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6:50:4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外国文学研究综述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经历了博雅教育、近性人文主义和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等阶段，以人为本的核心渗透了现代教育思想，语言教学也不例外。二十世纪是人文语言教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教学思想从教师为中心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涌现出大批的人文主义教学法，具体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教育的核心都指向学生的自我实现。
一、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内涵与发展
在古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平衡发展而健全的人。古罗马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文明，在教育上着重于利用文化来陶冶一个健康的人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兴趣原则”、“亲身经历”、“适应个性”和“社会竞争”等教学理念和方法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维多里诺及荷兰的伊拉斯谟等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倡自由教育，倡导博雅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关心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
近代人文教育思想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发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的人。20世纪下半叶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主张教育应培养整体的、自我实现的和创造型的人。人本化教育家主张“课程人本化”，“强调学校应该创造自由的心理气氛”，提出“学校为学生而设，教师为学生而教”的学生中心理论。
在“人本化教育”逐渐走向极端并受到社会舆论质疑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科学人道主义”的概念：“科学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关心人及其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做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实现［1］。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以人为本”的核心没有变。目前，中国提倡素质教育，正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二、 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法
1、人文主义与语言教学结合的基础——认知与情感的需求
语言教学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正如亨特所言，“人文主义跟英语教学的关系由来已久”［2］。16世纪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阿卡姆就在语言教学中溶入了人文思想。他认为，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就是用文学去铸成人的心智［3］。在阿卡姆看来，拉丁文学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凝聚了人类思想精华，而且语言风格优美典雅，是铸造儿童心灵的最好的材料。
当代科学研究更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科学依据。认知是情感发生的前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心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实证研究表明，诸如记忆、思维等人类认知加工过程都受到各种情感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约翰·舒曼，情感和认知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2］。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戴马西也断言： “我们的情感生活是理智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 所以，语言学习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极易受情感因素的影响。语言教师要把学生当作有智力和情感需求的完整的人来对待，既要扩展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加强情商的培养。
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情感因素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的影响，认为在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和气氛，学习者只有在放松和协调的状态下才能最有效地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语言活动中认知与情感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对认知结构的科学和心理的研究，现代语言学家积极推动人文思想与语言教学的结合，产生了不少人文主义教学流派。
2、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流派
人文主义教学思想认为，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全身心的参与来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罗杰斯在1969年就于《学习的自由》一书中概括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要素：人类具有天然的学习潜能，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只发生在所学内容具有个人相关性和学习者主动参与之势［4］。
较明确的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出现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论，开创了听说法。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外语教学中学生本身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强调外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最典型的教学流派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罗的“沉默法”，美国的教育家库兰的“集体语言学习法”，保加利亚人罗扎诺夫的“暗示法”等。虽然他们所提倡的教学形式和课堂活动全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将学生看成既有智慧又有情感的完整个体，重视学生自我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常被统称为“人文主义流派”。从80年代起，教育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能力，90年代则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人文主义心理学、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便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根据教授观点的差异，人文主义教学流派又可以分为浪漫人文主义和实用人文主义。
浪漫人文主义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学生发展自我。课堂教学应主要关注学生情感，经历和观点。学生要学的东西就在他们自身，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即是所有的教学活动的目标，无论是语法练习，考试和翻译，都是基于学生的经验。但当教学过于关注学生个人经验，学生接触到的语域和语体相当有限，所以这一教学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斯戴威克是实用人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态度，调整自己教学方法。教师应让学生发展和展示创新与合作能力， 学会表现的自我和批判的自我的协调。在斯戴威克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教师对学生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斯戴威克还认为，过分强调人文方法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关注学生自我发展的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决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即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技巧的掌握。除了情感因素外，学生最重要的还应发展语言能力、记忆、动机和认知能力。
