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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知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a)-0164-01
近日通读了一遍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禁不住有想表达点“思想”的欲望。在通才教育倡导者眼中:“职业教育传授的是经验而非知识,因为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似乎是谋生。”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
1 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围绕着高深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思想及其演变,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其观点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局限和不足:
(1)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强化了政治论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发展因素的影响,弱化了认识论的价值。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学校存在的合法基础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这种观念是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而殖民地时代又是从欧洲继承下来的。”从这种历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主要是从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化来论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鲁贝克后来提到的“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论。而很难从其中看出认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2)偏重描述性地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化过程,以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合理性,也无法对未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变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布鲁贝克在导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学变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行动,集中抨击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布鲁贝克认为导致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的需要。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
(3)布鲁贝克将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的哲学基础,预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是认识论和政治论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否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只有一个中心(认识论的或政治论的),还是两个中心(认识论和政治论并存)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 缺失了自由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哲学》里,布鲁贝克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主义大学”或曰“非大学”(nonuniversity)。在这样的大学里,学生不受传统、刻板的学术要求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绘画、录音等,也可以学习非理性的东方文化,决定什么时候离校、什么时候继续学习。
我们说,技术问题在深层次上就是人的再生产问题。因为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人类受到科学技术的束缚、限制和迷惑,其自身也逐渐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成为可预测、可计算的技术对象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支配的自由,从而变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奴隶化”。在这种前提下,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强烈的功利色彩。理性主义思维高扬,而人的主观性、情绪化、意志品质等主题恰恰被教育所遗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布鲁贝克的“两点论”之外寻找一个教育人类学的基础。
当美国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十余年终于平息下来时,人们也终于意识到大学是个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思考当下的问题,也要思考未来的甚至是乌托邦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要考虑直观、情感、体验、感悟等非理性因素,更与逻辑、理性与科学态度等紧密相连。
3 知识价值视角的建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归结于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即缺乏对高深学问也就是高深知识本身的变化的探讨。从知识价值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发现:
(1)高深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知识具有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产生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布鲁贝克在谈到认识论哲学时,认为“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自由并不是产生高深学问客观性的前提条件,相反,应该说客观性是高深知识的本质特性,正是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教授在学术活动中遵循价值自由的原则。
(2)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决定了知识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认识价值要求知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应用价值要求知识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社会要求大学除了承担纯粹认识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研究之外,还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任务,甚至于直接参与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4 结语
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上,虽然自由教育最初是“自由人”的教育,是一种上层社会的特权,但自由教育的追求理性发展理智美德的特点并不是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同样,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并非是平民阶级才需要。大学既应该重视普通教育也应该重视专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
论文摘要：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中对人的价值追求的不同观点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的理念选择。认识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体现是理性知识和真理，求知和知识是人存在的最高形式。政治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侧重体现在社会价值方面。在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也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之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⑤刘志洪.认识论哲学观及其超越[J].攀登(双月刊)，2010.4(29) .
