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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价值；薪酬；薪酬策略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所获得的能带来未来满足或收入的人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舒尔茨，1990），它是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创业创造价值，提高绩效，获取与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与关键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及资本的属性，为了充分发挥其载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需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给予合理的价值回报。而到目前为止，薪酬依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与手段，它是人力资本投入所取得的收入，决定着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由于包括知识与技能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员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不同贡献，从而表现为所获薪酬应有所差异。但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这形成了实践中对其价值认定的困难，也难以据此为基础确定其相应的薪酬。因此，如何制定与人力资本价值相匹配的薪酬制度与策略，实现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与有效激励，就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一、 薪酬
薪酬是员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内在和外在的奖励，包括内在薪酬与外在薪酬。内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心理报酬或满足感；外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货币奖励和非货币奖励（马尔托奇奥，2002）。薪酬涉及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短期和长期的激励性工资等货币收入，福利和服务等非货币物质收益，以及安全感、成就感、工作满意度、培训和晋升发展机会、良好的组织环境等精神收益。基本工资主要体现工作岗位价值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的保障功能，通常由人力资本的价值、能力与资历所决定，相对稳定。而与个体工作业绩及企业绩效挂钩的绩效工资及激励性工资则起着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一般由个体、团体及组织的绩效所决定，变动相对较大。而福利及内在薪酬主要起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作用。
企业可根据薪酬各构成要素的功能与特征的差异，结合对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征的分析，确定各薪酬要素之间的构成比例与组合，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激发员工的特定行为，从而达到吸引与激励员工的作用。通常，企业通过薪酬水平决策、基本工资体系、薪酬结构与组合等薪酬制度的确立实现这一目标。
过低的薪酬水平会造成员工的过度流失，带来一定的重置成本，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特别是核心员工，其流失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过高的薪酬水平又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薪酬水平决策要求企业参照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决定本企业薪酬水平的总体定位，其目的是在保证本企业薪酬总体水平具有外部竞争力的基础上，吸引与留住合格的员工，在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与企业的财务负担之间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
基本工资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提供了基本保障，基本工资体系决定了基本工资是依据员工的岗位还是以员工的技能或资历来确定的。依据员工的资历来确定基本工资具有较浓厚的保障色彩，可最大限度地稳定员工，鼓励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但这也会降低一部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发挥薪酬的杠杆作用。依据员工的技能来确定基本工资，突出的是工作能力是基本工资的基础，适应性较强，弹性较大，但通常需要有对员工工作能力与技能的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与考核制度。依据员工的岗位来确定基本工资，有利于员工责、权、利的有机结合，鼓励员工提高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实现同工同酬，增强员工的公平感，但同时也会造成企业员工工资晋升渠道单一，影响与抑制企业内部人员的配置与职务的安排。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与环境要求，科学地制定基本工资体系。
经济分析通常认为企业的所有者是风险中性的，而员工则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从最优风险分担的角度来看，企业可通过支付固定的薪酬而减少支付的总额，员工可通过接受固定的薪酬而减少其人力资本价值回报波动的风险，但这种薪酬安排会带来对员工激励不足的问题。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实施绩效工资或激励性工资，把员工所获的薪酬与其工作绩效及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相联系。这虽然能够较好地解决对员工的有效激励问题，但其收入的不确定性加大，风险增强，需要额外的风险补偿工资加以平衡，会增加薪酬支付的总额（Brickley et. al.，2001）。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对薪酬组合及薪酬结构的合理设置，审慎地确定固定薪酬与变动薪酬、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经济报酬与非经济报酬的比例，以合理的薪酬支付实现对员工的有效激励。
目的：对结核病患者的心理特征、护理效果进行观察与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对48例患者的心理进行统计分析，包括：自卑、意志消沉、期望、抑郁、焦虑、恐惧六项问题。结果：80.1%的患者自卑与意志消沉、缺乏信心；50.2%的患者恐惧；30.2%的患者怀有展望。结论：对患者心理变化进行了解掌握， 针对每个人制定适宜的护理方案，同时辅助心理治疗。对于老年患者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小复发的机率、减轻疼痛为目的。
关键词：结核病；心理特征；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3763（2014）07-0203-01
结核病属于呼吸系统疾病，具有传染性。结核分枝杆菌是结核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此病的早期症状是发热，患者会表现出疲惫感，脾气暴躁，全身无力，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随着近年来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大量的流动，结核菌的变异等，使得结核的患病率出现回升，人民的健康受到结核的严重侵害，现已成为较大的社会及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使患者身心健康更好的恢复。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收治的48例结核病患者进行观察[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2003年4月至9月期间收治的48例患者进行检查。其中，女性24例、男性24例，年龄介于28岁至67岁，平均年龄29.7岁；老年患者9例，中学生患者14例。所有患者均为初次接受治疗，其中1例淋巴结核、30例浸润性、14例结核性胸膜炎、3例血行播散型。
1.2 方法：
以问卷调查形式，对48例患者的心理进行统计分析，包括：自卑、意志消沉、期望、抑郁、焦虑、恐惧六项问题。发出的48张问卷，全部被收回。
1.3 统计方法：
对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应使用SPSS13.0软件。组间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并用x±s表示，均以P
2 结果
随着人的成长，我们会在心理、生理上不断产生各种需求。当我们的能力还不能完全使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我们在心理上会有不平衡感。这种情况把不良影响带给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而使我们表现出烦躁不安，过度焦虑，精神紧张等[2]。心里需求还有特殊性，受不同病情，文化程度，阶层的影响。经调查48例患者的心理特征表现如下：
2.1 展望：
本次调研中30.2%的患者怀有展望的心理。第一次接受治疗的患者大多有这种心理， 在接受治疗时， 往往对满意的疗效心存期望，希望被护士、医生理解、尊重。希望自己不被歧视、得到平等的待遇。
2.2 意志消沉与自卑、缺乏信心： 本调研中有80.1%的患者具有这种情绪。大多数患者因治疗结核病需要的时间较长， 且病情易反复，而对治疗失去信心，且折磨患者的身心。
2.3 恐惧：