现代外语教学实践中，人文思想已经渗透在教学过程中。除以上所述的人文流派外，许多教学流派也反映了人文思想，如认知教学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法具体操作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从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斯戴威克的实用人文主义思想，是人文教育思想更理性化的表现。
三、人文主义语言教育对国内外语教学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过大学英语一直以大班为主，课堂教学多数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考试为目标，尤其是全国性的
四、六级考试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风向标。这造成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标准过于理性化，教学过程重知识传授，轻学生需求，尤其是个体发展的需求。这与人文思想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外语教学中提倡人文教学势在必行。
加强课堂教学的人文性有助于打破英语教学的瓶颈，真正走上素质教育的道路。加强人文性，要注意：
（1）正确理解人文教学法的含义。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放任自流。教师的指导作用必不可少，课程目标不能取消。人性化与语言教学不是格格不入的。语言技能的培养是在个体主观意志的调动下积极地语言习得。
（2）明确外语教育的目的。教师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观，指导学生意识到个体发展的需求，既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又能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3）恰当组织课堂教学。教师要勇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会提问，变被动为主动。课堂形式要多样化，促使学生动手又动脑，充分发挥学生的智商和情商。要营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得到表现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探索创新的心理愿望和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 Edgar Faure et alLearning to Be [C] Paris: Unes
co， 1972.26。
[2] 范琳，试论人文主义外语教学法.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1):58-62。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本科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现状；改革措施
一直以来课堂教学都具有学术研究无法取代的价值。在于国外的学科碰撞当中，外国文学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学科，他为高校学生打开了一道通向世界的大门，通过外国文学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内容，因此，外国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对外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是由于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学生在理解外国文学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传统的外国文学的教学当中，教学主线往往被分为两条线，而教学内容则被分为三个不同的模块，在教学方法上一般还是遵循文学史的发展历史。从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来看，往往倾向于西方文学与古典文学。在实际的授课过程当中往往是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具体知识的传授，这种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1]
一、外国文学教学的意义
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歌德于1827年所提出来的，根据歌德的观点，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学的本质属于一种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不管是民族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都体现出了人类在文学方面的重大进步。[2]笔者在查阅大量的文献之后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互相融合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沃伦在对歌德进行研究之后，世界文学除了歌德所提出的内涵之外，还指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文学的总和，另一方面也指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作品，沃伦也进一步指出了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3]根据沃伦的相关理论，比较文学是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对所有的文学进行的研究。但是在我国国内的研究当中，世界文学在相关理论体系的建构当中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是文学关系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较为开放的文学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同时研究是以一种跨学科与文化的文学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研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比较意识与兼容的特色。[4]但是对文学关系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关系是一种具有一定差异性的概念，在对文学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需要以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作为研究的对象，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我国高校根据国外文学教学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较为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的高校在文学教学的过程当中都是以文学史的发展为主线，同时对不同作家的代表作进行分析。当前阶段信息技术的发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冲击，究竟应该如何做才能做好外国文学的教学对于每个外国文学教师来说都是应该积极探索的问题。既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们也必须采取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现阶段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进行积极地探索与深入的调查，从而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往往过度强调学生知识的传输，而并不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往往采用一种满堂灌的方式进行教学，在实际的授课过程当中大都整齐划一地依据世界文学发展的先后年代，分国别地逐一讲授不同国度的文学。从时间上，漫漫数千年；从空间上，纵横跨度辽阔，涵盖全球各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文学。旧模式制约了我们讲授的全面性和应有的深度，没有真正从世界视野的角度，讲授和指导学生把握该课程的学习，更谈不上在研究各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综合出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了。[5]
二、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现状分析
