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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002-01
一、前言
国际关系是人类发展的产物，它是由国与国之间联系而产生的，且随着社会上科技的进步、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密切和复杂化，全球化是历史的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是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多层次复杂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实现全球化的核心，有力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对当代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上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并伴随社会分工国际化的情况出现的，不是国家或者个人强加给世界的，也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让各个国家的资源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配置，大大的促进了各国的生活水平，所以经济全球化也是限制的经济发展上的客观要求。
三、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让现在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上更加的多元化
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仅仅只有国家，所以在传统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国际关系只是国与国间的关系，联合国的产生作为国际组织的宣告成立，在国际的关系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下，一部分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起区域性的政府兼国际组织，如非洲统一组织和欧盟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彼此联系加强，相互交往中产生了共同意识，彼此关心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这些组织在国际的关系中是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际的事务，且独立的行使国际上的权利并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成为了国际关系上的行为主体。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各个国家在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建立各种国际组织。随着国际组织的建立，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与作用也不断的增强，在国际关系中已成成为了主体。经济全球化正快速的发展，国际关系规模的不管扩大，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且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得到调整
由于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衰退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发展的基础知识。所以，现在各个国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找合作来抵抗这种依赖性，国际合作也就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社会、科技、文化及环境等非政治因素及军事因素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经济全球化可以给世界的经济注入新动力，并使世界经济达到高速增长期。并在国际的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已经开始代替军事和政治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目前许多的政治问题，也开始寻求经济上的解决，可以说，国际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
（三）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家的观念
在传统国际关系上，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组织和集团都不允许凌驾在国家之上，国家的是不容许侵犯与剥夺的。但在今天，经济得到了全球化，传统国家的观念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现在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问题，是各个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如果想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要顾及到其它国家的利益问题，这样最终自己国的利益才能实现。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国家对本国在经济控制能力上下降，一部分经济无形中被销蚀。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发展了自己，就不得不交出一部分国家的。
经济全球发的发展，是各个国家必须让渡出一部分传统给国际组织，这是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而做出上的让渡，其并不违背国家本质上的精神。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的意义，反对过度宣扬的思想，否则会使国际上的关系处于混乱的状态。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组织化
经济全球化让地球在空间上的距离缩小了，使各个国家相互交流和沟通更加密切，使世界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随着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及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发展，说明了国际关系正在日益组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依存，加快了国际组织的发展，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也已经遍布全球。国际组织及国际法渗透在国际社会上各个领域，使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更好的协调了各国之间的行动，让国家关系有明显的整体性与有机性。
（五）经济全球化让世界额格局多极化
世界格局指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历史时期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且相互作用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战略态势及国际核心结构。
四、总结
综上，经济全球化从各个方面上对国际关系起到了影响，因此我们应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变化及特点，使国际关系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在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98-08-29.
关键词:服务外包;新趋势;制约因素;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44-05 收稿日期:2010-08-28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服务外包已成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而以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服务外包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前者主要包括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基础技术服务;后者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见表1)。
目前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分布按发包国(地区)和接包国(地区)来看,发包方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主要是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在发展最为成熟的外包市场中,印度最具竞争力,其份额占全球ITO与BPO市场40%以上。虽然中国承接ITO与BPO的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印度,但根据Diamond Cluste的报告,有意向中国采购ITO外包服务的海外采购商数量上升48%,在产品开发及采购服务等对英语水平要求较低的领域,中国作为服务供应地的地位持续迅速上升。
二、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新趋势与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全球服务外包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的服务外包市场每年将以30%～40%的速度增长,并且类型将不断细化。而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Gartner的相关预测,2010年全球的服务外包市场将有20万亿美元的规模,显示了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巨大潜力。分析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相关因素,未来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出现以下几种新趋势与特征。
(一)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前景广阔当前国际服务外包正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产品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在普通的服务进行外包的同时,属于跨国公司总部服务功能的研发服务外包的趋势正在增强,服务外包正向纵深产业链发展,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长期潜力较大。据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Gartner)的预测,20lO年,发达国家中25%的传统工作将转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崔立勇,2009)。另据统计,在全球1000强企业中,仅有1/3企业参与了离岸服务外包,还有2/3的企业尚未参加到服务外包的浪潮中,可以看出未来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前景广阔。
