级～2009级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在毕业考核中(第1站辨证论治30分，第2站基本技能40分，第3站病史采集、临床答辩与临床判读30分，综合理论考试100分)，在辨证论治、病史采集和基本技能方面达标率较满意，在临床答辩与判读、综合理论方面较薄弱。3．32006～2010级各学年中医类别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比较见表1。表1显示，2006～2010级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各学年的中医类别课程的学习成绩大一、大二处于一般水平，大四处于中等水平，大三处于较好水平，可能与课程设置协调性有关，可做更深层次统计学研究与分析。3．42010～2013年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平均分、过关率比较见表2。表2显示，2010～2013年国家执业医师考试中，我校考生在平均分、过关率方面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学校教学体系的改革工作有效，教学质量处于全国中医院校领先水平。3．5结论中医学本科学生在毕业时理论知识水平基本符合国家执业医师要求，在临床实践技能及综合知识应用方面存在薄弱，后期教学改革工作应围绕提高学生临床实践技能和强化综合理论知识应用等方面进行。初步建成的教学新体系提高了我校考生的执业医师通过率，说明教学改革工作有效，应坚持并深化改革以求再提高。
4改革的不足与展望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存在的问题
界定中医原创思维，是一项相当棘手和难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义，还必须改变长期因循的理论定势，需要沟通众多自我生发的孤立观点，区分几个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论定势的偏向需要纠正
理论定势偏向其一，中医原创思维是哲学命题，认定思维活动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此等认识的结论，大都缘于中医学同哲学的思维功能基本一致，认为思维活动只是认识万物和宇宙自身。尽管认知功能是思维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维的功能还有指导实践和规范行为、梳理层次结构与构建实践规则，创造价值与进行评价的功能。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曾说，中医学不仅体现了认识论上的知识论，更是实践论。换句话说，中医原创思维，不是为了认识而去认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解决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二，中医原创思维与中国其他传统学科思维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天学、物候等学科的思维进行解析，能够从外部间接了解中医原创思维。笔者认为，从思维发生的认知基础与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应等认识的逻辑起点来看，这一思路并无不当。但基础和特征并非思维本身，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界限不应忽视。中医学是以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调控法则为对象，要认识的是生命的机制与原理，要解决的是辨证论治的实际问题，故中医原创思维与其他学科思维大相径庭。
2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需要通约
通约，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科学哲学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常常称之为“可通约”。关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如王琦［2］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刘天君［3］提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王永炎［4］主张原创思维具有“特有”、“与众不同”、“创造性”3个属性，“科学与人文交融”、“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两大特点。刘长林［5］曾指出，中医原创思维应以象思维为主导;“象”作为思维单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较各家观点，突出共性，体现个性。研究者应当反思:为何上述研究的对象均有“象”的因素?各类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如果这些结论的孤立情况难以打破，无法体现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面内涵，设法找出的共同的结构、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盖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统一的定义?
3模糊的理论概念需要澄清
思维、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几个理论概念常常干扰我们对中医原创思维的准确把握。对方法、方式、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认识差异很大。在中医原创思维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够剥离开来单独加以研究?比如，辨证论治是方法，还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确了中医原创思维这个上位概念的定义，才能对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义并确立规则。笔者认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现中国原创文化底蕴
刘长林［6］曾说，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以时为正”。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侧重于时间维度，并基于此来统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整体生命状态的本质描述。中医原创思维的认识对象，是生命过程中的现象与运动、原理与规律，调整的是生命不断生成演化的动力与状态，应充分体现中国原创的文化内涵。
2充分容纳中医学术史上的原生意识活动
所谓原生，就是在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丰富与完善。这一过程就是中医原创思维的生发过程。在当前，必须从学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中医原创思维的界定问题。同时，在共时条件下，对中医原创思维进行深刻描述。
3充分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医学思维活动的特征，必须从面向临床实践的视角加以总结和归纳。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学思维，大约出现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黄帝时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汉和帝时代，才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4种模式进行总结，也就是医经、经方、神仙与房中4个流派特征。如《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义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虑中医原创思维的创造特性
鲜活的中医原创思维，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与规范过程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都会带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从临床处方论治视角来看，每一次面对病患都是思维创造的开始。因此，对于中医原创思维的总结及其对临床指导与规范作用、临床层面创新意识活动程序的描述，以及临床疗效的评价等方面，也应在中医原创思维定义中得到体现。
中医原创思维的结构性要素及定义的表述
中医原创思维，同其他思维活动一样，都具备符号—语言、秩序—规律、程序—规则3个最主要的结构性要素。
1符号—语言要素