关键词：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认识论政治论
哲学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思考。同时哲学具有反思过去、指引未来的作用，并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哲学则是高等教育在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运行有指作引用。高等教育哲学对高等教育的作用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背景
《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入研究的科学成果，原书1978年初版，1987年由王承绪等人译成中文版，之后一直被学者视为高等教育学的经典。王承绪先生在译者前言中就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西方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1]。
这部著作的成书背景首先是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需要，二战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在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但是过去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甚少。另外，关于教育哲学基本是由其他哲学中推演出教育哲学，没有专门的教育哲学著作，这些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一本高等教育专门的哲学。
另外，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促成这部经典的完成。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2]。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战后美国为保障退伍军人的权利，大力推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料的规模涌入高校[3]。大量学生涌入学校给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另一个原因是1957年前苏联卫星成功发射，给美国朝野造成极大的震惊和恐慌，美国政府把原因归结为教育并下决心大力投资教育，颁布《国防教育法案》，政府大量拨款资助贫困学生。从而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4]。但黄金时代过后，美国高等教育紧接着就进入“寒冰时代”，以前也有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但主要是对伙食、住宿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抱怨，但现在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身性质和组织结构。无可否认，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有些人在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出现“合法性危机”[5]。因此，布鲁贝克从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形成这部《高等教育哲学》。
二、简评
（一）一个基点：高深学问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应面对各自问题寻找各自方法，而应从总体上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布鲁贝克认为“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解决办法，它要求用共同背景中的各种方法探讨所有的问题”[6]。那么如何使用共同背景中的方法探讨问题呢？布鲁贝克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7]。高等教育的共同基点是什么呢？布鲁贝克认为是高深知识，他指出《高等教育哲学》就是围绕“E”调深奥的探求展开论述的。正是由于高深知识、高等学问是解决纷繁复杂的实践难题的共同基点，因此成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和《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全书的主线。
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对此观点也有质疑之声，特别是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教育起源于人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动，教育的本体是人，人才是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应当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培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8]。因此，张楚廷先生的观点是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布鲁贝克和张楚廷先生是各自从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二）两条线索：政治论和认识论
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9]。这两种价值观都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但在具体取向上则泾渭分明，前者所强调的是“价值自由”，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在追求高深学问时的“价值判断”[10]。前者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而后者则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以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知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而政治论哲学则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因此，政治论哲学将高深学问看做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认识论哲学强调知识本位，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没有高深学问就没有大学。但认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认识论以知识本身为主体价值，忽略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例如培根以“蜘蛛”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识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专业知识却忽略社会的价值和需要。如果学者在追求高深知识的过程中一直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不顾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就会阻碍高深知识的发展和创新。
政治论哲学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但过于强调这种价值取向，把高深知识作为手段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在高深知识的探究中掺杂过多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威胁人们对高深知识价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发展到知识权力不分的地步，知识就会成为政治的附庸。
由此可见，对任何一种哲学观点的偏向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在知识论和政治论中必须寻找一种平衡。首先，纯认识论哲学已经受到挑战，最好的证明就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观点时，没有受到反对反而得到了拥护。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优质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虽然政治论获得胜利，但认识论哲学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是某些反对大学象牙塔观点的人，对大学的某些象牙塔还是表示支持的。因为认识论哲学摆脱了外界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为学术领域提供了一方净土。事实证明二者结合起来会使大学更有活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史上的经典力作，在很长时间内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填补了空白。但是西方的背景毕竟和国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借鉴吸收的同时要立足本国国情。
首先，现代高等教育要允许两种哲学观并存，并使之形成张力。在我国大多是“政治论”占主导地位，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大学的发展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并存的局面，大学也在二者之间张力的平衡下得到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吸取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精华[11]。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种哲学观协调作用的影响下才能促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另外，高等教育哲学在强调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同时，要注重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关注。尽管认识论和政治论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12]。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社会目的无可厚非，在调节这二者关系的同时不可忽视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就无从谈起，所以高等教育应注重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
参考文献：
[1][2][5][6][7][9][美]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译者前言，1，2，4，11，13.
[3]吴洪富.高深知识的双重性――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J].高教探索，2009，6.
[4][美]罗杰・L・盖格.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
[8]扈中平.人是教育的出发点[J].教育研究，1989（8）：33-39.