(二)服务外包承接群体增多,离岸方式强化服务外包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大公司,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降低成本也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外包客户也不仅仅将业务流程一揽子托管给某个单一的供应商,而是有选择地将它们分别外包给特定的承接商,使外包的客户范围不断延伸。至于承接外包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除发达国家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参与进来,而且各国均具备独特的价值定位和优势:爱尔兰、东欧与发包方具有地域接近性;印度、中国、非律宾拥有大量低成本人才库;澳大利亚等拥有与发包方的语言文化联系以及大规模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等。印度在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领域遥遥领先,已形成年销售收入300亿美元、其中出口230亿美元的服务外包产业,承接全球65%的软件外包市场业务和46%的其他服务外包市场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服务外包的国家。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也将服务外包业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并积极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因此,随着众多的外包群体出现,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三)业务流程和IT技术相结合是服务外包发展的新趋势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正逐渐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外包业务转向高层次的服务流程外包业务,BPO将继续保持高于ITO的增长速度。随着业务范围逐渐扩展,发包商逐渐倾向于将ITO和BPO业务捆绑,以满足企业自身技术和业务的需求。也就是说,发包商不仅仅提供单纯的技术性外包服务,也提供一些服务性外包,因为在某些服务领域,企业的服务流程与技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技术平台,企业就无法完成高效率的业务流程(吴洁,2007)。如金融业的国际外包包括银行数据中心、保险核保理赔、股票交易和金融分析等业务,这些业务都可以在亚洲或欧洲的一些具备相应条件的低成本中心进行。通过外包给专业服务商,金融机构可以更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提升竞争优势。随着IT业与金融业的交叉和融合,两者以相互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服务外包的离岸趋势(朱乾龙,等2007)。
(四)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全球服务外包的最大基地就承接服务业外包而言,目前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是全球外包市场的主要竞争者。而中国和印度更是吸引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两个最大基地。印度凭借语言、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人才规模、产业政策以及服务质量等优势,最具竞争力,其份额占全球ITO与BPO市场40%以上,已经跻身全球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前列,并且占据了80%的离岸外包市场。根据麦肯利和印度软件协会(Mckinley-NASSCOM)联合发表的报告,2010年,印度BPO总值将由目前的116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ITO,总值由184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对外经贸大学课题组,2007)。虽然中国承接ITO与BPO的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印度,但根据Diamond Cluste的报告,有意向向中国采购ITO外包服务的海外采购商数量已上升至48%;而在产品开发及采购服务等对英语水平要求较低的领域,中国作为服务供应地的地位持续迅速上升,近年来,跨国公司已把1/3以上的制造业务外包到中国。此外,中国在地理上与韩国及日本接近,在历史文化方面有长久深入的联系,有利于中国在亚洲开展ITO和BPO业务,中国的软件公司已成为日本软件业外包的主要合作对象。
三、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际服务外包迅速发展是服务业全球化蓬勃兴起的重要标志,也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在2009年3月5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周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中,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做出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咨询、软件和创意产业发展,拓展新兴服务领域的重要指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我国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重点方向,不仅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也是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和升级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形成了“三大集群”(环渤海产业集群、长三角产业集群、珠三角产业集群)、“东西映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三大集群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的格局。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但相对于全球其他更知名的服务外包目的地,我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业所占比例还较低。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的参与者,服务外包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一)服务外包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相对滞后随着中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开始选择将服务外包转到中国,但我国现行的许多政策与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并不配套,不能满足服务外包发展的需要,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我国服务业外包发展的开展。另外,服务外包的发展涉及到宽领域、多部门,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进行产业支持,从外包企业的工商登记政策、人才政策到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均需要有一整套的优惠政策对服务外包进行扶持。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配套的扶持政策,虽说我国都有政策支持服务外包的发展,但是这些政策仅涉及某一领域,加之有些政策(如税收)又无法落到实处,政策效应很难体现。同时,政府政策的地域性和不透明性也增加了跨地区和跨国企业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大型综合的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
(二)服务外包型企业竞争力不足与印度、爱尔兰等承接服务外包的强势国家相比,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缺乏权威性的行业组织,加上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抗风险能力差,未形成具有“中国服务”品牌的国际影响和竞争力的大型外包服务企业。国际上软件外包最高等级的公司是IBM和EDS,他们所接业务金额最大能过一亿美元。印度的四大巨头,如TATA、Infosys和Wipro等,他们的平均业务额在500万美元,最高能做到上千万美元,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人数达五六万人,而我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只有几千人。我国外包企业不仅在总体规模上与国际企业差距很大,管理方面也过于粗放,开发流程有待细分,技术人员不成规模。在服务质量与资格认证方面,差距更为明显,印度的大多数软件公司通过了IS09000国际质量认证与CMM质量体系认证,如全球每四家拿到SEI-CMM5级认证的企业就有3家是印度企业。虽然最近一两年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也开始重视质量认证,但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不足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三)服务外包市场不够规范首先,服务业相关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健全,这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而这正是发包方所十分看重的软环境。我国所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中大多都是低端业务,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务所占比例很小,这一方面是因为外国企业想要保持技术垄断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比较弱,为避免技术泄露,外国企业考虑到安全因素最终会将服务外包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善的国家。其次,服务外包行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差异较大,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与外国公司之间缺少可供参考的质量衡量标准。服务外包行业内没有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协会,使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与外国公司合作过程中缺少有力的联盟支持。因此,服务外包企业这种单一的操作不利于企业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四)人才资源结构不尽合理我国拥有多所高校,人才储备比较丰富,也具有人力成本优势,但这种优势仅仅是基础资源优势,而人才结构则不合理。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虽然多,但大多知识结构单一、专门技能差,大约只有10%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能够胜任服务外包企业的工作。对于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而言,需要懂技术、精外语、善管理的高端复合型、国际化外包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如英语应用的熟练程度在服务外包中的作用非常关键,这是因为在合作、交易的过程中双方通畅的交流非常重要。而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英语听说方面的能力却相对较弱。即使中国的技术人员可能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和项目开发能力,但语言交流能力上的不足和缺乏西方文化意识将严重影响其理解客户要求的能力,从而无法和客户正常交流,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
