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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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关键词：本质内涵；积极功能；重要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01—02
《资本论》的问世，给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现时代——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资本论》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时下讨论《资本论》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功能和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论》的本质内涵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功能
《资本论》自问世以来，给予评价最多的是一部经济学名著，然而经过一段认真研读之后体会到它同时亦是一部哲学名著。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关系、劳动价值、工资、资本运营和剩余价值等等，这些内容的阐述都是基于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基础上加以进行的。在研读《资本论》之后，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两点启示：1.研究经济学不能仅停留在实证的经济领域，也应适当的对哲学加以关注。因为哲学注入能为人们认识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真切的批判力和理解力。2.而在哲学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亦不能完全沉醉于理性的批判，同时也应当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加以关注，并在此过程中批判性地汲取当前社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成果。如果只一味停留在哲学的思维上，就会脱离于现实，只会将《资本论》的本质内涵演化成解决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僵硬公式。总而言之，研究经济学时应当把哲学的批判理性加以应用；而搞哲学研究的亦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完全沉醉于理想的天国之中。
基于以上两点启示，《资本论》本质内涵就是教会我们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来分析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仍然需要它的理论发挥积极功能。就当今我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环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远远高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从马克思的论著来看，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存在，然而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意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并且还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应当意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真正的优势在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想孤立、异化我们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时期更要辩证地看待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异化。因此，在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致力于发展经济过程中注入哲学理性批判的精神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依然存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适合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存在。有所不同的表现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所反映的商品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同样，所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关系。因为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要通过商品经济关系来实现。因此，商品经济并不是为特定社会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商品作为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样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本性。因此，关于商品生产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深化熟悉和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不管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先进，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始终是不可跨越的。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处于攻坚阶段下，研读《资本论》内蕴的商品经济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例）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经济规律之一，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亦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显然“劳动价值论”是把价值定义为一种人类劳动。当前我国实行分配体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论”亦可说明此种分配体制的正当性。例如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商品经济关系时，谈到了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两个方面，并阐述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高低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劳动因素、资本运营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等等。这些因素在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总之，《资本论》里内涵的许多规律理论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三、结论
本文只是从《资本论》中所蕴含的一些简单的方面来论述《资本论》对我国现时代的重要作用。就整个《资本论》著作来说，在我国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现和解决许多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得出遇见当今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
也能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做到防范于未然。
参考文献：
[1][ZK（#]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
[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洪灏，雷菁.《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 协整检验
一、引言
金融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它依附于经济生存，并影响着经济的增长。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运作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其次，通过金融的基本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如通过发放贷款、贴现票据、购买有价证券等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注入。再次，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运作来提高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以节约成本。同样，经济的增长也能影响金融的发展。首先，金融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次，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的需求不同，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层次。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该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安徽省GDP、第一产业产值、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业存款、农村储蓄存款。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知网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1. 模型选择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中，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而且考虑到时间序列的不稳定性，应用回归分析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现象，所以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
2.指标设定
本文主要从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金融效率的角度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从而建立起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联动性关系式如下：FZ=α+γCB+δDB+ρXL+ε（1）
其中，CB为安徽省农村存款与第一产业产值比率，DB为安徽省农村贷款与第一产业产值比率，XL为农村金融效率（即村贷款与农村存款的比值），FZ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
三、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四、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当前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具体表现在农村金融规模对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则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当前的农村金融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扩大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向提高效率转化，构建一个高效、规模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
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构造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第二，加强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
第三，继续推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第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关键词：宋代 商品经济 城市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商品经济这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繁荣，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增多，品种日益多样化。尤其到北宋中叶,大都市的商业极为繁荣,商业种类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从市场上购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场活动的增强、海外贸易的发达等都表明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了的繁荣和发展，并渗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历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实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区的“坊”与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居民不能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废除坊市分隔制度势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开设店铺，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当时，不管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港，都设满了店铺，居民和一般街道两旁设店摆摊，商业区延伸到坊内，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连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废除。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宋代出现了热闹的夜市。王建的诗句：“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楼甚至全天营业。
2、市场活动增强
市场是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市场的繁荣程度与商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数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活动呈现空前的运营状况。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证了市场的运营时间和地域自由，带来了买卖交易活动的异常繁荣。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昼夜运营，“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2]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无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铜铁金银都以数百万计，茶酒矿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为目的产品也投入到市场交易中，还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还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贸易港也大大超过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温州、秀洲华亭、山东密州板桥镇、秀州通惠镇及江阴军等处。随着港口的增多，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凡大食、古逻、占城、勃泥、麻逸等与宋都有贸易往来，而且，宋代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两宋市舶贸易的货物种类也非常丰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就有30余种，如金银、缗线、瓷器、市香药、犀象、番布、水精、玛瑙、乌、苏木等物。
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宋代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时的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临安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在当时世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3]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像开封、成都、临安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市场上商品分工细致，万物所聚集，会通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态势，商业活动也更加繁荣。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昼夜开放夜市，取消了时间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周邦彦《汴都赋》是这样描绘开封商品贸易繁荣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讴闽楚语，风帆雨楫，联翩万载，钲鼓镗翰，人安以舒，国赋应节。”[4]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国各地许多商业性集镇的形成。
2、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宋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堡垒要塞的性质，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到北宋时,像汴京、洛阳、杭州、扬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为集政治、手工业、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店铺楼馆、舞榭歌台鳞次栉比,商业、娱乐活动通宵达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渐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区。这不仅是因为避免战乱，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逐渐扩大。这一情况，到宋朝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而且，“草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场合下即是指城镇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练成一片的市井了。[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不断涌现，使处于交通中心枢纽或重要农产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断发展扩张。宋代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从事中转贸易，使许多草市逐渐转变成贸易场所固定的市镇。如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业草市，到南宋末年，已发展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6]草市进而发展为县城城市，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县，就是以原昆山县东部的练祁市作为治所的。[7]市镇发展到后来，逐渐兴起了一批专业性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陶瓷、纺织、制糖等。市镇已经由单一的商业贸易向生产、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市场发展，并发展成新的商业市区。南宋，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区，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8]如江阴城门外的草市成为江下市。环城草市的出现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城市空间不断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兴的城市的出现，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城区并不是简单的居民点，而是工商业生产比较密集的地方。所谓“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之人”。[9]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诞生，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宋史・王安石传》载，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民户达20万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万左右。至于中小商业性城镇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的镇市总是达到了1817个。[10]泉州石井镇，是随着海外贸易而兴起的一批市镇的典型带代表“于宋全胜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于座，盖四方射利者所驱。”[11]仙游县的凤亭市也是因海外贸易产品的集散而发展为市镇的。黄岩孙《仙溪志》“凤亭市”条载：“凤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旧又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海口镇也因船舶来往而兴盛一时。“递年常有舶船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告人将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药等。”[12]以陶瓷著称的景德镇也是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城市居民也随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与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全国已经很普遍了，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许多的固定商业店铺，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利润的刺激下，弃农经商。许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正是是这些农民，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工商服务业。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从业者也随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宋代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政治和综合城市，主要居民为官吏、士人、地主和军队，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随着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以及大量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涌入城市，弃弄从商。于是，以工商为业职业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渐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敦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工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坊敦户的主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户的人口。坊敦户的出现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宋代社会是比较开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逐渐滋长，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宋人首先打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开国名相赵普,官高位重,仍“营邸店,夺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甚至连民间百姓也纷纷卷人经商的浪潮中来。宋代的官僚、农民、士人经营商业，反映了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荣的趋势。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了场所。瓦舍，据宋人解释：“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此种瓦舍，主要是娱乐场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 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子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东京梦录华》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娱乐、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茶坊遍布全城，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宋代茶坊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之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还张挂名人书画，悠闲饮茶，开设娱乐活动。绍兴年间，茶坊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论“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论量计价。
综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现商品化、平民化、娱乐性的特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唐诗》．王建《夜看扬州市》．《寄汴州令狐相公》．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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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弘治上海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2．卷1.