思维活动是自始至终在符号或语言媒介中运作的思维活动。无论符号表述一种意象涵义还是抽象涵义，其总是作为一种指代流动于思维过程当中。中医原创思维关注的是一种称之为“象”的符号，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体、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思维活动单元。“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结果。中医学大多数的思维活动，都是以“象”为媒介发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气象、阴阳五行之象等，人体之象有脉象、舌象，以及证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难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围。“象”又是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以及外界环境信息两相交融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在认识与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时，将人体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实践中具体加以传递、交流和运用的意识活动。
2秩序—规律要素
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从混沌或无序中发现或建构秩序的意识活动。中医原创思维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类生命运动、现象的秩序与规律为解释中心的意识活动，是指导临床实践并促使临床行为与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有序化的意识活动，也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并促使价值模式和尺度标准化和有序化的意识活动。客观地说，中医原创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与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医原创思维也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价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与规律。
3程序—规则要素
关键词：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非医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205-02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中医药院校新兴专业应运而生，如我校陆续开设了公共管理、医院管理、法学、医学英语等非医学专业。这些专业培养目标并非是医护人员，但毕业后的工作大多数都与医疗相关，这就要求该类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背景[1]。因此，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上都开设了一些概论类中医课程，使该类专业学生在扎实掌握本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些中医学知识。《中医学基础概论》为我校针对这些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整合而成，分上下两部。该课程建设的目标，即通过合理精选内容教学，组织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等，为非医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结构较为完整、合理的中医学知识框架，使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课时达到对中医学基础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以后工作有所裨益。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课程的具体化[2]。目前所使用的《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是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的内容组合而成，编制时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删除了一些重复的部分，但四门课程基本还保留原课程的基本框架结构。但由于篇幅所限，很多篇章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缩写，使得该教材成了四门基础课的缩写版，这就造成了该门课程知识点繁多，内容庞杂，几乎涵盖了四门课程所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数有限，讲课时教师不能缩减授课内容，对于很多知识点只能点到为止，无时间深入展开。对于学生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理解和掌握大量生疏拗口的术语，又要了解或掌握各种中医理论的内涵、特点、功能等，加之老师没有时间就一些难点进行深入分析，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感到困难吃力，并逐渐失去兴趣。因此，根据非医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结合非医专业的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更为适合的教学大纲和修订特色教材，成为非医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课程建设的核心问题。该课程开设已近十年，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思索，对该课程在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议。
一、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重新整合教学内容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也是贯穿应用中医理论、诊法、治法在临床实践中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中医学基础概论》包含的中医学最重要的四门基础课程，也正是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教材编写时，建议打破原有四门课程的界限，将所有知识点重新整合，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注重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使得整本教材的内容沿着一条主线贯穿下来，显现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具体讲，可在总论中重点介绍中医学的特色，以及中医临证的特殊思维方法，然后按照：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法――中医的特色诊法和辩证论治方法，方――体现治法的经典方剂，药――构成方剂的常用药物，组织归纳全书内容。在编写过程中要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主线关联度不大的内容该删除的就删除，该简单介绍就简单，对于一些核心的理论与知识点，尽量详尽介绍，但也要考虑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论述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
二、加强不同课程知识点的融合，体现整体优势
在确定整本教材主线的情况下，我们要反复琢磨教材内容，对涉及的四门基础课程的各个知识点进行综合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对具体知识点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合理比例，将相邻学科的相关知识内容糅合在一起。中医学理论自成一体，其各部分内容常相互佐证或互释，在论述某一基本理论时往往要涉及后面章节的内容，甚至是中药学、方剂学或其他专业课的内容，例如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则会涉及藏象、诊断、治则、药物等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多章节知识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印证关系，也为内容的整合设置了难度。因此，我们在融合相关教学内容时，应该打破以前的章节框架结构，重新梳理整合各知识点内容，每个知识点只保留核心内容，而其他相关的或外延性的内容，分散到其他相关章节。如上面提到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可以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删除，而在藏象、诊断、治则等章节编写中，体现该学说对各部分的指导作用。如此整合不仅可以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重复，简化教学内容，而且加强了相关章节之间的联系，显示了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也使教学实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