[10]肖菊梅.生命论的失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述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
［关键词］语言转向 认识论 存在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刘庆杰（1958- ），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陈光辉（1972- ），男，四川乐山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理论、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及教育经济与管理；邓会君（1976- ），女，四川江油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河北 秦皇岛 0661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82-02
“语言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思潮，也被称为是区分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界标。斯鲁格在《弗雷格》一书中指出：“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过程。”①这概括了“语言转向”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虽然，我们依然处在这一语言哲学话语体系的边缘之上，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扩张，这一历史必然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且延伸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输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作为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形构（discourse formation）也必然被纳入其中。因而，正确地分析和借鉴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构的建设，正确理解和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认识论理解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为了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实现其为上层建筑培养政治意识、训练政治素质的目的，它的话语形构也必须要做出转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首先要从形式上确定语言的合理性，其次才能验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本质及其真理。从认识论层面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就是对语言本身和语言艺术表现在形式上的技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它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②。然而口头语言因为是一种听觉载体，其信息传播具有即效性和共时性，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且依靠记忆留存信息，致使信息传递出现偏误。书面语言则是通过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形成书面语，是一种延时载体，具有历史性，反映思想也较深刻、准确，但是也要求信息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则可能因文字语言本身和语言的接受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等而产生信息理解上的随意性，失去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本真意义。因此，要有效地避免这两者的缺陷，准确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本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客观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们在进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理念的过程中，首先要用逻辑的分析方法去澄清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概念本身的偏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各种问题，其次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字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来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用严谨的科学的语言去进行描述和解释以规避其理解的差异和误用，在形式上准确地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要有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做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
人本主义存在论赋予了我们关于语言转向新的理解维度，即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借助语言并在语言中才能得以把握。因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的探讨中，就不能只仅仅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而要将语言研究推向更深一层的理解空间，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语言不再是其表象，而是其核心。关注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政治信仰，促进学生素质修养的提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它必须继续前进以至对它的直接状态有所意识，它必须扬弃美好的伦理生活并通过一系列的形态以取得关于它自身的知识”③。这为我们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关注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与知识，而更多的是伦理与实践。这一理念恰好契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理念。所以人对思想、精神的需要，人对目标、理想的追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源。那么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体生活方式和交往领域日趋多元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积极介入到这些新的群体和领域当中，探求和掌握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发展规律，做到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意义。
因此，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内容上只有转向于与我们的教育生活、教育实践紧密联系的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本真意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的引领与建构”这一宏大主题。正如胡塞尔所言，只有将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将其作为人价值存在的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理性整合
语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向的逆转。传统哲学把抽象的观念对象化、实体化、凝固化，并且以此作为说明世界、规范人生的根本原则，它遮蔽和扭曲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必须要摧毁拆解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话语，从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中找回存在的本真意义。语言转向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理念中应运而生。无论是认识论把语言转向看作是对混乱或误用的哲学语言的净化，强调用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语言和认知；还是存在论把语言转向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以及人本身的生存，它们的核心主题都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毋庸置疑，这一批判和拒斥是现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它拓宽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增大了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
然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的尴尬。认识论的形式逻辑和知性逻辑常常会脱离思想内容来考察思维形式，因而也就避免不了思维的主观任意性。存在论则因为对逻辑本体论的抗拒，致使哲学家们忽视了对事物的思辨性思考，容易受到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导致存在哲学过分强调人的经验和本能意识，把科学说明和人文理解对立起来，从而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