[7]抄本《安平志》．转引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78 页.
[8]周珠宝．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史学月刊．1998，（2）.
[9]《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
[10]漆侠．宋代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36――937页.
关键词：设计市场学 人类设计发展 市场需求 历史源流
“设计市场学”是设计、艺术类学科与经济、市场类学科相融合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面对当前国内设计教育与市场发展愈来愈明显的脱节现象，亟需进行“设计市场学”学科建设及其基础理论与方法、原理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索设计与市场的关系，可梳理“设计市场学”的发展轨迹，辨析其内在规律与原理，对“设计市场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设计的产生与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逐步通过市场体现出来，这就是市场需求产生的根源。因此，市场对设计的推动作用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随着市场的发展及其范畴的扩大，市场对设计的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愈来愈明显。
根据人类历史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设计活动的发展历程可初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萌芽设计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工业化设计阶段、信息化设计阶段。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市场的推动作用无处不在，以商品经济发展及市场需求为线索，可以更加明显的发现“市场之手”对设计发展的推动性作用。
追溯人类历史，在原始社会后期，逐步产生了少量以物易物的现象。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物物交换得到初步发展，商品经济开始萌芽，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人们开始掌握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带有设计意识的造物活动也随着金属加工的发展得到了初步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商品交换的范围继续扩大。金银等贵金属逐步成为货币商品。并且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产生了。人类的设计活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时期，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出现了。商品买卖时间大幅缩短，商品销路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初具雏形。市场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交换的产生与不断发展，商品市场逐步形成。商品只有拿到市场上交换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设计与市场逐渐产生了联系，实用而美观的器物在商品交换中处于优势。于是促使造物者开始在功能与形式上对器物进行改良与创新，市场销路开始成为影响和推动设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市场的潜在需求推动了设计的发展。
一、原始萌芽设计阶段——为生存需求而设计，开创了设计历史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极为严酷。人类最早的设计就是在受到自然威胁的情况下，为保护生命安全、满足生存要求而出现的。早期设计与造物活动的代表性器物（如狩猎工具、防护武器、遮体衣物、洞穴掩体等）大多是为了抵御野兽袭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在生产力极为底下的条件下，正是生存的迫切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设计。
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石块或棍棒作为工具。以后渐渐学会了挑选石块、打制石器，作为敲、砸、刮、割的工具。人类早期使用的石器一般通过打制成型，较为粗糙，该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它们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每种类型都适于其特定的工作，这本身即体现出了“设计意识”，人类的设计文明在这时萌发了。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进一步改进了石器的制作：选择石头并打制成石斧、石刀、石铲、石凿等工具；然后磨光，使其工整锋利；还钻孔装柄或穿绳。从而大大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另外，经过磨制的精致石器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体现出制作者对于形态的控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并非为观赏而生产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工具本身被证明是有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功能与形式相统一的主观设计意识。同时，设计的标准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例如：用作武器的石器的基本形状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尺寸系列。小的是箭头，较大的则被用作标枪头，这些武器都是根据猎物的不同种类而设计的。另外，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制作石器时，在石材选料上十分注意硬度、形状、纹理的选择，以符合不同的使用和加工要求。如石刀呈片状，所以多选用片页岩以便于剥离——这同样体现出了初步的设计意识。
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之一，其生存取决于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这种“适应”必然包括了设计制造有效工具来保护自己、提高生存水平的能力。在危急条件下，正是生存的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的设计。而且，这种生存式设计的质量往往可以决定设计者的生与死。如果设计失误，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设计中的失误会迅速得到纠正，从而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设计。经过无数次反复修改的设计过程，早期人类的设计在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体现在：很多石器时代的器物造型与功能被沿用数千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很多初始的特征，如刀、铲、斧、锄等。
虽然在远古时期尚没有产生市场，但触发设计的萌芽是人类的生存需求。因此可以说设计一开始就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设计市场学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手工艺设计阶段——为手工业生产需求而设计，缔造了设计文化
手工艺设计阶段由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前。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手工艺设计文明。各地区、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设计传统。在手工艺设计阶段，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对设计的影响仍处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根据商品生产规模及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程度的体现在工艺设计风格上。
中国古代社会受专制中央集权政府的制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没有掌控行政权、司法权。因此小农与封建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比较开放；地主、小农都与市场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局面。比较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秦汉时代，中国商品经济市场尚处于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品更多的体现了汉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其风格质朴大气。到盛唐之时，由于与其他地域或国家市场交流频繁，市场化程度有所发展。手工艺品设计受其影响，逐步体现出中外艺术与审美趣味的融合——自由奔放，甚至颇有“胡气”。到清朝时期，相对封闭的市场成熟安定。人们注重享受，追求奢靡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工艺品精雕细琢，花样繁杂，极尽装饰之能，忽略了功能上的要求。从设计的角度分析往往是形式大于功能，审美水平也不是太高。总体来说，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的手工艺设计更多的体现出政治、文化特色，处于循环式递进上升的态势，产生了大量的艺术精品。
埃及处在一个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而又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这种市场环境与古代中国类似，其手工艺设计的发展也和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种类齐全的古埃及家具很富有特色。有不少是折叠式或可拆卸式的，为后世家具的设计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古代著名的海洋民族。它们借助地中海这个海上走廊，大力开展商业贸易活动。这种外向型扩张的市场环境使其手工艺呈现出浪漫主义气质。后来罗马取代希腊成为西方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其设计风格更加宏大、壮美。
西方步入中世纪后，封建领主掌控着行政权、司法权，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各庄园自成一体，形成了封闭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市场发展进入冰冻期，除了宗教意味极浓的哥特式风格，这一时期的工艺设计也乏善可陈。