想到以后的不良后果，自我感觉无能为力，对未来充满恐慌与害怕。在本调研中有50.2%的患者有这种情绪，这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①害怕工作、学习、婚姻受到影响。②经济因素，因结核病属于慢性疾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全愈，需较长时间用药、且昂贵，多数患者劳动能力受到限制， 特别农民， 导致大多数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许多患者无钱治病， 一再拖延病情，使病情加重。③怕接受治疗以后也会传染给其他人，这些因素均给患者心理造成较大的负担。
3 心理护理
3.1 解除自卑：
患者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往往有展望心理，对治疗充满希望。护理患者时要有同情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让他们内心感到备受关怀。医护人员要有认真的作风；要常观察他们心理变化，与患者建立较好的关系， 给予患者安慰，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告诉他们，自己人生态度、自己理解的疾病、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要站在患者的角度，使他们有亲切感，达到共鸣的效果，最终消除自卑、振作精神、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医生的治疗。
3.2 与患者家属沟通：
对于老年、青少年患者的家属，他们承担着较大的物质、精神的负担。身为医护人员要对家属做好工作。使家属对患者全心照顾、给予安慰及物力支持， 让患者受到平等对待。同时，护士和家属一起为患者制定护理计划，要对家属补充结核病方面的知识。在家属支持、鼓力下让患者得到更多的能量，从而消除自卑， 战胜病魔，增强信心[3]。
3.3 健康教育：
①未经医生允许不得改变使用的药物，长时间坚持用药。因所用药物较强的副作用及较强的毒性，医生和护士要耐心对患者讲解；②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出院后多进行体育锻炼， 同时要睡眠充足，防止感冒，不要过度劳累，去医院接受定期检查；③食用维生素多，蛋白高，热量高，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食物，不喝酒、不吸烟。
3.4 帮助患者建立信心：
应该让患者知道，近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结核病已经有根治的希望，只要我们及早防御，积极的接受治疗，按时用药，按时复查，结核病就能得到控制。我们要多鼓励患者，多肯定他们接受治疗的行为，从而使患者坚定战神病魔的信心。让患者知道结核病的治疗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有耐心，不要太过于急切，治疗时也可能复发，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龚朝辉，韩桂兰，李春梅.接毒观察和职业中毒患者心理特点护理[J].吉林医学院学报（环保专刊），1998.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会计制度安排，美国将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实行“三分”具有深刻的内生背景。2008年底，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了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虽然美国会计学会在1966年便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19世纪20、30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最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被认为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的信贷危机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尽管把会计作为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种种证据表明，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变量。
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结果的参数。可以说，美国把会计视为一个市场资源，包括发达会计职业在内的会计安排成为美国的市场资源。这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会计资源在这两个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不仅市场交易主体(如企业)能从会计交易中获得收益，整个市场交易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得到收益，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均衡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美国始终不渝地笃信会计市场资源的有效性。
美国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然而应该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
二、中关税务会计理论特征之比较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特征
1.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简?R.威廉姆斯、苏姗?F.哈卡、马克?S.贝特纳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简?R.威廉姆斯等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美国的联邦收入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的较为具体的问题。
2.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细致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外一个价值是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 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是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经济学思想的路径依赖。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经济学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 “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20世纪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公共经济学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斯蒂格利茨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这两个税务筹划技术与概念问题，认为“避税”是由于税法漏洞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这和我国学者的研究观点对避税的理论界定有着一致性。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特征
1.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我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现实事实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我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财务价值最大化理念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并从学科角度概括性论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2.“分权观”与“集权观”的对立。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我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对立：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
3.税务会计理论研究的缺位。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次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数量化，通常表现为不可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概括来说，有以下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我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我国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的进一步的研究。
三、中关税务会计理论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虽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中的核心――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经济利润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简?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假设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与我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与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我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也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 用主义价值观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一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或经济利润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着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到差异再到寻求协作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我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做出反应；葛家澍、刘峰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巨大的经济利润是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关键词]小秦岭金矿田 地质特征 矿产特征 找矿潜力分析