四、我国服务业外包的发展路径
(一)制定发展服务业外包的鼓励政策措施面对以服务产业为特征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新浪潮,我国应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利于全面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和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有关部门协调管理机制,以便对承接服务外包予以统筹并实施宏观指导和有效监管(王子先,2008)。在财政税收、投融资、进出口、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设立境外研发和营销机构、人才培训、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服务业的“三来一补”,拓展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外包提供商,重点吸引欧、美、日等国家来中国设立服务外包企业,带动提高地区服务外包层次。完善招商引资机制,创新招商方式,推进集聚区招商、网上招商、招商,举办形式多样的服务外包专题招商会、研讨会。积极培育服务外包企业及品牌,通过发展信用担保机构、支持服务外包企业直接融资,扶持其做大做强,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完善我国服务业的监管体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二)以发展日韩服务外包市场为突破口,逐步开拓欧美市场
日本和韩国都是国际上服务发包较多的国家,在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也较多,在国际服务业离岸外包日趋“近岸化”的今天,我国不仅具有进入日韩服务业外包市场的地理优势,还具有与委托商相似的文化背景,大量熟练运用日语和韩语的高素质服务人才,这些天然的优势使我国在与印度、爱尔兰等国在日韩服务业外包市场上的竞争中占尽先机,我国政府应积极推动中日、中韩软件企业继续合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日韩服务出口。当然,日韩市场在我国服务外包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日韩市场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小,只有10%左右,而更大的市场在美国和欧洲,随着我国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千百十工程”①的实施,对外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必将不断扩大。因此,我国在稳步发展日韩服务外包市场的同时,政府部门要及时为企业提供发包国方面的有效信息
服务,引导国内企业与欧美一些大型外包公司进行分包合作,帮助国内企业在欧美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积极开拓欧美服务外包市场,分散风险,不断扩展市场空间。
(三)加强对服务业外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国际服务外包业不同于一般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从业人员需要较高综合素质。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接包国印度、菲律宾等国的经验表明,合理的人才结构是服务外包发展的关键之一。如菲律宾为了大力开拓美国外包市场,在教育体系上采用美国模式,并分派专业人员到美国接受培训,这使得菲律宾拥有一批精通英语、熟悉美国客户要求的专业人员。因此,我国政府应采取综合措施加快这一进程:一是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抓紧培养大批适用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人才,重视双语人才、软件出口人才的培养,使人才结构呈现梯次状态。二是搞好专门人才培训工作,继续在商务领域人才培训资金中,安排服务外包公共培训专项资金,实施“千百十工程”人才培训计划。重点培训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服务外包企业新员工,力争在几年内培训30～40万承接服务外包所需的实用人才,有效解决服务外包产业人才短缺问题。同时,服务外包重点城市要制定吸引服务外包高级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在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给予更大便利,设立专门人才引进资金,加大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引进具有服务外包专业和语言优势的海外留学生来本地工作。
(四)进一步办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国务院于2009年1月15日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深入开展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试点。各个示范城市也日益看重服务外包的美好前景,已经全面进行对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大力扶持,但各地相互间如何发掘自身优势,如何在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形成核心竞争力是各地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为此,各地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征,确定重点发展领域、重点承接国家和地区,实行错位发展。一是根据当地生产型服务外包的需要,积极引进技术和培养人才,打造核心竞争力;二是对于新型服务外包,要重点规划建设服务外包集聚区,努力通过区域性的合作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群,打造区域品牌。此外,各地要加强基地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基地内人力资源培养、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建设,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进行的服务外包技术支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公共信息网络建设、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性贷款等。
(五)营造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机制的建立与企业的诚信是影响服务外包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包企业和跨国公司把自己业务发包给服务提供商,就会把大量的商业信息,甚至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商业秘密交给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相互信任是外包服务合作关系的基础,这是印度的服务外包业发展得好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营造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按照国际通行的信息保密规则,以严格履行合同、保守客户商业机密为主要内容,要根据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特殊需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地方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政策法规,并进一步完善保护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建立服务外包产业知识产权数据库,为服务外包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和运用提供信息服务;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依法打击知识产权各种违法行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
参考文献:
崔立勇,2009-06-18访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国际外包中心全球董事郑雄伟[N]中国经济导报
对外经贸大学课题组,2007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中国服务外包业竞争力[J],国际贸易(8)
王子先,2008,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EB/OL].http//:省略.04-10
吴洁2007,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新趋势与对策路径[J],国际经济合作(5)
于晓峰,2009,2008年我国接包执行额近47亿美元[R]第七幅大连软交会主论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014-02