16世纪末风靡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革命。西欧资本主义从14世纪在意大利开始兴起，15世纪后遍及各地。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商品生产和商业日趋兴旺。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教会的斗争，因此形成了为资本主义建立制造舆论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刺激下，文艺复兴时代的设计风格——反中世纪的刻板僵化。追求具有人情味的曲线和优美的层次，显示出更大的自由度。曲线被广泛的应用，家具的起伏层次更加明显，呈现出使人亲近的感情。
17世纪时文艺复兴运动衰落，但商品经济继续孕育发展。欧洲设计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史称浪漫时期。该时期的设计风格主要是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巴洛克式风格突破了古典艺术的常态。它一反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庄严、含蓄、均衡，而追求豪华、浮夸和矫揉做作的表面效果。洛可可风格是从东方艺术中获得灵感而发展起来——轻巧、纤细，繁琐而华丽；注重细节的精雕细琢；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创新。浪漫时期由于市场化程度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耽于享乐。该时期的设计也体现出奢侈靡费之风。图1.1-6提现出了洛可可家具与东方传统艺术的对比与联系。
总体来看，手工艺设计阶段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需求而设计。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因此该时期的设计具有极强的地域化特征。更多的体现出文化艺术气质，但也为以后的设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意源泉。
三、工业化设计阶段——为机器生产需求而设计，开辟了现代设计
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了工业化时代。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成为高效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商品的生产率，直接促使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扩大。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极大繁荣，市场发展迅猛，迅速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成为推动设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使设计的发展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工业革命使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并引发了城市化进程。为满足对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欧美国家相继在海外大规模开拓殖民地，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和现代大工业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使持续上千年的农业经济体制转变成为以工业与城市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体制。新式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认为：工业生产什么，就能卖出什么。集中精力于专业分工、技术改革、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以求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经营思想被称为“生产观念”。在其影响下，生产商只关注产品功能，对产品的审美需求考虑不足。其设计体现为典型的功能大于形式。这是由于当时的市场是卖方市场，产品易于销售，因此生产者更加关注生产成本与产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设计逐渐成了一种重要促销方式。但生产商们只是将装饰图案生搬硬套的印制在产品上。准确的说，这属于产品涂装设计，而不是产品设计。1851年的巴黎水晶宫的很多展品体现出这一特色。正是在这种功能与形式分离的设计背景下，拉斯金和莫里斯倡导了工艺美术运动：强调手工艺，反对机械化生产，崇尚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从而开创了新的设计风格。但把复兴手工艺的思路，不符合设计发展规律。于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在法国展开并传播到其他国家。该运动追求创新设计的美感，追求绘画装饰效果及线的表现力。主张用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装饰，完全放弃传统形式的借鉴——为现代工业设计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1900年以来，随着时展，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的概念与形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功能要求。而新的技术和材料则为实现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以颂扬机器及其功能与美学的未来主义、风格派和构成派等现代设计流派兴起。机器美学风靡这个时代。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埃等人为探索现代设计发展方向，在1919年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标志着现代设计的开端。
包豪斯强调功能性，摈弃装饰性图案，其设计具有理性化的简洁、现代的特征。但它忽视了人们使用产品的心理层面需求。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功能性产品达到了饱和度，人们不再满足于使用缺乏人情味与生命力的产品。在此之后，工业设计开始注重功能与形式的统一；情感化设计开始出现；各种充满生命力的设计风格和流派开始形成。
纵观工业化设计阶段的设计：在全球化的超大市场背景下，受限于机器大生产的产品量化特征，产品设计往往注重功能性，形态尽量简洁以便批量生产——可以说是为满足机器生产需求而设计，而缺乏对人的关注。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这种设计由于市场广阔，尚没有显露其弊端。随着市场的饱和，竞争加剧，仅能满足功能需求的设计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设计逐步趋于能够深入满足人的内在需求。除实用功能外，还要满足审美、品牌认同等多种心理需求。综上可知，正是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着设计不断发展，更好的满足着人们生产与生活需要。
四、信息化设计阶段——为人性化需求而设计，进化为多元复合设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计算机的快速普及及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新时代。信息化的出现更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巨大的变化全面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特征，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人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融合结晶的工业设计，正在经受这场剧烈变革的冲击和挑战，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络的发展改变了工业格局：信息产业迅速崛起，开始取代钢铁、汽车、石油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力军。在此背景下，工业设计更加趋向于为高新技术产品提供服务。正是设计把高新技术转化为人性化商品，并产生了许多经典案例。美国苹果电脑公司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图1-8为苹果公司生产的iMac电脑。其前期产品采用半透明塑料机壳，造型雅致而又略带童趣，色彩则采用诱人的糖果色。完全打破了先前个人电脑严谨的造型和乳白色调的传统。高技术、高情趣特征得到了完美体现。
随着人类由以机械化、电气化为特征的工业社会走向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色的“后工业化社会”。工业设计范畴也大大扩展：由先前主要是为制造型的工业企业服务，扩大到为金融保险、商贸旅游、影视娱乐等第三产业服务；由具体的产品设计扩展到产品谱系、品牌战略、企业形象等方面；由有形产品的设计扩展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形象设计”、“非物质设计”等无形产品的设计——工业设计逐渐扩展为内涵丰富的全方位现代“多元复合式设计”概念。
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设计创新形态正在发生嬗变——设计逐步由专业设计师的工作向更广泛的用户参与演变。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参与式的创新设计方法日益受到关注。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以协同式创新、开放式创新、融合式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设计的创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体现出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在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状态下，设计为满足更深层次的人性化复合需求的特点。这更说明了经济与市场对设计的内在推动力。另外，文化艺术与人性化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创意源泉——设计把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整合。并且以人性化为切入点，通过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烈的改变着人类的生活。
一、欠发达地区划分的理论