在最近几年当中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一种都呈现出一种不太景气的状态，大量外国文学的教学课程被严重挤压，有关外国文学的相关研究与会议也大幅度减少，许多教师都没有了解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信息的途径。[6]另一方面随着扩招规模的不断增加，许多高校的办学经费被严重挤压，从而导致教学资源相对紧张，图书馆无力购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进一步导致学生的外国文学阅读量不断下降。但是教师在实际的授课当中由于需要介绍大量的文学作品，从而使得课堂教学的内容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导致许多课时被严重浪费。此外，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校园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削弱，许多大学生都出现较为功利的心态，许多学生都积极参加勤工俭学与各种商业活动当中，这种较为浮躁的状态使得学生很难静下心来安心学习。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已经成年，都已经具备较为独立的思想意识。许多来自于贫困地区的本科生在城市当中感受到现代文明对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一方面有感于自己家乡与家庭的贫困，从而迫使自己产生较为功利化的心态，这部分学生在大学当中往往将精力放在如何改变自身的命运当中。这部分学生由于家乡的贫穷落后，在大学之前基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学，在大学阶段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学，但是由于心思并不放在学习方面，虽然部分学生已经认识到外国文学的重要性，但是却不会过多的进行相关的学习。[7]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受到中古传统文学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学习的道路，在学习外国文学的过程当中，在思维方面往往并不是很适应，这也使得外国文学的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三、我国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一）根据教学内容抓住课程重点内容
外国文学的教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文学史与作家作品介绍。在进行文学史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该以文学史的发展为主线，向学生讲述外国文学的发展变过的全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文学特征，同时讲述各个思想流派的演变过程与特征。[8]在文学史的教学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如社会、宗教、政治、经济、科学以及艺术等。在文学史的教学当中教师应该根据时间的发展将脉络理清，让学生对于外国文学的发展具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并自主建构相关的知识体系。在进行作家作品的介绍教学时，教师除了需要注意学生学会了什么之外，还需要注意学生的学习方法，即需要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进行名家作品的赏析过程当中教师应该向学生展示作品分析的具体过程，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作品进行观摩与赏析，对不同体裁的作品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就会逐渐掌握鉴赏与评析的方法，并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当前阶段外国文学的教学基本都是以课堂学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可以减小教师的工作量，但是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因此，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应该积极探索其他的教学方式，例如，可以采用举办专题讲座以及专题报告的方式进行教学，或者开设以针对不同国家与文学流派的文学选修课，吸引那些对于外国文学具有一定兴趣的学生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可以挑选部分学生加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当中，这样学生不仅可以获得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可以拓展自己的思维与视野。在教学方式多样化拓展的过程当中，教师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的水平对教学的效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高校以及学院应该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教师的外国文学教学水平，同时引进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同时对现有的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9]
（三）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培养高尚情操
文学并不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文化形式，任何作家在创造的过程当中都必然会受到其所在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打破学科的界限，将外国文学与政治、经济、艺术、哲学以及自然学科联系到一起进行教学。此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应该加强不同民族文学的融合，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文学知识的同时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并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
四、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外国文学课程作为学生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正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因此必须要对外国文学的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在本文当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查阅文献的方式研究了外国文学教学的意义，并对我国现阶段本科院校外国文学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必要的研究，最后总结了对应的改革策略。
【参考文献】
[1]苏卉.外国文学教学如何面向现代化———以“《红与黑》的心理分析”一课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02,02:145-148+175.
[2]支斌生.略论外国文学教学如何促进大学生心智成长———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教学为例[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3,02:74-76.
[3]詹虎,赵学斌.中学外国文学教学的现状与出路──中学外国文学教学调查分析[J].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4:91-93.
[4]潘利锋,张能泉.在文本细读中提升学生能力: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改革之路———以外国文学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13,06:92-97+113.
[5]刘意青,邹赞,聂凤芝.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意青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2,04:3-7.
[6]李安.外国文学教学中经典作品的解读策略———以《哈姆雷特》为例[J].韶关学院学报,2012,11:65-69.
[7]田晓宁.“3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新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6,01:173-176.
[8]钟美荪,孙有中.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推进外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第五届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思路[J].外语界,2014,01:2-8.
>> 菲利普・罗斯根深蒂固的犹太性 菲利普·罗斯专辑 菲利普·罗斯访谈 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文学世界的流变 菲利普的彩蛋 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的历史意识 从菲利普・罗斯早期小说看犹太人的身份问题 美国文坛活神话:菲利普.罗斯 当代文学传奇：菲利普・罗斯 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伤叙事研究 菲利普.罗斯与文化身份认同 对菲利普夫妇性格的再认识 Ará台灯,菲利普.斯塔克的礼物 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跟随菲利普·斯达克的脚步 菲利普 西餐糕点师的神奇魔术 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验证 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验证 析菲利普.罗斯《退场的鬼魂》中的异化主题 菲利普・森德罗斯：瑞士足球的新希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accessedonJune10th，2012）.
[2]高婷.超越犹太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3]叶远荷.2001-2011年国内菲利普.罗斯研究综述[J].群文天地，2012，（1）.