因此，在把西方哲学关于语言转向的分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中，一方面要肯定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遵循一定的理念和准则对现存的思想、观念、行为等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逐渐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同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要用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的精神文化，用人类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去塑造和发掘大学生的内在潜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客体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务必要把握住这两者间的尺度，合理地借鉴与扬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转向，体现在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形式上的分析，即语言的艺术或技术上的分析，这里语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内容上去把握，把语言当作人存在之根本来加以分析。前者要求我们更多地用认识论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去解构和澄清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本身的偏误或不合理性，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或手段上做到严谨、准确，同时要做到个性和共性的对立统一，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表达方式并加以联系和比较，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从而避免认识论只带来抽象的共性却缺失对个性的理性认识。因此，先从语言的形式上给予理性澄清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思考中，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则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探讨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④，“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⑤，表明了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作为其存在方式才是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本质。这与存在论的理念旨趣是如出一辙的，但在借鉴存在论所倡导的语言是人存在的根本的同时，应摒弃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站在实践的维度上来验证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不管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因——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素质最终要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离开社会实践谈论思想政治素质，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⑥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只有无限贴近于现实、符合于现实的需要，才能提升和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因而用科学的逻辑思辨的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回归于现实生活中，理性地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对象的规律和人主体自身的规律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挥精神的动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本质诘问。
四、小结
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拥有世界的方式，无疑是人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理解来考察和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转向，对我们来说，不是要提出某个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或某种具体的套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哲学成果，正确表达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唤醒和提升符合人性、符合语言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
［注释］
①（美）汉斯·D.斯鲁格.弗雷格［M］.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
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④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关键词：大学自治;政府管制;关系;平衡
引言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历来是高等教育领域学者研究的热点，而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关系则是代表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核心问题。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从认识论出发要求大学实行自治，追求学术自由;从政治论的哲学观出发决定政府有使命对大学进行管制。笔者基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矛盾关系，要求双方必须把握好各自的限度。
一、 大学对学术的自治
（一）大学自治的概念。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依据自身的法人地位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对自身内部各项事务进行有序管理，并根据大学的内在属性发展学术自由进行独立办学而不受外在力量的干预。
（二）大学自治的必要性：基于认识论的观点。正如学者布鲁贝克所言：“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家训令、免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
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大学应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高深的知识为目的，注重价值的发展。大学应该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来从事大学的办学活动，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对科学的研究，对学术活动的开展等等而不受外界势力的左右。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也认为大学应该实行自治，否则便如他在《学术权力一七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一书中谈到的那样，“从管理体制角度对学术权力的研究，科学和研究在受到严厉监督的时候，会受到极大的伤害。”[2]因此，大学充分享有独立办学，管理自身内部事务的话语权。
二、 政府对大学的管制
（一）政府管制的内涵。政府管制是指政府行政机构作为管制者针对大学自治的限度，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制定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大学的事务实施干预行为。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大学进行管理，从国家的利益与事实状态出发，其管制行为往往具有强制性、法制性及政策性。
（二）政府管制的理由：基于政治论的观点。当高等教育与国家利益、社会进步越来越紧密联系时，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对实现教育公平具有必要性。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点认为人们研究高深学问、探讨深奥的知识的目的是不仅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国家服务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的著作中都具有政治论的色彩。坚持政治论观点的人认为大学作为高等学府是为国家培养的人才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应该摆脱高深学问的价值影响，而注重事实状态的考虑。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是基于政治论的，所以政府对其实施相应的管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 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关系
（一）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对立关系。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观中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在于价值与事实的冲突。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谈到“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大学，总是趋向于追求学术自由、探讨学术问题、挖掘学术深度，把学术作为大学立足的根基和不断发展的出发点。”[1]认识论追求的高深学问的价值影响，大学自治的目标是追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而政治论的哲学观点体现在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对高等学府确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所行使的权利加以制约，使得大学的发展必须站在为国家服务的立场。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关系决定了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对立关系。
（二）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依存关系。当大学功能的不断开展，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卷入社会的网络时，大学就不是纯粹的发展学术了而是培养出的高等教育人才直接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大学的科学研究也直接为社会贡献力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正如德国建立柏林大学的最初目的就是弥补其在战场上的损失，从政治论的基础出发为国家而服务，同时从工具上坚持了认识论，给予大学发展的自由是为了大学更好的发展从而进一步通过发展大学来使国家走向强大。
四、我国该如何平衡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关系