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潜力但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欠发达地区就是指由于某些因素使得发展较为缓慢的区域。欠发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判定发达与欠发达的条件也在不断地完善。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对世界上的国家进行划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估某个时期各国和地区的发展程度,欧共体认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高的地区就是欠发达地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不发达(或欠发达)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束缚。
国内学者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划分也有大量的研究,大致来说,这些研究划分区域发展水平的常见方法有:地理划分法,“七五”计划将全国经济地带确定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考虑生态、地理位置的划分法;综合划分法,王雷等用经济发展等21个指标来对国内各地区的发达程度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程度进行划分。
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决定金融
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在商品经济中,金融是一种产业,其发展是随着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从原理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才不断的完善起来的。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或为交换而提供的劳动服务只有在以交换为基本关系的商品经济中存在,此时各自平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才需要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来体现,才出现解决交换中价值盈余和赤字部门之间的调剂、债券债务关系的频繁变换等困难的货币信用的各种形式和工具,才形成银行等各类专业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才有必要为了协调解决全社会商品交换的价值总量平衡问题来建立宏观金融管理机构,因此,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越发展而越复杂的,如果脱离了商品经济,金融就没有任何作用了;（2）在商品经济中,发展阶段不同,金融需求也就不同,金融发展条件也不同,由此使得金融发展的结构、阶段和规模也就决定了。
首先,就结构而言,经济发展的结构对金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金融结构有宏观经济的部门结构决定,这是其主要的表现。其次,就规模而言,经济规模决定了金融规模。当期的商品可供量制约着一定时期的货币供给量,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当期信用总量或金融总量的多少成正比,这主要是因为货币需求量是货币供给两的依据,而社会总供给又是由货币需求量决定。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着金融发展的阶段。金融的规模和水平由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决定,那么金融的增长和发展速度也必然由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决定。当然,由于资金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在时间差和空间差上资金的调节性,因此,金融活动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根本上讲,经济活动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状况。金融业的发展,首先与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是不能相分离的,金融业发展受这些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直接影响,同时使得相应的需求也产生了。如果这些影响和要求在金融业发展中得不到顺应的话,金融资源就会出现错配情况,进而金融风险也就不断增大,例如,有大量的不良资产等的形成。
（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下,资金供求均衡的价格R0由利率充分反映出来,此时能够自动均衡的实现按照价格机制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就能够进行。在一个完全竞争、有效的资金市场中,高效生产部门是资金的主要流向,生产达到怕累托最优,因而可以判断经济是有效的。市场对资金的供需之间具有缺口,也就是说,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要比资金的实际供给大。资金供求存在较大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利率管制、国企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委托问题以及非国有经济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所致。因此,银行信贷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银行中介来配置资金,而不是依靠利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金的供需均衡,从而对各企业之间的分配比例进行资金调节。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易成本和便利交换由于货币的运用降低了。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劳动分工。发明机器或者生产方式的先进度由专业化程度来决定。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由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并且也使得交换也变得更为,从而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信息成本和单位交易成本却下降,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以“金融业增加值”、“量性扩张”的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在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把握且具有一定的怀疑性。首先，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一定会随着主动地增加“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而得到促进作用，除非整个经济系统处在资金高度紧缺的状态中。其次，主动性地增加“金融业增加值”规模的金融政策，其实质往往是与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性质逆向操作，其结果总是，资金对于经济运行和增长边际效用的降低和产业部门资金利用效率的降低。从长远发展来看，“金融业增加值”规模的扩张必然会受到损害。在新的形势下，“质性扩张”必然是“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扩张的要走的道路。的核心就是以增加金融对于产业过程渗透程度的金融深度为追求目标，通过金融中介体系的升级，切实提高金融对于产业过程资金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服务水平；“质性扩张”的结果是“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扩张，最终会由于经济体系总产出规模的增长而水到渠成。
三、新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于新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管理的分析主要通过存款余额增长率、现今净投放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保险赔款支出增长率等这几个金融指标来进行的,并且采用统计软件spass16.0来进行数据的分析。
（一）回归分析
1、处理后的数据
GDP增长率用Y表示;存款余额增长率用X1表示;贷款余额增长率用X2表示;现金净投放增长率用X3表示;保险赔款支出增长率用X4来表示;其中所有的X都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根据《新疆统计年鉴》得出以下数据。
2、输出结果
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
3、输出方程
括号中为T值,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用来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显著用表示,在10%显著性水平显著用表示。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由结果可以看出,模型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证明模型总体是显著的。调整的R2=0.91,证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且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
（二）相关及正态性检验
1、独立性QQ统计量检验
由上表可以看出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和偏自相关。
2、正态性检验
从上图可以得到JB=0.682627对应的P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样本是来自正态总体的原假设。偏度约为-0.6054;峰度约为3.415。从JB统计量和偏度和峰度的值可以看出模型通过正态性检验,同时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