[4]薛春霞.论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美国化的犹太性[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2）.
[5]魏啸飞.美国犹太文学与犹太特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Shostak， Debra.Philip Roth：Countertexts，Counterlives，Clu-mbia[M].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7]菲利普・罗斯.欲望教授[M].张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Sherman， Ranen Omer. Diaspora and Zionism in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M]. London：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2.
[9]薛春霞.反叛背后的真实――从《再见，哥伦布》和《波特诺伊的怨诉》看罗斯的叛逆[J].当代外国文学，2010，（1）.
[10]谷，钱芳.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异化主题[J].时代文学，2008，（11）.
关于“空”之中国美学片断
老子最看重什么——恒,反,抑或其他
《易经》在越南的流传、翻译与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再解读
《金瓶梅》翻译史略
略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元宵叙写
柏林皇家图书馆所藏第一部《红楼梦》的来龙去脉
三国之间:翻译巨匠与中、英、日跨国文化关系
《红楼梦》霍克思英译的言语风格动态对等
改编乎?抄袭乎?——评王国振《红楼梦》英文改编本
《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思考
金启孮先生为周汝昌先生题写女真文“红学旗帜”发微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悲美”之纲要
目的论视角下的英文电影片名汉译
他乡琴奏故国曲——法国华裔作家山飒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英译中的陌生化策略
《虞美人草》在中国的传播
契丹语的元音长度——兼论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
21世纪以来国内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述略
《钦定辽史语解》中的唐古特语
木卡和绵虒羌语格标记对比分析
论苏美尔语校园文学《学校之日》中的教工
汶川县绵虒镇羌族语言生活使用状况调查报告
儒家典籍“四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19世纪《教务杂志》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
雷慕沙与《道德经》的译介
从符号学角度的文字分类看彝文的性质
从纳西东巴经看纳西东巴文形声字形符与声符的关系
古壮字的发生与壮族原始图画及刻符
东巴文合文与会意字、形声字的异同
巴尔福《庄子》英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探析
儒家典籍“四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为何科学,如何科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审查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论维特与自然的微妙关系
人性扭曲的病理标本:《连城诀》中的人性分析
基于谓语语义范畴的日语ニ格语义分类之考察
中日两国“性向词汇”的比较研究
试论汉语和日语中“素”/「素的意义用法
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共现的汉语限定词短语研究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读音的辅音对应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访谈录
再论刘勰与classicism——兼及王和达教授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26篇)《神思》汉译法及其思考
妙手译文心——评陈蜀玉《〈文心雕龙〉法译及其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的尝试:《文心雕龙》法译述评——以陈蜀玉译本为例
基本结构单位和基本结构顺序——汉英对比的认知研究
道家、禅宗对中国古代绘画和当代非具象绘画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与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对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及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3][7][8][9]陈李萍.近三十年来《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综述[Z].名作欣赏，2011.
[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5]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学英语，2007（04）.
[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王振华
关联-顺应模式 杨平
英语动词名词化的认知结构分析 张权
动态概念语义学对隐喻的逻辑--哲学研究 彭建武
Congruence浅议 刘宇红
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 郭建中
论翻译中语篇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模式 王军
词语语义的诗性重构 杨小洪
论与西方文化历史批评的主要区别 程爱民
《外国语》2001年总目录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与汉语研究 陆俭明
徐烈炯教授来上外讲学
语用信息论与语言信息传播文化形态 吕公礼
语类研究概览 张德禄
《外国语》新网页启用
关于双语心理词库的表征结构 董燕萍，桂诗春
话题突显结构与汉英中间语 张爱玲，苏晓军
致使概念的认知观 梁晓波，孙亚
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 张辉，周平
英国第一部实验小说《项狄传》评述 李维屏，杨理达
叙事文学创作主体的重新认识 魏燕
从"社会动态"视角研究俄罗斯文学史 冯玉律
西方口译研究:历史与现状 肖晓燕
了解香港翻译的一本好书--评介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Adele E.Goldberg
风雨沧桑四十年--英语教学往事谈 戴炜栋
不解之缘 苦斗人生 秦秀白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十五年回顾 杨惠中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挑战与期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座谈会"纪要
语篇的多维分析 任绍曾
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朱永生
语法隐喻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严世清
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 冉永平
误解研究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宗世海
《简爱》: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 杨小洪
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 胡壮麟
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 刘炳善
OT语法的可学性研究 马秋武
论语义启动与文化脚本 卢植
话语指称的认知构建与心理空间可及性 王义娜
影响先行语可及性的因素 蒋平
<认知语义学-意义与认知>介绍 丁放
文体学流派区分的出发点、参照系和作业面 徐有志