（一）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的现状
1.政府方面管制不当。首先，政府的角色错位，存在“缺位和越位”。政府在职责范围内应该对出现的教育问题该管的而不管造成“缺位”，而不该管的却又对大学事务过多的进行干预阻碍了大学的发展造成的“越位”。其次，政府对大学管理的方式太僵硬。政府缺乏为大学服务与引导的观念，使得其管理方式具有典型的行政指令性、计划性。此外，政府过度的集权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的良性发展。
2.大学方面难以自治。首先，缺乏自，自治传统难以形成。目前，我国大学办学自的缺失表现在招生自，教学管理权，科研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政府对大学办学自的管制太严，使得大学办学都是按照政府的红头文件来办，容易导致大学依附于政府的导向，从而丧失自治的传统。其次，大学自缺乏政府立法的有力保障。长期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颁布的法律法规大多以“暂行条例”、“纲要”“指示”等形式出现。我国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高等教育法》、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都提到要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却没有规定具体的落实措施，因此大学自治在立法层面还缺乏保障。
（二）我国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走向平衡的路径
笔者认为应该从政府的有限管理和大学的积极自治两者相互促进来达到平衡。
1.政府方面要“有限”和“有为”。从政府对大学管理的角度出发，要坚持政治论的观点，采用有限政府理论对大学进行干预，即政府对大学干预的功能是有限的，政府只在行使职责范围内对大学事务进行管制;同时，提倡分权与放权，强调政府对大学的引导与服务。政府应该进行有限管理并在大学的管理上要真正有所作为，即要做好大学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大学的协调者及大学的投资者。通过教育立法，制定规划，财政支持，评估监督的职能来对大学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逐步下放政府的权力，将属于大学自范围的教学对象，教学师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科研计划等回归大学，使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
2.大学方面要确立学术主体地位。从学校自治与自的角度出发，要坚持认识论观点，主张政府应扩大大学的办学自，给大学自由的空间更好地实行大学自治，而不是对大学管制太多。布鲁贝克从教育哲学角度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深刻探讨了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及学术自由等基本问题，强调主张认识论的人坚持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合理存在的原则与传统。只有确立了学术在大学里的主体地位，政府的行政权力才会较少的进行干涉。落实办学的自，完善高校办学自保护立法。建立合理、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落实高校大学章程的制定，校长实现专职化，促成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局面将推动大学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发展。（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 云南高等教育 教育哲学观 互动 转向
因研究查阅资料之故，有幸拜读了学者任祥2012年出版于商务印书馆的《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一书，作者选取云南这一特定区域，基于抗战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通过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间维度，运用多种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思想、制度、实践等方面通过内迁高校与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其中有很多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实践转向论述不谋而合的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1 高等教育理念层缺失适宜的哲学体系
“每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他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在西方几百年的大学发展史上，有两种独立或交替支撑其发展的哲学观，一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教育为国家服务。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研习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地方称之为“大学”，那么中国大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而言，在我国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属典型的近代社会的“舶来品”。以后，“西学东渐”和近代工业兴起促使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产生发展，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为肇始，我国高等教育移植西方传承千年的大学组织模式和运行体系实施本土化的内生发展。这种外发内生型的高等教育演进，直接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宜的哲学体系支撑，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起伏发展”和“无序变革”，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及实践的相对缺失。
2 高校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凸显
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华夏大地形成相当规模。然1937年的战火纷扰，使大批高校不得不迁移至后方办学。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其实质在于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在同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存续运营并带动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之所以有战时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关键就在于战时联大等一批高校长途跋涉的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华中武昌大学等内迁高校之所以选址云南，既与战时中、东部地区不断变化的战局形势相关，也与当局对“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思想的坚持和倡导密不可分。与这种思想相印证的正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它强调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发展外，还负有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担当，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保存民族文化之血脉，实质上就是保存国家建设的智力根脉。也正是如此，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在学生人数与专业上有所增加，办学实力也大幅提升，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战火，但涅槃重生，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培贤育才，为促进战争胜利和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哲学观转向的典型
就历史而言，从西汉时期最早的太学、国子监开始，教育在我国被限定于“开启民智”的认识论思想范畴之内，长期被认定为 “上施下效，养子以为善”的社会活动，在较大层面上倾向于追求受教育者的文化自觉与心智圆满，教育与国家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论的哲学观导入剥离局面。这一情形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延续，及至隋唐，“学而优则仕”这一鼓励读书人做官、为国效力的科举制度诞生，首次完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从认识论到政治论的微弱转向。自此以后，以认识论为主导，兼附零星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长期传续。
社会历史的变迁轨迹一再表明，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往往孕育着文化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夏商到民国，中华民族虽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跌宕，但从未有过如同1937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多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独有情怀，并未成为中国文教事业的哲学支撑和价值导向。然而，“”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革，带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在高等教育存废问题上，深层的哲学思考成为时不我待的政治议题。“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作为一种与时代议题所契合的哲学观被正式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首当其冲便是国家意志所主导的高等学校内迁，故而有了西南联大的组建、华中武昌大学、中法大学等一批高校的迁滇；其次便是民众层面上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贷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社会捐资助学等举措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勃兴，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明显加深。作者任祥在书中辟专章论述“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的改造”，明确提出“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历史，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内迁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史”的观点，并着力就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全面佐证了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之外，还有着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哲学思考。