1 国际贸易的现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先后陷入衰退,再加上美元汇率的变化、国际债务、战争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而且波动较大。总的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将处于一个新的增长期,其发展速度可达5％左右,不仅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明显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水平。国际商品市场对机电产品、运输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石油、石化产品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价格上扬,其中制成品贸易将进一步扩大。初级产品贸易亦有明显好转,其绝对贸易额将不断增长,但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将小于20世纪80年代同类产品的水平,这种态势在今后几年内还将继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的基本走势是初期缓慢增长,中后期增速加快,其推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与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关联的技术大周期正处在上升阶段,还没有重大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等因素的制约,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2 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新趋势
第一,国际贸易在结构上出现软化趋势。首先,高技术产品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新经济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智能化、高技术化。知识含量高的高技术产品必将成为世界产品市场的主体,传统的初级产品以及一般技术的制成品将让位于高技术产品。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其他产品。其次,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崛起。工业经济时代,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据IMF统计,1970―1980年,世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为18.7%,与同期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长速度大体持平；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服务贸易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超过货物贸易8%的平均增长率；在人类渐入新经济时代的同时,服务贸易仍然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引擎”。
第二,国际贸易在交易方式上出现网络化趋势。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国际贸易方式和手段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网络经济的逐渐形成,使国际贸易网络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网络贸易是指在网络平台基础上直接进行在线交易,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有关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浏览、洽谈、签约、货到付款等全部或部分业务自动化处理。简而言之,即交易各方借助互联网完成商品订购和销售。
网络贸易是国际贸易手段的创新,代表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前网络贸易如此迅猛发展是因其具有传统贸易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贸易活动中的交换信息、磋商交易、订立合同、转让货物、报送商检、进出口、付款交付等综合贸易及服务功能都能通过电子商务系统传输和处理,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网络和用户资源,为贸易商寻找买主,得到订单,销售产品,从而降低成本。
第三,国际贸易在贸易规则上出现规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从产生就不断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随着全球化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型服务贸易、网络贸易和网络税收等新事物不断涌现,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需要协调一致的贸易规范,各国对国际贸易规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就使得国际贸易规范化向着更全面、更完善的方向迈进。一方面,新经济对国际贸易的流通主体的影响已经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局限,信息技术转让等知识型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乌拉圭回合中加入了有关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谈判,并在历时8年后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奠定了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法规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WTO的成立更加有利于确定和监督各国的贸易行为是否规范化。目前,WTO正在就环境问题、劳工问题和网上税收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磋商谈判。可以肯定,国际贸易规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展也必将越来越规范化。
3 国际贸易具有不同于国内贸易的特点
第一,交易双方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洽商交易和履约的过程中,涉及各自不同的制度、政策措施、法律、惯例和习惯做法,情况错综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经济利益的顺利实现。
第二,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多,涉及面广,除交易双方当事人外,还涉及商检、运输、保险、金融、车站、港口和海关等部门以及各种中间商和商。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笔交易的正常进行,并有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另外,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的成交量通常都比较大,而且交易的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遭到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其他外来风险。所以通常还需要办理各种保险,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第三,国际市场广阔,交易双方相距遥远,加之国际贸易界的从业机构和人员情况复杂,故易产生欺诈活动,稍有不慎,就可能受骗上当,货款两空,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第四,国际贸易易受政策、经济形势和其他客观条件变化的影响,尤其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国际市场汇率经常浮动和货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的不稳定性更为明显,从事国际贸易的难度也更大。
可见,国际贸易具有线长、面广、环节多、难度大、变化快的特点。因此,凡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不仅必须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知识和技能与方法,而且还应学会分析和处理实际业务问题的能力,以确保社会经济效益的顺利实现。这样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讲授专业知识,培养合格、优秀的外贸专业人才。
4 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第一,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与创造,而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又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因此,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这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国际贸易的关键。第二,进行科学技术的吸收和应用,加快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三,推行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第四,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第五,与国际贸易关系协调,维护我国外贸利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企业因技术的改变和创新所导致的无形风险日益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会产生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矛盾与纠纷。因此,我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大趋势的同时,一定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国际贸易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保证。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现阶段，各国经济活动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即逐渐超越国界范围，即商品、技术和信息等均不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流动，而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该种新趋势的出现直接影响着各国多方面的变化，国际关系是变化的其中之一。因此，本次将深入探究两者之间新趋势的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述