[中图分类号] F407.1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7-63-1
1小秦岭金矿勘查区的地质矿产特征
1.1地质特征
石英脉型金矿是小秦岭金矿田主要的金矿类型。根据矿脉空间分布特征分为3个矿脉密集带（简称矿带），即中矿带、北中矿带、北矿带。
中矿带：位于老鸦岔主背形轴部，呈近东西向展布。矿脉密集，成群成带产出，按产状特征总体上分为2组，一是向南中等倾斜（斜角40o -50o）的脉组，如S505-S60矿脉，长约16km，控制了文峪、杨砦峪等大型金矿床，S507-S9矿脉，长约8km，控制了东闯、老鸦岔、金硐岔等大中型金矿床；二是向北缓倾（20° -30°）脉组，如S201、S202、S203、S308等矿脉，控制了四范沟东、西段及淘金沟等大中型金矿床。
北中矿带：分布于七树坪-金渠沟-黑峪子一带，呈近东西向沿七树坪次级向形展布。矿脉总体上分为2组，一是南倾脉组，主要矿脉有S875、S846、S845矿脉，控制了红土岭、金渠沟等中小型金矿床，其次是出露于向形西端南翼出岔沟脑一带的S8201矿脉，控制了出岔沟中型金矿床；二是北倾脉组，主要矿脉有S303、S304、S305、S1、S2、S3等，控制了桐沟、黑峪子等中小型金矿床，此外还有北东向S1002矿脉；控制了和尚帽矿床。
北矿带：分布于五里村-闾家峪-竹峪-荆山峪一带，呈近东西向沿五里村次级背形展布。矿脉总体上可分为2组，一是向北缓倾的脉组，如F5、F6等，控制了大湖、竹峪等大中型金矿床；二是向南中等倾斜的脉组，如S0、Ⅰ、Ⅱ、Ⅲ、S952、S190等控制了马家凹、藏马峪、焕池峪等中小型金矿床。
1.2矿产特征
小秦岭地区的矿产以金为主，黄铁、共生钼、铅、伴生银、钨、硫等；自然金主要呈巨粒-细粒的粒状、不规则状、脉状、叶片状，以裂隙金、晶隙金和包体金的形式嵌布于黄铁矿、方铅矿、石英等载金矿物中。金的成色一般为700-900.矿石结构主要有中粗粒自形-半自形结构、中细粒它形晶结构、似斑状结构、交代结构、充填结构、包含结构和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以条带状、细脉状、浸染状、团块状构造为主，其次为块状、星点状、斑杂状和云朵状构造。成矿围岩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钾长石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等。与金矿化较为密切的是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及它们的组合黄铁绢云岩化。小秦岭金矿是在伸展构造体制下，提供有利物化条件及合适构造层位的基础上，挤压体制再次活动促使矿体进一步富集，即构造反转成矿。
2矿脉找矿潜力的分析
（1）小秦岭地区太华群分布广泛，出露面积达1500km2，总体呈一复式背形构造，核部位于灵宝的老鸦岔一带，在太峪口以西向下侧伏。作为金矿源层太华群下基底岩系在陕西应是隐伏于地表之下尚未剥蚀出露。据研究 ，本区太华群变质杂岩核体是一个有根的地体 ，是华北地台结晶基底的一部分 ，其向下延深是肯定的 ，并得到了物探资料的证明：该区重力异常是由太华群引起的，对重力异常的研究和下延深的计算表明，太华群下延深度为4.7～13.5km，陕西省区域地质中称太华群厚度大于5000m ，有关资料中称太华群总厚度为7.8～13.6km。这就说明，至少4.7km的深部还存在太华群，也就存在找到金矿的可能性。
（2）小秦岭矿脉规模及矿化深度：本区金矿受构造带控制，这些构造带也称矿脉，属于壳型剪切带。据研究壳型剪切带的一般特征是：延伸长度大，陡倾斜穿切地壳延深到下地壳和上地幔；活动时间长，具穿时性。本区剪切带基本具有上述特征。区内长度最大的Q8为5km，其次为Q12和Q161，长度均大于1.5km。按照一般长与斜深等长估计，区内较大矿脉其斜度应在1.5～4.4km。与已控制的500～1200km相比，深部找矿构造条件是具备的。
燕山期花岗岩为金的活化、运移提供了热动力条件：众多学者与勘查专家都认为华山、文峪、娘娘山岩体是小秦岭金矿形成的主要热动力源，这3个岩体岩石地球化学成分特征基本相同：SIO2>70%，ALK>8%，Na2O/K2O>1，A/CNK>1.1，里特曼指数（0）
从发现的金矿床分布看，金矿带主要分布于文峪花岗岩体周边2～7km范围内，但在同性质华山岩体周边找矿发现并不多；从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分析，华山岩体和文峪岩体它们各自形成了类似但独立完整的地球化学分带，说明陕西小秦岭金矿化主要与华山岩体有关，特别是华山岩体周边与北东向构造带叠加的异常区是金成矿有利地段，据此推断华山岩体周边及深部应有较大找矿潜力。
（3）小秦岭地区剥蚀深度的估计：根据地质专家研究计算 ，与本区金矿形成有关的花岗岩的侵位深度为7km，成矿深度为4.6km。即矿化深度范围为2.4km。金矿形成至现在 ，花岗岩上覆5km左右的盖层被剥蚀掉（这种判断是由于岩体局部还有盖层残留），其中包括400m左右的矿化层。尚保留矿化深度范围约2km，目前区内的找矿深部大多小于1000m，因此向深部仍有较大的潜力。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小秦岭金矿田深部及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 ，继续投入勘查工作 ，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找矿突破 ，对于缓解区内资源紧张局面 ，促进区内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作者：吴鹏 文月贵 刘江领 小秦岭金矿田地质特征、成矿模式及找矿潜力分析《陕西地质》 2011年12月[J].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 医院感染； 特征； 预防
中图分类号 R541.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24-0110-03
doi：10.14033/ki.cfmr.2015.24.061
医院感染属于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这种并发症不仅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进度，还会在原有病情的基础上加重患者的病痛，严重者会危及生命安全，近年来冠心病发病率上升，心力衰竭患者也随之增加，合并医院感染相应升高[1]。本文回顾性分析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2月笔者所在医院的50例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医院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50～88岁，平均（64.67±8.22）岁；心力衰竭病程2～18年，平均（8.01±3.23）年；引起心力衰竭的原发病包括冠心病、扩张性心肌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等；心功能按评定为Ⅱ级14例，Ⅲ级20例，Ⅳ级16例。按1∶1比例选择50例同期无医院感染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对照病例。
1.2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依照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常规检查、细菌学培养、影像学诊断等参考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诊断。
1.3 方法
回顾性分析50例医院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医院感染过程、临床表现，引起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痰培养结果、医院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2.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医院感染临床表现
医院感染发生的部位以呼吸道居首位，共31例（62.00%，31/50），其次为泌尿系感染10例（20.00%，10/50），胃肠道感染6例（12.00%，6/50），其他3例（6.00%，3/50）。2个部位感染者5例（10.00%，5/50），3个部位感染者2例（4.00%，2/50）。表现为咳嗽、咳痰；尿频、尿急、尿痛，腹痛、腹泻等感染症状者36例（72.00%，36/50）。以食欲不振、活动能力下降、精神异常等为首要表现者14例（28.00%，14/50）。
2.2 两组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比较
医院感染组平均年龄（71.22±7.05）岁、侵入性操作34.00%、预防应用抗生素32.00%、住院时间（32.13±9.56）天，高于无医院感染组的（62.12±6.26）岁、10.00%、14.00%、（17.45±4.23）天（P0.05），详见表1。
2.3 病原菌种类
对50例医院感染患者的痰、血、尿、便等分别进行细菌培养，革兰阴性菌15株，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阴沟肠杆菌等；革兰阳性菌12株，主要为溶血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等；真菌2株；有1例培养出两种病原菌。
2.4 医院感染治疗及预后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药敏试验，选择有效的抗生素，再积极抗感染、并给予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等对症治疗，及时处理基础疾病，加强营养支持治疗，50例医院感染治愈47例，死亡3例。
3 讨论
医院感染是指患者本身无感染或无潜伏期感染而住院后发生的感染。慢性心力衰竭由于心功能减退，全身各组织系统灌注不足，机体抵抗力下降，易于致病菌入侵，是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2]，不仅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同时也影响医疗、护理质量，增加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3]。