(三)回归结果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当存款余额增长率每增加1%时,GDP增长率的差分平均增加1.26%;当贷款余额增长率每增加1%时,GDP增长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013%;当现金净投放增长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0011%;当保险赔款支出增长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56%。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对于新疆地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效积累资本在该地区金融发展中难以实现;（2）投资经济的投资效率在该地区中比较低。新疆金融发展难以实现有效积累资本主要是因为金融结构低级化、低水平积累恶性循环效应以及统一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投资环境恶劣、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则正是新疆投资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新疆金融发展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设立专门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发达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而言,应该对于新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职能给予正确合理的定位,并且还要对其业务范围进行界定,使二者业务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为新疆金融支持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构筑。在西部大开发中,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需要进行服务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要目的,贷款对象重点支持那些不能得到商业性金融支持的但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资金需求。在职能和业务范围方面,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性银行的运作规则还是与商业性银行是一样的,信贷支持那些符合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的项目。总而言之,完全服务于政策性需要是西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方向,并且还要对最低盈利性目标的政策性银行要得以满足。
（二）积极发展银企关系,建立银企合作与共生机制
在欠发达地区,企业承贷能力不足,是其融资难的首要原因。它们的普遍特点是企业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承贷能力低。多数企业没有正规的财务报表,部分企业为骗取银行信用,向金融机构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钩稽关系不正确,销售收入、营业利润及税金等重要指标同税务部门数据相距甚远,金融机构难以对其授信评级。企业与金融机构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是相互支持的。由于政策性资金的来源是有限的,因此,商业银行仍是新疆企业的融资渠道。新疆必须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发展银企关系,从而吸引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另外,各级政府要理清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社会资金投放采用产业政策对其进行引导。组织开展好各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从而使得金融和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优化新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新疆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其金融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它属于欠发达地区,其和我国的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由于新疆非公有制企业信用等级偏低,且银行内部贷款责任制比较严格,而且银行与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使得非公企业贷款较困难,因此,必须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尽快的改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能够使金融风险有所降低。事实上,对金融环境进行改善是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的。
对于金融业发展,政府应该增加相应的政策举措。在政府共工作考核目标中也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放进去,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进行改进,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发挥产业集群优势。金融机构应对贷款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贷款投向进一步得到优化,提供有力的信贷对新疆经济发展进行支持,做好信贷的有效调节就是最好的信贷支持。
1979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确立，塑造了农户作为商品生产的财产主体和决策主体的地位。同时，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进行了调整，先后几次大幅度提高了粮、棉、油收购价格，并逐步放开了其它农副产品价格。生产主体的转移和农产品的购价的提高，一方面农村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收益。开放了农产品流通，形成了一种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和调节农产品供求的市场机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农村其它行业，促进了农村产业结夕构多层次、多样化形成和分工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分散的农户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我国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农户无法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迫切需要强大的经济组织引导他们进行商品生产，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和社会化大生产联结起来，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技术、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销售等服务，或者说为了大幅度节省交易费用，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单体农户不得不借助中介组织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村商品经济越高度发展，对中介服务组织要求愈强烈，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呼唤。
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阶段跃迁到新的成长阶段，产业链条延长，社荟消费、技术、资源组合可能性空间徒然增大了，正确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建经济新秩序成为经济.组织能否适应新环境的决定性条件。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提高组织系统的组织程度来衡量，要求在“无组织”混乱状态中产生高级化组织，后者能够不断摄取足够的环境信息增加自身的有序度和准确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村组织程度的提高和创新打开了一个突破口。紧紧围绕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促进反映组织创新的自组织发展过程，已是农村经济深化改革使然。
二、现阶段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存在缺陷与矛盾
伴随着农村改革，体制转换中产生的摩擦逐步在社会化服务中暴露出来。
(一)家庭联产承包制与社会化服务滞后的矛盾，1985年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徘徊，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生产力到了一个极限，家庭生产需要的社会化服务没有同步进行，严重滞后。具体表现:(l)服务组织断层。农村社会化服务形成。
(二)多渠道经营与服务组织主体成长缓慢的矛盾
改革使农村商品流通由供销社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代之的以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竞争局面。而供销社组织结构转换、所有制转换和行为机制转换均在原组织框架中进行。供销社改革是从全行业所有制转换入手的，行为机制转换表现为退出政府系列，办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把企业推向市场，组织结构只由上下级隶属关系改为联合关系。这种形式变化，并没有真正塑造供销社主体自主经营地位，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极不相称，主体发育迟缓。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水利、气象等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仍在行政组织框架中运行。没有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作出相应的组织结构转换、所有制转换和行为机制转换，即使这些部门出现了新的生长点，但都是处于不声不息而不是合法地位，造成其主体成长严重迟缓。
(三)市场机制引入与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落后矛盾
粮棉实行国家定购的产品流通不畅.价格低落，已放开的农副产品流通秩序混乱，市场超常震荡;低级的服务组织大量涌入，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又加剧了这种趋向;低水平的过度竞介护!竞争有效性不足同时并存;而且服务组织产权不明晰，企业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经济在偏娥紧的状态下运行，又导致企业行为不合理，如农用生资价格大幅度上涨。凡此种种都暴露社会化服务组织落后和交易工具的缺陷。
三、按照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创新农村经济组织的思路
(一)建立社会化服务组织法规
包括资格审查和统一规则。使一些行政公司和不具备经营资格的企业、个人无法进入服务体系，同时保持公平竞争的环境。防止垄断和渠道单一，保证竞争;防止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制定进入服务体系的组织最低资产、人才、商誉等条件;鼓励农产品深加工、出口外销和横向经济联合政策;取消差别对待，实行一律平等的原则，统一经营公开申报制度，每一个企业都将交易状况、财务状况向管理部门汇报，严禁倒买倒卖、层层加价，采取多渠道、少环节政策。