4 高校内迁驱动“政治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云南发展
教育实践是教育哲学在人类主观能动性上的体现。在政治论哲学的指引下，以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的实践为肇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被重新审视、修正和确立，西南联大全面融入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华中武昌大学在云南边陲的大理首开少数民族学生招生政策倾斜之先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各种先修班、师资养成所、培训班在云南全面开花，文教空气空前清新，落后观念变革加快，民主风气和诉求传播加速，经济和社会被改造力度加大。毋庸置疑，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此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复员北返，为延续云南本土教育的发展，答谢云南在战时高等教育与本土互动中的支持与贡献，既有成建制的诸如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留驻云南，也有诸如杨武之、罗庸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战后云南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献智献力。这一切又使得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战后既呈现出本土的自主发展，又有了外生延展的力量，一种全新的，以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全面移入具体的教育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层面上逐步步入与西方国家相似的运行轨迹，“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
5 结语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不但为我们呈现了战火连绵的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更展现了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价值取向与使命的选择以及对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今天，社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认识亦日趋成熟，在认识论、政治论、实用论、工具论等多元哲学的交融下，教育兼具自然和双重属性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广泛纳入高等教育实践。诚如作者任祥所言：“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多元交互中，人们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旭，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思想政治教育是哲学发挥作用的“阵地”。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哲学取向，有助于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也是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1、有助于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
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对人进行道德的教化，鼓励个性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顺应人的本性要求,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完整发展，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从而培养真正的社会人、全面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从哲学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进行反思和考量，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效的有效举措，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对更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援。
3、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取得论文长足和发展。但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还在一些问题，诸如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不高、忽视受教者的利益、个性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现实脱节现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指导下，从哲学的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解决理论教育与现实教育脱节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哲学内容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厚的哲学底蕴，有着自身严密的一套逻辑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规定、认识论构成和方法论形态三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内容体系。
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的研究，是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基问题的哲学研究，解答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存在”，从而揭明“人的存在与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之维，是其存在的现实根基，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建立在人学立场之上，深刻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具有自觉性、先进性、创造性、开放性的特点,在思想教育过程具有决策与实施功能、说理与管理的功能、言教与身教的功能、输出与反馈的功能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其主体构成、外部环境、方法结构等等都必须立足于现实这一基础之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又统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目的，建立良好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相融一致，对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
2、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构成
认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用在于道德教化和政治引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社会意识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对“社会人”的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道德观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道德观是人类道德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各种进步道德观的升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道德观的精辟概括。
3、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育人”，即对人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塑造。透过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改进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更新人们的思维观念，通过说理使教育对象理解、接受并认同道理,进而转化为相应的实践活动。方法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连接着主体和客体，起着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灌输式与启发诱导式相并举方法。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灌输理论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灌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灌输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启发诱导诱导式方法，重视教育对象主体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有效良性互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偶范畴，就必须实现灌输和启发的有机融合，才能取长补短,获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效果。层次分类与循序渐进相结合方法。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要对不同层次类别人员的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同时还要求有所侧重。层次分类法,是指注重从不同层面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根据社会群体的不同,开展普通民众教育与社会精英教育，区分层次、分类施教,建立不同教育对象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特殊与一般相统一方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辨证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结；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相互转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教育方法是指对一个人或者较少一部人进行单独教育，需要采取个别教育的方式,分别加以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教育方法，主要是进行有共性的问题进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坚持一般教育方法和特殊教育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结语