20世纪末期，T丶莱维首次提出“经济全球化”一词，从字面意思理解来看，是指世界各国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即从本国逐渐扩展至全球范围；从宏观层面理解而言，具体是指各国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范围并构建成为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经济整体。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性地观点，但多数研究者一致认同起源的时间为20世纪，而具体年代时间并未达成一致，本文认同国外研究者塞拉斯丶比纳的观点，即将世界货币体系作为缘起的标志。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学术界观点也不够明确化，但大致划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发展趋势能够为各国发展带来持续性地动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趋势影响各个国界均衡性地发展，致使贫富差距的拉大。笔者认为各国应客观性地看待以上两方面，通过调整本国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二、经济与国际关系发展的关系分析
从客观层面分析而言，国家关系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文化、交通等，而发挥主要影响力的是经济。两者之间表现为同步性的关系，一方面，财富欲求促使了国家调整经济政策以及行为，通过向外扩展的形式达到目的，于是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各国国际关系的变化成为了不同国家对外做出经济活动的催化剂，使得国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总体而言，虽然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资源的流动使得竞争力不断增强，只有不断提升本国的竞争实力，才能够把握发展机遇，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1.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促使国际关系民主化
过去，强权政治时代各国不断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妄图借以经济发展的渠道垄断国际事务，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政治霸权的趋势。但伴随着国与国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使得各国之间联系逐渐密切化，而且一国只有做出对外做出民主、自由的外交方针，才能够吸引更过国家生产要素流入本国，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仍保留过去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和意图，那么该国可能被排挤于全球化的趋势之外。从以上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能够为各国发展提供更多地平台和机会，同时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民主化。
2.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并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各国生产要素流向国外其他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入和流出促使其搭建起长期合作的关系，而且为了能够不断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制定出长期合作和沟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而且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合作的主旋律。但从另一方面分析而言，由于对外市场的扩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均希望通过扩大国外市场推进本国发展，但流入国需求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致使流出国之间形成了无形的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大国基于其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希望通过该形式以实现政治上的垄断和控制，于是出现了合作和竞争并存的现状。
3.国际关系呈现经济政治双化倾向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地发展促进了各国范围内多方面的共同发展，表现在经济中政治方面而言，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关系政治化加强，二是政治功能的经济化发展。一方面，各国在生产要素不断流入和流出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矛盾或者冲突，缓解这些冲突的根本在于各国政府的介入，即通过国家出台政策以及制定政治解决方案以解决该问题。于是在该趋势之下，为各国政治对话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于是出现了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出台和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方案等往往需要依托于经济途径和手段得以实现，例如为了与其他各国进行政治上的合作，采取经济上合作的形式，即政治功能经济化发展。
4.各国外交关系呈现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外交政策不断调整，为了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外交关系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其一，外交新目标逐渐形成。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是各个国家现阶段对外发展的根本，因此，目前各国制定的外交新目标大多为保持国家和平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等安全；其二，外交实施范围逐渐扩大。为了能够吸引更多地生产资源流入国，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往往从多边协调和合作方面制定政策；其三，逐步实现外交过程的民主化。各国公开透明化地外交使得一国内外交人员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员更好地沟通，而且外交过程平等性地接受国民的监督。
5.国家间多极化发展趋势复杂化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和联系的经济联合体，同时也是共同发展的联合体，新时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且在不断地变动和重组之中，合作和竞争仍未国家间发展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各国逐渐构建出“世界网络”，使得政治与经济朝着多重化、多极化、分散化地方向发展，一些国家出台和颁布了新的规定、制度等，国家之间以及本国内安全问题也呈现出新特点，使得国际新秩序逐渐构成，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变得复杂化。
总之，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新趋势，新型趋势为国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各国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难题。一国要想在该趋势下更好地发展，需要客观看待当前的发展形势，顺应趋势发展的方向，不断地审时度势，同时尽量避免负面化因素的影响，以经济发展带动多方面的共同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卿中思（1986～）女，本科，学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成都创源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董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J].北方论丛，2012（3）：115-11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对外承包工程 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在对外承包工程中的体现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而对外承包工程又是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内容,它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载体。
(一)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通过收购并购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为了整合资源,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本地化运营能力,众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相继实施业内资产重组,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使自己成为有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承揽大型、超大型工程项目,不断体现企业的跨国化、全球化。
(二)融资能力成为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竞争的关键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和政府财政资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国际金融机构在分配资金开始从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转向其他方面。在这种背景下,寻求私人融资成为参与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BOT/PPP项目国际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融资能力成为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竞争中的关键,表现出投资的全球化。
(三)对外承包工程方式不断变革
随着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发展,国际建筑工程的发包方越来越重视承包商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EPC(设计―采购―施工)、PMC(项目管理总承包)等一揽子式的交钥匙工程模式以及BOT(建设―经营―转让)、PPP(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等带资承包方式成为国际大型工程项目中广为采用的模式,使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多元化格局。