中医学是祖国的传统医学，至今仍以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诊疗效果独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人文土壤之中，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明显的异质性，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辩，甚至直接借用哲学原理阐述医学现象。因此作为中医学概论课程，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中医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构建中医学自身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看待生命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和把握中医学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精髓。这就要求在教材编写中要彰显中医学的学术特征，在不同章节内容设计时，注意渗透中医“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辩证论治”等基本观点，注重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引用，使得全书显示出浓郁的中医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有限的课时，使学生受到独特的中医文化、中医思维等熏陶，最终能够感悟中医，喜欢中医。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非医学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教材编写和教案制定上进行探索和改革，从非医学专业的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按照中医学独特的思维逻辑关系，精练浓缩中医学基础知识，优化知识框架结构，编写一本高度融合的、专门针对非医学专业的综合性中医教材，将有利于非医学专业学生获得良好的中医学背景知识，对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医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现状及改进方向
中医系统思维方法是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的。中医药院校要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就应在中医教学改革中重视中医系统思维方法的培养，使中医院校学生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过程中都养成用中医系统思维方法去分析、处理疾病的习惯。
目前中医院校成人继续教育课程设制缺乏中医特色，是全日制人才培训计划的压缩版，缺乏继续教育的特色，不符合中医药教育的培养规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是很合理，较难担当起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根据我们的调研及研究，认为中医成人教育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现在成人继续教育中非医学课程所占学时数过多。我们对一些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中医学成人本科生培养计划进行统计分析，平均中医类课时仅占32.86%，西医课时则占37.12%，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30.02%。很多成人教学计划中对中医经典课程教学不够重视，多数列为选修课。此外，现在的中医院校将中医、中药、针灸等设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全面，中医成人学员对针灸、按摩等非药物疗法不精通，不会辨识中草药、饮片，不能在临床上灵活辨证遣方用药。不能从不同层面全方位考察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在养生防病中不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环境，在治疗中不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在成人中医教育中，课程设置要按照中医学的特点进行课程编排，对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的联系要给予足够重视，要注重对学生的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效果，缩短教学时间，有效地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不能人为地将理论与临床分割，要加大中医基本理论课的学时，重视经典课程的教学，并将中医基本理论与中医临床课程打通，从理论教学开始边学习边临床，加大中医学教学课时，适当减少非医学课程学时。我们在调研中很多学员提出取消成人中医教育英语课的教学，减少计算机等非医学课学时。因为中医成人教育学员大多数来自于基层，工作中很少能用到英语，计算机基层最多是文档的处理及系统的应用操作，编程等较复杂的问题在基层根本接触不到，学而不用很快就会遗忘，用去了成人本来就不多的宝贵时间，并且没有多大提高，还影响了医学课程的学习。
2.加强四大经典课程学习。
保证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而要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与经典理论中汲取精华。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mdash；&mdash；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对学生形成整体观念，打好中医学学习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者作为学习完中医理论经典后的提高课程，是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其理论主要来自临床治疗效应的反证，建立了外感、内伤杂病和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临床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放前，中医教学大多是师带徒的形式，学生可跟一师或多师，从学习初期就一边诵读经典，一边跟着师傅出诊，能直接的观察到运用经典理论辨证施治的全过程，对经典的理解会更深，长时间临床，自己就能举一反三，随心应手，终身难忘。现在中医院校成人教育中不重视中医经典课程诵读学习。学生也普遍认为教科书理论与实际临床脱节较为严重，经典考核不注重临床应用，教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教学倾向于应试教育等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经典课做为临床课为学生进行教学，加大学生对经典的背诵数量，并做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会在中医教学上对学生临床技术提高产生较大影响。纵观历代中医名家，他们不仅有悬壶济世的高超医技，而且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因此，中医教学改革中应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等中国传统文化，为阅读、理解中医古籍和经典打好基础。
3.加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
【摘要】 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逻辑思维形式，通过对类比思维概念、形式、特点等的了解，深入的认识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及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类比思维； 中医； 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 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 ：（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 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 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 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 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 对病因理论的影响 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 对治则的影响 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 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参考文献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