通过本研究观察发现慢性心力衰竭合并医院感染具有以下特点：（1）临床表现不典型，缺乏感染症状时难以识别，容易漏诊[4]。本文表现为咳嗽、咳痰；尿频、尿急、尿痛，腹痛、腹泻等感染症状者36例（72.00%，36/50）。而以食欲不振、厌食、倦怠不适、活动能力下降、恶心、呕吐、意识障碍、精神异常等为首要表现者14例（28.00%，14/50）。（2）呼吸道感染在医院感染占第一位，其原因为心力衰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肺淤血、肺水肿、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对入侵病原菌防御、抵抗能力下降。心力衰竭患者需长期吸氧，若湿化液不及时更换，湿化瓶、吸氧管道消毒不严格，都会增加感染危险[5]。泌尿系统感染也是最常见的感染之一，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与使用导尿管有关。（3）引起医院感染的因素复杂：年龄大的患者各器官功能老化，机体免疫力逐渐下降，本文医院感染组平均年龄（71.22±7.05）岁高于无医院感染组的（62.12±6.26）岁（P
综上所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医院感染难以完全避免，临床表现不典型，病原菌构成复杂，影响因素多样，对预后有不良影响，应实施相应的措施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加强营养与支持治疗，提高患者的抗病能力；严格掌握有侵袭性操作指征；尽量缩短住院时间，严格执行陪护制度，加强对进出病房人员的管理；使用抗生素时要考虑到患者全身情况、细菌药敏培养结果、感染部位及目前院内细菌的耐药性和流行趋势，遵守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并严格把握联合用药指征，对预防性用药，多联用药及首选高档广谱抗生素现象要加大监管力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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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效应；农地利用方式；生态退耕；建设占用；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3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5-3630-08
Abstract： Changes in use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carbon sinks. Based on six major aspects of carbon source with chemical fertilizer， pesticide， farming film， agricultural diesel oil， irrigation and tillage， th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using carbon emiss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was calcul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12， as well as 9 cities of Guizhou province in 2012.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rbon emissions of total amount and intensity increased 2.21% and 2.48% in Guizhou province’s agricultural land during 1995～2012， respectively. Chemical fertilizer， pesticide， farming film， agricultural diesel oil， irrigation and tillage generated emissions increased 2.90 %， 3.93%， 8.51%， 8.35%， 4.70% and 1.27% respectively. Carbon emissions calculated in 2012 show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rmland carbon emissions among 9 cities by the factor of endowment， the total amount of arable land and arable land structure. Carbon emissions in Zunyi and Bijie were the highest， while those of Liupanshui and Guiyang were lowest among 9 cities. Forest carbon sinks in 2001～2012 showed the "growth - fall - growth" trend， while grassland carbon sinks were irregular fluctuations.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carbon sinks in 9 cities of Guizhou in 2012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largest forest carbon sink was Qiannan zhou， while the least was Liupanshui. Grassland carbon sinks were mainly from Qianxi’nan zhou， Qiandongnan zhou， Qiannan zhou and Tongren. Because of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 in Guizhou province during 2001～2012， the carbon sinks with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ere shown a downward trend， while carbon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land changed for construction were shown upward tre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arbon sinks with 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sink of Zunyi was the most changeable with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hile that of Anshun was the least changeable. The carbon emission of Tongren was the greatest with effect of construction occupancy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le that of Liupanshui was the smallest.
Key words：carbon effect；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ecological restoration；construction occupancy；Guizhou province
近年来，随着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质的大量施用，农业活动所引发的碳排放已成为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气中CO2含量增加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在1906～2005年的百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0.74（0.56～0.92） ℃。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大面积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既危害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作用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烧[1]。碳效应也由此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纵观近期研究成果，对碳效应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碳排放量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李波等[2]基于农业生产中6个主要方面的碳源，测算了中国1993～2008年的农业碳排放量情况，自1993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处于阶段性的上升态势，农业碳排放总量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农业大省，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通过Kaya恒等式变形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得出了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具有较强推动作用、效率因素、结构因素、劳动力规模因素对碳排放量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结论；王锋等[3]运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把中国1995～2007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增长率分解为11种驱动因素的加权贡献，并对这一时期的6个时间段和每一种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GDP增长是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