(二)改造县、乡、村三级服务组织，实现组织创新和职能转换的统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从纵向看包括县、乡、村三个层次的服务，基于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针对现阶段服务组织存在问题，必须强化村级、重点放在乡级、改革县级。
1.县级所有专业经济技术部门撤局(委)改造为公司，其管理职能统筹到县级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事业费逐年递减，以至限期结束不拨经费。公司的职能是经济职能‘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县级各公司之间随着经济联系加强，商品经济发展优胜劣汰，组建混合型服务集团。
2.乡级各业务服务站组织上由虚到实，经营实力上由弱变强，成为与县公司经济上密切相关的协作企业:乡业务服务站以全方位的科技、物资、金融等投入的集团承包为纽带与乡供销、商业、物资、外贸、金融等行业组建混合型服务集团;转换基层社职能，推进按经济区建社，向股份合作方向转换。使乡级服务组织成为村级服务组织运转的中轴。
3.建立村级综合服务站，发展专业合作社，密切与农民关系。村级综合服务站可愁原来“双代店’气基础上改造和调整、，将基层社的一些基本职能沉淀到村级，使之成为基层社的基础和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前沿阵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社区合作经济职能虚化后“统一经营”职能的新载体，并创造条件使专业合作社向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体方向发展。
(三)加强横向联合和渗透，强化服务功能
社会化服务体系从横断层上分析，是各服务组织的关系向题，可能采取的组织关系如下:
1.一贯型;围绕某项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建立服务体系，使该项产品生产过程叔流通过程完全处于某种经济组织服务系列中。该形式多出现在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该种组织有较强服务实力，有正确决策和协调的外部关系。
2.依托型。通过某种组织的纽带作用，把农村各种形式的服务组织结成一个服务整体，互为依托、互相协作。依托型和一贯型相比是一种比较松散型的联合。其中该种服务组织一方面起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协调好各种组织关系，扬长避短，分工合作，发挥群体优势。通过划分经营范围、确立经营规则，避免了服务的低水平竞争。
3.参与型。某种组织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参与到农民自办的专业合作社中去，借这种组织形式提供服务。这样有利于专业合作社建立公共积累资金，控制纯收入巾用于股金分配的比例，使之规范化，确保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
(四)农村经济组织自身的深化改革
1.明晰所有权，强化经营权。首先，用产权关系界定服务组织的财产归属，通过清产核资，折股为三部分，社员股、职工股和企业股，但确保企业股不低于70%。社员和职工的年底分红，股息和社员的利润返还部分可以继续投股(新吸收的现金股可以除外)，以确保其经济实力和对社员的吸引力。其次，把理事会和董事会分设的管理体制改为社务委员会统筹，委员均不脱产，一粤以上来自社员或社员社，实行社务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主任对企业的日常经营、劳动用工、工资分配、产品定价等享有充分的经营决策权。
关键词： 县域； 可持续发展规划； 类型；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F29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3-0042-07
一、 引言
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是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视角出发， 对一定时期内的区域发展的整体谋划与综合部署， 既要体现宏观的战略视野， 又要反映现实的可操作性需求。[1]国内外区域规划主要集中在宏、 中观的层面， 而微观层面的区域规划常是薄弱环节， 规划的“缺位”问题比较突出， 致使一些宏观和中观区域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执行效果不佳。[2-3]
县域作为微观地理区域， 是我国古老而稳定的相对完整的基本地域单元和基层政治经济实体， 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层次，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6]从空间层次上看， 县域虽属微观区域， 但却具有中宏观区域所拥有的区域要素， 也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 对于行政层次而言， 县级行政区是基层政治实体， 是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之间的结合部， 也是空间开发实践矛盾与冲突的集中地域单元。
由于我国县级行政单元普遍存在规划、 管理手段相对缺乏的状况， 县域空间的无序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普遍问题。因此， 科学编制和实施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对于实现城乡协调统筹， 强化县域空间的有序和集约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会起到承上启下、 联接城乡的作用， 而且符合国情， 在我国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2]
在我国， 不同县域的地理条件、 自然秉赋、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等千差万别。我国共有2000多个县（或县级行政区）， 县的平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稀少的西部， 县的面积一般较大。人烟稠密的东部， 县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县的平均人口约为四十五万， 差异很大。[7]由于不同类型的县域， 其人地关系会有不同的特点， 也存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 即使在同一个县域内， 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发展的非均衡性。同时， 在县域发展的不同时期与阶段， 其发展思路与目标也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现有文献来看， 对县域规划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从规划实践剖析具体的县域发展目标方向与路径； [8-12]其二是从县域规划体系的完善和改革中探讨县域规划如何促进县域发展。[3， 6， 13-14]鲜见对县域发展规划进行持续性和系统性的研究， 陈烈等（2011）在长期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 系统地梳理了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基本特点与规划方法等。[15]本文在阐释可持续发展规划宜注重的基本理念前提下， 归纳并总结了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五种基本类型及其特征， 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二、 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宜关注的重要议题
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就是针对各种类型的县域空间发展问题，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提出切合县域实际的发展思路和调控模式， 制订空间优化布局方案和相应的发展策略。[15]尽管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状况差异很大， 但发展的路径实际上并不复杂， 以往“面面俱到、 无所不包”的县域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常常无从下手， [9]因此因地制宜， 认清县域形势， 注重县域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制订有针对性的发展思路与规划模式就显得极为关键。
（一）区域着手， 强化分工与协调
县域发展与相邻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要从大区域发展态势分析着手， 不仅要根据县域范围内的实际情况， 还要充分体现上层次规划的战略意图， 充分兼顾与相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 特别是在资源整合和合理配置方而， 必须强化与相邻区域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 这是保障规划科学合理的必要条件。[3]
对于我国众多的县区， 发展很不平衡， 同一地域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别，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各县域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 可运用区域分析方法， 寻求在大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分工与定位， 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形成专业化的发展特色与优势。所谓“一县一特”、 “一镇一品”， 都强调“特色就是优势”。每个县域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并发挥比较优势， 才能在大区域分工与协调中， 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
（二）历时分析， 识别发展阶段性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战略理念和指导思想， 存在于不同类型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县域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因而， 对于县域规划而言， 首先从历时（即纵向）的比较与分析， 来判断区域的发展阶段性。通常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指数进行综合判别与认识。因而， 在区分不同类型、 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战略的和政策拟订。每个发展阶段又可细分为亚阶段， 如工业化中期可分为中前期和中后期等。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可进行综合判断。
（三）重点突出， 强调战略针对性