范式与层面:国外叙事学研究综述--兼评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唐伟胜
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吕俊
论口译质量评估的信息单位 蔡小红
核心功能语类与汉英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研究 何晓炜
提升结构的句法研究 刘爱英，韩景泉
从计算识别和生成的角度论英语句子的主题系统 彭宣维
可推知照应再考--专就语篇中的照应性名词短语而论 刘礼进
会话篇章中指称表达的选择与阐释 马文
"物质过程"的评价价值--以分析小说人物形象为例 王振华
论证中的话语混杂:外语测试的社会分析 吴宗杰
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论不说汉语》中对中国人特质的评价 李战子
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 辛斌
Bradford和他的文体分析"双重模式" 武建国，秦秀白
新的思考角度新的研究视野--评谢天振教授的新作《翻译研究新视野》 伍小龙，王东风
深刻的思考系统的探索--《翻译论》评介 刘成富
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和语法理论 沈家煊
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
充分条件的语用嬗变--语言运用视角下的逻辑关系 徐盛桓
双宾结构及其相关概念网络 程琪龙
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 束定芳
学术书评语类结构的评价分析 唐丽萍
英汉条件句:if与"如果"和"如果说" 徐李洁
著名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来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学
文学语用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涂靖
20世纪西方文论演变的循环态和文学批评多元互补论 孙胜忠
《外国语》获"上海市最佳文科学报"称号
论翻译课程研究 文军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突破--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赵秀明
实证研究道德谈 朱小美
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词汇的影响--香港书面汉语和标准汉语中的同形异义词 石定栩，朱志瑜，SHI Ding-xu，CHU Chi-yu
谓元·语义结构·概念框架 程琪龙，CHENG Qi-long
对"道歉语"的语用定量研究 刘思，刘润清，LIU Si，LIU Run-qing
代词隐现的动态解决方案 刘伟，LIU Wei
语篇衔接中的形式与意义 张德禄，ZHANG De-lu
系统功能语法的存在句研究 邓仁华，DENG Ren-hua
论语篇功能思想的元理论意义 严世清，YAN Shi-qing
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 张南峰，CHANG Nam Fung
翻译世界:朦胧区域及其含混性--从一首小诗的译文看翻译的理想化作用 蔡新乐，CAI Xin-le
论现代英国小说人物的危机与转型 李维屏，LI Wei-ping
多一点问题,少一点结论--也谈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张杰，ZHANG Jie
五月丁香迎精英--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张金忠，ZHANG Jin-zhong
Cognitive Linguistics: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 George Lakoff
语篇回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库建设 许余龙，XU Yu-long
试论条件句和结论句之间的逻辑规约 熊学亮，张韧弦，XIONG Xue-liang，ZHANG Ren-xian
非范畴化与"副词+名词"结构 刘正光，崔刚，LIU Zheng-guang，CUI Gang
左移位句式的认知解释 文旭，Wen XU
论元的句法实现 熊仲儒，XIONG Zhong-ru
论元结构:认知模型向句法结构投射的中介 刘辰诞，LIU Chen-dan
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 林斌，LIN Bin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2010年1月8日至12日，由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和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新华文摘》总编张耀铬、《文艺报》主编阎晶明、《文学评论》副编审吴子林、《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张学昕、《中国文学研究》主编谭桂林、《南方文坛》杂志社主编张燕玲、《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当代文坛》杂志社主编罗勇、《文艺评论》主编韦健玮、《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文学报》评论部主任朱小如、《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理论与创作》执行主编王涘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毕光明、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希哲、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单正平、张浩文、副教授周泉根，以及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李永中等人。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赵康太、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绍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书记韩捷进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负责人毕光明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张耀铭总编和阎晶明主编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作为文学批评期刊主编，并且多半身兼文学批评从业者，到会专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困境。冯希哲分析了当前批评的基本趋势：一、更为理性和自觉；二、整个批评界开始由外向内转型，自省、自察成为主题。但总体来说，80年代的自由活跃的批评氛围变了，现在是让人郁闷的环境，大家不愿意说，或者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把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四个问题：一、理论困境；二、评价尺度统一与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评人格、伪批评和人情批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批评队伍分化。
张燕玲对这种沉闷的批评环境作了更具体的揭示：“现今，文学创作出现生活贫乏和思想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要立在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包括对现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几种解决途径。阎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学建设方面，批评家要积极发挥批评的作用，要加强自身的发言权。谭桂林说：“当代文学学科是个不断成熟的学科。文学批评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对文学创作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吴子林认为，批评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能跟着西方的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要用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借用甘阳的话说就是“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国文化本原，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发扬光大。再者，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把感悟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做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生命的学问”。