二是碳排放与能源演变、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4-6]。张丽峰[4]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能源生产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加快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等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措施。
三是与生态系统相联系的碳储量研究[7，8]。李鑫等[7]根据优势树种生物量扩展方程，估算了江西省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和碳密度，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特征。
四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游和远等[9]基于投入导向的CCR与BCC模型测算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总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得出了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效率值及其分布与土地利用特征存在联系，规模效率有效地区分布远小于技术有效；规模效率有效省份与规模报酬不变省份存在不一致，改善土地利用碳排放规模效率需要考虑地区规模报酬所处阶段。张秀梅等[10]提出了地均碳排放强度和地均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两个新指标，对江苏省1996～2007年碳排放效应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当前对碳排放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大多是基于能源角度，且以二、三产业为主，与农地、农业碳排放相关、针对不同土地利用结构碳排放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以上众多研究结论指出，土地利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碳排放结构，碳排放效应随着土地利用结构的不断调整而发生明显变化。因此，通过创新土地利用规划技术，形成低碳排放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在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助推产业、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减少碳排放、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11]。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区之一，贵州省每年因农地利用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碳排放量不容小觑，探寻一条适合贵州省农地利用碳减排的道路显得尤为重要，其首要任务是需要明确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现状，准确把握其时空差异特征，并深入了解碳排放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科学构建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体系，对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量与碳汇量进行测算分析，就贵州省农地利用类型变化引起的碳效进行探讨并展开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四周相邻5个省（区），东与湖南交界、南与广西毗邻、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和重庆相连。东西长约595 km，南北约509 km。据2012年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全省土地总面积1 760.99万h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84%。其中农用地1 479.94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84.04%，耕地455.44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5.86%；建设用地60.91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46%；未利用地220.14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2.50%。全省地貌可以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3种类型，其中92.31%为山地和丘陵，是全国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境内岩溶地貌发育，分布范围广，岩溶（出露）面积10.91万km2，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5%，遍及全省88个县（市、区），且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异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是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
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85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占全国的1.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7 807.1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88元，三次产业贡献率分别为7.6、49.6、42.8，财政总收入1 644.4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6%。全省现辖9个地市州，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2012年城市化水平为36.41%。土地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尤其是建设用地扩张使得碳排放量增长较快。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农地利用碳效应估算方法 CO2排放源分为自然排放源和人为排放源两类，自然源主要来自土壤和海洋释放，人为源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CO2排放[12]，后者属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人类活动特别是对森林滥伐、化石燃料无节制的使用，以及农用物质的大量使用、土地结构逆向利用等导致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活动，直接或间接造成大气中CO2含量持续增高。农地利用方式变化，主要指农地生产行为方式以及农地用途类型变化[13]。农地利用的碳效应主要分为碳排放和碳汇效应。本研究中农地类型主要涉及耕地、林地、草地3类，农地利用的碳排放主要是指耕地利用的碳排放，碳汇主要是林、草地的自然碳汇。由于园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小，且实际上相当部分园地纳入耕地统计范畴，因此对园地碳功能不予以测算。鉴于贵州省牲畜养殖以圈养为主，故暂不考虑畜牧业所带来的甲烷排放。农作物尽管在生长过程中汇聚碳，然而其果实和秸秆通过人的消费和秸秆焚烧，最终其所汇聚的碳释放在空气中。再者，如果把农作物碳汇纳入农地利用碳汇测算中，则很容易得出为了增加碳汇而无限制进行复种和土地翻耕的谬论。故此，农作物碳汇不纳入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体系。农地利用碳排放，是指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作用于农地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14]。
农地利用碳排放主要有以下6 类碳源：①化肥，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消耗化石能源和施用对土壤碳库破坏的农用物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②农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③农膜，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碳排放；④农业机械，在使用过程中消耗农用柴油进而导致的碳排放；⑤农地翻耕，破环了土壤有机碳库，进而导致有机碳的释放；⑥灌溉，耗用电能（火电部分），而火电产生过程中耗费化石燃料间接导致的碳排放[15]。
据此，构建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公式如下：
E=∑Ei=∑Ti・δi （1）
式中E为碳总排/碳汇放量；Ei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产生的碳排放量；Ti为各碳源的量；δi为各碳排放（吸收）系数。
根据有关经验数据，分别归纳出农地碳源系数如表1。
1.2.2 数据来源 所需各年份数据均来自《贵州统计年鉴》、《贵州国土资源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中，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面积均以当年实际情况为准；翻耕数据则用当年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替代；各地市州数据均来自其统计年鉴，并统一采用2012年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2.1.1 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时序变化特征 根据公式（1），计算贵州1995～2012年农地利用碳排放情况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碳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199.404 6万t增至2012年的287.909 2万t，18年间增加了44.38%，年均递增2.21%，碳排放增长过快问题突出。其中，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翻耕等农用物质投入所导致的碳排放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0%、3.93%、8.51%、8.35%、4.70%、1.27%。碳排放强度从1995年的1 083.721 0 kg/hm2增长到2012年的1 633.990 9 kg/hm2，18年间增加了50.78%，年均递增2.48%。尤其是在2006年之后，由于国家农业政策的改变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碳排放几乎呈直线上升。