对于县区发展而言， 由于众多问题往往相互交织， 有时可能相互制约， 各部门以及各行业都有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任务， 但受制于自身的经济规模与投资限制， 有限的时间与资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重点突出， 才能集中力量解决当前制约县区发展最紧迫的问题。改变以往规划中往往面面具到， 针对性不强， 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窠臼。要按照重点突出，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突出重点任务， 重点领域、 重点空间、 重大工程， 以解决针对性的重大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
（四）空间得体， 科学选择发展节点
在地域空间上， 区域发展表现为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渐次推进与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 科学地选择发展空间是实现县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须遵循空间非均衡增长的客观经济规律， 在发展空间选择上， 不宜遍地开花、 同步发展， 而应该选择一些经济基础较好、 发展潜力较大、 增长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地方作为县域发展的主要节点加以培育， 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主要节点的规模经济效应、 集聚扩散效应， 要强化和凸现节点的核心地位， 带动区域的产业集聚、 经济集聚、 人口集聚， 加快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和整体互动发展。县域空间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发展节点的培育， 是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是带动和协调县域经济快速、 有序、 协调、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
（五）制度创新， 注重实施可操作性
以往的县域规划往往不注重实施， 可操作性不强。 县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创新， 使得县域发展按照既定的规划道路行走， 增强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才能扭转以往区域规划中“墙上挂挂”的宿命。因而， 制度创新对于规划的实施正日益重要， 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县区政府宜在规划管理、 用地政策、 产业集中、 建设资金、 户籍制度、 管理体制等方面对其予以倾斜扶持和引导， 加强政府对城乡发展的导向作用和协调功能。例如， 对人口规模小、 经济总量小、 区位条件差、 不利于规模发展的城镇， 可进行撤并； 又如可运用环境容量、 投资门槛和土地利用效益基准等约束手段， 制定符合县域发展的空间发展指引， 确定土地开发的空间布局与技术经济指标， 以引导其按照高效的原则， 合理利用土地。
三、 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一）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类型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 每个县域应有不同的发展理念和规划模式。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许多县域源于农业社会， 在发展初期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大， 随着工业化进程， 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大并占据主导， 工业发展起来以后， 必然带动为生产和生活的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大。
对于不同县域或同一县域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规划的内容和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对起步发展阶段的县域， 重点是研究其“培育”和“集聚”问题， 即主要是摸清县域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 在与周边区域大环境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给予科学定位； 确定不同层次的发展战略方向、 目标、 模式、 重点和对策。发展定位明确以后， 发展目标（宏观和微观）的建立， 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 主导产业的筛选与空间布局， 重要发展节点的定位等， 就是研究的重点， 这也是影响县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县域， 其研究的重点则是“协调”和“提升”， 抓人地关系提升的问题。
针对县域这个微观区域， 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资源条件下的县域， 笔者提出了五种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调控类型（见表1）， 不同的类型其空间发展态势如图1所示， 不同类型区域或同一类型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特点不一样， 规划模式、 战略思路与发展策略也不一样。
培育―发展型工业化初期商品经济不发达，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10-25%之间。城镇居民点相对分散， 规模较小， 城镇联系不紧密， 城镇中心不明显。 财力有限，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土地利用仍以农业形态为主。
集聚―发展型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中前期小商品市场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和生产原材料方面，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25-35%之间。居民点尽管相对分散， 但有明显的中心点， 有沿主要道路蔓延的趋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增长极核， 增长极土地利用开始以工业形态出现。
协调―发展型工业化中前期或工业化中期工业原材料及中间产品市场开始涌现，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35-50%之间。除增长极外， 周围城镇得到发展， 部分地区有城镇连绵趋势， 城镇职能开始分化。基础设施得到一定范围内的拓展， 土地利用还相对粗放， 城镇职能分化不明显。
提升―发展型工业化中后期或工业化后期市场发达， 经济活动前后向联系紧密，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50%以上。城市体系出现网络化、 多中心的雏形。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城镇职能日渐专业化， 空间绩效仍有优化与提升的余地。
1. “减负―发展型”规划
“减负―发展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针对的县域基本特征为： 县域范围内大部分为生态敏感与生态维护区， 县域发展整体上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或工业化初期， 社会经济不发达， 生产力低下， 县域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小于10%， 商品经济不活跃， 各个居民点基本上是自给自足， 区际连续不紧密，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较小， 城镇的产生和发展速度缓慢； 村镇居民点相对分散， 规模较小， 人均经济指标落后， 县域财力非常有限， 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2. “培育―发展型”规划
“培育―发展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针对的县域发展特征为： 县域发展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 商品经济不发达， 县域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10-25%之间。城镇居民点相对分散， 规模较小， 城镇联系不紧密， 城镇中心不甚明显。随着分工的深化， 在某些位置优越， 资源丰富或交通方便的地方， 会出现生活用品为主的集散中心。人均经济指标在大区域中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县域财力相对有限，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土地利用仍以农业形态为主。
3. “集聚―发展型”规划
“集聚―发展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针对的县域发展特征为： 县域发展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中前期， 县域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工业经济仍不发达，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25-35%之间。商品市场主要在生活用品和生产原材料方面， 居民点尽管相对分散， 但有明显的中心点， 城镇之间的联系开始围绕中心城镇展开， 中心城市逐步形成， 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建设有沿主要交通干道蔓延的趋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局限在增长极核， 增长极土地利用开始以工业形态出现。
4. “协调―发展型”规划
“协调―发展型” 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针对的县域发展特征为： 县域发展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或工业化中期阶段， 工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35-50%之间。工业原材料及中间产品市场开始涌现， 中心城市已有一定的规模经济， 对县域的扩散作用日渐增加， 除增长极外， 周围城镇得到发展， 小城镇数量增多， 部分地区有城镇连绵趋势， 城镇之间横向联系也逐步加强， 城镇职能开始分化， 区域生产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倾向， 部分空间开始出现产业集群的雏形， 基础设施得到一定范围内的拓展， 土地利用还相对粗放， 城镇职能分化不明显。
5. “提升―发展型”规划