(四)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深化
在当今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工程管理和工程设计大多是欧美企业,国际设备采购是日本和德国,其他国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土建领域。欧美等国家的大型跨国建筑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和专利,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的优势明显,资金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项目上形成垄断。发展中国家建筑承包商因为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工程市场中承建的工程项目经常是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但近年来已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项目和知识密集型项目渗透。随着发展中国家承包商不断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使生产走向了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特点
(一)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群体不断壮大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从1979年的4家增加到目前的2 000多家。在这个企业群体的成长中,经历了由专门从事对外经济联络的窗口企业向实体企业转变,由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转变,由服务类企业向制造类和服务类企业共同发展的转变,该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过于集中。
(二)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经历了三次升级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初期是以土建项目的劳务分包起家的,然后,从土建分包到土建总承包,中国国际承包事业实现了第1次业务升级。但这阶段是以土建施工为主的低端项目。
为了推动业务升级,顺应国际工程市场产业内分工的要求,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先后批准成立了一百多家工程设计企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实现了业务的第2次升级。
进入国际工程设计咨询领域,带动了我国在承包工程全产业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承揽的业务环节逐渐向业务链的上游移动。目前,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项目规划、勘探、设计、管理等领域,通过开展高端业务进一步带动全行业的发展,实现了向EPC承包模式的第3次全面升级。据初步统计,目前总承包项目已经占到了我国对外投标项目总数的52.6%,其中EPC交钥匙工程显著增多,带动了我国国产设备的出口。同时,通过BOT、BOOT、PPP等融资方式取得的项目也在不断增加。
(三)工程履行环境突变,风险大
工程执行过程中,环境变化是事先难以预料,如政治环境(内乱、战争)、经济环境(原材料、人工费用上涨、货币贬值)、自然环境(自然灾害)等,都会对工程顺利实施造成很大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都使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三、目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金融全球化使对外承包工程不稳定因素增多,风险加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深入发展,资本流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工具不断更新,使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增大,速度加快,投机色彩加重。随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出,各种交易新手段层出不穷,金融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与生产、贸易等实际活动脱离,从而失去相应的物质生产与产品的支撑,虚拟成分过大。一旦金融危机发生,不仅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而且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也受影响。比如当地银行破产、当地币贬值、外资撤离、油价暴跌、业主支付能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大大增加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执行的风险程度。
对此,2006年国资委向各承包工程企业提倡全面风险管理,并颁发《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通过认真学习,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认识到全面风险管理在承包工程项目执行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通过选择风险承担、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转换、风险对冲、风险补偿、风险控制等适合的工具对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以减小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不明显
对外承包工程的年营业额占国内建筑业总营业额5%左右,外贸出口总额的3%左右,仅占国民生产总值1.5%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不够大,需政府进一步发挥对外经济合作对对外承包工程的带动作用。如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政府可以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投入更多资金,不但可以直接推动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还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拓市场的机会和平台。目前的经援项目是以物资、实体项目等为主要内容。如果能够集中部分经援资金,有目标、有重点地投入资源勘探、项目发展规划等软援助上,不但可以为企业起到开路、探路的作用,还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市场开拓的风险和成本。
(三)公司同质化现象显著,行业内竞争加剧
目前,国内许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所从事的工程项目,所包括的工程承包业务范围基本相同,导致行业内竞争较为激烈。因此,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形成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目前,已经有企业使用劳务分包商来完成项目;也有企业通过在国内公开招标确定分包商。这些形式都有助于企业之间形成风险分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
为了避免同行业恶性竞争,解决行业集中度不高的问题,2008年9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了《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结束了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发展无法可依的历史。它为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实现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对外承包工程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支持企业通过加快对外承包工程行业联合、重组、改制的步伐,尽快形成一批专业特点突出、技术实力雄厚、国际竞争力强的对外工程承包的大企业集团,从而带动中小型承包企业走出去。
(四)资金短缺,融资能力不足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融资能力普遍较弱,已成为承揽大型国际工程项目的最大“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一是融资渠道窄。国际上通行的项目融资在我国尚未开展,企业境外融资还面临着很大障碍;政策性银行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支持力度比较小。二是融资担保难。国家设立的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规模小,而且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过长、支持范围有限。三是融资成本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大对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提供适合对外工程承包的新金融产品,对于符合国家支持条件的大型工程项目进行项目国内外融资试点。
二是考虑适当下调对外承包工程的贷款利率和保险费率,或提高贷款的政策性贴息率和延长贴息期限,特别是对大项目给予利率和费率优惠。
三是增加对外工程承包保函风险专项基金的数额,简化使用程序,扩大使用范围。
(五)改进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经营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对于企业来说,实体化、本土化的经营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在一个局部市场的竞争力。当前,以EPC为代表的大项目正在逐渐增多。我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建立技术、管理密集型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向国际化的经营模式转变,走智力密集、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道路,加快进入BOT等高端业务市场的步伐。
(六)提高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国际竞争力,培养综合人才
当前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普遍缺乏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综合人才,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发展的普遍问题。因此,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人才培养。