2.1.2 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差异分析 进一步计算贵州9个地市州2012年农地利用活动所导致的碳排放情况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存在农地碳排放总量差异和农地碳排放强度差异。
1）农地碳排放总量差异。贵州9个地市州农地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遵义、毕节较高，六盘水、贵阳则相对较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受资源禀赋、耕地总量、耕地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排放量最多的遵义市，2012年累计排放66.946 7万t；而最少的是六盘水市16.564 2万t，仅为遵义市的1/4。按照碳排放的绝对量差异可将9个地区分为3个等级（图1）：①排放量少于20万t的地区，包括贵阳、六盘水、安顺，主要集中于黔中、黔西地区，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为主；②排放量介于20万～50万t的地区，包括铜仁、黔西南、黔东南、黔南，主要分布于山区丘陵，粮食作物包括稻谷、玉米、小麦等；③排放量超过50万t的地区，包括遵义和毕节，主要分布于黔（西）北地区，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小麦、大豆为主。
2）农地碳排放强度差异。由于不受资源总量影响，碳排放强度更能客观反映一个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水平，以便不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测算表明，贵州省9个地市州农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差异不太明显，且呈现不规律分布的特征。其中，强度最高的地区为贵阳，为1 758.112 kg/hm2，最低的地区是黔西南州，为1 421.378 kg/hm2。依据农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绝对量差异，也可将9个地区分为3个层次（图2）：①排放强度低于1 500 kg/hm2的地区，包括安顺、黔西南州；②排放强度介于1 500～1 700 kg/hm2的地区，包括六盘水、毕节、黔东南州；③排放强度高于1 700 kg/hm2的地区，包括贵阳、遵义、铜仁和黔南州。
2.2 贵州省林地、草地碳汇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2.2.1 贵州省林地、草地碳汇时序变化特征 2001年以来贵州林地面积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趋势。从2001～2005年，由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贵州林地碳汇从362.947 9万t增长到373.482 5万t，增长2.90%；从2005～2006年，由于国务院实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林地碳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期间林地碳汇减少了6.515 1万t；2006年以来，贵州兼顾退耕还林还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林地面积明显增长，7年间林地碳汇增长了36.763 5万t。总体来看，贵州林地碳汇从2001年的362.947 9万t增长到2012年的403.730 9万t，增长11.24%（表4）。
草地是仅次于林地的第二大碳汇。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凸现，贵州征占和开垦草原的现象时常发生，草地面积呈现波动变化，尽管数量不大，但趋势明显。
2.2.2 贵州省林地、草地碳汇空间差异分析 进一步计算贵州省9个地市州2012年林地、草地碳汇情况如表5所示。
从各地区碳汇情况来看，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使得区域林地草地碳汇量差异较大，林地碳汇最多的是黔南州，为83.898 1万t，比最少的六盘水高出10多倍。草地碳汇主要集中在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铜仁，2012年该4市州草地碳汇占全省草地总碳汇量的75.45%。
2.3 贵州省农地类型变化的碳效应分析
2.3.1 农地利用政策变化的单位碳效应效果分析 农地利用方式转变引起的碳效应采用差值法进行确定[13，15]。以耕地、林地间的转换为例：设耕地碳排系数为α，林地碳汇系数为-β，退耕还林的碳汇效果即为-（α+β），毁林开荒的碳排效果即为（α+β）。令草地的碳汇系数为-μ、建设用地的碳排系数为λ，则退耕还草的碳汇效果为-（α+μ），毁草开荒的碳排效果为（α+μ）；建设农地转为耕地碳减排效果为 -（λ-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碳增排效果为（λ-α）。进一步得出建设用地转为林地的碳汇效果为-（β+λ），林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碳排效果为（β+λ）；建设用地转为草地的碳汇效果为-（μ+λ），草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碳排效果为（μ+λ）。
至于数据来源，耕地碳排放强度数据参考表2，建设用地碳排系数以文献[20，22]为准，为55.8 t/hm2，其他碳效应系数参考表1。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的碳效应系数均沿用统一值，而耕地碳排放强度数据采用历年变化值。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数据来源于贵州统计年鉴。基于差值法，可得耕地与林地、耕地与草地以及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转变导致的碳效应变化情况见表6。由于林地、草地、建设用地间的转变采用统一标准，不存在年际差异。
2.3.2 生态退耕与建设占用的碳效应变化时空分析
1）生态退耕与建设占用碳效应时序变化分析。农地利用方式改变是导致其碳功能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结合贵州省当前实际，生态退耕（近似认为是退耕还林）、建设占用（近似认为是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是最为普遍的两类农地利用转换形式。鉴于不同年份生态退耕、建设占用面积以及各自转换系数存在差异，计算历年贵州生态退耕与建设占用碳排放变化情况有助于把握其变化规律，对科学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由表7可知，2001～2012年，贵州省因生态退耕产生碳汇呈先上升后减少的变化趋势，2003年达到最大值31.578万t，而到2012年仅为2.867万t；反观由于建设占用所引发的碳排量，由2001年的17.842万t升至2012年的64.309万t，12年间增长了38.93%，年均递增3.19%。
总之，2001年以来由生态退耕引起的碳汇效应和由建设占用引起的碳排效应分别是下降和上升的。而由图3可知，无论是碳汇还是碳排放效应，历年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存在较强的波动性。其中，碳汇量变化趋势呈现“n”型，前几年快速增加，在2003年达到极值，2003年以后则急剧下降；而碳排量变化趋势则呈不规则变动，2011年达最大值。
2）生态退耕与建设占用碳效应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贵州省各地市州相关数据及转换系数，计算贵州省9个地市州生态退耕与建设占用导致的碳效应变化见表8。可以得出，各地区差异明显，其中因生态退耕碳汇效应最为突出的是遵义，2012年碳汇量为726.694万t，最小的是安顺，为114.322万t，二地相差近7倍；因建设占用耕地导致碳排效应最为显著的是铜仁，为37.004万t，而六盘水最少，仅为10.954万t，两个地区相差3.38倍。贵州省9个地市州由于生态退耕所带来的碳汇效应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遵义、毕节、黔西南州；而排在后3位的依次为：安顺、六盘水、黔南州；图4为各地区因建设占用耕地所导致的碳排放排序情况，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铜仁、贵阳、黔东南州；而排在后3位的依次为：六盘水、安顺、黔南州。
3 小结与讨论
3.1 小结
结合研究结果与相关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纵向来看，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1995年的199.404 6万t增至2012年的287.909 2万t，年均递增2.21%；基本呈现逐步上升的变化特征。农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变化轨迹基本与此一致，由1995 年的1 083.721 0 kg/hm2增至2012 年的1 633.990 9 kg/hm2，年均递增2.48%，也基本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而林地、草地碳汇呈波动变化。从2001～2005年，贵州林地碳汇从362.947 9万t增长到373.482 5万t，增长2.90%；从2005～2006年，林地碳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期间林地碳汇减少了6.515 1万t；2006～2012年，林地碳汇增长了36.763 5 万t。总体来看，贵州省林地碳汇从2001年的362.947 9万t增长到2012年的403.730 9万t，增长11.24%。草地碳汇在12.5万t附近波动，尽管数量不大，但趋势明显。