“提升―发展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主要针对的县域发展特征为： 县域发展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或工业化后期， 工业产值比重一般在50%以上， 产业结构呈高技术化发展趋势， 市场发达， 地方经济发展活跃， 经济活动前后向联系紧密， 产业关联性较强， 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较为突出， 产业集群得到较大的发展， 极化与扩散作用同时出现。城镇体系出现网络化、 多中心的雏形。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城镇职能日渐专业化， 空间绩效仍有优化与提升的余地。
四、 基于不同类型的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策略
（一）“减负―发展型”规划
对于像干旱草原牧区、 黄土高原沟壑区自然生态风景区等县域而言， 由于往往大部分地域属生态敏感区或生态维护区， 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绝大部分多数的村镇居民点分散且规模较小， 人口密度不高， 由此导致的单位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本居高不下， 在配套设施无法落实的情境下， 过度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无疑将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冲击。为此， “减负―发展型”的调控思路宜摒弃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 可采取“以退为进”， 实施人口和资源“减负”战略， 逐步减少人口总量， 减少因经济总量发展而对资源环境的威胁。
随着人口总量的逐步减少， 可选择适当的区域集约化居民点建设， 发展特色产业， 以解决居民的生存、 生活问题。同时， 加大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力度， 提高单位人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与大区域范围内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例如， 对于像内蒙古的干旱草原牧区， 除了加大力度转移人口外， 可对部份留守牧民实行联户经营、 划区轮牧， 减少因超载过牧对草原的破坏， 同时集约和适当发展特色种养业、 畜产品加工业及旅游服务业等， 有效保护草原， 增加牧民经济收入， 从根本上改善牧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 逐步恢复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区景象。对于像自然风景名胜区而言， 可加大人口的迁移力度， 通过财政补贴和提取一定的旅游发展收入， 提高单位人口的经济收入，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发展型”规划
对于目前经济基础较差， 但生态环境负荷不大， 且有发展条件的县域而言， 由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工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 城镇居民点相对分散， 规模较小， 城镇联系不紧密， 县域发展的规模经济效益还未能充分体现。由于不属生态敏感区或自然风景区内， 在较难得到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的条件下， 受制于自身财力的限制， 分散的资金很难在全县范围内实现均衡发展。
对此， 可采取“培育―发展型”的规划思路， 首先要培育县域发展中心， 一般是选择县城所在地或部分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城镇（一般是边界地区或交通良好的地区）， 将有限的资金和物力扶持与培育中心城镇的发展， 大力培育启动型工业， 做大中心城镇的经济总量， 发挥规模效应， 通过吸引县域人口的集聚与产业的进驻， 能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从而通过中心培育的方式带动周边地区起步， 同时通过劳动力人口在县域内的转移， 提高人们的经济收入。通过空间发展优势地区的战略选择， 培育县域规模经济， 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资金有限条件下的快速发展。对于此类县域发展， 要避免两种发展情绪： 一是“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 与其抱怨与等待时机， 不如通过积极的空间行动， 统一经济主体的发展思路； 其二是克服急于发展的急躁情绪， 出于想急于改变落后经济面貌而盲目引进高污染、 高消耗、 高排放的“淘汰型”产业， 有可能会给县域将来的发展带来沉重的治理代价。
（三）“集聚―发展型”规划
对于那些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中前期、 发展潜力较好的平原县域而言， 尽管村镇居民点还相对分散， 工业经济仍不发达， 但已有明显的城镇中心和县域范围内的小商品市场， 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 城镇发展有依托城镇中心沿主要交通干道蔓延的趋势， 规模经济还未充分发挥。由于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 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 受制于财力和财力的限制， 因此仍很难在全县范围内启动均衡发展。
针对此类型县， 宜实施“集聚―发展型”战略调控思路， 其要点是选择依托中心城镇的发展极核， 利用交通和区位优势， 通过轴向发展的思路， 在做大做强中心城镇的同时， 培育依托中心城镇的增长极， 加强政府的调控力度， 引导资金、 产业、 政策、 基础设施建设等向增长极倾斜， 强化产业与人口在增长极的集聚， 增长极可作为“产业园区―城镇”复合体的形式出现， 报酬递增的空间效果是促进规模经济和集聚发展的目的。
集聚增长极常常在中心城镇的附近或边缘， 集聚增长极的空间发展战略， 强调集中开发、 集中投资、 重点建设、 集聚发展， 着重发展启动型工业， 也强调经济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 以发展中心带动整个区域。集聚发展可导致生产成本逐步下降， 诱导相关产业进一步集聚， 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生产的聚集也使一系列生产性和非生产业也聚集， 各行业、 各部门可以共同使用公共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 既可以减少各单位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 又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设施的利用效率。不同行业、 不同部门的聚集， 有利于开展专业化的协作， 有利于劳动力的协调统筹和社区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 在此阶段的产业集聚， 不一定非要强调同一行业（难度往往较大）， 产业的进驻可以是相对分散或联系不紧密的， 由此可以在短期内吸引更多的产业集聚， 首先是要做大经济总量， 尽管有可能在发展初期不免粗放， 但是可在短期内降低单位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成本， 培养较为稳定的劳动力资源， 为后续产业结构升级和整合型发展准备条件。
（四）“协调―发展型”规划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或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县域而言， 此时县域城镇发展除了有一定的增长极核并初具规模外， 周边城镇在增长极核的扩散作用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城镇之间横向联系也逐步加强。此时由于县域经济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 相对而言， 各城镇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潜力与机会， 但往往由于各城镇都争相发展， 城镇之间的职能还远未得到整合， 用地布局混乱， 尽管有部分城镇可能开始出现产业集群雏形， 但大多数城镇仍未走向专业化发展之路， 土地利用还相对粗放， 城镇职能相互重合， 分化不明显， 重复建设时有发生， 城镇发展的空间潜力还未充分得以发挥。
针对此类型区县， 宜实施“协调―发展型”战略调控思路， 其要点是对全县城镇进行职能上的协调， 对城镇发展定位进行重构， 并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 在做大做强城镇中心和增长极的基础上， 除中心城镇外， 逐步推动其余城镇逐步“做专”， 向专业化功能空间迈进， 吸引专业化产业的空间集聚与产业的集群发展， 通过集聚经济、 生产协作和联合， 技术进步， 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五）“提升―发展型”规划
对于那些经济基础较雄厚， 生产力水平较高， 市政等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各城镇发展已初具规模， 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或工业化后期的县域而言， 则宜采用“提升―发展型”规划调控思路， 其要点是以市场为主导， 引导各类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推动产业结构逐步高度化，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网络化联结步伐， 提升城镇专业化发展水平， 改善土地利用的空间绩效， 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 在发展中心城镇和增长极核的基础上， 努力引导县域城镇向网络化、 多中心方向迈进。同时， 努力培育与利用区域发展的社会资本， 加大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力度及社区建设步伐， 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 从而得以提升整体县域发展的空间绩效， 加大人居环境建设， 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多中心网络化进程中的可持续与精明发展。
五、 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论述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宜关注重点议题的基础上， 阐述了“减负―发展型”、 “培育―发展型”、 “集聚―发展型”、 “协调―发展型”、 以及“提升―发展型”等五种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类型及其特征，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思路和策略性方向。需要明确的是， 上述五种县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类型与思路， 既可以是针对不同地域、 不同发展条件的县域， 也可以是针对同一县域的不同发展阶段。由此， 各县域可根据对自身特定的资源条件、 经济发展阶段、 空间发展特点等诸多条件的综合识别后， 选择适用的县域发展规划的类型与策略性思路， 以实现县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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