哲学与艺术自产生以来便相伴而生。前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艺术内涵的先导；而艺术也蕴含着艺术家理理性的思考，由此在二者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动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此，笔者从传统哲学的角度，一方面论述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以及此种联系的根源；另一方面分析了艺术价值的内涵与呈现方式，从而对艺术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哲学；艺术价值；辩证关系
一、哲学与艺术的内涵概述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的出现使人们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变为对“人”的关注，由此实现了西方哲学革命性的进步。中国的哲学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深邃的学说，但却不具有西方哲学系统化的特征，尤其是与现实政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散发出浓厚的伦理道德的韵味。但二者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即是一种思维式的或者是辩证式的智慧和乐趣，包括人为何而生存、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人的幸福等诸多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强调哲学不是艺术，但却能给人以美感；不是宗教，但却给人以信仰；不是科学，但却给人以启迪；不是道德，但却能引入向善。这便是哲学的内涵1。那么，艺术是什么呢？宗白华曾经说过：“艺术是人类通过情感和想象的手段来认识和反映世界，表达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方式。”也即是说，艺术是人的经验、知识、情感、思想、审美在特定物象中的再现，表达语言、文字所难以陈述的主观感受，由此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效果。在本质上，艺术创造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慰藉人的主观缺憾，满足人的情感器官的需求。因此，艺术的呈现既要迎合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观需求；同时又必须塑造甚至是改变人的观念形态。正是这一特性使得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一种珍贵的存在。
二、哲学视野下的艺术价值研究
哲学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思辨着人类自身及其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间的本质问题，从而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模糊地带”。而艺术是人们从经验、情感、思想、审美或者是价值的角度，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存空间以及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书写着迥异的情感思想。因此，哲学与艺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实现手段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艺术植根于人们经验的丰富和思维的进化，是一种创作行为，自人类自由思考以来，便依赖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和生活的各种理解。而人们的此种理解则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思维意象、情感表达、价值追求等等，从而也决定着人们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一般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体现在思想的过程和行动的过程两个方面。哲学虽然建构在人类思辨的基础之上，但却是通过语言、文字呈现出来的，使其思想被客观化和固定化。艺术与哲学的区别远远小于同科学的区别。它们之间不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是表达中介的差异。哲学追求所表达观点的准确性、明确性、系统性等特征，使情感转变成思想，使感性思维凝固为理性结构，因此，需要灵活应用语言文字符号，否则会导致模糊或者是松散的表达效果，使人不知所以然。但艺术却恰恰相反。它不仅拥有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等诸多表达方式；而且追求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内涵，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以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虚、空的艺术手法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艺术的审美特征。哲学是艺术的核心思维基础，由此决定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方向；而艺术比哲学拥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更自由的表达内容，因此，反过来又通过不断的价值创新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三、哲学方法论对于艺术研究的价值
二十世纪，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也开始广泛使用认识论研究方法，因此，关于艺术价值的研究和探索也开始被放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前苏联的美学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目前，部分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仍然沿用了哲学领域认识论的研究方法。黄海澄曾这样描述认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美学研究活动：“文学艺术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形式，把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都单纯地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范畴。理论认识和艺术认识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采取抽象的形式，一个采取形象的形式，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任何区别。这是以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艺术观念，或者是从哲学认识论中推演出来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方法。2”在哲学思想以及前苏联认识论美学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近现代诸多艺术家都将艺术价值的本质问题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比如著名艺术家凌继尧在《艺术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中提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对认识论的探索。艺术也是建立在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明确的审美意识，虽然不同于哲学的认识，但双方存在紧密联系。”由此看出，凌继尧先生也并没有摆脱前苏联艺术研究的庸俗认识论法，审美认识论在现当代社会甚至是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发展史上根深蒂固。
四、总结
总体来说，哲学从非生命的运动轨迹中感受生活的活力，从生命的多舛中体味非生命的幻变，由此深入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真实存在；艺术则是努力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并通过物质性的深刻印迹使之长存。哲学和艺术自产生以来，便相依相存。前者为后者提供思想、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深化其价值内涵，使艺术创作显得更加意义深刻；而后者则通过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和自由化的创作理念，丰富哲学理论，推动哲学研究的发展。因此，艺术家既要具备娴熟的艺术创作技巧和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哲学的视野和内涵，由此才能创作出引人深思的艺术品。
作者：田慧超 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注释
1（美）亚瑟•C•但托.《艺术设计研究》.2010（3）95-108页
2黄海澄，《艺术价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16页
参考文献
[1]（法）丹娜.《艺术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2]朱志荣.《中艺术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美）诺埃尔•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纲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4]宫寒冬.《人的心灵的文化形式：宗教、艺术与哲学》[J].《学术交流》.2006（9）.45-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