2）横向来看，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区域差异较明显。2012年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量最大的地区是遵义，高达66.946 7 万t；最少的地区是六盘水，仅为16.564 2万t；其他地区多介于20万～50万t。农地利用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地区是贵阳，为1 758.112 kg/hm2，最低的地区是黔西南州，为1 421.378 kg/hm2；其他地区多停留在1 500～1 700 kg/hm2之间。
从各地区碳汇情况来看，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不同，使得区域林地草地碳汇量差异较大，2012年林地碳汇最多的是黔南州，为83.898 1万t，比最少的六盘水高出10多倍。草地碳汇主要集中在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和铜仁，2012年4市州草地碳汇占全省草地总碳汇量的75.45%。
3）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来看，2001～2012年贵州省因生态退耕产生碳汇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年达到最大值31.578万t，而到2012年仅为2.867万t；由于建设占用所引发碳排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17.842万t升至2012年的64.309万t，12年间增长了38.93%，年均递增3.19%。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区域差异，生态退耕碳汇效应最大是遵义，2012年因此产生碳汇726.694万t。最小为安顺，114.322万t，两地相差近7倍；因建设占用耕地导致碳排放效应最大的是铜仁，为37.004万t，最小为六盘水，仅10.954万t，两地相差3.38倍。
3.2 讨论
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基于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翻耕等6个主要方面的碳源，就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农地利用方式变化导致的碳效应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代表性结论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贵州省农地利用碳排放效应趋于增长，表现在农用物质的大量投入、生态退耕的减少和建设用地的逐年增多；单位面积农地产出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地碳排放强度，可见今后农地利用碳减排压力仍旧巨大。而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笔者自身水平的不足，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农地利用碳排放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对区域农地利用碳排放产生差异的原因缺乏深度挖掘；未能提出有助于解决农业经济增长与农地利用碳减排间矛盾的可行性政策建议，上述不足有待下一阶段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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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医正骨疗法；椎移；特发性脊柱侧凸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Fengs spinal manipulation (FSM) o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METHODS: From 2001 to 2006， 62 AIS patients und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were investigated.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at the time of treatment ranged from 10-18 (mean 14.3±3.38) years old. The patients whose Cobbs angles were ≥10° and ＜39°，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2 groups: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FSM and orthopedic shoes， and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traction， physical therapy and massage. RESULTS: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Group A and B were 93.5% and 70.9%，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words】 Fengs spinal manipulation; vertebral displacem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0引言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是青春期或骨骼成熟前发生的脊柱侧凸，占整个脊柱侧凸的80%，行成带有弧度的脊柱畸形［1］. 如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部分患者最终可导致躯干严重畸形，影响心、肺功能，甚至造成截瘫，因此早发现、早治疗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具有深远的意义. 目前，AIS的保守治疗方法主要有新医正骨疗法配合矫形鞋的综合治疗方法和牵引、理疗配合按摩治疗，但尚缺乏两种治疗方法疗效的综合评价. 为评价2种疗法的疗效，我们设计了此实验.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2001/2006年收治AIS患者62（男16，女46）例，年龄10～18（平均14.3±3.4）岁，分为治疗组31例和对照组31例（表1 ）. 通过检查胸腰椎偏歪棘突确认发生椎体旋转位移例数（表2），经统计学检验，无明显差异，有可比性（P>0.05）. 患者入院后行脊柱站立位X线正侧位片，测量Cobb角，并计数发生旋转位移的椎体数目. 患者取直立位，用软尺测量双侧髂后上棘高度，两者之差为双侧髂后上棘相差值.表1一般情况和椎体旋转位移情况(略)
1.2方法
治疗组：患者端坐在特制的正骨矫治椅上，固定双下肢，术者先用一只手搭患者侧凸反向肩膀，引领患者向侧凸方后内侧旋转另一只手掌大鱼际顶住侧凸椎体的棘突，沿棘突缘由上而下向侧凸反方向轻推，反复多次，使其椎间小关节松动. 然后，用拇指触诊法查清棘突偏歪，确定旋转位移的患椎，以患椎棘突左偏为例，嘱患者上举左手搭于头上，右手抱胸，术者右手拇指顶住偏歪棘突左侧缘，左手沿患者胸前搭其右肩部，嘱患者前屈45°，左侧弯30°术者引领患者躯体向后内侧旋转，同时右拇指向棘突偏歪的反方向推顶，可感觉患椎有椎体移位，往往伴随有“喀”一声，患椎复位，上述治疗每周2次. 穿矫形鞋纠正骨盆代偿改变：嘱患者直立，比较双侧髂后上棘高度，把低侧下肢全鞋底垫高，根据相差值，决定鞋底垫高的高度. 嘱患者穿矫形鞋行走锻炼，每日约2 h. 另用自配中药袋蒸热后嘱患者放于胸、腰下热敷，2次/d，每次约20 min，对照组：采用TR 200型脊柱牵引床牵引，牵引量按患者体质量比例调整，每日持续牵引20 min. 另采用WDCD 4100型超短波治疗仪，进行胸腰部超短波治疗，每次15 min，1次/d，再由按摩医师做腰背肌按摩，每次40 min，1次/d. 治疗组、对照组均以治疗4～6 wk为1疗程.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Cobb角
统计学处理: 两组患者的Cobb角和双髂后上棘相差值用x±s表示，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统计旋转位移椎体个数为1， 2， 3和3个以上的病例数和疗效为治愈、显效、好转和无效的病例数，采用χ2检验.
2结果
治疗4～6 wk后，治疗组的治愈例数、显效例数均较对照组高（P
3讨论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脊柱侧凸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目前仍然病因不清，任何一种理论和假说均不能完全解释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真正病因［4］. 脊柱侧凸是一种三维空间发生和发展的畸形，脊椎的轴向旋转是脊柱侧凸的基本畸形之一. Adams在1865年就指出脊柱后凸伴一侧旋转是脊柱侧凸的主要发生机制. Somerville（1952年）和Roaf（1966年）也认为脊椎的轴向旋转是脊柱侧凸的首要因素. 虽然脊椎旋转在脊柱侧凸的发病机制中的具体机制还不十分清楚，但脊柱侧凸的进展、胸廓的继发畸形及外观的改变都与脊椎的旋转有着重要的关系［5］. 而单（多）个椎体旋转位移又是引起整体脊椎旋转的主要原因，本组病例经临床触诊检查，都有不同程度的脊椎棘突偏歪，即有椎体的旋转位移［6］. 青少年在生长发育期间，因其活动量大，损伤机会多，自我保护能力差，脊柱受不同程度的损伤之后，引起单（多）个椎体的旋转位移，造成了脊柱内外平衡失调，进而引起脊椎的旋转，使脊柱侧凸逐渐加重. 纠正了椎体的旋转位移，就能消除或改善脊柱的侧凸.
特发性脊柱侧凸临床上根据其侧凸度数（Cobb角）大小不同采用手术治疗或非手术治疗. Cobb角
作者发现脊柱的侧凸旋转均伴有骨盆的代偿性改变，为了巩固疗效，加快治疗进程，减少患者的痛苦，在纠正椎体旋转位移的同时，穿矫形鞋把脊柱侧凸下肢的鞋底垫高，这样，患者站立或行走时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使身体的总重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通过视觉，特别是本体觉在大脑中的控制、反馈及调节，自动加强凸侧椎旁肌的收缩，使躯干重心移向凸侧，这种机体补偿运动的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脊柱的侧凸［7］. 热敷中药的应用，对椎旁软组织、椎间韧带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作用，同时能进一步放松椎旁软组织，增强手法治疗的效果.
牵引、按摩、理疗等治疗虽然也同样能改善脊柱的侧凸，但其在准确性、稳定性、安全性、疗效等方面较新医正骨疗法还有一定差距. 尤其牵引治疗对脊柱旋转的纠正缺乏准确定位，对正常椎间关节、肌肉和韧带有一定的副损伤.