批评有无力量，说到底取决于批评者所持的批评观。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他认为在一片假话声中出现的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单正平指出：对一流作家，人们对他的批评还是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化批评，比如一些老板花钱请业内人士帮忙出书，另一个现象是人道主义批评，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并自费出书。对第一种人，大家应该抵制，对第二种人可以适当鼓励一下。
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困境与建设方向
当代批评期刊是反映当下文学状况的重要平台，张学昕更强调批评的支点就是当代文学期刊，没有期刊作者就无法找到支点，得到认可。因此，批评期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当代批评期刊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状和困境。就像韦健玮所说的：在办刊中越来越感觉困惑，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环境。因为，在B0年代，批评期刊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时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有高涨的热情。但是现在很多编辑已经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的刊物也面临一些生存问题，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办刊人越来越觉得迷茫。转贴于
阎晶明指出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比建设问题更加紧迫，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十几年前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文学内部分化很严重，很多东西的消极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建设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文学批评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
除了生存问题以外，还有环境问题。目前，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学术刊物正在失去读者。单正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是经济因素，将学术刊物推向市场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是空间的大幅度压缩问题，作者想说的批判现实的篇幅被压缩了或者删减了，第三是新媒体和体制化的影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有疑问的。
张耀馅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批评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揭示时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张燕玲重述了首届研讨会提到的“艰守”与“坚守”问题，并针对批评期刊如何回到文学前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生存建设，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学术建设。在生存建设方面：要重树自身建设的自信心，要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一个杂志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个性。罗勇肯定张燕玲的“艰守”与“坚守”观点。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艰守，再困难你也要把刊物办下去，不能把它丢失。坚守，要坚持文学品位、文学情怀。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杂志还是理论杂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学情怀融入进去，哪怕再困难我们也可以迎来自己一个办刊物的硕果。周泉根也非常赞同张燕玲关于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要正视信息时代的写作是我们当前理论反思的重要任务，也是反思创作评论类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争取把网络上的东西跟学院派东西结合起来，甚至跟大牌网站合作，让网络的不羁的创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来重建我们的话语空间。只有有了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平权的时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历史。
关于期刊杂志栏目设置方面，陈子善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介绍，他在办刊物时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每期都会做一个学术访谈，采访一些知名学者；其次，不限制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两篇着名的外文翻译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证文章，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议有：王涘海认为文学期刊建设应有的态度是——自信，要坚守下去，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文艺事业，李云雷也说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体验，就是从具体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人手，站在时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李国平指出批评刊物应该回应文学现实和中国社会现实，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锐气的作品。
由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期刊。冯希哲还谈到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势和走向。在基本情势方面，他认为有三个现实环境不能不提：一是国家评价体制，二是民众普泛价值观念嬗变；三是文学传播途径。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现实环境，虽然是外在的，但足以让文学的生存、发展和民众的审美观念与需求产生难以自觉的桎梏式影响。在当下文学走向方面，他认为文学有三个趋势难以阻挡；一是文学主体价值消解，表情达意书写泛化难以阻挡。二是文学被媒体导引、传播，乃至于设计，和文学写作平民化将难以阻挡。三是文学审美与精神将重归传统和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