现今是网络时代,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知识管理网络,使员工在工作和学习中积累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这个网络进行交流与共享,凝聚成企业的整体知识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薛荣久.世界贸易组织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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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实也不尽然是如此，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并推进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全球已经运行了两个世纪，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的机会。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开放性。这主要体现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世界范围的涌动日益广泛，已不可逆转。高科技和信息网络化，也支持了经济全球化的这种高度流动性。
2.高度的渗透性和高度的互补性。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文化等将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渗透，资本、知识、资源等也将在全球市场流动并趋向合理配置。这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知识、资源等上的互补，从而有助于全球化问题的缓解以及全球性行动的协调，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高度的集约性和高度的垄断性。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上。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几乎涉及世界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且大约控制了世界上 80% 的新技术、新工艺专利，70% 的国际直接投资，60% 的世界贸易。
4.高度的依赖性和高度的异步性。这主要体现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资源的依赖性增强。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可以有选择地输出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设备，甚至直接将物质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强化其对输出资本的控制，从而形成不对称的依赖性。
5.高度的风险性。这主要体现在资本、技术、管理的快速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程度不一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可是鉴于全球化经济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与动荡，为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目标，中国政府采取如下几策略：
1.立足国本，面向世界：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努力地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努力推进建立公正、合理、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
2.营造经济发展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快实施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国民经济，并操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3.坚持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推进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就应当适时收回，让市场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力度，促使政府的角度由直接引导改变为间接诱导型转化。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加强民主监管机制， 防止和克服出现官商不分和政治腐败现象，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公平。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物质文明的程度，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步伐，使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4.循序渐进地扩大对外开放，注意提高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作用，规避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当前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远去，因此只有增加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5.坚持以“人”以本，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观。把人作为社会发展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在力开发人力资源，走“人才兴国”之路，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2.
法定代表人：吴有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孙云，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于永超，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
法定代表人：吴龙斌，该服务部主任。
委托人：朱凯，湖北天元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南京路102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良，该服务部主任。
委托人：李牧，湖北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赛迪尔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东西湖国债部）、武汉市国债服务部（以下简称市国债部）回购国库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鄂经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瑞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于松波、审判员贾纬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王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5年7月28日，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以下简称东西湖处）与赛迪尔公司签订《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一份，约定：东西湖处卖给赛迪尔公司（93）五年期国库券1000万元，并于1995年12月31日以1090万元价格回购上述国库券。该合同加盖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黄汉东”私章。同日，赛迪尔公司通过“六九0七工厂”的银行账户，按合同约定向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航空路办事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帐户（帐号528290261025911）转帐付购券款1000万元。同月31日，东西湖处给赛迪尔公司出具《国债代保管凭证》一份，载明：（93）五年期国库券1000万元，代保管期限五个月。该代保管凭证仍加盖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及“黄汉东”私章。同年8月3日、4日，东西湖处将上述账户中的1000万元以“购券”名义向广东省鹤山市永顺商店和武汉松柏开发实业公司物业发展公司各汇付500万元。同年12月27日，赛迪尔公司向东西湖处催索将到期的回购款。东西湖处当天派人去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市江汉支行航空路办事处核查账户，发现该帐户系凭圆形“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财务专用章”，于1995年3月3日设立的一个存款帐户。该国库券回购合同到期后，因催款未果，赛迪尔公司遂于1998年3月18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东西湖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返还购券款1000万元、合同回购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126万元并由东西湖处、武汉市振财证券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黄汉东系东西湖处驻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员。因另案涉嫌金融诈骗，于1997年3月18日被公安机关通缉。本案一审期间，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于199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东西湖处在该中心预留的印鉴片，该片上预留的是“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处业务专用章”和“祁明才”私章。
再查明：1997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银发〔1997〕243号）《关于清理规范财政系统证券机构的通知》精神，以武银发（1997）第256号文件撤销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以及各区、县处，原武汉市振财证券部的债权债务由武汉市国债服务部承接，各区、县处未经市振财证券部委托而自行开展业务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各区、县国债服务部承接。同年lo月，武汉市国债服务部收缴封存了原武汉市振财证券部东西湖证券业务处公章、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为长方形）三枚印章。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东西湖处证券交易席位交易员黄汉东用私刻的单位财务公章，以签订有价证券回购合同名义，通过其擅自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场外设立的银行账户，骗取赛迪尔公司1000万元款项后，分解处分给他人的犯罪嫌疑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东西湖国债服务部对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该院裁定：一、驳回赛迪尔公司起诉。二、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案件受理费7万元，由赛迪尔公司负担。