总之，新医正骨疗法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损伤小，痛苦少，安全性好，有显著疗效，患者易于接受，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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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茶艺；茶道；区别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2-0193-02
茶源中国，“之为饮，发乎神农”，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兴于唐，盛于宋、明。茶作为一种植物，经过食用、药用、饮用漫长的岁月才进入精神文化的领域。中国人对饮茶活动之精神层面的认同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在茶往往被看做消除身体不适的手段和个人特殊的嗜好，亦或佐餐、待客的饮料。而“茶艺”一词却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所谓茶艺，就是在茶道精神指导下的茶事实践。国人不轻言道，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里，“道”用以代指事物之本源。中国人认为饮茶、品茶无外乎是一种追求精神之境，探寻事物之本的途径。正如《金刚经》所云：“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因此，饮茶活动，无外是通往精神彼岸的船。这一点与日本截然不同，九世纪，饮茶作为一种先进的精神文化载体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上层人士一开始就特别珍重。他们饮茶的机会少，因此饮茶时很少考虑止渴、消食、解毒、提神等物质功能，而是着重追求伴随饮茶活动而发生的精神享受。在日本人看来似乎茶不是随便能喝的，没有诗、没有琴、没有高士轻友，便没有饮茶的必要性。
一、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其作为药物、食物，后来成为饮料。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滤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黑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予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大道至简，更符合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
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渡海来到浙江天台山国庆寺学佛回国后带走了茶叶，种植在近江滋贺村的圆台麓，成为后来著名的日吉茶园。第二年海空法师也从中国返回日本，将带回的茶种播撒在京都的高山寺和牧村赤埴，开创了日本种茶史。到公元1168年，日本荣西禅师在天台山万年寺学法期间，埋头于茶道文化的钻研。回国时，带走大量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使得饮茶之风在日本流传开来。同时，南宋时期，来华学法的南浦绍明也将在中国得到的茶台子和茶礼等带回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茶。纵观日本饮茶的历史，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继而逐步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传至今，他们饮用的依然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器具和方式，历千年而不变。
二、中日茶文化内核之区别
陆羽《茶经》问世以后，对中国茶学、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羽首次把中国文化精髓中的儒、释、道精神与饮茶过程融合起来，将饮茶当做一种艺术过程来看待。从烤茶、选水、煮茗、列具等这一系列的艺术实践来强调“精行俭德”的自我陶冶。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尚仁贵中，强调“中庸之道”，反对“过”和“不及”，要求我们不偏不倚的看待世界。同时强调“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而不同”，这也是中国茶艺的思想主体。中国人的性格就像茶，总是努力清醒地看待世界，追求人与天道的自然和谐。释家贵“悟”，讲求彼岸，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道家尚“无”，为茶艺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艺的灵魂，提出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以及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因此，当代茶学家庄晚芳先生将中国茶艺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廉美和静”。“廉”就是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美”就是品茗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和”就是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敬”就是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中国茶艺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为美，以朴实为美，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天人之境。
茶叶东传，在禅宗的影响下，日本发展起来了茶道文化，借以饮茶表现日本人审美情趣和道德观念。安土、桃山时期的千利休提倡简朴的“寂静、古雅”以及珍惜一生中只有一次相逢之意的“一期一会”的精神，创立了千利休流草庵风茶法，完成了饮茶向茶道的升华。千利休把茶道规则解释为“四规七则”。所谓“四规”，即和敬清寂，“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七则”是用于接待客人时的准备工作。千利休去世之后，他的技艺便由后人和弟子代代相传，期间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以千家派最为活跃，拥有许多弟子。产生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的所谓三千家。日本茶道的宗教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形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据日本的西部文净在其《禅与茶》一书中考证，在绍明带回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作的《茶堂清规》，日本的《茶道经》便是其中的《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所成。据《茶道经》中记载，刘元甫乃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三祖）为同门，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如果《茶道经》的来历真实的话，那就是意味着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来源于中田五祖山松涛庵.同时也说明由南浦绍明带回的茶典，对日本茶道思想的影响。
三、中日茶文化反应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该民族的文化。众所周知，日本是岛国，面积小而人口却很多，众多人的生存和发展并非易事。因此，日本人尊崇武士道精神，努力在苦寂中发展，重视自我克制和坚强的意志训练。其次，自然条件的恶劣也促成日本人有更强的集团意识和协作精神，表现在茶道上就是集体参于茶事，共同营造和谐的氛围。再次，日本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重视规范和礼仪。因此，茶道中也是非常重视特定而严格、繁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的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分、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同时，要根据茶道的礼法，在规定的位置上，按规矩取茶具、按一定的顺序制茶等。可见，在日本茶道的目的并非真正饮茶，而是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一种礼法教育，是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茶道虽说是一种精神修养，但却过于拘泥于形式，茶道的四大流派实际上相互实质性的区别很少。这种重视形式而不重视实际的文化发展到了极端。
与此相反，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茶艺。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日本茶道那样拘泥于形式，然而也有盖碗茶、工夫茶等精细复杂的茶艺形式。中国讲究“礼”，茶体现了亲朋好友之间的情谊，“以茶会友”这种方式不仅常见于一般家庭中，也是适用于集团、甚至国家的礼仪。时至今日，逢年过节，一些单位、公司等也会召开茶话会，领导员工聚在一起交谈，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中国的茶不仅代表礼仪也蕴含着情谊。中国的亲朋好友问也不拘泥于礼仪及形式，比起礼仪及形式更重视交往的意义。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日本茶道是复杂繁琐的，难以理解的，在茶室里遵循规程小心饮茶远不如惬意地品味自己喜欢的茶。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注重茶的实际和实用。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的茶文化即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人饮茶比起礼仪及形式，更重视品茶和交往的意义。而日本茶道，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深远，其严苛的墨守成规，限制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流融合，虽循古，但少创新，这与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相关，成为展现日本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窗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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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丽江首届“茶马古道杯”茶艺之星大赛已经结束，然而留下的感触却一直在心里久久不能散去。这是一场以茶传情，以茶增谊，以茶会友，以茶觅商的茶界盛会，通过茶知识、茶礼仪、茶艺术等方面展示丽江茶文化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内涵。丽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自古便有饮茶的风俗，然而成为一种文化却还只是贵族文人的专利，一般的百姓则更喜欢围坐在火塘边，边煮边喝大碗茶。到20年前大家对茶文化的理解到了认为在杯子里放一撮茶叶，倒上热水，那就是饮茶，殊不知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已被人们简化到如此地步，陆羽若见，必定悲痛欲绝。作为茶文化“学生”的日本却将茶文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所幸国人在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条件下，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当今林林总总的茶艺馆推出的茶艺表演，无疑成了普及茶文化精神、引导人们如何领悟中国茶道的最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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