赛迪尔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汉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黄汉东系经东西湖处书面授权、具有特定业务身份的特殊主体，其以东西湖处的名义开立了账户，并在东西湖处的办公场所从事证券回购业务，因此，黄汉东的行为足以使非业内人士确信其系职务行为。而且，该行为亦得到东西湖处的追认。（二）东西湖处对黄汉东以其名义从事的证券回购业务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我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东西湖处对黄汉东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贵认。（三）东西湖处与我公司之间存在确实的经济纠纷，原审裁定驳回我公司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收取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是错误的，本案应按非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收取案件受理费。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审理。
东西湖国债部答辩称：（一）黄汉东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该行为已涉嫌犯罪。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场内交易员黄汉东，用不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可认定为私刻）与赛迪尔公司签订了合同，赛迪尔公司则按黄汉东所指向的用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所设立的银行帐户（可认定为私设账户）付款，黄汉东则用非我部有效印鉴的印鉴开具代保管凭证给赛迪尔公司，而后，黄汉东将此款据为己有。这些事实证明，黄汉东的行为系诈骗犯罪行为。
（二）原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三）我部在本案中无过错。黄汉东系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场内交易员，其身份是特定的，除场内交易可以做之外，其他交易是不可以做的。做场内交易时，所使用的公章只能是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预留的“业务专用章”，交易款项的进出也只能在武汉市人民银行0246074－535账户上进行。本案中所涉及的“代保管凭证”是场内交易中空白的通用凭证，只有当填写内容并盖上有效印鉴后方为有效。黄汉东的犯罪行为与我部之间无因果关系，我部是无过错的。（四）赛迪尔公司至今未举证证明圆形“财务专用章”系我部的，应驳回其推理性的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赛迪尔公司于1995年7月28日与东西湖役理处签订了一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按该合同约定，赛迪尔公司将购券款1000万元汇到了东西湖处，东西湖处也向赛迪尔公司出具了《国债代保管凭证》。该合同到期后，因多次催款未果，赛迪尔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赛迪尔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应予受理。黄汉东作为东西湖处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东西湖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应通过实体审理才能依法决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赛迪尔公司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赛迪尔公司关于本案应由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上诉主张有理，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8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鄂经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一、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选择
在未来世界发展的能源格局中，煤炭消费将在终端能源使用中逐渐下降，风能、核能等新型能源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的演变在发达国家已开始显现。有关专家预测，未来我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这些趋势的变化为内蒙古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近几年，内蒙古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2002―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国之首，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24位前移到2008年的第16位。但主导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工业表现出明显结构相对单一的特征，能源、冶金、化工、建材工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的76％，其中能源工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的37％，煤化工、冶金、建材等优势特色产业也都是与能源产业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内蒙古经济的整体发展对能源的依靠性很高。因此，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放慢和低碳经济发展渐成趋势的背景下，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降低产业风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尤为重要。新能源发展符合低碳发展趋势，其开发利用主要是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
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4％，而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5.52％：每亿元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量6.64亿标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3倍：每亿元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4.0万吨，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4倍，全区重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占工业废气排放量比例为98.42％。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使得内蒙古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压力。“十一五”规划确定内蒙古GDP综合能耗下降目标为22％，年均下降4.85个百分点，但2006年仅下降了2.5％，2007年下降4.5％，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加快内蒙古新能源开发利用，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可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高投人、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扩张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从而保证节能减排和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顺利完成。
三、应对气候问题的根本举措
近10多年来，气候变化问题被列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并日益成为国际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生态系统脆弱，大量开采和使用化石能源对环境影响很大，特别是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例偏高，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较快，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这些已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中急于处理的重大问题。
内蒙古发展中能源消耗主要以煤为主，2007年煤炭消耗为24186.92万吨标准煤，占全国煤炭消耗重量的比重高达6.33％；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5.62亿吨，比2005年增加了38.1％，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4.6亿吨，比2005年增加了44.4％。建设新型能源基地，发展低碳经济，可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促使内蒙古向发展低碳经济方向迈进。
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内蒙古各地区由于资源条件、发展基础等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与城乡两极分化趋势。2007年呼包鄂地区的经济总量占自治区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57.91％。地区间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为51616元，最低为8947元，最大比值为5.77：1，而2000年最大比值仅为3.31：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52：1进一步扩大为2007年的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